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0日

不以为耻的“一国两制”

香港的CCTV凤凰台正在访谈几个老家伙,有个好像叫周南,别的不记得名字,都是絮絮叨叨表功,描述他们当年中英谈判如何克服英国佬的重重刁难,成功把香港盘回来了。

全盛时期的英国在全球遍布殖民地,像澳洲和印度都是属于英联邦的,据说一天24小时内在英联邦土地上看不到太阳落山,所以又名"日不落帝国"。后来这些殖
民地逐渐脱离了英联邦,香港是20世纪最后一个脱离英联邦的地区。为此我想问一下那几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英国佬不去为难别人专门为难你们呢?难道他们有毛
病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香港人享受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几十年,如果把大陆的专制制度照搬过去,至少有钱人会逃光,资金会被抽空,香港会变成一座死城,那几年香港
人持续蔓延的恐慌证明了此点,对此谈判双方都很清楚。英国人为保证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政府僵持不下,"一国两制"就是邓小平为解除窘境不得已而为之,
正是自爆其丑,却被吹嘘成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创举,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们的党总是教育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在中国行不通。既然大陆人和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香港人一样享受
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配有言论自由吗?不配有选举权吗?作为纳税人,不配有国家财政支出的知情权吗?为什么任何事物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连学校也是党
委负责制,万有引力和相对论这些科学真理,也不能大过党的领导,那么我除了说这个党是个邪教组织,找不出别的形容。

道理虽然很浅显,官老爷们糊弄我们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奇怪的是我听到了好多的平头百姓说同样的话,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资产阶级的
自由民主在中国行不通。这就是林语堂说的那种奇怪动物,身为奴隶而思想上具备有统治者的意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恨不得一脚踢过去。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b1e8b0100lqhm.html

贺卫方:新闻自由,让上海更美好

广州媒体苛责政府,上海宣传歌舞升平

某位上海的朋友让我这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的媒体,这个问题真是难回答。我在北京《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读过一篇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作者是年轻的新闻人周筱�,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在一家新闻机构工作,因此对于两地的媒体生态都有深切的感受。

上海和广东都面临各自的一件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在这个筹办过程中,周筱�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是不断地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地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而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
的声音出现。当然这是从一个非常善意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跟周筱�先生一样,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少有的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工程,我们需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大陆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中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官员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20年左右。我就不明白了,这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地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也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我,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越来越危险。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编者按:胡建学于1996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说,在中国,只要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种不受监督的状态。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没有监督,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你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即便是某些人受到追究,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陈希同有可能被判死刑,陈希同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人们甚至会认为个别被揭露和惩罚的官员不过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因为依据平常一般观感,有权有势的人哪有干净的?这种心态对于官方所极力渲染的所谓反腐决心,无疑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

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非常困难,某些领域的改革或许会面临很大风险。例如政党制度走向现代的政党制,肯定风险太大,或许不能贸然开启。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虽然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的根本性制度,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人民代表直选,也难以一步到位。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但是媒体慢慢稍微放开一点可以做到。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畅所欲言,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在西方国家,从来没听说那里的检察机关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下子查处20多名高官吧?其中原因当然包括新闻自由。

发生内战的国家或地区都是政治家保持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民众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当然更不会造反。他们会说,你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报纸把我的不满都表达出来了。个别的时候,一些人甚至觉得媒体做得太过分,政府也没有那么不堪呢。但是,政府平常饱受委屈,换来的却是社会秩序的平和安详。

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最可怕的危险正在慢慢地酝酿。看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常常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或地区,偏偏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或地区都是政治家保持一致的地方。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的一番苦心,但我还是要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让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似的),但上海一个很大的缺陷便是新闻产业的萎靡不振。反观广州,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但是,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更值得赞许的气氛。我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那里的新闻人很有追求,也逐渐地形成了这个职业基本的伦理观念。相应地,它们也获得了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商业成就。相对来说,上海就有些令人遗憾了。我记得2003年非典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做的更好一点,请你写专栏文章。"我也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能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媒体上露脸,还是特别荣光的事情。但是后来只发表了一篇,就说以后不能发了。当然,上海《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好像也不容易。

我要说,上海这个城市要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

来源:落魄书生周筱� -- 腾讯博客 http://showing.qzone.qq.com

茶油致癌物严重超标政府与企业秘密召回 消费者茫然无知

来源:财新网

湖南金浩等公司茶油产品被查出致癌物超标,但政府与企业选择了秘密召回,消费者至今茫然无知,召回效果存疑

本刊记者 赵何娟 特约记者 郑正 | 文

8月21日,在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金浩公司)一天前公告"澄清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的传言"之后,湖南省质监局迅速发布抽检合格结果公告。一场关于"国家免检产品"金浩茶油"致癌"的"谣言风波"看似逐渐平息。

然而,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湖南省质监局的抽检公告,还是金浩公司的"澄清公告",均未提及一个关乎公众食品安全的重要事实。

根据国家《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食用油苯并芘含量的最高上限为10微克/千克,而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关于湖南省部分茶油的抽检结果显示,苯并芘含量已达到60微克/千克,为最高上限的6倍。

湖南省质监局官方网站却始终未公布上述抽检"合格"结果,只是通报给了省内的官方媒体。而本刊记者根据公告中的电话询问质监局多个部门,均获得了"不知道公告情况,也不知道产品到底是否合格"的答复。

私下里,湖南省质监局多位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早在今年3月,金浩公司等即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之后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金浩公司在其内部汇报材料中也称,相关超标部分原产地湖南、采用"浸出"工艺生产的茶油已下架。但这一情况至今未对公众公开,也没有公布被下架或召回的品牌及其产品型号。

记者近日在北京、广州、长沙等几家大型连锁超市查询时,超市销售人员均称,从未得知金浩茶油有质量问题,也从未收到召回金浩茶油的通知。在这些超市,金浩茶油依然热卖。

金浩公司目前年产值11亿元,在湖南各地有多处生产基地。董事长刘翔浩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曾称公司将在2012年以前实现上市目标。

慢性致癌物苯并芘

苯并芘又称苯并(а)芘,英文缩写BaP,是强致癌物之一,食用受其污染的食品,虽然不一定表现出明显的急性毒性,却具有公认的致畸、致癌的慢性毒性。

许多国家已经规定了相应的膳食摄入量和食品的限量标准。按照中国国家GB2716-2005《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要求,在食用植物油类产品中苯并芘的安全限量为不超过10微克/千克。

金浩公司在内部自查汇报材料中披露,其通过对现有的浸出毛茶油、浸出精炼一级油、压榨毛茶油、压榨精炼一级油等分别进行抽样检测,已得知利用现代浸出技术产出的毛茶油苯并芘含量在60微克/千克左右不等。

压榨法和浸出法是山茶油提取的两种方法。压榨法是用物理压榨方式,从油茶籽中榨取山茶油,是一种传统的提取工艺;浸出法则是用物理化学原理,用食用级溶剂从油茶籽中抽提出山茶油的一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先进的提取工艺。

根据金浩公司等企业在市场所销售的多种茶油特点,企业比较普遍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互补的做法,即将油茶籽经过压榨获得"压榨原茶油"后,"油饼"内残存茶油,再用浸出法充分地抽提出来,获得"浸出原茶油"。

对于苯并芘含量过高发生的主要原因和环节,目前尚无官方的权威说法。而根据金浩公司的自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该公司问题主要出在茶油提取的浸出环节,传统榨出工艺则不存在危险性。

金浩公司自查报告还显示,公司主要从农户收购茶饼。

为了提高出油率,农户可能对茶籽反复烘烤、蒸炒,如温度控制不好,容易导致烧焦现象,生成苯并芘,残留在茶籽的外壳上;而压榨后苯并芘就全部残留在茶饼中,在萃取茶饼中的残油时,残留的苯并芘也被大量萃取出来,通过高温又与溶剂油发生化学反应,最终导致浸出后毛茶油苯并芘含量不断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用烧焦的茶饼进行再次粉碎,用120度的高温蒸炒后再进行压榨,得出的压榨浸出油中,苯并芘的含量检测值就已经超标,达到26微克/千克,后再经过六号溶剂油对茶饼萃取完成后,所获茶油的苯并芘含量迅速上升为60微克/千克。

湖南一位农业专家表示,茶油提取在湖南已是多年技艺,反复高温加热烘烤蒸炒茶饼容易产生苯并芘是常识,企业一般也都会通过进一步精炼工艺和添加活性炭等方式来降低苯并芘的含量。但显然,并非每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都能如此严格。

掩盖与谎言

国家质检总局和湖南省质监局早在今年3月即获悉部分茶油企业抽查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企业也在内部自查中发现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

据本刊记者了解,7月2日,湖南省质检局在长沙市东塘新东方大酒店,组织获证生产加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检验人员,各市州局食品科科长及检测人员、相关专家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讨论解决植物油产品苯并芘超标问题。金浩公司代表也在会上汇报了公司自查和难题攻克的研究结果。

当时会上,有人提出要严格防止事件经由媒体公开。

湖南省质监局一位高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粮油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8月中旬,网络上传出金浩茶油等部分食用植物油生产加工企业的若干批次产品苯并芘含量超标的消息。8月20日,金浩公司在对消费者的声明中称,"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是谣传,称"我公司郑重承诺,旗下主打产品'金浩茶油'系列高档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可靠",并且在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适时发布权威信息。

第二天,8月21日,作为监管部门的湖南省质监局在当地媒体公告了"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所附的23家企业抽检结果均显示合格,其中包括金浩公司。

然而,本刊记者注意到,金浩公司抽检的产品型号为"低温冷榨油茶籽油",并非市场上常见的、经过高温环节压榨浸出的茶籽油或者茶籽调和油。送检产品的生产时间为4月7日。

对于为何不对此前已发现问题的型号产品进行抽检,或者扩大抽检型号范围,湖南省质监局没有做出解释。该局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抽检只对企业送检的来样负责,不可能对每一个批次都检测。"

而前述湖南省质监局高层认为,金浩公司的问题情有可原:"它不像三聚氰胺是人为添加,而是因为制作工艺处于提高的过程",而在问题发现之后,金浩等茶油公司及时改进了生产工艺,其中包括提高脱臭温度、更换脱色用剂和降低冻化温度等。

8月17日,湖南省质监局食品安全处一位负责人回忆,事情发生后省里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由省质监局派出一位教授级专家协助企业查找超标原因。从3月到6月,专家和金浩公司产品质量控制部联合进行了技术攻关。"改进之后的生产批次我们进行了抽检,均没有再发现问题。"

湖南省质监局的一份文件中显示,国家质检总局在江苏检出相关茶油致癌物超标之后,湖南省质监局即要求各州市质监部门就地封存所有茶油,并启动召回程序。

然而,对于此前已发现问题型号产品的处理,湖南省质监局并没有给出明确意见。根据本刊记者在广州、北京和湖南多地的各大超市走访获得的反馈信息,金浩公司既未对外公布有问题的茶油批次信息,也未曾向超市下达召回或者下柜产品的信息。

8月25日,本刊记者在长沙多个超市仍看到照常销售的金浩茶油或者其他品牌茶油,产品生产日期也多在3月或者3月之前。

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掩盖,消费者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有关产品调查和整改的信息。而多位消费者看到网络上的传言之后都表达了担忧。

来自广州南沙区的刘辉从数年前即食用该品牌,他表示,消费者无从了解食用油是否安全,这全依赖于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既然曾经检查出问题,就应该实施公开召回,"像药品企业如果发现问题,每一剂药都要从使用者那里回收,食用油的安全重要性一点都不比药品低"。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国家质监总局制订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还要求:"自确认食品属于应当召回的不安全食品之日起,通知消费者停止消费。"

显然,湖南省的此次所谓"召回"既不合法,也不合规。

扩张诱惑

公开资料显示,油茶属山茶科山茶属植物,是中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有2000多年的栽培和利用历史,与油橄榄、油棕、椰子并称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4个省(区、市)。

湖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三龙撰文指出,中国食用植物油供应严重不足,每年缺口达到700万吨,都需要通过大量进口来解决。开发木本食用油已成为全球解决食用油的主要渠道和趋势。

作为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茶油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个行业都处于急剧扩张状态。

2009年11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此后,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广西等主要油茶产出大省,从地方政府到当地企业都非常积极参与竞争。

而湖南无论油茶林面积还是茶油年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全省茶油加工企业达到2000多家。

早在2008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即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湖南油茶重点县市区已纷纷成立了由党委一把手任顾问、政府一把手任组长的油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以支持当地茶油产业发展。

"金浩茶油"正是来自于有着"中国油茶之乡"的祁阳县,也是当地一大支柱企业,亦被地方政府作为重点扶持企业。此次苯含量超标的湖南茶油企业中,也以金浩公司规模最大。

但在迅速扩张的茶油市场和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背后,无论是安全监管还是技术实力却都还欠火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认为,在这个事情中地方政府处理很及时,但依然存在隐瞒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的现象。地方政府有政策倾斜无可厚非,但不能以消费者健康为代价,在监管过程中要及时提出风险警示,"目前这种处理方式的危害性在于,这样一来,企业很可能认为万事有政府撑腰,在产品生产上从此有恃无恐"。

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永建认为,不公开透明的处理方式加大了消费者的安全风险,同时也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出现,进而可能危害整个茶油产业的发展。

"在毒奶粉事件中,也曾经出现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秘密召回产品的现象,但最终这个盖子没有捂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北元说,现代食品加工手段复杂多样,生产者和消费者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才会有一系列法律法规把消费者作为弱势者进行保护。

重建批评之道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5%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100%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来源:南风窗
作者:傅国涌

舆论监督靠什么保障?

立法保护不了记者

由于在大学讲授过多年新闻传播法,也以律师身份帮助过一些记者维权,因而每有事关舆论监督的事件,诸如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总有记者朋友会对我进行采访,经常会问到我们的法律是否有缺陷,问题的存在是不是与我们没有新闻法有关;而一些同仁在就舆论监督问题接受采访时,也通常会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没有新闻法什么的。

很多人所说的新闻法,是指冠以"新闻法"这样一个名称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确实还没有《新闻法》。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法》就进入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并在几近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时因特殊时势停滞下来并萎顿至今。从此情势来看,短期内要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是不现实的。那舆论监督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与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有关呢?我不这样认为。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处于法律真空。事实上,有关新闻传播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在目前的法律体系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则来予以调整和规范。包括《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权利的规定;《刑法》关于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诸多与言论有关的犯罪的规定;《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法规,以及大量有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规章。

在目前,如果准确执行、认真落实宪法及有关法律,排除各种不合理的甚至违背宪法、法律和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文件的法规的适用,我们会发现,我们希望通过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绝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目前很多呼吁新闻立法者试图通过新闻立法来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现行的其他法律解决的,而有的问题则是通过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解决不了的。

很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常常会抱怨,新闻采访权没有保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时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希望立法予以解决。实际上,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的,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是一种权利,那无疑意味着被采访对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否则就需要承担责任。而如果记者的采访是权利,那么记者与他人接受采访义务的对等义务又是什么呢?显然没有。这意味,所谓记者的采访权除了在向那些对公共信息负有公开义务的公共机构收集信息时体现为权利之外,对其他非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而言,是无所谓权利的。而对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来说,其公开信息并不只是对记者的义务,而是对全体有知情权的公民的义务。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采集信息的自由。

从立法上来讲,不可能将采访权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专属权利来予以规定。实际上,即使法律规定记者有采访权,也不可像其他权利那样通过可救济的方式予以实现!至于记者采访的安全问题,其实是普通法解决的问题,无论记者有没有采访权,也都有生命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记者如果在采访中受到伤害,完全可以通过现行刑事、民事法律来对责任人追究责任,而用不着叠床架屋地在现行法律之外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而且,专门制订《新闻法》来解决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民事和刑事问题,也不符合立法体例。

至于新闻传播失范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损害,也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救济依据,而用不着制订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解决问题。目前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记者和媒体的采访、报道行为,也不是无法无天的。

记者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发布者,在触动他人利益时,与舆论监督对象产生纷争甚至遭到伤害,都是利益博弈的正常生态。很难想象,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采访权,采访对象就会乖乖接受记者采访了。也很难想象,因为有一部《新闻法》规定了记者的采访权,在记者采访报道触动他人利益时,采访对象也能对记者彬彬有礼,温顺地配合记者采访报道。

新闻(传播)法说到底是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关系的法,其重心在于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没有禁止,正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无论多么强调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立法越多都意味着限制就越多,自由就越少。因此,寄希望于通过立法来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总是要受限于其他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就是审慎地平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其他利益的关系,尽可能合理地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种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完成的;而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超越了其界线,总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势来审度。在此意义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根本并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司法。

关键在于司法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可能比世界公认言论自由保护最好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还要先进。比如,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公民予以批评、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只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被证明清白的情况下,才能够向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主张权利,去追究相应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而要证明对其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公民"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将十分困难!这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力度,实际上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上诉沙利文案时,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引伸出来的"公众人物"对媒体提起诽谤诉讼需要证明媒体对失实报道具有"实际恶意"的原则,还要大。

但我们国家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在国际上却屡受诟病。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常常是各级权力部门对其管辖的范围擅自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不仅各级部门、机构制定、发布的法规、规章以及名目繁多的文件、通知,在限制言论自由,一些行政机关随时作出的决定、命令,都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公民权利,就这样被拆空了!这样的情形,在美国无疑会被诉诸司法,受到法院的合法性审查;而法院最终的审查结果,肯定是认定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而归于无效。

很遗憾,我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足够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司法裁判体系。法院不会,也没有能力对种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种种决定、命令,进行审查。因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就无从得以救济,进而归于消灭!

