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4日

高恩鹏:民主既不姓“西”也不姓东

有一个词语,流行了很长时间了,我以前也用这个词语,那就是"西方民主"一词。一提到民主,人们便下意识的认识到,他是"西方"的东西。可以说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引进"德先生"(Democracy)以来,这"民主"一词,始终背着沉重的"西方"两字。

我今天便要彻底的结束"西方民主"一词,我今天便要将"西方"二字从"民主"背上踢去,将"民主"从"西方"的包袱下彻底的解放出来!

韩寒:这些狗真麻烦

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2009年11月18日

洋秋菊告状――哈佛女孩朱莉在中国上访

我叫朱莉(Julie Harms),是美国公民,20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毕业后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工作一年。今有一事向您反映,诚望您在百忙之中给予关怀:

我的未婚夫(中国籍)刘士亮,在被安徽省五河县公安局"通缉"16个月后,于2009年6月17日下午5时,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区招商派出所以"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在家中被抓捕,在此之前,我们到公安部上访,激怒了安徽省五河县一些公然践踏法律的官员。

一小时后我在美国接到家里人的电话:"士亮被抓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我所热爱的中国会发生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4月6日至30日,我因肺栓塞先后在深圳、香港接受治疗,经医生建议6月10日我返回美国继续治疗,此时正在美国治疗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尽管医生提醒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患者可能会在长期乘坐飞机时导致病情复发而猝死,我还是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6月26日,离美国经香港、深圳转到合肥,于6月30日下午疾奔五河县公安局,向警方求见刘士亮,但被拒绝,办案人只是同意我留下在深圳将刘士亮因被打成重伤(颅内淤血、颅骨骨折)而遵医嘱用的药。

刘士亮为何吃药、我又为何说刘士亮的被抓是一个具有颠倒黑白性质的事情,我还要从2007年5月14日说起。

2009年11月16日

林希翎2008年谈中共:整人手法古今中外到家

中国最后一位大右派林希翎女士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享年74岁。林希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十五年,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到法国定居,晚年希望落叶归根未被允许。林希翎作为基督徒,对欺骗和谎言深恶痛绝。本台在2008年夏天采访了林希翎女士。她谈到几十年来自己经历的各种谎言。

2009年11月15日

歧视的理由

2003年3月17日,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被突然收容。理由是他身上没有带任何有效证件。随后他由派出所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两天后,被救治人员活活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收容案。它凸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在当前体制内的真实处境,将一种赤裸裸的制度性歧视以血腥的方式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虽然这部臭名昭著的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基本动机的"恶法"最终在法学专家联名上书,网络媒体的同声讨伐下废除,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沉重而久远的。

2009年11月13日

40、50岁的人,可能是中国最龌龊的一帮

40-50岁的人,最喜欢批评年轻人。

但随着80后第一批即将步入30岁,开始走向成熟,占据社会更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我们发现40-50岁的人,几乎是最龌龊的一批。

首先,60多岁的人,出生于解放前,思想,心理,都比较从容宽松,而且人上了岁数,欲望不强。面容都比较慈祥。不紧不慢,也没什么名利心。

其次,30多岁的人,也就是70后,基本接受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一般作风比较沉稳,但是肯吃苦,是比较沉默的一代。

唯独是40-50岁的这一帮人,我们发现他们几大特点:

2009年11月8日

成都外国语学校老师罢课维权

昨天,成都教育界爆出特大新闻:国内知名的成都外国语学校,这个培养了哈佛女孩刘亦婷和程婉心的学校,这个培养了7个高考状元的学校,老师们因不满权势资本的长期欺压盘剥,不满学校投资方老板和其老婆的谩骂和侮辱,不得以的情况下采取了罢课行动。全校300多老师在安顿好学生之后,来到学校大门口的地上静坐。全校几千名学生无一例外地支持自己老师的行动,他们在晚自习下课后在校园里高呼"老师加油""老师,我们支持你们"的口号,场面让人心酸落泪。

胡泳:小时代 大人物 微动力

作者:胡泳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36155909.html

小时代 大人物 微动力
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2009年11月7日

武宜三:给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警察们的一封公开信 —— 祝你们安全地挨到独裁政权垮台的那一天

给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警察们的一封公开信 
—— 祝你们安全地挨到独裁政权垮台的那一天
武宜三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警察同志们:
看了贵州省瓮安县万人骚乱事件和上海闸北袭警案,你们有什么感想?作为党卫军,为当官的当打手,替权贵分賍集团、贪官污吏卖命,你们可得小心了。
你们是吃苦在前,危险在前,当然好处也有一点。但与生命为之不保的危险比起来,所有的好处恐怕都算不了什么了吧。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认,瓮安县万人骚乱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官员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


2009年11月6日

唐荆陵:致中共十七大及中国公民的一封信

致中共十七大及中国公民的一封信
唐荆陵06/10/16初稿,06/12/15定稿。06/12/28修订。
尊敬的中共十七大的各位领导人、各位出席者,尊敬的同胞们:
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值2006年岁末,2007年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看到我们的同胞之间,就是那拥有权势和财富与那没有权势和财富的同胞之间,已经势同水火,我受良心的驱使,感到已然不能再保持卑微的沉默,将自己的心声奉献在我的同胞面前。
中国共产党走到十七大,她仍然是国家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环,国家的前途,我们人民的幸福,还和这个会议有密切的关系。她曾经在数十年的历史中,事实上成为我们人民自由和福利的受托人,而这一职责今天也尚未完全成为过去;
然而,人民本身才是自己幸福的最高仲裁人。曾经托付的权力亦可以收回。追求自由和幸福乃人的自尊内在地决定的天性,如果有所阻碍,人民将冲破那阻碍,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2009年11月5日

对比新闻:钱学森当年爱国“海归”的真实原因

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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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1948)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
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

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
"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弧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O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

来源:VOA
原文: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UNCUTNEWSQianXuesen-20091104-69173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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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猜猜,东京都港区一家容纳一百位老人的养老院,政府一年拨款多少?

我使劲揉搓着耳朵,又追问了院长先生,院长依然坚定地回答:80亿日元。

80亿日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住进这家养老院的老人,每人每年要花600万人民币!当然都是日本政府掏钱。住在这家养老院的老人,最小的69岁,绝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他们是港区两千多名排队申请入住老人中的"幸运儿",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认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优先。我们花了半天时间仔细参观,设施绝对先进,绝对人性化,服务绝对到位。举个例子,那里提供给全瘫老人洗澡的全自动浴缸,单价1000万日元,约合75
万元人民币。

我都傻了,甚至反复暗示:这是不是你们不惜血本专门做给外国人看的样板间啊?从院长到职员到陪同我们参观的日方人员,全都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样板工程,它本来就是这样。

我终于忍不住了:是不是太奢侈了一点?要是全日本的老人都这样养,日本政府一年的预算85兆日元,也就够养100万个老人,不要干别的了。而日本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极大,像我这样在国内已经是大叔的人,走在东京街头还觉得自己年轻得很呢。我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把服务外包给中国,我保证只要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也不是突发奇想,的确看见过忘了是哪个发达国家想把养老院建在海南岛的报道。但从院长到陪同的日方人员,都看着我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其中一位回答说:老人毕竟不是产品,要照顾他们的感受,养老是不能外包的。日本人尊老敬老,毕竟令人钦佩。

我感觉,日本这个国家会被人口老龄化给拖死的。当然,中国未来也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日本先走一步。很多日本人真诚地告诉我,其实日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看别的,就看累进所得税的税率吧,中国最高到45%,日本则高到75%。换句话说,最能干最富有的那批人,挣100块要交75块的所得税。想想看,还有什么动力去打拼去发展?某天中午一个大老板带着他的秘书与我们恳谈,大老板指着秘书跟我们说,的确我工资比他高很多,但纳完税其实我俩就差不多了。

的确,日本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了。无数报道曾经讲,东京街头人们如何步履匆匆,大概走路速度世界第一。但这次我们看到,那里的人走路速度已经明显慢下来了,未必比北京快。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伴把这个问题抛给日方,日方回答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富裕的社会,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人们的行为和心态,比如说走路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其实日本还好,毕竟是先富裕再老龄化,总有办法,像一家养老院一年80亿日元预算那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担忧日本因此造成的竞争力衰退,因为真正值得担忧的还是中国自己,很可能尚未真正迈入富裕的门槛而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未富先老",那很可能是两三代人的痛。再比如说,现在中国房价上涨得厉害,很大程度那是因为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刚性住房需求。很多人在想,购房是不是能够保值增值呢,甚至将来养老就全靠手上这一两套房子了。可是想想,如果未来没有那么多年轻人了,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购房需求了,这房价还挺得住吗,还保值增值吗?我问过一些日本年轻人,大都不急着买房,道理很简单,老龄化社会,对住房没那么大需求,因此未来房价也不太可能疯涨,那么现在着什么急呢。

说到底,可能中国到了需要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可能现在还来得及。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李方

许志永:更美好的社会

城市街头,看繁华的车辆和匆匆的行人,生活小区,看花园边悠闲的人们,我常常在想,我们承受沉重的压力,执着于民主法治的梦想,可我们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好的改变?我们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吗?

