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0日

重建批评之道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5%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100%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来源:南风窗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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