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0日

梁晓声: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摘要:历史上,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完成了阶层雏形,中产阶级靠文化知识的提升形成本阶层的特征。不论主旋律文化或商业文化,少有人文元素。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远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国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虑的大环境将注定其成长的艰难,乃至悲剧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6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四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普遍金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能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起薪工资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足百分之几

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是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的,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差得甚远。在中国,同样是中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这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力量,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你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拿出怎么样安贫乐道的东西,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西方中产阶级:人文力量推动进步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但是,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阶层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为底层代言么,难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我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级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来源:《绿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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