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4日

周保松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我移民香港,二十二年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现在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来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却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个人的移民史。

八十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手握权力的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香港本身是个移民社会,一九四九年以降,历经几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份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因此,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独立个体,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和真正需要却往往被忽略。而对于经常发生的新移民家庭惨剧,整个社会也去到近于麻木的地步,无意深究背后的原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十八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事件很快便被遗忘。人们或会自我安慰说,林婕毕竟只是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殊例子。万万千千的年轻心灵,早已安安份份地完成改造。

我自己也以为是这样,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据说是东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要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从我个人的新移民史谈起。

一九八五年六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全家备受政治折磨。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二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和一班同学相处融洽,挥霍着人生最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离别那天,全班三十多位同学到车站送我,大家都哭了。有同学送我一瓶从江中装来的水,也有同学递我一包泥土,希望我不要忘了故乡的山水。二十年来,我们这班同学仍然保持联络,几乎年年一聚。

我们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八一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五一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离开香港前,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一旦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由最低层重新做起。而他探亲期间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一千元,除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即使做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而以这种标准去论断新移民,对他们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视而不见,因而缺乏同情和理解,恐怕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
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至于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

父亲留下来后,便申请我和妈妈来港。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今年六月三十日,是我来港二十二周年。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个人利益的场所,本身没有任何共同目标。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和社会无涉。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付出了多少。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半生后,这是他唯一的肯定自己生命价值的理由。我无法和父亲说,你不仅为我们付出了许多,更加为香港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因为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我们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感激之情。

未到香港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令我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如果没记错,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正好到九点结束。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九点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飞身跳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铃声不断,直奔家里。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镇上有一间图书馆,但小得可怜,几乎无书可借,唯一有印象的是在那里借过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另一个看书好去处,是镇中心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大概从八二年起,书店将部份书以开架形式摆放,我遂可以在那里「打书钉」。但我大部份的精神食粮,来自父亲的同事。那时单位的人全住在一个大院,家家户户彼此熟悉。叔叔伯伯自小看着我长大,待我很好,我因此常到他们家借书。那时真是有书必读,但有两本却实在啃不下去。一本是《红楼梦》,因为受不了它的情节;另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受不了那些又长又难记的翻译人名。

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一口气在两天内将书读完。我尤其记得,看完书后我走上天台,眼前一片晕眩,心中怅惘,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突然加深,但当时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学的考试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每月都心焦地等待它的出版。很可惜,或许因为版权的缘故,连载几个月后便中断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可借。上了中学,我从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口中知道,镇上某处真的有武侠小说出租。出租室有点神秘,要熟人介绍才可进去,内里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和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相当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为了省钱,我必须以最快速度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著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和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读者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九十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那是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世界。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步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单位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吧。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八五年七月七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闷得要发疯了,真想偷渡到深圳回故乡去。这几天度日如年,心都快要滴出血了。想起在家里能和同学们一起看书打球,多有意思。可是在这里,一切都是梦。」(当时香港政府规定,必须住满一年才可以领取回乡证返回内地。)然后是七月八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真是要我死都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早上十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捧在手中读完又读。没信,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以为一切均理所当然。但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便容易迷失,觉得无所适从。我们会失去那种「在家」的自在感,并和新世界格格不入。

来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活在这种疏离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适应下来,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均没遇到多大困难。但在内心,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后的路该如何行。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里,躺在黑暗的阁楼,脑里便只有昔日的世界;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暗暗为中国队打气。来港最初几年,每次返回国内,我都有种着地的感觉。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有着难言的亲切。这种割裂,使我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四,我的迷惘更甚,变得忧郁孤僻,觉得没人理解自己。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有种完全无力行下去的感觉。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步游荡。深水步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也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步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译者郭大力、王亚南,民国2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步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步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步闹市散步。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由中学一年级读起。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三年级,四年级以后学生便须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十五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香港出生的同学,由于是少数派,不敢怎样嘲笑我们。我们很快便混得很熟。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他们纯朴善良,彼此友爱没机心,而且回忆起国内生活种种,易有共鸣。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踢足球,在游戏中心流连,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又要日以继夜工作,对我们爱莫能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左右。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因此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迭,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作对,是我们这群同学的核心人物。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却对英文完全没兴趣,所以读了半年,已经对读书失去兴趣。有一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步。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一九八六年夏天,当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四位好朋友,一同坐火车去桂林。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便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制衣厂,也早已搬上大陆,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住宅大楼。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一九八七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份同学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乡音,便间或成了同学的笑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分别。这还只是表面的差异。我很快便发觉,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难以沟通,因为彼此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大部份男生的至爱。结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络的朋友,又变成学校中的新移民同学。

