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4日

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
"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

陈永苗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分别出现两次移民热潮,一次是混杂偷渡客;一次是"洋插队"(留学)。21世纪以来的第3波移民潮,不同于前2次,新富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主力军。更可怕的是,根据《凤凰网》1月10号报道,还有二百多万的贪官和他们的家属,也转移走了4000多个亿的财富。他们不但掠夺走了改革的成果,更把底层民众推向贫困。

"先富"起来的贪官和精英走了,起来代替的他们的,只会更贪婪。例如农民会认为用新村长换掉吃饱的村长,更糟更坏,吃相更难看。而且底层民众首先要有饭吃,必须足够的资源在。当资源很少,底层民众之间就会惨烈的内斗。如此表明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已经无力通过"分配改革",再为人民找回分配正义。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对穷人的心理影响。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民,在底层民众看来,带来了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
"先富们"已经不承认改革早期国家给其好处,如今享受了特权,而不愿承担义务,总以蛋糕没有做大为由推却。"后富们"等了三十年。一个人有多少个三十年可以等?所以"后富们"也等得不耐烦了,流露出对"先富们"的种种不满,加上公权力的窒息,于是"先富们"拍拍屁股走了。他们的移民行为会让人觉得
"抛弃"甚至"逃离"国家。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以往之处,在于逃离体制风险。

二是对开放政策的影响。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民富裕,先富带动后富,二者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先富带后富的安排,首先需要假设一个封闭的国门,可是这项安排与开放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一旦国门为
"先富们"大规模打开,先富带后富的安排就会失败。这样预设中的一丝缝隙,改革早期看起来微不足道,如今成为巨大的黑洞与深渊。让改革早期的信心,如今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需要关闭国门,才能遏制大规模地"鱼烂陆沉"。可是一旦关闭国门拒绝开放,把自己从全球体系中摘出来,三十年的改革成就立即化为乌有。

三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90年代之后"先富们"推动改革目的很明确:改革圈钱,然后投奔自由,去美赴加。如今处境就像圣经中大洪水来临,"先富们"极力维护着崩溃前的稳定,自己却暗渡陈仓,随时准备登上"诺亚方舟"逃生。正是因为有外逃的后路,"先富们"对于搜刮百姓才特别肆无忌惮,不像古代的士大夫,还特别注意社会稳定,给自己及其子孙留条后路。

他们享受了太平日子和太多的特权,产生了人身傲慢。长期的优势,让他们消除了幽暗意识,有着过分的安全感。他们也不担心子孙遭到清算,家族被连根拔,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放弃了株连。他们的子孙不准备在中国生活,骂不到,清算不到。

长期以来通婚在社会等级流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底层民众的子弟只要有才华有本事,"高干"和"中干"的女儿还是青睐的。现在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很大部分只想孔雀海外飞,破坏了底层民众子弟上升的一个重要传统渠道,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潜在,而是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且有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倾向。但是孔雀海外飞的问题,政治立法不能解决,也未必可行。白俄罗斯美女如今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
受到"特别商业保护",遭遇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参加集训、查收赋税、无法再被外国公司聘用,每个想出国的年轻姑娘都必须得到政府书面批准。简而言之,尽可能禁止美女出国。白俄罗斯的方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四是对改革政策能否执行的影响。一位网络上爆红,网友热搜的18年前西湖边漂亮校花老照片"夏雨荷"真名叫殷珊。西湖最美女子身在日本已为人母,如此"流失海外",也算对这种浪漫回忆,构成反讽。大部分国人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物,也是仅仅在于国外,例如美国的美好,之于贪官和中产阶级。而底层民众处于生存底线上挣扎的,无法移居国外,国内翻身的概率很低,其自由的出路,就是放弃维持生存的沉重,放弃生命存在的重负,自杀或者奔赴死亡。

"人上人"的自由,在于外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人下人"的自由在于死亡,在于解脱。还有一部分人,不上不下"人中人",他们的自由在于做梦,内心移民,做一个在私人领域有限放荡的"动物"。

能否外逃,这个已经成为各个阶层考虑自己政治方案的的决定因素,国人因此可以区分为"动物人"和"植物人"。
"动物人"看到危险,立即奔跑外逃。"植物人"扎根于土地,逃无可逃。

移民因素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系数,已成为急迫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时代出现的重大政治方案和政治思潮,对此毫无考虑。移民因素可以消解任何有力推动改革的因素。因为贪官可以跑路,可以跑到国外,无需承担动荡的任何后果,任何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都也推动不了改革。只要贪官外逃和中产移民的因素在考量进来,一点改革动力都没有。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74061&PostID=2655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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