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0日

慕容雪村奥斯陆演讲:把野兽关进笼子


推荐前言: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动的文字,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能读它。也希望推荐给每一位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必将载入历史,必将载入未来的课本。

2011年8月18日

南风窗: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南风窗》社长陈中,因杂志刊登民国历史的访谈文章《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政治导向错误"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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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www.china-review.com on 8/17/11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唐启华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钟供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钟供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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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3日

资中筠:让年轻人知道真实当代史最重要

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我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都有人性局限的根基在里头。没有一批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不会有道德感召力;犹如没有一批“不自由毋宁死”的铮铮勇 者,自由主义不会有道德美感一样。但如果只靠这两种人,这两个“主义”只能供“思想家”把玩而已。它们能成得了那么大气候,都是因为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 社会主义者做不到人人无私,自由主义者难道能做到人人自强?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一点,就是让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权衡做出选择,这就是“共同底线”了。

秦晖先生,1953年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成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员。1969年初中毕业 后,要求插队,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会处、属于百色地区的田林县,一待9年多。1978年考上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后扩及古代经济史和中外比较经济史。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写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天平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耕耘者 言》、《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与夫人金雁合着)、《传统十论》、《变革之道》等着作。1990年代以降, 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改革论争,率先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力陈专制分家和民主分家之不同。晚近从“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角度,左右 开弓,为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寻求出路。

此一访谈于2008年6月28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旻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后,由秦晖先生修订、确认。

江平:中国法治十年反思

这些年来,中国的法治有危险存在。但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就像我们常说的,它也是有前进、有倒退,在前进中存在着倒退,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关系。所以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改革三十年以来,中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谈谈过去10年里法治领域内的一些变化和问题。

孙立平: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孙立平 社会学家

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10月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孙立平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有多大,据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财政收入约11万5千亿元,占了GDP的三分之一。

吴敬琏: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事实上,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而非市场化改革。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 D 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 .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作者:曹长青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 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胡适:容忍“异己”是雅量 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作者:胡适
选自:《容忍与自由》
本文写于1948年


2011年6月20日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 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 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红色思潮”之前的平等探究之一

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个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要讲美国二战后的“红色思潮”,就要从“平等”话题说起。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相对欧洲要幸运很多,就是它没有非常普遍尖锐的社会冲突。

一个农业社会,关键是农民要有地。自古以来,全世界农民的理想生活,曾经都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上去要求不高,其实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许多国家的农民都无法得到这样的单纯幸福,因为没有地。当然,租佃是一种正常方式,可是租金要合理。欧洲土地常常集中在贵族手中,租赁也并不都是合理的,甚至有过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也就是有农奴这一说。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2011年6月13日

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

来自财经网的消息: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 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 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 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2011年6月9日

2011年5月26日

BBC:大家谈中国:悖论十题

来源:BBC中文网

新华门

公务员到底为谁服务引发网民热议

一、屁股决定脑袋

中国的公务员是个人人向往的职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待遇高。为什么高?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和外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公务员待遇是由政府也就是公务员自己决定的。为了不亏待自己,他们还制定了许许多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每当和体制内的朋友在一起说到这些,他们都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此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变得这么不讲道理了?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很多老外看不懂咱中国人的地方。


2011年4月3日

独裁下的荒诞:前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和“打字机执照”

内容提要:在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专制期间,不但实行“一言堂”,而且“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些政策也包含了最荒诞、最恐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禁止离婚、禁止堕胎,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很好的“还原”。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对每台打字机进行控制,决不允许“异端邪说”。独裁必然产生荒诞。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一)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①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②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时,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③

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哈耶克语),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 ”、“大话”、“假话 ”、“官话 ”、“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哈耶克)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④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马克思对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恶痛绝,把它斥责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⑤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⑥

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复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⑦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①②([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48-49页)
③ ([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⑦([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51页)

来源:《书屋》 赵刚

许志永:就方滨兴校长的爱国论提十个问题

3月29日北邮校长方滨兴院士在研究生毕业典礼发言主题是谈“爱国”,看了演讲稿后,作为北邮教师,有对同学授业解惑的责任,有些问题不得不提。

一、卡扎菲能代表利比亚吗?

卡扎菲政权是否合法的根本标准是有没有经过人民真正的选举,显然没有。一个暴力集团抢劫一块土地绑架土地上的人民,宣称建立一个国家,于是抢劫就合法了,独裁者就可以任意屠杀人质,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强盗逻辑。枪杆子打江山,家族侵吞巨额财富,什么主权?就是一抢劫集团,人类有责任制止其犯罪。我们,和利比亚人民一样,爱祖国是天然的本能,但是,爱祖国是爱生养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同胞,爱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但祖国不等于政府,不等于政党,不等于独裁者。

二、谁制造了利比亚的内战?

占领者不受制约,无限的自私和贪婪制造无处不在的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公,人民多年受压迫,却由于恐惧不敢反抗,当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走向街头表达不满,独裁者就用枪炮甚至飞机坦克残酷镇压,巨大恐惧之下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卡扎菲不是穆巴拉克,他要让利比亚人民付出残酷代价。是卡扎菲制造了利比亚的灾难,正如奥巴马演讲所说,如果人民有机会用选票表达不满,他们何必还要拿起枪呢?

三、打卡扎菲是列强的逻辑吗?

联合国通过的1970号决议,决定把卡扎菲交给国际刑事法庭,中国投了赞成票,这不是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内政的前提是利比亚人民有内政,可是独裁者霸占下的利比亚,从来只有独裁者的家政而没有人民的内政。1973号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是安理会通过了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只要卡扎菲这个抢劫集团还在,利比亚人民就受威胁,必须制止这个武装抢劫集团,利比亚人民才能有自由和尊严。打卡扎菲不是列强的逻辑,而是人类正义的逻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四、利比亚人民的未来是自由还是奴役?

显然,就像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一样,当人民摆脱了独裁专制,虽然短期内会付出一定代价,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享有民主和自由,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利比亚人民的过去是奴役,利比亚人民的未来必将是自由。

五、政权更迭一定是惨烈的吗?

修修补补当然比拆毁重建代价更小,可是,卡扎菲、金正日等独裁者占领的土地,人民悲惨地失去了修补的机会。把国家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独裁者到死不肯放手权力,这是政权更替出现动荡的根源。美国政权更替不惨烈,四年一度大家快快乐乐,甚至突尼斯、埃及也并不惨烈,只要统治者克制内心的贪欲,懂得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有民主,政权更替才不会重蹈“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中华民族必须走出野蛮专制,必须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人民才能从无声的蝼蚁变成有尊严的主人。

六、封锁谷歌能带来中国技术进步吗?

中国需要强大,需要科技进步,需要跟上时代潮流,可是您和您的团队在封锁中国人获得信息的自由,让中国很多科研人员搜索信息时充满烦恼,您以为中国人都是幼稚无知没有判断是非能力必须有主子告诉他们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吗?闭关锁国从来不会让中国强大,试图建立一个巨大的局域网,向北朝鲜学习,只会泯灭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七、苏联也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成功吗?

苏联一度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希特勒德国也曾经迅速强大,但是,没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根基,强大越快,崩溃也越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客观地说,这并不是创造了独特的模式,而只是放松了管制,并且学习发达国家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今天,中国还远不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全世界排名一百多位,而经济运行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果现在就说中国模式成功,为时太早了些。

八、政治一定是邪恶的吗?

政治本应是公共事务,本应是美好的,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制度,人的无限贪欲带来了专制和残酷的斗争。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就是用科学的制度把当权者关进笼子里,即使有私欲和野心,也没有机会膨胀。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孙中山、黄兴到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中华民族从不缺乏理想主义仁人志士,他们为追求国家民主自由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也从不缺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您以为追求美好政治的中国公民都是阴险的政客,以为中国人永远只能活在专制流氓政客之下,不可能的。

九、中国潜在动荡的根源是什么?

一年花比国防还多的费用“维稳”,表明中国并不真正稳定。不稳定的根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全面的腐败,和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同,中国的腐败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体的全方位腐败,办事找“关系”,这已是常识,特权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第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年年喊民生,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没有民主制约,特权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利益。第三是缺乏民主,政治本是公共事务,而中国普通公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被异化为枪杆子黑社会无限的贪婪私欲和不择手段的残忍,长此以往拒绝政治改革,中国动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十、如何维护稳定?