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没有意义。民主法治至少短期内并不能带来经济更快速增长,政治文明完成转型之后人们依然过自己的生活,也会有自己的烦恼。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无数次我行走在城市和乡村,无数次追问自己的心灵,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

国庆节前,我接到一位北邮同学的电话。她来自安徽农村,自家的房子被当地政府勒令9月26日之前必须拆掉,否则这一天政府要强拆。为了房地产开发攫取巨额利润,政府强行驱逐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有的村民通过和官员拉关系多得一些赔偿,更多的村民只好忍受不公正默默拆掉自家的房子。我告诉这位同学,给房子贴上标语,拍成照片,以北邮学生的身份写求救信一起发到网上。9月26日的最后期限房子没有被拆掉,当地政府动用各种途径威胁这位同学的亲戚朋友,也威胁她本人。但不管怎样,地方政府后来还是有点胆怯了,开始找他们家人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她不是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网络可以曝光当地政府的野蛮,他们家会遭遇什么,很可能像大部分村民一样只能默默忍受不公正。地方官员害怕网络曝光,因为他们害怕上面的青天偶然看到偶发慈悲,这也是很多弱者维护权利的常用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至少在山东省很多地方是不起作用的,山东郓城县野蛮征用,中秋之夜被失踪的访民李淑莲在黑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消息在网络上都被迅速删除,因为据说山东有人在北京做高官,于是地方官员可以通过贿赂和复杂的关系网遮盖互联网――这弱者仅有的微弱的阳光。

本来,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都意味着巨额利润,完全可以与土地和房屋的原所有人分享,大家共同受益,但是,他们有钱,有枪,有黑社会,他们恨不得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我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不是那些无权无势者太刁民,而是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权腐败,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国家的特权腐败没有�立的司法和舆论监督,特权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的国家都有不正义发生,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社会缺乏正义的底线,当弱者遭遇不公,他们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即使来到国家的首都呼喊青天也会被地方政府抓回去关到劳教所或者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里。

国家六十周年庆典,本应普天同庆的时刻,我收到很多短信,有感恩与忧伤的祝福,还有一些求救的呼声,很多执着追求正义的无权无势者被监控、被关押、被殴打,在他们背后是更多更多的无权无势者,默默忍受社会不公。当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任意失踪和监禁,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我却只能说,对不起,我什么也帮不了。我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找领导投诉,也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到法院起诉,我只能说,对不起,没有办法。

一个缺乏基本正义的国家,一个内部分裂为官员和平民的国家,一个缺乏道德根基的国家,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不可能持久。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我们的国家酝酿着深刻的危机,这危机让每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有责任心的公民感到痛心。

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在漫长的改革之后,我们国家会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会有贫困,会有谎言,会有一切今天这个时代丑陋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会有民主法治的制度,抑恶扬善,彰显正义,至少这个社会的根基是良心和正义。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依然会有贫困,要改变那些遥远山村里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国家不会用宽阔的街道和奢华的霓虹灯掩盖贫穷,经济发展的成果能为全体国民分享,公共财政更多用于教育、社会福利而不是政绩工程或者楼堂馆所。民主社会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藏富于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也会有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有底线的,国家保障最穷的人也有体面的生活,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而不能依靠法律之外的特权,财富来源是正当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消失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法定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差别,社会保障、选举权利等各个方面,公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平等的,那些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的孩子不会感到自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贪官污吏,他们以国家公权力谋取私利,但是,他们只能是个别现象,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绝不可能占据绝大部分公共服务的职位,他们像过街老鼠一般,哪怕只是一次公车私用也可能会被媒体曝光批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的许诺不能兑现,但是,他们的地位不是由上级决定的,而是由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的,骗子不可能得逞太久,更不可能骑在人民头上。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但是,政治不应当是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我们的法院也会制造冤案,把无辜的公民判处刑罚,但是,这样的冤案注定是极个别的,不会因为腐败,也不会因为强权,而是因为法治固有的代价。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正,但是,法官忠于法律和良心,他们能够担当社会正义的底线。

我们的民主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代表大会里的争吵可能让人心烦,但是,他们真的为自己的选民说话,公仆们真的在意人民的意见,至少,他们不敢在人民面前如此傲慢和冷酷。人民的选举权利是真实的,他们的选票有价值,在权力面前,他们有尊严。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自由,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但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是均衡的,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之上,至少,那些宪法中列举的权利和自由是真实的,中国公民不会因为举报乡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会因为上访被关进黑监狱。

我们的社会也会有谎言和欺骗,但是,那些违法者会得到正义的惩罚,他们注定是少数。在一个诚实信用主导的社会里,我们的孩子用不着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相信陌生人,他们不需要泯灭纯真的天性就能适应这个社会。

因为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从不奢望能建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更多人感到安全、自由和幸福的社会,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可以更真实。根据宪法,我们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样,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选举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操控,不需要确保什么组织意图,只需要按照法律公开公正进行。我们的法官不需要听命于权势,他们不需要掩饰法律的孱弱,司法应当成为社会正义的底线。我们的新闻不需要伪造和�,真正的和�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我们不需要为外来的批评而愤怒,我们的人�状况需要人民真实的评价。当公仆们在讲坛上大谈廉政,他们的内心应该有一份真诚。

我们的人民可以更善良。当克拉玛依剧场大火燃烧的时候,人们会首先想到孩子,不会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当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他的父母到处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不会遭遇冷漠和白眼。当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三鹿集团不会掩盖真相让孩子们继续食用。当河南省长葛市民王金英因为弟弟被冤死来京上访,她不会被地方政府在北京南站打断肋骨扔进枯井里无人问津。在法治的天平下,我们普通公民没有必要成为刁民才能维护自己的正义。人与人之间不会如此冷漠和猜疑,我们乐于帮助他人,我们相信正义,我们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

我们的社会可以更美好。我们可以告别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的社会,治理街道和乡村的不是自私贪婪的官僚和黑社会,而是最有品德的公民代表。我们可以告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公权力不可以任意谋取私利,没有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权势者,每一个人不需要向别人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告别冷酷无情的社会,弱者能够得到正义也能得到关爱。有一天,特权腐败不会如此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正义不会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如此遥远,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没有那么多敌意和愤怒,每一个中国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尊严和幸福。

我们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一个建立在良心根基上的社会,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仁爱的国家,他们无论出身如何,天赋如何,这个国家能保障他们每一个人的正义,给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这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于是,当我们努力服务社会,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奔走,当我们遭受打击、误解各种磨难,当我们只能选择相对清贫的生活,我能感到,我们所有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2009-10-20

作者:许志永
原文: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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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阅历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鲁迅的伟大

1,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2.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

3.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填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4.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5.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三魂》一九二六年

6.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7.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一九三六年

8.,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9.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一九三三年

10.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11.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12.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sù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13.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14.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补白》一九二五年

15.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注:本文选自《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6.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来源:http://baoyouwo.com/archive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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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风:“血酬定律”是学术垃圾

"血酬定律"是我经常在读书人口中听到的流行词,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它的发明者是吴思,在知识界有些名气,但我向来崇洋媚外,对国内学人缺乏兴趣,所以一直没读他写的书,也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前阵子逛街,见路边摊上有《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合集,很便宜,就买回家。但才翻几页,我就有了不良反应,胸闷鼻塞,情绪低落。我很震惊,这么一个荒唐的概念,竟被那么多读书人接受,乃至口口相传。中国知识分子真极品,本来脑子就乱,还非要造新词把自己弄得更乱。

什么是"血酬"?吴思这样定义:"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这真是匪夷所思的类比,工资、利息、地租都来自交易行为,可是暴力劫掠不是交易,怎能混为一谈。交易是双方皆有所得,劫掠有一方是净损失,赃款怎么成了酬报?受害人付给加害人酬报?还有一次在访谈里,吴思这样说道:"劳动换取的收益是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这种错误太低级了。甲去给乙打工,甲提供劳务,乙支付工钱,这是"换取"。但是甲去打劫乙,甲给了乙什么?吴思说,甲的收益是"流血拼命换取的",难道乙得到了"流血拼命"?那还不如说甲给了乙一场爱匪主义教育呢。

