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说起

作者:冷卫

什么样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应该很明白。如果有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不曾下工夫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学说,对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文化丝毫不感兴趣,甚至特别反感近代以来普世的价值观,以至其"事业"完全与马、恩的主张背道而驰,请问谁能说这样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确曾被中国共产党尊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综观他的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不热心,二不在行"。把他说成马克思主义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悲剧,也是中国的一场闹剧。

在毛泽东研究上,国外的一些学者,典型如美国的特里尔,在我看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为避免"西方人士的不客观",几乎完全接受了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讲述甚至词语;他们为避免犯下简单化的错误,好心地运用过量的"理想和思想"来想当然地"丰富"毛泽东,致使其严重偏离真实。这样一来,在他们笔下,毛泽东竟给描画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比起国内的诸多主流叙述来,特里尔等学者至少态度还是严肃的。但在偏离事实这一点上,两者却是五十步与百步,本质上差别不大。

仅举一例,在特里尔眼中,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苏修式的官僚主义,维护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原教旨主义。我认为,这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言说,必然出现的谬误。

其实文革的目的,以及毛泽东的动机并不难揭发。毛之反对"苏修",目的仅仅是要和苏联争夺霸权;事实上,他在中国建立的个人独裁,要比古拉格政权更加残酷可怕。他力推法家暴政,结果是暴虐官吏横行于世,人民不敢言甚至不敢怒。文革表面上有"四大"自由,可经历过的人都明白,任何人都只能奉旨"造反"。显而易见,只要保持常识性的清醒,就不难看出东方王朝的政治传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相差何止千里。比如葛兰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无产阶级要争夺文化领导权"。但若有人就此以为,毛泽东的文革与葛兰西的思想是一回事,那岂不可笑吗?事实上,毛泽东毕生都不曾重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位学者,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特里尔从没有真正理解毛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坦率自白,他并不了解溶化在毛血液中的传统帝王独裁观念。他用天生缺失皇权专制底色的西方文化颜料来描摹中国的当代秦始皇,从一落笔就形神尽失。而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或是理想主义来阐释毛泽东,则无异于为历史大念野狐禅。
当然,毛泽东本人在公开场合,一向喜欢使用"主义的"叙事词语,总是高谈阔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标准斯大林理论,以及"反修防修"的原教旨思虑。但是,这些语言都只是他这个实用主义者惯用的障眼法,目的仅仅是为他的真实动机涂上一层因正统而眩目的装饰色,让轻信的人上当受骗,更让他的受害者陷于"反动"的待罪地位无法自辩。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还有什么人对它的歪曲和背离能超过毛呢?

中国历来的帝王全都是实用主义者,行为基本原则仅仅是直接而明确的抓权利己。反复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也不例外。这类人物的复杂性,可能更在于他们如何清醒地让自己的人性泯灭,可能更在于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的个人意志与没有意识到的历史作用的矛盾";但绝对不在于他们错误百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说。那些言说,从来都只是浑身溅满血污的暴君们擦抹自身的一条旧手巾。

文化大革命,堪称现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尽管毛泽东的计划很复杂,但他的真实目的其实很简单。请注意他的文革干将们的大白话:江青在当年就多次作报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在对毛的两个一号文件表示深深不满时,也吟诗道:"总把新桃换旧符"。他们都是主子的心腹,所以领会得清楚,宣讲得直白。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彻底改组朝廷,老臣统统要滚蛋,一拨新贵要上台。在毛的中式传统思维里,接班人最好是亲生儿子,如蒋介石的蒋经国,金日成的金正日。但毛没那样的可用之儿,于是老婆侄儿就是最接近的代用品。

揆诸史实,我们也清楚地看见,毛确实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用江青、毛远新这一类"新鲜血液",来取代刘、林、周、邓、叶、陈、李,这批老的追随者。姚文元去世前写下回忆:毛泽东在1976年"几次说过",他身后的权力交班,是这样安排的:党主席江青,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总理纪登奎,军委主席陈锡联。张玉凤则回忆说:毛曾圈定毛远新当政治局委员。其实何须看谁谁的回忆录,从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大规模更换,以及毛远新从"儿童团"飞速窜升到
"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从林彪集团对前途的忧虑中,我们也清楚看到,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最提防的正是江青、张春桥那些新起的"文革派"。相比林彪的"丘八集团",那些人才是毛瞩意的"新桃",而林彪不管有多少新旧功劳,仍然被无情地划到"旧符"一类。他们注定是要清除掉的,时间早晚只取决于毛眼中的利用时限的长短。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的命运则更清楚地显示出,哪怕他们从来就不敢向毛的无法无天发出一点点非议,但在毛的战略计划中,他们仍然被划到九大的右派代表中去,也就是必须清洗的人物。

与主流看法不同,我不认为1975年毛让邓小平复出理事,是真心看重"人才难得"。毛泽东评判人物,从来不把"人才"作为首要标准,例如他超拔王洪文、华国锋。他看重的是划线站队,是否绝对为他所用。综观毛的一生行事,他从来都如林彪总结的那样:得罪人就彻底得罪,整人就整到不得好死。让已被他打倒的邓复出的真实动机,我看只有一种考虑,就是"诱敌深入"――让邓犯更大的错误,然后再次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诱一帮龟缩起来的老家伙放肆出洞,便于一网打尽,不留后患;进而保证让"新符"们接掌大权更顺利。在打倒邓小平时机未到之前,哪怕他跟江青激烈冲突,毛也会数次做出宽宏大量的姿态,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要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毛如此做秀,既是在人前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同时更是促使邓小平放松警惕,放心大胆地犯下毛要他犯的错误。毛决定打倒邓小平时还没有天安门四五事件,钦定的罪名,正是全面否定文革,大搞还乡团。