我们都希望中国稳定,但维护稳定,不是“莫谈国事”,不是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不是面对不公不义麻木冷漠,维护稳定首先要知道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稳定,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暴力压制的传统刚性稳定已经不可能了,稳定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中国的未来必然是民主,人民决定国家事务的根本标志是每个公民手中的选票。其次,我们要力所能及维护社会正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公民,坚守良知,拒绝与特权腐败同流合污,力所能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胞。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意,不是我们逃避的借口,而是我们行动的动力,要相信这个进步的年代,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美好的社会,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公民 许志永

2011年4月1日

2011年3月31日

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北京邮电大学方滨兴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如期所至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庆贺研究生毕业盛典。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这是一个独特的分别仪式,师生及同学间相互道别,校园里充满着惆怅与不舍;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仪式,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你们即将踏入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刚才,在校同学与老师分别向你们表达了祝福之情,你们也向学校表达了感激之意。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的2011届近四百名博士生及两千一百名硕士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你们的成长成才倾注心血和汗水的各位研究生导师、教职员工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力支持同学们完成学业的各位家长和亲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掌声)

在你们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校长演讲中,我感到有非常多的话要说。我想再一次赞美你们在历次大型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在长达数月的北京奥运会和残运会的志愿者经历中,你们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北京赢得了微笑,为北邮赢得了声誉,为自己赢得了信赖。我也想借此盘点一下你们留给母校的记忆:例如信通院夏璐等14名同学在研期间申请了16项发明专利;网研院郭少勇、杨新星等19名同学先后21次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上为北邮赢得了名次。我还想嘱咐你们在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树立远大的理想和高远的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的成长成才,融入到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之中,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掌声)

但是,此时此刻我最想跟你们讲的主题是"爱国",一是爱国之心,就是要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国家更加强大;二是爱国之情,就是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说一下爱国之心。这两、三个月,世界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且不说突尼斯、埃及的政体变革,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也不说日本的海啸灾害引发的核灾难,毕竟这几年我国也自然灾害频发。我要说的是利比亚,一个小小的国家发生着吸引世界眼球的大事。利比亚反对派发起了一个结果夹生了的反政府运动,面对晕头之后又强势起来的利比亚政府力量,世界列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嘴脸,他们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最高统帅仅仅是上校的弱小军队实施了无情的打击(议论声)。当然,设立禁飞区是联合国授权了的,就是不准有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但是,承担禁飞区任务的美法英联军并不这样理解禁飞区的概念,而是借用联合国的授权大肆轰炸利比亚的政府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既然狂轰滥炸不是联合国的授权,我就不再称他们为联合国部队,而是根据出动飞机的情况姑且称之为美法英八国[1]联军,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曾被英法八国联军践踏过;十年内阿富汗、伊拉克也被美英多国联军给祸害的远不如之前宁静。他们具有砸烂一个国家的强大力量,却没有表现出建设好这些国家的责任心。(议论声)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利比亚已经陷入到内战状态,美法英八国联军以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的名义协助一方去攻打另一方,反而让战火不断延续下去,恐怕得一直打到让一个合法政府彻底倒台为止,也可能会导致利比亚分裂成两个国家,或长期内战,总之都会遭致更多的生灵涂炭。这将是以保护平民之名开头,以更多平民死于战争之实结尾的又一典范。前南斯拉夫不也是在美英多国联军的连续78天的轰炸中解体了吗?

网上有人评价说,现在的世界,列强们先是鼓动别的国家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再帮助这一方去杀另一方,最后可能再把不听话的这一方给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列强们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列强们的道理就是世界的道理。从媒体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理普京是这样评价这次战争的:"所有这一切都处在保护爱好和平的平民的伪装下。逻辑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两样都没有!""利比亚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做出加强自己军力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一个国家要是不想沦落成利比亚、伊拉克,就必须有强大的自卫实力。国家不强大,就会受欺辱。我们不称霸,但也决不能落到别人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的地步!(长时间掌声、欢呼声)强大是需要实力的,这种实力集中体现在科技水平上。因此,报效祖国应该是你们各位的首选。希望你们既要拥有爱国的实力,又能用自己的实力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强盛!(掌声)

其次说一下爱国之情。北非与中东的政局动乱,勾引出反华势力的极大期待。希拉里高调要向中国输出民主;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到网络煽动集会的现场去"打酱油"(掌声笑声),恐怕是指望看见突尼斯场景的再现。境外民运分子更是不断利用互联网来煽动网民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以谋求中国政局的混乱,从而火中取栗。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希望中国政局动荡,到底是谁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之中?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不算是成功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西方国家又是在以什么速度发展呢?大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预言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将赶上美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政策正确的标志吗?是谁希望我们停止经济发动机而陷入混乱之中?恐怕就是在经济上被我们追赶上或要追赶上的国家吧?假设两个人比武,一方如果完全效仿对方的招术,在战略上怎么可能超越对方?这就是中国在科技上难以超越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在科技大国的后面进行研究,缺乏战略创新、行业引领的动力。因此,在相互对抗中,弱方只有运用与对方不同的战法才有机会超越对手。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表明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改换成西方的方式呢?(掌声)

再说说境外的民运分子。他们轻松地坐在家里,一心想的就是如何仅凭手指敲着键盘,就利用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来搞乱中国。这就如同网络攻击中的反射式拒绝服务攻击一样,凭借的是网络的倍增效应来攻击目标(议论声)。他们所煽动的集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真的是要诉求个人利益吗?显然不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的个人情况是相同的。我支持个人利益诉求,这也是我公开我的邮箱的原因。我欢迎所有师生直接向我反映问题,因为有问题就应该谋求解决,至少我可以答复什么原因解决不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聚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将个人利益诉求演变成政治利益的诉求。问题是这样就能解决个人利益的诉求吗?最后还不是沦落成境外这些职业政客们的工具?他们不就是指望着享受国外的生活、让公众成为傀儡、然后坐收渔利吗?难道他们回国来主政就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得更好吗?事实上,中国被西方世界所敌视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日益上升所引发的问题。俄罗斯的政体倒是转换到西方的模式上去了,不是照样被西方世界所敌视吗?

一个国家的政体就如同一座大厦,难道仅仅因为水龙头修不好就要把整幢楼拆除吗?要知道拆掉一幢楼而去重新建设新楼其代价是极其高昂和惨烈的(议论声)。利比亚正在给我们示范着这样的结局,已经有三十余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既然我们要继续住在这个大厦里,我们就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这座大厦进行破坏!因此,爱国就是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抵制造谣蛊惑者让中国社会动乱的任何企图。抢盐事件已经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如果大家都能抵制那些谣言与煽动、看透这些蛊惑背后的阴谋与险恶的嘴脸,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真正的爱国之情就是要像保护自己眼球一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掌声)

同学们,无论你们今后走到哪里、工作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严谨、创新"的校风,你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对祖国、对母校最好的支持与回报!我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健康快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谢谢大家!(长时间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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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byr.edu.cn/shownews.php?id=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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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军队内的声音: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这是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辛子陵,著名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

(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

(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

(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

(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被誉为"最完整、最真实、最权威的毛泽东传",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风靡宝岛

(5)《林彪正传》,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

(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

(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
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
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
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
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注1)。我们的人
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注
2)。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注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
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注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
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
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
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
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
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
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
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
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
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
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
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
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
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
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
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
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
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
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
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
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
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
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
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
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
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
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
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
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
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
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
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
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
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
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
一次机会(注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
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
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
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
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
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
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
成了异类。 "怎
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
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做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
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
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
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注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
卷入买官卖官生意(注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
等(注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注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
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
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
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注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注11)。据揭发,最近被
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
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
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
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
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
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
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
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
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
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
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注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
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
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
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
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
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注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
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
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
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
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
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
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
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
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注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
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
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
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
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
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
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
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
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
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
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
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
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
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 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
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注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
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
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注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
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
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
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
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
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
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
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
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
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
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
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
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
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注17)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
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
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
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
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
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
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
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
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
程。(注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
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
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
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
狱中服刑(注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
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
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
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
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
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
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
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注20)。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
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
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注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
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注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
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
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
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
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
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
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
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
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
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
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
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
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
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
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
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注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
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
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
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
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
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
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
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
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
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
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
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
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
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
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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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而饿死乃后人杜撰

作者:贺雄飞/主编,
来源:《中国历史的宿命》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因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他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①"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1948年2月,时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艳称,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①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于是,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像朱自清(包括闻一多)这样向来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在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闻一多甚至不惜以生命与一个腐朽的政权相争时,他是否预见到了后来的一切……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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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入侵前发生了什么

义和团运动滥杀无辜的暴行,专制和专制所制造的愚昧,致使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

作者:郭老学徒
来源:http://laoxuetu.blog.sohu.com/169341227.html

1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人把信教的本国教徒及他们的亲属包括老人孩子杀了,把外资企业的外国人杀了,把外交官也杀了,政府不仅不管,还给予支持,这个时候,在屠杀还在继续和扩大的时候,那些有人员和使馆需要保护的国家应当怎么办?国际社会应当怎么办?