吴思发明"血酬",本意是想从经济学角度探讨集体暴力行为,却彻底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交换"是向别人提供物品或服务而取得收益。那么,有没有人通过"流血拼命"换取收益?有,但不是抢匪,而是镖师。他们向别人提供"流血拼命"的服务获得收益。其实,如果换成经典的经济学解释,吴思的谬误就更加清楚了。萨伊的定义:"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做工资。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做利息。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请问,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他们出借了什么令别人付出代价?当然没有,他们是压榨者、抢劫者、破坏者,"流血拼命"只能说是风险――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可能遭致反抗。即便发生了"流血拼命",这也不是可以"换取收益"的东西,因为对方不需要,也无法从中得到好处。

最基本的概念都搞错了,由此而来的推论更是不堪入目,吴思的整本书可以说是一堆废纸。书中有这样一条所谓"定律":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吴思还煞有介事地罗列了几项成本。第一项就骇人听闻:"良心,同情感和正义感"。一个强盗掳掠财物,他的良心居然有价,要打入成本。好吧,姑且假设,强盗第一次打劫成本很高,失去了做好人的机会。那么,第二次打劫,他还有这一项良心的成本吗?上一次他的良心都泯灭了,难道会自动长回来?按照这种良心成本的说法,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要比正常的牛奶成本高很多,同情和正义感都搭进去了,最好卖得贵点,否则可能亏本。吴思还有一项成本更诡异:人命。他将付出这一代价的过程叫"卖命"。按照阿尔钦的定义,"成本"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放弃的东西。可是,"生命"不可能是成本,因为一个人把命都放弃了,他就什么也获得不了。只有"防范死亡"或"护卫生命"才有成本。对强盗来说,盔甲和盾牌是成本,他们的命不是。但吴思不这么想,他一步错就步步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血酬定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生命"交出去,都死翘翘了,还要"生存资源"干什么?恐怖分子当"人肉炸弹",用命来换的也不是什么资源,那是永恒的天国。

吴思将"换取"与"抢劫"同等看待,都视为经济计算的结果。他说:"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指出,吴思确实孤陋寡闻了,这个问题已有前辈大师解答过。甚至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解答,它将交易行为与暴力行为区别开来,并解释了为何市场法则不同于丛林法则。如布坎南所言,经济学研究交换关系,政治学研究强制关系。谁也不会否认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战争以及各种暴力抢掠行为,但即便最残酷的环境里,仍会有微弱的分工与合作,进行着生产与交换。文明来自后者的建设性,而不是前者的破坏性,这就是经济学的视角。假如经济学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和平才能分工合作,暴力会毁坏自由交易,那就应该改名了,叫
"掳掠学"。在经济学里,有很多对暴力和强制行为的解释,但都是将其作为"交易秩序"的外部威胁来看待的,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历史中频繁的豪取强夺现象,米塞斯这样说道,"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是因为他们深信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手段。"他认为,这类行为既是动物本能,也是"无知"的结果;不是"经济计算",恰恰是不懂"经济计算"。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合作与分工的好处,通过市场交换满足需求,有了更多"经济计算",文明才得以进步。为此米塞斯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他说:"对于那些不是市场买卖的事物给以金钱的估价,用那些不涉及实际的妄断的项目来作计算,那是毫无意义的。"他还强调,
"人、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面,保持生命与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计算程序所考虑的问题。"

归根结底,吴思的错误还是源于那个古老的偏见――商场如战场,一方获益依赖于另一方的损失。其实稍微动下脑子,就知道这是错的。社会生产的模式是分工,人与人的合作,不是食物链的关系。市场是共赢模式,参与者各有所求,也各有所得,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种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由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至今仍在大众舆论中占据主流。像长平说的"资本是贪婪的",木心说的"商业极权",梁文道说的"市场经济带来阶级剥削"等言论,都是这一偏见的变种。简单说来,它就是对商业社会的仇恨。吴思将"掠夺"等同于"交易",并不是对暴力的赞颂,却绝对是对市场的贬低。他甚至将盗匪比作资本家,说他们
"追求血酬最大化",谁能看出来,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拙劣模仿。实际上,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恶意,似乎企业家为求利润不择手段,任意妄为。但现实并非如此,企业家没有什么手段使"利润最大化"。真正能决定他们获利多少的是消费者。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产品的价格,都由消费者决定。如果企业获利丰厚,那也是远见或运气的作用,并不是用了什么"最大化"手段。只有强制行为,才可能通过压榨对方而获取"最大化"收益。但企业家和资本家没有强迫谁,他们获利是通过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吴思将他们与盗匪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诽谤。

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指出,在人类的文明进程里,有一支蔑视商业活动和物质财产的同盟军,里面有两种人,暴徒和信徒。暴徒靠抢掠和剥削为生,践踏他人财产权,信徒则巧舌如簧,为各种强制行为粉饰,以"公共"的名义将其合理化。在古代,他们是酋长的匪帮和巫师。在今天,他们是政治领袖的军队和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不事生产,所以对生产与经营者,包括商人和劳动者,总是不怀好意。他们以一副道德家的面目出现,强调生产关系的不和谐、市场的不完美,只是为了便于让强权插手,从中渔利。吴思的"血酬定律"证明了他就是其中一员:巫师型知识分子。一个绑匪撕了票,没有人能看见他的良心,但吴思却可以,他认为这是绑匪付出的成本。这种视角完全是强权者的,因为只有强权者才看得见自己的良心。

以前我听人讲起吴思都是一些好话,说他身在体制内却忧国忧民,是"良心知识分子"。今天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种良心。作为知识界精英,身体受"体制"禁锢是无奈,头脑被"体制"禁锢却是可耻。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和南方报业的某人聊天,他大谈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到处个人利益至上,缺少理想主义关怀,应该用"政右经左"来纠偏,为中国的自油民煮事业扫清障碍,我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还扫清障碍?你自己就是自油民煮的障碍。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吴思。不懂自由,奢谈良心,还是歇菜吧。

来源:独角兽论坛
链接: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7&ID=3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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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在哭

邛海没有了,泸山没有了,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没有了,蓝天没有了。

我这不是在写诗,是在做梦,一个近来白日黑夜都在做的噩梦!

我一直以我是一个西昌人而自豪,因为我的家乡西昌实在太美了!她的美丽我都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的自豪感突出的表现在我的乡音上。几十年在外四处晃荡,也说得上走南闯北了,什么都改变了,就是这口乡音没有半点改变。而且,这辈子都注定改不了的。所谓"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我少小离家,
"老大"至今仍未能还,而且怕是还不了了。至于为什么"还"不了,正是我这篇文章要说的。

如果面对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你一定会搜索枯肠,把世界上所有能够赞美女人的词汇搬出来都嫌不够。对于我的家乡西昌就是这样。因为她太美了,人们把全世界所有能够用来赞美一个城市的词汇都用来赞美她,"太阳城"、"月亮城"、"航天城"、"小春城",这些桂冠都戴在了西昌的头上。这是民间给予西昌的殊荣。政府对西昌亦褒奖有加,抬得很高。诸如:中国最值得去的十座小城市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四川省十大宜居城市、四川省第一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川省森林城市,中国旅游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中国最美的十大古城之一。等等,等等。

可是,这一切即将成为记忆,我美丽的家乡正厄运当头!

自从我的一位老朋友从西昌来成都后,我就一直听到来自西昌的哭声,隐隐约约,时隐时现。有时我会在梦中被这种哭声惊醒。我似乎看到泸山上那些茂盛的原始森林被厚厚的烟尘裹着,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葱郁灵秀。而邛海已经不再清澈碧绿,她那已经浑浊的眼泪都好象快要哭干了……

那天,我的这位老朋友和我坐在酒吧门前的榕树下喝茶,我问他是不是西昌的房价已经4000多,他说是。我说,天啊,比成都周边的房价还高。他说你准备买吗,我说我买不起,但我老家马道(西昌市郊)有老房子,老屋基,我将来打算在那儿修个房子养老。他说攀钢要在经久建钒钛基地,规模相当于再建一个攀钢。
"三通一平"已经搞完,好几座山被夷为平地。西昌已经变成一座灰城了,家家屋里都是厚厚一层灰,马上擦了马上又是厚厚一层。他说西昌完了。你是西昌人民的儿子,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开玩笑,说说而已。因为我想他不可能不知道,一个诗人的一篇狗屁文章,可以改变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心里"堵"得慌。作为一个公民,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危害自己生命,毁坏自己家园的事情,愤怒却求告无门。以至于寄希望于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的一篇轻飘飘的文章。

我决定写。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看法,以为我的一篇文章可以怎么样。也不是因为我写得好。实际上,很多人都可以写得比我好。

我要写,一是不辜负他的认真,信任和期待;二是,把这个声音说出来也好。起码在将来,西昌纯净透明的天空除了那些钒,那些钛,那些天昏地暗,遮天蔽日的烟尘和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冶炼钒钛释放出来的居毒有害气体),还有点我这样的呻吟。

