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6日

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常有人言,民主不适合中国,原因在于民众素质太低,这个伪命题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1.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素质决定本国的民主质量

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
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2.公民素质低的国家就不要进行民主进程吗?错

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

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3.民主进程才能真正的提高国民素质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

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
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4.污泥也出荷花,专制国家里也会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

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
"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
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
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5.重要的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 我
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
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
走向另一个极端。

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
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来源:良心良品
原文:http://www.lxlp.org/guancha/2260.htm

2010年11月23日

慕容雪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按: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的厚爱,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但由于时间关系,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

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

这位编辑把"赶日超美"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太敏感。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这不是讽刺之语吗?有什么可敏感的?编辑说讽刺也不行,必须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他说"中华上国一统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中国农民"也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的?编辑说"农民"二字有歧视之意,好吧,我假装理解,改成"传销者";"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
"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编辑说不行,"战机"也敏感,因为涉及军事。我向他请教: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它们都能出版,为什么我"涉及"
一下都不行?对方答复:这个问题不予讨论,反正"战机"二字必须改。可这是核心词,改无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后改成"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的拐子马。"

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广西体系、山东体系、四川体系……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可是在编辑眼里,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因为"河南人"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他建议我这么改成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我提出质疑: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请问,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定要改?对方回答: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河南农民",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我跟他谈判,说我原来是两句话,你改后成了三句话,这样不太简洁,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应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修改之后变成了: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

在另外一处,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屁,我承认,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

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

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

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

我知道,在此时,在这里,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合时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时,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当空气越来越差,我们应该做的,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动起来,去建设我们的语言,去改善我们的空气。更因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只有讲出这些话,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即使它不能宽松,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

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词辞典》,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作者:慕容雪村
来源 :http://www.bullock.cn/blogs/hawking/archives/145221.aspx

信力建: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

我在《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其实,否定它的不仅有历史和实践,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泪。

1968 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徙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命。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恐怕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仅就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还高。

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的。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
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把女知青骗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将女知青蔡某强奸,蔡右眼被齐犯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烂到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出理。党支部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看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但胃膜烧坏,精神失常。

遗书写的摧人泪下,书中说: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遗书最后绝望地写道:"现在公社这样处理问题,证明了齐殿发说的话,是他们的天下,没人给我们办事,这是他们逼的。"

许多受害的女知青都与蔡某一样,她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的则是由亲族关系、地域关系、权利关系盘根错节编织在一起的邪恶势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曝光当年女知青在农村被强奸、奸污、蹂躏的吉林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强奸后服安眠药自杀。在遗书中写道: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正确,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这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我斗不了,希望你们知识青年赶快离开,我惹不了他们,只好走这条路。不管这些自杀者的动机是什么,单凭正值豆寇年华而自寻短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轰动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肇事者当然难逍遥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

当狂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席卷到广大农村、边疆以后,困厄知识青年的不仅是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还有女知青被凌辱、猥亵、奸污、强奸的,其性质是恶劣的,是骇人听闻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党委副书记、团长张贵寿,1970年3
月到兵团后,短短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1人,调戏猥亵女知青37人。连生病的女知青都不放过。

团参谋长姜玉科,1970年调到该团,短短的8个月内,就强奸女知青5人,调戏猥亵14人。年龄最小的才十六岁。姜为人无耻透顶,知青敢怒不敢言,背后骂他
"疯狗""活像刘文彩(四川大邑县的恶霸地主)"。这个衣冠禽兽,先后奸污岳母、嫂子、妹妹、女护士、病人家属,对亲生的女儿也不放过。"上梁不正下梁歪",内蒙兵团的一些单位之所以发生令人发指的罪行,与该团主要领骇人听闻的催残强奸女知青。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2名女知青,还奸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亲。

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姜利江调戏女知青7名。特别严重的是,他在带队参加了全省"甘南事件"现场会后,仍怙恶不悛继续为虐。某师十六团长黄�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到兵团后,仗侍"老本"为所欲为。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两犯罪不可逭,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04号文件,通告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谓"受迫害"实际是官方的定义,举凡下乡知青人身受到严重伤害,如受到殴打、批斗,女知青受到猥亵、奸污,乃至酿成的命案等等,都包括在内。当年却有少数品质低下的农村(包括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地痞流氓,乘人之危,对没有反抗能力的知识青年任意欺辱、摧残、拍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法制受到了空前践踏,为这种现象的滋蔓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到70年代初,知识青年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截止1973年5
月,全国24个省、市、自治去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起。

60 年代末70年代初,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强奸、猥亵,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在一个极重贞操、乃旧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里,许多失去贞操的女知识青年不能永远保持缄默。她们中的某些人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被迫屈从于权势的贪欲。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吉林、四川、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1.6万起。即便以这一统计为依据,也足以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被摧残的程度是何等严重了。

这样一场运动,除了把它钉上历史耻辱柱上外,还能容忍它前度刘郎今又来么?

作者:信力建
http://blog.163.com/xin_lijian/blog/static/467715702010102092043284

美国凭什么比欧洲繁荣强大

最近发表的一份经济学报告揭示,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还是生活品质等,美国都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这份题为「欧洲和美国对比」的报告,是由「瑞典贸易研究所」(SRIT)总裁伯格斯特龙(Fredrik
Bergstrom)和该所前首席经济师吉迪哈戈(Robert Gideha)研究撰写,近日由瑞典智库Timbro发表。

根据这份报告,全部欧洲国家,只有卢森堡这个小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和美国50个州差不多,其他全部欧洲国家,都低于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

该报告说,如果欧盟15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00点的话,那么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39,超过欧洲近40点。

美国排名第一的是首都华盛顿特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40,超过欧洲平均值340点;其次是达拉维尔州,199点;然后是康州,190点。欧洲唯一超过美国50州平均水平的卢森堡是194点。除此之外,欧洲只有比利时(107)和法国(105)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剩下的国家都低于100点。而欧洲的两大国意大利和德国,才各自是100点,和美国普通的两个州蒙他那州和阿肯色州(都是99点)几乎一样。美国有四个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德意这三个欧洲工业国。

据这份报告,200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欧洲平均值32%!而且过去三年来,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冻结」不再变化的话,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成长,那么也要十多年后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只有欧洲实行市场经济最充分、税率最底的爱尔兰(个人所得税12.5%,并是单一税率),明年才会赶上美国;而德国和西班牙,要到2015年,即10年之后;意大利、瑞典和葡萄牙三国,要到2022
年,即18年之后,而这是指美国经济不动,一直等欧洲赶上来预估的。

美国和欧洲的穷富差别还体现在,平均每个美国人比欧洲人每年多出9,700美元的收入,因此美国人可以买更多的汽车、电视,电脑,空调机等等。这份报告说,「在可见的将来,绝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会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富有还体现在,穷人数量在大幅降低。1959年,美国有22%的穷人,现在降至12%。1999年时,25%的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低收入」,标准是年收入低于二万五千美元。如果欧洲的典型福利国家瑞典按美国这个标准的话,那么瑞典人口的40%都是「穷人」。

另外,美国的「穷人」和欧洲还有不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的报告,美国12%的「穷人」中,46%已购有自己的房子;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台或以上;65%有洗衣机,76%有空调机,而这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

更显著的不同是,美国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占68%。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1,200平方尺,比欧洲家庭(不是指欧洲的穷人)平均多200多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于美国穷人平均水平的439平方尺。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质有这么大的差距?从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所代表的政策和理念,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是美国实行了里根式的减税、限制国营成份,削减福利,充分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政策。1999年时,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来自税收,法国的税收已占
50%以上,而美国低于30%。法国的国营成份占24%,而美国低于15%。因此撰写该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美国,主要由于公共部份不断扩大,结果成为福利国家。」

另一个原因是多数美国人具有里根式的积极、向上、乐观、奋斗的精神,更重视依靠个人努力的内在力量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赖外部环境。6月13日《纽约时报》在「为什么美国人总是乐观」的报道中说,美国人坚定地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超过外部的力量。「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据2002年的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后,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该年度另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三万八千人的民调显示,在被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是佛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及土耳其的三倍,是孟加拉国的10
倍!

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各有65%的人认为,个人成功要靠外在力量,中国是60%,比德意少五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的个人奋斗意识,过去这些年有相当的提高。土耳其最糟糕,相信外在力量的占80%以上。

正是里根总统所代表并实践的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自由政策,和坚定基督信仰,自我奋斗,乐观主义,昂扬上向的精神力量,才使美国成为里根所说的,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来源东西网:http://dongxi.net/b0380

崔永元沈群谈美国:感受从未有过的人的尊严

主持人沈绚:

尊敬的嘉宾、到场的各位朋友、以及网易的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美国也荒唐》新书发布会暨"美国,荒唐与文明的差异"文化沙龙。我是主持人沈绚。

我先介绍一下此次参加这次文化沙龙的嘉宾:首先是深受大家尊敬、喜欢、喜爱以及爱戴的崔永元先生;《美国也荒唐》作者沈群先生;学者黎鸣先生、王文元先生、李晓宁先生;还有来自国内数十家媒体的记者朋友。谢谢大家的光临。

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现在去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留学美国,甚至移民美国还只是一个梦。

从1860年以来,第一批华人以劳工身份到美国修建铁路,历尽艰辛终于获得美国公民权;到近年来新一波以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的移民潮。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血汗、泪水与欢笑书写着自己的多元"美国梦"。

这一批批的中国移民在不断的实践中追问:什么是美国?移民到美国能不能算美国人呢?怎样才能真正融入到美国这个大熔炉当中?中国人在美国经历的种种公平和不公平所导致的荒唐事对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借鉴意义?

关于美国的这些话题非常热门。就在前不久,沈群《美国也荒唐》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在网易上引发讨论热潮,三万多网友参与,征集到提问1400多条。

所以,今天不是崔永元和沈群两个人在对话,也不是在场的一百多位朋友一起对话,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几万中国人在对话。

下面就有请崔永元先生和沈群先生就他们在美国的亲历和思考,跟我们聊一聊美国究竟如何荒唐。

两个北大毕业生在美国放毛片的经历

崔永元:

我先起个头。这是一家书店,今天有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组织者雇来的人,如果大家真是发自内心地想看一个新书的发布会,或者说对一个书有兴趣,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我昨天还去了一家非常豪华的书店,地理位置比这个还好。我跟那个老板谈他的经营情况,他告诉我现在的经营情况是每年亏损400万。他认为大概两年之内这样的实体书店都快坚持不下去了。他现在找了卖钢材的朋友、做房地产朋友、做时尚杂志的朋友,请他们出钱维持这个书店。大家总是对房价降、利率增长持悲观态度,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人读书的现象可能比那两件事还要悲观,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少,那么这个民族也没有什么希望。这是实话实说。

我和沈群是很多年的朋友,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广播电台,在一个足球队,都在足球队里担当重要位置,他是主力后卫,我是正选守门员,那个球队输基本都是因为我们两位。后来他去了美国,有了很好的发展。因为我们见面不多,所以他每次见我的时候都是报喜不报忧,说在美国做了什么事很成功,我们作为老同学也特别高兴。直到我看到这本书《美国也荒唐》才知道沈群在美国到底受了多少罪。

我们今天不光是谈问题,其实也是介绍书的过程。我相信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看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尝试着讲一讲书中的几个小的细节,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说《美国也荒唐》这本书里谈到沈群在美国从事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一个宾馆里面从事放录像带的职业。我觉得沈群可以言简意赅的把这个经历讲给大家听听,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幸能做过这样的职业。

沈群:

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欣喜,什么事情都想试,觉得一切自己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胜任。于是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招工,要身强力壮、懂英文的,于是我觉得自己最适合这个职业,于是去应聘旅店经理职位。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酒店是按小时出租的酒店。按小时出租的酒店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只做两种事,一种是吸毒,一种是娼妓。

我在去之前,觉得非常有神圣感,因为我觉得从中国来,尤其是做过这么大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职业,到这(美国)来不去刷碗,要去当经理,而且还会英文。到了那,人家给我讲完以后我知道是这么回事,但这时候有两种心态,一是自尊心,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胜任;二是这钱可真多,一算的话一个月小费加工资大约相当于我那个时候在台里的十年工资,那时候美金是1:11。

崔永元:

而且工作也特别简单,两件事。

沈群:

一共有16间房,每个人进去以后我要有一个记录,在时间快到的时候,比如租一个小时,顶多是租两个小时,我要在到点之前去提醒里面的房客说快到时间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是放录像带,这个录像带放了就不能停。

崔永元:

你告诉大家录像带的内容,不是《山楂树之恋》吧?