1900年,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前,我们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

2

1900年4、5月间。山东河北等地拳民(义和团)与教民(天主教徒)冲突增多,开始有拳民和教民在冲突中死亡。

(1)5月12日,有30户教民被义和团杀害,教堂被烧毁。

(2)5月22日,义和团占领了涿州。之后,到处洗劫杀害教民。掀铁路,毁桥梁,毁车站,攻教堂,破坏电报通讯设施。

(3)5月28日,义和团烧毁了丰台火车站。

(4)在政府对义和团失控或者说不予控制的情况下,各国驻中国使馆经过中国总理衙门的同意,决定自行保卫使馆。5月31日,英法美意俄日卫队共计340
人抵达北京。几天后德国和奥地利80人也到达。

(5)5月29日清廷下令剿义和团,但5天后,6月3日又下令禁止剿。

(6)5月31日,在北京保定铁路工作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工程师在撤离时,有4人被义和团杀死。

(7)6月1日,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在永清被杀。义和团见到洋人就杀。

(8)在中国政府对义和团杀害教民和外国人的暴行不镇压的情况下,6月10日,在英国公使紧急请求下,英国军队派2000人进北京保卫使馆。但被义和团阻击,英国人死62人,伤212人。被迫退回天津。

(9)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人员杉山彬在北京车站被杀。事态发展到连外交官也被杀害的程度。

(10)6月13日,清廷不仅不制止义和团滥杀无辜的暴行,反而派裕禄率军队与英国军队交战。使得政府军与前来保卫使馆的外国军队处于战争状态。此时京津之间电报中断,城市控制在义和团手里,各国政府对使馆的安全极为忧虑。

(11)6月18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12)6月19日,清政府限令各国使馆24小时离开。

(13)6月20日,德国驻中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交涉的路上被中国士兵枪杀。同天,中国军队与义和团开始围攻各国驻中国使馆。

(14)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并把义和团称作义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掀起更大规模杀害教民和外国人的运动。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杀害教民2万多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杀害外国人数百人,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如教士和工程师及其他们的家属。

(15)8月4日,2万人的八国联军(一半是日本人,其余主要是俄国人和英国的印度兵)向北京进军。

(16)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逃到西安。列强与朝廷签署《辛丑条约》。义和团首领和主战的大臣被惩办,中国向列强赔款,使馆与铁路沿线被允许外国驻军。

3

八国联军的入侵并不是有预谋的,也不是无端或借故而为。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义和团滥杀无辜教民和外国人,杀害外交官,政府不管,甚至还支持,八国联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侵的。

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中国的耻辱,但比列强更可恨的是滥杀无辜的暴行,是无视国际准则的荒唐与狂妄,是专制和专制所制造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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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2日

胡适寄语: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此文是胡适1932年6月27日写就寄语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至今读来仍是那么发聩。这份寄语不仅适合现今的大学生,也适合现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寄语中胡适为我们开了三个良方。via: 良心良品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作者:姜莱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16f10100opip.html

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文字中,老姜以为许锡良先生的解释还算有意思,给人以一针见血之感——文革不过是古代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现代翻版。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对这种解释会感到气愤。气愤就对了。这说明它切中了要害,打到了七寸,这才有人觉得蛋痛。

谢盛友: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

作者:谢盛友
来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5927.htm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偰、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着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腐败”真相

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总是在教育人民,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透顶,特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称之为“贪腐”代表。但人们在检视历史真相的时候,结论并非如此。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中共太子富豪大观

作者:田园树
来源:http://www.tystree.co.cc/2011/03/blog-post_19.html

英国籍的卢森堡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英国注册会计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富豪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九九年首创“百富榜”,成为研究中国富豪情况的权威。今年四月一日,胡润在海南三亚发表 《二○一○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全国的千万富豪有八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有亿万富豪五万五千位,包括十亿富豪一千九百位,百亿富豪一百四十位。胡润还列出一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在全国三十一省市分布的人数,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富豪最多,列表如下:

2011年3月16日

推倒柏林墙:沉睡的中国

最近郑渊洁在博客上公布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我国选举法规定,有三类人无法获得选民证,一是低于18岁的,二是“被剥夺政治权利”(这句话在中国就好像你威胁一个太监要割他的小JJ一样)的罪犯,三是精神病患者。鉴于郑渊洁同志已经活了至少三个18年却从来没见过选民证,又没有任何犯罪记录,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丫得精神病了。我在微博上谈及此事,不到片刻就有上百个病友前来报到,众人纷纷表示郑渊洁“开创了划时代的精神病鉴定方法”,而且据我估测,按照这个标准,精神病人恐怕至少也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7.53%。

我本人虽然也没有见过选民证长啥样,但是曾非常有幸的选过一次人大代表,所以比绝大多数的精神病人要稍微精神那么一点。那是大学时代的某一天早上十点,我的三位室友还在梦乡里对着兰兰上下其手。那天我可能刚好内分泌失调,所以比一般的大学生早起了两个小时,正坐在电脑前批阅天下奏章。这时候辅导员敲门而入,手上捏着一摞10厘米见方的粉红色纸片,上面赫然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敏感词:“选票”。

当时我的心情,借《环球时报》的新闻标题最爱用的两个字来讲,叫震惊。一惊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活生生的选票,这简直比看见中国地震局成功预测了一次地震还要稀奇;二惊自己朝思暮想的“民主”居然来得如此突然,我都没见着什么宣传广告、政策辩论和新闻报导,就连几位候选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这就当场要我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了,那感觉就像晚上11点半宿舍熄灯之后,室友忽然通知你明天早上8点就有一门重要的考试一样。

细看那摞选票,其材质比普通打印纸略差,比我老家农村流行的那种擦屁股纸略强,而且裁剪得歪歪斜斜,正方形菱形梯形不规则四边形一应俱全,每张选票的造型都略有不同,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某种高明的防伪设计,看似山寨的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大的一盘棋。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些选票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将往哪儿去;无法监督收票唱票的过程,甚至无法确定选票的真伪——凡是你在一场选举的程序中能想到的一切可供利用的漏洞,这里应有具有。当然,票面上列出的四个人也没有一个是我曾听说过的,这些未来的人民代表的名字对我这个即将被代表的人民而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辅导员下达了学校的最高指示:你看这个XXX君,是我们学校的参选人,此人必选,其他三个人你随便选两个就好了。我忍不住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要是不选XXX会怎么样;我能不能先花点时间在google上了解一下这几位候选人的事迹和主张;我他妈弃权行不行……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行为完全是自找蛋疼自讨苦吃自取其辱自寻死路。套用一句小学生作文的经典句式: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两个小人,小人A说:为了提高社会风气青少年素质实现国父遗训建设祖国的第五个现代化blablabla,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质疑这种二逼选举,这是宪法赋予你的神圣权利,blablabla……小人B只说了一句话:你他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快二十年了,wake the fuck up!

二十多年前,有一群大学生曾面临着相同的困扰。86年年底,合肥中科大的前辈们赫然发现学校张榜公布的八个人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一个是他们认识的、也不知道是经由什么程序指定的,当然也无从了解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如果他们有任何主张的话。更可笑的是,能够当选的名额也是八个,换言之,这是一场“等额选举”。本来选举就是选举,这世上并不分所谓的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但自从诞生了某些宣称自己已经打倒了专制制度的专制国家之后,这个流氓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我们的胡主席曾在日本称“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就是靠等额选举选出来的。我曾试图考证到底是谁发明了这玩意,始终未果,倒是一位世外高人一语道破天机:是骗子发明的。

那一年陈冠希还没有买照相机,中国的青年尚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存着一丝血性。于是一名刘姓同学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现如今,单是此举就足以令你喝上一杯免费的茶),并且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大字报后出现了几十份小字报,这就算是那个时代的“跟帖”了。那时的大学生会聚集在草地上讨论如何进行一次公正的选举,他们最终说服了校方,并且从自己的同学中推选出了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候选人。随后,其它高校的学生也在问:“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于是乎29个城市、156所高校的学生为争取民主而走上了街头,星星之火燎原而起。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大校长被免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因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黯然下台。后者的死又引起了另一场风波,从那以后,中国的大学生总算是学会“处世之道”了。