西昌钒钛基地建成投产后,一期工程将要达到年产420万吨铁、360万吨钢、350万吨热扎板的生产规模。凉山州的GDP将上升
500个亿(但是,这500个亿是会吓跑月亮的!这500亿是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实现的!),西昌人口将远大于100万,一跃成为四川第二大城市,西昌人将成为四川人均收入最高的人,也就是说是四川最富的人了。

在西昌建一个攀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昌将要变成第二个攀枝花!变成攀枝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污染!攀枝花是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一。这是几十年来,攀钢送给攀枝花人民的一份"厚礼"。虽然,他们同时也送给了攀枝花人民就业、繁荣、富裕和GDP,正如现在他们给西昌送同样一份"厚礼"的同时,也会送给西昌人民就业、繁荣、富裕和GDP。是功?是过?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不知这笔帐该如何算。我也不知是该感激他们还是怨恨他们。

钒钛的冶炼加工,其特点是高污染高耗能。西昌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气候环境类似于南亚半岛,常年盛行西南季风。西昌钒钛基地又正好坐落于城市的西南方,与西昌市区之间缺少山岭阻挡,生态防护的作用相当薄弱,污染源位于西昌的上风向!大量粉尘、烟雾将会毫无阻碍的向北部、东北部方向弥漫,覆盖整个西昌市。

西昌之所以四季如春,是因为安宁河谷地区四面环山,大气流动较为封闭,西昌人民因之得福。但这一回西昌人民却要因福得祸了。整个安宁河谷、邛海平原都会笼罩在有毒有害且深度污染的大气之下。大量的烟雾排放还会导致西昌地区日照时间和光热条件的改变,"大气透明度高,空气质量好,光热条件充足"是西昌人民得天独厚的自然财富,但将逐步丧失。西昌的农业、旅游业乃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致命打击,前景堪忧。西昌的所有光环,都将消失。"肥了一座厂,富了一群人,毁了一座城",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梦魇。

我无法想象西昌钒钛基地这个"潘朵拉"的匣子,将怎样源源不断的往外飞出些什么祸害,我却能想象出当地的决策者,执政者们面对上面那一组可以给他们的政绩大大加分的数据是怎样一种心情。但不知怎么,眼看我的家乡父老就要富裕起来,我却高兴不起来,总有一种卖儿卖女的感觉。

西昌钒钛基地"三通一平"施工期间,经久好象成了世界大战的战场,推土机、挖土机轰轰隆隆。山和森林植被,一瞬间灰飞湮灭,施工现场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裸露着血淋淋的肌肤。这样的场面,我一生中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农业学大寨",在电影上。一次是修成昆铁路。

西昌市区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秀美的山川,仙境般的泸山,邛海,肉眼已经无法看清,整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铺上一层黄沙,无论如何清扫,却总是源源不断。居民洗衣、吃饭都困难。

更惨的是经久当地的农民,他们已经连饭都"吃不上"。吃饭前把饭桌擦一遍,等饭端上桌又是一层灰,边吃边眼睁睁看着白米饭变成黄米饭。

我想,这算是把西昌钒钛基地对西昌的污染提前上演,"彩排"给西昌人民看吧。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经久是西昌市郊的一个乡,距西昌十几公里,地处四川第二大平原的安宁河谷平原。地肥水美,物产丰富。是西昌的鱼米之乡。我出生长大的马道与之只有几里路程,隔着一座不大不高的小山包。

我不知经久这个地名的来历。从字面上看,一个吉利的好词,好地名。经久,经久不息,经久不衰,昌盛发达。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这么吉利的两个字,这么吉利的地名竟然成了咒语――从今往后,一切祸害之源――污染、辐射、烟雾、灰尘……将从这里升起,弥漫,经久不息……

泸山知道痛,邛海知道痛,森林知道痛,太阳知道痛,月亮知道痛,星星知道痛,天空知道痛。他们尚能哭泣。而我的那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已经连哭都哭不出来了。我深深知道他们内心的绝望和痛楚。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妹妹,他们就生活在西昌的马道。那些烟尘噪音污染辐射,很轻易的就可以翻过那个不高不大的小山包来到我家门口,就像跨过一道门槛那么容易。想着他们的未来我就想哭。我知道他们也想哭,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想说,父亲别哭,母亲别哭,妹妹别哭。但我能叫月亮别哭,太阳别哭,空气别哭,邛海别哭,泸山别哭吗?

这个辉煌的,惊天动地的西昌钒钛基地,它将要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它让我这样的人无家可归。

我从19岁离开马道,至今一直在外地晃着。我买不起西昌市区的房子,所以计划在马道我家的老屋基上修个房子,每年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回去住上一阵,把成都的寒冷和炎热躲过,享受一下西昌四季如春的温和气候,清新透明的空气,西昌的太阳是那么的养人,至于西昌的月亮,天啊,让我说什么好呢,她无比的温柔曼妙,那温柔到骨子里去的月光完全就是散布在空气里的床,让你分不清是在人间还是天上,简直比情人还要舒服。

可是这一来,我不敢了,我回去的目的是呼吸新鲜空气,把成都的肺换成西昌的肺,可是今后,西昌的空气不仅比成都污浊,而且还会漂浮着浓度很高的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是西昌钒钛基地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在大气中会氧化成硫酸雾或硫酸盐气溶胶,是环境酸化的重要前驱物。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在0.5ppm以上对人体已有潜在影响;在1~3ppm时多数人开始感到刺激;在400~500ppm时人会出现溃疡和肺水肿直至窒息死亡。二氧化硫与大气中的烟尘有协同作用。当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0.21ppm,烟尘浓度大于0.3mg/m3时,可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增高,慢性病患者的病情迅速恶化。

这是环保部门的科学数据。至于西昌钒钛基地,将来它那些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烟充将要朝着天空,朝着西昌吐出多少ppm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来,我不知道!但西昌的天空知道,西昌的秀山绿水知道,将要深受其害,身体受到残害,生命遭到毁灭的的西昌人民知道!

在成都,我每一次对人说起我的家乡西昌,都如数家珍。我说,西昌有全世界最大最亮的月亮,可以在月光下看书,掉跟针在地上也能找到。天很高很蓝,空气透明得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还有邛海,泸山……

但是我们看不到月亮了,月亮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邛海浑浊了,泸山是灰蒙蒙的。

我一直在指责成都的空气污浊,污染严重。我成都的家里,床头,桌面,几天不擦,就是厚厚的一层灰尘。我曾经自豪的对成都朋友说,在我的家乡西昌,就是一个月不去擦,也是一尘不染。西昌的空气纯净透明,像是经过了一万次的过滤。但现在我该怎么说呢?相比之下,成都的灰尘还是"和风细雨",来得温柔。

其实凉山的政府部门也不是没有环保意识,他们也曾花大力气大资金,把西昌打造成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当发现邛海盆地周边蕴藏有巨大的天然气资源时,他们能顺应民意,和群众站在一边,为了邛海,为了泸山,为了西昌的美丽,他们毅然地拒绝了天然气的勘探,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绩加分的诱惑下,保持了良心和理性,做了一件为西昌的山水积德的事,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不仅如此,光是为了挽救邛海,整治邛海污染,政府就花了20个亿。邛海、泸山成了国家4A级风景区,地方政府功不可没。

可是,这一次是怎么了?

据说是缘于某个领导的一句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话。

某日,这位领导视察经久,不知是哪根神经被触动,还是一时心血来潮,说了一句:经久是个风水宝地。呵呵,风水宝地!不知这位领导的哪一代祖上是看风水的,使他继承了这样的慧眼?我更不知道这块风水宝地与钒钛基地的内在关系,宝地变基地,宝地就是基地,这是怎样的一种看风水的慧眼?

这位领导不是西昌人,他的祖辈没有生活在西昌,他的子孙后代也不会生活在西昌。他用不着对西昌人民的未来负责。"为官一任,祸害一方",丢下一句"风水宝地"的话就走了,到一个真正的风水宝地去高就,把官当得更大更舒服更风光了。他走了,挥一挥衣袖,带走丽日蓝天,拍一拍屁股,留下一个臭屁。西昌人民却要为这个臭屁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省一市一州一县,要发达,要"跨越",要富强,需要走发展工业的道路。但应当遵章守序,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科学论证,分析利弊,权衡得失。比如西昌是走工业发展经济的道路,还是应该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走旅游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且就算要走工业发展经济的道路,也应该在远离城市,不会影响人民安居乐业,不会影响生态环境的地方选址建厂。而不是凭长官意志,急功近利,顾此失彼,挖肉补疮,贻害子孙。西昌境内,甚而至于把范围扩大到凉山境内,八百里凉山,这样的地方并不难找。

在我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听说已经有人把西昌钒钛基地上马的事写上《内参》,提出了不同意见,《内参》要县处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看,我这样的人,就是搭上个天梯也够不着县处级,自然也就没法看到。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高兴。我知道《内参》的分量,如果说我的这篇文章算是一声叹息,几滴雨点,那么这篇上了《内参》的文章至少要算一声闷雷!一声滚过厚厚的云层的闷雷!这样的文章上内参,说明西昌钒钛基地这个项目的不合理性已经引起上层的关注。不知这个闷雷会不会变成一声振聋发聩的大炸雷,响彻在西昌的天空,伴随着闪电和暴雨。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184ba0100edx4.html
作者:文康de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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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天下兴亡谁有责?