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司法,就只能徒有法律而无法实现法治,徒有宪法而难以实现宪政。没有独立的司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没有司法的保障,以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为支撑的舆论监督,也就险象环生!网民发帖被抓、记者采访被打、报道问题被拘传、被网上通缉、被治罪等等事件的频频发生,以及媒体、记者不时因报道某些问题被惩罚,等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健康舆论监督文化的支撑

当然,舆论监督的健康运行,还需要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予以支撑。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持有保障舆论监督得以健康运行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正常心理、观念、意识、思想、习惯、行为。在健康的舆论监督文化支撑下,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因而始终对人民保持谦卑恭敬:他们会耐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不会闻过则怒,甚至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惩罚批评自己的人民。人民则将监督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责任,始终警惕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热心公共参与;人民群众之间,彼此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着尊重和敬畏心,理性而克制。媒体则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而不为私利驱使,也不为权势所驱使,始终坚持职业的原则和尊严……

一种文化的发育和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维护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宪法权利,保障舆论监督,需要的是国家践行法治的决心,还有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这也正是促进舆论监督文化形成的外在力量。

来源:南风窗
作者:周泽(作者为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学术批评背后的文化之殇

从教20余年,一开始最大的苦恼是讲课必须重复教科书内容,虽然嘴总是听自己使唤,但学校要求出具讲稿供查,就苦不堪言。上世纪末,国家领导人访美时拜访自己昔日的恩师,称道大师当年讲课不拿讲稿,全凭一张嘴,此后我们总算有了不拿讲稿上讲台的依据。

后来的苦恼是厌恶千篇一律的答卷,便要求学生独立撰写课程报告。只要独立写作,不论结论对错,立场左右,水平高低,任何人分数都在80以上;一旦抄袭,绝不及格。但是,无论事先怎样夸张地强调、警告、威胁,结果还是有大规模抄袭。以前抄书报,后来干脆网上下载。有的抄袭者死不认账,拿"立论者举证"
当盾牌,非要拿证据不可,只得增加一道程序,有疑问的作业没有当面答辩不予通过,有人就背原文来闯关。找证据是折磨,但放纵抄袭又是耻辱。对付一个抄君子耗的时间往往10倍于正常学生,令人崩溃。我得罪学生也都因于此。

我有个朋友,遇事乐观豁达,多年前听他私下立愿,40岁前当教授。他机灵聪颖,上下左右人缘极好,是政府顾问、机构专家、学生导师、媒体常客,什么事都搞得定,经费、奖项滚滚而来,职称、职务如愿以偿。可是,一份网上匿名举报,说这位国内知名专家一共10篇论文里有9篇可以确证抄袭,唯一一部专著大半抄袭,剩下的文字都文理不通、病句累累――让我想起前些年,高校周围电脑室的一项热门服务,就是把一堆书本上标记好的一段段文字输成电子文档。事件轰动学界,但所在单位领导顶着私受其好处的恶闻,岿然不动。时间一久,不了而了。同情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匿名举报者是品德低劣、见不得阳光的嫉妒者。

某高校曝博士论文抄袭丑闻,校方表态一查到底。可是,有人发声,批评教育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年头谁的屁股上完全是干净的?果然,痛改前非的检讨和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破学界奥秘的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又能怎样?原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这不禁让人同情起中国足球来,国际大赛上踢不进球,平时一有假球,黑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因此不依不饶。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院士、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队伍,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亿万公众无质疑能力的崇敬,每年报告的成果堆积如山,可是有几个人拿出了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成就?

学术抄袭当然是一种腐败,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是功利主义泛滥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术不独立,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归于个别人的道德沦丧,在看得见的制度缺失背后,还有一种深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并浸入我们骨髓里的普遍命运在起作用。

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教育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内在命运。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上施下效,老人把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达给年轻一代;规范、道理、知识和技能都是现成的;教育者是主动方,传道授业解惑;被教育者是受动方,学习就是接受、继承、效法、模仿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2000多年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注解,如果不是佛教从外部融入,人们很难突破最早形成的智慧结晶。个人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无足轻重,熟练掌握经典并灵活运用才是文人的拿手本领。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数千年农耕社会里不仅无咎而且必要,只是在日新月异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落于被动。然而,人们的心理定势是顽固的。在科举考试被废100年后的今天,传统经典早就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但教育与学习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填鸭式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勤学,题海战的苦练,才能成就那掌握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场英雄。人文与社会学科也"科学"化为固定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文科考试大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抄袭就是背诵,更没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所有灵性的冲动都被认定为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自作聪明甚至有违政治正确的而被排除在成功的道路上。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将来要去做学问,搞研究,除了重复书本、服从权威、投机取巧之外,能有什么本领呢?

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它代表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权威。可是,科学纯属外来物,它与其说是人们内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坚船利炮带来的教训的顺从。后来,科学的实用性让人迷恋,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观点,服从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好处。但是,这其实只是科学的技术而已。中国很少有人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需要好奇心的执著,技术却只要讲究实效的机智。

著名的"863计划"里有一个关键词: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要瞄准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就的那些项目,跟在后面学习,缩小差距,获取效益。时至今日,中国科研机构几乎都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中国技术运用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学研究几乎全面瓦解。

没有知识共同体

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宿命。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驱动下自我完成的过程,而现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几乎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不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演进,而是被外部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力量拽着走,是典型的"被现代化"。文化、科学、教育也是因应这现实的压力,直接接受和拿来别人的思想结论,或者拼凑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只有服从、效法、模仿的命运。

中国学术本来沉浸在数千年烂熟的文化窠臼里,只有近代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应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文化,构不成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大学远在国门打开之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戊戌变法才有一个名分,而真正运作起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很难独立于经济、政治,充当一个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国门打开的同一年,近代大学就诞生了,早于明治维新15年,而此前还有200多年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的"兰学"。

我们习惯于说走出象牙塔,这意味着顺应现实需要,立即可以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没有人说要走进象牙塔,因为信仰、理想、智慧、真理、情怀脱离功利目标,是没用的东西。

学派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学者形成的不同阵营,只要有共同的真理追求,学派之间在争论、理解、合作、融合中构成学术共同体。宗派、帮派、党派是不同的地位、利益、阶级结成的山头,由于中国缺乏工商业的分工协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市场利益分享机制,农耕文明的土地收益有限,江湖上的山头之间争夺这有限的利益,便一山不容二主,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中国文人是依附性的,而且饭碗有限,因此,文人相轻远比知识合作更为悠久。直到今天,现代学术体系表面上都有了,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山头、门派、帮会的生存方式,并寄附于有权有势的官场、市场上,包括国际势力,从中分一杯羹。

大学傲然挺立于平凡社会、芸芸众生的力量,并不是它卓尔不群、出类拔萃、金鸡独立、高人一等的外表,而是背后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与智慧具有看不见的精神价值,远离利益,无关成败,源自于人们内在好奇心的驱动,成就于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无限追求。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等有形要素的精神文化空间,立于整个结构的核心,投射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里。但我们的文化空间,处在传统的观念定势,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现实生活的压力胁迫,三者夹缝里。追求真理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只是一些孤独的个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在摆脱传统思维,独立于强势话语,超越生活的重压之后,往往只剩下一小半自由的身心。也许压力终有一天能释放出动力,这些半人是我们的希望。

来源:南风窗
作者:姚国华 (作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批评政府是化解官民矛盾的开始

据新华网8月7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

从"彭水诗案"开始,近几年来因批评政府工作和政府官员而被以诽谤罪名加以拘留或批捕的民众及记者的案例不胜枚举。2009年更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跨省追捕事件。

"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诽谤案"、"西丰诽谤案"、"高唐网案"、"儋州歌案"、"五河短信案"、"王帅诽谤政府案"、"吴保全案"、
"张国庆案"、"陈永刚案"……这类"因言获罪"的案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行政拘留但在各方面关注下被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一类是最终被判刑的。从结果看,纯粹批评地方政府工作的,容易获得第一种结果;而同时又涉及对于官员的批评(表现为过激的言语,甚至是举报)的,则容易导致第二种结果。

自从2007年中共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出现"表达权",2009年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把表达权载入行动计划,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政法机关也终于开始法治化行动。肩负法律监督重责的检察机关开始制约有些公安机关沦为政府尤其是某些官员压制公民批评的工具的倾向。

公权力的变异

实际上,批评政府工作和批评官员两者总是很难区分的。而公民在批评的时候出现的不理智、鲁莽,以及对于官员的过激指责,也是难以避免的。从被及时纠正的案例看,第一,对于政府工作的批评不能要求公民个人负有完全正确的责任,并且,即使客观上给一些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也不能构成对公民采取刑事措施的理由。第二,正如最高检的规定所说,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因为,在几乎所有这些案例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所谓诽谤,都是起源于公民对于政府工作的不满。

对于这两点,毛泽东主席的一则轶事可为后来者鉴。上世纪40年代,边区一位农民骂毛泽东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比骂县委书记"吃软饭"或者骂上级任命的校长是"痞子"严重多了。

当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逮捕行动,并且认真反思了农民负担问题,果断进行政策调整。他还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与之对比,在手机、互联网日益普及,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所谓诽谤政府或诽谤政府官员案件的频发,说明不少部门和官员的确患上了神经衰弱症。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神经衰弱症如此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我国,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是很习惯在公开场所批评政府。人们常常是在酒桌上或私人场所"针砭时弊"。在前述那些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公民个人之所以挺身而出,甚至言辞激烈,或者因为违法拆迁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是地方政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对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洁程度失去信任。有的案发地,其实也是各种负面新闻不断。这些都说明,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需要解决、至少是有待释疑解惑的大问题。

而在前述那些案例中,除了及时为这种滥用公权力压制公民批评的行为刹车之外,公民批评政府的诸方面内容,大多已经删除到"回收站",已经没有任何下文了。

这说明,公民为之承受灾难后果的那些批评的问题,很多已经陷入短期内无法治理的境地。其核心就是权力被资本绑架、政府决策不民主、政府包括官员自身利益的放大和民生需要得不到及时满足等等方面,即公权力的变异。

这种变异带来的问题现在是以点状分散在国家的机体上,虽暂无整体性的后果,但已经呈现分散式爆发的态势。前述那些案例就涉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民怨沸腾;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移民拆迁等资金密集、监管难度大的环节,贪污贿赂犯罪高发;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基层政府以圈地、征地方式,剥夺农民,形成所谓的"土地银行"……

而公民个人借助手机、互联网进行的激烈批评,正是民众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下的被迫的反应。其中多数是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就像是临时的民心代言人而已。至于那些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已经选择了上访的漫漫长路。极端者,可能就走向了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或针对更弱势群体的暴力泄愤的道路。

纠错机制

成为笑料的诽谤政府罪和诽谤官员罪,也折射出了如今的官民矛盾日益普遍化的事实。

由于公权力的变异,中国日渐增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官民矛盾掺杂在一起。矿难频发要严查背后的腐败问题;房价上涨,民怨沸腾,但公务员系统的限价房申报的新闻不断;基尼系数已经是0.415,高于美国、法国,也高于印度和马来西亚,但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还不能实行;就业难,但所谓"官二代"享受照顾的事例屡见不鲜;创业难,但政府行政支出居高不下……

如此发展下去,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势必会日益加深,政府的施政成本也会日益高昂。更致命的是,政府制度化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会削弱,只能越来越依赖不断支付"安定团结费",更会出现像诽谤政府罪这样违背基本政治文明准则的丑闻。最终只会依靠金钱收买和压制批评这两手来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级政府,无疑是可悲的。

公民善于、敢于和受保护地批评政府,实际上是社会和政府建立信任的必要条件。如果按照现在所谓"诽谤政府"的逻辑,上级任命一个单位的领导,员工就不能提反对意见;政府要实行一个经济项目,即使违法也不能揭露;闹出了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的事情,民众也不能对相关机关的责任人提出批评和质疑;明明一个主政官员已经劣迹斑斑,地方民众却只能噤若寒蝉,这是何等的政治景象?又哪里谈得上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呢?

批评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我国也是有民众批评政府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子产不毁乡校。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议论"政府工作"。有人建议郑国卿子产铲除之。子产的观点就是从纠错的角度讲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

但当涉及官员个人的问题时,反击就激烈起来。就以"五河短信案"为例。2006年8月25日,五河县公安局在时任安徽五河县县委书记的徐社新的压力下,以诽谤罪名义对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李茂余、董国平作出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上,据媒体报道,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可谓是"诚实守信"的"官帽售货郎"。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6年间,徐社新没有"虚度光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2009年4月13日徐被逮捕。2010年6月8日被判决受贿罪成立。但发短信的教师的处分至今未撤销。

在前述案例中,其发生地多是在县一级区域,并且多涉及对当地官员的激烈指责甚至是举报。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县一级官员权力滥用的程度和政治生态的劣质倾向。这与县一级官员和政府权力比其它层级政府更少受到各种制约有关系。相对来说,直接面对县级政府的民众,如若不是忍无可忍,躲无可躲,也不会轻易走上所谓"诽谤政府"的道路。

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看,像"五河短信案"这样的例子,就绝不能袖手旁观。早一点介入,也许就早一点挽回民众和社会的损失。一方面在抱怨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腐败非常缺乏有价值的、有一定证据支撑的案件线索,而对"五河短信案"任由一个事实上的腐败分子一手遮天,欺压民众,制造冤案,岂非咄咄怪事。

重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从公民能够敢于批评政府开始,就从还那些因所谓诽谤政府而身背案底的人的清白开始!

来源:南风窗
作者:赵义

2010年8月23日

如何判断你是否活在暴政统治下

原文标题:16 Signs That You Live In A Tyranny - Top 10 Lists | Listverse
原文链接:http://listverse.com/2009/03/07/16-signs-that-you-live-in-a-tyranny/
原文作者: Jon Roland

暴政统治在早期浮出水面时,就有一定的迹象可循。如果人们对此十分警惕并追求自由,他们就能在它成为气候之前对其做出反击。人们对那些推翻立宪制度、建立暴政统治的手段十分熟悉。不过,虽然对此有所警惕,且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人们的本意,可那些无意成为暴君的人们,也会在不经意间用同样的办法做一些暴行。暴政并不一定都是经过深思谋略的,暴君们本身在彻底骗过了别人眼睛的同时,也会自欺欺人。如下是你已生活或即将生活在暴政下的一些迹象。

1. 掌控新闻和舆论:一开始是扣发新闻、随即便演变成散发假的或有误导性的新闻。政府部门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壮大宣传机关。他们一般都称它为"新闻"或"营销"。

2. 选举舞弊过去常常使得改革家无法参与选举。重点并不在于参选的两个主要政党候选人哪个能够胜出,而是真正的改革家能否获得提名。如果新闻机构早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就得知了结果,那么在选票计数上就有作假。

3. 官方在审讯或陪审团上施加不适当的影响:并非随即挑选陪审团成员、排挤那些和法律对抗的异己、排挤那些听取法律争论的人、排挤大陪审团中的公诉人、阻止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做出有效的辩论或对政府发起挑战。

4. 非法使用未被授权的权力:在民众支持的情况下一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在重新分配财富时,这种方法对占统治地位的支持者们也十分有利。但很快它就演变成了对少数派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剥夺行为。

5. 在军队的能力和使用上寻求政府垄断。最显著的迹象就是开始以"保护"大众的名义,要求注册或限制轻型武器的拥有和使用情况,但最终此举却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此举也为之后卷入了更多人和武器的缴械行动打下了根基。

6. 军事化执法:宣称"对犯罪的战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向公民自由开战的战争。为国内的警力刑责准备军事后援。

7. 对能够在重压下进行重组的公民团体进行渗透和颠覆:最初表现在国内的间谍及监视行为。标志之一就是对这些团队的领导者进行不实的起诉。

8. 禁止调查或是举报:当人们试图揭露高层不正当的行为时会受到威胁,这表明这个系统不仅已经充斥着腐败和堕落,且这种腐败和堕落已经开始迈入暴政统治的门槛。

9. 使用法律手段禁止竞争:统治者通过贿赂支持者或镇压支持者竞争对手的行为来赢得支持。政府官员自身从事非法活动,并运用法律压制自由的竞争者。麻醉剂毒品的非法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0. 颠覆国内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身居重要职位的官员被其赞助人左右,并在其诱导下犯下不法行为。这其中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司法部门联合其他部门从事不法行为。

11. 造出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高管阶级:其标志是驳回对那些"遵循规则"做出不法行为的人所做出的起诉。

12. 人民对政府的依赖增加:控制人民最经典的手段就是先拿走他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他们乖乖听统治者的话,再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他们。

13. 公众越来越忽略公民义务并不愿履行它们。当大众开始逃避投票、参军或是加入陪审团委员会这种义务,那么暴政也离他们不远了。

14. 策划一系列的事件来获取公众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归咎于政治上的对手、迅速提出为镇压机构日益增加的权力及预算所精心准备的议案。有时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德国国会大厦计划。

15. 将权利转化为特权:在政府没有权力进行限制的事情上要求许可证明。且申请人仍要担负起繁冗的证明程序。

16. 正确的政治立场:很多人都被招至镇压反对关掉或行为的行动中。这些行动也为政府铺平了暴政之路。

注:本文首发于互动百科:http://w.hudong.com/c17b08d58f904a189b9e42a31196ef85.html

刘志丹的命运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著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著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著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著,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来源:凯迪社区

人民日报: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与协定的同时,中苏两国外长又互换了照会,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的保证。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它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次中苏两国又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呢?

