2011年3月1日

法西斯与义和团

作者:虎狼同行
来源:凯迪社区

法西斯在古罗马时代,代表执政官的权威,象征着万众一心。现代法西斯起源于20世纪前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1919年3月,墨索里尼以下层民众为基干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与此同时,德国也开始组建法西斯性质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法西斯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工农利益,声称代表工农和下层的劳苦大众,要求社会平等公正,痛恨自由竞争带来的两极分化。希特勒认为:“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使面临崩溃边缘的德国经济迅速好转,高据不下的失业率大幅降低,由上台初的33%,到1938年德国降到1.3%,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党的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过去只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够享受了。纳粹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目标,指令大众汽车公司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取经,以最小的利润率、最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工薪阶层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事实上,纳粹政权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会激发民众抗议社会福利政策的事,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政权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和人民福利的奇迹。

经济的振兴,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使法西斯的纳粹政党和希特勒受到了德国民众的普遍支持。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不满也降到最低点。希特勒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在被严密控制的宣传网络中,歌功颂德,领袖崇拜一时间主导了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崇拜最为激烈的少年和青年一代,他们几乎愿意为希特勒而生,愿意为希特勒而死。有证据表明,在整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二战中,少年和青年成了法西斯的忠实的急先锋。尤其是那些10几岁的少年,他们忠勇疯狂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一个产生了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等等伟人的国家,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讲究文明礼仪的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在研究室,在讲堂上,在工作的车间、办公室,在家庭,在社交场合,表现的彬彬有礼,气度不凡,然而何以在另一种场合变成了杀人魔王或者帮凶?600万无辜的犹太人象猪羊一样遭受残酷的宰杀,整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遭到了法西斯德国的蹂躏,虽然也曾有几个有良知的德国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暗中谴责法西斯的暴行,但大多数德国人却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人性的暴虐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无独有偶,在亚洲,日本的法西斯暴行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亚洲,在太平洋地区,对人类文明都是野蛮的践踏。当他们拿杀人取乐,拿远古最野蛮的刑法折磨人的时候,怎么能想到,他们在家时,可能是一个好儿女,一个好丈夫妻子,好父亲母亲,好同事好邻里。人性的两面性差异如此之大,差异到了我们无法正视的地步。

对法西斯的解释,因人而异。但有几条是公认的。专制独裁,盲目崇拜,消灭个性和独立思考,疯狂的民族主义,个人对集体的对国家领袖的绝对服从,民粹主义情怀。这种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即产生了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即法西斯产生的温床。

在检讨二战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消灭法西斯产生的温床,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00年前,在我国也就曾发生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运动,它早于法西斯20年,这场运动,有称为义和团爱国运动的。这场运动起因不复杂。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义和团有恃无恐,围攻抢掠教会,杀死了洋人。外国公使得讯立即向清廷讨说法,清廷无奈,只得罢免毓贤,将其回京,派袁世凯去到山东主政。袁到山东平息动乱,毫不留情。当地义和团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回到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此话传到慈禧耳朵里,再加上一帮大臣鼓动,于是慈禧脑子一热,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昏头昏脑的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一个列强都打不过,猛然却向所有的列强一齐宣战,消息传到各国,令各国哭笑不得,认定慈禧一定是疯了。英国皇室甚至认为,对待这种野蛮的国家,就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各地义和团有了上方谕旨,一时龙腾虎跃,各显神威。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灭洋,并不是简单的反侵略,而是打着反侵略的旗号,毫无理由的挑起战争,他们登坛作法,宣讲教会洋人猥琐恐怖,把一切洋人妖魔化,洋人被描绘成吃人肉,拐骗妇女,扒人皮,吃小孩心肝补养的蛮夷异类。在半封闭的中国,此等制造舆论是很见效果的,知道内情的在有尚方宝剑的愚昧群体的压力下,也只得忍而不发。

洋人既然十恶不赦,则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全在必杀之列,帮助洋人做事会说洋话的甚至有洋化倾向的,则一概斥之为汉奸。李鸿章在甲午战败曾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自然也在株杀之列。吓的李鸿章一类的大小官员急忙躲避,李离开京城,躲回他广州巡抚衙门去了。康有为变法维新人士以及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都被列在汉奸洋奴该杀之列。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直隶太原一带声势最为浩大,破坏杀戮也最为严重,南方因主政两广的李鸿章两湖的左宗棠等人拒绝执行慈禧的圣旨,对义和团一类的误国害国的愚昧举动坚决抵制,这才使南方没有受到拳匪之患。

