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

倪匡:我不会回去

港电台《薇微语》专访

【明报专讯】倪匡,少年向往共产党平等、均富的理想,只身由上海北上内蒙古参加解放军,但失望地发觉军中生活阶级观念森严、特权处处。自己又因在零下四十度,被迫拆掉小木桥生火取暖而面临被指控破坏交通。面对可能判刑十年之灾,他走投无路下南逃他乡,历尽有家归不得之苦后,辗转流落香港。当年他高兴地躺在维多利亚公园草地上,深深呼吸自由空气,从此乐得做一个无灾无难的自由人。转眼五十多个寒暑过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倪匡除庆幸自己仍是自由人外,对祖国数十年变化及经济成长依然无动于衷,不愿"回去"一看,亦没有半句建言。受了伤害的心灵,只希望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国家大事,自觉无力挽……

倪―― 倪匡 薇――《薇微语》主持李小薇

我和她水火不容

薇:近期流行说"请对镜头说你是否共产党",你是否共产党?

倪:我当然不是。

薇:你还是很讨厌共产党?

倪:对,因为共产党极权。我钟爱自由,向往个体的思想,不得不讨厌共产的思想体系,一如水火不容的道理。

薇:但你当年对"她"迷恋过。

倪: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时,全部中国人都被她迷住了。你看共产党由最初成立至建立全国政权,用了不足三十年工夫。如果得不到中国大多数人民拥护,她是不会成功的。

薇:你也是这样就信了她?

倪:当时以为中国从此有希望,但参加工作后,一看才知和想像不一样。去年中国有一本书是收集了1945年共产党的言论集,说明为甚么要反对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万事不成、要怎样才有民主和言论自由。讲的全是毛主席的话和《新华日报》的社论。现在这书却成了禁书,即是说建国前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话全部推翻掉。其实这些话与《零八宪章》的内容一样。

薇:你怎看到她的真面目?

倪:我到最普通的地方工作,她提倡平等,但原来阶级分明、上面的话下面的完全不能违反,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当年参加土地改革、斗地主,地主被判死刑,由我写判决书,我问死刑原因怎写,上面说写"地主"就可以。我说"地主"不是原因,应该说明地主犯了甚么不法行为,例如强奸妇女等。上面硬说不用管,我无法接受,后来几乎要开会来斗争我。

薇:你最后妥协了?

倪:不妥协,下一回很容易是别人为我写死因报告呢!写"地主"已经不算奇怪,写"其他"的判死原因也有呢!

薇:你偷渡来港时曾吃老鼠?

倪:老鼠很好吃的,用火烧熟吃;还有吃蚂蚁蛋,一窝蚂蚁跑光后,剩下白白的蛋,我以为很不错,用手拿来吃,原来酸得很;把棉花煮熟也能顶得饿。

最坏的资本主义

薇:到香港后至今,对共产党有没有改观?

倪:有些改观。共产党有改变,不过是变得更坏,现在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所有大企业控制在官僚手上,官僚资本主义是最无情的资本主义,不会同情老百姓的。

现在最遭欺压是农民与工人,因为百分之零点七的人掌握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工人上午上班,下午回来时房子已被拆掉了,我宁愿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让部分人富起来不是这样富法,富起来的要照顾未富的人,不可以反过来加倍压迫穷苦的人。现在新闻相片上可见煤矿老板用礼宾车送女儿上学,但路边却有衣衫破旧的小女孩……对比太强烈了,不能这样子。

薇:六十年来真的一点变化也没有?

倪:有变化但没有进步,只有愈来愈坏,所有人失去理想,只追求金钱,完全不顾道德底线,这是文革的后遗症。一些假商品完全冲破了最基本的底线,在报上看到连鱼身上都注些水增加重量。你能增加多少呢?底线全没了!

薇:有希望吗?

倪:我看不到。一个官僚贪污、一个环境污染就够,再过数十年中国连水都没得喝了。看网上照片,公共汽车上写着"吐痰请向外吐,提高个人素质"。"向外吐"已经是提高个人素质了,这是完全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

薇:有人说国家要先有经济发展才能讲民主。

倪:西方有这说法,但中国不同。西方理论是经济发展社会中产阶级,中产自然要求民主、自由;但中国是形成了中产阶级后,有钱的阶级却不要求政治民主,反而更加投靠极权,冀望得到更多利益。

薇:你有一个哥哥也是优秀共产党员,即是说除贪官污吏外,国内也有默默工作的人,这不也是希望所在吗?

倪:当然有,如果一个都无,不可能支撑到现在。如果七千万党员有三分一是贪官,即有二千多万是贪官。

薇:还有好的。

倪:但这样是没有用的。一些好人的努力成果会被另一批人拿走,或变成巩固一党专政的(力量)。

生日快乐?说不出口

薇:人家六十大寿,你不可以原谅一点?

倪:六十大寿就可以原谅,那我七十大寿是否甚么都可干?……这与年纪无关。

薇:生日快乐都讲不出?

倪:她快乐时我不快乐,我希望她不快乐……我觉得她真是不快乐,而且可怜。我也很同情她,连放风筝也触动她的神经,放风筝有甚么罪过呢?放上去又会怎样?其实她很坚强,但心里觉得脆弱,所以很可怜。没有人可以推翻她的,她即使全放开,让全中国人去骂,也骂不倒,政权是用枪打出来的。世界上有哪个武装力量可以推翻她的政权?她怕甚么?

薇:香港可以做点甚么吗?香港的自由可以感染内地吗?

倪:香港没有甚么可做,顶多有机会就说几句话吧!但在强大的专政权力下,小百姓有甚么可说呢?顶多如老子教小子:能吃一口就吃一口吧!要感染内地?一发声就会出事,例如四川地震校舍倒下,就连追问为甚么这么多校舍倒下都不可以,真是太过分了。其实中国老百姓最好对付,只要不太过分都不造反,现在遍地都有人造反……伟大的毛主席说,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完全靠高压,反抗一定愈多。

今生不做中国人

薇:你会回去看一看吗?

倪:我不会回去的,我没有办法,我本来说过连香港也不回来……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极限的底线了。我本来没甚么不开心的,如果回去一处自己不开心的地方又何必呢?

薇:你不想家吗?

倪: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人很少怀念家乡的。我自己家乡也未到过。如果我喜欢怀念,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怀念香港。我在香港生活得最久了。有本书叫做《来生不做中国人》,是天下第一好书,但不够彻底。我说今生不做中国人,彻底失望。

薇:但你好多朋友都回去看看,查良镛、黄�、陶杰……

倪:是的,他们喜欢嘛。我始终觉得,所有不同想法都可以并存,所以我最讨厌与人辩论,最不喜欢统一意见了。不统一意见的人都可以做朋友。如果意见不同就不可以做朋友,那我自己都变成共产党了。

薇:你一生最执着最坚持甚么呢?

倪:我坚持要有个人自由,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个体自由的社会中,身体不受伤害。我很幸运,在香港数十年,我的自由完全不受干扰,而且人人说我为所欲为。我当初来香港时,躺在维多利亚公园草地,完全没有人干涉,自出自入。

薇:你真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倪:中国数千年历史,严格来说这三十年已经是中国盛世,死人算少又无战争。

薇:这即是有进步了吧!

倪:但这是没有用的,极权统治一日未改,一日靠上边在位人的态度而定,上边的人今日如此(当然好),但一念之间可以改变国家命运嘛!

本文节录自香港电台电视节目《薇微语》第一集,主持李小薇专访倪匡,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晚上七时于亚洲电视本港台播出
原文:http://forum4.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90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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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林希翎的意义

林希翎是一个历史人物,她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垂青,是由於她曾以大胆的言论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她的特点是其在被划为右派时仅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从中共建国以後的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检视,林希翎一生的经历是有着很特殊的意义的。九八年二月,法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坚定支持者玛丽・侯芷明女士推出新著《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Lin Xiling indomitable》,根据林希翎本人口述的史实,将林希翎的一生及其社会背景展现出给法语世界。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表示:"在目前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正在成为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在中国的延续是一个谜。理解林希翎的一生及其选择或许是穿透这个谜的某些侧面的一途径。"无庸置疑,候芷明此话是有道理的,而且,通过林希翎来理解现代中国,不仅是对众多的法语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尤其是对中国人自己,是非常必须的。

林希翎的革命生涯

林希翎於一九三五年出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其父母均是当年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青年。父亲原籍东北,曾组织过东北移民学生抗日请愿团,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摆动脱旧式婚姻从浙江逃至上海,受其兄影响,三十年代就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自幼受到家庭氛围熏染,林希翎幼年就充满了革命激情。她四九年时仅仅十三岁时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年进入人大法律系时仅十八岁,此时,她已是一个有着五年革命经历的干部了。

十三岁参加革命,十八岁进入人大,按理林希翎应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前程。然而,《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前三章分别记述其家世,从军和进入人大,所展示的林希翎的人生轨迹都远非一帆风顺。林希翎参军是自愿的,因为她从心底里认定共产党代表着社会正义。她最初作解放军在浙东一带进行土改的方言翻译,後又转至防空部队机关工作,因工作一直十分靠近政治运动的中心,但由於其父曾任过国民党官职,又於解放前夕逃离大陆,使她虽可接近政治中心,却无法进入权力内围。青少年时代的程海果,是一个纯情的为理想献身的范例,但尽管她一腔热血,勤奋向上,却无法摆脱这一历史污点,共产党甚至共青团的大门是不为她敞开的。在防空部队机关工作,由於她不是团员而不能作机要工作;由於同样的原因,她还不得不割断同其恋人的联系;大人法律系去石家庄进行司法实习,又由於她不是党员,而只能给她安排作法官助手的二流角色。对於满腔热血,天赋聪颖的程海果来说,这无异於一种政治歧视。侯芷明敏感地觉察到这一问题,指出不能入党将是林希翎头上的一把永恒的德漠克利斯剑,使她无法进入政治核心。

林希翎一生的光辉的顶点无疑是她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的大胆言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大学生,她能够挑战毛泽东,认为毛的话"不是金科玉律",指出"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这不仅需有超凡的勇气,尤其需要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林希翎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从五五年底她以林希翎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文章开始,到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希翎及北大另一名学生右派谭天荣,林希翎展现其思想的时间仅有一年多而其间最为辉煌的时刻也就是五七年四月底至六月初的"大鸣大放"阶段。这一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当时中国意识形势一统的极权社会,已足以奠定其闪光的地位。自此以後的林希翎的生涯,无论是在监狱(十五年),还是後来辗转来到法国(八三年),基本上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与牺牲品的历史,为我们认识极权政治对於人及人性的摧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林希翎的思想资源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的书题十分传神,不可驯服四个字点出了该书的主旨同时也可看作是林希翎本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是人生中可塑性极强的一段时间,但林希翎都没有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强大意识形态所征服,从五七年六月底开始到五八年七月林希翎入狱前的批判整肃及十五年的铁窗生涯,也没有使其屈服於意识形态极权的淫威,不可驯服的林希翎是中国极权政治下的一个异数。

从这一角度去读这本林希翎传记, 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林希翎何以能够抵抗中共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教育?换句话说,林希翎有何种精神资源可以使她一直保存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林希翎的经历来看,无论是从军队到大学,从大学到监狱,她同当时其他调干生不同的大概就是她曾同当时同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过恋爱。因此,有机会接触到高层的一些信息,尤其是读到当时属於绝密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她的知识背景,也无非是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流行的苏联文化。不错,林希翎就读的是法律专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虽然仅仅是徒有其名,但仍有可能诱导青年的法律意识,林希翎曾经到基层进行过司法实习,也以青年报记者身份到农村进行调查,有机会接触社会的真实。所有这些如果说可以给林希翎的独立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的话,但却不一定能够启动其独立思考,否则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可能出现成千上万个林希翎。

在林希翎的家庭背景中,有两个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因素。一个是她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十三岁参军之时林希翎已是一个笃信不移的基督信徒了。解放初期,浙东一带的基督教堂仍然存在,林希翎在一段时期里顶着军队组织的压力,每星期天去教堂作礼拜。她甚至可以基督教义的一些信条来比较当时中共军队的政治教育,甚至可以公开提出如果没有上帝,世界何以会如此完美的问题。林的宗教意识如此之强烈又源於她十二岁时因伤寒一病不起後"又死里逃生"的一次"宗教奇迹""她在昏睡中听到一白衣天使的呼唤,於是大病痊愈。对於儒家社会的传人来说,这类宗教奇迹无异是天方夜谭,但对一神教文化说来,这类神秘的宗教体验已足够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支柱而抗衡任何外来的思想侵袭。按照《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记述,後来身陷囹圄的林希翎,也仍然以其宗教信念来判断事物。在林的心灵世界里,毛俨然有着上帝的地位,然而基督教教义告诉她,人曾与上帝对话的可能也是有的,为什么就不能同毛对话呢?很显然,宗教信仰是林希翎抵抗意识形态极权的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支柱之一。有意思的是,林希翎後来在狱中遇到的一位名叫刘京文的虔诚的基督徒,她将共产党增加给他们任何苦痛都看作是她通向最後拯救的阶梯。这是一个温顺如羊的女人,宗教却赋予她坚不可摧的心灵,极权主义无可奈何之!这是宗教信仰排拒意识形态的又一例。

第二个因素是林希翎父亲给她留下的血统污点,这一把永远将她排斥於共产党权力内核之外的德漠克利斯剑。林希翎以一颗透明的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久就发现在她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她永远不可能进入那个理想境地。她本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然而这个她认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制度却将她排斥在外,而理由又是她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血脉因素。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个人际遇与理想投射的张力,不仅使林希翎最初盲从的心灵受到沉重的震撼,而且促使她无时无刻地重新思索理想与现实的真伪,无法进入意识形态的内圈,使她不仅少了权利、荣誉的诱惑和腐蚀,也使她能够同正统说教保持距离,这种被排斥的距离感并不构成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但却为利用各种有限的思想源泉来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提供了动力。