蒙古简史

蒙古――这原是中国北面的一个古国。一望无际的草原,终年积雪不化的阿尔泰山,迤逦数千公里的大沙漠,……构成了富有画意的牧畜者的天地。但是,它却长期的呻吟在本族的和异族的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与劫掠之下,是一个贫穷、落后与苦痛的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大家知道,蒙古统治者曾经侵入过中国本部,建立过元朝。汉人朱元璋灭亡了元朝建立明朝,蒙古归明朝统治。满族统治者占据中国本部后,蒙古又被满清占领统治。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了。但蒙古仍没有获得解放,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对象。当辛亥年十月中国武昌起义时,蒙古的统治者――王公、大喇嘛,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义,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向苏联进犯,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九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

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反动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建立亲日的军事独裁。

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据蒙古。

蒙古人民受这样长期的侵略掠夺,他们的痛苦和血泪是描述不尽的。以牧畜为生的蒙古人,自己却没有或很少有牲畜,他们放牧的牲口绝大部分都是外国资本家、蒙古封建地主和喇嘛庙所有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蒙古人民起来革命了。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广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却尔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人民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者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害来对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游击队却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议决,请求苏联的帮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及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击队,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独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下的广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独立是承认的,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

自从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变成了他们国家、土地和牲畜的主人。沙漠、草原和山岳里出现了崭新的人――医生、教师、兽医和牧畜专家。在蒙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为人民的健康、福利与文化而服务的政府,开始改造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

一九四五年中苏关于承认蒙古独立的换文的意义

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直坚持着大汉族主义,以"宗主国"自居,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
助下,内部已建设得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东部的挑衅行为;
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红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
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对日宣战,配合苏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曾不
得不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
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公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伦电)

中苏两大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意义,就是赞助一个新国家在世界各国面前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
营增加一分力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
立地位,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我国人民中有的人不明事实真情居
然也被染上了这种"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似的,这正是中了反动派散播的大汉族主义的毒。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它是一个"摧毁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压迫,并确保国家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以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独立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四○年通过)

蒙古社会目前在本质上说是由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与农民所构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是
按照计划发展的。一九四七年年底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与文化的五年计划(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保证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高涨。由于苏联
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友谊帮助,蒙古国内已产生了以工业、农业、运输业与交通事业中的国营与合作社企业为代表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早已被清
算了,资本主义成份则被限制与排除。……这一切,使蒙古社会有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是民主集中制。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大呼拉尔(最高人民议会)。处理政府经常政务的是部长会议。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是却尔巴桑元帅。

蒙古人民的领导政党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在它领导下的"蒙古革命青年团"。它们的领导者是蒙古革命领袖苏西、巴托尔和却尔巴桑。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由一个东方最落后的民族之一,而稳步地走向兴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证实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辉煌理论:落后国家在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之下,能够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迈进。

中苏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之换文的意义

为什么这次中苏订立新条约时,两国外长要换文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呢?

我们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一九四五年十月蒙古人民公民投票表示了要求承认和保证蒙古独立地位的热望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曾被迫
不得不承认蒙古的独立;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了,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再来重新申明一次承认和保证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正
是中苏两大国尊重蒙古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表示。同时,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蒙两国就很快的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已使承认蒙古独立
地位问题获得了充分的保证。而且,在今天,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残匪还在那里白昼见鬼喊什么:"苏联吞并蒙古""中G同意将满洲、蒙古、xin疆划归苏联"的
时候,这种申明也是有必要的。

有人问:"我们既然承认蒙古独立,是否将来也应承认内蒙、西藏………的独立?"

我们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了的一贯正确始终不渝
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白规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联合与分立,要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该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这样的
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远没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侠义帮助,经过自己的艰苦
斗争,因而首先获得了解放与独立。对于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反对他们早解放早独立,要他们来和我
们一起受罪。现在,他们已经解放了二十八年,我们全国才解放,他们已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了,我们则新民主主义建设还百端待举,因此,我们的态度是继续重
申承认与保证他们独立,而不需要他们再和我们合成一国,拉着他们再来跟我们一道走。

至于内蒙、西藏以及目前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民族呢?那末,我们差不多都是在同一时期内获得解放的。当前的问题,是大家戮力同心,来共同建设强大的新民主
主义新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各自分立、各自独立的问题。正象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只有中国境内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
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只有这样,才完全符合于目前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要忘记特定的历史条件,从人民的根
本利益出发,这应是我们看问题的基本方法。

(本网编者注:胡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党史系名誉系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1950年2月24日

档案馆里的历史――李大钊死刑的真相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作者:阿忆

2010年8月22日

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的幽默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
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898b0100kt6r.html

2010年8月21日

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

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思想基础。确立它的绝对主流地位,强迫全民接受,并排斥其他任何一种思想。第二,一个最具权威的人(皇帝或其他名称)主宰一个国家。无论他的权威来自何处,一旦获得就不容置疑。他是绝对权威,由他对国家实行人治。他的见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第三,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这个官僚体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控制和统治整个社会。

这些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制度的根在哪里?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认识中国,应该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不可能为了寻找中国制度的根而去研究秦史,但读读《大秦帝国》还是不难的。尽管作者对商鞅、秦始皇等人和秦王朝的"拔高",我不能完全接受,但作者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接近真实的秦王朝,为我们分析中国制度的根提供了一种有相当深度的认识。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中国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指导作用的。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专制体制的初创时期,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专制的本质。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制度,就必须了解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在秦朝。

法家讲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政府可以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要依靠"权、势、术"来实现。

"以国为本",现在也称为"国家主义",或更为直白一点,称为"国家至上主义",即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现在我们经常讲"强国富民",从本质上来说,"强国"和"富民"是一致的,而且应该先"富民"而后"强国"。但在法家"以国为本"的理念中,政府的目标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如果"富民"亦有利于"强国",也不反对有限地"富民"。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但在民太穷的情况下,"强国"也难。所以,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也把土地公有制改为土地私有制,奖励有战功的百姓,是既"富民"又"强国"的。但当"强国"和"富民"不一致时,就要舍"富民"而追求"强国"。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连年征战,为战争而征收重税,其实都是要实现"强国"的,与"富民"没什么关系,甚至是"弱民"的。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历史上备受称赞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
"国强"而"民穷"的时代。一路征战成功、最后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不也是这样吗?

"以国为本"的法家思想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以"强国"为目的,全面控制经济。在秦王朝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主要还在于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上,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还不明显。从《大秦帝国》中看,战国时代的七国中,魏国是最富的,政府有点"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不强,所以,最后被秦国消灭了。秦国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强,所以,最后兼并了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对于秦统一中国,称赞者居多。战国时期,群雄并立,谁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最后被秦国统一了,也有其必然性。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设想中国不统一的结果。但统一也未见其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太短,还没有解决国家如何控制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汉时的法家桑弘羊解决的。在汉昭帝时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仍反对盐铁专卖,要求废除酒榷、均输、平准等国家干预统治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要求实行"国退民进"的自由放任。桑弘羊则认为,这些政策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不仅不能废除,还要加强。汉武帝以后,桑弘羊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国家至上"在经济政策上体现为两点。一是国家直接经营既关系国计民生、又可获暴利的行业。这就是盐铁专卖。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是靠盐铁专卖(再加上政府经营妓女行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后这种政策时断时续。盐铁会议以后,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下来。二是政府对私人经济进行管制与压榨。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活动农与商仍由私人主导,但政府通过税收与其他手段进行压榨,以使私人财富转化为强国的资金。同时又用政治暴力限制私人经济,以免威胁到封建专制。"富可敌国"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法家的国家主义代表了统治者的意志,因此成为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秦以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的地位远远没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那么高,但他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法里"的含义。《大秦帝国》中描述了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统一中国的历史,对法家及其实践者秦孝公、秦始皇、商鞅等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副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和所有弊病的根源。这种在秦统一中国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和制度,越往后越反动。读《大秦帝国》不能成为法家和专制制度的"粉丝"。

既然历代奉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骨子里推崇的是法家,为什么还要"儒表"呢?这是因为法家讲"霸道",讲"权、势、术",太赤裸裸了,说出来不好听,也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儒家讲"王道",讲"仁、义、礼、智、信",讲"中庸",好听得多,也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宣传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用儒家之表来掩盖法家之里,是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而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来意义的"儒",是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的"儒"。官方对"儒"的解释是绝对权威,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儒"的帽子,坚决消灭。"儒"又成了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棍子。其实历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欺骗人民和打击不同政见者。

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如何统治就如何统治。法家正是要教导君如何利用"权、势、术"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封建专制的实质就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国》证明了,秦国正因为有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明君和商鞅这类贤相才统一了中国,而当时甚至比秦国还富有、强大的魏国等六国,就是因为昏君庸相而败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光明时期也在于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类的明君,而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无不与昏君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是各个时期历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下,君是好是坏就取决于遗传因素了,但遗传不能复制明君。因此历史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明君,还是昏君。从《大秦帝国》中看,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总体上是明君多于昏君,而且明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大于昏君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所以秦国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国每一代都是明君当权,统一中国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当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后没有明君,中国历史就不知该如何写了。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其次,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在《大秦帝国》中当秦始皇伟大正确时,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当他重用赵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为明君的扶苏时,就造成秦二世而亡,并给人民带来几十年的战乱,百姓涂炭。评价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没法抵抗,正在于此。在明君的领导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秦二世而亡,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朝所有臣子的悲剧,他们以支持暴政始,以被暴政消灭止。

最后,"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这就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争着把自己的知识卖给君王之外,有独立思想的有几个?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现在不少人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事实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抗的。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吹喇叭,也有点知识的人(如法家)或者对专制没有大伤害、还有点实用价值的人(如医家、农家),而是有独立意识的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要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死不服从皇帝,而且还可以煽动别人。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说穿了就是对专制情有独钟。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正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也美化了专制者。

现代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个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做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决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可以消灭的。推翻帝制容易,消灭封建专制不易,消灭人们心中对专制的崇拜更难。民国时北大英文教授辜鸿铭以留有前清的小辫子著称,他对学生说:
"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要从制度和心灵上剪去封建的小辫子其难度有多大,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所体会。鲁迅先生的《风波》所要说明的也有这层意思。

国由君治,但在民与君之间尚有巨大的鸿沟,而且治一个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这也非君可以包办一切的。就像秦始皇这样能力超群、精力过人的君也不能亲自处理天下的一切事。因此,这种封建专制体系在君和民之间必然有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秦国能统一中国与这种高效的官僚体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国》中展现了各国的官僚体系,也突出了秦国官僚体系的超强能力。

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从上至下实行垂直式领导。这是实现专制所必需的。金字塔中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是最上层皇帝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决策的工具,它所强调的是绝对服从。秦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一切为战争服务。建立这种体系有其历史必然性。以后的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这种体制效率最好。专制制度需要这种垂直式体系,而现代民主社会强调权力制衡,所以尽管也需要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但采用垂直式与扁平式并存,既有统一,又有分权。

要了解这种官僚体系的运行与效率,首先应该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指出的,这些官员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经济人,他们行为的目标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也会高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他们的个人利益在于职务不断提升。职务和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享受,所以提拔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官员是经济人决没有任何贬义,为个人利益行事也是中性描述。关键是在不同政治机制的引导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当代民主制度下,官员或是民选或是文职。当官员是民选的时候,你只有为社会做好事才能当选,官员的个人利益(当选)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当你是文职时,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做好这种管理工作,才有晋升的希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不矛盾。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这种制度下能够晋升取决于上司是否欣赏。如果最上层的君所做的事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个官僚体系就能起积极的作用,《大秦帝国》中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秦王朝的官僚体系就起了这个作用。但当最上面的君在阻碍历史前进时,这个官僚体系就会起消极作用。秦在统一中国之后,这个体系在焚书坑儒中的作用不也是在加剧秦二世而亡吗?

从中国封建社会来看,这个官僚体系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可以成为皇帝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但也会成为"肠梗阻"。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系可以改善这种不对称,也可以加剧这种不对称。如果是明君,又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官僚体系就可以纠正皇帝的信息不对称,给他更多正确的信息,有利于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这种体制下,皇帝有自己的偏好,这就会使官员向皇帝传递、甚至捏造假信息,误导皇帝的决策。封建社会中常有"祥瑞"之说,《大秦帝国》中也描述这种"祥瑞"。"祥瑞"是用各种自然界或有或无的现象来预兆人间的吉祥。这本身就是下面官员捏造的假信息。

二是官僚体系执行皇帝的旨意,必然有大小不同的权力,他们就可以借假皇帝之名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假造圣旨正是他们为夺权而实施的阴谋。历史上官僚体系的权力过大,操控皇帝的事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赵高其实就是宦官,他的夺权就是宦官集团阴谋的结果。李斯只是赵高利用的工具。李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参与了赵高的阴谋,最后"工具"的使用价值没有了,他的末日也到来了。官僚体系权力膨胀,以至尾大不掉,最后损害了皇帝的利益。当皇帝是明君时,如秦始皇,这个问题不明显,当皇帝是昏君时,如秦二世,这个问题就十分明显。在中国历史上,官僚体系为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最惯用的手法就是"收租",即没有收租的机会,然后"寻租"。这就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根源。

三是在每一个皇帝的建立时期,官员尚未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他仍是努力的,而整个官僚体系也有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官僚体系就是如此。但在皇帝掌权之后,官员就热衷于用权力寻求个人利益。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而维持现有制度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就会成为继续前进或改革的阻力。这时就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就失败在这个官僚体系上。官僚体系已从现有的制度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就成为维护这个体系最强的力量,也成为任何改革的阻力,这也是中国社会停滞、由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皇权的专制制度能持续两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清朝灭亡之后,理论上说,封建专制结束了,实际上阴魂不散,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历次革命,名义上是要建立民主之中国,实际上仍然重复了封建之中国。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重复了封建专制的三个特征:"一个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先,"一个政党"是由这个党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一个领袖"当然就是皇帝。蒋介石称自己是民主中国,其实仍是专制中国。蒋式政权是封建专制在中国的延续。如何消灭这种封建专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推荐读《大秦帝国》,不是要重温秦始皇的辉煌,而是要大家从那一段历史中冷静地认识中国社会,剪掉精神上那条"小辫子"。

来源: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8/8/506162.shtml

2010年8月18日

近20年落马高官一览

党和国家领导人(3人):

陈希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7月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陈良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

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00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国家部委正部级干部(6人):

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沈图:民航总局局长,中央委员,1987年7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高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失踪.2003年11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开

陈同海:中国石化董事长,2007年6月22日被双规,辞职

于幼军:文化部党组书记,2008年被免去中央委员,党内察看处分

朱志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10月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

省、市、自治区正省级干部(10人):

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2003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倪献策:江西省省长,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张国光:湖北省省长,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李嘉廷:云南省省长,2003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宋平顺:天津市政协主席,2007年6月3日自杀身亡,被开除党籍

陈绍基:广东省政协主席,2009年4月16日被查

黄瑶:贵州省政协主席,2009年10月24日接受调查

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2009年12月17日被免职

国家部委、央企副部级干部(23人):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2007年1月23日以经济问题、生活腐化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

郑筱萸: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7月因受贿、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

李效时:国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3月,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徐鹏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

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1990年因收受贿赂立案侦查,因在规定期限内自首,被免于起诉

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199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2002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吴文英:纺织总会会长,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

王乐毅:海关总署副署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边少斌:民航总局副局长,1997年8月因受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张恩照:中国建设银行行长,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辞职,接受审查

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原中行行长,2000年6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小华:光大公司董事长,2002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李大强:神华公司副董事长, 原湖北省副省长,2000年9月以违法违纪受贿被双开

查克明:华能公司副董事长,原电力部副部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王 益: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08年10月被免职,接受调查

郑少东:公安部部长助理,2009年1月因黄光裕案被查

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兼总经理

张春江:中国移动集团原党组书记兼副总经理

省、市、自治区副省级干部(66人):

王宝森: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1995年4月因经济犯罪畏罪自杀

铁英:北京市人大副主任,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刘志华:北京市副市长,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职立案审查

黄纪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李宝金: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2007年12月因经济问题被判处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丛福奎: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3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平义杰:河北省高法院长,1995年5月因违纪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侯伍杰:山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3月因涉嫌受贿被起诉.此前已被双开

庞家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7年因经济问题、生活作用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朱川:辽宁省副省长,2000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2年

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2005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慕绥新:沈阳市市长, 2001年10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田凤岐:辽宁省高法院长,2003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杜世成: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2006年12月涉嫌犯罪被双规

潘广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段义和:济南市人大主任,2007年7月雇凶杀人、受贿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徐国健: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王武龙:江苏省人大副主任,2008年1月31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许运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00年10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王钟麓:浙江省副省长,2004年8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王昭耀:安徽省委副书记,2005年9月因涉嫌犯罪被撤职

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8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陈维席:安徽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失职被撤职,降为正厅级巡视员

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何闽旭:安徽省副省长,2006年6月因涉嫌腐败被双规

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丁鑫发: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2006年1月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石兆彬:福建省委副书记,2002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荆福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7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双开

陈少勇: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8年7月被双规

丘广钟:福建省副省长,2001年11月被罢免职务

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双开

吕德彬:河南省副省长,2005年9月因买凶杀妻被判处死刑

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1999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陈水文:湖北省副省长,1995年7月因违纪炒股被撤职

吴振汉:湖南省高法院长,2004年6月因违纪并涉嫌犯罪被双开

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徒刑15年

于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0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

张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麦崇楷:广东省高法院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李恩潮:广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因违纪被开除党籍

徐炳松: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99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知炳: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0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韦泽芳: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辛业: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王厚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违纪被终止人大代表职务 "�??�

李达昌:四川省副省长,2005年1月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张宗海: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5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秦昌典:重庆市人大副主任,2002年6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王式惠: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0年5月因玩忽职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不追究刑事责任

刘长贵:贵州省副省长,2004年4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常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孙小虹:云南省高法院长,1999年12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韩福才:青海省人大副主任,1991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周文吉: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2000年8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马烈孙: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4年因教派冲突指使杀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托乎提沙比尔: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89年9月因腐化堕落被撤职开除党籍免于起诉

阿曼哈吉: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04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已涉嫌犯罪

陈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2000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米凤君:吉林省人大第一副主任,2008年4月被双规

皮黔生: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

王华元: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

许宗衡:深圳市市长

李堂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

宋 勇: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

解放军系统(8人):

王守业:海军副司令员,中将,2006年4月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肖怀枢:兰州军区副政委,中将,2003年被停职接受双规

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少将,2001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连昆:总后军械部长,少将,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

刘广智: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

孙晋美: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少将,1990年因受贿被双开

邵松高:第38集团军政委,少将,1996年因贪污受贿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廖伯年: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处理结果不详

来源:江淳思想随笔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a94d10100kb4v.html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国家机关为保命,开始自建农场

国家机关分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为防止误解,这里所谈的是省级国家机关,中央机关的情况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去年到西部某省开会。晚间在该机关自己的食堂吃饭。陪同的领导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也是在去年,因为到部队联系办学,中午在部队用餐。陪同的人说,我们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全是绿色食品,你放心吃。

大约半个月前,在中部某地,在县里机关吃饭,谈到西部某机关自己租地种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说,这不奇怪,我们省里的机关也这么干啊。

昨晚,和某地一领导谈及此事。他说,这种情况不少。他掐着指头说:某厅、某委……都有自己的菜地。他还谈及螃蟹不能吃的事。他说,到某地,看见的母蟹,无论季节,都有"子",为什么这样呢?原来是养植户给螃蟹吃避孕药!这使我想起一位同学的告诫。这位同学是中医教授。他告诫我说,现在的黄膳不能吃。黄膳在幼年的时候,是雌雄同体,即不分雌雄,在成年后才分为雌雄。雄性黄膳个头小,不好看,而雌性黄膳个头大,好卖。养殖黄膳的人,为了多产效益,就给黄膳下避孕药,加在饲料里,产的都是雌性黄膳!