在学校,老师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问一同学什么意思。该同学以为"天下兴亡"是"天下'姓王'",便脱口答道:"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老师目瞪口呆,又问:"那匹夫有责呢?"他以为是"'皮肤'有责",便又答道:"天下姓王,皮肤怎么能不负责呢?老师你想呀,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是黄皮肤。外国没姓王的,是白种人,是白皮肤,所以天下姓王,皮肤是有责任的。"
老师哭笑不得,对他说:"唉,你呀,不假思索!"他还以为老师赞扬他,越说越来劲:"谢谢,我一点不假,我是真思索。"老师昏倒!

"天下兴亡谁有责?"这在中国是关乎爱国主义的大问题,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也自认为是最最爱国的;不爱国者,是汉奸,是国贼;十恶不赦,狗彘不如。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近60年,也是世界上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广泛、最持久、最不厌其烦、最大张旗鼓的国家;从幼儿园,到敬老院;从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的节目,到乡村小茅房破败墙壁的标语;从少先队的"五爱"教育,到全社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运动,无一不有神圣的"爱国"的内容。

但"国"是什么?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是"政党"?是"政客"?是"领袖"?……教育者从未向被教育者说清楚,也不让大家清楚,就胡里胡涂地被代表了。更别说"国"是什么性质的国了:是民国?是王国?是极权国?是共和国?……也含糊其词,也一律被代表。

王同学将"天下兴亡"误为"天下姓王",他把崇高的爱国名言,像是德里达似的后现代地给解构了。这倒也是歪打正着,可以让每一个单纯、善良的爱国者,在热烈地爱之前先冷静地问一问,问问这个国姓什么,问问这个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如若"天下姓王"之"王"是帝王之
"王",那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平民百姓)总是受苦,凭什么要为帝王的天下承担兴亡之责?凭什么要爱"普天之下"的"莫非王土"?

在我过往的70年中,在我生活的国之中,经历过两次极为惨烈的战争,一次是在我童年,交战双方是中日;一次是在我少年,交战双方是国共。前一次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抗日。后一次是国共两党的争霸,是内战。两次战争并非都与"天下兴亡"有关,"匹夫"并非都应"有责"。

抗日战争攸关国家之命运,失败了,中国就要"亡国灭种"。这乃大是大非,事关民族存亡,所以那时传遍全国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当年震动校园内外的《毕业歌》呼唤着:"同学们大家起来,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共之间是内战,是两党争"王",再怎么打,打翻了天,至多是一个党兴,一个党亡;至多是政权的交替,王朝的更迭。这不是"天下兴亡",只是"改朝换姓":是姓"国"的为王,还是姓"共"的为王。

国民党的"国"叫"中华民国",其实并非"民国",它不姓"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信奉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正因为它专制独裁,抗战胜利之后,便�昏头脑,发动内战,更加上严重的吏治腐败,终于在1949年输给G产D,龟缩在台湾这蕞尔孤岛,但仍称中华民国,其实还是"党国",并非"民国"。只是等到在蒋经国去世前,废除了党禁,还政于人民,又经过岛内的蓝绿两党的较量和全民的普选,台湾的民主之花才逐渐开放结果,如今倒很有点"民国"的样子了。

上一世纪,G产D创立之后的10年,也有个国,它是在共产国际扶持下,于1931年11月7日(和前苏联的国庆同一天)建立的,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江西瑞金,M泽D是苏维埃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这个国,当然姓"苏",是外国姓;这个"国"也确实拿过外国银子,卢布。可惜国祚短暂,终结于1937年9月6日。

后来被M泽D感谢过的日本的侵略,在当时确确实实帮了G产D的大忙,使得G产D能以"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的"持阄战",赌徒似的和"日寇、蒋帮"抓阄一赌,从而在"日蒋相争"中"渔翁得利",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得以东山再起,日后并以"人民民主"为旗帜,以"为人民打江山"作号召,打败了抗战八年而元气大伤的国民党,终于"枪�子里出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建政伊始,G产D不乏开明作风,颇有民主气象,纲领也能共同,政治也能协商,政府也能联合,选举也能照章,所作所为,也都像模像样。

可是马上得天下,并非马上就能治天下,到后来,一直到如今,已一个甲子,G产D恐怕是越来越难以逃脱历代王朝的兴亡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今已很不像立国之初的那个样儿了,不是"人民共和",而是"一党专政"了。所有的民主党派早就有了"跨党"的中共
"地下党";文革期间,公开从"地下"走到"地上",使得"民主党派"完全可以倒着念了,成了"派党主民"(派G产D主持民主党派)。到如今,尤有甚者,任何机关单位都有党的组织,都是党的领导,无届弗远,无孔不入;不但民主党派,甚至宗教团体也难以幸免吧?国民党独裁时期,尚不能控制所有媒体和所有学校,而今在G产D的天下,所有报纸都形同党报,所有学校都类似党校,连军队也成了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忠诚于党的"卫党军"了!

这样的国家究竟是谁的天下?早在1957年储安平就说过这是"党天下",他说了实话,却被打成右派,以后生死不知,至今也下落不明。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7千多万党员的G产D成了"天下的第一大党",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也成了世界"第一大的党天下"。

这样的党天下,这样的国家,匹夫能负其责吗?匹夫首先要有权,才能有责。"兴"时匹夫无权,"亡"时才想到匹夫有责;不把匹夫当主人,只当炮灰,谁干?除非"裸"干。

须知国家和祖国,内涵虽有交叉,但是区别甚大。

国家不同于祖国。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国家有庞大的机构,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还有很多政客和官僚,也就是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辩解,再怎么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是非法的。由这些政客、官僚,当官的所组成的政府当然也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有个名称,就是极权国家。

需知,祖国并不同于国家,更不是极权国家:祖国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国是黄皮肤,是乌眼珠,是黑头发;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是普通普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的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有可能不爱我的国家。

祖国不是国务院,不是裆中央;祖国不是八宝山,不是纪念堂;祖国不是共青团,不是太子党;祖国不是最近报废的"周济"导弹,祖国不是不知深浅的一片"汪洋";祖国不是三军官兵的阅兵方阵,祖国不是四代领袖的巨幅画像;祖国不是大裤衩,不是水立方;祖国不是漂着死鱼的湖泊,不是埋葬矿工的煤窑,不是压死汶川无数学生的"豆腐墙"。

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国家会推倒你的房梁;祖国不会窃听你电话,国家会阻止你上网;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国家会对你强行截访;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国家会巧取你的钱囊。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入境,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机密、危害安全罪,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府、反对裆中央。

唉……我多么想爱我的国家噢。我也曾真心实意地爱过,爱得发狂发飙,我何止是"爱国贼",简直就是一个"爱国盗"。可如今要我再说一声爱,就怕言不由衷,理不直气不壮了;虽然我还是想说,只盼着我可以由衷地大说一声、十声、百声、千声、万声的那天来到。可如今,真的抱歉了,你已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崇高。正如开国之君M泽D的教导,你只是秦始皇和马克思的杂交,起先还可以,"一唱雄鸡天下白","时间开始了",心潮逐浪高;可是,越到后来越糟糕,时间停滞了,甚至倒退了,今天你已是由金钱铸造的利益集团所组成的现代王朝。请问,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再问,60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花了多少钞票?那是党的钱吗?不,都是民脂民膏!切莫给整齐划一的方阵迷惑了,切莫给流光溢彩的烟花忽悠了,那只是为了扬威,只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掩饰空前的虚弱和万分的焦燥。那些龙吟虎啸,那些男欢女笑,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OK,只是刺刀护卫的假面舞蹈。"盛世",为何还要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和谐",为何还要恐惧得要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禁令一道:全国人民都不许笑,因为笑里也会藏刀。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60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最后,尊一声我的国,60年来,为什么你总与良民为敌,总拿好人开刀?以往的李九莲、林昭,眼前的许志勇、师涛……还有那胡佳呀,是那么有爱心的好人一个呀,他们或被打或被压,或被关或被抓,或被判刑或被屠杀,他们究竟触犯了你王法的哪一条!

至今我还没选择放逐和流亡,今后也不会,这实在是我无比热爱我的祖国,也实在是我对这个国家还心存一点希望。可我要说,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这样的天下,我怎能负责它的兴亡!