具备以上两个因素,林希翎的人生道路其实已经划定了。她以宗教的执着去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的制作与发布中心对她的排斥又使她不断地发现意识形态神话与其现实间的距离,并进而追寻这一距离的原因。宗教精神的执着使她成为一个纯情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对她的歧视又反过来加强了她对理想的信仰和对现实的批判。她的人生经历使她汇入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特有的那一小部分"政治异见分子",他们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尺度去丈量共产主义的现实,他们坚持思想的完整性,拒斥极权社会的谎言预设,他们揭露制度与理想的矛盾,进而要求二者的统一。林希翎不同於当时老一代的右派,他们有着先於极权主义的思想根基,她属於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但她又是那极少的无法为共产主义极权所驯服的人,她的思想无法被折服,因为她的理想较正统理想更为纯正,更为挚着;共产党又无法从组织上、利益上将她俘虏,因为她本是共产党排斥的对象。

林希翎的意义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用一半的篇幅,展现了林希翎从参军到进入共产党监狱的历史,与此同时,作者也不露声色地描绘出中共建国初期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洗脑--的过程和具体步骤,从军队内部的每周政治学习至土改中的宣传发动,再到知识界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最终扩展到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反右,一部中国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系统的确立的历史通过林希翎这根经线浮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其实填补了法语世界对中国反右运动以前意识形态确立时期研究论述的空白,因而也给法语读者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更为可贵的是,以其西方文化的背景,作者注意到性、宗教、亲情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如何为极权主义利用的事实,读来令人深思。

从五七年六月底到五八年七月的整整一年时间,是林希翎入狱前遭到思想整肃的一年,自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点批判林之後,一个《林希翎问题专案调查小姐》旋即成立,林几乎每天都要受到盘讯和审问。为了使林希翎能够从思想上就范,调查组使用了一切中国文化资源中可以支配的手段,他们将林希翎的母亲从浙江请来京诚,用窃听器偷听其母女间的谈话,他们抓住林希翎同胡耀邦秘书曹志雄的恋爱关系,强逼和诱使她交待他们间的"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中共的报刊舆论机器,尤其是《中国青年》与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向林希翎发起道德批判攻势,将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移植到道德立场层面。在这种道德攻势面前,不但曹志雄受到下放农村十年的处罚,胡耀邦据说也不得不指斥林希翎为"流氓"。

在思想道德批判的同时,将林希翎送交工人农民"监督",强迫进行体力劳动是改造思想的又一有效手段。在此期间,林希翎每天的生活安排是:一、写检讨;二、向党交待问题(回答所有来审讯她的人的问题);三、体力劳动。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林希翎在最後离开人大前夕,仍然坚持其一贯立场。如果说由於中共的思想动员,尤其是以林希翎作为反面教材的动员,使得八大类学校的大学生达到普遍的意识形态认同的话,但在改造林希翎的战役上,中共强大的思想改造机器却触礁了。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个思想上"顽固不化"的林希翎的存在,乃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失败。

从四九年建国到五七年反右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是这一套思想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奠基,落实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意识形态动员时期:毫无疑问,反右运动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基准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後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看,反右运动也同时隐含着另一层意义上的转折,即从意识形态的灌输认同向意识形态恐怖的转折。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旗帜,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无论多么善意,都表明了解放後铺天盖地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思想与判断的能力,而对这些无法被意识形态俘获的自由思想的人,从肉体上给予镇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右派的组织处理及强加给他们的人身歧视充分表明了中共可以不惜以思想之外的强制手段达到思想认同的本质。诚然,从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开始,中共意识形态统治也是灌输与恐怖两手交叉使用的,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镇压,但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则是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的。

如果说解放前成长起来的这些右派的主流不认同中共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旧社会的"渣滓"的话,那么林希翎却属於共产党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渣滓的不堪改造是情有可原的,但新人却顽暝不化有如林希翎,对於当时志得意满的意识形态守护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以这种自信和"天真"的心态,林希翎专案组志在必得地去教训林希翎,并企图以各种手段使林心悦诚服地回到正统意识形态道路上来。然而林希翎终於没有低头,从思想交锋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监狱的那一刻,则意味着极权思想自甘失败。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所记载的林的铁窗生涯,及其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所反映出的中国社会,也是值得一读的,但从林本人的历史意识看,她的生命的闪光仍是由於她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站出来捍卫了理想的纯正。她的不可驯服的事实,显示了中共强大意识形态的限度,击破了这一意识形态战无不胜的神话。

原文: http://ncn.org/view.php?id=7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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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9日

滕彪:喝茶须知

1消除恐惧,不急不躁;
2多讲法律,少讲人情;
3可以沉默,绝不说谎;
4坚守原则,勇于承担;
5直入主题,少兜圈子;
6多讲价值观人生观,少讲具体事情;
7尽量不提别人的名字;
8保持沟通,不翻脸;(我的经验是国保第一次非常凶狠蛮横,次数多了会缓和);
9尽量避免谈及家人,绝不因私事求助国保;
10洁身自好,勿授人以柄。

作者:滕彪
原文:https://twitter.com/tengbiao/status/444419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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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7日

兰小欢:建美国大业

作者:兰小欢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hafa/archives/342755.aspx

曾经在Twitter上发过一些数字,有很多人引用。稍微扩充一下贴出来,供大家思考。

数字1:1985年到2007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共计51453人,90%以上都留在了美国。同一时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台湾人共计20373人,一半以上都返回了台湾。在我们的近邻中,从美国回国超过半数的国家还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学生70%
以上毕业后都回国了。而和我们一样同样不回国的留学生(停留率在75%以上的)来自:印度,伊朗,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前苏联国家。每次说到这个,我都忍不住感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且,人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那些没留在美国的人中,也不是人人都回到了中国,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也不在少数。

数字2:在2006和2007年,美国培养的博士生中,中国人占10%;英国所有在校研究生,中国人占6%;日本所有在校研究生,中国人7%;加拿大所有在校研究生,中国人6%。

数字3:在2006年所有拿到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的无论美国还是外国学生中,如果我们数他们毕业的本科学校,清华第一,北大第二,韩国的首尔国立大学第三,然后才是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换句话说,以新毕业的美国理工科博士人数论,清华和北大领跑全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十名至少还有中科大。

(对数字来源感兴趣的朋友,见文末)

总结起来就是:好莱坞应该为中国国庆拍一部献礼电影,就叫《建美国大业》。与如此大规模的外迁相比,《建国大业》的演职员名单中的外籍军团,实在不值一提。国庆如果整个"人才方阵",聚集所有在中国出生的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那肯定是个大方阵,大外籍专家方阵。

不调侃了,说几句正经的。

1. 最重要的:我相信人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以选择住在哪里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理由。当考虑所谓"国家培养他们的支出"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况且与那些可怜的支出相比,这些人后来对中美合作以及其他种种方式对中国GDP的贡献,恐怕远胜。

2.有人问我,这么高的停留比率和20年前某件事有没有联系。从数据上看,恐怕关系不大。1987年和1988年在美国毕业的中国博士生中,停留比率已经在90%以上了。从那以后,这比率一直在90%以上,浮动不大。近年来出现可喜的下降,最后一年可得的数据是2006年,停留率到了88%。

3. 无论从发表科研论文还是专利申请上,这些人对美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巨大。这还不算他们的子女未来可能做的贡献,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子女的平均教育水准一定远超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准。

4. 中国在吸引高端科技人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算所有人都毫不考虑自身利益,只在乎科学研究,中国仍然不能提供相应的科研条件。今天的科学研究很昂贵,离开钱和设备,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能去卖鸡蛋。中国现在总体的研发支出水平已经是世界第三,每年都以千亿美元计。而从我知道的来美国招人的单位所开出的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个停留比率会下跌。

除了钱,还有人。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单兵作战了,都是团队合作,分工很细。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已经从1988年的3人涨到了2005年的4.5人。而从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看,一篇论文作者人数在10人以上都不罕见。离开了美国的科研氛围,想回国组建团队,难度很大。

5. 虽然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跨机构甚至跨国的科技合作已经越来越多。而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从1988年的521篇涨到了2003年的2828篇,涨了5.5倍,这和留美人员的增多密不可分。但同时也应该知道,同一单位内的合作仍然是主流,别说是跨国,就算在同一国家,离得远了交流起来也毕竟不便。每一篇发表的论文下面不止有作者的名字,还有作者的地址,名字不仅比地址多很多,名字数目的增长率也比地址数目的增长率快很多,这充分说明同一机构内的合作不仅是主流,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才是科技进步最重要的,把用美国人民的钱培养的人挖回去,是非常划算的买卖,可惜美国纵有千般不是,停留率还是一直坚挺。不能要求人家没成为落叶之前就归根吧?

=========================数据来源=========================

数字1和3:有兴趣的可以google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这是美国博士生的普查数据,极度靠谱。有年度报告,你可以在2006年的PDF年报中搜索"china"和"stay",能看到些数字。但我说的数字你看不到,这些都是根据机密的数据库中的数据直接计算得出。
数据2:google"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这又是每两年将近千页的报告。涵盖美国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和相关的国际比较。我说的内容出自2008年卷的第二章,关于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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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虞夫:中华六十年祭

中共建政60年了。

一个在建政伊始便宣称"决不施仁政"的政权(见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60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无数人类史上的"奇迹"。

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折腾不休的一个又一个运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肃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四五"、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六四风波"、镇压法轮功……。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数千万人无辜地失去生命,数千年的文化被摧毁,中华民族淳厚的伦理道德被戕害沦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一切为了什么?统治者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没站起来过,是我们将你们"解放"了,因此为了"新中国",你们必须奉献一切,包括生命。于是,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被镇压了,敢说话的人被消灭了,寻求真相的人被处理了。要活着,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和谎言。在这种制度下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统治者,他们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甚至还包括寡头独裁者自己和他的家人。60年来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远远超过日寇的侵华战争。

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按中国人的习惯,一代是30年。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现在只有80
代,而邓小平告诉我们,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需要上千年才能建成,并且还要"艰苦不懈的努力"。更为荒唐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总书记到老百姓谁也不知道。

在这60年里:前30年,统治者利用人们的恐惧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后30年,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人民财富。之后还有什么呢?"新中国"
已经消耗了两代人――上亿鲜活的生命和尊严。凡是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敬、表示异议、表示不从的人,不是在肉体上被消灭,就是亡命天涯或投入黑狱。两年前,有个小警察在看守所提审我时说:"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说:"强盗霸占了我的母亲,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他爹呢?"于是我的案子更成了"要案"。

眼下,中国发生的事太雷人了,天怒人怨,连当局高层心里也没谱。偌大中国,如果失去民心,即使有军队和警察的镇压,"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有人对我说,目前他们很强大。是啊,已经强大到用铁甲车上街巡逻了;已经强大到每个公安机构用铁闸门保护起来了;已经强大到维护政权高于维护国家主权了。这些你可曾见识过?玩笑地说,电影中,占领军崩溃前大概都是这样吧。

有人对我说,他们真的很强大。是啊,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了,他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而且马上就要有航空母舰了。我孤陋寡闻,但总认为不管在哪个国家,政权比老百姓强大不是好事;如果政权强大得都没有底气,那么对它就更应警惕。

有人对我说,现在好了,总书记要构建"和谐社会"了。是啊,我也久闻了。所谓构建,是造屋吧,建屋一定要先打一个基础,但总书记的"和谐"构建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在以往的罪恶之上,在不民主、不讲人权、继续剥夺人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吗?这样的基础能构建"和谐社会"吗?监狱里继续关押着政治犯;政府堵截着上访者;媒体封锁真相;恶法依然大行其道……,中、下层弱势群体求告无门,暗自饮泣,而统治者在上面歌舞升平,这是"和谐"吗?

当局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对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有个交代;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正视现实,毅然决然地告别曾经给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旧制度,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有生机的党,应该适应时代。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注:谨将此文献给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屈死的父亲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的外祖父。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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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6日

美国没有户籍管理为什么不乱套

这次去美国,看到劳伦斯又搬家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第五次搬家。

我是1997年认识劳伦斯的, 11年来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点时间就搬一次家,真是够频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随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热爱搬家。

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点了,就换租大点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不会留给子女的,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都花光,没准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最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个精神,哪里生活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都会成为搬家的理由。据说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绝对不可能两地生活,绝对不可以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的。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绝对不理解中国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个威权总统敢发一个命令剥夺了美国人的迁徙自由,把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强塞给他们,美国人一定会弹劾他的,如果弹劾不成,一定会再打一次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政府怎么管理呀?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劳伦斯。

劳伦斯对"政府管理"这个概念很反感。他说,谁管理谁呀?政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为公民服务的,应当是公民管理政府。我每次搬家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政府或想进入政府的政客(竞选议员或政府官员的人)上门来请我,一个新到来的公民,去管理他们,而不是他们来管理我。

说的也是。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官员敢认为自己是公民的领导、上级、管理者,也没有哪个公民会买有这种意识的人的帐,想领导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涉足政治领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为选民服务才有机会。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问题是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的转入转出,原居住地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哪里,如何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呀。

劳伦斯告诉我,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

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比如一辈子都不开车的残疾人,或者新移民来的老人等。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对身份证如此不重视,大概只有美国人这样。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也翻译为社会安全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是命根子。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给自己的资料能寄到,有好事情不漏掉自己。

美国人挺自私,绝不大公无私。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定位是十分功利主义的。他们绝没有建设一个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振兴美利坚民族的宏伟愿望,更没有为着后代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今天自己的幸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支配他们带领他们走向未来。他们绝不会以缴税的名义把钱交给另一部分人随意支配。他们把政府看作是"一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大家不得不凑份子请一些人来做的雇用者们"。政府是他们雇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为全体公民谋取最现实的利益的。政府就是大家凑钱为大家办事的。每个公民出钱了,凑份子了,不仅有权委托各级议会里的议员们代表自己对如何花钱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而且还必须从交给政府的钱中拿回一块,由政府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回报给自己。公民交给政府的份子钱如何记录?公民靠什么领取回报?就是社会保障卡里的记录。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