看来,机关自己租地种菜保命的事,不是一地两地。昨晚聊天的领导朋友说,国家真有毛病,为了那么几个GDP,连老百姓的命都不管!在此寄言国家领导人,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比GDP重要的多。机关保自己命没错,但要想方设法保人民的命啊!这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来源:何兵的博客 http://hebing.qzone.qq.com

2010年8月17日

乔姆斯基:作家应讲真话 不求权贵欢迎

他的海报贴在大学校园,因为他的访华,主办方特地制作了一份专辑图册和一个网站主页。在他的公开演讲几个小时中,满广场的学生和老师在等待着多余的门票。在北大,这是某国总统演讲时才会出现的场面。

他就是诺姆・乔姆斯基,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乔姆斯基此行分别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做了两次讲座,并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作为一名异见分子,不用指望受到当权者的欢迎",他说。在美国,他的一生都和争议甚至谴责相伴,但每次讲座都座无虚席。

语言学 外语老师如同游泳教练

82岁的乔姆斯基,走起路来依然有力,只有接近他时才会注意到,他真的已经是一名老人了。他发言时,类似低声喃语,但是每句话,每段发言的逻辑清晰可辨。

没有哪名学者是如此多学科的学生和老师的偶像。乔姆斯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生成语法",彻底革新了语言学,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然而不光是语言学,他的理论改变了心理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一大批学科的走向,被认为促成了一场"学术繁荣"。

在乔姆斯基北京之行的首场演讲,北京语言大学"国际生成语法会议"的主题演讲中,他认为,儿童之所以能够从2-5岁就掌握一门语言,是出于基因原因,因此,在很少的外界刺激下,就能很快学会一门语言。

演讲后有一名高中生举手问乔姆斯基,他所研究的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学生学习二外的关系,乔姆斯基幽默地回答说,搞语言教学的老师如同游泳教练一样,并不一定需要了解深刻的生理学或物理学,而语言学家应该呆在实验室里。

异见分子 我并不渴望当权者的欢迎

近几十年来,更让乔姆斯基知名的是他持续的反战姿态和左派政治观点,他的观点激进,被认为是美国的"异见分子"。"'异见分子'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只不过受到的打压依据每个社会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上很少出现他的声音,对此,乔姆斯基回答说,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发表激烈的反战言论,差点被送上法庭,他还收到了很多信件,威胁他不要到处讲演,"相比之下,被《纽约时报》封杀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9・11事件发生后,乔姆斯基成为最强烈的反战者,他在《9・11》一书中将美国称为"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遭到了大量的威胁,一段时间,他的邮箱需要特工的检查才能打开。

"当权者为什么要欢迎你?我并不渴望得到欢迎。当然在美国,对异见分子的待遇已经算是温和的了。"他提到了自己最崇敬的罗素,罗素长期遭到严厉谴责,禁止教书,甚至被判入狱,原因就在于他持续发表激进的反战观点。

"作家或任何正派的人的责任,就是要讲真话。"在乔姆斯基1996年的名文《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责任》中,他如此写道。

人类文明 追逐理想社会如同爬山

"在宇宙中,这个淡蓝色的星球是个奇特的地方。人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种,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上周六晚的北大百周年讲堂座无虚席,乔姆斯基在名为《世界秩序:轮廓的常与变》中,再次批评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同时,他也提到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人的权利以及文明走向。他在讲座和记者招待会中充分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观点。

"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工业、商业发展、军事权力和全球影响方面都占据顶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发展却在后退。"他说,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一半的美国人以为世界是在几千年前出现。"非理性的看法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反而在倒退,美国更像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

作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一直在表达对一个基于自由和公正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不过,他也对记者说,追逐一个理想社会如同爬山,"你努力爬到一座山的顶峰,却发现前面是另一座山峰,然后你再继续爬行。我不会勾画一个理想的社会,很多人也已经为之做出很多努力了,我们不该想着爬上所有的山,而是应该关注可以看到的顶峰。"

课文《范进中举》不用删,但不能这样讲

一提科举制,人们马上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这位屡试不中的穷书生一旦得知自己成了举人老爷,竟高兴得发了疯,在集市上飞跑,拍着手叫:"咦,好了,我中了!"一脚踹在泥水里,鞋也跑掉了一只……

作为小说节选,《范进中举》从解放初期就入选中学课本,亿万国人对科举制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这篇课文!于是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分析说:你们看,科举制把人的灵魂扭曲成什么样子?范进就是科举牺牲品啊!老师如此教,学生如此记,于是一个结论牢牢扎根儿心中:科举制是一种扼杀人才、制造废物的糟糕制度!

然而,你若肯多动一点脑子,便会想:范进从二十几岁考到五十几岁,前后考了二十多回,仍旧连个秀才都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单是名利双收的美好前景,能引诱他如此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吗?谁能保证他的努力不会被金钱和权势所篡夺呢?

你进一步又设想:假如范进头一回考试落榜,而东邻财主家的儿子却榜上有名;第二回再度落榜,而西邻县长的侄儿却名列榜首……如此三四番,范进肯定恍然大悟:科举的游戏规则有"猫腻",平民子弟玩不起!那么,他还会考第五回、第六回……直至第二十回吗?当然不会。他不如去当个私塾先生,甚至跟着岳父去杀猪卖肉算了。

然而在小说中,范进没有退缩,他连考了二十多次,在科举中押上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乃至身家性命!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范进的视线里,没发现科举有什么猫腻。是科举制本身跟范进签订了一纸无形的契约,保证他只要按照要求砥砺自己的学问,科举的大门永远朝他敞开着!

事实也证明,科举在范进身上明白无误地体现了它的公平公正。作为一介平民,范进始终挣扎在饥饿线上,无力用金钱为自己铺路;从政治背景看,范进没有任何有势力的"后门"关系为他撑腰,他惟一"有头有脸"的亲戚,是个市井屠户!在范进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人能提携他、引荐他、为他叩响富贵之门。正是这么个无钱无势的平民文士,几乎完全凭藉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登上权力之阶!

他不但入学(即获得秀才资格)、中举,后来还中了进士,当上御史。由此看来,范进又哪里是什么科举的"牺牲品",分明是科举的"幸运儿"!
――当语文老师满怀鄙夷悲悯、居高临下地评判范进时,"绯袍金带"的范进正不知在什么地方悠然地俯视着他呢!

科举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质的政权管理人才。它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臣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积极性。――说来奇怪,最讲等级也最重出身的封建社会,居然能产生出这样一种美好的制度来,比之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国人的这一发明对人类文明贡献更大!

就连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科举制产生了极大兴趣。18世纪来华的一名西方传教士在给红衣主教的信中就以羡慕的口气说:"(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同其他人一样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不管他们所继承的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他的话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基本属实。――据考证,十九世纪英法等国实行的文官法,便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

这本来是最有分量的"申遗"材料啊!可惜我们把自家的宝贝当破烂儿扔出门,贬了又贬,批了又批!――不错,传统科举是有不少弊病,尤其是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八股文,过于束缚人的思想(不过拿四书五经当课本,可以保证贫寒子弟也买得起。八股文则是一种易于操作的考试文体,否则体裁上没有要求,你写一篇诗歌,他写一篇古文,都可以骗取高分,对其他考生是不公平的)。

作为千锤百炼的考试形式,科举制是科学的,蕴含着民主、法制的因子,杜绝了任人唯亲乃至世袭垄断的弊病,很值得我们再度审视。记得前几年任继愈先生接受采访,谈到科举制时,建议在现今的博士学位制度中,增加一种国家级别的博士考试及答辩制度,以增强其权威性,又不失为一种干部选拔形式。我觉得这一建议颇有见地,很值得研究考虑。

总而言之,我们的语文教师再讲《范进中举》这一课时,是否能做更全面的把握呢?例如怎样看待范进?他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正像鲁迅称赞的运动场上跑在最后却不轻言放弃的运动员吗?当范进发疯时,我们能不能给他一点理解和同情呢?奥运会上拼尽全力、终获冠军的运动员,扑倒在地、掩面而泣,不也是当众"出丑"吗?我们却能陪着他哭,陪着他笑,为什么单单要苛求范进呢?

要把小说作者的个人牢骚和科举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功绩区分开来,客观介绍,这样做,将更有益于学生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有益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作者:侯会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8b3740100n8ko.html

2010年8月15日

我们村有个不孝子

我们村有个不孝子,六十多岁了。

七八岁就开始折腾,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炼了铁。

牙刚长齐就跟邻居吵架,爹妈勒紧裤腰带给人家赔不是。

十七八岁上看谁都不顺眼,见谁打谁,把爹妈批斗了整十年。

三十多岁上家里日子好过了,爹妈手里有了点儿钱,他就说今天粮涨价了,明天油涨价了,把爹妈的钱都骗走了。

四十岁的时候在家院儿门口开拖拉机撞死好几个小伙子。

五十多岁他又瞄上了家里的老宅,把爹妈撵了出来,自己盖了个小楼,跟白宫似的。

怕邻居说闲话,他又在山坡下边给爹妈搭了个小窝,还勾结施工队偷工减料,美其名曰"经济实用房",临了还讹了爹妈几十万。

前年开始村里总地震,他就打着募捐的名义骗吃骗喝,还把爹妈房后山坡上的树都砍着卖了。

上个星期六半夜村里下大雨,他爹妈的房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砸塌了。

不孝子这下开始忙活了,一边号召全村到他家救灾,一边每天四五趟的跑着给邻村小寡妇家送吃送喝,小寡妇家刚着了大火,房差点儿烧了。

爹妈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这厮挨家挨户的贴通知:"为表达全村人民对我爹妈房屋被冲毁并遇难的深切哀悼,我决定,2010年8月15日举行全村哀悼活动,全村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出殡那天可热闹呢,牛羊猪鸡摆了一院,花圈花篮不计其数,不烧冥纸,烧的都是人民币,好几麻袋~~邻居都骂:你爹妈在世的时候不好好孝敬,现在你烧人民币有个球用!

对了,这厮还自作主张,把全村的房子都抹上了一层灰,跟陵园似的,唯独他家,大红大绿

来源:豆瓣

2010年8月14日

今天,你捐了吗?

今晚,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

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空运送往俄国;
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国内有闲钱的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捐款。甘肃电视台今晚的节目有朱军和鲁豫二人,现在正在泣涕涟涟的号召你们捐款呢。

汶川地震前,乡政府的官员只有一辆接近报废的昌河面包车,地震后,他们买了雅阁、路虎、巡洋舰等十几辆进口大排量豪华车,据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为人民服务。

玉树地震后,全国人民再次捐款,前几天,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据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最高效的方式来为灾难排忧解难,这叫把钱花在钢刃上。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后,百姓和民间慈善机构大量向灾区捐款,但这些捐款并没有真正到达灾民手中。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调研后,得出760亿元捐赠80%(608亿元)流入政府账户的惊人结果。这些钱除了填补政府之前的欠款窟窿外,还有极大一部分被挪用贪腐浪费,用于灾民的安置善款,迄今都未有一个大致的善款去向明细。

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千余人遇难,当地政府多年前就已经发现这种灾难的可能性,但原因是没有钱,灾难发生了,人也死了,他们需要钱了,您快捐款吧!省下钱他们可以去SPA、去出国考察……

他们真的很需要钱,亲爱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慷慨援助!

不要轻易把善良拿出来,你那可怜的一点点善良,应该施与更值得你施与的人或事,而不是这个邪恶的体制。让自己的心面对这个冰冷的体制的时候,多一点坚硬,要清楚的知道,有些东西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殷德义
2010年8月12日22:47:30于北京

此文一出,作者新浪博客立即被封。

2010年8月12日

林达:并不轻松的转变――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二百周年启示

2007-4-4

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的选举制度渐渐为世人所了解,见仁见智,贬褒不一。2004年也是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200周年。在美国宪法200多年来的二十几个修正案中,第十二修正案通常被看成是早年对总统选举方法的一次技术性订正。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第十二修正案的研究相对较少,争议也较少。究其原因,大概用得上中国的古诗:"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热衷于宪政研究的美国人大概并不觉得第十二修正案还有什么稀罕的地方,他们已经习惯了。当我们今天站在美国之外的政治现实中,拉开距离来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它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恐怕对我们更有意味深长的启示。

一,一个可以原谅的缺陷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是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一锤定音,总体设计而成的。费城制宪会议从五月开到九月,是一次争论非常激烈的会议。争论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种类,权力在道义上的来源,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未来政府权力的配置。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把权力放在什么机构和个人手里。在上下纵向上,权力重心是下降得接近底层民众,还是上升到精英阶层;在横向功能水平上,权力是集中一点,高效一点还是分散一点,互相制约更多一点。这些问题是后世各种政治理念的核心,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上,这些理念冲突却是经过变形,以地区利益不同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以大小州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的形式出现。于是,著名的费城制宪会议是否有成效,命悬一线地取决于大小州之间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制宪会议开始后的一个多月,主要就围绕这样大小州在联邦政府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即所谓比例代表制还是相等代表制的分歧。分歧之深,冲突之烈,使得会议数度面临流产。到7月中旬,最终采纳了在比例代表制和相等代表制之间的折衷方案,才达成了所谓"伟大的妥协"。从7月17日开始,会议变得顺畅起来,因为最困难的分歧已经得到弥补。

"伟大的妥协"是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妥协,因为那时人们的眼睛里看出去,大州和小州的利益相差甚大,分歧在所难免。然而,如果与会先贤们现在还活着,他们很可能大惑不解:他们当初预料的大小州矛盾,并没有出现。此后两百年里,从来没有一次冲突和危机是在大小州之间形成的,大小州甚至从来没有形成哪怕是不正式的利益阵营。也就是说,当年对大小州利益的矛盾,显然是过虑了。可是,"伟大的妥协"依然是伟大的,它的意义在于,它在新生的共和国还没有成形,议会党派政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以几乎是虚无的大小州矛盾为剧本,围绕政治岐见和妥协这个永恒的宪政命题,给自己作了一番演练和彩排,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样板。

达成"伟大的妥协"以后,原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个得以解决。到九月份时,宪法基本成形,这才讨论到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单一首脑,即总统的产生方式。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总统或总理的选举产生方式,那个时候都还不存在。费城会议的与会者没有先例可以引为参考。一开始有人提出,让参议院选出一个总统来,因为参议员是精英中的精英,似乎没有人比他们更合适来推选出一位行政首脑。这一方案却可能让权力无形中更为集中,使得共和国演变成贵族制,这种风险,让与会者忧心忡忡。如果行政首脑由几十位参议员推选,则参议院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行政分支。他们担心几十人的参议院会很统一,一致地选出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这个人和这几十个参议员,就控制了这个政府的两大分支。此外,由于参议院是采用大小州相等代表制的,由参议院来选总统,大州会认为权力不平衡。

综合这些考虑,费城制宪会议设计了一种大选举团制度来选总统。大选举团的成员由各州立法议会派出,以体现美国政府的联邦体制,即美国总统是各州主权基础上的联邦总统;各州大选举团的人数,等于该州在联邦议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之和,以体现"伟大的妥协"所达到的大小州权力的平衡;大选举团成员不能是已经在联邦立法和行政分支担任职位的人士,以避免联邦立法议会对行政首脑的影响,体现权力的分立。

各州派出的大选举团选举总统,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对此,费城制宪会议的与会者并没有可靠的经验。他们知道一开始的选举是可以预测的,大选举团会选出乔治。华盛顿将军当总统。但是以后呢,谁能得到众望所归?那个时候,在他们头脑里,有志于当总统的人跑出来公开竞选,自卖自夸,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和他们古典政治理想不符,和绅士的道德规范不符。由于缺失现代选举的提名和竞选程序,他们根据自己对人性的了解,预料来自各州的大选举团的投票将非常分散。很可能大家都选本州的人,结果是谁也达不到半数票。因为票数必然分散,因此他们设想的大选举团投票结果,必然成为可能的总统人选的提名过程。于是宪法规定,如果大选举团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人票数过半,则成功当选总统。如果都不过半,则由联邦众议院在得票最多的五人中,以一州一票的方式决出总统。

正因为他们设想大选举团投票将非常分散,而且为了防止都选本州人,所以宪法作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很奇怪的规定:每个大选举团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其中至少一张必须投外州人。最后得票最多且过半数的为总统,得票次多的人为副总统。如果都不过半数,让众议院来决出总统,让参议院来决出副总统。

这样一套闭门造车的方案,看起来很烦琐复杂,其实真切地体现了当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众人的惶惑。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却对权力的自我膨胀,自我集中,以及权力的腐败倾向深感疑虑。他们就像一群赌徒,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犹犹豫豫地不敢把赌注都放在一个地方,生怕一出手就输个精光。在总统选举制度上,他们把产生总统的权力这儿放一点,那儿放一点,内在的逻辑却非常简单:他们既要防止自己亲手制造出一个国王,也要防止后来人变成一个贵族集团。

可是,就是这样忧心忡忡设计出来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制度,特别是两张总统票的选举法,后来被证明是美国宪法的一个缺陷。

二,这个制度缺少了什么?