2009.11.2 上海善作剧楼

原文: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911/Article_200911041345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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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佳: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其实偶早就想写这么篇文字了,刚好最近扒拉点东西,又第N次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动笔写下: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
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507.shtml
作者:鞠佳j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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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02.24 作者:胡华

注:胡华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名誉系主任。

问:"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呢?她为什么要独立呢?"
胡答: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华创建过蒙元。明太祖即位后蒙元灭亡,满清兴起后,又被满清占领统治。蒙古人民长期在本族统治阶级和异族统治的奴役压迫下,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没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对像。当辛亥革M十月中国武昌起义时,蒙古的统治阶级--王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义,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一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了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创建了亲日的军事独裁。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踞蒙古。蒙古人民受这样长期的侵略掠夺,什么时候才起来革命获得解放的呢?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广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却伊巴桑等蒙古革M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M团体,发动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着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hai来对待蒙古革M者,但蒙古的革M团体和革M游击队却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决议,请求苏联的帮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M游击队,使革M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声明了独立,创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的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是承认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在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那末,正式承认蒙古独立问题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认经过如何呢?"由于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M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坚持大汉族主义,所以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内部已建设的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有也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内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对日宣战,配合苏军,联合东北抗日联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创建了卓着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仑电)。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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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野蛮政治与文明政治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区分政治德性的不是某种主义,而是文明或者野蛮。野蛮政治与文明政治的区别在于从事政治的动机,更在于政治竞争和运行的方式。野蛮政治是为了控制资源和权力的欲望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文明政治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标,是公共服务职位的公平透明的竞争过程。二者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权力的根基。野蛮政治的权力根基是人性恶的一面――自私、贪婪、暴力等等。统治者利用私欲诱惑跟随者以建立权力系统,人民服从于权力不是因为内心认同权力的正当性,而是因为恐惧,恐惧被屠杀、被监禁、被跟踪、被失业等等,整个社会秩序靠暴力和无处不在的恐惧维持。文明政治的权力根基是人性善的一面――良知、美德、公共服务的能力等等。人民服从国家权力是因为他们愿意服从正义的法律秩序,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其道德和能力,来源于人民的自发认知的满意度,权力来自人民,受人民制约。

权力合法性逻辑。野蛮政治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江山"是
"打"下来的,打江山者坐江山,是江山的主人,人民和牲畜一样都是"江山"的附属物,是少数掌握"枪杆子"的人的私有财产。政治不讲什么道德伦理,就是赤裸裸的丛林世界。文明政治的权力合法性逻辑认为,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人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选出国家的执政者为自己提供安全、福利等公共服务,政治就是服务提供者就有限的公共服务职位展开的竞争过程。

政治斗争方式。野蛮政治的权力获得的过程通常伴随着血腥、灾难和恐怖,权力游戏规则是黑箱操作,勾心斗角,谁更狠,谁更残酷,谁更不择手段谁就更容易在较量中获胜。文明政治通过定期的选举或者法定程序获得权力,竞争者在开放的平台上争相向民众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才能,竞争是公开的透明的,双方进行公开辩论,比较谁更守信用,谁更有道德,谁更有公共服务的能力,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公众的自愿选择或者法律裁决,权力获得的过程像一场全民的狂欢。

国家暴力属性。野蛮政治的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属于少数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所有,本应对外的军队常常卷入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文明政治的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全体人民选出自己的执政者代表自己行使国家权力。

当政者心理状态。野蛮政治执政者权力无限,最高统治者不受制约,同时也忧虑无限,恐惧失去权力,恐惧被暗杀、罢黜等等,他们甚至无法正常睡眠。文明政治的执政者在任时权力受到法律和社会很多制约,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不用生活在恐惧之中,执政者敢于走下讲台和不用事先安排的普通民众握手。

权力竞争失败者的结局。野蛮政治权力斗争失败者的结局是灭九族、失踪、死刑、软禁或者被迫沉默,胜者王侯败者寇。文明政治的权力竞争失败者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位置,照样是一个合法公民,各种权利都受法律保障;即使犯了罪,也是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审理,即使在监狱里也有人权保障,用不着恐惧。

社会秩序状态。野蛮政治处理社会矛盾经常用谎言和镇压的方法,恐惧或者无奈而不是满意度是维持野蛮政权的必要条件,国民缺少自由和权利,社会充斥邪恶的不公正,特权和腐败注定成为生活常态,社会矛盾和积怨很深。文明政治的国民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权力真正对人民负责,政权处理社会矛盾一般通过法治、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即使面对犯罪必须使用暴力也要遵守正当程序。

社会道德状态。野蛮政治的丛林法则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正义的底线,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恶人获益,好人吃亏,为了生存和发展,民众被迫说谎、残忍冷酷、毁灭人性,经常违背良知做一些让自己内心痛苦的事情。文明政治鼓励和保障诚信、善良等美德,民众习惯于遵守道德法则,美德是社会主流,整个社会充满了信任与和谐。

从野蛮到文明

尽管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是绝对的野蛮和绝对的文明,再野蛮的政权也在乎民意,再文明的政权也有阴暗的角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专制的但比较开明的政权,但从漫长的历史看,人类政治整体上从野蛮趋向于文明。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就是一个对政治的认识不断回归道德、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行为不断文明化的过程。

尽管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已经认识到政治就是公共服务并且实践了城邦民主,但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并没有出现这样明确的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政治很多时候几乎是不择手段阴谋诡计的代名词,直到最近两百多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人类对政治的认识才达到了空前高度的一致。

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少数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的团队,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可以换一个服务更好的团队,服务团队之间竞争应该讲法治规则。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是文明政治的必要的文化条件。这样的政治没有太多的阴谋和恐惧,没有太多对良心的伤害,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符合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伴随着政治文明思想的传播,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文明政治的制度实践也开始全面普及。国家属于人民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宏大理论,不仅应该成为人们的信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有一整套制度确保国家真正属于人民,这套制度包括选举制度、权力分立制衡制度等等,要通过制度抑制人性的恶,张扬人性的善。

在二十世纪声势浩大的政治文明浪潮中,大部分国家已基本实现文明政治,政治竞争是法治规则下的能力和品德的良性竞争。只有极个别国家仍然处在野蛮政治中,独裁者劫持了一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宣称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如何监禁和屠杀自己的人质那是他们的内政。有些国家的政治正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这种过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迅速建了民主政体,但出现反复震荡甚至出现军事政变等,民主运行还不够理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另一类是渐进过渡,从经济改革逐渐过渡到政治改革,经济开放、社会自由多元、法治逐渐发展等现象是政治文明化的见证。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政治不需要血流成河阴森恐怖,不需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中华文明的历史转型不仅是经济的市场化,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文明化,不仅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实现政治文明。告别两千年专制的阴霾,告别虚伪的、阴谋的、极端自私的、野蛮的政治逻辑和行为,张扬人性的善,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005年11月22日
2009年5月16日修改

来源:http://www.de-sci.org/blogs/xuzhiyong/?p=3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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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留学生:真实的日本 处处都是活雷锋

我是苏州人,现在日本读书,来日本后我才发现以前自己还有现在国内的很多人都真的很不了解日本,或者说了解得都是很片面。如今学习生活在日本我才慢慢了解到真实的日本,发现好像雷锋精神在日本被发扬得很广大。

第一,日本的治安。日本号称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就是日本人的写照,但是近年来日本的治安有所下降。

第二,日本人的性格。其实日本人非常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爱帮助别人,这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打工的地方有次扛东西,社长觉得人手不够,就随便喊来个人,那个日本人很卖力,连续一个小时都不休息一下,而我干一会儿就感觉很累了。总共干了3个多小时,社长给那个人
3000日元,相当于一小时是1000日元,然而那个人却说,不要这么多,给我2000够今天吃饭就好了。我至今还不明白,还有这么"愚蠢的人"。

第三,在日本掉东西很难。上次我不小心把钱包和手机掉在教室地上了,回到住的地方一摸包包以为掉了呢,也没打算找,但是第二天去教室的时候却发现手机和钱包原地不动地在等我!后来我在日本大街上丢过6次钱,但每次都是一分不少地回到我手中,上次掉了5万日元,一个日本人跑过来,气喘吁吁的,然后把钱塞到我手中就走了,当时我很惊讶,后来才知,你无论是掉钱包还是物品还是现金,都会还你,在日本有招领中心,你丢的东西即使当时没找到,过后可以去那领取。有时候我的钱包掉了,后面的日本人拣到会跑过来塞到我手中,我连说谢谢的时间都没有,那人已经走远了。

第四,我在日本生病住院也有过,比如发烧、感冒,住院期间,同去的中国人或者说学校的中国人,很少去看我,有的根本就没去过一次。相反,我身边的日本人去的次数比他们还多,有的甚至不认识我的日本人也去,给我送花,送巧克力,甚至还给我钱,所以我至今都不明白,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上次我们学校的一个留学生住的房子被火烧了,因为他家里比较困难,所以暂时无钱去度过难关。很快,学校的日本人都为他捐款捐物。有的留学生打工的时候太累,走在大街上晕了过去,周围的日本人都跑过来,问寒问暖,有的买水,有的给扇扇子,有的拿车的垫子给在路边垫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在日本都被感动得哭了。

我其实也特别想让国内不了解日本的人多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日本。我发现日本人最大的特点便是:真诚,守信,勤劳,踏实,人人互相关心。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在10月21日刊出一篇留学生的文章《日本人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说,以前很不了解日本,或者说了解得都是很片面。如今学习生活在日本,才慢慢了解到真实的日本,发现好像雷锋精神在日本被发扬得很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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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4日

从女诗人舒婷看文人的无耻


本文原载周筱赟的博客

http://user.qzone.qq.com/35362110/blog/1257271785

 

【周筱赟专栏】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


文学不死,天理难容!