驾照和社会保障卡使得世界上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口流动情况被随时清楚地掌握着。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美国没有乱套,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一点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区区三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总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住房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再比如荒凉的地方没有人去,当地人自然就会想办法吸引人。美国的内华达州大多是沙漠,工业农业的资源都不行。穷则思变,于是这个州的法律允许办赌场,以赌为诱饵发展旅游业。这个州有两个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和里诺。其中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级的赌城。美国人在道德领域里非常现实,既然赌博是客观存在的,与其让美国人去摩纳哥的赌场送钱,还不如让全世界的赌徒来美国送钱。如此,荒凉的沙漠里建起了最热闹的都市,不仅赌博业旅游业发展了,拉斯维加斯还成了商业会展中心。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

来源: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35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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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5日

卫子游:良心犯人权犯政治犯坐牢知识简介

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最终良心犯人权犯政治犯(以下简称人权犯)必定会成为永远的过去时。所以,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写这种时效性很强的文字。再说,要写如何应对坐牢,也应当是刘晓波等"老资格人权犯"写出来才够权威。但因为大家都没写,而胡温新政对关押人权犯似乎兴趣极大。为了给那些因人权受迫害而被监禁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才写下下面这些内容。写作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想给初次坐牢的人权犯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如果有一个人权犯因读过本文后逃过一劫,或者因应对得法而缩短坐牢时间,那么,本文也就算是没有白写了。

一,"牢"的种类。

"牢"有四种:

1、行政拘留。一般来说,行政拘留不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坐牢"。被处以行政拘留人员应当关押在行政拘留所,不得与涉嫌刑事犯罪人员关押在一处,只有在县一级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拘留所时,才有可能给关进看守所。被处以行政拘留的人员在被关期间,除了不能外出活动外,在行政拘留所时条件相对较好,可吃饱饭,可打电话,可用自己的钱购物,有时还有篮球赛等娱乐活动。

2、刑事拘留。如果当局认为你的事相当严重,已经构成"犯罪",那就会将你关进看守所。看守所每个县级单位都有一到两所。在四种"坐牢"中,在看守所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原因有五,一是因为这时你刚刚被收监,从自由状态中一下子关进不自由的牢房里,很难习惯,加之命运前途难测,日子会很难熬;二是看守所的自由程度最低,最坏的情况连放风都没有,每天活动的空间全在那么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朝夕相处的人可能是你极为厌恶的粗鲁低俗之众;三是看守所的伙食最差;四是还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等非人待遇;五是在看守所里一起关押的人员由于也是被关进来不久并且前途难测的,情绪波动大,极有可能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斗殴。

写到这里,有必要将看守所的性质特别作个介绍,很多人对这种机构完全不了解。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但看守所与监狱执行的是差不多的一套管理制度,都受检察院狱政科监督。有人被关押人员将看守所的民警与办案人员混为一谈,认为他们是一起的,其实这种认识有错误。在性质上,看守所就如同仓库保管,只不过仓库里存放的不是物件,而是人罢了。看守所的责任就是保证其所保管的人在里面时不出事。看守所不是办案机关,但看守所的民警同样有"发现案情线索"的责任,所以面对这些民警需要格外小心。此外,看守所鼓励在押人员之间相互揭发,检举揭发如果属实,是有可能减罪的,因此,对一起关押人员说话时要留点心。关进看守所里的人有各种各样,有小偷,打架斗殴者,贪污受贿者,也有强奸杀人犯;看守所里关押最多的是尚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但也有已经判决等待执行下一个程序的,如死刑犯就必须在看守所里关到生命终止;还有短刑犯,即只判了一年半载不用转往监狱就快出去的,或者判了三年四年本人自愿交钱留在看守所做"外劳"不转往监狱的。

3、劳动教养。按中国现行法制,公安机关"有权"不通过法院判决,将不够刑事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直接判处劳动教养。被判处劳动教养的人员将被直接从看守所送到劳教所,强迫劳动。劳教所的伙食和行动自由程度比之看守所,都要稍微好一点,但劳动强度 强得多。

4、坐监狱。严格说来,被送进监狱(劳改农场)才是正儿八经的坐牢。进了监狱,都 是已经判决的。监狱属省一级司法厅局管理,相对而言要规范一些。但也有例外。

二,坐牢的时限

四种"牢"的时间长短各有不同。

按旧的《治安处罚条例》,行政拘留最长30天,按新的《治安处罚法》,有两项以上的"违法行为",合并可处最长不超过20天的行政拘留,只有一项的,最长15天。行政拘留期间如搜集到够起诉的"证据",有可能转刑事拘留,但更多的情况应该拘留到期后就放人。如泛蓝联盟的孙不二被拘留15天,就是这种。

刑事拘留最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天。到第11天,要么放人,要么就得通过检察院给予 逮捕。下逮捕令时,必须直接通知本人,并要签字盖手印。

劳动教养最长时间不得超过3年。

进监狱后的时间,一般都有判决书为据。但"表现好"的,有立功行为的,以及有其它原因如与监狱管理方关系处理得好的,或者行过贿的,都有可能获得减刑,最多可减刑的时间不得达到法定刑期的一半。有某些严重违反规定达到犯了新罪的,则有可能延长刑期。此外,也有通过疾病保释或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必须放人或中国政府拿放人作政治交易等方式中途出狱。

三,应该尽量防止坐牢

乱世多豪杰,当今中国,为了实现民主自由,不惧坐牢的人士大有人在。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从来都被视作传统美德。以成全美德为第一作为一种个性化选择,我们应该给予尊重,给予表彰。但有一点需要提醒,在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大义孰重孰轻方面,自由主义的取向与共产主义相反。自由主义不拒绝利他主义,也推崇舍却个人某些利益为公益服务的品德,自由主义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宽容有缺陷的人,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宽容几乎无所不包,但自由主义也是有敌人的,这个敌人就是集体主义。

这里有一个悖论,被抓进去的良心犯,很多都是为了国家而主动将拯救国家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如果没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激情,没有精忠报国的信念作支撑,良心犯们就不可能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但另一方面,将国家民族的大义看得比个人更重要,愿意为国家的"大我"牺牲"小我",却又确凿无疑的是集体主义思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既然追求民主自由,就得认清,在中国迈向民主自由制度的路途上,集体主义思维方式是最大最难克服的阻碍之一。如何面对这个悖论?本文提供的参考意见是,当你有行动能力之时,当你恢复了自由之身时,主动担当起国家民族大义,当你处于困境之中不仅失去了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能力而且自身都有待朋友来帮助之时,最好最紧迫的是处理好自己,将自己从困境之中早日解脱出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坚决反对鼓动他人做林昭张志新江姐许云峰董存瑞(也许不应该将林昭与后面几个的名字放在一起)。

任何一个有志于推进民主进程的朋友,除非是迫害一方恶意要制造悲剧英雄,最好不要 主动以巨大灾难为代价去谋求烈士英雄称号。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胡石根杨子立徐伟师涛郑贻春杨建利张林等受到重刑对待的良心犯们表达崇高敬意!他们都是被专制权力恶意制造出来的悲情英雄!但同时要说明(兼与任不寐兄商榷),一个人为自由中国所作贡献的大小,并不一定要以坐牢时间长短来衡量,事实上,一个人处于被关押的状态下,自顾不暇,其对自由民主事业所能作出的有益的推动工作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民主自由人士们被关押的越多,自由事业所受的损失越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并向民主人士们建议,只要能不坐牢,最好不要坐牢。

四,为了防止坐牢,可做哪些准备

首先,应该熟悉《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熟悉基本人权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这样,做民主自由工作才能理直气壮,才会有信心和力量,一旦受到 秘密警察的非法对待,才能讲出道理来从容应对。

其次,应该尽可能的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条例》,《监规》,《刑法学》等,特别是要了解一下《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好能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和在刑事侦察过程中你的权利和警察必须遵守的规定都有所了解。熟悉了这些,在开始与秘密警察接触时,可以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可能赢得某些执法人员内心的尊敬,同时,可防范他们将一些非法的执法行为强加给你,从而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种下前因。比如国家安全人员,如果没有检察院的批准文书,不得随意进入你的住宅,《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还有他们拦截邮件和处罚条款,刑讯逼供的处罚条款等,这些知识有时很关键,应该在警察发生类似行为时,及时告戒他们,或者控诉到管警察的督察那儿去。不要以为警察对这些法律都懂,他们或者因为是军人转业并未学过法律,或者因为从来没有干过人权案而对有关条款陌生,或者因为惯于服从缺乏独立思考而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要以为警察们都是同事,会相互包庇,其实,警察之间互相拆台互看笑话的情况多的是。你的提醒和"反攻倒算"(检举)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良心发现,有可能引起他们的畏惧,有可能引发公安局内部的纠错机制或启动内耗发条,从而减轻或解除你的麻烦。

其三,最好是学一点逻辑学和审讯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你在被审讯过程中,就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发现一些圈套,机智地回避对自己不利或更加不利的方面,有时候还有可能征服审讯人员。要想到,现在敢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才是真正的勇者,警察们大多胆子很小,而且大多除了执行命令外一无所长,同时警察们的虚荣心很强,不仅怕砸饭碗,还怕受讥讽。

其四,关键文稿文件不要保存在身边,不要保存手稿,关键文件最好在网络上的邮箱中备份或在海外网站上备份。尽量避免因为自己的不慎给警察留下"证据"从而导致自己将自己送进牢房。

五,口供极其重要

一句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警察的办案水平:"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为什么坦白遭罪、抗拒反而得好呢?这与中国警察的素质和办案程序有关。在中国,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刑警,巡警,交警,法警,森警,渔警,检察院的反贪警察等)多是部队转业的军人,也有政法系统干部和党政部门领导的子女亲戚,当头的,则常常是地方行政干部出身,偶有一些受过警察职业学校训练的,也因为中国警校教育属于与"法治教育"相背的"法制教育",从而导致其学员无法知晓法治精神,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丧失识别正当行为规则与不义行为的起码良知。在这种警察眼中,国际法界定为合法的行为,如言论结社示威游行信教等,可以用"中国特色"四个字转换为"罪恶",国际上公认为罪恶的,如窃听私人电话、拦截私人通讯、擅入私人住宅,以及种种迫害人权的行为等,在经过"中国特色"一番之后,会被认为合法。迫害人权在警察的思维中叫作执行公务。这些警察素质的核心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党说的,对的坚决执行,错的也必须执行。"----甘当驯服听话的打手和工具。就甘当打手和工具这一点来讲,很多警察与纳粹培养的盖世太保相比,以及与金庸笔下的朝廷鹰犬相比,并无实质改进。这样的警察与电视剧中宣传的那些"英雄""神探"实在有天壤之别,其素质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警察素质普遍偏低,中国刑事侦察破案率低就是顺理成章的。据一位职业检察官讲,中国刑事案破案率不足30%,大量案件成为悬案,经济案的破案率则更低,全国平均只有1%左右。原因就在于经济案件,特别是贪污受贿案往往具有点对点的高度隐蔽性,只要当事双方坚不吐实,你就拿他没辙。即使查出百万千万亿万资金,最多也只能定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真正的罪恶却因此受到掩盖而逃脱惩罚。1%的破案率,只有极少数撞到枪口上的冤大头才会遇到危险,绝大部分贪官贪了却平安无事。试问天下有如此好事,谁还不贪?贪了又有何惧哉?侦察能力低下,正是贪污腐败蔓延的一个重大原因。

在办案程序方面,中国警察最基本的招数----至少目前占据主导,是先录口供,抓到人,有理无理,突审一番再说,审过后没事的了不起放人,审出点什么的,根据口供再去补找证据。虽然刑诉法要求不得以单纯的口供定罪,但实际上,除了逼得口供之外,警察们很难通过侦察手段获得真相。同时,为了省事,口供自然而然成为警察们的破案法宝。佘祥林案等曝光的案件中警察们就是这样干的。可以说,如果将辛普逊放在中国审讯,这个黑人明星绝对死罪难逃,而像辛普逊案中那个混蛋警长,在中国则将成为神探,将被请到CCTV[法治在线]上大谈特谈其破案经验。

口供对最终形成判决如此重要,当着审你的警察,说与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一件事怎么说,就必须认真思量。

六,"说得最少最安全"----质疑公民不服从的公开性原则的普适性"说得最少最安全"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而是一位友人与我叙话时用来对我提醒的语言。听后,我感到有醍壶灌顶之感,因此现在贡献出来,与读者分享。

"说得最少最安全"也可以说成是"让他们知道得最少,你最安全"。本文提出这条对付警察的潜规则来,是作为对将"公开性"作为指导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教条的一个反动。从大卫梭罗到甘地,再到马丁路德金,他们所阐述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开性。他们认为,越公开越安全。国内有很多自由主义大腕,特别是八九年那些指导过学生的人们,也常常以此教条"启蒙"后来人。在经历冤狱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信奉者,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和行为,一言一行全都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光明磊落。只是在经历了一场冤狱之后,我才明白,在面对无视宪法者的情况下,照此"原则"行事,将这个教条照搬到中国来,是一种错误。

首先,我认为,必须区分对恶法的不服从与对政治的不服从,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在法治环境下,旨在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恶法,改良法治,而不是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对政治体制做整全性改造或对政制的根本动大手术。所以,对于不是图谋废止恶法的运动,不一定要完全适用他们的整套理论。在此,我要对当年指导八九运动者的思想提出商榷意见----不一定就正确,允许反批评,当运动已经发展到城市街垒战阶段时,还机械地要求学生和群众遵守公民不服从"原则",是不是导致了运动的思想错乱?

其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核心是对恶法的公开不服从,按照手段与目的相一致的原则,公开是必须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与此运动相配套的公开性策略,都不是甘地等主观构拟的,公开性也不是领袖们想当然用来指导运动的原则,而是回应特定环境时产生的智慧。公开性原则是运动派生的。坚持公开性原则,有利于他们所领导的不服从运动成就最大化,是一种回应环境时的最优化选择。一句话,是甘地们在使得公民不服从运动能对环境产生适应性的产物,如果这种原则不适应中国,还死抱住不放,岂不成了教条主义?

