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荒烟蔓草的年代――我所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阿李郎

在我的记忆里,大跃进、大搞钢铁那两年,家乡的年景还是很好的,基本是大丰收,可能别的地方有的欠收吧,反正不知怎么的,忽然粮食就紧张了,一开始还吃大食堂,但给的量却越来越少,后来打回的饭已不够吃,再后来食堂就只供应上工的劳动力吃了,记得妈妈经常是把分得的那份饭拿回来给我们四个孩子分着吃,到现在我也想不起妈妈究竟吃了还是没吃,只记得我们都眼巴巴地盯着那分给妈妈的一份饭或大饼子恨不得一个人吞下去。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分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没等吃出什么味,已然咽到肚子里了。再后来,食堂就黄了。那时年终决算,每个劳动日(以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只能勾上1――2毛钱,甚至几分钱,全年我爸妈的总工分也挣不了几个钱,去掉乱七八糟的折扣,根本领不回下一年的口粮。人家贫下中农可以借给,先把口粮领回来,下一年再用工分扣,地主成分的我家不行,如不当时就拿现金买,那就只有吃反销粮了。现金,哪里去弄?所谓"返销粮",就是生产队把当年扣除贫下中农的口粮和牲畜饲料粮外的所有粮都上交国库,我们的口粮就按月拿现金到国库领的粮。那当然不是新粮,而是不知哪年的陈粮了。而且,没有钱,就这样的粮也领不回来。就这样,别人家也挨饿,而我家,饿得更狠。多亏了门前的一堆冻罗卜了。妈妈用极少的高粱面掺到一大锅煮熟的冻罗卜块里头搅和一下,也浓浓的,粘粘的,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气味,每人吃着分得的一份,吃得快的,或许还能多吃点。后来,罗卜也没了,也到早春,我和弟妹们放学后就到开化的地里去拣去年拉下的干白菜叶子,再后来,春天来了,我们就采榆钱,吃树皮,挖野菜,开始时采扫帚菜、苣荬菜、苋菜、刺菜、苦菜,再后来,这些菜采光了,就采喂猪的灰菜,这种菜人吃了会浮肿,但是也顾不得了。我家那里紧挨着省农科院的实验农场,农场里有一大片苜蓿地,这种苜蓿本是一种牲畜饲料,但当灰菜都被采光了时候,饥饿的人们自然把目标转移到苜蓿上,苜蓿那嫩嫩的叶芽剁碎掺上少许玉米面或高粱面蒸出的团子就甭提多好吃了,虽然吃下后会大便干燥,也有涨肚死的,但是,人们饿得已管不了那许多了,只要消除饥饿感,把胃装满,什么也行了。当时,贫下中农能基本是公开地去偷,只要不让农研打更的抓着就行,但我家不行,别说生产队干部,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监视看管着我们,所以再饿,父亲也不让我们去,妈妈不能去,小孩子也不许去。终于有一天,晚饭后,爸爸到生产队"夜战",那时候经常有夜战的,西院的大婶偷偷的过来和妈妈嘀咕了一阵子出去后,妈妈让孩子们睡下,拉起我,和在门口等着的大婶以及她家的桂兰――我的小伙伴,悄悄地跟在队伍的后面直奔苜蓿地。苜蓿地周围用树壕与生产队的农田隔开,快到树壕时,队伍停下了,原来,守夜人还没下班,正在巡逻,壕外的大豆地里豆子还没开花有人膝盖高,人们都趴在垄沟里,静静地等着。记得那时,我因妈妈在身边,人又多,没太害怕,躺在没过身体的垄沟里,仰望着天边的一弯新月,看着缀满星星的高远深邃天空,肚子咕咕叫着的十多岁的我,竟陷入了无限的遐想之中,直到今天,那一幕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好容易熬到暑假,我不必每天走十多里路上学还没等走到学校就把肚子里那点可怜的东西消化殆尽了。记得那天下小雨,爸妈都在队里上工,我领着弟妹们躺在炕上,正无法抵抗饥肠辘辘的折磨,盼着爸妈快点下工,西院的桂兰又来了,她说人们都上农研的玉米地偷青包米去了咱俩也去呀,这下雨天没事的,没人看青。看着饿得大眼瞪小眼的弟妹,想想爸妈回来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香喷喷的煮熟的青包米太诱人了,我要给爸妈一个惊喜!神差鬼使般,我跳下地扯起一个旧面袋子顶在头上就冲进烟雨中。进到地里,我就后悔了,吓得心咚咚地要蹦出嗓子眼儿,自己听的见自己的喘气声,每掰下一穗包米那声音都大得出奇,腿哆嗦着要支持不住瘫下去。还没掰上半袋,人家就纷纷往外走了,桂兰掰了大半袋,拽着我偷偷跟在人后面往回走。眼看就到家了,已走到了桂兰家房西的柳树趟子,远远地,我看见了外号"曹毛驴子"的生产队长,本来就浑身哆嗦的我,立刻扔下袋子,假装若无其事地绕了一个弯,回家了。还好,我先于爸妈回来,并吓唬弟妹们谁也不许说。提心吊胆挨到爸妈上工,以为没事了。谁知,晚上爸妈回来天下大乱了:下午上工后,曹毛驴子把写有父亲名字的袋子扔到他面前,铁证如山,当即通知晚饭后生产队里开斗争大会。记得那顿晚饭,我和妈妈都没吃,爸爸问明白情况,默默地吃完饭,独自走了。快到半夜时,生产队里派了个人来把我从被窝叫到会场,爸爸正在前面接受批判和斗争,我则被安排在爸爸旁边,大队干部都在,其中一个问我,你还是个学生,还带着红领巾,念书是为了啥呀?我象上课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立刻朗声回答:为人民服务!这一答,不少人竟笑了起来,我听出,是嘲笑的那种笑,但那个提问的干部不是。他再也没问什么,就让我回来了。之后,爸爸也回来了。我家被判秋后罚500穗干玉米了事。