——从女诗人舒婷看文人的无耻

/周筱赟

核心提示:
  漠视当下、远离现实、逃避责任,这样的文学,必然死亡,也只能死亡,而且早已死亡。我只是往它的棺材上再钉了一颗钉子而已。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从来没有看到作家的声音,公共知识分子中,几乎不存在作家。韩寒是唯一的例外。
  自称最关注环保的女诗人舒婷,世居鼓浪屿,却对当年的厦门PX事件均不置一词。其实说穿了很简单,舒婷是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还不是怕没了官位嘛。连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们又能对文学寄予什么希望呢?如此的文学日益遭受边缘化,正是公众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养成的体现。
  悠闲地写些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我鄙夷这样的人与文。

从著名女湿人舒婷看文人的无耻
 

  也许,2008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永远不应该被忘却。南方雪灾、拉萨骚乱、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高企、股市暴跌、胶济铁路火车相撞、阜阳手足口病爆发、汶川地震、昆明公交爆炸、杨+袭警案、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山西溃坝、金融海啸……不旋踵间,天灾与人祸猝然而至。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也曾亲身经历其中若干事件。我永远记得那天下午,阴霾的天空下,我站在震后北川县城的巨大废墟前黯然神伤的场景,尸臭、悲哭和不断的余震混杂在一起。那个时候,每个坚强的人的心都应该是柔软的。四川某电视台的美女记者拒绝去震区采访(后因此遭开除),她告诉我说她不想死。与此辈相较,我庆幸自己竟然还良知未泯。

  本书题为《2008中国民间记事年选》,便是以民间立场,记录下2008年的中国。当下中国,"民间"似乎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所谓"底层文学"中,"民间"拥有勤劳、朴实、善良、坚忍等一切优秀美德,底层道德和文化价值被无限推崇。我厌恶此类的民间立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就曾深刻地指出:"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何雪峰、周筱赟主编《回到常识:公众论坛演讲集》,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读之令人唏嘘。

  孙教授议论所指,是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窑主其实并非富豪、官商,只是一普通的农民,而他骗来的窑工,则是比他更弱的弱者——老人、小孩、智障者等。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残害。而收入本书的《河南盲井案再调查》中,这种弱者对更弱者的残害,已经到达令人发指的地步——过着底层生活的湖北农民盛才军,以介绍打工的名义,将多名同村最穷苦无助的村民骗至河南煤矿,毒死后骗取赔偿金。

  我们的民间立场,是置身于民间的场域,作为民间的一员,对底层的苦难感同身受,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不溢美、不隐恶,客观冷静地陈述事实真相。去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店庆促销,数百人哄抢特价菜籽油,导致3人死亡,31人受伤。为了每罐11.5元的优惠,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论者谓之"家乐福悲剧是蔑视秩序的致命苦果",指责市民不去排队,这些居高临下者又怎能体会这11.5元背后的民生之艰呢?

  本书所载,均为新闻媒体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不收任何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报告文学"。近一二十年来,所谓"文学",几乎蜕变为个人无病呻吟、官家粉饰太平的文字的代名词。无怪乎阎连科写出深刻反映中原农村现实的小说《受活》、《丁庄梦》,却一再声称他写的绝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照搬照抄自前苏联的伪"现实主义",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名义,炮制了多少谎言?

  漠视当下、远离现实、逃避责任,这样的文学,必然死亡,也只能死亡,而且早已死亡。我只是往它的棺材上再钉了一颗钉子而已。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从来没有看到作家的声音,公共知识分子中,几乎不存在作家。韩寒是唯一的例外。

  眼前便有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位因要做"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而成名的女诗人舒婷,于200710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该书中,舒婷把世代所居的厦门鼓浪屿称为"我的生命之源""妈妈的岛屿",书中收录了多篇谈环保的散文,20084月接受采访时,舒婷深情地说:"我深知我国的环境损害程度已经何等深重,有些缺失与黑洞,是花多少钱经多少年都无法恢复填补的。""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引起全国舆论高度关注的厦门PX事件,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谈环保的散文中,均不置一词。而厦门PX项目,之所以引起上百万厦门市民反对,并到市政府门口散步表达,最重要的原因,是位于厦门海沧区的该项目距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岛实在太近。舒婷的散文集出版于200710月,厦门PX事件肇端于当年3月,5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决定缓建,1220日宣布取消,无论是散文集,还是媒体采访,一直未见自称关注环保的舒婷做过任何表达。其实说穿了很简单,舒婷是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还不是怕没了官位嘛。而对PX事件圆满解决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两个人,一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赵玉芬院士,二是居住厦门的资深媒体人连岳先生。舒婷世居鼓浪屿,连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们又能对文学寄予什么希望呢?如此的文学日益遭受边缘化,正是公众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养成的体现。

  悠闲地写些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我鄙夷这样的人与文。我曾被千年前唐代无名氏的五言诗深深感动,"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这方是文学伟大的感人魅力。但上述的文学却丝毫感动不了我。我不需要虚伪的、粉饰的文学,我只需要真相,哪怕真相竟然是如此残酷。写出《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家杨显惠竟然宣称:"文学要写出美感,要给人以震撼但又不能让人恶心,要化腐朽为神奇,但不能越过美的界限,所以很多故事我留在自己的抽屉里。"难道重要的不是真相,反而是虚妄的所谓文学美感吗?既然同样能达到美感,该作家又凭什么指责那些歌颂大跃进时代"一片莺歌燕舞"的文字呢?真相本身无论如何可怕,也不如真相被遮蔽更为可怕!遮蔽真相才能使轻信和盲从成为可能,让轻信者与盲从者成为被掩盖的真相的下一场受害者。

  在日渐稀少的爱好拥趸(在广大中小学生中,也许并不稀少)眼中,华丽的辞藻、离奇的情节,便是好文学。而新闻作品,尽量少用形容词,以最简单的句式,最简洁的语言,冷静客观的把事实陈述清楚,便是好报道。


  但近来也有新闻的文学化倾向,在新闻报道中采用文学式的夸张与虚构,我深不以为然,力避在本书中出现。在文人看来,对文辞优美、情节曲折的追求,远超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而为了前者,牺牲后者是理所当然。据说中文系便专门有此类课程,讲授这类谋篇布局之法。

  多年前,我回故乡浙江湖州,想访问民国时期湖州参议会的议长,请市政府某人代为介绍。此人曾于《湖州日报》发表文章,访问这位年过八旬的前议长,文末称"时近正午,怕打扰老人午睡,便告辞而出"云云。我打听老人何时午睡,以便确定我去拜访的时间,不料此人竟称"他从来不午睡的",让我大感讶异。我问既然从不午睡,那文章为何如此写呢?他反问我,不如此写,文章又该如何结尾?我当即哑口无言,闭嘴是我那时最好的选择。原来,这便是中文系的写作技巧之一,当歪曲夸大不足以体现写作意图时,就干脆凭空捏造了。

  当然,当记者采访某一新闻事件,试图还原其真相时,作为一个外来介入者,真相往往并不易得,我们也许只能获得事件的零星片断,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即便有现场录像,也存在权力机关剪辑的可能。但是,若有人以绝对真相之不易得,进而否定真相之存在、否定探求真相之努力,若非愚昧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为专制独裁、钳制舆论张目。

  其实,只要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留下多元的记录,真相就不可能永被遮蔽。美国总统林肯在1864年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在所有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我们要感谢收入本书的所有作者,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向这些历史的记录者致敬。

 

本文系向继东、周筱赟主编《2008中国民间记事年选》序言


2009年11月2日

《关注中国污染》的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我愤故我在发表于2009-10-16 01:06:48


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注:成立于1979年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为纪念世界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而建。基金会秉持"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的原则,面向全球纪实摄影者设立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下设大奖1名和鼓励奖1至2名。1996年,为纪念基金会重要成员、尤金·史密斯的好友、摄影家霍华德·查普尼克,基金会又设立了霍华德·查普尼克摄影奖,面向全球致力于新闻摄影发展活动的摄影人开放
这位是作者:

