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

关于那三年“死了多少人”的权威说法

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读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
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1993《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
"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学者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
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作者:刘源
来源:《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