第三,波兰团结工会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的残酷镇压后,米奇尼克等领袖就没有遵守这种公开性原则。米奇尼克在狱中斗争的方法是"零口供"。在雅鲁泽尔斯基铁腕打击下侥幸没有抓进去的工会力量,最后能够得以保全并在九十年代复苏,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们在遭遇野蛮镇压之后及时改变策略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方法。我认为,采取这种地下工作的策略是不无道理的,波兰团结工会和中国民运人士所面对的压迫人权力量,与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所面对的对手有极大不同。一方面,甘地,梭罗,金等当年所面对的对手,基本上都具有英格兰普通法的知识背景,一般来说,在这种普通法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其内心深处有相当牢固的正当行为规则,反感暴力,反对欺骗;另一方面,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冲击恶法,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体制具有一种通过某种程序使恶法得到修正的机制;还有两点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政府容许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表达政治异见;有独立的媒体向国人及时报道事态进展。所以他们实行公开冲击的原则,能够借此唤起体制内外人们的良知,并最终达致目标。这四点在当年的波兰和今天的中国都不具备。今天中国,镇压者完全缺乏法治观念,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崇尚暴力,迷信欺诈,将诚实者视作傻瓜,对这些人诚实,不仅不能得到尊敬的回报,反而极可能引起他们对你智力和社会阅历等方面的轻视,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今天中国也没有一种通过合法程序修正恶法的机制,违宪在这里无罪,不仅无罪,反而被相当多的群众视为有理,相信宪法,相信低上的东西,被视为幼稚。今天中国的政府绝对不容许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表达不满,他们要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行使这些权利者。今天中国更缺乏独立媒体,严厉的舆论管制将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者与公众完全隔离,不论你的行动如何有理,不论你的事迹如何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不论官方的行动如何愚蠢野蛮,公众一概不知。当年马丁路德金可以发动数百万黑人进军,甘地可以建立不服从运动训练基地,今天中国,可能依样划葫芦?只要有文字表明有两个人在执政党体制外以政治结社结合到一起,他们就要抓这两人坐牢。面对的对手不一样,面对的局势不一样,却要求使用同样的策略,如果还坚持这样的教条,只会害人害己。

第四,现在中国对人权犯的所谓判决,没有一个尊重宪法,没有一个不违背法理。这些判决书的内容,主要部分无一例外都是在陈述处罚对象做了哪些事,对于这些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都不予论证。这种判决书传达出法院在判处人权案事实上遵守着一条潜规则:只要证明这些事是你做的,你就有罪,至于这些事是否足以构成犯罪,那不是法院所能决定的,而是主宰法官的背后权力决策的。权力要惩罚这种行为或思想,而你具有这种行为或思想,就是有罪。面对这种野蛮的"三段论",从法理上,从宪法国际法上,从人权上辩护,全是白费蜡。我认为,对付这种无视法理的断案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其事实部分不能成立,律师和当事人辩护的主要着重点,要前移,放在设法证明证据不成立,或者证据是非法取得的。中国法官知道自己是工具,不缺乏工具理性,就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跟他论理,让他能以办案能力不足否定指控,而不给他在跟党走还是支持自由化的两难选择之间耍滑头的机会。

(更正:已经发表的第一部分中有一处错误,刑事拘留时限应为37天,即在刑事拘留满10天后,公安部门还可以通过检察院将刑事拘留时限延长到37天。特此更正。)

七,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被捕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从现在开始,你讲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从电视中,电视里,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所有这些比我文明程度更发达的国家出产的警匪片里,警察们都把这句台词挂在嘴边。这句台词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诫。

唯独中国警匪片里的警察帅哥们不念这句话。中国警匪片里,代替米兰达告诫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米兰达告诫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国际上公认合法的,在中国被视为非法。这句话反过来讲也成立,在中国合法的,在文明世界中,却被视为侵犯人权。

用米兰达告诫来论证上面的主张----对警察"说得最少最安全"这个命题----也是合法的。合乎全世界公认的正当行为规则。所以,当警察要求你配合调查时,当他要求你,甚至刑讯逼供时,别忘了抬出米兰达告诫。你可以用轻蔑的语气告诉他:我有权保持沉默!你还应该反问道:你们这样审讯我,难道没看过电视吗?难道连米兰达告诫都不知道吗?然后当着警察的面,把米兰达告诫完整地背诵一遍。这种文化上的轻视,非常能够打击警察的气焰。要让他感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但他也许会告诉你:这是中国,不是美国,不是香港。这里不适用米兰达告诫。在这里,沉默就是抗拒,抗拒就将从严。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你这是在侮辱中国人,你等于是说,中国人不配享受沉默权。你这等于是说,全世界公认为非法的,中国警察却当作合法。全世界公认合法的,到了你这里,却是犯罪。你这是在侮辱我们的祖国是野蛮之地。

看他再怎么回答你。

既然"说得最少最安全"符合米兰达告诫,符合全世界公认的正当行为规则,符合全世界公认的"法",我们还有理由坚持公开性原则吗?当然不!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米兰达告诫其实是一项基本人权,向警察公开你的一切,就是违反米兰达告诫,就是放弃了你的一项人权。人权犯以维护人权为志业,一旦与警察打交道,却自动放弃权利,是怎么都讲不通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道理需要论证一番。不止一次,有朋友对我们说,我们独立知识分子行事光明磊落,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事无不可对人言"!这句格言直至今日还被很多人奉为至理,而且是维权人士!真是个讽刺!这些人士大概从来没有打脑子里想过,"事无不可对人言"是个漏洞百出的命题。证伪它非常容易:

既然事无不可对人言,我们还要隐私权干什么?既然事无不可对人言,还要米兰达告诫干什么?第三,针对这个命题,中国古代已经有两个更能称作善良风俗的有名的反命题,"家丑不可外扬"、"亲亲相隐"。确实,我们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处世为人光明磊落,但我们能够拿到联合国桌面上讲的行为,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行使的宪法权利,在中国却被作为送进监狱的证据,在这种黑白颠倒的情况下,片面强调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忽略自身风险,无异于引颈就戮,无异于授人以柄,实在是一种"今后可能(只是可能!)称为英勇,今天你的家人却只会收获眼泪"的中看不中吃的幼稚之举。

八,如何做到"说得最少最安全"

要让他们知道得最少,那么,从第一次传唤开始,当事人就要格外留心,不要对任何涉及事实的部分予以明确承认。特别要注意不供出必定会引起警察循你所说找到物证的细节,比如师涛那个著名的笔记本的存在及存放地点,就绝对不应该吐露。再一次强调,只要你认为对方不可能找到的物证,千万不要在口供中说出,即使他们拿出有关物证来,如果你肯定自己能够推翻它,那么,你也不要在口供中承认那东西就是你的。这不仅仅是策略,在法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任何人都有不自证己罪的法律权利!任何人面对审讯都有沉默权。要记住,现在是他们在指控你。要指控你,他们就得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出证据,就等于是自己在指控自己。你自己指控自己,自己把自己送进牢房,那些迫害你的人却成了破案功臣。你说荒谬不荒谬?

当然,他们会对你软硬兼施。首先就会说,现在只是要搞清事实,构不构成犯罪,那是另外的事,是法官的事。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这种鬼话。只要证明这些事是你干的,即使你引用宪法、国际法一万次,即使你和你的律师,和整个世界都认为那根本不是罪,都没有用。张林案,郑贻春案,师涛案,杜导斌案,罗永忠案......举不胜举,无数的案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还会说,你有配合公安搞清楚事实的责任。对这个诱供行为,你一定要挡回去。你要抬出米兰达告诫来。你要告诉他们,搞清楚我干过没干过什么,跟我什么相干?那是你们的工作责任呀,你们不是侦探吗?不是福尔摩斯吗?你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们靠这个拿工资,你们没有充分证据凭什么抓我?既然抓我是有证据的,还需要我说什么?

下面我们来模仿一下首次问话及应答:

警察通常都是这样问的:某某某,知道我们为什么传(请,抓)你到这儿来吗?
你的回答:不知道呀!我正准备问你们呢。
警察: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要不要我提醒一下。
你的回答:谢谢!不需要您的提醒,我只需要您给出答案。

要记住,这个时候只要你回答知道,你答出原因来,就上圈套了。就被套牢了,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以后进一步审讯你的"证据"。因此,首次问话,最好要滴水不漏。

如果警察拿出某种"证据"来,也不要慌乱,也不要一口就承认是你的。人权犯案件的证据与其它刑事案件的证据显著不同。人权犯的所谓证据,多数都是文件,文稿,他人记录,他人的供词,电话记录,照片,秘密录音等,这些所谓证据都有很大的或然性,很难排除是第二者所为,还有的根本就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或然性的、非法得到的证据在法庭上都不能作数。以文件为例,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打印稿,并确定是从你家里搜到的,是不是就应该承认了?也不一定。从你家中搜到的,并不说明就是你写的,更无法证实你拿它做了什么,如果你回答那是从街上捡的,有什么证据足以证伪你的说法?除非你坦白了。再以网络写作为例,如果你用的是非实名ID,或即使用的是实名,但你发表的文稿在海外,警察同样没有取证能力。如果他认定那个作者就是你,你也有承认或不予承认的选择自由。为什么呢?第一,你可以说,这个ID或实名我没有办法证实有没有被人盗用,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使用同一名字的人,这个排除工作该公安的帮我做;第二,文稿是我起草的,但编辑有没有修改过,哪些是我的原话,哪些是修改过的话,我记不清了;第三,文稿怎么过去的?即使有网络服务商提供证据也很难将证据链编织得完整,因为就是像师涛案那样有雅虎提供证据证实是某个IP地址和某个邮箱寄过去的,但又如何能够将该邮箱与你本人联系上呢?怎么能够证明邮箱和IP地址不被盗用呢?怎么能够证实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就一定是你而不是其他人呢?怎么能够排除恶意的网络攻击者所为呢?第四,即使证实是你所寄,但又如何证实是你所写呢?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呢?要知道,写作常常是一个人的事。这中间,只要有一两个链条不能榫合,只要你没有坐实是你,就给了你的律师以很大回旋余地。
在审讯中,警察往往都会使用一个"攻心法宝",这就是,是不是配合调查,将影响对你的处理。并且,警察们往往都将话话只说到这个份上,再不多说。他们的目的是拿这法宝要求你,或者暗示你,要配合警察,要争取机会,即使不能早点出去,也有望判轻点。其实,这是个圈套。对你如何判,权力并不在审你的警察手中,决定是否起诉、有罪无罪、量刑长短等权力在检察官和法官手中,在法官及法官背后操纵审判的权力手中。无论检察官还是法官,还是背后那个权力,都不会完全听警察的,却必须"听证据的"----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警察在审讯时好象无所不能,好象很牛B,但对判决只有极其有限的发言权。你的态度好,有的警察可能会对公诉人讲,有的则不讲或忘了讲,警察与你之间的关系好坏,对你的映象好坏,对案件几乎起不到多少实质作用。只有你讲出的事实,是必须随案卷走完整个程序的。你讲出的事实多,惩罚就重,事实少,惩罚就轻。
对于在第一次传唤或审讯中不慎被套牢的,也有办法补救。只要你认为你所承认的"事实"他们不可能找到物证作支持,比如你的电脑和家里都没有保留底稿,但你说那个文件是你撰写的,那么,你仍然可以在第二次时不予承认,或者说是忘记了,或者将写作中的某个关键细节改变掉,不要说成与第一次完全一致。他们会诱导你跟上次讲一样的,同样的口供只有多次吻合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你必须坚持,在关键问题上,每次都讲不一致。在第三次第四次审讯时时,再不一致。不断改口供,前面的所谓证据,自然也就被推翻了。

如果你没有做到不说,而是说了一些,那么,一定要细心留意最后的记录签字。你的每一次口供都必须经你签字之后方才具有法庭证据的作用。要防止他们有记录中下套,一定要将涉及到事实的部分,改成与自己所说的完全一致,不管卷面整洁与否,那不是你的责任,不管他们重抄多少次,不管他们是否不耐烦,一定要坚持按自己所讲的原话记录,否则坚决不签字。

九,学会应对审讯,特别要学会识别圈套和忍耐

不说事实,还不签字,审讯的警察将怎么办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第一阶段,即侦查阶段的有关法律规定。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刑事拘留阶段最长37天。在这37天里,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拿出足以证明应予逮捕的有力证据,将很难通过检察院拿到逮捕令。那么,到期就只有放你出去。在这37天里,公安机关可以做哪些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有权采取七种手段,即:讯问犯罪嫌疑人(包括预审和讯问两个程序),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对于已经处于被刑事拘留状态的"人权犯罪嫌疑人",主要需要面对的只有预审和讯问,因为其它手段都需要并且只能在看守所之外做。对处于预审和讯问中的"人权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是这样规定的:"第九十三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应当说明的是,这个规定与"坦白从宽"一脉相承,否定了沉默权,排除了米兰达告诫,违背了国际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是一条典型的恶法!对于有志于公民不服从的人士,应该对这条恶法表达自己的不服从,而能够抗衡这条恶法的,正是米兰达告诫即沉默权和不自证己罪权两条国际法公认而且中国警察一般能够接受的法定原则。

从上面这些法律规定可看出,法律授权予警察的,除了在看守所外面采取各种侦查手段之外,对于呆在看守所里的你,警察所能做的,就是并且只有:问你,问你,还是问你。再没有其它手段。

进过看守所的人就会知道,一些有经验的"二进宫""三进宫"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对付警察方面相当沉着镇定。警察们能吃几两干饭,他们清楚的狠。用他们的话说,警察的能耐像程咬金,只有三板斧:一吓,二诈,三丢手。吓不住,诈不出来,便只好放人。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不代表对付政治犯的警察也都会是水货。对付那些小偷小摸与对付人权犯,当局的重视程度是绝然不同的。政治案件通常都被视作大案要案,是上面压下来的,表现好,极可能在上级面前表现一番,一案即升官晋级,表现得不好,则有可能从此失宠,地位一落千丈。因此,各地公安在办政治案件时,通常都会调派"精兵强将",越是有名的人权犯,案子在国内外越是广受关注,派来对付你的,便越会是当地公安局的王牌侦察员。这些所谓的"王牌侦察员"虽然也只是工具或干脆就是奴才,在硬本事上技不如人,唯独在整人方面,却有的是办法。

办法之一:欺诈和诱供。按哈耶克的理论,欺诈也是强制的一种,从法律的角度讲,执法人员欺诈和诱供都是违法的。但在中国,这些违法手段却是公安人员"战胜犯罪分子"的法宝。欺诈,就是把有的说成没有,没有的,捕风捉影也说得好象铁定了。反正你在牢里,资讯严重受限制,外面发生了什么,你一概不知。他们搜没搜到什么,同案的人讲没进过什么,你全是黑的。对于欺诈,能识破的,应当及时戳穿,并严正告诉他们,这是违法行为。对将相将疑的,最好不信。如果完全相信他们的鬼话,那就叫作"被人卖了,还要帮他数钱"。诱供的形式多样,非常难以识别。仅举一例说明。

警察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宣传这些观点的呢?