相对于夏秋两季来说,冬天的饥饿是最难熬的。霜降将至,眼看冻得打熬不住,妈妈趁着星期六晚上我钻进被窝时把我脱下的夹袄赶快拆洗用做里、面,中间絮上旧棉花,星期天忙一整天也不知缝到夜里几点,反正等到星期一我就穿着"新"棉袄上学了。但肚子里那点儿可怜的"瓜菜代",被北风一吹,没到中午就挺不住了,第四节课基本上都是听着肚子咕咕叫、想着饭盒里那俩小菜团子的香味熬过的。顶着寒风回到家,喝上两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粥赶快睡觉,盼望着睁开眼睛就是明天的早饭
……

正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捅醒,睁开惺忪的睡眼,见爸爸蹲在我头直的地炉子边把烤熟的一小把"哑巴包米花儿"分给我和弟弟,并悄悄地说:"别出声,赶快吃了!"朦胧中,听见他和妈妈小声说:"要饿死宁可饿死小的。……"和着咸滋滋的泪水,我不知道自己下咽的是什么……。那一年,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我的不满一周岁的小弟弟因病饿却没钱医治眼睁睁地夭折……。而我,潜意识里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却又不敢和任何人尤其是爸妈说,我知道那是向他们的伤口上再撒盐啊。多年以后,每每想起,也会涕泪横流……

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人们继续忍饥挨饿。家家的有线广播里唱着"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还时而播送哪儿哪儿谁谁发明的各种
"瓜菜代"以及什么"增量法",小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和各种"广播剧"以及长篇小说诸如《创业史》等的连播节目。而那时的父亲却总好象专门和我们过不去,一听见广播就皱着眉头说嫌闹得慌,"脑瓜仁子疼",晚饭后,早早地就逼我们钻进被窝、闭嘴、睡觉。说起被窝,全家七口,也就两三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哪里来的褥子,下面是大窟窿小眼子的破炕席,孩子们两两一被窝,每晚都要为把被往自己一边多拽点儿而打架,每每都是父亲举着笤帚疙瘩骂我们不懂事,挨个儿打几下才能没声,我和妹妹也是经常这样彼此恨恨地入睡。

那年头,没有也不懂计划生育,不管多穷、多饿,女人照样生孩子,能生多少生多少。小弟夭折的第二年,母亲忽然又给我们生下了个妹妹。那时我也真是不懂事:一个十四五的姑娘,家里的老大,竟看不出妈妈的一点动静,今天想起来,一是我那时上学的学校在离家十多里的镇里,早出晚归,只知学习,特单纯,(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呢),再者也由于饥饿更谈不到营养,妈妈根本就没有什么形体变化,更不要说大肚子了。记得那是农历九月的一天,早晨还是吃过妈妈做的饭后上的学,晚上回来走到窗下就听见有类似猫叫的小孩哭声,妈妈头上扎个毛巾、面色苍白地躺在炕上,身边放着刚生下的猫一般大小的妹妹。听大妹妹后来讲,妈妈做好了饭,把他们撵出去,叉上门,然后预备一盆水,把炕席掀开,自己上到土炕上就开始生孩子了,生完后,自己下地把胎盘埋到门槛下事先挖好的坑里,喝碗小米粥吃两个鸡蛋,完事。就这样,上学的孩子没请假,爸爸照样去生产队上工,她只在炕上躺三天,一切就照旧了。而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奶水的小妹妹,几乎整天整夜的哭,哭得上不来气儿,没有钱,看不起医生,弄了好多偏方也治不好,看着妈妈整晚抱着她急得流泪、并且日渐虚弱、苍白而又消瘦的样子,我真怕孩子保不住也得夺走我们的妈妈,我恨这个妹妹,几次赌气地让妈妈把她扔一边儿哭死算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那时哪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脾气暴躁的父亲,也没有丝毫嫌弃这个在我看来多余的孩子,相反,为了母亲奶水不足,本来已属非自由之身的他竟冒着危险,几乎每天作贼,怀揣着从生产队里偷出的一个或两个土豆,回来烧熟后一点一点喂给孩子。我这个妹妹就是土豆喂活的。待她懂事后,我给她起外号"土豆",而有时爸爸也和我们凑热闹,喊她"土豆"。