沈群:

这个录像带我应聘的时候看了一眼,非常刺激,是当时国内特别想看但不大敢看的,因为80年代谁要看,谁会被抓起来。香港叫三级片,大陆叫黄色录像带,在美国这些都是合法的。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我是学广播电视的,而且在台里工作的时候也是在影剧组,我一看放录像带这么个事儿,而且堆了一篮子的录像带,这属于我专业,影视口,等于进了美国的"影视圈"。那时候还没有DVD。

大致就是这么两项工作,收钱以后,到点之前提醒人家时间到。还有一件事是不停的放那个带子。当时在酒店里面,我这个经理下面有一个员工,这个员工是墨西哥人,非常勤劳勇敢。

崔永元:

咱们不用讲太细,留一些悬念。我有两个问题,那些彩色电影,你刚看的时候是不是挺激动?

沈群:

刚看的时候非常刺激,基本上是一边看录像,一边去做另一个工作。

崔永元:

实践证明哪怕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你一天看12小时的那个带子也受不了。

沈群:

我实际上看三个小时以后就已经受不了。我发现原来认为最刺激的录像带,实际上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最后只有一个动作。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忍不住吐了,但是因为工作要求我不能断。有一次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忘了放带子,突然门里冲出一个黑人,冲到我的眼前大声的连叫带骂,后来我一看萤幕上是雪花点,才知道是带子断了。他认为我没有提供很好的服务,带子没有一盘接一盘地放,影响了他在房间里的工作。

崔永元: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老板告诉他说,客人时间如果快到了,你得敲房门提醒他,但是敲完房门以后第一时间一定要躲在房门一边。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第二天别人来接他的班,那个人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敲门的时候一定要躲在房门旁边?他(沈群)说不知道。他就告诉沈群,看门的旁边,全是枪眼。因为那些人吸毒,还嫖娼,正在兴头的时候你敲门,他会抬手一枪,所以墙上全是枪眼。好像这个告诉你的人也是北大的?

沈群:

对,北大哲学系的。

在美国经历"劳改"与"破产":没信用,不行

崔永元:

沈群因为这个不干了。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挺感动,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做的这份职业,把自己描述得跟神仙似的,捡好的说,完全能凑成一本书,没有问题。我以前就用这种方式凑过一本书(《不过如此》),什么好听、哪件事好都说,也能糊弄。但是我觉得沈群非常真诚,他有一个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他在美国很多悲惨的遭遇都是我们在中国不太容易遇到的,他"劳改"过,美国叫做社区劳动,翻译成中文就是"劳改",你不去不行,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冲突,他的最好朋友出卖了他,所以他打了人家,经过法院判决他要有13天的义工,去修马路?

沈群:

清洁高速公路。

崔永元:

很累吗?

沈群:

非常累。因为在洛杉矶阳光下去捡高速公路边上的纸屑和杂物,不间断工作。

崔永元:

除了这个他还和黑手党打过交道;除了这个他个人破产过,在美国一个人破产意味着什么?

沈群:

在美国破产意味着你突然所有的信誉都不存在了。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可以没有钱,但是不能没有信誉。我在破产前,那时候是98年,我的信用额度全部加起来13.8万美金,以当时洛杉矶28万的房价来讲,如果付40%的头款,我签字就可以让房产是我名下。但是当你失去所有信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很多扇大门突然对你一瞬间全部关闭,你需要从零开始。所以我非常珍惜两年以后第一个给我发信用卡的公司,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信用卡是600美金的透支额度。这张卡当时在我看来,和以前比较,是条件非常不好的,因为要付每年34美金的年费,而我破产前一共13万多美金的信用全部是免年费的,但是这张600美金的卡被我一直保存至今,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生命的意义非同反响。

崔永元:

你现在的信用到什么时候?

沈群:

现在重新回到十几万美金的程度。

崔永元:

这是不是最高的信用?

沈群:

还可以更高,还可以更高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累积,也需要有更大的钱的进出。

美国很讲理:从给小费的规则看"契约精神"

崔永元:

所以沈群书名字叫《美国也荒唐》,当我们把这个书从头到尾读完以后,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很讲理,这可能也是沈群的切实感受,包括在那受到的惩戒和得到的好处,都有规矩可循,有原则可循,这是沈群喜欢美国的地方,也是中国众多读者不了解美国的地方。

我昨天读一本书,这本书是讲鲁迅,我特别欣赏一句话,鲁迅反对的每一个人 不一定都是错的,被鲁迅反对的人
也不一定都是错的。我们媒体在报道美国,在报道日本、加拿大的时候,经常是拿来剪裁,对我们观点有用的事实拿来重新剪裁一番传达给读者,一定程度上讲是在误导读者。《美国也荒唐》这本书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意义,也可以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的美国是什么样。沈群能不能讲一下美国的规则和规矩,从你所经历的非常小的例子给我们阐述一下。比如我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给小费,不知道在美国给小费是什么规则?如果不给小费意味着什么,给多少小费又是怎样来决定的?

沈群:

崔永元提的这个问题也是网易网友问的问题,网易的网友用的词叫"契约精神"。我觉得契约精神在美国可以说处处都彰显着这种精神的光芒,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契约精神,所以这个社会才显得规范,所以人们在生活中才显得有章可循,所以我们在向前走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每一步的进步。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先从小费这个事情说起。

大家知道在美国是付小费的,但是吃饭的时候付小费有一个大致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15%-20%。这个小费是给服务员服务的一种酬劳。我们很多大的宾馆也有15%的所谓的服务费,但是这个服务费完全违背了美国的这种小费的实质意义。我们的宾馆在收这个服务费的时候不跟你商量,收与不收是他来定,到时候把这个单子呈上,再加上15%,你就去交钱了。

美国的小费决定权在于顾客。我去吃饭了,我消费了,我来付这个小费。如果服务员的服务是到位的,我就应该支付这个钱给他。如果是自助餐,我的小费就不需要给到15%-20%,因为那个饭摆在那里,并不是给我个性化做的。当我去点一个菜的时候,我告诉他多加一点辣或者减一点盐,这个菜做出来是有服务在里面,是个性化服务,于是这个服务是用小费体现出它的价值。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和中国大陆朋友去美国吃饭,他一定要付钱,他付钱很痛快,但是他付小费的时候,往往不付,或者少付。在这种时候我也经常有尴尬,我会赶紧拿钱补上。原因是一种契约精神。就是大家默契地在执行一个约定,或者中国有句话叫潜规则,我觉得这是非常光明的潜规则。契约精神在小费这个地方体现各种形态,非常有价值。

崔永元:

如果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员动手打了我,肯定可以不给小费了。

沈群:

如果打了,第一肯定不能付小费,第二马上可以起诉。这又回到美国的契约精神,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律师,平均三个人有一个律师?这是因为都是通过文明的手段,起诉、对薄公堂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打人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在美国劳改的经历,是因为我违反了这个社会的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我写出来也觉得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写出来更能表达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确实违反了那个社会的契约精神,我有一种检讨在里面。

崔永元:

换句话来说,比如一个侍卫生或者一个服务员,当他服务以后没有得到小费,这是不是对他工作的否定?证明今天做的很差?

沈群:

我们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中国因为没有付小费的习惯,吃完饭站起来走了,这时候美国的服务员会追上来问为什么没有给小费,我今天的服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的体现。我也在餐馆打过工,所以我在美国餐馆就餐,给小费是绝对不少给的,因为我知道在那里面意味着服务人员的心血。

美国有强制拆迁吗?

崔永元:

我手里拿到的资料是在网易读书频道就《美国也荒唐》做的讨论,网友非常踊跃,在网易征集网友提问中有31448人参与,共征帖1445条,我可以代表沈群先生对网易读书频道的网易网友表示感谢,你们可能给了沈群出书的力量,也给了更多人读书的力量,谢谢你们。

网友支持率最高的是香港网友所提出的观点,他说"美国的荒唐来自对契约精神的绝对尊重,在中国这种以不遵守规则为荣的国家很难被人理解。"这个观点最被网友支持。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江苏泰州的网友问"沈先生,在荒唐的美国,有没有发生因政府强拆导致公民自杀的事件?如果有,政府怎么做?"

沈群:

第一,我本人在美国20多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要强拆而导致公民自杀的事件。第二,在我对美国的规则的理解中,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美国的每条法律,不管是宪法还是国会制定的大法还是地方法规,是由民主机制定的,也就是说是由老百姓投票,由老百姓民选出的议员提案,然后才可以形成法律。如果说强拆这种情况,我觉得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形成法律的基础。

美国如果发生这种不幸事件的时候,另外有一个机制来解决这种问题,这个解决的机制也非常有效,一是通过媒体,美国叫第四权,三权分立以后第四权就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二是他可以重新回到提案,重新回到民选官员提案,可以推翻一个法律。今天早晨我们看电视上也有一则报道,大家知道判了150年刑的麦道夫,就是金融危机以后诈骗。美国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提案,来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心的人可以看看,美国历史上很多法案都是和当时的重大事件有关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机制中,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制度中,当它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思考最终会形成一条法律,而这个法律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

崔永元:

现在中国公民出去旅游的特别多,到美国的也多,到日本的也多,我倒觉得不妨让旅行社专门组织一个这样的旅游团,就是参观"钉子户",哪怕在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纽约都可以看到钉子户,比如高楼大厦几十层,旁边一个小楼,那就是钉子户,那就是拆迁不走的,他不愿意拆迁,所以大楼就要围着他建,你还不能剥夺他的采光权,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日本成田机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繁忙机场,他们想再建一条跑道,但是占地的老百姓就不移民,已经和政府僵持了多少年,现在那个地方没法住,因为已经在使用这条跑道,年轻人都走了,现在都是老年人在坚守,而且这些老年人在日本报纸上登了招聘启示,谁要能保证这个地方不被政府征用,不被建成飞机跑道,那我的家、我的财产权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还到这来住,就不让建飞机场。

日本是侵略者,是侵略中国的,是军国主义英魂不散的,但是他们建不了这个跑道。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值得中国人深思。

在美国买房子有公摊吗?是"七十年使用权"吗?

