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5日

四千万饿殍――大跃进“学费”析因

作者:裴毅然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

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
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

"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

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

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

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

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

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

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

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

"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
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

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

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

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

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重庆�):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

(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

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

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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