很多人无法理解那场风波为何会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着一些现在的人所没有的东西。而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不仅不会为了民主走上街头,甚至不明白二十年前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假如我向那位刘姓的同学学习,跳出来表明自己濒危动物的身份,结果也只会发现周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你一起贴小字报,最后只剩你那张被学校保安撕掉的大字报的碎片在风中飘扬,孤独到连你自己都不得不怀疑自己是神经病。于是小人B毫无悬念的胜利了,就像我那些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并封上嘴巴生活的猥琐的同胞们一样,我非常识相的拿起了笔,开始思索剩下的三个人中,究竟是哪个倒霉蛋无缘得到本人的宠幸。

辅导员刚进门的时候,我的三位舍友纷纷在床上支起身体,摆出玛丽莲梦露的造型,以示对上级领导的重视。但他们一听说是要选人大代表,便又立刻躺了下去,闭着眼要求我替他们填好选票。诸位读者应该记得,俺们宿舍里还有一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党性十分坚定。某次卧谈会时他曾大义凛然的表示:今后我要是当了官,绝对不会贪污腐败。这句话的搞笑程度跟“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有得一拼。这么一个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又充满了革命信念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怎么着也该显示出一点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吧,起码你看一眼这张选票到底长什么怂样,要知道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这么一次机会呢。结果残酷的事实证明,就连这样一个经常试图说服我相信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爱党青年,都用睡觉这种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也认为中国的选举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场。

不要说是选举,在这个不止一位人大常务委员长都被软禁过的国家里(介事儿咱就不说太细了),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也不过是个橡皮图章。这几天又有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英文名称叫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其缩写正是——NPC。在这些NPC中还有一些特别低级的,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在于不要让游戏中的城镇显得过于寒酸。例如我们的申纪兰代表连续56年都没有投过反对票:“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样一位代表,“她赞同过反右,也赞同给右派平反;她赞同过大跃进,也赞同联产承包;她赞同过文革,也赞同否定文革;她赞同过打倒刘少奇,也赞同给他恢复名誉(《寻找那位投反对票者》)。”另一位为大家所熟悉的倪萍大姐也宣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种NPC就属于你站在她面前摁下空格键,跳出来的对话框里都只有一片空白。基本上,就连无脑儿都可以胜任她们的工作。

当然也有少数的代表,虽然他们未必是人民选出来的,倒还有那么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情操。今年人大代表韩德云便建议要公示官员财产,只可惜,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在两会上提出这个提案,不出意外的话,这也将是他的提案第六次石沉大海。香港的政协委员刘梦熊则提出要追究赵连海一案中公检法部门种种践踏法律的行径,他的结局我也可以想象,用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讲叫:“法律不是挡箭牌。”虽然这些人努力的想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但我党只需要他们有足够的智商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候鼓掌就可以了。假如我是代表或委员,我情愿学习我的舍友,在会场里美美的睡上一觉。

以前我曾看过一个图集叫“各国议会开会对比图”,别的国家都是拖鞋横飞,扯衣服扯领带扯胸罩一应俱全,唯有中国的代表们正侧头酣睡,充分诠释出了 “和谐”二字的真谛。当然,议员打架、对扔盒饭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至少还有点新闻价值,起码你会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议题而打得不可开交。而在中国,代表们睡觉则是司空见惯,就连登上报纸都嫌浪费版面了。事实上,我老爹就曾在政协会议上酣然入睡。他在政协工作上浪费的精力不会比我大学时在毛概邓论上浪费的精力更多,而且我也非常鼓励他这么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领导开会时讲话,往往开口第一句就是弥天大谎:下面我简单说两句。而且其语速还出奇得慢,如果你形容一个男人“别人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就完事了”,那是骂人早泄;但如果是“领导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还没完事”,那么遇到这样的男人你就赶紧嫁了吧。更可怕的是,领导手上那摞厚厚的演讲稿里所包含的信息量几乎为零,这种时候你要是还努力抵抗汹涌袭来的睡意,假装自己听得很认真,那就太摧残自己的身体了。

政协倒也体恤众位花瓶,09年开始全国政协给委员们配发了笔记本电脑,理由是“节约纸张,低碳环保”。对此,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修福金认为:“这表明政协已经开始过简朴的生活,开始了艰苦奋斗。”另一位委员姚凯伦则表示,给2500名委员配电脑,总价格750万,每年可以节约纸张费用 500万,电脑用三年的话反而可以节约750万。韩寒同志说得好,数学这项工具非常重要,俺们随手一算就发现平均每个委员每年要消耗掉价值2000元的纸张。这是什么概念,要是给我两千块钱去买纸,老子挖个坑就可以活埋掉一打政协委员;众委员在2005年拿到的材料,恐怕在2025年蹬腿之前都读不完。至于其它什么交通住宿伙食安保上的开销,各位还是自己想象吧——这事儿也只能靠想象,谁叫我们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愚民呢。

有意思的是,我周围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长期生活在人为制造出的信息荒漠中,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代表和委员们究竟有多么无能,少数有能的人又有多么无奈,在他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人大代表选举。而此时此刻,当这样“新事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不假思索的用睡觉来回应,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热情——当然也更不会去抗议这里面显而易见的不公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见识过了足够多的冷漠,才会从人生的某个阶段开始,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是这样”。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说过,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动荡,而是溃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去关心选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开会睡觉的现象习以为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会的作用已经变成了给网民提供雷人的素材;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面对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时,发现自己除了装睡以外,并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可干。在“和谐稳定”的脂粉之下,这个国家却在不知不觉的腐朽溃烂,等z人们终于察觉到的时候,却早已是积重难返。我常在想,这样一个国家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75972.aspx

香港为啥没北京“堵”

目前,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与香港大体相同,都是四百几十万辆,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却甚于香港。如果把面积因素加上去,北京的“病症”就显得更为严重,因为香港总面积是1000平方公里挂零,还被海面分割成港岛、九龙半岛、大屿山岛等几块,而北京是1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整片。

2011年3月15日

"两会"闭幕 ,"演出"结束 温家宝与吴邦国没区别

"两会"闭幕 "演出"结束 
14.03.2011

 

3月14日,随着中国人大会议的闭幕,历时多天的"两会"结束。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关于政治改革的不同表态、政府工作报告中宏观经济政策、军费预算超过国防预算、拒绝西方分权式的司法独立、及"两会代表"的"雷人提案"等,依然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3月14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了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闭幕式,如同以往的人大会议一样的程序,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财政预算2011草案等。

盘点其中:政治改革、宏观经济调整、通胀应对、法制等关系未来政治走向及公众社会权利保障的内容,似乎并无突破性进展,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莫之许在推特上发出对两会的相关评论:"两会提案只有一个属性,那就是如何更好地管老百姓,至于如何制约权力的,一个都没有" "中国配合最默契的黑脸和白脸搭档,原来是吴邦国和温家宝,一年一度的堂会,总是激发起亿万人的关注,前者引人愤怒绝望,后者使人期待幻想,莫衷一是之中,一年又过去了。"

政治:政改无望

 


在此次两会中,吴邦国强调:"中国不搞多党制",而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二者大相径庭的声音,有公众指中共高层出现分裂,也有人指二者只不过扮演不同角色,但是二者为利益共同体,目标是一致的。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中国的宪政学者陈永苗,他认为:"他们两人之间说话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温家宝即使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很清楚的看到他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说的政改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党建活动,意在加强中共的领党,建设共产党的能力,这不是真正的政改。二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区别。"

关于中国政改的未来,陈永苗表示并不冀望中共体制内:"现在清楚的看到有变化的是两个阶层:一是权贵之下的知识分子,慢慢的从原来相信政改,到再相信政改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再把信心寄托在体制内的改良上,因为体制内的革命已经死掉。他们开始相信体制外的改革与转型,所以开始推动维权运动和建设公民社会;第二个有变化的阶层是底层民众,由于社会不公等因素造成他们站到维权运动的最前沿。这些是未来社会转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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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作者:王年一、何 蜀、陈昭
来源:凯迪社区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援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伙"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
"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
'"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
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
'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标,还说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
"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
[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
[17];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巅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雪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
"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
"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的打击物件。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
'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
'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

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
'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藉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
"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
"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
"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50]。"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5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51];在林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拦25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法西斯与义和团