饥饿仍在继续,能用来吃的,可能用来吃的,都让人吃光了,不断传说着有人误吃这个那个东西中毒死亡的事情,听说沈阳人吃"观音土"而死,也听说城里有卖人肉罐头,乡下吃人肉的事情。但这些毕竟耳听为虚,眼见的一桩真事发生在我们生产队、我家的东邻王家。说是邻家,那时农村住房比较稀落,其实离我家住房也有几十米远,中间是我两家的自留园田地,有一道树墙隔着。王家是四口之家:老两口和一对儿女。老两口六十岁上下,女儿二十多岁,据说已找下婆家,儿子十八九的样子。四个人都是劳动力,又是铁杆贫农,趾高气扬得很,儿子外号王大虎,别说是虎,就是猫我们也不敢惹人家,除了大虎经常穿过树墙偷我家的黄瓜、茄子、柿子我爸也不让声张外,和我们基本没任何来往。挨饿的第二年,老太太生病卧床,没有多少日子就死去了,死后不久,女儿就出嫁了。那时死个人稀松平常,我天天去城里上学,早出晚归,连个哭声都没听见,只在晚上听爸妈小声嘀咕:那老太太是饿病的,浮肿后起不来炕,村里人都传,是女儿嫌她有病还能吃,还得伺候,于是给她吃了耗子药药死的。女儿怕败露,也为了把死去老娘和自己的口粮省下给老爹和饭量大的弟弟吃,她才马上出嫁了。转过年的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老头子又不行了。说不行,其实都是饿的。我们那里的乡俗,人死咽气之前要抬下炕,不能死在炕上。但不过是放在屋里或外屋事先搭好的"拍子"(木板)上,可记得那天,老头直接就放进了王家大门口的棺材里,那夜,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西南风夹着雨点不断地敲打着我家的破窗户,随着照彻田野和大地的闪电,不断传来带着火球的炸雷声,吓得孩子们都不敢从被窝里伸出脑袋来。而更可怕的事发生了:雷雨稍稍平息的瞬间,我们清晰地听见了王家大门外棺材里传出的哼哼声!随着大雨象喘气似的时大时小,哼哼声时隐时现、时高时低,令人大气不敢出,头皮发乍、簌簌的,特森的慌……

第二天,爸爸随着帮忙出殡,回到家后,背着孩子们小声地跟妈说,棺材里死人的胳膊腿都改变了位置,无疑那是挣扎的记录。他们唏嘘了好一会,对我们警告着:不许在外面和任何人谈及这事,以后离王家小子远点儿……

又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村子里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贫下中农浮肿由生产队报上名可批给糖票,凭票购买一定数量的"古巴糖",妈妈也浮肿了,但却没这个"待遇",爸爸又出民工到什么地方修水利去了。忽然有一天,爸爸回来了,是半夜,说是民工们打着一只老虎,他把分到的一小块老虎肉带回来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还在睡梦中他就回去了,走时拿走了家里唯一的一张饭桌献给了民工队。我们高兴地吃着每人分得的那么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妈妈煮熟的"老虎肉",一边点头回答妈妈香不香的问题,一边听妈妈抱怨爸爸瞎积极,什么都往外献。多年以后,妈妈对我们说了实话:那次吃的哪里是什么老虎肉,那是民工们偷勒死的谁家的猫,爸爸舍不得自己吃,特意连夜送回来的。他怕我们恶心吃不下,才骗我们的。再后来,爸也说了实话:他把自家桌子送出,一来有理由回家送肉,二来取得好感,能在民工队多呆点时间,好歹能带出一张嘴。

