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9日

柏蔚林:大陆居民“境外产子”的深层社会心态

新年伊始,有多家媒体报道,香港医管局再次开放了大陆居民预约来港产子的服务,内地孕妇花费3.9万港元(经预约入院)或4.8万港元(未经预约入院)即可合法赴港产子,并预期香港的医院将会面对新一轮的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热潮。

大批内地孕妇历尽曲折前往香港生产,为下一代争取香港身份,事实上早就已经是暗流涌动、时日已久了。一般认为,这一潮流源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而其最重要的合法化转折点,是出生在香港,但父母均为大陆身份的儿童庄丰源,被法院裁定具有合法居港权的事件。参照这一判例,任何中国公民在港出生的子女均具有合法的居港权。面对这一现象,根据媒体报道,港人态度不一,港府的政策也一直在开放和限制之间摇摆不定。


庄丰源于1997 年出生于香港,其父母均为大陆内地居民身份,旅港期间生下庄丰源。此后一直由其早年移民香港的祖父抚养照看。但香港入境处认为庄丰源不具备合法的居港权,要对庄丰源实施遣返内地。其祖父依据基本法第24条提起诉讼,抗辩居留合法。香港高等法院于1999年,终审法院于2001年分别裁定庄丰源一方胜诉。此举被认为是打开了内地居民赴香港产子的大门。

自此以后,内地居民通过各种途径赴香港产子日渐增多,并衍生出大量两地间地上和地下良莠不齐的中介服务机构,从中收取高额服务费用。从2000年初的数百例,大陆孕妇赴港每年成倍增长,直到现在一年几万例。现在香港一年的新生儿中,内地孕妇产子占了几乎一半。

事实上,近多年来,大陆地区的医疗水准持续进步,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医护专业水平和设备应该是足可以满足地方人民需求,对于妇产这一基本专业更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因而对于大批内地孕妇赴港产子这一现象的成因,就必须从医疗服务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来解读。

目前媒体上常见的分析包括了下列因素:很多家庭为了生二胎,认为香港可以逃避计划生育法规;为了给子女一个香港身份,将来便于个人的前途,在国际间比较不受限制;寻求香港的高医疗水准;希望可以享受到香港居民的社会福利;为了子女的教育前景,可以在港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未来可以进入本地世界水准的高等学府。

与此同时,与近年来受到媒体重视的“赴港产子”相比,由于费用远高于香港,且牵扯到出国签证问题,“赴美产子”则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然而事实上,现在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专程赴美生产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而一些华人聚集地区,专门为国内来客设置的孕妇护理中心也已经成了规模,在海外华文媒体上时有报道。甚至很多只能在美国短期停留的交流学者,也在出国前算好受孕时间,力争在美期间,生下一个美版宝宝。

无论是选择“赴港产子”的人群,还是选择“赴美产子”的人群,根据媒体的调查,都具有一些明显共性。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使孩子天然获取当地居民身份。依据庄丰源案件的判例,生于香港的中国公民子女具有香港居民身份,可以在香港生活、受教育,工作。美国法律更简单,任何人只要是出生在美国境内,无论其父母的身份,都天然成为美国公民。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赴境外生产的内地人士,多来自国内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也就是白领阶层,成功商业人士,以及比较有地位的公务人员。

为什么这么多的内地人士(尤其是很多成功人士)会对海外身份如此青睐,即使不计成本,也要给下一代一个香港身份,甚至美国身份?这是非常值得为政者深思的。因为这背后并不仅仅是媒体上经常提到的,诸如社会福利、二胎、教育水准、或者医疗卫生条件的问题。传统的社会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是纺锤形状的,中产阶级占据了最大的中间地带,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最富裕和最贫穷者均属于社会的少数,位于两个尖端。而内地日渐风行的海外产子,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却倍感不安、心神不宁的中产阶级。

前一段时间深圳发生了一系列绑架儿童案件,家长被勒索巨额赎金,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荡,很多家长甚至不敢开自家的高档车接送孩子,以免被歹徒盯上。更有家长自发组织起来,在学校周边地区巡逻,严防劫匪再度下手。对这样的现象,并不能简单的解释为普通的犯罪问题。它所折射出来的,实质上是三十年来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政策,严重忽视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关系的异化,加上政府疏于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经济进步的成果,而沦为社会边缘,最终走向了仇视社会的对立面。其结果是,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最终都无法得到保护。有记者曾采访一名赴港产子人士,得到的答复就是,香港的安全感是近在咫尺的广州、深圳找不到的。当前国家政策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的经济资源属性得到了重视,但社会属性完全被忽视了。

近年来大陆地区的拆迁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上海居民潘蓉和四川业主唐福珍的遭遇,就典型地反映了小资产所有者的私人财产,实际上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现实。最近浙江商会针对山西省的 “煤改”,发出了面对全球浙商的呼吁书,将山西省列为投资预警地区。这一事件极具象征意义。一方面是中国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公开对滥用行政权力发出了谴责,并流露出了对自己处于政治无权地位的尴尬和不满;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即使是较大的资产所有者,在现有制度下,也同样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在这样腹背可能同时受敌的情况下,有产者尽可能给自己和子女选择海外身份的决策就很容易理解了。事实上,现在京沪等地很多的海归业主,都是身怀绿卡、家留异国的过客一族。

对于在以往30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在一边向全世界展示着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着大量的本国国民(尤其是高知、有产阶层)申领外国身份的尴尬。为政者需要意识到,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被检讨的时刻,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正在侵蚀经济发展的成果,动摇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作为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真正促进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和大量引进技术人才同样重要,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容许一个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以社会为目标,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帮助政府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普通国民不会真的很在乎GDP之类的统计数据,也不会关心导弹拦截的精准度有多高。但在地球一村的年代,当他们感受不到人身和财产受到完全保护的时候,正如某网友在一篇关于大陆居民赴港产子报道后面的留言,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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