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

辉格: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中坚

作者:辉格
2010年1月15日

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的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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