我们那一届四班同学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错的学校,学生自信心较强,也有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较为关心政治时事,甚至会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些人生哲理问题。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问题,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谕不要发表。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我当时年纪那么小,为什么父母会放心让我这样去闯荡。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极目无山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看着夕阳在天边一点一点被地平线吞噬,大地一片苍茫,良久无语。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我从其它乘客口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

从北京回来不够一年,六四事件便发生了。八九年五月,在学校默许下,我在课室率先张贴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标语,接着参加了几次大游行,天天看报纸追新闻,沉浸在大时代的亢奋中。六四那一夜,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着没有画面的电视,听着身在北京的记者电话中传来的密集枪声,一夜未眠。其后十八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会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几万人一起点亮烛光,悼念那死去的英灵。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六四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等,对四九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一九八八年国内有一套纪录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六四后,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本来那么崇拜的国家,本来那么尊敬信赖的领导人,一夜之间却变得如此狰狞如此陌生,谁还敢认同那是自己的家?!大悲剧过后,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得过奖。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因此并不太担心录取的问题。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工商管理,便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商业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书熏陶,令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进了工商管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工商业社会,没有多少选择,毕业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很多钱,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当然得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东西,好像作了某种屈服,另一方面却又安慰自己,以后不用再为这些事烦恼,可以专心朝着目标努力。事实并非如此。入读中大以后,我发觉自己完全不适合读工商管理。这和性格有关,也和大学的经历有关。我一进大学,便参加了中大学生报,整天忙于学生运动,同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有机会有系统地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我的大学生活,和工商管理所教所学,格格不入。经过两年相当累人的纠缠,我在三年级时终于决定转读哲学。

如果我的挣扎,纯是个人选择问题,那倒没有什么特别。但这绝非个别例子。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当年几乎都选择了工商管理,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份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过早地顺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穆勒(J.
S. Mill)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的确很难。香港表面上是个选择很多的城市,住得久了,便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香港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令整个社会接受了其背后根深柢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打造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施舍和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须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正当。严格而言,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给予平等的公民相同的关怀和尊重,而不是将人单纯地视为有差等优劣的市场竞争者。香港也算不上一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要求,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并承认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内在价值,而不应只是经济利益的工具。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香港要成为一个政治或文化城市,便必须寻找其它的价值资源,而不能只从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生活其它领域。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也变得顺理成章。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母语教育在香港,却被视为次等,甚至被很多有识之士大力鞭挞。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和香港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全英文教育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削弱他们的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以至限制他们日后成为积极的公民,是从来不被考虑的,因为这些价值没有重要性。又例如环境保护。在香港,支持环保最强的理由,是污染会影响营商环境,吓走外国投资者。至于环境污染对大自然及其它物种的伤害,以及导致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主义本身是否合理,却没多少人关心。又例如愈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主流意见认为,只要贫富悬殊不会影响繁荣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便没问题,至于那些弱势社群作为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以及经济分配的原则本身是否合理,是甚少在公共讨论中被提及的。这样的例子举之不尽,在在说明香港的主流思维。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便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牢牢控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判断标准,以致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须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不在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它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尊重,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争,我们的心灵便永远无法安顿;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自足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
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它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和社会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最低层的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生活层面,也是困难重重。但我并不过度悲观。在八九年百万人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六四烛光晚会里,在二零零三年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这两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护文物古迹,反对发展至上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我们的城市的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时,改变是有可能的。

当我一开始以这种角度,这种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已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城市以及它的未来。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十八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屋。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但林婕并非例外。我便曾经走过一条和林婕非常相似的路。我较很多新移民孩子幸运,但也用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历经折曲,才能让自己在这个城市慢慢安顿下来。

香港每天有一百五十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人,十年便有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初稿完于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见周保松:《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来源:思与文
原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76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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