毛泽东在统治中,与其说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还不如说是仰仗传统的中国帝王统治术。众所周知,毛泽东毕生最喜爱的读物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资治通鉴》一类古书。如果特里尔们对这些中国古典足够熟悉的话,他们应当从宋江题写的反诗"自幼熟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当中,从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当中,体味到毛泽东的政治性格和人生信条。真实的毛正如历代帝王一样,内心信服的只是"申韩之术",即他公开提倡的法家。正是遵照"法、术、势"的帝王权术指南,他才在历史面前做了那么多不光彩的表演。而他对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明根本就不感兴趣。早在延安,他就严厉批评"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那样爱叫嚷阶级斗争,却在批陈伯达时,把专讲阶级斗争的《法兰西内战》断言为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竟然只是"造反有理"。

当年的博古、张闻天等人初识毛泽东,就感到"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胞弟毛泽民也曾对他抗议说:"共产党不是你毛氏宗祠!"而毛泽东一向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自居,却也说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这样的大实话来。过高估计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只会诱使天真的人们迷失在脱离实际的混沌里。善意地搬用西方思想体系来阐释毛这个历史人物,只会令人们南辕北辙,对反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丧失应有的警惕。

当然,也不能说毛泽东绝对不从国外吸取政治营养。但这种"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决定了他只会接受能够直接补充他权谋的那些具体招数,而绝不会促使他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时,毛才不过三十岁;但终其一生,有谁听见过毛赞扬这个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对于来自西方的正面普世价值,例如民主自由,例如个人权利,毛泽东,以及在他前后许多中国特色的大小人物,都是极其仇视、坚决反对的。在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之时,这个要点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斯大林是唯一的例外,得到了毛的捍卫。田家英等毛的贴身秘书,早在1959年就因私下议论"斯大林晚年"而获罪。可见毛和他虽不喜欢却还要坚决捍卫的斯大林,确有共同之处。

斯大林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沙皇"。从他掌权伊始,他就深深感到一班平起平坐的老战友总是不能让他称心如意,既要分沾革命的功劳,又要议论治国的对错,竟敢不把他当作"主人"(贝利亚等对斯大林的谀称)。他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完全清除老家伙,自己才能独揽一切功劳和权势。最理想的是由他一手提拔新人,新人没有革命的资历,自然不可能威胁他那"伟大领袖"的绝对地位。而最重要的是,新人越是"儿童团",就越要仰仗他的封赏,就必然把他当成"生身的父亲",会为他去做最不可思议的肮脏勾当,还不敢有二话!因此,斯大林从1920年代到去世前,三十年间一直在搞"新陈代谢"。

毛初见就特别欣赏斯大林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早在延安整风前就由衷称赞"写得真好,章章都好!"显然,斯大林把政治迫害居然美化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等等天才发明,大受毛泽东青睐,化为他大搞党内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锋利武器。无限的恐怖无疑最有利于无限的独裁。毛也像斯大林那样盘算: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反复搞,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柳亚子曾赋诗云"斯毛并世战玄黄";斯毛之所以能并世,只因为他们同为"东方专制主义"在20世纪的典型代表。

在五六十年代,毛有着比当年斯大林更严重的心结,因为他犯下了一连串比斯大林更甚的严重错误,难以遮掩,更难以推给别人。彭德怀虽然被他硬打了下去,但三年特大饥荒却无法掩饰。刘少奇竟胆敢当面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他生怕自己在现实中独裁的大权旁落,在历史上受到清算批判。环顾他的周围,党中央其他六位最高领导人当中,只有一个林彪还维护他。另外五位,例如邓小平,开会时坐得远远的,明摆出不愿再紧跟了。极端高压之下,党内外居然还有不满他的声音,以致他惊恐地感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了我们的政"。在这里,我们要切记:如果不能看穿毛的
"主义"言说包装,那就不能看清毛的思想和行为。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中国历史封闭循环了两千多年。在二十世纪,"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纵情讴歌的仍然还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至于西方的什么主义,在毛的心目中,不过是些辞藻;或更加过分,只是一两把能用来杀仇人的"刀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是绝对中国特色的毛泽东。

遥想当年,毛环顾四周,的确是"蜀中无大将",除了一个江青满怀怨恨,戾气可用,还有什么人能派出去打头阵呢?我猜这位秦始皇,心下不能没有一丝
"独夫"的凄凉。所以当时他爱说些"反潮流""五不怕"之类的豪言壮语,虽说是给亲信打气用的,也不会没有一丝自况吧?以他的性格作风,一旦感觉被人嫌弃,那与所有人为仇的心气,应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说:"七亿人,不斗行吗?!"狠恶之气,溢于言表。文化大革命就此被策划,被发动,被扩大,被延长,以致酿成十年浩劫。

评价文革,实际上就是评价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反动性质;叶剑英进一步提出了"封建法西斯主义";李维汉更是提出了"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精辟见解,还曾获得邓小平首肯,至今还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也许,更重要的启迪还在于:批判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众多人物,还要继续尊毛,尊孔,尊崇中国特色。这个现实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具有什么意义呢?西方的学术精英如特里尔等,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现实呢?

毛泽东已成往事,可是孕育他养成他的"中国特色"一如既往,仍然强大地存在着。在其强大影响之下,即使在今天,尊孔读经的鼓噪和对帝王将相的膜拜,不也绝对压倒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人类普世价值的百年呼唤吗?当年卢卡奇有言:德国迟迟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以至遭到纳粹巨痛,是因为德国人民在历史的岔路口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拒绝普世价值。

但愿我们能稍微明智一点!

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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