两张总统票的规定,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似乎别出心裁,当初的逻辑却很简单,他们要选出的总统副总统,要德才皆备,而德与才虽然说起来不简单,就具体的人而言,却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这种衡量和比较,就像一杆秤一样。而他们设想的大选举团人,都是和他们一样,是古典政治状态下的绅士,每人心里的这杆秤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虽然德才标准可能很复杂,但是当它经过衡量比较,变成大选举团人手里的选票的时候,却不会截然相反,不会自相矛盾。古典政治理想下对人的评价,是单向度的,一端是好,另一端是坏。大家评选出来,最好的当总统,第二好的当副总统,很简单也很明确。在这样的德才标准下,是不需要竞选的,相反,那个时代有可能当总统的人,选举前都要谦虚地待在家里,或者公开表示自己并无意担任如此"力不胜任"的重要职位。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的美国政治道德,还是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道德,特别看重个人的美德良知,特别忌讳拉帮结派。托马斯、杰弗逊说,费城制宪会议是一群半神半人在开会。制宪会议上虽然争论激烈,却没有形成固定的派别或小集团,并没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围绕以汉密尔顿为首的集权派,和以梅森为首的民主派,并没有形成党派,因为党派或宗派为古典政治道德所不取。正因为制宪会议上没有拉帮结派,所以个人在会议上的观点言论和投票可以完全自主。没有派别的压力,这才可能没有阻力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定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这样,一开始四分五裂的观点,才可能通过对话渐渐达成妥协和协议。可以说,费城制宪会议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与会者没有形成派别。而这一点,是出自于当时所有与会者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时代的绅士们看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的拉帮结派,都是可耻的。而在完全没有派别的状态下,个人的德才是可以比较,可以衡量的。如果允许拉帮结派,对德才的衡量标准就不同了,这种政治文化就岌岌可危,所以当年的立国先贤特别忌讳台面下的拉帮结派。

1789年,制宪以后第一次选举。不出众人意料之外,乔治。华盛顿将军以大选举团的全票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得票第二,当选副总统。1792年第二次选举,乔治。华盛顿再一次全票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当选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很快发现,宪法没有授予副总统以实权,他这个副总统其实空有抱负。严于律己的亚当斯成功地扮演了扶助和帮衬总统的角色。而在华盛顿亲手挑选的内阁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在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很快就浮出水面。以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渐渐形成,并且在美国政府的政策上,发生尖锐冲突。

短短几年,事情起了质的变化。和费城制宪会议上的观点冲突不同,在华盛顿内阁中的冲突,具备了现代议会政治中,政党对立的迹象。托马斯、杰弗逊和汉密尔顿相继职。华盛顿总统在完成第二届任期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告别演说"。在告别演说中,他仍然谆谆告诫同仁,要警惕派别的毒害。伟大的华盛顿,是美国古典政治时代的最后一人。随着他的告别,绅士们的时代结束了。

1796年,第三次大选,仍然是一次没有竞选活动的大选。得票最多的是约翰。亚当斯,当选总统;得票第二的是托马斯。杰弗逊,当选副总统。这个结果,看起来非常自然。他们两人都是美国革命时代的重要人物,一起参加了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小组,并且是亚当斯力荐杰弗逊执笔。独立战争期间,他们都被派出使欧洲,两个家庭有长久的友谊。杰弗逊夫人去世后,他的女儿带到欧洲之初,一度是请亚当斯夫人抚养的。他们两人都是美国革命的功臣,都有在本州和华盛顿内阁里执政的经验,都符合绅士的标准。在衡量德才的标尺上,他们两人排在一起,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可是,在他们当选之前,他们对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分歧已经浮出水面。这种分歧已经扩散和深化到全国的政治层面,亚当斯仍然坚持古典政治的理想,尽量避免党派活动,却仍然成为联邦党人的象征,而杰弗逊组织了反联邦党的共和党,成为共和党的领袖。联邦党秉承华盛顿总统的方略,强调建设一个有效率有权力的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强调法律和秩序。而共和党人却担心,这样的中央集权,是在向君主集权制度倒退,是对美国革命的反叛。于是,当1796年大选举团选出两位绅士老友担任总统副总统的时候,这一对总统副总统却在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上,处处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这时候他们个人气质脾性的不同也显现出来了。亚当斯是北方马萨诸塞州人,恪守宗教信仰,遇事稳重克己,强调经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杰弗逊是南方弗吉尼亚人,崇尚启蒙理性,追求科学和智慧,遇事热情浪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内政上,亚当斯要三权分立下的联邦集权,要稳定;杰弗逊强调各州主权,要民主;在外交上,亚当斯偏好英国,反感法国革命;杰弗逊厌恶英国,赞扬法国革命。在他们执政过程中,最大的、最持久的危机是如何避免对法战争,可是,在具体政策路径上,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

必须说明的是,此处我用的"集权"和"民主"都是中性词,没有贬褒之意。美国的立宪本身,可以说是联邦主义的结果。所以,美国最初的三届总统由联邦主义者担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最初十二年政治上的稳健、经济体制上的建设、外交上的避害趋吉,包括此后联邦主义者对司法独立的建设,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这稳定的十二年,就没有后来改革进步的二百年。

就这样,大选举团按照宪法的设想,选出了两个原以为最理想的人当总统副总统,却没有想到,这一对总统副总统岐见如此之深,根本无法合作。副总统杰弗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按照杰弗逊的脾性,他自然不是在家静养。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脑子里想的是,怎样反对他认为错误的政府走向,也就是说,反对总统。可是这个制度还没有理顺政治家和反对派的关系。

三,第一个体制内反对派

在美国历史上,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从他在独立宣言一开头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呼吁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尽管美国革命那一代人都认同,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但是到了实际管理一个国家的时候,权力总是从上到下发生作用的。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统治者的统治,是必须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在现实政治中,他也总是更多地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来作出呼吁。

从华盛顿总统开始的十余年联邦党人执政时期,对初生的美国非常重要。在联邦党人的政策作用下,经贸所必需的财政信用得以建立,艰难地展开了外交活动,一个联邦制大国的政治框架构造起来。初期制度建设的总趋势是稳定和集权,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身为国务卿的杰弗逊却对这种趋势十分忧虑。尤其是他强烈反对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身为国务卿,他对当时欧洲最大的事件,法国大革命,和两位正副总统的看法严重分歧。这些使得杰弗逊在华盛顿总统时期,成为内阁中的反对派。可是,他还必须恪守绅士的行为规范,既然身在内阁,就得尽职守。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治理念使得自己呆不下去的时候,他只能主动辞职。

他的辞职是必然的。他事实上处于当时执政者的反对派立场上。等到他当选为亚当斯总统的副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反对派角色已经明确。古典共和政治在不可阻挡地向现代党派政治转变。反对派,反对党,已经及时地登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不幸的是,1796年的第三次选举,依照宪法规定,还是老式的选举,它把执政者和反对派分别选成了总统副总统。表面上的规矩,还是古典的绅士规矩。杰弗逊的反对派角色必然很尴尬:他要反对,却还不能明着反。

1798年,对法战争的形势变得严峻,尽管没有宣战,海上的冲突却时有发生。这时,联邦党人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战时紧急状态的法案,其中的"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被普遍认为是利用战争形势,压制反对派言论的立法。亚当斯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新闻媒体和民众言论的法案。根据这个法,骂政府骂总统是要坐牢的。杰弗逊认为,这是和美国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驶,是不能容忍的。

可是,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对"违宪"立法的司法复审权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起反对派就国会立法进行司法申诉的渠道。杰弗逊和詹姆斯一起商讨,只能分别起草反对这一联邦立法的文稿。詹姆斯把自己的文稿送到弗吉尼亚州议会,这就是弗吉尼亚决议。杰弗逊的文稿更为激烈,他却拿不出手,因为他名分上还是副总统。副总统用如此激烈的文字来反对总统,不仅会变成政治危机,也为绅士所不取。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悄悄地把自己的文稿送到了那时被看作偏远地区的肯塔基州议会,在州议会通过,这就是肯塔基决议。这两个决议,是反对派从州的层面,来对联邦政府的立法表示抗议。

可是,从州立法来对抗联邦立法,又会带来法理上更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是在司法复审权和联邦司法权威建立起来之后,通过司法判定消除的。可是,在当时,这两个迫不得已出现的反对联邦立法的州决议,确实反映了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度尚未健全的时候,政治反对派的尴尬处境。

1800年,第四次大选,这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选举。由于政党已经形成,竞选活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尽管古典遗风犹存,候选者本人并不出面竞选,但是政党参与,利用报纸宣传自己一方,攻击对方,笔仗打得硝烟滚滚。选举结果,亚当斯落选,象征着政党政治正式替代了古典政治的传统。反对派托马斯、杰弗逊当选为总统。

联邦党人的华盛顿总统和亚当斯总统,基本上都是古典政治中人。可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规律,你不可能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却只许仙女而不许妖怪跑出来。主要局限于绅士阶层的古典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化,纵有万般缺陷,却是无可阻挡的历史转变。

四,1800年大选危机

180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选举危机。杰弗逊和纽约州同为共和党人的伯尔,在大选举团投票中得票持平。按照宪法的原始设计,转由联邦众议院以一州一票决出总统。联邦众议院却也是投票持平,决不出来。最后,在经过了三十几轮表决后,已经退居民间但仍然是联邦党人领袖的汉密尔顿在众议员中活动,扭转僵局,表决出杰弗逊为联邦总统。伯尔担任副总统。这又是一对并不合作的总统副总统。

从1800年开始的杰弗逊总统时期,被称为杰弗逊民主时代。美国结束了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集权阶段,在联邦党人构建的制度框架内开始了全新的民主化转型。反对派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价值。反对派的上台,使得美国开始转上了一条新的路。所以,1800年的杰弗逊上台,也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革命"。然而,不论是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联邦党人和杰弗逊的民主党人的基本理念,其实都有一个重合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美国的宪法,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

五,第十二修正案

1804年是又一个大选年。在年末大选前,鉴于1800年大选两位总统票数相同而久久决不出正副的教训,通过了宪法第十二修正案。第十二修正案规定,每个大选举团人可以投一张总统票,一张副总统票,而不再是两张总统票。这看起来是一次技术性调整,实际上却是在时代已经改变的时候,作出的一次重大转变。

从此以后,美国的选举法,从选两个好人当正副总统,变为选同一个政党的两个人担任正副总统。虽然在原则上来说,一个选举人仍然可以用一张票投甲党总统候选人,一张票投乙党副总统候选人,但是,把总统和副总统票分开之后,实际上大家都是按照党派配对投票,是一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在和另一对候选人竞争。他们的德才如何是另一个问题,然而他们的治国方略却可能有很大差别。

第十二修正案实际上承认,现代政治下,对领袖人物的要求标准,不是单向度的,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标尺来衡量。由于衡量标准的多元,得最多票者和得次多票者,不仅可能不是政治舞台上最接近的人,更可能是相差最远的人,是反对派。于是,
"反对派"就理所当然地在政治制度中有其一席之地,反对派和当权者的区别不过是一次投票时的票数之差而已。反对派不再是捣乱者的代名词,不再被看成敌人。所有政治家,既然有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不同,就互为反对派。任何政治家,都不过是他的反对派的反对派。

从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式承认了反对派。反对党以正派角色,登上了舞台。政党逐渐开始有组织的活动,在大选年推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展开竞选。在议会里,党派有组织地推出法案。美国的现代政党政治开始了,其标志就是第十二修正案。从第十二修正案开始,反对派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民主制度的象征物:看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制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在这个制度中,有没有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正如胡适所说,"反对党派的自由",是"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就这样,两百年前,美国完成了从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政治的转变。以竞选和选举为核心程序的现代民主政治,呈现出其不尽人意的丑陋的一面:绅士消失了,政治家不可避免地政客化。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百年,以十二修正案为标志的这一转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正是有了这次转变,政治才成为有反对派参与的正规游戏,政治家和他的反对派的竞争,才使得民众有可能选择,才可能实现"统治者的统治是必须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这一理想。而民众的选择权,成为对政界人物的最有效监督。

两百年的美国历史证明,反对派的参与,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动荡因素。相反,正因为有了反对派的合法的正式参与,才有了反对派为美国社会的开明改革,除旧布新提供的新思路新价值新政策新技术,美国才避免了老化僵化腐化,才一点点地顺应时代,变成一个强国。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反对派发动的。在美国,没有害怕反对派的领导人,只有从反对派中崛起的政治家。

第十二修正案补上了费城制宪会议宪法的一个缺陷。反对派的正式出席,不仅使美国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改革更新的活力,也形成了政治游戏的完整,从而使政治制度具备动态的稳定。事实证明,这种制度的稳定,使美国民众得益菲浅。从1804年第十二修正案开始,有整整六十年不需修宪。

来源:华夏快递

国何以立?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了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 "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party,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充实国库(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

真是厚黑……

江平: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江平的家位于北京南五环,从市中心打的过去,要近百元。10年前,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此偏僻一角置业,就是想尽可能不受打扰,"地远心自偏",不料效果不彰,登门拜访者仍络绎不绝,这位"法律界的良心"、"我们时代的法学导师",无论身处何地,总会有人惦记。

今年正赶上他八十寿辰,造访者较往年更多,其中的主体,是他或长或少、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心目中,江平是"永远的校长",虽然时至今日,他不做校长已有20年。江平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江老师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响力。"原《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说。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的演说感染过无数人,其中不乏广泛传播的警句。

今年初,在法律界为他祝寿时,他说:"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私权在公权前的卑微,江平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56年,26岁的江平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正赶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与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写了关于整风的五点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命运弄人,因为学业优秀,他实际上是提前了一年回国,可谓"抢来一顶右派帽子"。

噩梦接踵而至。新婚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原来的妻子刚刚入党,还是预备党员,组织上有这个压力,要转正,就要看你组织上是否划清界限,这是很残忍的选择。我从人民变成了敌人,今天可能无法想象,但如果处在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非常重视政治纯洁性的时代,那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压力。
"江平说,"所以现在我对那些处在那种情况下家庭还没有破裂,对坚持的那一方,是很钦佩的,因为她终究感情战胜了政治因素。"

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劳动,一条腿又被火车压断。在病床上考虑问题,"无非是婚姻可能麻烦一点。"28岁,又是右派,又是瘸腿,这怎么办?江平往好处看,"捡回了一条命。"

"靠什么支撑?比我更厉害的也有,有些人经不住了,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那一天,没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人总还要有一个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吧。"

文革当中,江平重组了家庭,夫妻两地分居,寒夜里,身高体壮的大老爷们一针一针地给孩子织毛衣。在那个公检法砸烂、法学教育停滞的岁月,江平在市郊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书,被当废纸卖掉。那天,他写了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他从那些书中挑了一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来。1978年,在江平被打成右派22年后,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的讲坛上,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介绍西方国家民法的两门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他借鉴的参考书,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尽管此时他已步入生命的秋季。他不仅在大学校园里广受欢迎,还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4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988年,江平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进入90年代,他参与制定的《公司法》出台,此后,又陆续参与《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1988年,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此前,他担任过几年副校长职务。在他的主持下,法大荡漾着自由的学风与民主的空气,而江校长的人格魅力与对师生的爱护,让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法大86级学生、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王俊秀回忆,当年陈小平等青年教师因住房条件较差,就组织了与江平为代表的校方的对话,要求改变青年教师的住房待遇。两位老少英雄在谈判桌上相见,引来无数人旁听。"江平先生说学校要先照顾老人和妇女时,陈小平说,这可违反宪法精神啊。宪法中的第一原则是人人平等。众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1989年的某日清晨,江平拖着一条病腿,带领一干教师堵在校门口,苦口婆心地劝阻激动的学生不要上街,"他是怕学生受到伤害,就像母鸡护着小鸡。"最终,他被司法部免职。

离开校长岗位后,江平成为法大终身教授。在90年代初法制改革相对沉寂的局面下,江平领导推出了西方大型法律文库,推荐翻译西方法律经典,为90年代自由主义的登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中,江平挺身而出,为社会公平、为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大声疾呼。

"我所做的只有呐喊。"耄耋之年的江平说。2008年的一场中风让他语速放缓,思维也受到影响,但激越之心一如当年。

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奠定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对您1949年后的经历,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了,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高中时代和在燕京大学一年的情况。

江平: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一段是1945年到1949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战争胜利,因为这5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内战。我的高中时间是1945年到48年,燕京大学是一年,1948到1949,这几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我读的中学是崇德中学,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北京的教会学校相对比公立学校更民主一些,思想更自由一些,所以在这3年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进步的书籍,能参加一些学生运动,能从实践中看到国民党的黑暗,那时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内战,我想这是当时多数青年共同的意志。

燕大也是教会办的学校。我本身不信教,但在两所学校里,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还是很深的,奠定了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那您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是您自愿的选择还是有人动员您?