崔永元:

网友提的问题各式各样,有的是他们特别关心的,有的是党和政府应该关心的问题,他们一遍一遍提出来了。网友说"沈先生你在美国住的房子是自己买的吗?多大面积,多少钱,在中国可以买到同样的房子吗?"

沈群:

我觉得北京的房价根本没有道理,我说一下洛杉矶的房子。第一,那个房子是我2000年的时候买的,距离市中心开车大约26分钟,如果不堵车的话。按照中国的平米数来算,这个房子是300多平米,带院子就超过3000平米了。它是前院、后院,后面带一座小山。房子是300多平米,但是不包括室内车库,不包括其他附属的,比如储藏间。美国叫2000多英尺,那个尺是指室内的,不是中国的建筑平米,它是墙对墙的概念。

崔永元:

你有公摊面积吗?

沈群:

没有。2000年买的那个房子本身是34万多美金,带游泳池,西班牙式的凉亭。这个房子后来涨价了,最高的时候大约接近80万,金融危机以后回到50多万。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带前院、后院,有一座小山,有四五亩地,里面是四个卧室、两个套房。

崔永元:

你买的这个房子,你是买的70年的使用权?还是说它就是你的?

沈群:

在美国终身属于我,是永久产权。

崔永元:

你也可以给自己的儿女吗?

沈群:

我可以给我的这些儿女,如果有人要强拆的时候,我也可以招募其他人来继承这个房子,只要住在里面就是属于我的。

崔永元:

这几亩地上面有天,这个天是不是你的?

沈群:

这个天在一定尺度内属于我的,高于多少尺的时候属于国家。地也是,地底下800英尺之内是我的,800英尺之下那属于国家的。

崔永元: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这个概念,我在美国听到的时候也一头雾水。天,我要它干什么,哪天市政府高兴了再收天的钱。但实际上它是在保护你的空间。你想想,如果这个天不是你的,旁边就可以建一个中央电视台那样的楼(大裤衩)。现在天是你的,就可以保证没人在你家那儿建电视台。地是你的,真的800米之内挖出石油、挖出煤矿,沈群自然而然成为股东,他是可以分红的。所以美国国有国产的概念,是当你处在一个州,这个州发现一个大油田,你又有这个州的居住权,你就跟着分红了。

中石油每人加一回油就分你一毛钱,这才是国企的概念。国企是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我们自然占你的股份。

在民选的美国,纳税人的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金钱决定选举结果吗?

沈群:

这本书有一个章节的题目是,当你是这个国家纳税人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国家的财富本身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勃天文望远镜照了那么多精彩的照片,我们知道那是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权使用的照片,因为那是纳税人交钱建的哈勃望远镜。当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从这个细节种感觉到当你是一个国家纳税人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崔永元:

我们也在说纳税人,我们纳税人是什么概念?是你该交税了,或者你偷税漏税了,你为什么还不抓紧交?要罚你。我们纳税人的权利说的不多。在美国作为一个纳税人,沈群就是美国的纳税人,他们可能能体会到很多权利,比如一大帮纳税人或者一个区域的纳税人、一个城市的纳税人,他们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不要市政府。美国有没有没有市政府的市?

沈群:

有非常多的市是没有市政府的。

崔永元:

因为纳税人觉得没必要,所以不建。沈群家周围那些房子我也都看到了,如果我找一些朋友、哥们、大款想办法把那些房子全买下来,那这个社区是不是咱们说的算?

沈群:

对,社区内所有法规,包括要不要建路灯、路要修多宽以及这个社区要办什么样的学校等等这些法规全都是由居住在这里的人投票决定的。随着国际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去美国移民,也开始在那边居住,繁衍自己的子孙,如果我们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成这种事态:可以在一个地方集中居住的时候形成自己的法规,按照自己希望遵守的规则去生活,这在美国是有法律保障空间的。

崔永元:

因为市政府是这样选出来的,市长是这样选出来的,那我们见他们并不难?

沈群:

见美国所有的民选官员都非常容易,当然你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因为每一级的官员都是民选出来的,上至总统,下至某一个市的市长和议员。这个市可以很小,但都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正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所以选民本身的权利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那边做大型活动,不管是中美电影节还是中美企业峰会,我们之所以可以马上得到市一级、州一级领导的支持,是因为我们本身是纳税人,我们本身就是选民,我们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感觉非常平等,因为美国的政客不是终身制的。每一任总统下来就下来了,州长下来也就下来了,都有自己的职业去做。

崔永元:

下一个问题比较尖锐,这个网友是日本网友,他说"美国选举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是要有钱或者能拉到捐款,这是普遍规律,从地区代表到总统的选举,都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才有可能获胜,我想这可以告诉大家在美国的民主和法制社会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意思是说钱是最重要的,有钱能搞定一切。

沈群:

大家如果了解奥巴马竞选的过程和结果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总统竞选筹集竞选经费创记录的,当时那期有2亿多美金。奥巴马本身平民到什么程度?在他做国会议员之前,全家的资产不到50万美金。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都比他富有。但是奥巴马在开始他筹集竞选经费的时候开始了平民筹集之旅,很惊讶的是他创造了筹款记录,但是最多数的筹款金额是100到150美金。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没有背景,是一个出身平民的人,也没有像肯尼迪或者其他总统的这些资历,但是他仍然可以在美国最高级别的总统竞选中获胜,这就是对金钱决定竞选结果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美国是"枪杆子里出人权",中国人假如有枪会怎么样?

主持人:

今天来了不少学者,首先请黎鸣先生做五分钟的发言。

黎鸣:

大家好。沈群先生的这本书真是打动了我,我觉得说"美国也荒唐"有一个前提,谁先荒唐?这是一个不言而说的事情。中国荒唐。正是因为中国荒唐,美国也荒唐。这个荒唐是什么?我觉得荒唐有几点意思,一个是不可理解,二是不能适应。很多人到美国都能适应,中国有100万出国留学的人,现在回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部分到美国去的我们的同胞都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愿回来?关键就在于看谁不荒唐。人们都愿意在一个不荒唐的地方生活,而绝对不愿意在一个荒唐的地方生活。这本书有几个问题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书的内容太多,我不可能每一篇都说到,我就针对其中几点我深有体会的来说一说。

沈群先生很有才华,他把他在美国20年的感情生活、受罪的生活、恩义情仇非常生动而且是深刻的表达出来,这里面有很多警句,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思考。我随便说几句,"法律其实首先是自律。"说的太好了。还有一句"枪杆子里面出人权。",这跟中国流传的一句话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枪杆子里面出人权,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到美国的日本移民,他可能不太了解美国的事情,在一个节日他戴着面具闯到美国一个私人的家庭里,他到那的时候,美国的房主已经告诉他,你别进来,这是我私人的领地。结果那个日本人可能没听见,也可能不懂,他就进去了。结果美国人一枪,他死了。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有枪和没枪的确是一个问题,美国人持枪一直到今天都是在争论的,因为我们经常在报道中看到今天又发生枪击事件,死了多少多少人。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一个这样的报道,我们觉得在美国很不安全。我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说是不是感觉到很不安全?他们说美国那么大,出一点点事情我们根本看不到。如果没有网、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你这一辈子也听不到这个事情。

再说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也有权利持枪,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手上也有权利持枪的话,中国将是什么状态我不敢想象,我的确不敢想象,我根本不敢上街,我只能躲在家里永远不出来。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有枪的话,那些动不动就去拆房子的人,他要考虑。首先不是房主跳上房顶自焚,他首先是架起机关枪,你进入我的领地,当然我在开枪之前一定要说明这是我的领地,请你离开,如果你不离开我就开枪,这是我的权利。

这本书的确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好的美国,美国也荒唐,其实美国不荒唐。这本书的开篇作者给我们介绍了让他刻骨铭心的文明启示。作者到店里买一双鞋,开始觉得不错,回到家以后觉得夹小脚趾,他已经穿了一个星期,结果旁边人告诉他,你不能穿了就去换,可以去退货。他大吃一惊,我都穿了一个星期,鞋底已经明显的有磨损,还能去换吗?没事,一个月之内你都可以去。作者真去了,去了以后人家给他说三条,第一,你再挑一双鞋。第二,你也可以退货,如果你退货不能马上拿到钱。作者感觉大吃一惊,都已经把这双鞋穿损害了,还能够换一双新鞋,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震动,不仅仅是一双鞋的问题,就是那些高档的商品亿比如说摄像机,甚至汽车,你买了以后一个月之内发现什么问题可以去换。

作者在里面做了一个假设,比如到美国去旅游,没带录像机,也没带照相机,反正最多不超过一个月,那就到商店买一个摄像机,在美国周游二十天,之后又把摄像机退回到商店,这多好,等于我花钱有了摄像机用,而且走的时候又退回来钱。这里就存在一个自律的问题,如果美国人也都像我们这么想,那美国人完蛋了,他那个商业绝对要完蛋。允许你退,不是让你投机,不是让你以这种方式占便宜。如果你没有自律的精神,没有刚才讲的那种契约精神,那你找法律的漏洞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种歪点子我看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美国人不会这么做。所以我想作者在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他自己受到的震动,我觉得我们也受到了震动,刻骨铭心的文明的震动。

刚才说"枪杆子里面出人权",刚才两位嘉宾谈到的问题中很多都是跟基本的人权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房产问题,无论是其他的什么问题,其实都跟人权联系在一起,人权这个概念非常淡薄,我认为作者写了非常好的书,值得向全中国推广、推销。

中国人到了美国为何变得如此热爱建设家园?

主持人:

在座媒体和读者有问题可以提问。

提问:

我想问一下沈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刚才您谈到房子、契约精神、法律等问题,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种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很遥远,面对强制拆迁的问题,除了自杀是不是看您的书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沈群:

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到现在我好像越来越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个书,我知道这本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知道这本书的认识也很浅显,还不够深,我也知道这本书文字上还需要打磨。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我在美国经历很多东西,这些经历可以让人想很多很多,这些经历我愿意毫不顾忌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是通过我亲身的经历,而不是那些小说故事,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思考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才是最好的生活,怎么样才能建立尽可能好的社会机制,怎么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不产生压抑或者自杀,能够生活的更自由一些。简而言之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整个社会的良性化进程起到一点微薄的力量。

提问:

我上午读了沈群先生的这本书,其中读到黑人在社区里面排挤白人,越南人排挤黑人,中国人会在社区里面进行一些建设,会使这个地区的地价上涨,看到这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为什么中国人到那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样积极?中国和美国都有这么多荒唐事,如何更加淡定的面对这些荒唐事?