作者:虎狼同行
来源:凯迪社区

法西斯在古罗马时代,代表执政官的权威,象征着万众一心。现代法西斯起源于20世纪前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1919年3月,墨索里尼以下层民众为基干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与此同时,德国也开始组建法西斯性质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法西斯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工农利益,声称代表工农和下层的劳苦大众,要求社会平等公正,痛恨自由竞争带来的两极分化。希特勒认为:“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使面临崩溃边缘的德国经济迅速好转,高据不下的失业率大幅降低,由上台初的33%,到1938年德国降到1.3%,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党的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过去只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够享受了。纳粹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目标,指令大众汽车公司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取经,以最小的利润率、最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工薪阶层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事实上,纳粹政权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会激发民众抗议社会福利政策的事,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政权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和人民福利的奇迹。

经济的振兴,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使法西斯的纳粹政党和希特勒受到了德国民众的普遍支持。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不满也降到最低点。希特勒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在被严密控制的宣传网络中,歌功颂德,领袖崇拜一时间主导了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崇拜最为激烈的少年和青年一代,他们几乎愿意为希特勒而生,愿意为希特勒而死。有证据表明,在整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二战中,少年和青年成了法西斯的忠实的急先锋。尤其是那些10几岁的少年,他们忠勇疯狂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一个产生了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等等伟人的国家,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讲究文明礼仪的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在研究室,在讲堂上,在工作的车间、办公室,在家庭,在社交场合,表现的彬彬有礼,气度不凡,然而何以在另一种场合变成了杀人魔王或者帮凶?600万无辜的犹太人象猪羊一样遭受残酷的宰杀,整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遭到了法西斯德国的蹂躏,虽然也曾有几个有良知的德国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暗中谴责法西斯的暴行,但大多数德国人却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人性的暴虐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无独有偶,在亚洲,日本的法西斯暴行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亚洲,在太平洋地区,对人类文明都是野蛮的践踏。当他们拿杀人取乐,拿远古最野蛮的刑法折磨人的时候,怎么能想到,他们在家时,可能是一个好儿女,一个好丈夫妻子,好父亲母亲,好同事好邻里。人性的两面性差异如此之大,差异到了我们无法正视的地步。

对法西斯的解释,因人而异。但有几条是公认的。专制独裁,盲目崇拜,消灭个性和独立思考,疯狂的民族主义,个人对集体的对国家领袖的绝对服从,民粹主义情怀。这种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即产生了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即法西斯产生的温床。

在检讨二战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消灭法西斯产生的温床,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00年前,在我国也就曾发生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运动,它早于法西斯20年,这场运动,有称为义和团爱国运动的。这场运动起因不复杂。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义和团有恃无恐,围攻抢掠教会,杀死了洋人。外国公使得讯立即向清廷讨说法,清廷无奈,只得罢免毓贤,将其回京,派袁世凯去到山东主政。袁到山东平息动乱,毫不留情。当地义和团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回到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此话传到慈禧耳朵里,再加上一帮大臣鼓动,于是慈禧脑子一热,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昏头昏脑的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一个列强都打不过,猛然却向所有的列强一齐宣战,消息传到各国,令各国哭笑不得,认定慈禧一定是疯了。英国皇室甚至认为,对待这种野蛮的国家,就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各地义和团有了上方谕旨,一时龙腾虎跃,各显神威。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灭洋,并不是简单的反侵略,而是打着反侵略的旗号,毫无理由的挑起战争,他们登坛作法,宣讲教会洋人猥琐恐怖,把一切洋人妖魔化,洋人被描绘成吃人肉,拐骗妇女,扒人皮,吃小孩心肝补养的蛮夷异类。在半封闭的中国,此等制造舆论是很见效果的,知道内情的在有尚方宝剑的愚昧群体的压力下,也只得忍而不发。

洋人既然十恶不赦,则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全在必杀之列,帮助洋人做事会说洋话的甚至有洋化倾向的,则一概斥之为汉奸。李鸿章在甲午战败曾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自然也在株杀之列。吓的李鸿章一类的大小官员急忙躲避,李离开京城,躲回他广州巡抚衙门去了。康有为变法维新人士以及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都被列在汉奸洋奴该杀之列。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直隶太原一带声势最为浩大,破坏杀戮也最为严重,南方因主政两广的李鸿章两湖的左宗棠等人拒绝执行慈禧的圣旨,对义和团一类的误国害国的愚昧举动坚决抵制,这才使南方没有受到拳匪之患。

义和团将洋人、教士、教民等分别称为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有穿学生装带洋书洋笔的学生,也一概被认为是二毛子,拦截而杀之。他们甚至认为铁路电线,全是洋人借以祸害中国的,于是他们毁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者,捕获必杀。洋货店及藏洋书器也必焚毁而后快。禁止民间穿白颜色衣服,认为这是仿效洋派。汉奸在他们的定义中已经不仅仅是教民等人,一切与洋沾边不沾边看着不顺眼的便都被按上汉奸的罪名,汉奸也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代名词。

义和团进驻北京,首先开始的就是烧杀抢掠,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阳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戴勋)府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

毓贤做了山西巡抚,他支持义和团,在他管辖的山西,杀戮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在刚上任后就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七月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无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义和团暴民胡为和清政府的无理宣战,引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战败后的中国割地赔款,丢掉了如关税等的主权,不但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且使中国背上了赔款的重负。

义和团的暴民政治与法西斯德国有着明显的形式的不同。法西斯德国对内实行种族清洗,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对外实行侵略,企图统治全世界。义和团则是在落后的中国发生的,他们同样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是世界任何种族不能比的,把其他国家民族说成是蛮族一概排斥,他们打的是反侵略的旗号,无端的挑起战争,对内和对外国的教会人员、商人等进行野蛮的杀戮,对所谓的汉奸进行大清洗。形式不同,本质却有相同之处。同样的,这些义和团或其帮凶们,为人可能是好父母好儿女好邻居,但在野蛮屠杀抢掠的时候,则完全暴露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如何界定法西斯,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一提到法西斯,往往使我们马上联想到暴政,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戮,我们常常说,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是文明礼仪之邦,儒家文化也告诉我们,要尊老爱幼,要诚实守信,然而另一面,却也潜藏着丑恶暴虐的因子。在痛斥世界上法西斯暴行的时候,反省我们自己的历史,反省我们的深层次的拙劣的一面,以期警惕,应该是有益的。2004年11月9日,《南京大屠杀》作者、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北加州开枪自杀。她的自杀固然与她患抑郁症有关,但来自日本右翼的恐吓威胁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1997年在北美地区出版,这是第一本以美国大众为读者的有关日军在二战期暴行的图书,读者称赞此书是年度最佳书籍之一。此书得到美国大众普遍的好评,使美国读者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真实一幕。此书同时也令日本右翼恼怒,年青的张纯如不断收到恐吓电话,使她多次搬家,这些威胁信和电话,使得张纯如不断变换电话号码,平时不敢打电话,只用电子邮件联络,甚至不敢在家里接受采访,不敢向朋友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也该说日本右翼的恐吓威胁,是张纯如自杀的直接动因。日本右翼,其实就是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听不近对他们民族的批评,袒护他们民族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他们表面上似乎在维护他们民族的尊严,实际上只能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憎恶。当我们有一天清晨醒来,走上街区,享受温暖阳光的时候,突然发现到处站满了带着纳粹标志的法西斯分子,到处站满杀气腾腾口念咒语的义和团,到处站满了效忠二战时天皇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我们将如何应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责问一下,在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曾经是不是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做过斗争?如果缺了产生法西斯的温床,何以会突然满大街窜动法西斯的身影?

盲目的服从集体,盲目的把自己的头脑交给崇拜的精神领袖,盲目的把国家奉为神圣,这是法西斯产生的思想根源。一个孩童,从小接受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以集体的对为对,非为非,全不培养个人的主见,个人品性,长大以后,难免就要缺少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为集体当然是对的。殊不知,集体并不神圣,集体是什么,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组成,没有个体,哪来的集体。把集体掏空了进行崇拜,正是当代法西斯产生的肥沃土壤。

科学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准,可以使我们从蒙昧中走出来,义和团有着浓厚的愚昧色彩,但去掉愚昧,依然可以产生义和团,二战前的德国经济大发展,一样使法西斯主宰了整个德国。21世界日本,其经济的领先,在亚洲首屈一指,但其国内的极端右翼势力依然猖獗。这就告诉我们,经济的腾飞,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和义和团的暴民政治倾向可以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从二战和义和团运动可以看出,法西斯和义和团的暴民政治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我做起,从我们周围做起呢?