江平:这是自愿选择。

人物周刊:还是觉得共产党更有希望一些。

江平:是。这是当时多数青年的看法。当时的国内环境已经容不下中间派了,要么选择国民党,要么选择共产党,像民主同盟已经失去吸引力了。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端发展的结果。在我们青年看来,国民党很腐败,共产党还是朝气蓬勃的。所以当时并没有从意识形态来看,不像后来发展为"反右"、"文革
",这是我们参加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动机,还是希望政权能够有民主有自由,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能民主富强自由。

苏联为什么失败

人物周刊:您是从哪个阶段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先天就会健康发展,也可能产生很大问题的呢?

江平:是在留学苏联阶段。派到苏联学习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从1955年到56年,苏联揭发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出来,当时是公开听的秘密报告,思想上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吗?难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对派里一半的人都杀掉吗?一半的人失踪或者杀掉。这时思想发生动摇。后来苏联有讨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讲话让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时我也说了这些话,这些也是我成为右派的罪状之一。当时我还年轻,朦胧地感觉到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为什么没有走向对整体制度的反思,比如建立起像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制衡机制?

江平:苏联社会内部斗争也很厉害。严格来说赫鲁晓夫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比较厉害的,但由于赫鲁晓夫政府在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就下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不同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也没像原来报告中那么严厉,所以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功过如何区分,各时期都有很大的争论。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您在苏期间与戈尔巴乔夫共事过。

江平:在莫斯科大学,他也是学法律的,他1955年毕业,我1956年毕业,认识。人物周刊:戈氏当选苏共总书记后,倡导新思维和改革举措,有人认为他搞垮了苏联,您对他如何评价?

江平: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斯大林也好,还是戈尔巴乔夫也好,如果脱离他的制度背景来看的话,会很片面的。斯大林是制度的产物,戈氏也是制度的产物。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苏联是在戈氏当总统时瓦解的,但这也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根本上是制度的原因。

我在70岁的文集自序里引用了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一句话:苏联是由于三垄断完蛋的,一是只有共产党能代表真理,二是只有共产党能掌握政权,三是只有共产党能掌握经济利益。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苏联的失败是必然的?

江平:或者说是苏联没有竞争过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失败了。因为从内部情况看,它真正瓦解的原因,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一是人权的保障。列宁曾有一句话,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最终要看他的劳动生产率能否超过资本主义。拿苏联情况看,二战后40年,它的经济始终发展缓慢,而且当时拿东西德相比,朝鲜和韩国相比,大陆与台湾(地区)相比,生活水平都相差一大截,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思考。第二个就是人权,凡是在苏联生活的人都深感缺乏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有限制。这两条造成老百姓不拥护你。

人物周刊:那么,您对自己十八九岁时的革命激情,有没有过一些反思?思想界前些年有告别革命一说。

江平:任何议论不能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参加革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洪流。但后来共和国走了一些弯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也不能同意的。政治运动也好,经济上饿死几千万人也好,哪一条,过去皇帝都要下罪已诏啊。两三千万人死掉,政治运动整死这么多精英,这是说不过去的。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法治与法制建设近年来的整体状况?

江平:从立法角度看,我们的立法进展比较大。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基层民主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些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是不理想的,比如我们在保障律师的权益方面,在保障法官的审判方面,在法院的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虽然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但是离司法公正、独立仍然相距甚远。

人物周刊:对因拆迁不断侵犯公民权益,造成许多极端事件,您有何看法?

江平:《物权法》颁布后,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中国老百姓保护自己私权的意识大大提高。过去我们宣传更多的是义务本位――哪些事情是百姓应该做的,自从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诸多强制拆迁所反映的问题,就是征收公民的私人财产补偿的制度,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这里更深层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现在这方面的报道越来越多,公权侵犯私权现象不断发生。从立法机构来说,比如国务院法制办,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所以自从《物权法》通过以后,就打算修改原来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但已经3年了还没有修改。一个是说明工作拖拉,再一个说明矛盾比较大,争议也大。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原来的办法太任意了。

不久前北大几个教授提出,原有拆迁办法是违背《物权法》规定的。现在看来改得差不多了。改的基本的观点:一是对什么是公共利益作了规定;第二,明确了涉及公共利益应是政府作为拆迁一方,而不是开发商作为拆迁一方,这是政府行为;第三,既然是政府行为,老百姓就可以按行政诉讼来保护私权;第四,更重要的是,拆迁补偿必须按照社会评估机构的评估来补偿,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补偿标准就会大大提高。

成都唐福珍的事有些特别。政府说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当然应该拆了,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违章建筑过去你一直纵容它、许可它、你本该禁止,劝阻,现在越盖越大,那么,政府过去有没有不作为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诱使人家违法?

另外现在野蛮拆迁的现象特别严重。原因当然是开发商希望早日开工。野蛮拆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拆迁办法不合理。现在拆迁主体是开发商与被拆迁户,开发商拿到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合理的拆迁关系应该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征收房子,政府作为征收的主体,另一方是被拆迁户。而不应该是由开发商直接来拆迁。

人物周刊:说到这点,在当年对待重庆最牛钉子户的问题上,您好像是支持拆迁的,您的看法引起了一些争议。

江平: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当时接受的是《东方早报》的电话采访,记者问我的不是拆迁本身合不合法,政府的行为对不对,而是问我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对法院的判决你不服可以上诉,可以告,但不能以不服从的理由加以拒绝,如果人人对法院的判决都采取我同意的就执行,不同意的就抗拒,那不行。这话本身不涉及政府的行为有无过错,政府后来已承认断水断电是错误的,现在拆迁办法修改案已明确不能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强迫拆迁。

涉及到具体案件必须具体分析,在重庆钉子户案件里,既有吴苹夫妇滥用私权利,也有政府滥用公权力,所以后来双方都作了妥协。说明双方都有问题。私权应该受到保护,但不应该滥用私权,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是受到制止的。

人物周刊: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您的观点是认可法院的判决,但当时也有人认为杨佳袭警是有深刻背景的,他受到了警方的羞辱。您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江平:杨佳的问题也是两方面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参与杨案的审理,但也有一些疑虑,就是杨佳为什么对公安局有这么大的仇恨,按常理如果没有受到公安局不公平的对待的话,他恐怕也不会这么去做。

但另外一个问题,杨佳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对社会发泄私愤,对公安机关发泄私愤,杀了6个无辜的警察,道理何在?这些人有什么罪?所以我认为法院判决杨佳死刑是公正的,但这个案子程序可能有欠缺,但不能因为说程序有欠缺就是杀他错了。

(录音整理未经江平先生审阅)

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8686

失效的行贿黑名单,失守的制度禁区――南京“7・28”爆燃事故反思

一个人尽皆知的上了行贿黑名单上的人,借用一家并不具备投标资格的公司的名义,获得了一项十分危险的拆迁工程。按照既有的制度设计,前述任一环节,均可将制造危险者邵殿军踢出局。但这一切失效了,爆炸惨剧发生了……

南京"7・28"爆燃事故死伤惨重,事故造成13人死亡、14人危重。现在,阴霾正在消散,8月3日,南京市政府称,14名危重病人中有5人状况好转。

但事故疑云依然重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谁造成了这场灾难?"官方至今未给出确凿的解释,而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涉嫌造成此次事故的拆迁队老板,以有罪之身,却突破了各种制度禁区,他何以通行无阻,终酿大祸?

黑名单上的人

"黑名单"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行贿犯罪档案。但在引发爆炸的塑料四厂项目中,没有任何单位去检方那里查阅邵殿军"行贿犯罪查询"。

8月1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就南京"7・28"丙烯爆燃事故进行通报,初步认定事故发生主要原因是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扬州鸿运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配套公司)组织的施工队伍盲目施工,挖穿地下丙烯管道,造成管道内存有的液态丙烯泄漏。泄漏的丙烯蒸发扩散后,遇到明火引发大范围空间爆炸,同时在管道泄漏点引发大火。

问题是,这样一支施工队伍究竟是如何走进了施工现场?

施工队老板邵殿军,约在2003年开始做拆迁工程。熟悉他的人说,邵殿军经手的拆迁工程无数,而且都在南京市栖霞区,他是栖霞区上上下下各级拆迁办的"熟面孔"。

但在2007年之后,"熟面孔"遇到了麻烦。用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的话说,邵殿军是"上了黑名单的人"。

因为行贿时任栖霞区拆迁办主任朱荣根,邵殿军一度"身陷囹圄"。朱受贿近400万元,200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法院认定,共有8人向朱荣根行贿,邵殿军是其中之一。邵在2003年、2005年分别向朱荣根行贿3万元、5万元。通过行贿,邵殿军在并不具备国有土地拆迁资格的情况下,先后获得了栖霞区和燕路三期工程项目、沪宁铁路龙潭东、西道口改造工程项目、华电路一期建设工程项目。

8人中,比邵殿军行贿数额高的大有人在,但邵殿军却是惟一一个被判刑的人。

2008年12月,邵殿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照此计算,邵殿军的缓刑考验期应到2010年6月结束。

据央视报道,2010年春节期间,塑料四厂和栖霞区迈燕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签署了拆迁合同,6月,邵殿军以鸿运配套公司名义中标,负责平整土地,拆除地面建筑。
曹劲松所说的"黑名单"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行贿犯罪档案。按照相关规定,建设项目招投标前,招标方应向检察机关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依照2004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等四部门颁布的《江苏省工程建设领域行贿行为档案查询与处理办法(试行)》,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应查询有关参与工程投标等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行为记录,"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个人行贿犯罪案件……行贿数额满5万元,不满10万元的,一年内不得参加本省范围内的招投标活动。"

据悉,南京检察机关有一套全市联网的行贿犯罪查询系统,工程发包单位可凭介绍信到任一检察院申请查询。但南京检方此前已经介绍,塑料四厂项目中,没有接到过任何单位对邵殿军"行贿犯罪查询"的申请。

事实上,以朱荣根案和邵殿军其人在栖霞区的知名度,即使不查询行贿犯罪记录,栖霞区负责拆迁工程招投标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对邵殿军的前科历史有所耳闻。
自2004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在全国建立行贿黑名单制度。但目前对"行贿档案"查询更多是出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自愿,并不是必经程序。

2010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高检正在建议,应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有关工作必经程序的内容。

"地雷"迷宫遇上糊涂拆迁

大部分现场拆迁工人并不清楚这一施工的危险性,遑论邵殿军麾下并无拆迁资质的工程队了。

邵殿军的拆迁队在施工现场是如何"违规作业"的?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

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围绕施工图纸的各种不同说法。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拆除施工安全管理实施意见》,拆迁人迈燕建设应向拆迁实施单位提供安全施工图纸。而在目前的报道中,一种说法是由塑料四厂原职工蒋山尊提供的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的地下管网原设计图,与管道实际埋藏的方位有偏差,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另一个说法是,蒋山尊到现场划定管道位置时,并没有携带管网图纸,而是仅凭记忆。这可能是事后蒋山尊被刑事拘留的主要原因。

第三种说法,则是施工方手中并没有图纸。一篇报道中,参与施工的人士反问记者:"如果告诉你下面有能爆炸的管道,你还会去挖吗?"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现场拆迁工人并不清楚这一施工的危险性,遑论邵殿军麾下并无拆迁资质的工程队了。

根据规定,拆除施工企业在房屋拆除施工前,应当检查被拆除房屋和毗邻房屋内的地上、地下管线情况,经确认管线全部切断或迁移后方可施工。

而事实上,拆迁队员们连地下是否有管线都不知道。"不知道下面埋了这些线。"南京武警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全身受伤几十处的方远告诉记者。方是拆迁队的厨师,她的丈夫也是拆迁队工人,他也不知道地下有化学管线。另一间病房中,摔伤腿部和腰部的拆迁工人李红贵也表示并不了解这个施工的危险,"没有人跟我说过有这种管线。"

原塑料四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说,她在塑料四厂工作30年,从来就不知道厂区地下有丙烯管道。

消防部门的一份新闻通稿显示,爆炸发生后,包括拆迁办、街道、原厂留守人员等在内,现场无一人能说明出事的管道阀门在哪里。消防队员不得不沿管线向两端寻找阀门,约三个半小时后,才在距失火点4.5公里外找到并关闭阀门。"7・28"爆燃事故所揭示的城市地下管网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让很多人为之震惊。8月3日,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在接见各媒体负责人时说,南京是个老化工基地,地下化工管道四通八达,但至今拿不出一份完整的地下管网布局图。尽快排查地下管网,建设数字管网系统,已经成为南京市的当务之急。

假资质真裙带

拆迁队伍资质不够,拆迁办就会替他办个假冒的资质证。

8月1日,南京市政府召开的7・28爆燃事故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后,塑料四厂拆迁工程中存在的层层转包问题被媒体一再提及。

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黄亚玲说,爆炸事件或由拆迁单位违规转包施工造成,其中3名肇事者为裙带关系。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刘照华说,"这种违规转包的行为,使得整个拆迁工程不能在安全拆迁的要求和监督下进行。"

目前4名肇事者已被刑事拘留,他们分别是扬州鸿运基础设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邵殿军,邵殿军的妻弟董来荣,董来荣的妻弟方强峰,原南京塑料四厂安全工程负责人蒋山尊。

据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刘照华介绍,鸿运基础设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获得塑料四厂拆迁工程合同后,该公司负责人邵殿军违规将工程转包给了其妻弟董来荣,董来荣又将该工程违规转包给了其妻弟方强峰。

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来自扬州的鸿运基础设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何以能获得这一拆迁工程?

