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0日

林达:为什么“散布谣言”不能轻易入罪

谁没有传播过不实消息?

一个网名叫"红钻帝国"的青年,因在网上传播济南七月十八日大雨导致某地下商场死了人的"不实消息",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这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规定措辞不严,实际上很难统一执法。

所谓"谣言",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传言",可是将传播谣言写入刑事罪名,却会产生很多问题。人都在社会交流中,就必然传递消息,消息大多并非亲身经历,而是看来听来的二手三手消息。所以,保证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传播不实消息"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在向他人转述时,至多根据逻辑合理程度或现实可能程度作出经验性猜测判断,但是谁也做不到保证"真实"。你不可能在转述以前都去调查确证,事实上有很多事过境迁已经无法确证,但我们还是每天都在传播。这里面,无疑有很多转述消息是"不实"之词,是在
"传播谣言"。如果如此"传播谣言"就能入罪,每个人都可以抓起来审一

所以,很难在其他法治国家的刑法里找到"传播谣言"的罪名。"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能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言论都受法律保护,说话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有些发言者必须负刑事或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不属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那么,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呢?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审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

美国司法制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探讨了很多年,可以给我们作一个参照。

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在判例中指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有些言论不在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内。言论是否受法律保护,要看其"时间,地点,方式"。最高法院的经典例子是,在坐了很多观众的剧场里大叫"着火啦",这样的言论不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有可能被判为一种刑事犯罪,因为它会引起混乱,危及他人生命。那么,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不可以的呢,这很难预先一一列举,而必须就每个个案来考察判断,其标准是,此言论是否会引起"清楚和现实的危险"。

就以在剧场散布"着火"这个"谣言"来说,喊的人是不是犯下了刑事罪,要根据具体案情。在这个例子里,"真实"是一个重要考量,如果确实着火了,叫喊着火即使仍然会造成混乱,但显然不能作为刑事罪来处罚。可是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真实"不是唯一标准。比如说,有人看到了冒烟,闻到了烟味,因此判断失火的可能性很大,他告诉旁人着火,可是事后证明并没有失火,这是不是犯罪?如果他没有得到确证就不能判定失火,就不能告诉他人失火,也可能贻误了帮助他人逃出火灾的机会,等于是法律捆住了公民帮助他人的手脚。还有,如果他身旁的人告诉他着火了,他是不是应该转告他人,如果转告他人而事后被证明是"传播谣言",是不是应该判他犯罪?

从这样简单分析就能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逐渐建立何种言论受法律保护的标准时,为什么要谨小慎微,斟字酌句。事实上,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标准以后,最高法院后来对这种危险进一步缩小范围,指出只有在言论可能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法律才加以干预。也就是说,如果某言论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等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并不是紧迫的,而是有一段缓冲时间,那么这种言论仍然是合法的,因为危险既然不是"迫在眉睫",就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和畅通,将危险降低甚至消解。

美国最高法院发现,仅仅考察可能的后果,建立
"清楚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还不够。有些言论涉及公众利益,必须给这种言论以最大保护,有尽可能宽敞的空间。如果用"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后果"来约束它,就可能堵住了事关公众的有益信息的流通。在著名的沙利文一案中,黑人民权运动在报纸上散布的关于警方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但是最高法院认为,判决这种言论违法必须证明言论者一方的动机有"明显的恶意"。如果不能证明有明显恶意,这种言论即使不符合实际,也因为事关公众利益,必须允许表达,是合法的。

如果言论对他人造成伤害,言论者有可能要负民事责任。在2001年的Amwey公司对P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复审,维护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
Amwey公司在竞争中恶意散布谣言伤害同行公司,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这种造谣竞争不能要求宪法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之鉴定,至少是可以操作,可以统一执法的。传播一种消息是否合法,关键不在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如果传播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没有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证明传播者有恶意诽谤诋毁他人的动机,那么,传播这样的消息就是合法的,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标准下,即使传播的消息内容不符合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或者真实性无法确定,传播仍然是合法的,不必担心警察来拘留你。

该怎样尽可能减少谣言?

现在再看"红钻帝国"的"散布谣言"案,此案暴露了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是,"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依法惩处。问题就在于,将"谣言"和
"谎报"一词写入法律,这个门槛太低。如果你听说本地发生了矿难,你不可能下矿井核实以后才去请求救援。听到火灾矿难消息不确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第一时间做的,是赶紧传递这个消息,抓紧每一秒钟救火救灾。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从来没有传播过"谣言"。既然人人都可能传播谣言,却不可能人人被拘留,于是放过谁拘留谁就成了警方手里的处置权。这种模糊的法律,给了警方过于宽泛的处置权,属于"有毛病的法律"。

如果我们有法律应该保障公民言论空间的观念,可以公正地说,"红钻帝国"在网上发帖,并没有形成犯罪,还不到需要政府来加以阻止和惩罚的地步。现在已经公开宣布,地下商场在大雨灾害中没有死人,可这是我们事后才"听说"的,我们采信了没有死人的消息。而"红钻帝国"在事件进行之中,听说了死人的消息,她采信了这一消息。她在网上传播这一消息,和我们此刻传播没有死人的消息,都没有造成对他人的实质性伤害,没有引起社会不安的立即危险,也不能证明有恶意的动机,那就都属于公民行使正当的言论权利。在这里,消息是否"符合真实"无关合法还是非法。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喜欢打听消息,喜欢传播消息,因为社会生活有这个需要。人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结成社会,需要信息。我们需要听和说,不让听不让说,即使吃得饱饱的,也会憋死。

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记得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电视中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如警方、消防队这样救险指挥不间断地发布公告和回答记者提问。而且他们发布信息的诚信历经过长期考验,能够取信于民。同时,新闻台除了新闻主播现场报道,也不断插入从民间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如录像、目击者描述等等。因此,在如此重大灾难前,没有"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假如济南在突发灾害面前普遍出现不实信息流传,需要检讨的是,政府是否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不是去处罚在灾难临头的刺激下传递消息的民众。

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
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随笔文集、《西班牙旅行笔记》、《带一本书去巴黎》、《扫起落叶好过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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