注意,这个问句里就有十分隐蔽的诱供,如果你不反驳,只是老实巴交地如实回答,就等于是承认自己主观故意进行煽动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句里,至少包涵有三个圈套:

1、"怎么想到"的提问,包涵了"你在写这篇东西时曾认真想过,是明知会如此,也即是'是故意的'"的前置预设,如果你回答当时是如何想的,也就是承认自己是有意识要那么干;
2、将网络或其它什么媒介直接置换成了大众宣传媒介,包涵了你主观上有希望扩大宣传影响的故意,也就是有了向社会公众煽动的直接故意;
3、"宣传"一语,将你的思想表达权利变性成了政治阴谋,间接否定了你发表言论的行为是行使宪法权利,同时,将你的行为定性成了政治性的煽动。

对于这种诱供行为,建议最好能够在对方如此设问的当场给予有力的戳穿。如果没有戳穿,也应该选择一种柔软而机智的回答,直接或间接否定自己具有主观故意。

在此提供一个参考答案----这个答案只对已经无法推脱那篇文章是你所写的情况下才适用: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随便写着玩儿的,也没把BBS当作什么大众宣传媒介,我又不是宣传部的干部,哪懂什么宣传。

办法之二:跟你玩心理战。玩心理战有很多玩法,用他们的话说,叫作玩死你。在此仅举两种最常见的。

一是攻你的弱点。人都是有弱点的,比如你很爱妻子,那么他们便会将你妻儿老小的消息不断地暗示给你,当你觉得愧对家人,当觉得要不惜付出代价早日与家人团聚时,你的抵抗意志也就薄弱了。你不要想你的心理动态他们不知道,他们通过看守所里的监视设备和监管的民警,乃至在监号里安插的"眼线",随时掌握着你的一举一动。当你流露出意志薄弱的迹象时,他们便会提审,不失时机地"关心你","开导你",从各种角度劝说。直到你合盘托出"事实"或思想为止。

二是从反面激将,比如,警察会抬举你说,你是名人,你的文稿今后若干年就是文物,丢了非常可惜。如果你说,不,我有软盘备份。那就中套了。马上,他们便会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外面负责搜查的警察,把你的家翻个底朝天,不找到那个软盘不会罢休。如果找不到,便又会再来问你。

办法之三:将你凉在看守所里,跟你打消耗战。警察在外面,你在里面,他们是一伙人,你是一个人,他们既可以天天提审你,也可能一连十几二十几天乃至直到案件移交给检察院了,才理会你一次。没有坐牢可能想不到,只有坐过牢的人才会有体会。虽然刑事拘留期限只有37天,但初次坐牢者最难熬过去的大概也就是这37
天了。信息隔绝,活动空间狭窄,生活上突然不适应,思念家人,与同监的在押人员相处困难,伙食太差,被打被欺侮,遭刑讯逼供,希望与失望交相更替......等等,每一个坐牢者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珍惜的东西,每一个坐牢者都有可能因某一种或多种因素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在这个时段内,人性的种种细腻感受以微秒的时刻为单位,缠绕着,斗争着,较量着,胶执着,大脑被不断的"刷屏",臆测、兴奋、沉沦、苦恼、难堪、自豪、自卑......五味俱全,搅扰得你无法安眠!如果意志不坚强,很可能崩溃。

办法之四,频繁地转换关押地点或监号,让你在一个地方刚熟悉,刚刚适应,马上又给换一个生疏的地方,让你疲于奔命,疲于应付。

办法之五,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下面用专门的一节来介绍。

以上这些办法,他们可能只用一个就够了,也可能件件都用。当他们通过温和的方式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都会采取某种极端或次极端措施。这些措施视警察不同,可能会五花八门。这些措施在警察的眼中,就是所谓的斗智斗勇。所谓的斗智斗勇,其实不过是斗机巧、斗狠。如果这些机巧管用了,他们就会自认为取得了胜利,而你就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成了他们迈向更高地位的一级台阶。总之,既把你抓进了牢里,他们的思维一般都是把你视作砧板上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由不得你。不过,尽管警察们现在拥有看似毫无限制的权力,但有一点请牢记,办案警察找你越多,越是说明你嘴巴里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是不应该随便乱讲。一旦他们只有采取刑讯逼供的下策,那就说明,他们其实非常无能,除了从你嘴里掏东西之外,再没有别的途径。那么你只要设法保护好生命,熬过这一阶段,不让他们掌握到足以起诉你的证据,就可以望见牢门为你洞开之日了。我估计,赵岩案,直到现在既不放,也不判,极可能就是遇到了这种证据不足的情况。

请记住!请一定记住!当警察掌握有你干过他们认为犯罪之事的证据,检察官法官就不会站出来为你说话,只有当警察证据不足时,检察官和法官才有可能站在你一边,因为他们此时否决公安的指控,不再需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而只是从技术上为你把关。如果你有幸遇上良知未眠,内心深处暗暗同情你,支持你的检察官法官,这时他们肯定会说话的。

十,应付好审讯是坐牢第一阶段的头等大事

看过《红岩》等小说的人,极有可能将狱中与狱警的斗争视为坐牢的头等大事,看过陈独秀辩护词的人,则有可能会将在法庭上慷慨陈辞把迫害者驳斥得狗血淋头视为坐牢所期待的得意时刻,可能还有的人会将坐牢当作人生难得的经验,以自豪或其它某种非常态的眼光去看待坐牢这件事。当然,作为个性化的兴趣爱好,对每一个人出于自愿作出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尊重。但从常识出发----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尊重常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身系冤狱都是灾难----无论是对自己对亲人还是对朋友而言。对于那些没有把应付审讯视作头等大事的人,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在侦查审讯阶段把与狱警斗争或法庭辩护或自豪或体验人生等作为基本的心理定位,那就大错特错了。

坐牢一般来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被审讯,二是被起诉,三是被判决。后面两个阶段的应对将在以后再谈,现在主要强调一下第一阶段。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在第一阶段里,应付好审讯是头等大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保护好自身生命和身体健康是第二顺位的。其它一切,与狱警斗争、与狱友交流、在国际国内扩大影响等等,与第一第二位的两件事比较起来,全是无足轻重的细节。切切不可本末倒置!

应付好审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应对得法,便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冤狱,或者有可能将十年冤狱缩短为五年,或者受到从轻处罚,以取保候审或监外执行或缓刑等方式早日与家人朋友团聚,如果你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是一位伟大的,了不起人权斗士和民主运动的精英之士,那么,早一天出来,就等于是早一天为民主事业作出贡献!本文前三节发表之后,在一些网友中引起了讨论,有的网友对本文立基于不坐牢或少坐牢的论点表示了反对意见。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对本文的关注和批评!我觉得有必要作出回应的是,本文并不是鼓励害怕坐牢,特别不是鼓励大家都做犬儒主义者,更不是主张为了逃避坐牢就什么都不做坐等民主的馅饼打天上掉下来,本文立论基点仅仅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尽可能规避将大好人生虚掷在与非人性的专制工具的对抗上,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将才华能力用于推进人权事业。

在此还有必要批评一种在我看来是非正常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要用冤狱激发和坚定中国内地人士的反叛之志,激起更多人的愤怒,从而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点像当年柴玲的主张:中国需要鲜血,只有鲜血才能唤醒国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希望通过逼,来逼出反叛,逼出激烈反对政府的力量,从而大大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这种观点仍然是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是将他人或自己视作工具,是鼓励个人为了国家不惜牺牲,上面已经讲过,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另一方面,民主人士所受损害越大,响应者越少,人权斗士所受损害越小,响应者才会越多,示范作用越大。人们会想,你看,他那样激烈地与政府斗,也不过如此,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当社会对行使权利能走向成功形成了预期,参加者肯定多起来。预期维权运动成功者越多,自由事业才越有希望早日实现突破。我认为,多出几个成功的维权人士,更有利于克服社会人的畏惧心理,比塑造出几个悲情民运英雄,效果更好。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要作好短期和长期的多种思想准备,就要格外爱惜有限的斗士资源,尽量不要拼消耗。此外,从经济人的眼光分析,高成本,低回报,高风险的事情,必定曲高和寡;低风险高回报,社会资源才会自动向这个方向配置,才有可能形成趋之若骛的"投奔延安"现象。这么讲来,可能有人要讥我主张机会主义。我承认,这种论点中有机会主义成份。不过,自由主义只反对集体主义,并不排斥机会主义。当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派XXXXXXXXXXXXXXXXX个人有权利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可能成功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主义并不是坏东西。

十一,设法防阻刑讯逼供

坐牢的人,最难过的一关,大概莫过于刑讯逼供了。

对于第一次坐牢的人,虽然很可能没有遇上刑讯逼供,但还是极可能一直将遇上刑讯逼供当作一种心理预期,主动将自己坐进这种心理预期的阴影里,从而导致该维护的权利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刑讯逼供的各种惨况,仅仅是小说所写,或者仅仅是传闻,就已经令人毛骨怵然,闻之胆裂。很多人,打进牢房开始,还没有被用过刑,就已经败在了这种心理预期下面。只要公安的稍微一吓,就竹筒倒豆子。这不能怪这些第一次坐牢者脆弱。毕竟,刑讯逼供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司法惯例里繁殖了几千年,代代不绝,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告别的迹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是否会遇上刑讯逼供,并不由坐牢者选择。但是,回避刑讯逼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首先,在合法的审讯程序中,中国现行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授权侦察人员使用刑讯逼供手段来获取证据或口供,也就是说,任何警察在任何时候使用刑讯逼供,都不是在执法。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述三款,如果能够动用,足以震慑一切胆敢刑讯逼供者。即使现在没有动用,但只要证据确实,在今后任何一个时候,都完全可以拿来对那些恶警进行追究。所以,

第三,你先要知道有这些制裁警察的法律,然后,一定要在他们准备对你使用刑讯逼供之前,明确告诉他们刑法上的这些规定!如果你记不住上述三款也不打紧,在看守所里,每个监号里都应该有《法律手册》,如果监号里没有,你可以向管号民警索要。一旦手上有了这些法条,你要背诵下来,或者条件许可,抄写出来,在审讯时念给警察们听。

第四,在让警察知道上述法律之后,你还要心平气和地跟打你的警察讲清道理:你不能破我的案子,最多只会导致一时半会的领导不喜欢,但如果你为了破案而使用刑讯逼供,就是犯了罪,就是罪犯!从这一天开始,到你死之前,你的恶行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追究,没有罪恶能够永远逃避惩罚!为了一时的争功邀宠,为了每月那千把两千块钱,把自己搭进去,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你划得来吗?

第五,在审讯过程中,尽量避免与警察个人产生情绪上的对抗,不要去激怒对方,保持尊严,尽可能得到警察的理解、尊重非常重要,最起码要设法避免受到警察的歧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政治犯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主要的当然是人权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新与旧的冲突,但也不是完全都这样,还有很多是情绪上点滴不对劲或有敌意的肢体语言所引起,一些刑讯逼供,是在迫害者对被迫害者丧失了最基本尊重等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警察觉得你是人渣,你是孬货,你哪儿都不行,量你也不可能扳倒他,那么,他在对待你时,就有可能痛下重手而不自责,因为他认为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可讲理的,"三句话抵不上一耳光",没什么值得顾忌的。人歧视人非常常见,歧视也有很多种类,智力上的歧视,人情世故方面的歧视,人格上的歧视,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滋生的歧视,你不妥当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方面导致的歧视,等等。在审讯中,及时察觉警察对你态度的基本面相当重要。如果发现对你的基本面认识很恶劣,你最好能够调整自己,通过调整,动摇对方的成见,形成对你的尊重。这对回避刑讯逼供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也许不能完全解决一切问题,但总不失为一法。在中国实现法治之前,刑讯逼供大概很难绝迹,但即使如此,总的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少,而在此期间,某些刑讯逼供是可以规避的。

第六,一旦有警察对你实施刑讯逼供,那么,要把谁,什么时候对你实施了什么样的刑讯逼供及时告诉其他警察,或者书面向公安督察投诉,向管号民警投诉,特别要告诉你的律师,或者在有上级检查看守所时,以及检察院狱政科人员检查时,要设法告诉他们,要争取启动司法内部约束机制,千万不能任其宰割,否则他在你身上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同时,要设法通过放出去的狱友和律师等渠道,把你惨遭刑讯逼供的事情告诉亲人,再通过某些渠道捅到舆论界上去,一定要记住对方的人名,警号等标志。要提醒一点的是,在投诉时,只针对具体个人,不针对公安队伍,要孤立对方,把对方当害群之马来对待。如果你投诉打击的是公安全体,那么,就等于是给了迫害者一道护身符,他的面目将隐藏在"公安人员"这个整体后面去,反而安全了。