据媒体调查,鸿运配套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2004年的"鸿运基础道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扬州注册,具有建筑业三级资质、建筑物非爆破拆除工程二级资质,法定代表人为韩雨来。鸿运公司总经理韩峰承认,此前邵殿军曾几次向他们借用资质复印材料。

但是,据南京官方宣布,实际中标塑料四厂拆迁工程的是扬州鸿运基础设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但这一公司在江苏省及扬州市工商管理部门均无登记信息。

可以肯定的是,邵殿军是借用了鸿运配套的名义参与工程投标,这在行内称为"挂靠"。在建筑工程领域,这是极为常见的现象――那些没有资质的工程队需要依附于有资质的公司,才能接到工程。

但问题是,即使是被挂靠的"鸿运配套公司",事实上也并不符合塑料四厂工程投标的条件。

根据《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实施单位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只有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一、二级资质拆迁实施单位,才能在全省范围内承接拆迁业务,而在扬州的鸿运配套公司注册资本仅为80万元。

事实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人尽皆知的"黑名单上的人",借用一家并不具备投标资格的公司的名义,获得了一项十分危险的拆迁工程。这显然不是邵殿军和他的"裙带"们能够完成的任务。按照既有的制度设计,前述任一环节,均可将危险者邵殿军踢出局。但是,迄今,人们还未发现塑料四厂拆迁工程的公开招标信息。而如果韩峰的说法属实,在南京应该还有多处邵殿军以鸿运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名义获得的拆迁工程。

这背后的秘密曾有披露。2008年12月《检察日报》关于朱荣根案的报道中,朱荣根曾向办案检察官坦承,拆迁办主任的权力是如此之大,"房屋拆迁选用拆迁队伍是我说了算",拆迁队伍资质不够,拆迁办就会替他办个假冒的资质证。

担任朱荣根案公诉人的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余红说,"如果制度更加健全,在拆迁工作的发包、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方面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朱荣根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司法程序对此的检讨已经启动。据悉,检察机关已经介入调查。南京市政府发言人曹劲松说,针对拆迁工程发包中的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一定会问责到底。
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8528

要想跑得趁早

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政府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中国政府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共产党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
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
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共产党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共产党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共产党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中国政府"无赖之极",说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中国政府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共产党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共产党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共产党,而是扼杀掉下一个共产党。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共产党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胡锦涛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共产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共产党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来源:牛博网
作者:推倒柏林墙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64524.aspx

2010年8月11日

价值观出了问题便一切都会有问题

如果留心考察中西的差异,便确实会在中西对比中考察出"中国特色"来。那种特色,常常令人感觉处处与人家是相反的。比如我们似乎处处追求宏大、面子、整齐划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他们似乎处处追求个性、人性及多样化。不仅教育如此,而且文化的追求也如此。以致在了解中西方教育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把中国颠倒过来就成为西方,或者把西方颠倒过来就成为中国。以中国与美国对照而论,中国的教育追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美国的教育追求"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中国的教育以扼杀儿童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为已任,美国的教育以培养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为目标。中国的儿童被赋予沉重的各种任务――处处被要求从娃娃抓起,美国的儿童给予充分的玩乐时间与空间,儿童就应该是充分培养其自然天赋与兴趣的时候。等等。这些相反的地方,其实后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支撑着。也难怪,中国现在处于世界上一个比较孤立的位置上,处处感觉人家有颠覆自己的可能。因此急急忙忙地派出庞大的孔子学院,四处开花,生怕自己被人家颠覆了,但是,却未尝见到人家害怕我们来颠覆。这种不同的心理,其实也反映了不同的实力与自信。

有一个在南方某大型报社做主任的朋友,其女儿聪明伶俐、美丽动人,早早就被送到澳洲留学,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开设到了那里。他的女儿因此开始对中国的所谓国学感兴趣,以便将来研究中国的国学。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女儿去澳洲这样万里迢迢求学就是为了学国学,我以为就不必去留学了,浪费钱财的同时还浪费生命。留在中国学到"国学"最为正宗,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即使不读书,不求学,社会生活与人情冷暖,处处无不是"国学",跑到西方跟着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汉学家去学习所谓的国学,那实在是误入歧途。中国的国学要真是那么有效,应该在自己的家园建设出一个好的样板,但是,事实上,中国数千年来,所谓国学从来没有建设出一个好的家园。

中国人建设不好自己的家园,首先是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价值观。通俗说就是人人从小就被要求去吃苦,然后做人上人,自己的尊严与幸福都是通过与他人相比出来的,这种价值观,常常以邻为壑,他人的幸福与成功就是自己的灾难与失败,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自己的成功与幸福,常常就是他人的痛苦与失败的根源,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吃一级,数千年来,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游戏,最终没有真正的赢家。在政治上表现为极不宽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冷漠与忌妒。民族的心态就是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是敌人,缺乏人性与正义感。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权力与利益是绝对的。因此,这种文化价值观下,会对他人的痛苦持那样冷漠的态度,甚至会那样幸灾乐祸。因为,他人的痛苦就是另一些人的快乐来源。(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这种文化价值观导致的数千年以来,要不是就是
"为富不仁",要不就是"为仁不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而每个人又都是害人者。不受约束的权力常常出来制造灾难与痛苦,以显示权力的威力。胡作非为的权力,常常逼迫着人们追求权势显赫与官威十足。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中取得最大的成功感。官本位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取得过多大的成就,一切最终还是要化成高官厚禄才算数,其他一切都没有价值与意义。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权力保护下的利益扩张与在金钱掩护下的权力扩张无处不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要拼命捞钱?近期广东省挖出来的贪官污吏,动辄就是几十亿,那些钱相对人的生命来说,其实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但是,正是这些数字,使得一个官员感觉自己比较踏实,感觉自己的这一生官僚生涯有了意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僚腐败与家族利益,盘根错节,互相纠缠在一起,而且这后面竟然还用"孝道"的名义来进行。这就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出了问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构建的任何制度,形成的任何规则,都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政治制度上,忠君爱国是专制,专制是专制,共和也是专制,民主也是专制,和谐社会是官本位的和谐,稳定是官僚利益的稳定。如果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不能够得到改变,一切民主,一切人性化社会与以人为本的理念都将会是空洞的口号,因为,这些理念与中国核心价值观是根本格格不入,互不相融的。因此,当中国有人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时候,所遭受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后面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在起阻碍作用。

在中国,无论官与非官,所持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致的。表面看来,官与非官矛盾常常最为激烈,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恰恰在此时相反,是他们价值观完全一致的表现。一个社会大量的贪污掠夺必然相伴而来的是大量的人被贪污,被掠夺。这个过程中,人们所持价值理念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只是在这种理念下,人与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贪污腐化自然洋洋得意,被掠夺者也未尝不想有如此的机会。无官想当官,小官想当大官,大官又想更大的官。对权势与利益的贪婪是无止境的。权势强势者的贪婪与弱势者痛恨贪婪与羡慕贪婪,互相纠结在一起。位置改变的时候,态度可能会改变,但是绝对不是价值观会改变。在中国,那么多的贪得无厌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孝道"的荣耀下,有着庞大的亲朋好友家族利益需要得到满足。每一个官员,都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家族中的一员。如果他们不当官,自古就是被认为是不孝的。如果当了官却还要清廉,那更是不孝,因为家族中,包括他的父母都不会因为他的权势而得到好处。这样的人虽然不是最不孝的,却是位列"不孝有三"中之一。(《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因此,贪污受贿是中国文化中的逻辑必然。也就是说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要想成为一个清廉的社会,就必须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决裂,而回归到普世价值观上来。

其实,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早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到中国来演讲考察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回去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在书中,他已经清晰地观察到,中国的"孝道文化"与当时欧洲军国主义来源的"爱国主义"将是世界的两大祸患。当时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文化不利于公共正义事业的建立,因为孝道文化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在非正义的事业上主张互相包庇,互相隐瞒,贪污腐化是必然选择。虽然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文化所带来的腐败与危害,还不如欧洲当时流行的"爱国主义"来得可怕,但是,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情。但是如今,一个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
"孝道文化"与"爱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泛滥成灾,互相交织,互为利用,这是罗素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个贪官污吏后面的动力,除了庞大的家族利益与家族势力在起作用外,就是还有无数的弱势群体,他们或用仇恨的目光,或者用羡慕的目光在追随着他们的成功。这是那些贪官污吏在贪官腐败的时候的原始动力。其实一个社会,许多事情都是上下共谋的结果。一个"红太阳"的出现,是无数的愚民全力作用下的结果,是他们的狂热与愚蠢促成一颗特别狂妄的野心;每个贪官污吏后面也都站着一大批愚民,是他们羡慕的目光使得那些人贪污受贿毫无顾忌。人,一旦生活在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中,常常是无法挣脱的。一种只有让他人痛苦,自己才会有快感的文化价值观,永远没有希望走上真正和谐人性的道路。那些通过权力把无数人的家园拆毁而建设自己豪华别墅的事件相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幸福是双重的。在自己增加幸福的同时,还可以看到那么多居无定所,流浪街头的穷人诞生,这种落差与反差才能够把一个人的幸福与成功推到极限。如果一个人自己住豪华别墅,而普通平民也有自己的蜗居,这样的成功与幸福还是相对差了一些。毕竟有蜗居的人,如果信起基督教,就不会再羡慕自己的豪华别墅,但是如果让你流浪街头,居无定所,你还不羡慕与崇拜我的豪华别墅是说不过去的。许多罪恶滔天的事情,在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中都不可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儒家与法家文化组合成的社会中就可以大行其道,而且经久不息。大家都在权力的绞肉机中挣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零和博弈,最后这个民族都活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中。

作者:许锡良的个人空间
原文: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9662.shtml

苏小和: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燕山大讲堂。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企业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主题,我刚刚出了一本书,讲的也是这个东西。

仇子明被通缉是开放社会的倒退

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他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这个事闹得很凶,很多媒体非常气愤。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使开放社会倒退的一种行为。为什么要这么说?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美国、新加坡还有中国,只要是规范的上市公司,就有一个职业叫财经公关,主要是做上市公司股东关系维护,这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上市公司要对所有的股东提供非常透明的信息。财经方面的公司,要就所有透明的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维护所有股东的权益。上市公司一定要保证对所有股东的信息是非常透明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做到,所以这种职业在大陆是没有的,或者说是非常少。

基于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基础上,而中国大陆的公司没有做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故事――仇子明的故事,事实上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倒退。

部分企业家演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找革命家的后代做了爱人,生了小孩。这个企业家于1992年开始创业,到今天事业很大,赚了很多钱,但他找了这么一个爱人,所言所行就有点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说:中国的现代化从1949年开始的,1949年―1978年是另外的一个现代化,毛主席是改革开放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观点。我去问过他,如果你生活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回答我。
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在 1978年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的,只有生意,而且这种生意叫投机倒把。但1978年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年产超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10万人了。年产超过50亿的企业家有5000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没有开放社会,就没有企业家。

与此类似的一个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日本也是,日本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我们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的三星、现代就非常了不起,在全球的500强里,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企业。

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是唯一的因果关系

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是一个唯一的因果关系,只有开放才能出现企业家。如果中国没有开放、自由,就不可能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家生态,就没有今天在座的丰富生活,也不会有今天的聚会。

说到开放社会,就会提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索罗斯。他是金融大鳄,中国对他的传播有一点点片面。索罗斯有多重身份,要注意一点,正是他跟着卡尔・
波普尔,才学到了了不起的理念――开放社会。基于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理念,构建了索罗斯金融的投资系统。在无限多的信息里,在一个信息背后,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信息,他从来不会单向思考问题。

卡尔・波普尔也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这个人,他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学、哲学、艺术、政界、企业家,都把他当成理论的鼻祖,尤其是他的一个理念:证伪主义。一个事情是对的,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证明它是错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错误,这个理论、这个建构就会有问题。证伪主义在生意上、商业上、管理上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卡尔・波普尔说"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意义被证伪。"意思是说科学的原理也不定是绝对真实、正确的,只能通过一种方法证明它是错的,就是证伪主义。
"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

索罗斯致力于推进开放社会

索罗斯从导师那里学到了非常好的方法论,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在我们的眼里可能是一个金融大鳄,可是在他朋友的圈子里,在他的公司里,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总是试图寻找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由于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所以就有了两个结论:第一,索罗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基于开放社会的结果。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毫不妥协,是他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相当具有批判性。对小布什、奥巴马,对之前的一些总统,对国会的一些政策,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比如说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市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某些时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市场里的每一个主体就都是是具体的人,而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有缺陷的,自私的、贪婪的。当所有的人以一种自私的、贪婪的本性完成市场行为时,市场呈现最大的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索罗斯由此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

他提出"人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北大的教授张维迎总是讲"不确定性",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要面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企业家也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西方企业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西方的企业家总是在关注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就会思考创新、思考文明技术、思考管理,很少有企业家思考怎么跟政府勾结,使政府与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中国企业家的主旋律就是官商结合,在中国没有官员坐后台,没有政府资源,企业很难做起。

索罗斯对我很有启示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的不确定性,人的缺陷才是我们思考的基础。索罗斯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他有信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是认识自己。后来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就是加尔文。他说,先认识神,再认识你自己。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说出的话,对索罗斯有很大的影响。

人总是有限的,这是索罗斯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

开放社会能弥补人的缺陷

索罗斯讲人是有缺陷的,开放社会能够弥补人的缺陷,生活在这样年代,每个人要多方地接触信息,一定要抽出较多的时间了解不同途径的信息,只有信息在一个人范围以内达到最大化,基本判断力才有所形成,如果仅仅说只知道一个方向的信息,对其他的信息完全不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对世界的判断肯定会出现错误。

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基本的判断力,就要看他家里的书架是一种类型的书,还是多种类型的书。看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就要看他的信息从哪些方向来。比如说一个美国人,接触到的可能都是美国方面的信息,不了解中国,很容易对中国妖魔化;反过来,如果中国人仅仅在一个偏远的小乡村,了解的信息不仅会妖魔美国,可能也会妖魔中国。为什么?这是因为他的信息太少。这是索罗斯很聪明的地方――开放社会是弥补人缺陷最有效的途径。

牺牲个人权利换取经济繁荣无法持久

索罗斯在什么地方都是批判的,2008年索罗斯参加了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觉得开幕式非常好看,可是他跟中央领导见面时说,中国不可能永远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换取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尤其中国要面对世界,基于全球贸易模型来完成市场经济建设时,牺牲本国人的自由还可以做到,可当中国的产品、价值观到美国、欧洲时,那种牺牲个人自由的做法没有人能接受,所以一定要转变这种陈旧的发展方法。这是索罗斯说的话。

有些时候,索罗斯像一个批评家,有些时候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一个成功的索罗斯,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终于他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宗旨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比如说在非洲、印尼、缅甸、柬埔寨、在中国,在所有封闭的国家促进渐渐开放。相信在中国做NGO的,跟索罗斯的开放基金应有联系。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索罗斯另外强调"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种种不足"。索罗斯既是一个企业家、金融家又是一个批评家。那中国的企业家是怎么做的?我开场就说了,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没有王石,没有潘石屹,没有任志强。但有一个事实,30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富人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开始与开放社会为敌。开放社会不再是他们创业,做企业必要的环境了。最明显的就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普遍地官商勾结。

最有意思的是温州的企业家,当年他们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满世界游走,去找商业机会,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温州的很多企业家已经跟地方政府官员觥筹交错了,想当地方的政协委员或者政协人大代表,甚至当地方官僚背后的投资人,跟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所以温州的企业家不像当年那么纯粹,仅仅做开关,仅仅做插座,他还会涉足房地产,还要做生物制药。

所以说,官商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最大的主旋律,尤其是新经济领域。比如说互联网,当谷歌事件出现以后,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挽留谷歌,某些人认为,谷歌的离开,对中国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人问李彦宏,谷歌马上就要走了,你是什么心情?李彦宏说,我在等待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犯错误。

唐骏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我讲几个例子,一个是唐骏,唐骏在日本、美国微软,再到中国,但到今天为止,他完全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我记得很清楚,谷歌事件的出现以后,他在他的博客里讲,中国从此要走向繁荣富强了,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不需要美国的谷歌,只需要中国的百度。在全世界游走的一个职业经理,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他没有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

陈久霖是中航油的老板,在新加坡做生意亏了,判了几年,回来以后,政府把他安排到三峡集团下面的一个公司做副总。这在我看来,陈久霖在原则上出现了错误,这样的人依然被国家重用,依然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无论是陈久霖还是我们的政府,是对开放式的一种抵制,是开放式的一种倒退。

田溯宁(网通的发起人)曾经试图借助国有企业起步,靠政府方面的一些关系打造一个真正的市场载体的公司,自由竞争,倡导中国互联网的建设,而且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机构,就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投资于中国的宽带产业,可以说没有田溯宁就没有今天的宽带,所以他是中国宽带之父。他试图跟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但他有一些原则,比如说谷歌出现以后,他说谷歌公司,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是技术领先的公司,如果该公司总体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话,在很短时间之内,中国的新经济在技术方面可能就会落后于全世界至少10年。本来我们奋力追赶得差不多了,有了百度、腾讯、新浪、网易。如果谷歌撤走成为事实,如果谷歌的技术再也不为中国人所使用的话,那么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水平迅速要落后全世界平均水平10年。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才说出来的话。我听了很感动。

任志强是开放社会的言说者

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我写过很多文章批评他,但任志强这个人虽然在国有企业,但在国有企业的架构里,做了一些很小的现代企业的实验。这种实验很少,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去报道,因为公司太小了;另外一个,任志强站在国有企业的位置上,说的是市场经济、开放市场的话,对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做到一点很不容易。所以一方面批评任志强的同时,要看到他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言说者,站在市场层面、法治层面的发言者,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柳传志是开放社会的推动者

还有一个是柳传志。柳传志是中国企业界的领袖,让联想公司建立起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一种开放行为。如果不开放,联想可能还是传统的企业,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他的开放行为,就是他主导的联想收购的IBM的技术,然后使联想通过并购的手段成为世界级技术领先的公司;第三他培养了杨元庆和郭伟这样的年轻人,这也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且他们两个年轻人分别做工作,一个做产品,一个做渠道。他们都是开放社会的推动者。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那些热衷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仅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向,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当企业家都不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注定是昙花一现。谢谢各位!

互动环节

中国企业家缺乏企业精神载体

提问1:苏老师您好,我对您很关注,您写的文章都会去看。国家在统治阶级主导的情况下,经济稍有前进的步伐,但最终会反过头来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市场经济的进步。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多谢。

苏小和:要回答这位老师的问题,事实上要回答历史的框架。中国现在的企业家其实还没有找到企业的精神载体,我有一个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方法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有两种现象在延伸:一种是大陆体系。在我们身边的企业家,学到更多的可能是官商勾结,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大陆之外的传承渠道,有一代人在大陆本土之外上演着另一种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比如冯国经、邵逸夫、包玉刚等等,我更看好这一块。靠大陆越近的企业家,企业家原创精神更少,比如说李嘉诚,我不看好他,他是一个官商结合的集大成主义者。如果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学术框架很难去分析。谢谢。

地方政府扮演企业角色

提问2:关于开放社会理论,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中国政府在经济这一块占着资源。很多地方政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本身就像一个企业,一方面是政府本身有市场,另外一个政府本身也不是靠税收支持,本身有经营活动。比如说对房地产的调整等,政府很多地方也招商引资,很多地方企业经营。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优势。但是这种架构,政府本身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这方面来讲,它和开放社会之间有什么冲突,出路在哪?

苏小和:您的观察肯定是对的。我想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开放社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向来就是开放的。但开放社会要靠两种东西构成,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新技术,要牢牢把握这两种东西,当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发展时,我们的开放社会就会慢慢地形成,当我们每个们都在使用新技术时,传统的专制、封闭社会就缺少了基础。

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下,你喊市场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领导还是老百姓深深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一方面要批评官商结合,批评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与开放社会为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一个建设性的人,我们的社会渐渐地在开放。

政府垄断导致官商勾结

提问3: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危害空间。第二个问题,您讲到中国的官商结合,那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主动跟政府结合保护自己?

