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7日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他跑了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 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 出发,回归正常。

1983年,胡耀邦在广东考察时与少年儿童交谈。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 “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 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 “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 ‘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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