以下为专题图片(转自蜂鸟网):
1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引进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企业,工厂一但投入生产,环境就遭到污染 2005年3月12

2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 2009年5月15日

3 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 2008年3月24日

4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 2009年4月24日

5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2008年3月25日

6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2005年11月25日

7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 2006年4月22日

8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 2008年4月28日

9 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 2009年6月18日

10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2005年7月26日

11 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 2009年6月11日

12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 2009年6月26日

13 内蒙古拉僧庙工业园区每天大量的工业污水流向黄河滩 2005年7月26日

14 镇江市钛粉厂每天大量的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不到1000米处是丹阳市自来水取水处 2009年6月10日

15 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 2009年6月5日

16 河北省涉县天津钢铁厂是重污染企业,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2008年3月18日

17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大规模发展工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2008年4月8日

18 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污水暂存池"的污水排入大海 2008年6月20日

19 江西省胡口县化工园区在长江边上,化工厂私自填埋长江堤岸,扩大化工厂规模。 2009年6月25日

20 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修了一条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长江,污水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灰白色的,有时是深红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同化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不同 2009年6月18日

21 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这是一对爱心的农妇领养17名残疾孩子 2009年4月15日

22 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 2006年4月23日

23 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能赚16元 2005年4月8日

24 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 2007年3月22日

25 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 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过日子 2005年7月10日

26 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 2005年4月10日

27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张桥村,45岁的孙晓军,四年前手和脚都不能行动,经多家医院治疗,没有见效 2009年4月7日

28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赵庄村,66岁的赵丙坤04年患上食道癌,经过二次开刀,治疗费已达20余万元,病情进入晚期,每天在发烧,等待死亡 2009年4月7日

29 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 2009年4月3日

30 在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 2007年9月24

31 江苏连云港盐场工人在愤怒地说,风往我们这边吹时,化工厂排入的气体又臭又刺鼻受不了,到了晚上毒气放得更多 2008年7月19日

32 范家庄群众都按上手印准备向上一级告状,要求赔偿因污染造成的损失 2008年3月19日

33 山西省民间有很多慈善育婴院,来帮助被父母抛弃的残疾婴儿 2009年4月14日

34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刘家湾村,13岁的杨逍, 2008年11月得了怪病。在学校、村民们的捐款帮助下得救了,老奶奶看到老村长来看望孙女就拉着孙女的手跪在地上谢恩 2009年4月19日

35 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2005年4月10日

36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马庄村,58岁的马海朋06年患胃癌,不能下地干活,每天必须吃药,不吃药胃疼痛难受 2009年4月6日

37 在山西省每年都有很多缺陷婴儿被抛弃。祁县的孔贞兰以捡破烂为生,看到有弃婴她就抱回家领养,现在有25个孩子 2009年4月14日

38 云南宣威是个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11岁的学生徐丽患的是骨癌 2007年5月8日

39 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 2008年3月18日

40 河南省西平县洪河边的张于庄村,22岁的朱小燕 2007年在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于 2008年7月去世。清明节四岁的孩子王颖跟爷爷为母亲上坟 2009年4月2日

2009年11月1日

游豫璟:我的父亲游精佑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3b5a8c77b30409a

"他是我的父亲!"我永远都会这么骄傲地说出口----从他被犯罪那天起,我有资本这么骄傲。"他是我的父亲,他叫游精佑!"

2009年七月五日,我的父亲游精佑被涉嫌诽谤罪,被福州市马尾公安局刑拘。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又被"诬告陷害罪"的名目,被逮捕。父亲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讲良心。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正义,善良,顾家,孝顺的父亲,会摊上一个所谓"诬告陷害"的罪名。

在这么一个台风肆虐的天气,我想念我高墙里的父亲。不知道他能否知道家人的思念,不知道他能否知道家人四处奔走希望正义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幸运地被我们遇见,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得饱睡得好。

父亲在墙里头,不明就里;我在外头,黯然神伤。

一想到父亲,眼泪就不自觉流出眼眶。父亲是个理性但偶尔感性的男人。从小就不是太听话的我,叛逆与不理解,吵嚷和愤怒是我大多数时候对于父亲的态度。随着年岁渐长,才慢慢懂事,才开始慢慢知道父亲抚养教育我长大背后的艰辛和难过。在我最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听到别的父母夸耀自己孩子时自己黯然的眼神;而父亲总是把我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时不时拿给别人看:喏,这是我的女儿。现在这些表情在我脑海里显得如此深刻,犹如佛祖拈花,而我,想笑,更想哭。

父亲未被逮捕前我们一家人的最后一次聚餐----可笑的是,我们一家人的团聚,往往不是在福州我们的家,而是父亲的工地。----结束后我们一家人顺着月光往回走。爸爸突然说:如果我被捕,请你们给我找律师。妈妈和我震惊!我情绪激动地大声质问他:怎么可能!到家时我还在愤愤不平的情绪中,那时候的我大声地对着父亲吼着:你要这样到什么地步,你预备为了你的正义抛下我们一家人不管不顾吗?!现在的我后悔了,我幼稚,单纯。我为了爸爸的遭遇而愤怒,爸爸则是为了千千万万个爸爸这样的遭遇在抱不平。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麻木到可以漠然对待自己的"莫须有"。

道别父亲,我和妈妈先回福州。父亲送我们上车,我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我在福州等你。爸爸凝视着我,勉强说了声好。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我的父亲----我不知道这将是不知期限的最近一眼。

七月五号下午六时许,我和妈妈拨打爸爸的电话,就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焦急,心慌的我们只是静静地等着,然后找一些理由来安慰自己,也许他是在检查工地,手机没信号呢。晚上十一时左右,无情的警察们打破了我们的幻想。在未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带着父亲到家里来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把父亲带走了。父亲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没事的。

父亲总是对我说:没事的。

很快,父亲的这句话被否定了。马尾公安局说此案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拒绝记者采访。我和吴华英阿姨的女儿及范燕琼阿姨的女儿几次去马尾公安局讨一个说法,都被忽悠过去了。往后看,警方忽悠的不仅是我们而已。警方说父亲及其他两个阿姨涉嫌的是诽谤罪,但却因案件调查需要不能告诉我们如此"国家机密"。面对如此无厘头的事,我们选择了冷笑,与等待。

七月三十一号,家里收到了逮捕证。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游精佑因诬告陷害罪已经被逮捕。此罪名甚至比诽谤罪更不能让我们理解,但是家人还是慌了,乱了。人与官斗,如何斗得过啊!
在这样的一个台风肆虐的双休日,办你的警察们也许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家里泡着茶避着风。而我的父亲却因为正义,因为积极地帮助别人而被当作鱼肉,那么刀俎是谁?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想念你,父亲。但是你何时回家来?我只想近距离看你一眼,看看你换上拖鞋,喝一口茶那种满足的样子。我想告诉你一句话----不再是指责你自私不顾家----告诉你我会努力考上一所法律学校。你没说,但你做给我看了:正义从来不是私有品,而是公共财产。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炎黄春秋》第11期 曹思源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19"政变――同苏共的兴衰也密不可分。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简要剖析俄罗斯宪政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与此同时,也能一览苏共百年轨迹。

一、历史转折

追求宪政

1898年3月俄国"劳动解放社"、"斗争协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政",成为当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政"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

1917年3月(俄历2月)沙皇宣布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混乱。临时政府仓促上台,是为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

当时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在政治体制上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会议进行中传来消息: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并不赞成这样做,拒不接受这个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关。他还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焦点只是召开的"快慢"问题。

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一党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各党派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但是,这些反对派最终"还是向暴力让步了"。

1917年11月12~25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按期进行。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之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11月28日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7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秘密警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用暴力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人。根据列宁所确定的原则,"契卡"拥有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监督党政军的大权。

否定宪政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此时,在左派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的。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行业工会纷纷支持。

当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出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显然,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废除宪政的事件使俄国近百年来"宪政革命"的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逆转。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

"一月剧变"之后,俄国的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年有个坦率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的确,内战就是一场围绕立宪与否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

与列宁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1918年4月在病危中口授了著名的《政治遗嘱》,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90年后俄国人反思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和宪政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无疑发生了悲惨的断裂,这个断口在哪?就在1918年的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受伤,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契卡"进行全面搜捕,枪毙了7
000多人。既包括武装叛乱而被俘虏的军官,也包括昔日盟友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党员。整个社会革命党被逐出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至1921年初,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即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和饲料,此举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和反抗。

二、七十四年专政及其瓦解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1450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5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100万人死亡。

1933年4月2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33~1934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1917~1939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1922年被清洗出党的有22万人,1925~1933年有80万人,1934~1935年有36万人,1935~1939年有122万人。前后总共有260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1939年的正式党员159万人的1.6倍。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8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5个元帅中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2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9人、2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0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8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 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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