沈群:

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打造家的概念。第一,传统的来讲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第二,在美国当你拥有一个家的时候,它是一个永久的产权,可以传给子孙万代。当你感觉第一个家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非常的不一样,恨不得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家打造像皇宫一样。所以只要中国人居住比较多的社区,从里面的装璜到外面院子的打造,跟美国人相比的话,很多时候不惜工本的。说这个事让我想到我曾经挨过饿,美国有一个吃饭比赛,尤其是吃自助餐,每次都是把身体吃到很不舒服为止,其实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心态,相对来讲美国人拥有自己的房产,比较平和的心态,里面的装璜没有特别豪华的,只要自己舒适,可以住就好。但是这种心态确实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我看到的这些事情上让人觉得确实有些地区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人进驻社区房价就会上涨。

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经历了一些,但我不觉得多淡定。无论是破产还是劳改,我经历的时候都觉得是惊心动魄的,而且很多时候生活就像演大片一样,我可能还会经历自己没经历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本身也不断的在丰富我的生活,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实每次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没有那份淡定。

谁说抱怨不是建设性的意见?批评政府就是异端分子,这是谁定的?

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在大家比较关心房产税,您买了三四亩地的房子,房产税大概什么样?第二,现在大家对社会的抱怨很多,对另外一个社会的向往或者羡慕也很多,我觉得缺少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声音,从现在这个状态到那样一个状态有没有可行的路可以走,或者我们自身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沈群:

美国的房产税通常在百分之一点多,这个房产税虽然听起来也不低,但是作为纳税人,这个房产税关键在于使用途径非常清晰,所以交的时候觉得非常自然。譬如说在我们家那边1.25%的房产税,其中70%多进入社区的交易。你可以享受12年的义务教育,纳税人从房产税里出的钱是最多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很多时候让你纳税,但是你并不是特别清楚税金在什么地方。而美国是可以公示的。在加州买东西有一个消费税8.25,在加州开到高速公路从来不用交费,你
8.25%税里面的1%全部用于高速公路建设,所以不至于开一段路就交费。这么大的差距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机制,很多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你也不必那么悲观,我的这本书今天能够这样出来,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希望,有一些人在思考,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在推动,在做比我更系统、更专业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推进的进程,但是大体的方向是在逐渐的朝着良性化方面转变。

崔永元:

今天不是大专辩论会,是自由发言,每个人就说自己的想法,也不反驳别人的意见。其实很多声音我是听不进去的,我听到最多的是说因为热爱这个国家,或者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你应该提建设性的意见,少一些抱怨。谁说抱怨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呢?谁说抱怨不是积极的态度呢?就因为觉得有前途、有前景所以才抱怨。你看上吊的人抱怨吗?自焚的人抱怨吗?都懒得抱怨了。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到现在还在延续,譬如我们说政府好,我们说谄媚的话,这就叫爱国。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就是异端分子。这是谁定的?

我昨天还在看一本写北洋时代的书,1912年到1928年,在我们正史上的写北洋政府都是军阀混战,就这一句。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在北洋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军阀黎元洪认定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当时校长有公立、私立和教会制,即使公立也不是政府说得算,就在蔡元培领导北大的那个时期出现八个字"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在那个时候出现抱怨的繁荣,有一千多家报馆,他们可以批判政府,可以抨击政府,政府有时候也可以动用权利把这些报馆撤销,但是他们摇身一变可以再换一个名字,再办一张报纸,继续抨击政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暗的北洋军阀时期。我们知道的徐悲鸿、刘海粟都是在那个时间留学的,他们留学的程序非常简单,比如徐悲鸿留学回来可以推荐后面的人去,他可以推荐吴作人去。他发现有好的学生,他想培养,这个人才小学六年级就可以把他收为自己的弟子。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发现好的油画作品买,他没有钱,可以跟北洋政府驻法国的领事提前预支学费来买。今天做得到吗?如果你政治和英语不合格能考上博士吗?所以我特别讨厌所谓建设性的声音。什么叫建设性的声音?我们是北京市民,我们说现在车太堵,路不好走,这就叫建设性的意见,难道还让我们画图怎么建立交桥、怎么改善路口、怎么修红绿灯?这是我们的事情吗?纳税人养着这些人,他们就得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要下来。

提问:

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没有建设性的"抱怨"是指那些认为"这社会糟透了","这社会没救了"……

崔永元:

这就是建设性意见。

崔永元谈什么是爱国?

提问:

您的同学沈群已经写了这样一本书,是直面人生的书,你作为他的同学,你也写过书,你有没有计划写一本直面人生不加掩饰的、什么都说的、实话实说的一本书?

崔永元:

我前两天跟沈群见面的时候就在跟他说,当时我那本书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卖了110万,破了畅销书记录,一直挂在嘴边,那是01年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翻那本书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能这样的东西都算一本书呢?更可悲的是怎么这样的书卖100多万册。我跟沈群说我还要写书,但是我这辈子再不会写这样的书,我一定要写一个我自己非常满意的,沈群也特别满意的,但是撑死了只能卖200万本的书,因为它有信息含量,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有我所有的不成熟的思想,有我的愤怒在里边,有我的不满在里边,但是统统可以总结为建设性的意见。

提问:

首先请问沈群先生,沈群先生书里面写了杰出人才移民的事情,按照您在书中的说法,美国移民不是一件麻烦事,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如果能争取到被认可"杰出人才"的话。另外问崔永元先生,我们都知道国家有很多官员、富商和演艺界明星都移民美国,为什么崔先生没有移民美国?

沈群:

我写杰出人才移民美国是想告诉大家我切身体验的美国精神,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杰出的时候是完全破格的,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的不要求年龄,不要求语言,不要求背景,不要求学历,不要求年龄,只要求你能证明你是杰出的。这种思维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今天有好多嘉宾和媒体朋友,要按美国杰出人才的标准,听到刚才嘉宾们的发言我就知道,虽然是要证据来统计的,但是一定都符合杰出人才的标准。

崔永元:

我向来不把移民的事看的那么重,天高任鸟飞,这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上帝给的。没有关系,谁说你移民美国就不热爱中国呢?那我们怎么评价杨利伟他们要上月球呢?从私人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很个人隐私的事情,万一被媒体发现了,登两篇、说两篇也就罢了,千万不要把移民和是否爱国扯在一起。刚才我那么激昂的说了半天,就是想说什么叫爱国。很多人把爱国放在嘴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他以为就在这个地方混到死就是爱国。沈群去了美国,他现在可以算是美籍华人,他依然可以为中国人争光,如果大家觉得这本书很好、很有价值,这就是中国人干的事,怎么不可以。而且是一个民间外交的方式,他写美国怎么样,可能比我们驻美大使馆的大使写出来的更有说服力,因为层面不一样。他跟美国普通老百姓过的生活完全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是一致的。说到我的抱怨,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主持节目出的名,真正的情况是我因为抱怨出的名,我是一个最爱抱怨的人。而且中央电视台可能有千般万般的不好,我们在台里开会征求意见的时候,那真是万炮齐发,什么都可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给我们穿小鞋,这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气太好了。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就是说了,也白说。

沈群:在美国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人的尊严"

提问:

作为一名华人在美国的移民,沈先生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像一颗无根的野草?

沈群:

我没觉得我是野草,我去美国之前是野草,到了美国以后我生活的非常滋润,我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野草变成非常好的幼苗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被劳改了,蹲了监狱,也正是因为这些行为把我规范了,规范的我不再是一个野草。在美国无论是市长还是国会议员,如果我想跟他谈话的时候是平起平坐的,这一点在中国做不到。如果我觉得有一个议案,我可以去找相应机构的执法人员,去把它变成一个议案,上到国会下到城市的市议会,可以提出来。但是在中国,我上次跟崔永元探讨的时候我还问他什么渠道可以做提案、立法,虽然报纸上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在美国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对我来讲是一种营养,它使我感受到生命本身的质量。正是因为有这种尊严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看似荒唐的表象背后有一种文明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文明的力量使得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快的向一个良性化转变。

崔永元:

媒体就是这样,媒体就是爱耸人听闻,否则没人关心。比如有关今天下午的新闻,会写成"沈群和他的同学大夸美国好,攻击社会主义。"那就是想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其实就谈话而言,就我们讨论而言,最典型的状态就是动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这个榔头就是通过沈群的这本书《美国也荒唐》,我们在试图借鉴美国民主、先进成功的经验。如果说今天下午我们换一个话题,谈谈美国的不足,它的缺点、缺陷,甚至它的恶心,我们当然也能谈一个下午。如果让我们谈社会主义祖国发展到今天,肯定也会说出很多。同时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专题,专门讲讲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还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需要先进经验的地方,还有哪些需要加紧努力、加快步伐的地方,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话题集中在这儿,但是我不希望给大家带来负面的影响,不希望今天走出这个屋自焚的人增加、对社会没希望的人增加,不对社会提建设性意见的人增加,都不希望。我希望大家能用一个读书人,用一个文化人的心态来对待我们今天的讨论,这是我们的幸事。

谢谢。

来源:网络

斯伟江胡诌的一封政改来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IA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 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zhongnanhai@ccav.com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来源:网络转载

颜昌海: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的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的等级制度。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铲除特权制度,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

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辛子陵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W*E?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Y邦、赵Z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Z阳和胡Y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74061&PostID=28132844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玉贞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李玉贞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

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

"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74061&PostID=28132891

中国最危险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方式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好几年前的一天,我去邻居家玩,正好碰到老大爷看病回来,一进门就对医院破口大骂,说检查个骨质增生就用掉几百块,医生没有一个不是黑心烂肝的狗东西。过一阵子我和他儿子谈到了高考,老大爷听到了,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考医学院当医生,只要当上医生,工资一分不要都行,单拿红包和提成就几辈子吃不完。

生活中,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的无处不在:我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可同时我们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要做官;我们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可同时我们又削减脑袋地想到那里求职就业,拿不合理的高工资;我们对办事情要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可一旦自己要办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我们对特牌车愤愤不平,可是当我们偶然有机会坐在里面风光一把的时候,又觉得无比的痛快和神气……

一句话,我们觉得愤怒,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我们许多人骨子里甚至是喜欢、迷恋、崇拜这种不公平的。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分分合合,低水平重复历史的根本原因。我们每一次农民起义,不是为了推翻压迫自己的制度,而是为了能成为这种制度的主宰,成为新的压迫者。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跌倒,不断杀戮,老百姓的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从来不曾引起过广泛的反省呢?从哲学起源上思考,我惊奇的发现,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哲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两位圣人除了用神奇的汉字创造出一堆激情洋溢、朗朗上口的名言,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喋喋不休地告诫老百姓,你可以质疑人,但绝对不能质疑制度。汉朝的统治者发现了这其中的精髓,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使之成为万世不易的治国利器。今天我们不惜血本地向全世界推广这两位圣人的思想,不知道是不是依旧对这个利器恋恋不舍。

尽管五四运动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老百姓思维里的这种腐败基因,但后来的统治者却是有意的在呵护和培养这种基因。我有幸经历了十六年的中国式教育,我发现教材里为了"普及法治",确实长篇累牍地向我们灌输,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教材里绝口不提政府才应该首先是法律的无条件遵守者,绝口不提公民有监督政府遵纪守法的权利,当政府违法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对政府行为进行纠正。因此,教育教给我们的不是守法,而是顺从。要么是你顺从别人,要么是你让别人顺从。

