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9日

十年砍柴:也谈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从《重新发现社会》看浙商命运

熊培云出了本新书《重新发现社会》。这本洋洋27万字的著作,在阐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国家(state而非country)和社会的分野在哪里?或者说,国家对社会事务,那些该管,那些不该管交由社会自治即可。这个问题引申开来,就是中国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是依然停留在人治,所谓的“法治”仅仅是治民护官而非治官护民。建立起来的是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权力通吃一切的权贵型经济。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浙商的命运。国家与社会,或者说公权力与市场,建立起何种关系,左右了中国商人的命运,其中,浙商的命运尤其具有典型性。

浙江人具有经商天赋,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浙江人也具备出众的社会自治能力。“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是元末流行于温州、台州一带的民谣。古代的浙江,远离朝廷,这种地理环境使当地人有机会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但“山高皇帝远”的优势被“相公(官员)多”的苛政抵消了,否则的话,能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是不愿意造反的。

清末浙江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是胡雪岩,这位从二品布政使衔的红顶商人,他的成功与失败,都缘于官府。因为帮助了左宗棠从而获得了种种特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因为得罪了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最终官府的庇护变为伤害,破产就是一夜间的事。官府对市场,对整个社会过多的干预,中国人就如陈志武所说的那样,摆脱不了勤劳而不富有的宿命。同样,中国商人也难摆脱勤劳精明而难长久富有、不断做大做强的宿命。—–胡雪岩就是一例。

清末的同盟会,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光复会中,以浙江籍人士为主,如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等。这些浙江人投身革命,固然有反满这种民族意识觉醒有关,更重要的是民权意识觉醒—–说白了就是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意识,否则就难以解释贵为翰林的蔡元培为什么还要革命。浙江人率先具有这种意识,和此地工商繁荣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促使人们眼界开阔,在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钱却要由不能提供良好服务的官府来支配?没有清廷这样劣质的官府,自己反而管理得更好。

在1949年后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其市场经济的意识在打压下顽强地生存着,所以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温州商人被以“投机倒把”入罪。市场经济的要义是交易公平,政府只能起到维护公平秩序的作用,而对交易本身不可过多干涉。在挣脱计划经济桎梏之初,温州等地的浙商表现出令人世人惊叹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从产业配套,到民间融资,都能安排得很好,其效率远胜政府主导。

先富起来的浙商,很快走向全国。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勤劳精明,要把生意做大,必须和各地政府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使经营的风险无法预测,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和浙商先辈胡雪岩的命运没有本质的区别。最近发生一件大事。几年前,浙商携巨资大举进入山西煤炭市场,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他们获得了一个个煤矿的开采权。然而,当地政府以“整合资源”为名挥舞公权力的大棒赶走浙商,合同变得一钱不值。新年之初,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出台了一个“投资区域黑榜单”,山西名列榜首。但当社会的空间可以任意被公权力侵蚀时,受伤者搞一个“黑名单”,又能于事何补呢?

只有中国社会的自发成长不再受到公权力过多地阻挡,浙商的命运才能把握在自己手中。对此,熊培云在书中一再表达他的乐观态度,而我,只能谨慎地乐观。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