义和团主要都是由中国北方的农民构成的,贫穷和愚昧把他们变成了一群变态的恶魔,他们用可笑的手段来对抗现代文明(当然这种对抗直到今天还被美化成爱国运动),而使半个中国饱受战火。但是义和团在中国南方根本没有什么市场,西风东渐使中国南方最先感受了海洋文明,由于李鸿章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使另外半个中国躲过了一场浩劫。现在国际上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所有教育都是让年轻人等待一个机会,为100多年来遭受的屈辱而复仇的机会。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加以控制,过去的历史不对年轻人澄清,未来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情还会重演。

穆正新:黄继光堵枪眼的穿帮——朝鲜战争中的一个弥天大谎

作者:穆正新

一、让我们”善搞”黄继光事迹。

本文对”黄继光堵枪眼”事件进行查证剖析,力求剥去伪装,还历史真相。本文决不属于”恶搞”。要说”搞”,只能算”善搞”。求真与尽善是一致的。还原历史真相,无论对于受骗的民众还是被利用的黄继光本人来说,均属善举。

本人在近几年里不断思考过”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真伪。见到一些资料也随手存下来阅读对照。越读越发现这个故事破绽很多,作假嫌疑很重。开始时,本人曾觉得自己的怀疑或许有错。毕竟这个故事如雷贯耳地教育了我们几代中国人,其”神圣”地位在心目中相当牢固。即使到了后来本人已经确信该故事为假时,也还觉得这看法只能属于自己,说给别人听时不易被接受。那么多人从幼年起就敬仰的英雄竟是个骗局,这对多数中国人来讲无疑是很残酷的嘲弄。要人们接受下来又谈何容易?

近来多次在国内论坛上见到网民对”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议论。众多网民的态度让本人感到意外。每当有人提起这类话题,比如”堵枪眼在军事上是否有意义?”的时候,跟帖总是十分踊跃。其中多半为质疑其真实性的帖子。神圣了几十年的”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现在几乎处处遭到网民的非议。这类话题引起的”颠覆性”评论如此之多,总是迫使版主在很短的时间里删帖锁题强行中止讨论。见此现象本人深受鼓舞。这真是天理昭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拙劣炮制的革命英雄事迹只能愚弄贫乏自卑的思想。以往那些”高大”英雄形象在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面前徒显虚假与滑稽。

要看出”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其实很简单。多找几篇中共出版的黄继光故事来读一读就行了。看过几篇后,你也会为中共作假时的”粗放”态度感到吃惊。你很难想象正常国家的政府胆敢如此马虎潦草地蒙骗大众。他们明摆着以”老子就不怕你看穿”的态度编造”黄继光堵枪眼”故事。这个故事粗暴侵犯人类基本常识,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的推敲,在一般国家里早被揭得无地自容了。仅由于中国人长期受中共严厉压制而无法进行挑剔追究,才让它得以存活至今。但也正是这超级顺心随意的造假环境,使党的各部门在造假工作中严重忽略了质量把关。他们往往连最起码的圆和协调工作也懒得做。全党努力大造英雄几十年,留下无穷后患。如今堆积如山的”英模事迹”已成一幅”危如垒卵”的景象。朝其任何地方踹一脚,都是黄汤稀水泻满地的结果。

下面我对”黄继光堵枪眼”进行分析。文中所依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出版物。读者可自行查阅对照。欢迎读者指出疏漏错误之处,也欢迎各位提出不同看法。

开始之前,让我先引入一个简短的美军士兵堵枪眼的事迹。我认为阅读外军的事迹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辨识能力。美国《纽约日报》1952年11月21日发表了题为”牛比洛索夫震撼中国人”的报道:

“F连攻至三角山前,遇到了中国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问:‘谁去干掉它?’年青的牛比洛索夫答道:‘我去!’。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牛比摇晃了一下,又向前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牛比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枪眼。后面的士兵见状即发起冲锋。但敌人的另外两挺机枪又开火了。在这紧急时刻,牛比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牛比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连长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牛比,我们为你骄傲啊!’”

难以置信吧?这牛B洛索夫故事是我现编的。我知道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我用这个假故事来调出读者的挑剔目光。当人们审视外军或敌军事迹时,挑剔的目光会比较敏锐。而我要的就是这敏锐。好,请保持敏锐。我这就从美国”牛B”转入中国”马T”。

二、英雄缘起假新闻——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以上就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首版。载于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读者可看出,前面那个美国牛比洛索夫故事,实际取材于此。各位若无法相信那美国牛B的话,自然也吞不下这中国马T。这故事假得让人无法辩护。作者硬要让黄继光的功夫超人类:枪弹穿身而过并无大碍。连中数弹才不过”摇晃了一下”。再往下功夫更绝: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竟如同足球队员胸部停球一样轻松。边堵着枪眼还能边忙里偷闲地观察敌情。及时发现敌人阴谋立刻采取措施把它解决掉。先前故意保留手雷而用肉身堵枪眼,更显英雄深谋远虑,早料准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连串超人神功太精彩,激励学龄前儿童没问题。只可惜成人不宜。

在正常国家里,军队爆出全国性假新闻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可以从美军”拯救大兵林奇”事件被美国媒体抽丝剥茧无情讨伐的过程看出其后果的严重性。设想当年在朝作战的美八军胆敢通过美国大报吹出牛B洛索夫故事的话,美国各界也同样饶不了美军。当局不但不要指望在全美出现”各条战线学习牛B洛索夫的热潮”,更要准备应付各界讨伐的声浪。人们可能怀疑美军指挥参谋机构里存在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情况。军方不得不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国会和其他方面也可能展开对美军当局进行调查。最后总要搞到造假的军方信誉扫地,说不定还有将领丢官的结局。想往美国人眼里揉沙子,可没有那么容易。

然而,往中国大陆几亿人的眼里揉沙子,却可能是世间最容易的事。解放军、志愿军在中国是豁免批评的。没有哪家中国媒体胆敢在这支中共党卫军的”太岁”头上动土。当年的中国人甚至在私下议论政治都不安全,哪里还能公开发表批驳党军的宣传的文章?解放军造出什么英雄,全国人民就老老实实地学什么。头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那样明显,全国媒体上却没有一句批评质疑的言论。实际上各报刊仍在继续加油宣传该假新闻。《人民日报》在其后一个月中至少两次重提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一挺敌人的机枪,并且用手雷消灭了另外两挺机枪”的说法。

三、频频升起的”马特洛索夫”卫星。

新华社滥造而出的首版“黄继光堵枪眼”,多少反映出当年官方急迫征用资源以支撑战争的现实。当年朝鲜战场大量消耗着中朝两国青年的生命。为了维持这场战争,官方不但依靠权力量强行征集兵员,也把愚弄百姓的宣传机器开至最高速,把鼓吹舍命献身英雄的宣传推向高潮。虽然人造卫星是1958年后才有的事物,但是毛泽东们”放卫星”的精神远早于它。编造和宣扬”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也是一种”争放卫星”的局面。

那年代中朝两国的各行业都全面学习苏联,国内英模也设法和苏联英雄挂钩。赵一曼曾被称为“中国的丹娘”;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局给中国工人树立的榜样是一个叫做“斯达哈诺夫”的苏联师傅;还向中国农民介绍了一个叫做”白尔西叶夫”的苏联增产能手。志愿军各部也“归口”地学习苏联英模。飞行员们学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步兵们则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马特洛索夫是苏联1948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里的主角。他的事迹就是肉身堵枪眼。

学先进,见行动。朝鲜人行动较快,“马特洛索夫”式卫星先从朝鲜人民军中冉冉升起。从1951年起,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法:

枪炮基本不用,
炸药基本失灵,
全军趴着不动,
围观一人玩命。

很难说是这种战法导致了英雄的产生还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发明了这种战法。反正其结果是“朝鲜的马特洛索夫”成批涌现。仅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就有:金昌杰、黄淳福、申甲新、朴石峰、金明哲、李寿福、申基哲、李亨焕、金仁焕、金圣镇等十余位。各英雄事迹细节处略有差异,但“肉身堵枪眼”一举是共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圣镇(金成振)英雄。该英雄出得较晚(1953年),但功夫却是端地了得。朝鲜干部告诉《人民日报》说:英雄金圣镇以自己无限热爱祖国的胸膛挡住了吐着火舌的敌人火力口。他没有牺牲,又向敌人发射着歼敌的枪弹。他的辉煌功勋,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传颂的英雄事迹”。“全世界人民传颂”,应该也包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听到哪个中国人“传颂”过金圣镇英雄的事迹。我更相信很多中国人听到他的绝技后会目瞪口呆。他堵了一阵枪眼后居然还能继续作战。看来该同志能使机枪子弹拐弯,否则难以解释他的神迹。我想起王朔小说里某组织兴师动众寻找当年义和团里一位“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大梦拳师兄的故事。说不定该师兄就是这位人民军英雄的前辈。想来大师兄移民去了高丽,致使朔爷遍寻不获。遗憾的是金圣镇同志未将他的功夫传授给战友们。否则全体人民军加上志愿军指战员都练就这手绝活的话,别说解放全朝鲜,打到华盛顿实现世界一片红也不成问题。天下早就不是目前这种格局了。