来源:://letaoba.info/2010/11/1257.html

许志永:人不能只为自己

在赵连海案上诉期最后一天之际,今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突然播发了一篇报道,大意是说赵连海自己家的孩子早就治好了,政府还曾答应给他们家安排工作,但他仍然不依不饶,"��、煽�、�集一些人"闹事,还"借其他事由组织煽动一些人"到北京市公安局滋事,对于这样的刁民,还讲什么法治啊。

可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自始至终没敢提赵连海组织煽动纠结了些什么人,也不敢提赵连海借什么"其他事由"滋事。作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维权的代理人之一,我有必要替新华社解释一下。

赵连海组织煽动纠结的"一些人"是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是结石患儿家长中勇敢的代表,是为3000万受害者、30万结石宝宝的公义而呐喊。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赵连海先生倡议部分家长走上了漫漫维权路。他们起诉到最高法院、石家庄中院以及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基层法院,至今没有一个正常走完诉讼程序,只有极个别立了案,也没有判决结果。直到两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众多受害者没有得到公正赔偿,他们中有的患儿至今体内有结石,有的动手术花费八九万元而赔偿只有两千元。不得已家长们采取中国特色的维权方式――上访乃至哀求哭诉,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仅仅想表达自己的声音,就被认定非法甚至犯罪。

赵连海被定罪的"其他事由"是为北京黑监狱里的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报案。就是那个叫"聚源宾馆"的专门非法拘禁上访者的黑监狱,强奸案发生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曾经发生过数起上访者被殴打致伤的事件,就在2009年3月12日,河南新乡16岁的高二学生姚博在聚源宾馆被殴打致脑震荡,家人无数次拨打北京的110,到处奔走上访,而持续存在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2009年8月强奸案发生后,受害人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仍然不理会,正是有了赵连海等人"寻衅滋事",凶犯最后才被定罪,黑监狱才有所收敛。

然而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逻辑里面,没有法治。赵连海被定罪的所有行为都是行使公民正当权利,也都是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根本没造成任何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依照大陆的刑法根本不构成犯罪。退一万步讲,即使赵连海犯了罪,他的诉权也不应当被剥夺,为什么司法局要求律师不要上诉?在上诉期的最后三天里,为什么两位律师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上周五下午将近五点,我和彭剑律师通过电话商定,鉴于两天都已经没法向法院递交诉状,为防止律师失去人身自由耽误上诉,需要立即寄出上诉状,然而随后彭剑律师就失去人身自由,连邮局都不能去了,然后被带到昌平某地软禁48小时,还好我们在彭剑律师的办公室找到了上诉状并已经寄出,否则我们真的担心会耽误上诉,也怀疑彭剑律师周一之前能否回来。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逻辑里面,更没有良心。"报道"大意是说,赵连海自己没吃什么亏,还闹腾不止。他们不知道,有些人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赵连海帮助弱者,举报犯罪,本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如果这叫寻衅滋事,那些围观非法暴力拆迁、抗议城管打人、揪出官二代交通肇事等等所有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的公民岂不都是寻衅滋事了?如果这样的公民被定罪,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见义勇为"?还有什么天理?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不能太自私太贪婪,请新华社说话时问问自己的良心。

许志永 2010-11-21

附:新华社报道:

新�社香港11月21日� ��海一案在香港引起�注,�者21日�北京市大��人民法院�悉��海一案的相�情�。

2010年11月10日,被告人��海因犯��滋事罪被北京市大��人民法院一�判�有期徒刑2年6�月。

�介�,��海之子��瑞,2005年2月6日出生,於2008年9月20日在北京市大��人民�院�查出左�有2mm小�石,大��人民�院、北京�童�院�其�行了免��治。2008年10月28日,大��人民�院�查�,��瑞B超�查�告�示"泌尿��查未��石徵像",尿常��查"未��常"。

��瑞所患�石�"��奶粉"生�公司所致,��院免��治後已痊�。有�部�在2008年10月�"��奶粉"患��查中,�人道主�角度出�,本著�患���的�度,仍���瑞列入"�症患�"的����,按有��定��。同�,大������海�展�扶解困工作。

�介�,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海在其子已治愈�石的情�下,仍利用�一��,先後��、煽�、�集一些人在北京市大��、�台�、�城�及河北省石家�市,�取呼喊口�、非法聚集等方式起��事,�重��上述地�的社�秩序。2009年8月4日,��海借其他事由��、煽�一些人到北京市公安���前�行滋事,致使交通堵塞。

北京市大��人民法院��理�定,��海���法,�集多人在公共�所起��事,造成公共秩序�重混�,犯罪事�清楚,����、充分,其行�已�成��滋事罪。依照《中�人民共和�刑法》第293�之�定,��滋事罪最高量刑�5年有期徒刑。北京市大��人民法院根���海犯罪的事�、犯罪的性�、情�和�社�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

另�介�,��海曾於1990年4月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行政拘留10日;於1995年6月因故意�害他人身�致人重�被判�有期徒刑2年。(完)

链接:http://xuzhiyong.fyfz.cn/art/818318.htm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获刑记

《财经》实习记者 张贾龙

背景

2010年11月10日,五岁幼儿的父亲、北京人赵连海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法院认定,赵连海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赵连海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无罪。其子是结石宝宝之一。

1972年5月出生的赵连海,曾在电视台、广告公司、《中国质量报》等多处工作。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曝光,众多婴儿包括赵连海之子被发现患有肾结石,经检查发现致病原因是食用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由此引起整个社会的震惊和公众对食品安全尤其是国内乳制品安全的担忧。

赵连海拒绝接受既定的赔偿方案,转而寻求民事诉讼。他发起成立毒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联络公布了数百名受害者及家属资料,希望受害者家长们能守望相助,共同维权。

据其陈述,2009年1月2日下午,众多家长经商议后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停业的酒店中与媒体记者见面。见面会虽经干扰仍如期进行,但当天赵连海被困在大兴未能前往。

2009年1月22日,石家庄市中院,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受审。七位受害者家长代表前往法院旁听未果,法庭外,他们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现场记者还拍摄了赵连海等家长代表手中有"还孩子健康""要求司法公正"等字样的A4纸。

随后三鹿集团因破产资产被拍卖,结石宝宝家长们向各地法院提起了多起诉讼,基本未获法院受理。

在司法救济的困境下,2009年6月,赵连海与三名家长代表向石家庄新华区法院、石家庄市中院、河北省高院递交受害家庭致全国各级法院系统的公开信,期望能公平、公正地处理三聚氰胺民事诉讼案件。

同年8月4日,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赴京上访时,遭地方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扣押,并被看守人员强奸。赵连海得知此事后,协助受害人及事件其他证人向北京警方报案。此案已于2010年5月14日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获刑八年,受害者李获得2300.9元赔偿。

接踵而来的是,2009年11月13日,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当年12月17日,大兴区检察院批准逮捕。2010年3月30日,大兴区法院以不公开的方式审理此案,赵连海家人未能进入法庭旁听。

此后该案久拖未判,赵连海的辩护律师于2010年10月29日向大兴区法院发出律师催告函,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此案最迟应当于2010年4月中下旬宣判,案件审理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涉嫌超期羁押。

2010年11月10日,在迟来的庭审中,辩护律师为赵连海作了无罪辩护。

代理律师李方平认为,赵连海的活动是毒奶粉受害者正常的维权活动,不存在任何流氓动机,而且其行为方式和手段根本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应依法宣告赵连海无罪。

另一名代理律师彭剑则称检方指控赵连海的活动,均在警方严密监控下进行。若检方指控成立,则警方相关人员行为构成渎职。

大兴区法院最后认为赵连海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法院确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未予采纳。法官李秀芹量刑的事实依据,包括"赵连海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及河北省石家庄市,采取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以及"赵连海利用社会热点问题,以报案为名,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东侧聚集起哄闹事,严重扰乱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一审宣判当天,李方平律师即表示判决量刑过重。据其描述,法院宣判之后,赵连海当庭脱下囚衣,以示抗议。

而同一天,法庭外,赵连海五岁零一个月的儿子,在冬日寒风中手持标语:"爸爸回家""我爱爸爸"。

11月18日,代理律师就此案正式上诉。

无独有偶,此前2010年2月5日,广东省潮州市中院以敲诈勒索罪二审判决另一名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有期徒刑五年。近日,郭利案出现转机,广东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对此案再审。

郭利案转机能否出现在赵连海身上,目前仍未可知。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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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都特约记者 晓德

1985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25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25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25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25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4个25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

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25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25年前写《野火》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箝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25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3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10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25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25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

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

25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
sky(编者注: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25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25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方都市报: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
就明白了。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25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2000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25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1987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的出版,让更多的华人读者从此开始认识您,了解您。那么,您个人把《野火集》看作什么?一个孩子吗?它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我还时刻惦念,他们常说我"粘",还不让粘。对《野火集》,或任何一本自己的著作,我有个不回头的习惯。写完了,它就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历史。感觉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25年了,对于您的作品仍影响着现实的世界,让现实中的部分华人心有戚戚。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很开心和快慰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也会有某种的苍凉之感?

龙应台:有一次在台湾中央山脉深山中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我遇见一个志愿者正在为部落的小学生建图书馆。是个中年人,从一堆石头砖块中向我走来,头发沾着木屑,看起来满面风尘。他放下手中的活,告诉我,他在上大学时读《野火集》,一边读,一边就决定自己要以服务台湾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为一生的志业。在深山遇见我时,他已经在偏远的部落里工作20年了。他走过来握我的手,郑重地跟我说"谢谢"。

还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妇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她从忙碌的志工队伍中走过来,跟我说,她在怀孕时读《野火集》,放下书就觉得,如果身边的大环境是恶劣的,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开始发起这个环保组织,十多年的累积,已经有好几万个母亲加入。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有一次还遇见一个中年的比丘尼,在山中修行。她用那无比澄清的眼睛看着我,说,会走上修行这条路,是因为18岁时读了《野火集》。我没想到《野火集》也会使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也许18岁的她想的是:如果我无力改造社会,那么我至少可以改造我自己,内在宇宙也是一个宇宙?

25年来,一路上我都会碰到当年的《野火集》读者,在深山最贫困的部落里,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里,在某个"环保妈妈"的示威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走向前来,轻轻地说,他或她之所以选择了社会改造的人生路,是因为年轻时读了《野火集》。当年他20岁,现在已是中年,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25年前种下的,25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当然在很多方面,我有无力感。当你看见,曾经批评过、讨论过、呼吁过、建议过的事情,在25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知识的累积或经验的传承,问题依旧,好像永远从零开始。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原地踏步重复多了,有的人变成"愤老",有的人选择放弃,沉默以对。至于苍凉,是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个极其苍凉的"老灵魂"。但是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你说你懒得重复了吗?读
3000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3000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但是大陆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新问题纷纷冒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最生猛、最有力气"生气"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代。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2005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1988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2005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1988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25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
"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南方都市报:这25年,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美国到台湾,又去欧洲,再到台湾,又到了香港这种时空的转换,对您来说是不是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华人群体?您是否曾经考虑到大陆多停留一段时间?