十二,学会鉴别和选择警察

上一节谈了如何规避刑讯逼供,虽说主要是笔者坐牢得来的经验和教训之谈,但实话说来,即使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于这些建议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帮助作用,笔者心里其实并没有底。我所遇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仅在个案中出现的特殊情形。本文所有论点的前提,也只是从个人际遇出发参考某些案件后形成的有限事实。因此,并非完全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科学结论。基于这一前提,本文所述各种论点,仅仅具有参考价值,并非普遍真理。在党权和警察权几无约束的国家里,在宪法被排斥在司法程序之外的体制下,在法治为"法制"所置换的司法活动中,要完全消除刑讯逼供,只能是公众的一种期待。但是,即使如此,只要有一线可能性,只要规避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还存在,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我们向这个方面作出努力,就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正是出于这种思考,在结束侦查阶段之前,还是有必要讲一讲如何与警察相处。

在被关押的情形下,亲人朋友全都被隔绝相见,你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基本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同监的狱友,二是警察----说是"基本上",因为还有律师和检查人员等非经常但也肯定能见上一面的人员。这两种人中,毫无疑问,第二种人对你才是至关重要的。与他们相处的好坏,对你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发生重大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初进牢房者很容易犯的一个判断错误就是将所有的警察和办案人员全都视作一个样,都视作冤家对头。有这种认识的人,对这些警察,要恨就人人都恨,要怕就人人都怕,要鄙视就人人都鄙视。从总体上讲,对处于关押状态的人权犯而言,警察,以及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全都是专政工具,很难从中找到一个不是站在你对立面上的。但是,所谓百人百态,办案人员之间的细微区别还是有的。有时,这种区别还非常之大。警察中,既有像南朵那样的人权志士,也有陷佘祥林于冤狱的恶警。如果能把对手"分而治之",对不同的警察区别对待,利用警察中的良知未泯者,或者设法唤醒他们沉睡的良知,对案件最终走向对你更为有利的方向,并非完全没有帮助。

从人权犯的角度可把警察分为六种:

1、服从命令型。由于中国对警察进行的是准军事化教育,准军事化管理,这些教育和管理都强调"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加之警察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转业军人,从社区文化特征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军人伦理的合法地位。几乎每个中国警察都可划入这一类中。命令与服从教育、体制和文化,联合起来很容易将人压制成有腿没脑的机器。对于只知服从命令者,就要多用点脑子来对付,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行动交给领导去主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并且只有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能够让他觉得你讲的有理,在观念深处自觉认同你的所言所行,站在你这一边,那么,让他们成为你的暂时性的工具,就不是没有可能。你最好能够正气凛然,先在气势上慑服他们,折服他们,然后用智慧,有针对性地"侵入"他们的大脑。对这种工具使用的目的就是,设法让他为你讲话,为你开脱,或者以不自觉的方式从消极方面消解上面的要求,磨损那些严厉惩罚你的意图的锋芒。

2、贪功型。这种警察想在政治案件中以"良好表现"得到上级赏识,从而获得升官晋级的机会。这种警察在所有警察中应该占据多数,即使是良知未泯者,在条件合适时,也难免会产生这种利己冲动。对付这种警察,要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他的这种行为的性质,是在吃人血馒头,是想踩着人权犯的肩膀往上爬。通过这种告诉,争取从道德上唤起他被利欲遮掩的良知。

3、不得已应付差事型。这种警察没有强烈的个人谋利因素,一些老的,临近退休的警察,一些年纪较大而警衔低的警察,也许还有一些年轻而在文化上并未完全认同警察局伦理观念的警察,都有这种心态。这些警察更加看重的是人情世故,是人格品行,或者时尚趣味,如果你表现得通情达理,有正义感,有人格,他们一般不会给你太多难为,还很有可能自发地间接保护你。

4、责任感强,服膺法理,但知识封闭型。在讨论本文时,网友小乔谈到她曾遇上一位深圳的中年女警官。这位专政工具居然奉劝小乔"不要做国家进步的阻力",小乔说她当时不屑于与这种人辩论。我认为,小乔这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我对被刘晓波喻为"侠女"的小乔女士非常尊重,在此只是就不同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从这位女警官所言,大致可判断她有相当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极有可能在警察中担任骨干,即便不是官员,即便不是从权力上掌握着下层年轻警官,也应该是警察局里的"大脑",从警察局小社会里的基本是非观等文化上影响着其他警官。因此,如果能够给处于封闭状态的她一次棒喝,将其震醒,促使她动摇或抛弃其陈旧观念,等于是四两拨千斤,将是有极大意义的事情。像这位女警官那样的警察,大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教育,然后成为工具,平时养尊处优,充满其大脑的,脑子里整天盘算的,主要是如何当好工具,思想基本处于停滞和封闭状态,却自以为是,很少遇到交锋的机会。遇上这样的所谓的警察中的精英,遇上他们的错误观念露头的时刻,建议立即给予驳斥,就事论事,平心静气,从法哲学等方面跟他们辩论,破斥其陈旧错误观念,挫其锋芒。这样做,不会给你造成任何危险,只会带来另眼相看。

5、内心同情,有良心型。警察、检察官、法官中有相当学历的,最有可能对你抱以同情,最有可能良心发现,要珍惜与这些办案人员相处的机会,设法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内心同意了你的作法----不是政治观点,如果你的智慧和人格赢得他们的尊重,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适当帮助。即使不能给你无罪释放,也能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从轻处罚。

6、愚昧、野蛮型。这种警察一般来讲处于警察的底层,是警察中的极端,人数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得势。但正因为他们平时在社区里处于边缘化状态,最容易从抓捕对象上寻找失落的尊严,通过恐吓示威拳头等方式方法证明自己。对于他们,要注意不去激怒,少与他们对话,万不得已需要回答他们的问话,不要流露出轻蔑侮辱性的态度,语气和肢体语言要特别注意保持平和持重,忌讳以冲动回应其冲动,你跟他针尖对麦芒,等于是把自己降低到跟他一个档次。对于这种人,要记住,其实你是有选择办案人员的权利和机会的。只要发现有对你、对政治犯存有成见和歧视的,态度野蛮的,要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及时对另外的警察讲,对看守所管号民警讲,通过警察之间的竞争和嫉妒等机制,形成约束。同时,由于公安局领导层害怕在办理有影响的人权案时出洋相,不愿自己管辖下制造国际丑闻,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警察,将会考虑调换。笔者就曾成功地通过这种方法赶走了一位对本人明显抱有严重偏见的办案人员。

总之,警察不是天外来客,不是生活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中。警察就在我们中间,公安局的小社会与中国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里的小社会差不太多,特别是文化方面,社会性方面,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方面,与其他社区大同小异。不要格外害怕警察,也不要把警察局的小社会想像得格外神秘。用你自己的平常心去推测你所面对的警察,只要你的心理没有毛病,就应该八九不离十。把你所面对的警察还原为平常人,你的应对将会从容得多。

十三,与警察交流些什么比较合适一方面讲对警察有权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讲要争取警察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不是既卖矛又卖盾呢?不是的。

本文主张,在与警察相处时,回答审讯时,一是在事关证据方面,坚决保持沉默,二是在政治主张方面,以保持沉默比较有利。证据方面,保持沉默是免于自证己罪,避免给警察以可乘之机,政治主张方面,尽量回避,原因基本上与不提供证据差不多,但具体道理将放在后面详谈。

除了这两个方面,其它的,与警察聊一聊,并无不可。有的方面,还建议你谈深入,谈透,纠正警察的错误。能与警察谈的大概有五十三个方面:

一是法理方面。这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谈得越多越透,对你越有利。与警察交流,忌讳讲民主自由的大道理,这将被视为顽固不化,除非你在意要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下展示自身信念坚定,否则,就多讲小道理,讲法理。这个方面,人权是必须谈的,宪法是必须谈的,国际法是必须谈的,刚出来的国务院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可以谈,但都不是重点。法理才是重点。最好能够联系《刑法》和《刑诉法》的具体条文来谈。你如果能够论证警察的指控从《刑法》和《刑诉法》的角度讲也不能成立,并且设法让这些论证进入他们的大脑,为他们所服膺,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自信?

二是人情世故可以谈,你读过并且估计警察也读过的书中的那些大道理也可以谈。比如"精忠报国","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那些充满集体主义色彩的教条,那些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上的大而无当的漂亮观点,充满爱国主义迷信的宣传品,都不妨拿来对付他们。他们就服这个。这叫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可以使得他们不把你视为异己分子和未开化的以求一逞之徒。

三是警察流露出的错误观点可以谈,就地谈,立即谈,接住他的话头,插进他的话头里去谈,形成热烈的争论。在谈中肯定共识的部分,及时肯定他合理的部分,同时毫不嘴软地批驳其错误的部分。并且,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政治理念,给对手加大惩罚你提供依据,在批驳时,只破不立。通过这种讨论,间接告诉他,我比你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你们懂的那些道理,我都懂,懂得比你们深,比你们多。

四是尽可能多地从警察嘴巴里掏信息。秘密警察最让人感到害怕的是什么?秘密!秘密是什么?信息封锁。秘密警察的一切对你都是秘密。对未知的恐惧感才是最让人恐惧的。利用交谈的机会,掏出他们认为本案法律上成立的关键理由所在,给予批驳,或者为法庭辩论准备腹稿,都是谋定而后动的后发制人之术。

五是不妨谈点假的。关于欺诈,前面已经引征过哈耶克的观点,在此再展开谈一谈。按哈氏观点,把你抓进去是强制,欺诈你的审讯也是强制。两者叠加,就是双重强制。强制是什么呢?就是强迫你不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而迫使你为施加强制者追求其目标服务。对于人权犯来讲,自身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不证自明,不合法的是抓你的人。这种抓捕与强盗行径无异。但你不可能对这种违宪违法者施加惩罚,你暂时无力追究这种罪恶,目前只能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用办法使警察服务于你的目标,岂不是美事一桩?如何使警察服务于你的目标?既然不可能把警察强制进牢房里,那么,反强制的唯一可能,就是反欺诈。有人可能会认为所有欺骗都是道德败坏的,但笔者认为,有一种欺诈除外,如果强盗把刀横在你脖子上,你能够通过欺骗,维护自身生命和利益,那有什么不道德的?只是要记住,欺骗唯一只有在敌对无可化解的特定情景下在道德上才站得住脚,换了这种极端情况,其它任何时候,绝不可使用。欺骗不是智慧,永远不要把《三十六计》等典籍中对待敌对者的欺骗行为应用到合法的竞争对手身上。

当然,在谈的时候要区别你的对手,预审阶段是国安人员,也就是抓你进去的第一天和随后几天,这是预审,一般由国安国保人员主持。到了侦查阶段,案件便会移交给公安局。在侦查阶段,也就是正式审讯时,与你面对面的,通常都是侦察员,是公安局的,国安人员则当配角。公安局的人,很有可能对你的看法,对你案件的看法与国安国保的并不一样。要利用这个不一样,扩大这个间隙。

综合以上,与警察交流,有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不能搞全攻全守,也不能只守不攻,更不应该举手投降,最妥当的是稳守反击。当对手远远比你人多势众时,先求守住,然后伺机反击,是比较可取的战略。

十四,高度重视第一次检审

公安局的侦查,一般不得超过二个月,特殊情况可申请上一级检察院延长一个月,取证特别困难的,可延长至二个月。除此之外,只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经过最高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否则就应该放人。

人们说,在看守所里,是掰着指头数日子的,这话不假。所以,当你计算的侦查期限一到,还没有放人,你将会收到一张告知书,通知你,案件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公安局移交给检察院的只有三项内容,公安局写的《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和证据,可见,警察对你态度的评价并不是法定必须有的起诉内容。移交给检察院的这三项内容中,案卷材料和证据你是绝对看不到的。法律规定你的律师有权阅卷,但也有可能律师的阅卷权遭到无理拒绝或限制,在人权案中,阅卷权遭到拒绝或限制的情况比比皆是。你有权看到的,就是《起诉意见书》,公安局不会送给你,你应该在第一次接受检察院审讯时,向检察官索要,或者通过律师拿到手里。记住!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从案卷移交给检察院之日开始,你就要随时准备应对检察官的审讯。当拿到《起诉意见书》后,你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到这几张纸上来,对照《刑法》相关条款,了解指控的严厉程度,初步判断一下,自己将有可能最高判多少年,最低也将判多少年,更主要的是要仔细分析《起诉意见书》中的漏洞和问题,找准辩护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一般来说,像人权案件,《起诉意见书》中列举的"罪证"大多漏洞百出,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认真地分析,并将分析结果通过合法的途径告诉检察官和律师。

有的人,包括笔者,在未经历坐牢的时候,对检察院的重要性认识不是很足。注意力主要放在公安和法院这一头一尾上,把联系公安局与法院的中间链条检察院的作用轻视了。其实,检察院这一关非常重要。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呢?从法律程序上讲,检察院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这是非常书面化的表达。如果用口语简明扼要说来,检察院的权力主要在于,它有权决定把你送上法庭,还是放掉你,有权决定扩大公安的指控,还是缩小指控的范围。举两例为证:刘荻案,就是在检察院放人的;杜导斌案,离不起诉也只一步之遥,如果他在与检察院院长谈话时表明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改变态度,也就放了,由于不愿意作出这种姿态,才没有达成不起诉,但虽然没放成,在检察院环节,却减少了指控范围,否定了公安局涉及刑法106条即郑贻春案中出现过的所谓勾结境外组织的指控。检察院取消了从重处罚的指控,是杜导斌在宣判当日就得以出狱的前提条件。虽然他应该无罪释放,但作为共产党上台以来首例以缓刑出狱的政治犯,当地检察院和法院还是"手下留情"了的。

一般来说,检察官与警察相比,客观公正的程度要强一点点,法官与检察官比起来,又应该更公正。由于中国司法体制中存在一个毫无法律地位,却又掌控着司法最高决策权的政法委,检察官法官的公正便大打折扣,在人权案件中,由于被告通常被认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威胁,政法委操纵得更厉害,严重时,也许不是严重时,而是在任何人权案件中,检察官法官的公正性都完全丧失。但即使如此,与检察官敌对的态度和言行,还是不智的。

有一点需要厘清,在人权案中,决定要惩罚你的人,是党委及其政法委,以及他们的行动工具国安局国保大队。公安局的侦察员,检察官,法官,都是被动地被卷进案子里来的。在职务上,侦察员、检察员、法官,毫无例外都是专政工具,但作为人,却有可能并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政法委的决定,很有可能,他内心深处站在你的一边。所以,如果能够争取检察官给予你帮助,何乐不为呢?

