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0日

许志永:谈人大和议会的区别

吴邦国委员长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存在本质区别,包括政党制度,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议员代表性等等。以前讲本质区别的时候,通常还有重要一条就是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

这次没讲主义的区别应该是一个进步。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来目的是追求结果平等,是一种强调社会本位的主义。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我们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早已告别了计划经济,也正在告别公有制。按照众多社会主义流派的最初理想——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小差别的社会,我们和美国、瑞典等很多所谓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不如他们“更社会主义”,至少我们的社会保障和他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谈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更没有意义了。


至于其他几个本质区别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区别。首先是政党制度。从宪法上看,中国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是一党专制,中国有9个党派。我们的9个党派可能是友好合作的,但这并不是说西方党派之间一定是“打架”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存在于中国,很多国家多个政党之间也可以很好合作,即使美国典型两党制,在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时候也是友好合作的。至于说,一个党还是几个党执政不是根本,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人民选择了谁谁就是执政党,从理论上说,很多国家的政党制度其实没什么区别。

其次是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根据宪法,我们国家人大拥有最高权力,属于典型的议会中心制,一府两院都对人大负责,先不说这种制度是不是最科学的,至少这种体制也不是只有中国所独有的。英国也是议会中心制,政府对议会负责。像美国那样三权均衡的制度并不是“西方”国家都有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有很多不同,我们即使想照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西方”供我们搬。

第三是关于议员代表性的区别。当今世界议员产生主要来源于两种制度,一个叫地域代表制,即根据人口比例按地域选举代表;一个叫比例代表制,即根据党派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员席位。从各国情况看,主要是地域代表制,比如美国的参众两院都算是地域代表制。议员们主要不是某个党派的代表,而是他所在选区选民的代表。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时代曾经尝试过“行业代表制”,即按照行业选举代表,但这种制度不科学,比如,为什么金融业三个代表而农业只有两个代表,是按从业人口多少呢还是按产值多少分配代表名额?逻辑解释不通。我们国家的代表制有点类似于行业代表制,但还不如行业代表制更科学,行业代表制毕竟是该行业的人真实选举出来的,而我们的身份代表制的意思是,农民代表农民,工人代表工人,少数民族代表少数民族。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假想,农民身份的人就一定能代表农民利益吗?一个农民身份的村支部书记当了十一任人大代表她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代表农民都是问题。不是农民身份的人——比如一些关心三农的知识分子和中央农村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先生就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吗?其实,代表的原理很简单,让大家公正投票,选了谁谁就是大家的代表。

以上所列都不是本质区别。事实上,我们的人大制度本来就来自“西方”,我们的祖宗之法从来没有人大代表和议员这一说,只不过是经过了苏联改造而已。我们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样,都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今世界没有几个执政者敢于公然反对民主、法治、人权,没有几个统治者敢于宣称国家是他们一个家族或者少数人的,相反,几乎所有的执政者都宣称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执政者必须代表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认同,没有民主,执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

因此,我们与“西方”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别,如果非要说我们之间有差别的话,就在于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否实现了我们的理想,这是一个真与假的问题,一个科学与道德的问题。

以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如何才能让我们的选举代表人民的真实意愿?为了防止代表性打折扣也为了防止贿赂,代表要尽可能直接选举;为了让人民看清候选人真面目选出真正的公仆,需要那些公仆候选人们推销自己,因此,选举需要公开竞争;为了防止金钱影响选举的公正性,需要制定一大堆限制政治资金的法律。同样,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机构代表正义,因此司法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要独立于权力,没有起码的独立性,社会就没有正义底线,就会不断涌现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这是适合人本性的常识,不是什么东方的西方的。

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能够实现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如果明明知道不够科学还非要说自己是最先进的,这就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真正对国家未来负责任的话,不需要空谈主义,而是要面对现实——我们的制度能否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解决的不好就要向更好的虚心学习。我们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区别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我们不仅要向人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也要向人家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不过是管理国家的经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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