龙应台:香港的体验确实使我对"华人世界"的认识起了根本的改变。我发现,我要用"粤国"的概念来看香港和广州,才比较能抓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语言圈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住在香港使得我常常思索"南方视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相当受"中原本位视野"的局限,如果多一点"南方视野",可能很多事情的解释都会不同。

确实也在想,是否该到大陆去住一年?有了生活的经验,才能深刻地体会那个社会吧。但只是模糊地在想,一直还没有冒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要看因缘吧。

南方都市报:非常喜欢您的《目送》以及其他一些非评论性非政治性的著作。有人因此评价说,龙应台变柔软了。这是岁月的回归吗?

龙应台:我倒觉得龙应台其实从来就没有"不柔软"过吧?《野火集》的写作,是和《孩子你慢慢来》同时的。白天写怒目金刚的《野火集》,晚上可是抱着婴儿哺乳,换尿布,唱催眠歌的。

但是《目送》不同。《目送》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南方都市报:读了您的《大江大海1949》,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庞大的工程。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寻找亲历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让您选择了如此艰难的坚持?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所谓辛苦,其实不值得一提。很多作家或学者,花几十年的工夫,皓首穷经做一个题目,写一本书。但是《大江大海》是我这个一向最没有毅力的人最耗费心力,最坚持的书。支撑我的是一个单纯的心情:60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有些书,是酝酿了一辈子才写得出来的,即使你不知道它在酝酿中。

南方都市报:从《野火集》到《大江大海1949》,这两本书在您迄今的写作历程中,是否有着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我个人感觉,与前者的辛辣相比,后者更加波澜壮阔;前者让人思考,思考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后者让人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并很自然地被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您个人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和对您来说的不同意义呢?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25年了,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经进入不惑甚至可能已经年过半百,而新的读者可能正值青春年华。对于当年的读者和如今的80后、90后年轻读者,您是否想对他们分别说点什么呢?

龙应台: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

对大陆的80后90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b/15/b15351c50a4d112a/Blog/c09/d2b553.html

2010年11月14日

苏小和:养老体系背后的反市场逻辑

说中国养老体系是一个有预谋的骗局,这大概过于尖刻了。毕竟这个国家还有一批人真正在享受着养老体系的种种恩惠,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级别的老人,那些在事业单位退休的所谓公务员或者是知识分子,那些一直靠垄断发财的国有企业里的退休职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养老体系,这些体制内的人们将无法生存。更有一个不能考证的传言,说的是中国养老体系吸储的大部分资金,可能都用在了处级以上退休干部身上,相信这样的话并非空穴来风。

问题的本质在于,养老体制的本意,毫无疑问是指向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即使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私人公司录用员工,也必须签订与养老体系有关的劳动合同,即使是深处边鄙的乡村,养老的标语也挂在了田间地头。一时之间,这个国家的养老体系看上去气象万千,惠及众生,我们似乎真的进入幸福的小康社会了。

但是很遗憾,如果你不属于体制内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名拥有行政级别的老人,如果你不是在行政事业单位退休的公务员或者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是垄断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你还过于认真地相信此时此刻的养老体制,那么你就过于天真了。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养老体系,事实上很像那个著名的22条军规,无论你怎么做,最后你都是失败者;还有人说,其实更像一个荒诞剧,因为你不在场,所以你一切的努力,最后都不过是一场梦,那不是真的。

是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你不在场,因为你不在体制之内,所以你与这个国家的养老体系没关系。如果你不认清这样的事实,那么你会把本来就不多的收入浪费掉一部分;如果你认清了这样的局面,那么你会难过,甚至会绝望,你对你的未来突然害怕,你会前所未有的失去信心。

每一个与体制无关的、正在劳作的人们,都应该仔细想想下面的问题:

他们的养老体系规定,必须连续交纳15年的养老金,才能有效,请问,今天有谁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工作15年?都说养老金其实是可以异地转移的,请问,有多少人为了那么一点养老金,会去办理那么复杂的转移手续,去看那些公务员不耐烦的脸,去听他们毫无礼节的呵斥,去从深圳跑到北京,或者从上海跑到广州,必须由本人亲自来办理?事实上,一张往返的机票钱,可能就已经冲抵掉那点养老金了,谁会做这种不计成本,而且前途还渺茫的事情?

很有意思的是,太多的人最后选择了放弃,好像把一颗石头扔进了大海里,再也不去管它。假如一个人是1000元,5000万人在路上奔波,那就是
50000000000元,一连串的0,这还仅仅是一年的资金,大家都不要了,钱还在,谁拿走了?当然是政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年,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担心老无所依,另外一方面国家的养老金储备却迅速高涨,以至于他们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不知所措,最后决定去投资,即使亏损了也在所不辞。

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成本收益在生活,相信更多的人看到了养老体制内在的荒诞,所以更多的人选择放弃,不参与。还是刚才陈述的数字,即使只有5000万人选择放弃,对于这个国家的养老体制而言,一年就是500亿的资金亏空。这种用脚来投票的经济行为方式,不仅再一次强化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际分野,更重要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体系吸储能力出现危机。这甚至有点像一出与体制有关的出埃及记,更多的人选择出走。政府开始以为这没什么,说不定这是对体制的减负,但时间一长,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大量的人们选择逃离体制,至少在养老资金这一块,出现了财源乏力的情形。

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任何制度到最后都必须遵守大数法则。具体到养老体系这一块,如果仅仅只有体制内的人独善其身,更加庞大的体制外人群无法参与,或者不愿意参与,大数法则就立即被破坏了。这带来了一系列令政府官员头疼的问题,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养老金支付压力陡增。在一种非常难堪的经济形势下,在就业形势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府只好出奇招:将普通职工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将压力重重的养老金支付尽量往后拖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纠结的局面?不仅大量的体制外人群心生荒凉,前途不明,整个国家的养老体系也顾此失彼。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在于我们的市场化严重不到位,这种半拉子的市场经济,让我们的经济生活捉襟见肘。也就是说,我们试图用一种市场化的方式来建构这个国家的养老体系,但却用一种反市场化的方式,把大量的人群排斥在所谓的体制之外。

有几个关键词需要在这里重申:

第一是每个人的权利,或者说是每个人自由参与到市场进程中的权利。一个明显的经济现象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无法把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市场经济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他们人为建立一个类似于
"钟罩"的制度,体制内的人群活在钟罩之内,靠着既得利益安静度日,歌舞升平,体制外的人活在钟罩之外,政府不仅不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还断然拒绝他们参与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有意思的是,当这样的政府需要提高财政能力,他们想到了人口红利,想到了那些像蚂蚁一样无人照顾的人群,事实上也是有纳税能力的;但当这个政府需要建立诸如养老体系这样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却将这些人群排斥在外,想尽办法推卸掉作为一个政府的责任,像一个无赖一样,能拖就拖,最好彻底忘记。

第二,歧视性制度。是的,就是歧视,这个尖锐又刺眼的词语,一直摆放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当中。体制内的人群对体制外人群的歧视,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既得利益阶层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官僚对百姓的歧视。都说中国最大的歧视,是对农民的歧视,这样的观点没错,但不全面。至少在养老体系问题上,无数的体制外白领、记者、编辑、律师、工程师、作家、诗人,他们的养老境遇,并不比农民好多少,甚至可能被农民更糟糕,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些人眼前的收入比农民高了一些而已。所以,这是一种真正的歧视,一种对真正的市场化人力资源的歧视,或者干脆说,是对市场经济的歧视。

如此格局之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超大规模的对人力资本的浪费。人,每个人,才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惟一动力,养老体系的终极意义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与安慰,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前端,却是对人的一种限制、一种排斥、一种剥夺。市场经济有着一种内在的美妙的均衡性,失去了原因,就没有目的,忽略或者异化了目的,原因也会荡然无存。每个人的发展,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剥夺了个人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个国家孜孜以求的富裕、崛起,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市场化或者反市场,就是在这样的地带次第上演。而眼下,我们看到的养老体系困局,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反市场逻辑的一次小小的表征。

来源:苏小和的博客
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52-13053.shtml

孙正荃:青海,亲历1960年的饥饿

作者:孙正荃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桩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
"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
(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
"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
"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来源: 2010年10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42

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经济观察报 2008 年02 月18 日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
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 年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茅于轼: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本文节选自《茅于轼:无悔的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全书内容简介】

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但他说,自己更认同的是胡适。宽容是一服解毒剂――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他的人生记载了这个国家的跌宕起伏。年少时,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苦难,建国后,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东北的铁路事业。不幸的是,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几乎饿死;"文革"后被抄家,他和家人被批斗、殴打,最后他被发配到山西接受劳动改造。时隔多年,他如何回首这些悲惨而无奈的往事?

他的爱人是一位美丽能干的贤妻良母。年轻时,她的大照片作为样本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苏州、上海、北京,不论她住在哪里,照片就挂到哪里。在最恐怖的岁月里,她没有抛弃他。他说她是自己幸福的第一源泉,"想来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他如何书写自己幸福的第一源泉?

他认为人生的最高享受是对真理的发现。他的大学专业是机械,在1979年以前,一直从事铁路牵引方面的研究,与数理统计和力学方程打交道。此后,他通过奇妙的学术探险,走进经济学的核心地带。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他被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尊崇。不仅如此,他的同道来自各行各业,有事业成功的企业家,素未谋面的青年学生,见识丰富的媒体记者,朴实无华的上班一族……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交往故事?

他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议:"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春运火车票限价有利有弊"、"18亿亩耕地红线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他为什么提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观点?