当案件移交到检察院之后,按照法定程序,检察官经过一段时间阅卷,就要提检审。检审是习惯叫法,全面的说法,大概应该是检察官审讯。检审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一次,但也可以反复多次,当他们觉得还有情况需要找你查证时,就可能多次找你。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在检察环节,也可以主动要求与检察官见面。检察官出于全面掌握情况等目的出发,也可能乐于告诉你,可以通过给他们写信等方式沟通,交换观点。此外,还可以通过律师与检察官交换看法。你与检察官的沟通管道有很多。

你第一次接受检审对你极为重要,表现好坏,在检察官心目中印象怎样,对案件的走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很多检察官在你之前很可能从未办理过人权案件,但他们肯定已经认真地阅读过你的案卷,并且受到了公安局"恶人先告状"式的严重影响,主观上也许对你抱有相当程度的成见,也许已经认定你是有罪之身了。然而,遵守法定程序,来听听你的意见,这本身就给了你校正偏见的机会,一定要用好这个机会。在此,我的忠告是,态度温和地、有尊严地跟检察官对话,对检察官讲出的任何一句话,要打脑子里过一过,如果发现观念陈旧错误,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更正,要避免激烈争吵,但可以就对法律法理范畴内的不同观点看法适当讨论。在第一次检审之前,检察官一般站在公安局的视角看问题,你要设想他们已经听信了一面之辞,在检审中,你就要让他们听到第二面之辞,全面阐述你对案件对法律法理的理解,对证据的质疑。在听取你的意见时,检察官的身份近似于法官,他站在你与公安局之间,与法庭辩论时你与公诉人对立不同,此刻,你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冲着他的,你是冲着公安局的,所以,语言不妨尖锐一点,措辞要切中要害。你努力的目标是说服检察官放弃成见,进而争取把检察官拉到你这一边来,让他成为阻击公安的一道防线,让检察官为你讲话,为你所用。在第一次与检察官见面时,一定要表现出正气和水平,前面所述对付侦察员的那些大而无当的为国家愿意牺牲等漂亮词句,照样要搬出来对付他们。要不失时机地反复讲这些话,反复多次讲,不厌其烦,不仅用来对付他们,在法庭上,还要用来对付法官。请记住,现在四十岁左右的公检法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基础教育,身上都有左味,用左的一套对付他们,正是对症下药。

十五,政治态度是影响政治犯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

在刑事案件中,以检察官为代表的公诉一方,与由被告及其代理律师组成的一方在法庭上构成了此控彼辩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一旦成为事实,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胜,要么败。没有第三种可能。然而,如果你死死抱定这种胜败两分法不放,那么,就可能会错失第三种结果。

人权案中还有第三种结果吗?有的。

第三种结果有四种情况:

1、取保候审,直到取保候审期限结束,也不通过法庭作出判决,案件不了了之,李柏光钮丰禾等案就是这种结果,朱久虎案最终结果估计也差不多;

2、绝对不起诉,也就是在检察院环节以错案、证据不足等理由予以释放,这种情况一般应该给予国家赔偿,并追究有关办案人员责任,在政治案件中,这种情况五十六年来好象还没有过记录;

3、相对不起诉,检察院的不起诉书中仍然认定触犯了刑法,给戴个有罪的帽子,但结论却是因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下相对不起诉的结论,可避免有关人员受到追究和国家赔偿问题,典型的案例就是刘荻案,以相对不起诉结案;

4、也经过法庭判决,也下有罪结论,但仍然立即释放,这是一种变相放人,据笔者所知,这种情况中国五十六年来在政治案件中只出现过一例,就是杜导斌案以判缓刑的结论却行当庭释放的事实。

以上四种情况,取保候审可能由公安作出,也可由检察院作出;不起诉,不论绝对还是相对,只会发生在检察环节,因为法定程序中只有检察院才有作出不起诉的权力;最后一种,经法庭判决,也下有罪结论,但仍然立即释放,情况虽有不同,有的巧妙,有的笨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你得让司法执法方面认为你政治态度上不再顽固不化。

前面讲过,在审讯阶段,对公安人员的态度好坏,不大可能产生影响案件的效果,一旦到了检察环节,态度却又上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这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的。这里的态度是同一个词,表达的却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不可搞混了。对于公安侦查人员,态度不是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公安人员的态度,主要指的是你是积极配合调查,还是消极对待调查,指的是你对待调查的合作精神;对于检察官,态度的价值才变得重要起来,这里的态度,指的是政治立场,观念,对待当局的政治态度,指的是政治层面的态度。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找不到态度罪思想罪的,但在实际司法中,对于政治案件而言,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如何,思想有没有转变,却被当作影响案件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检察官在决定对你如何处置方面,很大程度上,会参考你的政治态度。如果他们认为你顽固不化,那么,从重处罚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他们认为你已经"悔过自新"或"有所悔改",他们则可能会以"刑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对你从轻发落。但对于人权犯来说,以检察官的价值尺度(好恶)来决定自身政治取向,是不可(很难)想象的事情。从自由主义视角讲,合法的自利最大,等于公益最大,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应该完全由其本人自主选择。然而,由于信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关系,任何人在面对这种选择时,却是很难称得上完全按自主意志行事的。有三种价值观将严重限制你选择第二种:

其一,你的政治观念与现行的执政党的政治观念根本就是冲突的,你信仰民主自由,共产党却坚持一党专政,在很多人眼中,二者形同水火,冰炭不能同炉,如何可以折中,如何可以屈服于威武?

其二,名节观念不允许你随便改变政治立场,"忠、孝、节"三字美德,"忠、孝"二字在上个世纪已被证伪,唯独一个"节"字,至今还坚挺在国人脊梁骨中,一谈悔改,便有二世做人之感,"变节"的悔恨将造成当事人终身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你会问自己,如要悔改,那么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一切听政府的不就得了?哪会有今日的牢狱之灾?

其三,历史上慷慨就义的典范们的影响力,以及变节者的可耻下场,特别是共产党教科书中关于英雄与叛徒的道德熏陶,使你根本转不过弯来。

在笔者看来,在对待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方面,很多人至今就抱着这种非坚持即动摇的两分法。这些人士的伦理观念中没有妥协的地位,根本瞧不起作出妥协者,将妥协等同于变节。由于道德日益多元化,很难说这种认识就一定错误。笔者不认为自己拥有裁判他人道德观的权利,只是认为作何种道德选择是个性化的权利。因此,在这里提供三种选择,并分别分析其优劣,供读者诸君在万一遇上必须面对选择时,自主作出决定。与两分法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政治态度上面临的选择可划分为三种:

1、坚定不移,并把这种坚定性表达出来,一梗脖子挺到底,任凭放或不放,任凭判长判短,我自岿然不动,这是非常典型的大义凛然;

2、骨子里坚定,但并不外露,当检察官询问政治问题时,避而不答,或回答不考虑政治问题,只考虑法律问题,只考虑如何出狱,在与检察官沟通时,采取缩小目标的策略,不讲大道理,只讲小道理,只讲与案情相关的法理,讲人之常情,讲家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自己摆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不争取形象光辉伟大,只争取案子结果对自己最为有利,重实际效果,当穷尽所有的抵抗措施仍然无效之后,必要时选择妥协;

3、投降,悔过,或真正从骨子里认为"今是昨非",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选择第一种态度,最合乎传统道德规范,你的人格尊严不会因为自己做出违心的让步而受到损伤,如果信息传播不受阻拦,你有可能因激烈的抵抗精神而感动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多少年后,很可能因此被誉为英雄,也有可能赢得办案人员内心的钦佩,但可以断言,眼前亏是有得吃的,你必须作好被刑讯逼供以及被从重判处的思想准备,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被欺软怕硬而又随意性很大的的司法体制从轻发落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之小。

选择第二种态度,估计你受到的处罚会比第一种要轻一点,眼前亏要少吃一些,个人身体、利益和家庭受到的伤害也可能会少得多,但从长期来看,你有可能将因自己的妥协而在出狱之后受到某些歧视,以及自己内心的折磨,这些歧视和折磨,会使你产生还不如坐牢之感。

选择第三种,原则上讲也是你的权利,当然,这种表现是检察官最欢迎的了,这种选择带来的及时性利益当然是最大的,但从长远来看,负面效应巨大无比,若干年后,也许终你一生,都有可能被笼罩在由此造成的阴影中。悔过负作用太大,妥协得不偿失,那么,是不是就还是只有选择坚决抵抗最合适呢?也不一定。

十六,历史、未来主义、血性和真理的迷雾
行文到这里,不得不从坐牢问题上暂时叉开,就历史、未来主义、血性和真理四个观念作些探讨,我认为,只有进一步厘清上述四个范畴,才有可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文本。

前面提到人权犯在政治态度立场问题上面临三种选择,在谈到第二种第三种时,对其利弊分析很容易使人觉得它们都不如第一种选择更划算。因为选择毫不妥协的抵抗,既无损于人格尊严,又有望成全名节,还可能感动公众,同时,更为值得争取的是,有望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与这些相比,特别是与历史上的英雄令名相比,吃点眼前亏算得了什么呢?如果问题真的是如此简单,那么,笔者肯定给你全力推荐第一种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不简单的原因就在于,在这种"英雄"观的前面,笼罩着四层迷雾。如果拨开了这四层迷雾,那么,这种英雄值不值得去争当,可能一些人就会重新思量了。

第一层迷雾,就是所谓的历史欺骗。我们在阅读中国历史时,读到的几乎全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业绩史,政治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军事领域的胜利者与失败者,文化上的一代风流,现在又增补了一些发明家科学家,至于数以亿计的小人物,那些被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史称为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化史起着实际型塑作用的普通人,全都被遮蔽到了历史的尘烟中。这种历史把我们引进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好象所谓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册页,平常人是不配在其中获得地位的。受到这种欺骗的人们,把进入历史当作生命最有价值的标志,往往宁可像个英雄那样轰轰烈烈地死,也决不甘愿像个凡夫俗子那样湮没无闻的活。这实在是对生命最大的不敬!这种历史欺骗把生命异化成了历史符号,主张历史符号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非常荒唐!我相信,今后的中国历史,肯定再不会是这样,肯定会重写。重写的历史,必将以普通人为重心,以探讨一个民族文明进化的过程、内涵及其对整个人类的独特价值等为目的。

第二层迷雾,就是所谓的未来主义。有的人,对当下的权威不以为然,对身边的荣华富贵嗤之以鼻,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代表未来的权力改变眼前的一切。这种人,表面看来是民主的促进派,其实,仍然是个极权主义者,只不过与现行极权主义者不同,他们所迷信的,是未来的极权。

第三层迷雾,就是所谓的血性。有的人反对共产主义信念,却至今还认为,那些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惜牺牲的人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人不可能无骨气,但也必须认识到,所谓血性,不过是非理性,主张用血性主宰自己,就是主张把自己交给非理性去控制。我倾向于认为,那些CCTV新闻节目插播的"历史的丰碑"中的人物,那些所谓的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其说他们是信仰坚定,不如说是残酷的组织惩罚的牺牲品,他们是在作为叛徒被处死,与作为英雄慷慨就义的两种坏之间,在"横竖是一死,赖死不如好死"之间,抛弃最坏的,选择次坏的。这种认识是有根据的,现在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所谓的"特殊材料做成的",江姐许云峰这些"烈士",生理构造与我们一样,文化与我们差不多,智力上不如我们,人格不优于我们,其所信奉的"真理",已经被证实是谬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些残忍的清洗队伍的组织惩罚手段,他们没有任何道理不为求生而作适当的妥协。

第四层迷雾,就是所谓真理。自由主义者不是笛卡尔式、卢梭式、马克思式的建构论理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不可能凭理性建构一切。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是进化论的理性主义者。一般来说,只有建构论理性主义者才会"有勇气"认定自己的信仰是"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愿意"为真理奉献一切",一个进化论理性主义者,在对待真理问题上,他的态度,借波普尔的话说就是,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理,但是,在你看来,我的真理可能对,可能错,欢迎批评。所以,当看到"殃视"播放那些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革命烈士"时,我总是哑然失笑。他们坚信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一堆破烂!那些人却偏偏那么执迷!透过这些连篇累牍的舆论宣传,我从反面认识到,当我们说告别共产主义时,不仅仅是告别其整体论决定论本质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仅是告别它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邪说"、"辩证胡说主义",不仅仅要告别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仅告别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不仅仅告别一切交由中央统筹安排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还要告别它那种"致命的自负"的思维方式,还要告别它鼓动人们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道德说教,还要告别它塑造烈士(实为炮灰)的舆论宣传。

当拨开了这四种迷雾之后,在认清了各种选择的后果之后,不论是倾向于选择慷慨就义,还是选择有条件的妥协,也许还包括选择悔过,我认为,此时此刻,才是充分自主的选择。

十六;尊重律师,但自己的命运还得由自己掌握

现在,来谈谈与律师有关的话题。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人从被抓进看守所之日起,都有权聘请并会见律师。不过,法律上虽然是这样规定的,实际司法活动中,不仅人权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公安机关经常以种种理由直接剥夺或间接限制被强制对象会见律师的权利。很多人,直到案件移送检察院了,才能得见律师一面,还有相当多的人,根本没有律师,据资深大律师莫少平律师在一次演讲中称,有70%左右的刑事案当事人直到案件终审结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稀里糊涂被捕,稀里糊涂走上黄泉路,在今天中国不算新闻。进口影片中那些戴着手铐仍然不惊不惧地高叫"找我律师来"的场面,在中国不知猴年马月会不会出现。

在法治社会,律师制度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律师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护法。但在中国,律师的地位与个体老板差不太多,他们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一般不算政权中人。中国律师的权力是软的,只有公检法的权力才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有律师没律师,公检法可照样办案,可照样抓人判刑。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案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规定律师的职权主要有:当案件还在公安局时,可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法院之后,律师可以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些职权总括成一句话就是: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可见,法律赋予律师的职权,就是维护人权,至少纸面上是这样写着的。