义和团将洋人、教士、教民等分别称为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有穿学生装带洋书洋笔的学生,也一概被认为是二毛子,拦截而杀之。他们甚至认为铁路电线,全是洋人借以祸害中国的,于是他们毁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者,捕获必杀。洋货店及藏洋书器也必焚毁而后快。禁止民间穿白颜色衣服,认为这是仿效洋派。汉奸在他们的定义中已经不仅仅是教民等人,一切与洋沾边不沾边看着不顺眼的便都被按上汉奸的罪名,汉奸也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代名词。

义和团进驻北京,首先开始的就是烧杀抢掠,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阳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戴勋)府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

毓贤做了山西巡抚,他支持义和团,在他管辖的山西,杀戮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在刚上任后就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七月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无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义和团暴民胡为和清政府的无理宣战,引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战败后的中国割地赔款,丢掉了如关税等的主权,不但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且使中国背上了赔款的重负。

义和团的暴民政治与法西斯德国有着明显的形式的不同。法西斯德国对内实行种族清洗,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对外实行侵略,企图统治全世界。义和团则是在落后的中国发生的,他们同样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是世界任何种族不能比的,把其他国家民族说成是蛮族一概排斥,他们打的是反侵略的旗号,无端的挑起战争,对内和对外国的教会人员、商人等进行野蛮的杀戮,对所谓的汉奸进行大清洗。形式不同,本质却有相同之处。同样的,这些义和团或其帮凶们,为人可能是好父母好儿女好邻居,但在野蛮屠杀抢掠的时候,则完全暴露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如何界定法西斯,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一提到法西斯,往往使我们马上联想到暴政,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戮,我们常常说,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是文明礼仪之邦,儒家文化也告诉我们,要尊老爱幼,要诚实守信,然而另一面,却也潜藏着丑恶暴虐的因子。在痛斥世界上法西斯暴行的时候,反省我们自己的历史,反省我们的深层次的拙劣的一面,以期警惕,应该是有益的。2004年11月9日,《南京大屠杀》作者、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北加州开枪自杀。她的自杀固然与她患抑郁症有关,但来自日本右翼的恐吓威胁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1997年在北美地区出版,这是第一本以美国大众为读者的有关日军在二战期暴行的图书,读者称赞此书是年度最佳书籍之一。此书得到美国大众普遍的好评,使美国读者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真实一幕。此书同时也令日本右翼恼怒,年青的张纯如不断收到恐吓电话,使她多次搬家,这些威胁信和电话,使得张纯如不断变换电话号码,平时不敢打电话,只用电子邮件联络,甚至不敢在家里接受采访,不敢向朋友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也该说日本右翼的恐吓威胁,是张纯如自杀的直接动因。日本右翼,其实就是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听不近对他们民族的批评,袒护他们民族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他们表面上似乎在维护他们民族的尊严,实际上只能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憎恶。当我们有一天清晨醒来,走上街区,享受温暖阳光的时候,突然发现到处站满了带着纳粹标志的法西斯分子,到处站满杀气腾腾口念咒语的义和团,到处站满了效忠二战时天皇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我们将如何应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责问一下,在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曾经是不是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做过斗争?如果缺了产生法西斯的温床,何以会突然满大街窜动法西斯的身影?

盲目的服从集体,盲目的把自己的头脑交给崇拜的精神领袖,盲目的把国家奉为神圣,这是法西斯产生的思想根源。一个孩童,从小接受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以集体的对为对,非为非,全不培养个人的主见,个人品性,长大以后,难免就要缺少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为集体当然是对的。殊不知,集体并不神圣,集体是什么,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组成,没有个体,哪来的集体。把集体掏空了进行崇拜,正是当代法西斯产生的肥沃土壤。

科学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准,可以使我们从蒙昧中走出来,义和团有着浓厚的愚昧色彩,但去掉愚昧,依然可以产生义和团,二战前的德国经济大发展,一样使法西斯主宰了整个德国。21世界日本,其经济的领先,在亚洲首屈一指,但其国内的极端右翼势力依然猖獗。这就告诉我们,经济的腾飞,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和义和团的暴民政治倾向可以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从二战和义和团运动可以看出,法西斯和义和团的暴民政治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我做起,从我们周围做起呢?

义和团主要都是由中国北方的农民构成的,贫穷和愚昧把他们变成了一群变态的恶魔,他们用可笑的手段来对抗现代文明(当然这种对抗直到今天还被美化成爱国运动),而使半个中国饱受战火。但是义和团在中国南方根本没有什么市场,西风东渐使中国南方最先感受了海洋文明,由于李鸿章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使另外半个中国躲过了一场浩劫。现在国际上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所有教育都是让年轻人等待一个机会,为100多年来遭受的屈辱而复仇的机会。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加以控制,过去的历史不对年轻人澄清,未来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情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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