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1日

黄裕生:穆巴拉克为什么没了机会?

2月12日晚上,穆巴拉克通过副总统苏莱曼宣布辞去埃及总统职务,把国家权力移交给了埃及军方,结束了他对埃及逾三十年的独家统治。突尼斯人民不仅结束了自己国家的独裁政治,而且启动了中东的民主化浪潮,这是继苏东解体之后又一波更具普世意义的民主化浪潮!

我们知道,直到11日上午,穆巴拉克在电视讲话上还拒绝辞职。不过,我们注意到,一,他同意把部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苏莱曼;二,同意成立有反对派参与的修宪委员会,对涉及总统任期、候选人资格等条款进行修改,以使未来能够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总统选举;三,承认示威者对民主化改革的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之前,他在政府与党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月28日,穆巴拉克要求总理纳齐夫领导的政府辞职,次日,任命民航部长沙菲克为新总理并负责组阁,任命情报局长苏莱曼为副总统,这是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以来首次任命副总统;2月5日,穆巴拉克让他所在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总书记与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任命支持改革的民族民主党成员胡萨姆・巴德拉维为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书记;敦促执政党、政府迅速启动与反对派对话,2月6日,政府与反对派团体就成立修宪委员会、结束紧急状态法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了如此密集的重大举措,想必也是穆巴拉克这个强人在他荣耀的位置上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了。由于目标明确――安抚与平息以要自由、要民主、要公正为诉求的抗议运动,所以,这些措施包含着把埃及带向民主化的实质性安排。穆巴拉克在不到十天作出的这些朝向民主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大概要比他在三十年里装模做样作出的所有政治改革举措更具广泛性与实质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以为这些"真心实意的"民主化措施能平息民主的要求,能让他在埃及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他失望地发现,他领导了三十余年的埃及人民不再给他机会了!

这很容易让中国人想起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国际社会与王朝臣民其实一再给大清王朝革新自强的机会,但是,它却一再错失这些机会。甲午海战惨败之后,以立宪为核心的戊戌变法本是忍受了大半个世纪贫穷、腐败与耻辱的国民给大清王朝最后一次革故鼎新的机会,但是,掌握了清王朝最高权力已逾四十年的慈禧太后似乎以为机会还有的是,以致对权力的痴迷最终断送了对最后机会的把握。等到她"真心实意"或"心甘情愿"下旨施行君主立宪时,历史已不再给她机会,不再给清王朝机会。

这里,我们要问,尽管慈禧太后与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都试图进行各自国民原来强烈要求的政治改革,但是,为什么他们各自的国民都不再给他们机会呢?尽管时代不尽相同,国情也各自有异,但是,他们丧失历史性机会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彻底丧失掉了一切信誉资产,首先是担当社会正义的道德信誉资产与承担合法性的政治信誉资产。

实际上,任何来自国民的政治改革呼求,其根本动因都是因为国家权力已不能有效维护社会正义,甚至是严重阻碍乃至损害了社会正义,或者国家权力已明显偏离了合法性,甚至失去了合法性;而所有这些来自民众的改革诉求,其根本目标都无非是通过对制度的合理安排来使国家权力能够运行在合法性的轨道上,以便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与实现社会正义的使命。所以,一个政治领导人拒绝国民的政治改革诉求,意味着拒绝社会正义,拒绝合法性。

就近代以来而言,维护与实现社会正义的首要前提是维护与保障公民个体的自由权。自由权是每个人维护自己的其他一切权利的首要前提。而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制度中,只有代议民主制才有可能在最大限度内维护与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权。所以,近代以来,所有来自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都指向民主化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拒绝民主化改革,也就意味着拒绝社会正义,拒绝合法性。拒绝一次,也就失去一次道德信誉与政治信誉,拒绝的时间越长,失去这些信誉资产也就越彻底。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国家制度不能维护社会正义,对国家意味着积弱,对于国民意味着不公。因为国家不能维护社会正义,在根本上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有根本缺陷,以致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效的、盛行的是各种恶法,包括千奇百怪的潜规则,相反,公正的法律与普遍的道德在这个国家的公共领域里竟然失去了有效性,它们或者只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只存在于人们的良知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法失效,恶法流行,都概无例外地集中体现为恶政当头,腐败横行。其结果必然是权势阶层通过各种恶法、恶政、恶规巧取豪夺而富上加富,而绝大多数民众则被这些恶法、恶政、恶规挡在了各种机会、各种利益之外而日益沦落为弱势群体,朝不保夕。这样的国家即使在发展,即使它的国库并不空虚,即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扩张,甚至看起来还很庞大,但是,它实际上是在积弱。因为恶政与腐败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都在销蚀着国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而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有多稀少,这个国家就有多脆弱。

"辛亥暴动"就其发生的规模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以至当时有些国际观察家并不认为它是一场革命。清王朝之所以被这样一次规模不大的暴动所终结,恰恰就在于腐败的日益严重与政改的一再拖延,彻底葬送了国民对清王朝的所有认同感,葬送了社会精英对清王朝抱有的一切希望。