他说:我的人生极完美,不想和任何人交换。他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

昂山素姬语录

1.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2.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份, 恐惧是阴险的,
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 当作存在的一部份, 而成为一种习惯

3.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于一种理性的信念。为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

4.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

5.可以预料,一旦人权问题成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份,官方舆论就开始嘲弄并谴责有关人权的整个概念,将其贬为不容于传统价值的西洋货。

6.专制政权却不承认人是国家的宝贵成分,以为公民不过是没有个性没有头脑――不能自立――可任意摆布的群氓。似乎人民只是国家的附庸,而并非它的命脉。爱国主义被贬值为一种狂热的烟幕,用以掩盖威权主义统治者的不公,使他们得以按自身的狭隘利益来规定国家的利益。

7.宣称缅甸人不适宜享有民主国家公民那么多的权利及优惠,这是在侮辱人格。同样,大成问题的是缅甸政府的逻辑,它认为自己倒适宜享有比那些民主国家政府更多的权利及特权。

8.极权主义政权企图用霸道行径来压制自由思想及新观念,并顽固维护他们自身的正确性,这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停滞,同时他们又把这种停滞加诸于整个民族。恫吓加宣传演出了压迫的二重奏,而人民在恐惧猜疑的气氛中学习掩饰与沉默。

9. 经常有人问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如此高压的政权真的会给予我们民主吗?而回答祗能是:民主,正如自由、正义以及其它社会政治权利一样,不是"给予"的,而是通过勇敢、坚定及献身挣来的。

10.在缅甸人民追求民主的进程中…斗争的主要原动力不是对权力、报复及毁灭的渴望,而是对自由、和平及正义的真正尊重。追求缅甸的民主是人民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成为世界共同体的自由平等成员,享受有意义的美好生活。

11.恐惧源于无安全感,而无安全感源于缺乏仁爱。如果人间缺少仁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缺乏仁爱,或者你周围的人缺少仁爱,所以你感到不安全。而不安全导致恐惧。

12.今天对地球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经济上的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在这些地区那些可以调和不同的宗教,种族和政治争端的原则和实践方法以及人类的伟大愿望被漠视,压制或歪曲。

13.我们的精神基础就是仁爱。仁爱不可只对那些支持你的人。它也应用于那些反对你的人。仁爱意味着同情他人,己所不为勿施于人。

14.我们在缅甸的民主运动中认识到,民主与人权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15.也许仁爱这种给他们打开对待人民的新方式,即把人民看作尊重和服务的对象,而不是压迫盘剥的对象。

陈行之:极权主义的诱惑――从萨马兰奇遗嘱说起

1

2010年4月24日,萨马兰奇家族发言人胡安・费尔南德斯在律师陪同下,向新闻界公布了萨马兰奇遗嘱。据说这份遗嘱是萨马兰奇先生于2009年3月订立的,分为家事遗嘱和公务遗嘱两大部分,公之于众的是公务遗嘱部分,这部分内容包括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的感谢和回顾,对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展望,以及对有人指责萨马兰奇"使奥林匹克运动过于商业化、职业化"的回应和反驳,等等。

如果单纯是这样,我们这些处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是没有什么闲心去关注的,我们现在只关心政府主导和演绎的通货膨胀会不会把我们手里可怜的一点儿存款化为灰烬,只关心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在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只关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官员什么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只关心天文数字的政府行政费用什么时候降下来,只关心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摸到选票,只关心我们的后代子孙还有没有赖以存活的资源……所以,萨马兰奇先生作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我等作为芸芸众生的"屁民"严格一点儿讲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这个经常出入我国国家领导人会客厅的外国老头儿死还是没死,什么时候死的,死以后有没有遗嘱公之于世,遗嘱中都说了些什么,都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真的没那个闲心。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那么诡谲,你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偏偏就有了关系,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你绝对想不到,萨马兰奇临死之时念念不忘的事情当中,竟然有一件事情不但与你有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你的生存状态、你的命运轨迹和你子女的未来。

下面我们来看这份遗嘱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

2

1980年7月16日我从基拉宁勋爵手中接任奥委会主席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复苏的初期,我曾经对尊敬的同事们说:"既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可以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那么中国也可以,我们没有理由无视一个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存在。"那时的中国给我们的印象只有乒乓球和神秘感,有人甚至预言台湾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都要大于中国大陆。因此我们当时的心情犹如使徒保罗刚刚进入罗马时一样。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人,至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看来是这样。那些用业余体育论来批评国际奥委会的人应该在过去的那个夏季看到,中国是如何由国家培养竞技职业运动引导和带动业余体育运动的,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给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古老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

以商业化和职业化抨击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应该看到,正是在允许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之后,奥运会才摆脱了财政危机和日渐式微的衰势,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运动赛事,才能走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并鼓励电视机前的每一个怀有梦想的孩子投身球场和田径场。也正是奥运会带来的巨大的消费刺激才使得众多国家有了举办的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奥运会现在过于庞大和臃肿,但是我相信这是令人庆幸的烦恼,抱歉的是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了罗格先生,每届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奥运会确实开始令很多中小国家望而却步,这也的确违背了奥运会的初衷,但是,还有什么比预算不足的奥运会更糟糕的呢?

奥运会需要保持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促使人类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头脑,在全球化的今天,奥运会的举办地已经不很重要,它的任何讯息都能够通过卫星和光纤迅速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从北极到罗得角,从喜马拉雅到死海。因此我建议可以适当修改"奥运会轮流举办"的原则,寻找一个合适的永久举办地,玫瑰碗橄榄球比赛永远在一个固定的场地举办,可是谁能否认它的伟大?

2008年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荣耀,北京奥运会的空前成功,10亿人的高涨热情令人沉醉目眩,当听说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人感动。

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尽管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但是每一个居民都行动起来,连北京的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奥运会举办期间,连最偏远的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团结的奥运会,他们(指中国人民)被有效团结在奥运组委会的旗帜下,自觉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这令每一个在2008年夏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

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似乎正在侵蚀奥林匹克运动,由英国ZF的态度可以看到,愿意维持奥林匹克运动进一步上升的愿望在缩减,对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我们只能保持谨慎的乐观,问题在于――伦敦之后呢?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一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如此以成功举办奥运为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举国被自己运动员的金牌感动。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口号也适用于奥运会本身。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是在她抗击大地震的同时进行的),她又要以400亿欧元举办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广州又要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亚运会,这个国家还在积极申办未来的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之后,他们将失去大把投资的动力,国家将失去方向,我们应该保持她的热情和对国际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我的老家巴塞罗那有句话"柴火架在篝火堆尖",我们有必要为这种热情加上永久的燃料。

为此我郑重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永久举办国,只有这个国家能排除各种杂音,能够把全部的钱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国际荣耀,我很高兴得知,罗格先生已经表示愿意倾听我的意见。

3

你不能要求一个冰球运动员(萨马兰奇先生年轻时候是冰球运动员)具有政治家视野,像政治家那样老练地看待国际事务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以,你还不好指责这个叱咤世界体坛风云的老人在政治上极为无知,就像未经世事的孩子,谁会在意一个孩子的信口胡说呢?你顶多说一句:"你给我一边儿呆着去!"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老大不小的孩子说的话也太没边没沿了,几乎嘟囔了整整一个晚上,说隔壁老六家有钱,让爸妈明天带他搬到老六家去吃喝,还梗着脖子说:
"老六喜欢人家说他有钱,他肯定愿意我们去!"爸妈一定会惊诧不已,奇怪这孩子哪儿来的这么一个想头。

我现在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想头。

"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给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古老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萨马兰奇先生想不到这有可能是国家特意安排的场景吗?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就连提问的学生尚且都是假扮的,对付几个素质高不到哪里去的奥委会委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政治手腕极为练达的大国来说,难道不是小菜一碟吗?如果萨马兰奇先生认为政府安排几个老人在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他能回答那是什么样的体育精神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荣耀,北京奥运会的空前成功,10亿人的高涨热情令人沉醉目眩,当听说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人感动。"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比极权主义更能够动员社会,令萨马兰奇先生"沉醉目眩"的与其说是"10亿人的高涨热情",毋宁说是国家对社会的巨大操控能力。当"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萨马兰奇先生知道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喝什么在吃什么吗?他知道是何种力量让"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吗?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尽管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但是每一个居民都行动起来,连北京的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奥运会举办期间,连最偏远的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团结的奥运会,他们(指中国人民)被有效团结在奥运组委会的旗帜下,自觉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这令每一个在2008年夏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国度,西方思想家认为任何力量也不能褫夺的人民最重要的权利(财产权)事实上也就等于被褫夺了,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发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一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的事情;才可以发生"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却能够用"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
的事情。我还可以告诉萨马兰奇先生,当一个国家几乎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时候,国家财富尽管由全体国民的财富聚积而成,但是国民对国家财富是既没有管辖权更没有质询权的,萨马兰奇先生盛赞的与其说是中国人民的热情,毋宁说是中国政府的强大意志力。如果把萨马兰奇先生的言论放到政治哲学范畴,他究竟在欣赏什么在盛赞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也正是因为如此,萨马兰奇先生才把"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看成值得振奋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个奥运会,除了使中国获得的国家荣誉之外,在多大程度上对数以亿计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构成了影响,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是在她抗击大地震的同时进行的),她又要以400亿欧元举办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广州又要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亚运会,这个国家还在积极申办未来的世界杯……我们有必要为这种热情加上永久的燃料。为此我郑重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永久举办国,只有这个国家能排除各种杂音,能够把全部的钱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国际荣耀。"萨马兰奇说得很好,富强了的中国活该有这样的大手笔。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高达50亿元人民币,由此推算,单是备战雅典奥运会中国就花了200亿元,以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实际获得32枚)计算,每枚金牌的财政投入大约为7亿元!7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可以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
!"可以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足够组建一只现代化海军舰队"!如果萨马兰奇先生对中国普通民众大面积贫困状况稍有了解,还会如此讴歌中国政府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亢奋的热情吗?还会不顾中国民众死活(很让人怀疑其带着歹意)建议把奥运会永久主办权交给中国吗?

3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萨马兰奇先生表达的是一种个人意见,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浅见的道理,自从人类走出蒙昧,组成社会以来,人就没有纯粹的个体存在了,"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正是因为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所以任何个人都应被视为社会群体的特殊表现,他没有独立的存在,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个人由于生命中的遗传和社会因素,与社会整体紧密相连。"([美]查尔斯・霍利・库顿:《人类本性与世界秩序》)也就是说,驱动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既不单纯是隐藏在个体精神躯体之内的人性因素,亦不单纯是不断涌动和变化着的影响和制约人的社会因素,而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既然这样,我上面对萨马兰奇遗嘱的分析和指责就显得有些表面化了。我们还应当更深入一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样,就很有必要把关于萨马兰奇个人的话题转变为政治哲学或者说社会学话题。

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有极权主义专制国家都极为重视体育,都曾经实行我们今天仍在实行的所谓"举国体制",即国家毫无顾忌地动用纳税人钱财堆积世界冠军。苏联和东德都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体育强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古巴、朝鲜等也都曾经在某些单项体育赛事上处在世界领先位置。

难道这些国家的人民真的生活文明健康蒸蒸日上,反映到体育上才表现出骄人的成绩吗?不是。我们看历史结果: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垒和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不是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腐朽没落"、"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国家。

既然这些国家的体育竞技状态与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构成直接关系,那么,一定有一种强大力量参与到了体育中来,在结果与原因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可疑的隐形桥梁,就是说,体育一定承载了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非体育的东西。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崩溃,随着人类对二十世纪两大毒瘤之一的共产主义(另一个为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一步步深化,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那种参与到体育中的强大力量就是国家,是国家让体育承载了非体育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工具和载体。

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历史图景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都被高度政治化了,变成了体现国家力量的政治行为。哈耶克曾经发出警惕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单一目标"的警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五章:民主与计划),同样适用于体育。这里所说的"单一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极权主义的国家目标,就是极权主义为了控制社会所要达到的意识形态目标。正是这种与体育运动的崇高精神完全背反的东西,致使共产主义国家把体育竞赛变成了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展示国家强大的政治舞台,在国内则把它变成了证明其权力合法性、强化对人民钳制和奴役力度的团体操,本质上与朝鲜由10万人参加演出的超大型音乐舞蹈《阿里郎》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里边的机理,我们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为例。

