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9日

长平:不义之财

在前年反CNN的风波中,中国爱国青年主张的一个原则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言论不能被操控。这几天,几乎是同一批人,对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声明义愤填膺,表示支持政府的网络审查。

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逻辑,其实只是一个不诚实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国家利益。

不过,也几乎是同一批人,又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尤其是孔孟的儒家文化。他们似乎不知道,在《孟子》的第一篇中,梁惠王问孟子,有什么对国家利益有好处的建议没有?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孔孟二贤作为彼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在批评社会,挑剔政府,捍卫自己的原则。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在我如浮云。”

孔子只是看不上不义之财,到了汉代以后,畸形的尊孔文化中,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现在看来,商人被“困辱”的结果,不仅是没有积累社会财富,而且使得商业伦理的历史上成为一片空白。

西方国家经历过重商主义的传统,不仅不嫌弃贸易,还把它作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是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随后,个人主义兴起,自由市场成为主流的商业观念。在这个承认商业的历史中,商业伦理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克思的论断:“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只是解决之道不一定对。西方社会对商业伦理的规范和商业的发展轨迹并行。尽管资本仍然时不时露出邪恶的本性,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人们对于如何控制它,一直在想办法。中国古人提出的“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也成为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商人的主张。Google公司的“不作恶(Don't be evil)”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号。

缺乏商业传统的中国社会,到了三十年前突然打开国门,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由于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一批经济学家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时,矫枉过正地为资本唱赞歌,而对商业伦理视而不见。“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毫无批判地成为社会的宠儿。“资本的原罪”成为不义商人去罪化的一个挡箭牌,“ 成王败寇”成为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

于是,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商业公司,为什么打出的口号不是“全力以赴、争创第一”,而是“不作恶”。其实,只有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有这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甚至冷嘲热讽。无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当下的西方社会,人们对于“不义之财”都是十分谨惕的。

百度公司通过竞价排名挣来的钱,就是典型的不义之财。Google声明抗拒网络审查,百度的首席设计师孙云丰先生不仅没有自惭形秽,反倒辱骂它说,“我的唯一感受,就是恶心”。他显然看不起义利之辩,抛出的最主要理由,也是这些天来被人反复拿来“戳穿”Google的事实,是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Google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的宣称要不作恶,从中国退出吗?”

这些人应该明白,对于一个社会事件来说,单一条件的假设毫无意义。假如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它当然不会撤,因为它能取得那样成就的社会,就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能够占有80%市场份额的公司,只能是百度,而不是Google。

我并不想说谷歌就是英雄,它做得远远不够。在这几年内,它未必对得起自己的那个口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个道德矮化的社会,想要成为英雄的人们,往往都会被唾沫淹死。一个原因是,人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信念。另外一个原因是,英雄冲动让更多的人相形见绌,道德破产,为了继续道貌岸然,只好拼命反击,恶人先告状。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这其实也是二十多年来的教育理念。自从伪正义被王朔等人无情嘲笑之后,“告别崇高”成为时髦。政府主导的学校和媒体,除了习惯性地谈点自己都不信的伪正义之外,真正实施的其实是去正义化教育。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很多人,生存策略上跟前辈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为自己的作恶进行辩解,而是彻底否认世界上有不作恶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自己在言论自由原则上的前后矛盾,也从来不会觉得难为情。

中国政府对于网络审查,并未有过直接的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女士还在辩解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而一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清华大学学生则直言不讳:“如果谷歌公司想要逃避审查,我无法接受”。在一篇被网络广为转载的文章《Google退出中国市场并非出于政治道德》中,作者高仁说到网络审查也很坦然。他的论证方法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不去谈审查本身的对错,而是说“网络监管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家”,美国、加拿大的政府都这样做了 ——谁都不清白,所以你也别指望我。当然,他并没有谈到这些政府在监管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政伦理底线。

作者:长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可发邮件至zpcp678@g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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