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2日

胡泳:Google的中国化生存与中国的世界化生存

2010年1月12日,Google的官方博客上出现了一篇由公司的首席法律官David Drummond撰写的《对中国的新策略》,表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复杂的针对公司基础设施的攻击”,决定不再继续配合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制度,哪怕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关闭谷歌中国。

声明发出之后,中国经历了不寻常的沉默,国有媒体对于Google威胁撤离中国一事集体“失语”,唯一的一篇真正的社论发表在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上,题为《一件商业纠纷》,强调官方对此事的定性是商业化的。社论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谷歌可能的行动,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商业性的,与政治理念无关。如果这家互联网巨头有政治价值观,那它就不应该从事商业。”


同一天的《中国日报》上,一幅漫画把Google描绘成正在大哭大闹的孩子。这与人民网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篇即时评论的口吻如出一辙,这篇由网友姜伯静署名的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退出?谷歌在撒娇吧!》。显然,漫画和网友评论都在刻意淡化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恰好从反面证明了,Google威胁退出中国,从很多方面讲,都是一件大事。

此后一段时间内,各路人士纷纷登场评说Google的选择: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讨论这一事件是否会重燃意识形态和中国威胁论的忧虑,令中美之间出现某种新形式的“冷战”(或者更精确地讲,可以叫做“温战”);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则关心它是否会波及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并猜测跨国企业今后在华何以自处;人权活动者借此重提中国的人权问题,抨击审查制度对全球互联网的限制;技术人士担忧黑客攻击所造成的风险,会不会使“云计算”的迅速增长遭受重创。

把这场冲突看得更严厉的人,指称它为影响未来的“第一场信息战”,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Google从中国市场的败退是美国信息战的彻底失败。不知道言者所称的信息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但Google与中国政府间的这场冲突,的确关涉到未来的一个关键资源——信息。

纵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每15年会有一个大的范式转移。1980年是个人电脑,1995年是互联网,2010年则是云计算。我们正在进入下一个创新周期,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整套新工具和新应用,如微软的技术大佬克瑞格·蒙迪所说,随着数以十亿计的“智能”设备联上互联网,互联网演进成为一个威力无穷的计算平台。就如同此前的大型机和个人计算机一样,这个新的平台所支持的应用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随着海量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被收集、存储和分析,复杂的模型将被创造出来,这些模型既可能与大型的社会系统相关,也可能专注于个体的行为。人们通过这类模型,可以预测并且形塑人类社会的下一步发展。谷歌的所思所做,正是集中在这一方向上。它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把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并使之能够被普遍获取和使用”。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的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传送到越来越多的人手中,无论是宽带网、无线通信还是智能终端的普及都在推动这一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们不仅强烈要求接入互联网,而且也渴求随着上网而获得未经阻碍和不加过滤的信息。

既然互联网给予用户对自己想要和不欲获得什么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事情就变得很清楚,在有关网络内容审查和政策监管的后面,存在的是统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开放的信息则是民众的所求,正如在互联网上流传多年的那个著名的口号所言:“信息渴望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

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不肯退出主导地位的实体——国家,当然不会坐视这种趋势。他们为争夺信息而斗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谷歌宣布了它的非常之举后,很多人不会把此事解读为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企业之间的争吵,而宁愿相信这是两个大国围绕信息时代话语权的博弈。那些宁愿国家消失、有时显得比国家还有力的群体也把信息视为珍贵的占有物而努力加以攫取: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环保主义者,都想越过以国家政府为基础的传播通道而让自己的声音为全世界所听到。

的确,如果你仔细观察国际生活的真正运转,你会发现这个舞台的主角已然发生变换。有哪些新的演员在登台亮相,试图把自身的逻辑加给全世界呢?如果今天来评选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有影响的50人,想想看,其中会有多少国家首脑、政府总理和国会议员,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奥巴马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领袖了,可是就连他的光芒与Google的两个年轻的创始人佩奇和布林相比也难免黯然失色。我大可不关心奥巴马的执政纲领,但当我进入自己已经不可须臾或离的网络之时,却不得不向佩奇和布林顶礼。

人们意识到权力舞台上的这出交接了吗?需要指出的是,看起来世界的新主人可没有经过任何普选。他们在作出重大的行动之前会跟政府磋商吗?这似乎也不是必要的前提。他们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涟漪,乃至于国家政府都不得不出来应对。无论是中国的外交部,还是美国的国务卿,都不能不对谷歌的行为展开自身的遮掩、痛斥或者关怀。

这些靠信息撑腰的世界的新主人手执历史奔马的辔头,他们显示了国家政府的无能并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后者的合法性。他们之所以如此气势如虹,原因在于他们拥有不同的传播架构,这个架构是开放的,对等的,为亿万获得了信息自由流通好处的网民所支持。所以,Google的行动,用美国著名的战略咨询公司Global Business Network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杰伊·奥格威的话来说,不能只作旧游戏中的输赢看,而应视为一种真正的游戏改变:它意味着政治时代的结束,经济时代的开始——权力正在从总统和总理们的手中转移到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手中,很像宗教改革时期权力从主教和教皇手中向总统和总理手中转移的那个过程。

总统和总理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当然可以和董事长和CEO们搏斗,可能尚感觉鹿死谁手犹未可知;然而,他们难以战胜的是人们对自由的和未经过滤的信息的追求。他们可能一时能够阻挡住信息的洪流,但从长远来看,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原因很简单:你可以控制你给予人们的,但你无法控制人们主动寻求的。

在此情况下,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理应依赖于崭新的、以全球网络社区为中心的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

今天,全球性的互联网正在造就最高等级的地缘政治问题。从Google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其后的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反应来看,网络犯罪、内容审查、贸易和技术政策等等交织汇集,共同指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人类交流的跨地域治理。不仅如此,从9·11恐怖袭击,到混乱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一不在证实,互联网时代不但存在着国与国的博弈,而且“非政府行动者”——公司、组织、甚至个人——都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公共决策过程,传统的权力界限模糊了。

而谷歌,这家象征着21世纪全球价值的互联网巨头,无疑在力图成为这一巨大转移中的主导者。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玩家,一定要认识到光成为经济大国是不够的,而是要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沟通的环境中,让个体更有力量。

作者:胡泳
来源: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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