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大跃进饥饿的回忆

作者:黄志谋
来源:炎黄春秋

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浇注着辛勤的汗水,倾注着毕生的精力,等待着四季轮回的春华秋实,期望着时代变迁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

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

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

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

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

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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