实际上,阿里仓惶出走突尼斯,穆巴拉克黯然离开开罗,其缘由也与清皇室颓然逊位并无二致。阿里统治突尼斯23年,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他们的政府都曾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开明政府:在政治领域与西方世界交好,在经济领域奉行市场经济与私化政策。这些政策层面的安排都是务实的,也是合理的,因此给各自国家带来了较长时段的发展与繁荣。突尼斯甚至曾是非洲竞争力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就个人来说,穆巴拉克与阿里都是治国能人,埃及与突尼斯在他们各自的统治下,也都国力大增。但是,他们的威权统治与所有专制统治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腐败横行无忌,社会正义遽遂退席,社会不公蔓延无边。这些,每天都在消耗着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每时都在销蚀着国民对他们执政的认同感。在他们慢长的统治期间,他们各自的国民都一再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各种手段加以拒绝或变相拒绝。实际上,他们和清皇室,以及所有那些迄今仍以各种借口维护专制统治的人们一样,都没有明白一点的是,国民对民主化改革的每一次诉求,既是在表达国民对现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表达国民对现政权的认同感出现危机,同时也在表达国民仍然对现政权抱有希望,希望现政权能够通过革新获得合法性,通过革新修复国民对它的认同感。对民主化革新的一再拒绝,是所有专制政权为最后葬送自己埋下的最愚蠢的伏笔。

当然,埃及、突尼斯的威权统治与清王朝的帝王统治并不完全一样。帝王统治的专制性质是一目了然的:这里,甚至没有规定国家权力的来源与界限的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皇权是没有界限的。但是,埃及以及所有现代威权统治,其专制性质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它们更隐蔽,更具欺骗性。在所有现代威权统治的国家里,都有一部号称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宪法,都以现代政党的方式进行动员、选举与统治,都设立了人民代表议会与协商会议(如埃及)这类议会式的常设机构。这些政治运作与政治机构在形式上看起来都很"民主",都符合现代代议民主制的形式要求。但是,它们实质上却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统治,甚至是最坏的专制统治。它们通常以下面途径在"形式民主"的表面下行威权专制的实质:一,把某个集团或某个政党在国家中的唯一领导地位作为宪法的最高原则,使宪法在现实生活永远被虚置,永远成了一纸空文;二,颁布某种紧急状态法,以使所有其他个人或反对派问鼎国家政权成为不可能;三,在法律上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加限制,以使现任统治者总能够高票再次当选而无限期统治下去;四,限制直至取消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自由权,以维持一党独大独尊的地位,封杀对执政党的一切批评与质疑;五,以政党运作的方式,在组织上通过渗透国家基层的每个角落达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在思想上通过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与宣传达成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控制。

现代政治实体只要采取上面任何一项措施,它就可能走向专制统治;它采取上面的措施越多,其专制程度也就越高,其反民主的色彩也就越浓;专制程度最高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极权制度,它不一定要采取上面的所有措施,但是它一定采取了上面前后的主要措施。

不过,不管其专制程度有多高,任何专制政权都将被民主化潮流所埋葬。正如中国近代最伟大、最具现代政治品质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如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世界潮流就是民主化潮流。这个潮流为什么具有如此的力量,如此的不可回避?这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政治上的民主化,实乃社会的正义化,生活的道德化。因为,如果自由权正如康德所论证的那样,实乃每个人的道德权利,即出于道德法则所要求与允许的权利,那么,维护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也就意味着维护与保障每个人能够按道德法则行动、生活,从而保障与鼓励每个人过道德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最能维护与保障个体自由权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诉求,也是对道德生活的诉求;而就自由权是一切社会正义的前提而言,民主化诉求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诉求。简单说,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的力量基于道德与正义,而最根本的,则是基于自由。因为正是自由使道德、权利、正义成为可能。

如果说近代人类有什么最根本的进步或改善,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自由有了真切的认识与觉悟。对自由的这种真正认识与觉悟,使对自由权的诉求成为必然的,从而使政治民主化的诉求成为必然的。尽管对自由的这种认识在世界不同地方的进程是不同的,但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人们都将会认识自身的自由,觉悟自身的自由,因此,对自由权与民主化的诉求,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将是必然的,它将穿越山脉与海洋,穿越历史与文化,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突尼斯开始的中东民主化浪潮之所以比苏东民主化浪潮更具普世性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民主化浪潮由基督教文化世界大面积地扩展到了伊斯兰文化世界。

在人类民主化历程中,中东不能例外,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例外。

觉醒者,推动民主化,甚或为民主化准备条件,如蒋经国;迷误者,坐视民主化机会在自己手中流失,如穆巴拉克,甚或阻挡民主化进程,如慈禧太后。

有前贤蒋经国先生借鉴,如果慈禧太后今日再世,又将何为?为迷误者,抑或为觉醒者耶?

2011-2-14
作者:黄裕生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8095a0100ok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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