腊月初,爸爸还是回来了。孩子们都放了寒假,俗话说"闲饥难忍",在家呆着,更觉饿得慌,早饭后就盼晚饭(那时冬天农闲都是两顿饭),而时间偏偏过得贼慢。好不容易盼着吃完了晚饭,没等睡觉又饿得难熬。躺在炕上,我们又算计还有多少天过年,盼着过年总能吃上点好的吧,起码也能吃上顿饱饭吧。一天夜里,爸爸开会回来和妈嘀咕一句又走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才回来,弟妹们都睡了,爸爸进屋后,把肩上扛着的重重的东西放在屋地上,妈赶忙叉好门,挡严窗户,点上灯,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头冻得硬硬的死猪。生产队头几天死了几头猪,原来放在生产队的草栏里,已被大家或公开或背地扛走好几头,只剩这一只了,爸爸看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于是铤而走险,他趴在黑影里直等到确认打更老头睡着并发出鼾声才动手,所以冻得都快麻木了,更吓坏了在家苦等的妈妈。当时我家住的是两间小土屋,外屋是灶间,除了锅台、水缸就是柴堆,里屋的一间房子半铺炕,屋地巴掌大,一目了然,能藏什么东西呢?冻的死猪没法弄,我妈用一破麻袋装着把它摞在了被垛上,倒也安全,等着化软了好剥皮。一直化了好几天,除我之外,弟妹们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被垛上忽然滴答下血水来,被四岁的弟弟看见,告诉妈妈,吓得妈妈赶忙用话把他支出去,处理好。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着之后,和爸爸把死猪收拾好,卸了肉,藏到了外面,用雪埋好。每次吃的时候,都是半夜,把门关好,窗户挡好,然后爸爸到外面,房子四周转一圈,看有没有人,能不能闻到香味,确认安全了才给我们一个动静,他在外面放哨,我们在屋里狼吞虎咽……那一年的腊月,真是"幸福"极了。

挨饿那几年,我正上初中。夏天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出了城,我就开始低头瞄着路边、小径,看见野菜就采下装进书包;冬天,我就沿着国道走,那时有送公粮的马车路过,总会捡到豆粒啊、包米粒啊什么的,十几里路到家,运气好时,也能拣到一小把。看着妈妈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看着弟妹们高兴地分吃着炒熟的黄豆、玉米,我真为能分担爸妈的一点忧愁而自慰。
还有一件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是挨饿那几年中的某一年春节,腊月二十几,村子里有户人家杀了一头有病的母猪,妈妈狠着心赊了二斤肉,挂在屋里直到大年三十儿的晚上,做了一盆酸菜粉条炖猪肉,当妈妈从锅里盛出,爸爸和弟妹们已经在炕上放好的饭桌旁等着我把菜盆端上的时刻,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神差鬼使般摔了个前爬子,大家眼巴巴看那一盆菜全部打翻在地,……弟妹们可惜得张口结舌,快要流泪;妈妈忙跑进屋一边看我摔坏没有,一边把地上的肉和粉条收起、洗过;爸爸却强作笑脸安慰我,并说着吉利话。……

多年以后,我在林区小镇的一个街办工厂做技术员兼厂长。一次在烘炉旁和一名铁匠刘师傅聊起饥饿年头,才知道那些年东北要比南方情况好得多。刘师傅是林区大量"盲流"中的一员,安徽人。大饥饿时他三十岁左右,上有父母,他们弟兄姐妹五六个,只他和大哥成家并各有一堆孩子,当时他大哥是生产队长,据他讲,那时他们那里国家给农村的救济粮是每人每天四两,由生产队定期派车去领回,作为生产队长的他家里总能想方设法多吃多占一部分,所以轮到普通社员家哪里还能分到四两?青黄不接之际,人们吃遍了所有能吃的东西,以至于到了天一黑,能动弹的人,全都跑到麦田里吃麦苗,但见黑压压一片,一会儿就吃光一块田。当再也没什么能往肚子里填的时候,人们开始走古往今来祖辈走过的老路――逃荒。濒于死亡的农民们携家带口、拖儿带女,沿着铁路、公路,往传说中富裕的北方逃。但是,据说上面有精神,不许逃荒。所以各火车站、汽车站,各主要路口,日夜有人把守、检查,那时没有居住地的介绍信,是很难逃出的。生的欲望让人们不顾一切,让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扒货车是最常用的办法之一。一方面是政府重重截堵,一方面是百姓千方百计的不屈不挠的逃跑:今天被抓回,明天再跑,这条道跑不出去,从另一条路再跑。父母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均死在逃荒路上,最后仅和老婆及大儿子三口辗转逃到黑龙江,落到了小兴安岭伊春的一个林业局,目前在街道办的小厂打铁为生。听着他讲述的口气,感伤痛苦中仍颇有几分大难不死的庆幸,他们那里当年的情形可想而知。……

初稿于2006年10月

完稿于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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