东德早在1948年就确立了体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总体目标,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体育部,1952年成立奥委会(这个组织直到1968年才获得国际承认),以超常手段把体育纳入到了国家行为当中,体育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就先后夺取了519枚奖牌,紧随苏联(774枚)和美国(624枚)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这个只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小国,把国土面积4倍于自己的西德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然而这个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有人调侃说,东德为了实现体育目标组建了一支"军队",所有体育科学家、运动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教练、医生、司机、各类服务和陪练人员都组合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地夺取金牌,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抛弃了极权主义制度,开始走被我们称之为"西方那条邪路"的自由民主之路。随着东德与西德合并,神秘的东德体育机器开始露出肮脏的面目――官方体育管理机构"东德体操与体育联盟"首先被查出贪污和挪用公款,涉案人员涉及东德体育界上下所有层面,该联盟副主席因为无法说出自己抽屉里的现金来源而投湖自杀。随后,更大的黑幕相继被揭开,长期以来,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在国家机构指使下,东德体育部门有计划地让运动员服用各类违禁药物,并且成功地避过了国际赛事的药检,单是此种行为就造成了至少100多名运动员非正常死亡;为了研制新型药物,东德还开办了许多"体育医疗研究机构",实行训练教练和药物教练的双教练制度,在青少年队员身上做各类药物试验……据认为这是东德在短时间内攀升为世界超级体育大国的终极手段。

极权主义的内在本性是将人工具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上述令人发指的手段之外,还为这些被工具化了的人群提供特殊的生活保障,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的生活处境就呈现为金字塔形态:处于金字塔基座上的绝大多数运动员由于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一旦过了出成绩的年龄,生活处境往往十分悲惨;而金字塔塔尖上的一小部分拿奖牌的队员又会成为特权化、贵族化了的特殊人群,就像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超脱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处境一样。东德取得成绩的运动员(用极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说法:为国争光的人)不但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房子和豪华汽车,还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以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为例,除了基本津贴以外还可以获得至少35000马克的奖金,这相当于一个东德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收入总和,他们还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国外日用品,这在一个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给的社会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与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国家荣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德的群众体育运动却严重滞后,尽管东德花费巨资修建了很多豪华体育设施,但这些设施基本上不对公众开放,常年处于半封闭状态,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到这些设施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柏林墙倒塌以后,东德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万千种需要宣泄的情绪之中,其中就有对东德体育制度的极度愤怒,他们甚至以焚烧体育明星的汽车、毁坏体育场馆设施的方式进行发泄。

极权主义国家把体育工具化为意识形态载体,即使它光彩夺目,也丝毫不能说明人民群众的体育发展状况,更不能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多么大提高,体育造就的国家辉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状况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反差。有资料显示,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联邦德国(西德)的33%,东德人均月工资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人均月工资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比率计算,东德人均月工资仅为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东德人民生活水准只及西德人民生活水准的六分之一。

所有独裁者在有条件独裁的时候都不可能切实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在掩耳盗铃式的倒行逆施中往往心存侥幸:大概不会有人察觉我做了什么吧?大概不会有人做出反应吧?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就在这种近似痴呆的幻觉之中,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恨也正在心中淤积,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结果,历史公正地提供了机缘,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终于为不满和愤恨找到了发泄的通道,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不可阻挡的抗议浪潮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志得意满的极权主义政权,东德人民也终于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角,亲手迎来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历史性地完成了统一。

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说东德的体育以及柏林墙最后的垮塌呢?我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身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体育在极权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沦为极权主义国家工具的体育有多少丑恶多少肮脏;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成绩对那个国家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既然这样,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临死之际还要动把奥运会主办权永久交给中国的念头呢?究竟是什么东西迷惑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呢?

答曰:极权主义的诱惑。

4

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拍摄过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并非虚幻的故事,藉此说明人类远不是理性的,在一定条件下,人性中的黑暗部分有可能重新充塞世界,人类有可能重新进入蒙昧时期。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文格尔是德国一所普通中学的老师,按照校方的安排在"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讲述"独裁统治"课程,故事由此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课堂秩序异常混乱,即使在他把"独裁统治"四个字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也仍在看闲书、玩弄手机,没有一个人在意他写了什么。他费了很大力气把学生拉回到课程讨论中来,学生们的发言很让他失望,他并不相信学生所说"纳粹已经远离我们,我们德国人没有必要总是带着负罪感。"更不相信"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它没有民众基础。"文格尔决定做一个实验,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是独裁,学生们重排了桌椅和座次,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是纪律,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元首。"通过口头投票,文格尔成为了"元首",开始像元首那样行事,纠正大家的坐姿,要求学生必须直立发言,学生们必须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正襟危坐的学生们齐声向他呼喊:"早安,文格尔先生!"文格尔强调集体的力量,要求大家像军人一样踏步,"让我们的敌人(即楼下的班级)吃天花板上的灰。"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成功地给学生们植入了一种优越感。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统一的服装,大家一致同意把白上衣和牛仔裤确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红上衣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了。她的男友马尔科责备她"太自私",文格尔则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不和她讨论任何问题,把她视为异类和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一个名字,最后确认为"浪潮"。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中获得归属感的学生们的创造力被激发了出来,有人动议,"浪潮"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于是他们确定以右手放在胸前左划波浪的手势作为他们的行为标记。这所学校里的学生纷纷加入"浪潮",就连卡罗的弟弟也要求加入进来,为"浪潮"把门,阻止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进入学校。卡罗忧心忡忡,奉劝文格尔中止这个游戏,因为她发现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

星期五――文格尔要求大家把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的教学方式受到校方和学生家长的反对,要求他结束这种游戏。因情绪失控打了女友卡罗的马尔科也后悔不迭,认识到"浪潮"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手法的翻版,恳求文格尔中止这一切。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何种方式结束它。当天晚上,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了文格尔的短信:"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事关'浪潮'未来。"

星期六――学生们齐聚学校礼堂。文格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煽动学生们把非议"浪潮"的马尔科揪出来,在"叛徒!叛徒!"的呼叫声中,马尔科被学生们推到了台子上接受惩罚。文格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宣布他所设计的"独裁实验"课程结束,"浪潮"就此解散。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文格尔的意愿发展,狂热的"浪潮"成员蒂姆拔出从网上购买的手枪,要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他说"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背叛它,即使文格尔也不能。

结果是,蒂姆枪杀了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然后在绝望中开枪自尽。

《浪潮》是根据美国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从影片的情节设置来看,导演丹尼斯・甘赛尔虚构的成分很少,影片情节基本上是按照现实中的真实事件的内在逻辑演绎和发展的,这就是说,《浪潮》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出于良知给人们提出的艺术警觉,它更是现实的再现,赤裸裸的现实再现,令人惊悚的现实再现,这对我们愈加有了警醒的意义。

把萨马兰奇先生放到这种可怕的现实之中,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没有什么不正常,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极端黑暗的社会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们,它所诱惑的,正是每个人幽深人性中包裹着的黑暗之光,这种不祥的光亮会本能地趋向罪恶,与罪恶勾肩搭背,相互招引,相互滋养对方,于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血脉,并在现实的土壤中牢牢地扎下根系,发芽生长。

人类本性中天生就有控制他想控制的对象的欲望――控制大自然,控制自己的同类,控制事物的走向――我之所以把人类的这种本性称之为"黑暗之光",是因为人"控制"欲望的支点不是大自然的和谐,也不是公众利益和福祉的实现,更不是一项事物是否拥有符合道义与良知的走向,而是欲望无限膨胀导致的对私利的无止境谋求,是个体对群体的盘剥乃至于暴力掠夺。

个体的人是这样,团体(国家、政党以及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也是这样。个体的欲望依仗意志、体魄来实现,团体的欲望依仗权力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性中最为强大的心理力量不是利他的,而是自利的;权力意识中最为强悍的意识力量也不是利他(公众)的,同样是自利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被哈耶克极为敬重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才振聋发聩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权力的欲望与人的欲望一样,只有在限制它的地方才能够被终止,当它面前没有限制的时候,它会不断向对象(既可能是人亦可能是社会)提出索取。所谓自由民主社会,就是为权力设立了限制;所谓极权主义专制社会,就是失去了这种限制,直至目前,世界历史全部都是在这两条道路上展开和向未来延伸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良知总是在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极权主义之路越来越狭窄了,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那条路上,以"国情"和"特色"为名向死亡狂奔。

不幸的是萨马兰奇先生在与极权主义造成的社会结果短暂接触以后就受到了蛊惑;我们还可以把话反过来说,萨马兰奇先生幽深人性中的黑暗之光也在向极权主义招引,渴望着世界上出现一个亚特兰蒂斯式的国度,把他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实现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为昂贵的权力者狂欢和贵族沙龙付出怎样的精神和物质代价,他是不可能费尽周章地去想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尊敬的萨马兰奇先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过程中,在特殊而奇异的氛围中,完成了就连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异化,成为了《浪潮》中的蒂姆,值得庆幸的是,他只是立下了一个涉及到中国的遗嘱,没有像蒂姆那样拿起枪指向同伴。

5

我们现在是好事不断:10月31日,萨马兰奇先生在遗嘱中欣慰地谈到的上海"世博会"胜利闭幕,再有10天,萨马兰奇先生巴望着的亚运会也将在广州开幕……不会有任何悬念,那当然是一届空前精彩成功、任何举办国都无法超越的亚运会,国家仍将会像以往那样收获巨大的荣耀与风光,我们也会像国家那样享受到骄傲与自豪;权力者仍将会像以往那样利用一切手段激荡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把它作为自己的节日欢欣鼓舞。

然而作为生存着的个体,我们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被"国家化",祛除掉白天的鼓噪和喧嚣,夜深人静之时,我们仍旧免不了要想一想:政府主导和演绎的通货膨胀会不会把我们手里可怜的一点儿存款化为灰烬?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在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官员什么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天文数字的政府行政费用什么时候降下来?国有垄断企业肆无忌惮从民间汲取财富的时候可否把手段放温柔一些?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摸到选票?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子孙还有没有赖以存活的资源?

尽管是一种罪过,我们仍旧免不了要这样想一想,因为,相对于用来证明国家强大辉煌的国际体育赛事来说,我们自己活得是否顺遂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已经超过30个年头,每一个中国人都曾经为这一壮丽事业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包括所有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体育事业的运动员,是因为人民相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救中国,是因为人民相信只有通过改革开放,自己的小日子才能够过舒坦一些,活得有尊严一些,为此他们甚至愿意做出巨大牺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这些普通民众用自己的血肉换取来的。如果权力者热衷于把这些社会财富用来作为炫耀政治正确、抗拒自由民主之路的资本,如果这些社会财富对极权主义构成诱惑和招引,这将是一场多么让人唏嘘的悲剧!

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意识到了悲剧降临的危险性:"在我们竭尽全力根据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制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引言)

警惕啊!人们!极权主义绝非仅只是在遥远空间游荡的幽灵,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潜藏在权力者心灵的深处,就踞蹲在政府大楼房间里,就隐约在"奥运会"、"亚运会"之类国际体育赛事流光溢彩的画面中,就藏匿在庞大的政府费用和"三公消费"黑洞里,就附着在强拆人员的棍棒之下,就隐含在社会和自然资源被掠夺被破坏的行为中……当所有人都对此麻木不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蒂姆;当蒂姆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时候,我们也就既没有理由亦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曾经用长久长久的沉默纵容过它。

萨马兰奇先生不过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

(2010-11-1)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