“英雄辈出”的环境下,志愿军不甘落后,终于也放出了一颗国产的“马特洛索夫”卫星。这颗卫星放得比较晚。但不放是不放,一放就很精彩。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就难度系数而言,一举盖过了人民军的卫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人民军方面几个月后放出金圣镇这种堵完枪眼还能继续作战的超绝卫星。

四、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第二版。

不幸的是,精彩的首颗“中国马特洛索夫”卫星只运行了一个月就被废止了。原因显然是这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估计管宣传的领导读了后也忍不住起鸡皮疙瘩。党固然不怕民众公开批评假新闻,但也得顾忌太假太滥的故事会在人民心中产生反效果。新华社不得不返工重做。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把首版中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这等于承认首版里讲了假话。按理说,出了影响全国的假新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应向读者道歉,还应该向志愿军方面了解造假原因和过程,给读者一个说法。但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党的喉舌本来就以蒙骗大众为己任。第一次没蒙好,加加油接着蒙就是了。

《人民日报》于1952年12月20日刊登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文中“堵枪眼”过程被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象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

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新华社在该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五、是个人失误出假还是系统性鼓励造假?

首版出假,奠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赝品“基因”。依人类常识,一个故事的首次叙述不实,再次叙述时它的可信性就要打折扣。因为故事叙述人的诚信出了问题。这比其他事情更严重。人们需要重新检验叙述人的诚信。如果叙述人能坦然无保留地说明出假的原因,再加上态度诚恳,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防范措施等等的话,那么人们多半会原谅叙述人,并愿意接受其更正后的叙述。但新华社对“黄继光堵枪眼”假新闻的处置完全不及格。该社的编者按很不象话。首版故事明显地虚假,仅被说成”略有出入”。其态度满不在乎,没有丝毫歉意。更拒绝说明出假的过程原因。也不保证将来要加强防范。这种态度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并不在乎诚信。它轻易说谎,说过后没有愧意。因此它缺乏保障其新闻真实性的起码能力。这个叙述人无论怎样更正,其故事的可信性不会高。这是我们判定黄继光故事真伪的基本出发点。

1、新华社的编者按说第一版故事出错的原因”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但这借口站不住脚,新华社还是没说实话。

该文作者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刘云魁。他不参加战斗。绝无”战斗中”仓卒可言。根据《军事记者》杂志2002年第二期的《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云魁于1952年10月20日凌晨5时半接到有关黄继光事迹的通知,于上午7时前往黄继光所在连的坑道采访。他在坑道里呆了20多小时,于21日凌晨4时返回师部。然后他”燃上了蜡烛,铺开稿纸,用自己的心血和泪水很快完成了一篇500多字的人物通讯”。这就是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产生的全过程。容易看出这是个慢节奏的写作过程。写作时并未受敌情险情干扰。500多字不过占一页多稿纸。花一天时间采访构思,最后写出一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作文分量的报道,对于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来讲属于工作量不足,怎么还敢称”仓卒”?再说,”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也不是人一”仓卒”就能写出来的情节。它应该属于吃错药喝醉酒或者思想受到特别操控后才能犯的错误。”仓卒”即忙乱所造成的报道错误不会逾越人类能力范围。你会把张三混为李四,但不会把神功混同人活。报道人类活动的新闻一旦出神闹鬼,八成涉嫌虚构。而刘云魁写出的东西正是”神迹”:机枪子弹连续穿胸而过,其效果却与蚊虫叮咬无大差异?这不是人的本事,而是神的专长。普通不识字的人也懂得这一点。何况一个身处战地的师部新闻干事?你搞科幻文学创作无所谓,写成新闻报道就是大大的问题。

2、即便刘云魁本人精神”仓卒”到失常。但志愿军政治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部门都在做什么?按照中共军队的规矩,所有稿件必须经由政治部门审查后再转交通讯社或者报社。而通讯社报社还有自己一套审核校阅制度。难道这些在后方甚至国内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人员全都”仓卒”到精神错乱?为何无一人能指出该故事显然荒谬之处?究竟是没有能力发现虚假情节,还是本来就憋着要造假?

3、最要紧的是,新华社以至整个中共宣传系统的审稿标准定在何处?明明是严重不实的报道,新华社却轻描淡写地说它是”略有出入”。这态度清楚地表明该社并不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审稿的重要标准,而是把别的标准,也就是党的宣传需要放在了首位。只要符合党的宣传需要,编造假新闻也可以。一次没编好,咱们再编一次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所反映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超过假新闻本身。因为它显示整个系统内的干部处在良知失效的状态。各级各部门把关人员不可能看不出故事中的假情节。问题在于他们更清楚党需要那些情节。革命事业需要蒙人民。志愿军各级政工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重重审查关卡只审核文章是否符合党的需求,不审核它是否符合事实。

六、”只看立场而不论真假”的审稿标准

观察中共的出版物,可以看到这种特别的审稿标准是一贯的。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请看另一个实例。1990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湘潮》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黄继光生前战友”陈发华的报道。陈发华这样说:“我亲眼看见黄继光象猛虎下山似地,抱着炸药包,‘腾’地跃出战壕,迅速向敌人暗堡冲去。...”“当他冲到离暗堡只有十几米远地方的时候,五六架‘山狗’机沿着山谷超低空迎面扫射过来。忽然,他的左腿挂了花,由于伤势过重他昏迷了。但不一会他又抱起炸药包。...”“黄继光凭着对中朝人民的挚爱,凭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惊人的毅力,爬到了暗堡的右侧。这时,透过烟雾,我见他一边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金日成主席万岁’......,一边扑向暗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

黄继光故事是进了中国小学课本的。人人都知道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飞机”扫射”和三呼口号再堵枪眼的情节。《湘潮》杂志的编辑有足够知识看出这个”黄继光生前战友”在胡说。但文章却登出来了。为什么?就是那个只看立场而不问真假的审核标准在起作用。在中共喉舌的编辑人员看来,该同志立场正确,胡诌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中共宣传系统各部门清醒工作、默契配合的产物。它是一次有意造假而不是意外事故。该系统中的每个审核人员都有足够的知识看出该故事有假。但每个人也都有更强的决心把故事刊出以完成党的宣传任务。是”改造人民思想以保证党的事业成功”这个大目标,使得虚假荒谬的故事在中共宣传体系中显得”合情合理”,得以畅行无阻。

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命运又如何呢?从新华社那言之凿凿的”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编者按来看,这版故事应该无懈可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的版本依然不堪推敲。先天性”赝品基因”注定它终生脆弱。新华社记者功夫再好也难以回天。该版虽然靠着中共当局的保护勉强维持到2000年前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遭否定的命运。读者如果把它与目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相对照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各方仔细核查”
版中的大部分情节已被抛弃改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可能这样屡次地被否定改写。”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再遭否定的事实,再次证明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也证明当年新华社改写重发该故事并非为了纠正假新闻,而是要更认真更细致地造假。

七、秦基伟否定了黄继光

黄继光是前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135团的士兵。但该军军长秦基伟却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不留余地地排除了黄继光事迹的可能性。2000年《解放军报》组织了《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大型专题,其中有一篇秦基伟较早时写的《鏖战上甘岭难忘的七天七夜》)。根据秦在文中的说法,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其实在黄继光介入之前几个小时就已胜利结束了。他在文中说到志愿军1952年10月19日黄昏发起收复阵地的战斗时,称部队”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而中国大众所熟知的黄继光事迹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发生的。秦基伟的”提前胜利”排除了黄继光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使得堵枪眼壮举成为不可能事件。

关于黄继光的阵亡时间,最早提到的是上面那个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几十年来此说法基本没变。中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黄继光》说,黄继光出发前”东方升起了启明星,指导员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1990年邓力群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说黄继光请求完成爆破任务的时候,”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2000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李石元采访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万说的时间也是”1952年10月20日凌晨”。