苏小和:回答你的第一问题,你说开放社会有什么危害,我刚刚讲了卡尔・波普尔理论:证伪主义。今天的世界,所有的开放性国家都不错,封闭的国家都不行,开放社会像新鲜空气一样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第二,你说中国的企业怎么就那么迷恋官商勾结,因为人都是动物,条件反射,饿了就要吃。从经济学角度讲,关键还是经济学的分工不精细。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面就讲分工,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分工那是不行的。而且中国很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上,企业不是为了要交税,不是说要解决就业,企业最重要的是赚钱,一个企业家不赚钱,就不叫企业家。

分工很重要,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那么多新的职业。所以政府更多的还是要回到经济学运行上。

同样是中国,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同样是这么多人,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容量会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在开放,我们在推进,虽然推进得不够,但还是在推进。谢谢。

开放社会从维护个体权利开始

提问4:我有三个问题,第一,造成公共官商勾结的制度的原因;第二,造成官商勾结,你觉得好还是不好;第三,如何解决官商勾结?谢谢。

苏小和:这个问题很大,我建议你看一看侯家驹教授写的《中国经济史》,从春秋开始讲,一直讲到清末,说经济是怎么过来的,讲官商勾结是怎么来的,这个书能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好不好,那肯定不好。第三,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政府要认识到这是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在座的各位,更多的都会考虑自己,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把自己建设好,要考虑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权利考虑好了,政府的权利就少了。比如说我有知情权、财产权、自由迁徙权,把这三个权利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别人夺走时,要跟他急。这时候政府就会意识到我是有力量的,是要跟政府叫板的,政府就会惧怕你,就会缩小它的权力,把它的权力让给你,转换成你的权利,而且政府的公权力本来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每个人的私权利。把自己的权利建设好,政府的权力就会慢慢地稀释掉,稀释到每个人的身上。

国有企业在欧洲、美国曾经也大行其道,16世纪――19世纪,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都搞国有企业,但他们在改进,渐进建成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渐渐建立一个市场体系,渐渐趋于一个开放社会做生意,而中国到1978年才开始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我们是后发国家,所以中国人要改革开放,要补上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课。谢谢。

来源:苏小和
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2b4c25589124f37

2010年8月10日

刘亚洲的转变

最近,很多关注中国政情,尤其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与转型的人们,这当然包括但不局限于所谓民运人士们,都在谈论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在凤凰周刊上接受的访问。

老实说,《凤凰周刊》并没有太隐晦他们在采编这篇专访时的初衷,那就是无聊的"美国威胁,美国陷入泥淖,中国崛起,中国称霸世界"的那套很符合现今不少中国人口味的东西。我阅读了《西部论》,也全文看过凤凰周刊的进万字的专访,发现刘亚洲的回答却与凤凰周刊的假设大相径庭,同时也发现这次的专访与他之前的作品也是大相径庭。

在《西部论》中,刘亚洲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反动军国主义少壮派军官的架势,在文中他所提及的美国、台湾、以及新疆、西藏的分裂势力,都是仇恨中国,也因此都是可杀可剐的敌人,只不过这个因为自身是李先念的女婿所以从来不需要担心文责的政工军官,很大胆地分析出也说出了"中国今天还远不是美国日本的对手"这种话,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供共产党高层参考的意见,这些意见自然比起那些狂妄的地声称中国军力无敌的义和团式观点更能引起注意,因而成为进阶版的铁血言论。

而在《凤凰周刊》专访中,刘亚洲的言论则显得沉稳许多,虽然通篇仍然是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论调贯穿始终,但却少了对敌手的谩骂式语言,评价也中肯的多,对于美国这个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将领都视为主要敌手的国家,也有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体认甚至可以说尊重。对于新疆,对于维吾尔,刘亚洲虽然仍然是以国家统一作为前提,但他提出"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进一步,在与美国、日本甚至土耳其进行比较之后,这个爱国主义者提出:"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刘亚洲是包括美国的军事及情报机构在内都高度关注的中国战略专家,也被中国誉为思想最能卓尔不群的将星,今年年初,他并从空军副政委转任国防大学政委,虽然是平级调动,但也显示出他是一个被视为可承担解放军军事思想发展和传承的一个被信任的自己人。但他这个自己人的这番言论是否能够引起共产党高层的思考呢?

我在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文学作品,在那个封闭的时代,很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包括台湾,包括以色列这些因政治原因而不得了解的所谓"敌人",都是在刘亚洲出色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而了解对手,尊重对手的思维也令我受益匪浅,可以说,我曾经是刘亚洲的忠实支持者;但,后来的发展,使我这个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对于这个解放军高干子弟开始抱持批判态度来审视,尤其,在这些年,中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权贵专制主义的时候,刘亚洲的作品,就像那篇《西部论》,也显现出这种偏激和反动,我对他的反感可想而知。但这篇凤凰周刊"特别声明未经刘亚洲将军审定"的专访,却让我对这位当年的景仰对象,重新产生希望。毕竟,同样的言论,来自共产党体制内部,来自解放军将领,产生的影响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如他自己一贯主张的,了解对手,尊重对手,学习对手,用在中国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民主自由这个核心价值的尊重和学习并最终带来民族的文明发展,这正是我们这些曾经被刘亚洲将军所不齿的民运人士最大的梦想!

作者:吾尔开希
2010-08-09

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

2010年08月05日 凤凰周刊

西部论

刘亚洲

2010年7月4日,对于已持续9年多的阿富汗战争,美军已显示出不耐烦的迹象: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被奥巴马解职,伴随彼得雷乌斯走马上任的,是大幅增加驻军。据分析,美军将加大对塔利班的攻势,用以战迫和的方式让塔利班坐到谈判桌前。而美国此时宣布在阿富汗发现价值近万亿的矿产,亦被认为除了有给阿富汗现政权以定心丸效用之外,兼有诱惑邻国,让他们支持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便于及早抽身的意味。

美国会不会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越南泥潭",而在阿富汗问题未解决时抽身?这对中亚局势带来了极大变数。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以来,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出现局势动荡,为防止再出现前两任总统因权力过大而腐败丛生的弊病,该国正全民公决拟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制。虽然议会制可以防止总统权力过大、家族坐大的问题,但议会制也完全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分散甚至极端势力上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吉尔吉斯发生种族冲突时,俄罗斯两次拒绝了吉尔吉斯斯坦要求其出兵维护秩序的请求。

中亚一方面可能出现大国退出的真空情形,另一方面,则出现政局不稳、动荡甚至内乱诱发因素增多的可能。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

10年前,刘亚洲将军曾在美军进驻阿富汗时,写下了《西部论》,力主中国战略西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迅速成为能源进口第二大国,中亚地区也很快成为近年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恰恰验证了刘亚洲当年的判断。

在中亚和西部对中国的重要性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时,刘亚洲又基于今天中亚的现状及中国在中亚的存在,进一步发展了其观点,对中国开发和重视西部时出现的问题、应吸取的教训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总结,在原文基础上重新作出修订。

(未经刘亚洲将军审定。特此声明)

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新时代的"塞防"与"海防"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到了1874年,甚至新兴的"弹丸小国"也借"牡丹社"事件为由发兵台湾,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刚刚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军事要地伊犁。于是,到底是"海防"重还是"塞防"重的争议,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之间展开。这场大争论,不但将地方封疆大吏纷纷卷入,亦将朝中清流和满清宗室卷了进来。

海防派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外敌入侵皆自东南海上而来,尤其新崛起的日本将来祸患必甚于沙俄,按照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说法是,俄人对我"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待我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之李鸿章一派的逻辑更清晰严整,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遂有左宗棠舆榇出关,湖湘子弟定天山的历史壮举。

对当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今天的历史通常完全站在左宗棠一边,毕竟"历史不会谴责胜利者",而坚持"海防"的李鸿章却因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一百多年来承担了太多的骂名,以致他的名字长时间成为投降派和卖国贼的代名词。

不过,如果重新审视历史,对当年的"海防""塞防"还能做另外一番假设的话,也许后人的评价又会不同。左宗棠征西期间,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当时1/6到1/7的财政收入。即便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襄助,清廷维持高昂的战费依然力不能支,被迫大把大把向西方银行借债。左宗棠征西,不算平定之后的维持花费,仅战费保守估计就约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若花在海军建设上,它足以购买20艘定远、镇远这种亚洲第一巨舰。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即使北洋海军再腐朽,日本人再玩命,在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对比面前,也不会出现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的悲剧。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清打赢了收复新疆之战,但输掉了决定国运之战?

然而,历史不可假设。以当时满清的眼光,这笔钱不花在急需的新疆上,也不会全部花在添造舰船上,虽或可多保持几年对日本的海军优势,但甲午一战很可能只是推迟10年或20年爆发。尤其是,李鸿章当年认为,新疆即使收复,不过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当年的西北的确是"漏卮"之地,收复新疆后,每年需从内地协饷几十万两方才得以维持当地军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谁能料想,"漏卮"之地的黄沙下,竟然埋着今天急需的黄金呢?

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及其港口,则可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扼守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各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都少见。

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场新时期的"海防"与"塞防"的选择:,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究竟是"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逆时针方向而动,先解决塞防,再解决海疆。西部和东南沿海当然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台湾出事,西部不一定出事;西部出事,台湾一定出事。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

战略向西,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含无奈成分。我国现代化战略是从东部起步的―改革开放兴起于东南沿海。凡二十年,东南沿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成为无可争议的财富聚集地。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已呈现光辉前景。我曾称此地区为"人民币地带"。中国的经济重心在这儿,但中国的致命弱点也在这儿―没有防御纵深。东部是中国经济得益最重大的地区,也是外部战略遏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美国构筑的
"第一岛链",像绞索一样地套着我们的颈项。台湾问题就在这些年被活活地弄成了一个危机,不也是这个原因么?海峡风云变幻。美国和台湾制定出轰炸上海、北京、香港的方案,甚至有突袭三峡大坝的计划,凸现出我东部战略形势的恶劣。

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来到海上,但刚到海上就被挡住,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既无路,遂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战略既西,东守则势所必然。守则缓,缓则安。

能源安全:大国的命脉

今天要是有人问,为什么当年是秦国统一了东方六国?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因为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是个能有效调动全社会资源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变法更早的魏国富国强兵为什么不但没能统一其他国家,反而在变法后,却连吃败仗呢?

其实,想一想德国为什么迅速崛起却又两次在大战中失败,就能找到魏国为什么失败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对比一番,就可以发现,魏国当时所处的位置恰好与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位置相似,不过是方向相反。在地缘位置上,魏国和德国都处于强国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国两次失败和魏国两次失败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缺少战略纵深的本土同时在两个方向遭到敌人的夹击。而当年的秦国,背靠着广袤的西戎诸国,进可攻,退可守,像极了苏联。

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想一想战国时代一度崛起的魏国,想一想欧洲崛起的德国。

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已",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

大国的战略资源,绝对不可以没有安全稳定的来源。德国当年失败,除了地缘位置天然不利,还有一个就是其重要战略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很大一部分须走海路,而海路从来就死死卡在大英帝国手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能源矿产,而中国这种人口规模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中国的富强甚至将触犯世界众怒。世界资源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克林顿还在中国汽车普及率极低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过多的汽车工业,将对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今天,中国突然之间变成了公民在海外被绑架的世界头号大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迟到者,世界上能源矿产最丰富的地方、最方便开采的地方、最方便运输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先来者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那些政治上最动荡、最不安全的地区,典型如非洲的苏丹、尼日利亚等,那些地方都是西方国家弃之不用之地。

即使中国人拼命把脚伸进那些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矿产饥渴。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考虑,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量。这就是迟到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
"马六甲困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动脉不但就横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过印度海军控制的地区,中国能源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只有一个地方,既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不是极度危险、海外公民随时面临被绑架被恐怖袭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不易为任何其他大国掌控截断,这个地方就是紧邻新疆的中亚地区。

这个前苏联自家的后院,不但盛产石油、天然气而且还盛产铀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而且还恰好与新疆的油气炼化和输送管道邻近,只要再多铺设管道,就可与新疆输送内地的管道相连。最重要的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影响力的式微,它是一块未被先来者圈定的风水宝地。

由于中亚地处内陆,完全没有出海口,油气资源只能通过管线经陆路借道输出。

理论上,中亚国家油气管线输出路线,应通向最近的出海口,故或者向西进入伊朗,借伊朗获出海口,或者向南经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出海口。就近通过出海口输出油气,除了路程更近外,更重要的一大优势是,它不会受制于某个特定客户。

但问题是,虽然伊朗的路程最近,但伊朗局势不稳,缺乏必要的政治安全,且政治上互有抵牾;而向南路线,则要经过阿富汗―巴基基斯坦通道,这里更是世界上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所以,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最后只有如下几个方向的选择:

一、"北油南输":中亚东部的油田,走西伯利亚南部的鄂木斯克经哈萨克斯坦东部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再由以上各站点的炼油厂向各国输送油品;

二、"油气北上":中亚西部的油气沿里海东西两岸把油气输到俄罗斯,除供给其炼油、石化中心外,还经俄罗斯管道网向西输送。

三、"东输中国":管线进入新疆后,与新疆现有管线网络相连,直接进入这个单一的能源需求大户。

前两条线路,都是苏联时代修建,也因此,只要不走中国方向,所有中亚油气资源最终都要借用俄罗斯的管线和码头。

目前,中亚已稳定发挥作用的输送管道,正是苏联时代的"北油南输"和"油气北上",这是苏联时代工业布局的历史遗产,这种单一路径其实并非中亚国家所乐见,因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主导权,但短时间内却难以改变。这也充分体现了管线这种长期战略投资,虽然投入大、困难多,但一旦建成,效用深远,泽被子孙。

大国对其油气工业和经济命脉(特别是油气出口管线)的尽力控制,使其在经济和油气发展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故中亚国家争取油气输出多元化与中国谋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利益高度一致。

中国在中亚的存在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再也没有第二个。

习惯上,人们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和新疆统称为中亚地区。它是上天赐给今天中国人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中亚地处全球油气供应的中轴的中部,南邻中东,北接俄罗斯的伏尔加-乌拉尔油气区和西伯利亚油气区,西连里海油田,是世界仅存的拥有巨大油气潜力区之一。

据评价,塔里木、准噶尔及吐哈三大盆地共蕴藏209亿吨石油资源和10.8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分别占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30%和34%,为中国油气勘探潜力最大的省区。

西出新疆,哈萨克斯坦陆上探明石油储量为54亿吨,天然气为6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石油储量为63亿吨,天然气储量为15.5万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3亿吨和2万亿立方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虽然油气储量较少,但却可以是重要的通道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始于1990年代,但近几年,中国国力的急速增长以及趁着美俄两国在该地区缺乏积极主动的作为,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展开一场盛大的消费狂欢活动。中亚地区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海外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地方。

中亚:并不稳定的腹地

虽然英国曾在历史上试图染指渗透中亚地区,但在传统上,中亚却一直是俄国的腹地。

苏联解体,为其他势力进入这块最后的蛋糕提供了天赐良机。除中国外,目前,仅盯着中亚地区能源去的就有美、英、法、德、意、土、加、日、印、沙特、韩、俄、阿根廷、匈牙利、阿曼和阿联酋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公司。业务集中在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项。

在争夺大战中,最活跃的,自然当属美、俄、中三强。

小国在这里争夺的是油田气田,大国进入的方式,则是通过管道,以永久性地改变其石油和天然气的输送走向。目前,中国在中亚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油气管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油气输出格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已有了被高度锁定的经济联系。

今天,中亚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势是:中亚虽然四周有俄罗斯、北约、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但地域辽阔,单个力量中心作用有限。目前,各大势力在中亚博弈的过程中,对中亚的影响此消彼长,尚未有哪一种势力单独控制了中亚,中亚也没有形成铁板一块完全投入某种势力的怀抱,处于一种动态的均势之中。

对中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言,在中亚传统影响力最大的俄罗斯,处于一个长期看实力相对衰落的下行通道中,尤其是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打击和石油价格下跌双重因素,导致俄罗斯经济投入能力急剧被削弱。而美国和欧盟由于地缘位置原因,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和关注度有限。相对而言,中国占有极大的优势。

今天,中国已用无声的行动表明了对"向西发展"战略的重视,但是,向西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经济的投入,长期来看,中国更面临着如何保有在西部巨大国家利益的考验。

就地缘政治战略而言,中亚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枢纽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新疆是"克什米尔―维吾尔―藏族'独立走廊'"核心地段,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民族分离势力的冲击。而"突厥走廊"在这里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汇,也使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链条变长,而且要平衡考虑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深远。

先是新疆的民族问题。中亚与新疆10个民族跨界而居。中亚国家与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以突厥民族为主,民风民俗相近,生活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双方沟通容易。其优势是,它为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国内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波及影响到境外,搞不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容易就变成周边国家居民对中国的感情问题。

对中亚五国来说,虽然突厥民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素来以温和着称,少有极端宗教倾向,尤其是部分中亚国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与非穆斯林无显着区别。但民族问题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却是中亚国家的隐忧。

历史上,中亚诸突厥民族有着复杂难解的历史渊源,往往难分你我,而后来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为中亚诸国的民族争端和领土争端埋下了导火索,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都容易变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矛盾。而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权,大都脱胎于苏联统治集团,独裁统治虽可保证短期的政治稳定,但长期看则难免出现政治动荡的复杂局势。中亚是最容易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