“午夜全部恢复阵地”与”黎明时仍有阵地尚未收复”是两个完全互斥的事件。不可能同时为真。黄继光的牺牲是”为我军胜利开通道路”的。因此在他的牺牲时间必须在胜利来到之前而不能在其之后。秦基伟让战斗提前”胜利”掉,使得黄继光英雄无用武之”时”。既然阵地在”半夜”就已经”全部恢复”,那么当黎明前黄继光来到时,敌人已被歼灭,阵地已在”我军”手中好几个小时了。现场必是无敌可杀,无堡可堵的局面。即便还有地堡,也已经成为”我军地堡”,黄继光还堵个什么劲?他除了和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清点俘虏加固阵地等之外,恐怕没别的事好做。

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和秦基伟本人十分有利。他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黄继光事迹。现在却发生了十五军军长亲自否定十五军的大英雄的怪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应该是秦基伟一时疏忽造成了笔误?但是笔者查对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居然不是笔误。黄继光的作战时间不但被他生前所在军的军长否定,也被所在的四十五师政治处干部所写的书否定。这问题就大条了。该师政治处干部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中说:”10月19日17时30分,志愿军”喀秋莎”火箭炮兵两个营一次齐放后,继之在103门山、野、榴炮的支援下,7个突击连(含坑道部队两个连)、分别向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实施反击。...战至20日1时,歼敌5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部队”恢复全部阵地”的时间,军长说是”半夜”,师政治处干部说”20日1时”。显然两者都排除了黄继光在20日黎明为夺回阵地而作战献身的可能性。黄继光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英雄。现在军长否定了他,师政治处也否定了他。一个连本军本师都不认账的”英雄”,教我们如何接受?事情还没有完。否定黄继光的还有更权威的解放军文献。2000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解放军当局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权威文献。该书根据中央军委决议,以前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为领导组长组织编写,并列入解放军”九五”科研重点课题的项目。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该书第三卷第292页中说:”19日晚,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组织第134和第135团共3个连,在火箭炮第209团一次齐放和其他炮火支援下,对占领597.9高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至20日1时,全歼占据597.9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第7师共5个连,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这资料白纸黑字说的也是”20日1时”。不等黄继光出场,部队就已经”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至此,不说”黄继光堵枪眼”已被解放军”正式”否定的话,至少可以说它已被”明确”否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第一天起就问题丛生、麻烦不断。早在1952年它刚诞生一个月时就被新华社推倒重来过一次。现在又被本军、本师和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文献否定。你想坚持说这种东西还有可信性,是否蓄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八、解放军权威人士为什么要否定黄继光?

难道秦基伟李明天以及解放军其他文献编写人员不知道黄继光要在黎明时出场堵枪眼吗?这也不可能。全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这些解放军大爷们,特别是“英雄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反倒不知道,怎么说得过去?他们肯定知道。关键之点,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之点,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还要这样写,明知两件事互相冲突而故意不解决。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读一读李明天等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更会难以相信该书竟把两个互斥事件放在书的同一页上。生怕读者错过这矛盾现象似的。在该书的第89页上,上一段讲“战至20日1时,歼敌5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紧接着下一段却讲零号阵地其实到天快亮时还没攻下来,于是黄继光挺身而出等。这样公然地在同一页纸上“明知同根生,相煎不胜急”的作品,实属罕见。

解放军各级公然否定自己树立的英雄,非常不合理。这现象提示我们:内中一定有假。因为真实事件不可能出这种矛盾。世间的真实事件,无论多么复杂多变,事件之间总是互相衔接又互相印证,融合一致天衣无缝。黄继光献身和部队全面收复阵地这两件事,如果都为真的话,也会具有天然的和谐性。绝不可能冲突。现在搞到两者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假。而现在查明的情况还不仅仅是一假,而是两者均为假。两假在炮制过程中缺乏照应,才导致了事件冲突。由于早年宣传黄继光时只讲英勇情节,没有透露作战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一般读者无从将两个事件进行对照,事件冲突的情况没有引起注意。几十年后,各种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越出越多,细节开始加入,事件冲突的情况就浮现了。但此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改回去了。

读者可能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基伟们故意把”胜利”提前,害得黄继光无法完成壮举?如果秦基伟们要编造,难道不会索性编得圆满一些吗?又何必留下如此明显的矛盾,轮到你来挑?其实我也这样想过。秦基伟们既然要编造,何不把”全部收复阵地”的时间安排在黄继光故事完成后的清晨?这一来不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吗?晚几小时胜利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是包含了黄继光事迹在内的更辉煌的胜利。不是更有价值吗?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以及秦基伟们十分有利,十分珍贵。他们何苦去排斥?显然,如果没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想来他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有某种难言的苦衷。为了找到这苦衷内情,我们必须较深入地了解1952年10月19日黄昏发起的这场战斗的情况。

九、关于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

这场战斗于1952年10月19日傍晚17点30分发起,次日清晨6时多结束。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所判知的基本事实是:1、志愿军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失利。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四十五师部队均没能全面收复阵地。特别是没能收复主峰597.9高地。2、但是此次战斗非常重要。作战失利要严重影响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的个人前途。因此他们不得不谎报战果。3、天亮后战场格局清晰,不便于谎报。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只能借着夜间混战的情况修改战果,才能谎称”全面收复阵地”。4、在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向上级谎报”午夜全面恢复阵地”的同时,军内政治部门和新华社也编出了各种英雄事迹。分工造假而缺乏统一协调,因此出了纰漏。下面分点说明。

1、志愿军的这次战斗严重失利。

这场战斗于1952年10月19日黄昏五点半发起。志愿军先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敌方阵地。尔后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志愿军计划夺回包括主峰597.9高地(美军称598或三角山)和537.7高地北山在内的十多处阵地。在上甘岭东侧,志愿军取得了成功,在天亮前攻占了由韩军守卫的537.7高地北山。但在上甘岭西侧,志愿军的进攻却严重受挫。这一侧的志愿军分两路对主峰597.9高地及其西北山梁的系列阵地展开进攻。奉命攻击主峰的是134团八连、四连等。奉命夺取西北山梁系列阵地的是135团的六连、五连等部。134团八连、四连等事先潜伏于597.9高地山下的坑道中,意图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主峰。但由于在开战前部分坑道遭到美军破坏和监视,总攻开始后他们仅能发起微弱攻势。经短暂交火即被美军击退。联军次日发表的战报说志愿军曾到达距离主峰300码(约270米)的地方。旋被击退。而135团六连、五连等这一路发起的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延续时间最长。他们计划首先攻取六号高地(美军称Pike's Peak),然后向东南进击主峰与134团会合。但守卫六号高地的美7师17团3营L连顽强抗击,迟滞了志愿军的进攻。由十五军干部张嵩山所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承认,当晚志愿军”付出极大代价”才占领六号阵地。美军资料表明美军L连损失也很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多次展开肉搏。L连排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连不得不放弃六号高地向主峰方向且战且退。美军紧急派出增援部队。先是从本营的其他各连抽出若干几个排增援。后来更从32团派出两个连驰援。美军并把所有可用的炮火都用于压制这一路志愿军的进攻。志愿军攻势渐渐减弱,最后终于被止住,与美军形成对峙。到天亮时,暴露在美军阵前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炮火持续轰击下逐渐动摇。先是出现了零星退却逃跑现象,很快即发展成全面溃逃。美军趁势集中所有炮火予以追击。志愿军颓势难止,一路逃回六号阵地。这样,志愿军苦战一夜的战果只获得两处阵地:537.7高地北山和六号高地。远远没有完成任务。

2、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但在1952年10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10月初,享有”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38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的纪录。志司在10月15日给十五军的电报中承认38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十五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10月18日,十五军四十五师首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10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668页)。王近山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仗”。而且10月19日离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19日晚志愿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字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四十五师当日伤亡3000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3、二十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597.9以及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分了解,很清楚20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道,美军于19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537.7高地北山。20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因此上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6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20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300码之处”。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三百码,不就完成”收复主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反扑”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了。20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4、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四十五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50年代到80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2000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道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字,并且是N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1、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19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20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道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20日早晨7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6点多被打回Pike’s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20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135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20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134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1959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597.9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134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135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20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134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2、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20日美军确认伤亡94人(亡15伤77失踪1非战伤亡1)。21日确认伤亡55人(亡6伤43失踪6)。这149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10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300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300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500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1998年3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19-20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3000多人。3000比500,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19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2500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1500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2500,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5000。假定5000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93团3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9连报歼敌1000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106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7000多人,十二军给减到4000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3、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209团一次齐放”;而前炮21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2000年第10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好,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91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1000多,只上报700多。106团1营上报伤亡400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700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2100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10月19日到20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道。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10月14到20日伤亡”3200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3000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20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110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1951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来源:凯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