由于律师制度不是中国传统司法程序中必须有的一环,中国出现律师这个职业,也不过百年历史,文革中还中断了十多年,更主要的也许是,人权在中国一直是个政治敏感话题,因此,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者角色,不仅没有得到公检法的充分尊重,而且对于一般公众,也普遍缺乏认知。

很多人对于律师存在误解,不是把律师看轻,就是看得过重。看轻的人通常认为律师手中无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看重的人则把律师当作救命稻草,以为律师能逆转案件走势,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在笔者看来,这些认识都存在偏颇。从价值层面讲,律师的职责固然在于保障人权,但律师这个职业对于司法的价值却不在于为被告开脱罪责,其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使证与罪相符,罪与刑相当。律师应保证无罪者不得加罪,却不应该使有罪者变无罪。在事实层面,律师的帮助对处于囚禁状况的人非常重要。律师是专业法律人,通晓法律,谙熟司法程序,能够帮助当事人避免由于对法律和司法的无知而产生的畏惧心理和各种有害无益的盲目行为,好的律师能够帮助当事人规避陷阱,并且发现公诉人的指控和证据中的漏洞,能够及时指出检察院和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加强对冤假错案的预防机制,好的律师还可以帮助当事人建立与外界的合法沟通管道,从而帮助当事人的亲友了解当事人在里面的情况,及时揭露刑讯逼供,等等,律师可以给当事人提供其家人朋友无法提供的有效的帮助。

不可讳言,律师的职权确实也相当有限。律师无权决定逮捕或释放,也无权决定起诉不起诉,更无法决定判罪不判罪和判长判短,所有这些决定权都不在他手中。特别是在人权案件中,由于公检法司都得受共产党领导,都被视作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人权犯则被视为对专政政权构成危害的人,律师经常面临要么选择跟党走要么选择跟党的对头走的尴尬处境,本来就很有限的职权又受到进一步削弱。不过,即使如此,对于人权案,有律师与没有律师,律师优秀与差劲,还是有很大分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全国有名的大律师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讲话更有份量,这种份量有助于增大取保候审或不起诉的可能性,证据上的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推翻公安或公诉人的指控,而没有律师或律师不过硬,结果很可能就是,公检法想怎样就怎样。

虽然迄今没有看到过区分好律师坏律师的公认标准,但从常识出发,我认为还是不难找出几条有可能得到公认的鉴别标准的:

1、好律师忠于职守,忠于当事人利益,敢于为当事人讲话;坏律师利益上跟检察官法官穿连裆裤,全靠关系和钻营混饭吃,这些所谓的律师,行事看公检法的眼色,该讲的话,如果发现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便不讲,最坏的,还甘愿成为迫害人权的帮凶,合伙构陷其当事人,拿人钱财,还害人。

2、好律师精通法律知识,能纠正公检法办案人员的错误,在适用法律上,见解常常比普通法官要眼高一着;坏律师法律知识贫乏,见解鄙陋,对案件的认识,对法律的理解,与糟糕的法官没有分别。

3、好律师勤于业务,对当事人案件的关键细节体察入微;坏律师喜欢作秀,基本上当事人讲什么才知道什么,对案件不钻研,对细节马而虎之。

当然,这些只举出了好律师与坏律师两个极端,更多的律师可能介于好坏之间。

与以往的政治犯稍有改善,今天的人权犯可以聘请律师,也有了请到好律师的机会。在目睹了一场又一场人权灾难之后,有志于保障人权的律师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范亚峰,李建强,浦志强,朱久虎,滕彪......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像暗夜里的明星,给了我们以光明的期待。

虽然好律师有很大的能量,但在法律上,他要给当事人作何种辩护,有罪或无罪,主意却还是得由当事人来拿。当事人自认为无罪的,再大的名律师也得遵守职业操守,不得作轻罪辩护,当事人自认为作减罪辩护更稳妥时,律师不论个人抱何种看法,也不得自作主张强行进行无罪辩护。在辩护主方向上,律师只能给当事人作帮手,只能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利用已有证据和他所知悉的法律知识进行论证。

有一点必须特别予以指出,尽管在指出这一点时心情沉重,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范亚峰,李建强,浦志强,朱久虎,滕彪......这些让人一见便油然而生感佩的名字,在他们所代理过的人权案中,几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他们虽然屡败屡战,但仍然是胜少败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他们不努力造成的,他们通常都会为当事人尽全力。屡战屡败,不是他们不好,除了他们,大概中国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权律师了。在代理人权案件方面,他们确实是最好的,最棒的!他们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执政党在人权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远正确,永远要高坐台上,并且厌恶约束的权力,56年来,中国的政治案件几乎没有一例以被告胜诉结案,即使有事后平反的,但从未听说过有当场胜诉的。

中国最好的大律师在代理人权案时屡战屡败,针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针对律师只能依据当事人的意志决定辩护方向,笔者在此要格外提出一条忠告:要尊重律师,但不可认为应将命运交由律师决定。

作为这条忠告的支撑,在此我补充自由主义关于个人责任的三条原则。这三个原则是笔者综合所读经典后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

----每个人对自己负有特殊责任,这种责任无人能够替代,如果替代了,被替代者就成了替代者的奴隶;
----每个人对家庭负有无限责任,这种责任可被家庭其他成员暂时替代,但不能永久替代,如果永久替代了,被替代者就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人生幸福的主要基础;
----每个人对社会、国家,只负有有限责任,这种责任可被许多人所替代,但也不可完全永久地被替代,一旦被完全永久地替代了,被替代者的政治权利也就丧失了,政治上将任人宰割。

提出这三个原则,用意在于指出,在人权案件中,律师固然重要,但有些事,律师是不能代理的,关键的选择,还得自己拿主意。

十七,深入全面地分析《起诉书》,为法庭辩护作充分准备

如果在检察环节不能达成取保候审或不起诉,案件就会移送法院,如前所述,政治案件完全受当局操纵,政治犯在中国尚无当庭无罪释放的先例,如果人权犯的案子已交法院,当事人被起诉定罪判刑将极难避免(当然,应该相信终会有取得突破的第一案),在中国现在的司法体制下,即使公诉人的证据和法理漏洞百出,人权犯幸免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检察院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并不通知当事人,法院在接到起诉书及相关材料后,有几天的阅卷时间。当法院决定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将收到由法院书记员或主办法官送来的《起诉书》副本。虽然法院的审理期限有一个半月,但从收到《起诉书》之日起十天后,法院就有可能随时开庭。具体哪天开庭,法院只需要通知律师和被告家人及有关人员,并不预先通知被告本人。到了开庭当日,监室大门打开,当事人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才会发现是法警来提自己出庭。与检察环节不同的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一般不应该在开庭之前有见面机会。即使明知检察院将给法官以先入为主之见,当事人也无可奈何。因此,从收到《起诉书》开始,当事人就只能反求诸己,自己为法庭开庭审理进行认真全面的准备。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起诉书》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约见律师;草拟一份法庭辩护词;草拟一份法庭陈述。下面对这四个方面分别详细谈一谈。

---- 分析审查《起诉书》。重点看书中所列举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证据链条中有没有缺陷和薄弱部分,证据与法律条文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是否有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这四点是审查的重中之重。除非举手投降,当事人的辩护和律师的辩护都应该并且也只能围绕这四点展开。分析《起诉书》时,应该与《刑法》对照着进行,对照《起诉书》所指的《刑法》条款,了解可能被判刑期的底限和上限,对本案最少可能判几年,最长可能判多久,当事人一定要心里有数。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例,《刑法》规定"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见,颠覆国家政权罪,最短可能马上出狱,最长则是无期徒刑,相差极大。这也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幕后操纵者的自由裁量权)有极大的伸缩空间。是否利用这个空间为自己服务,利用到何种程度,都只能由当事人在审查《起诉书》的基础上下决心。是坚信自己能够胜诉,应坚定不移地坚持无罪辩护,还是觉得减罪辩护比较稳妥,一定要自己先拿个主意。同时,还要通过分析和审查,找准辩护的突破点和着力点。还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例,是把辩护的着力点放在根本推翻公诉人的指控,不承认有罪,还是以辩护不是首要分子,参加不积极,有某些从轻情节等为重点,当事人自己要事先决断。但有一条原则必须坚守,在辩护不是首要分子时,千万不能指证同伴,如果以不惜加重同伴的刑罚以求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就逾越了做人的底线。虽然自由主义主张自己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但这个自由,却必须严格限制在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

决定如何应对《起诉书》,纯粹是当事人自己的决策权,律师只能从旁帮助,本文则连参考意见都提不出,因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对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没有人比当事人更知道自己的需要,在未能全面了解案件的前提下,提出任何原则,都是不妥当的。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司法中的一条潜规则略作说明,公安、公诉人,以及幕后操纵者,最反感的是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恶意报复。当然,提出这一点来,并不说明就不应该作理直气壮的无罪辩护。

----约见律师。在拿到《起诉书》的当时,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向书记员法官和看守所监管方面提出马上会见律师的要求。会见律师越早越好!要求会见律师和决定何时会见律师,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和看守所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一般来说,会见律师的时间长短没有法律规定,但由于一个手续只准当天会见一次,律师在会见之前必须到法院办理会见手续,可能还得留些时间阅卷,所以,会见律师的时间相当紧张。为了节约时间,保证与律师之间沟通的质量,避免遗漏需要跟律师讲或问律师的内容,在提出会见律师之后,应马上向看守所提出要纸和笔的要求。将必须与律师沟通的内容在纸上列个清单,清单应该既全面又有重点。会见律师的内容,一般应该包括:1、律师本人对案件的全面评估;2、律师阅卷所见及得出的结论;3、有没有必要提请律师搜集证据或约请证人出庭;4、当事人本人对案件的分析意见,决心;5、统一辩护的立场、大方向、具体策略和有关口径,当事人与律师之间不能出现矛盾;6、需要请律师转达的与家人朋友沟通的内容;7、约定在开庭之前的前三天内再会见一回;8、其它觉得需要沟通的内容。特别说明一下,与律师在开庭之前再最后会见一次非常必要,由于律师应该在开庭之前三天就接到法院要求出庭的通知,因此,开庭之前的会见,等于给了当事人间接预知开庭时间的机会,同时,如果律师发现有新的证据或情况,或当事人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应该改变决定,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沟通,开庭之前的会见,还应该要求律师把庭审程序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一告知,做到心中有数,减少盲目性,克服不必要的畏惧心理。

----草拟法庭辩护词。法庭辩护词主要内容包括:1、行为的动机,也就是有无作案动机,并提出有关证据作支持;2、认为公诉人的指控中存在的错误、缺点、漏洞,一一反驳,既要提出证据支持,还要进行详实的有说服力的论证;3、如果决定作减罪辩护,那么,有哪些可以减轻罪责的情节、理由和证据。法庭辩护应简明扼要,切中肯綮,以说理为主,争取以理服人,少说大话,不说与案件无关的话----说了也没用,法官会当庭阻止当事人讲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像陈独秀那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如果换到今天的法庭,法官不可能让他讲下去。

----草拟法庭陈述。《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当事人陈述。这个陈述极其重要。这是当事人对法庭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后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法庭陈述因为是在法庭辩论等程序之后,对自己和律师与公诉人的对抗是胜是负,感觉法官倾向哪一方,当事人会有个基本的评估。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陈述的大调子,应该视庭审情况而定,如果有信心,可以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如果感觉不很妙,需要作出妥协,这是作出妥协的唯一机会。这是在所有的抵抗用完之后,当感到非作出妥协不可时才妥协的。但随机应变并不说明不需要谋定而后动,即使到时候决定有所更改,先草拟一个陈述也有益无害。与辩护词有所不同,法庭陈述的重点不在说理,而应以情为主,要争取以情动人,感动出庭的法官和公诉人,以及幕后操纵者。在法庭陈述中,重点是阐述与案件有关的行为的目的,不妨继续大讲特讲精忠报国等爱国主义情结浓厚的观点----人权犯不爱国又何必与专制当局作对?讲家庭,讲学习,讲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有有助于消除与法官之间感情隔阂的话,有可能把法官拉向为自己说话的话,都可以讲。但有四点应注意避免:不要重复辩护词中内容;最好不要讲政治主张;避免作秀心理;不要使用谀词媚态。

十八,法庭辩护的目的是说服法官

对于被抓入狱的人权犯,法庭辩护是决定命运的最后一个机会,因此,有必要再强调几点。法庭辩护不是对公众发表演讲,也不是讲给旁听的人听或律师听,而是讲给法官听。法庭辩护的读者和听众只有审判庭及审委会成员。因此,必须明确法庭辩护的目的是说服法官(包括审判委员会),打动法官,把法官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犯进行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一点:争取法官。这一点可从"理"和"情"两个层面分别表述:

"理"的层面,要让法官从内心认为当事人有理,公诉人无理;
"情"的层面,要让法官从内心认为,对当事人施加恶意的惩罚有愧于良心。

虽说在人权案中,争取法官站到人权犯的立场上讲话几乎没有可能,但既然到了法庭上,既然进行辩护,那么,辩护的目的就只能是如此。即便不屑于示好于法官,但起码要避免因为个人厌恶等因素,促使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加重处罚。

以上目的的合理性不证自明。那么,围绕这样的目的,就需要格外注意:不要去激怒法官,对法庭进行攻击是不宜的,对法官检察官进行人身攻击也是不宜的。笔者认为,好的辩护,是从法理上进行论证和驳斥,如果能够用温和的态度和语言,以翔实的证据和雄辩的论证证明,即使先不管宪法国际法(当然要从这方面论述),就是以现行刑法论,公诉人的指控也站不住脚,那么可以认为,这个辩护应该给予一百分。与此相反,那些在法理上空洞无物,只有满腔热情的所谓的"慷慨陈辞",因为跑了题,大概只能打零分,也许因为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招致反感,应该扣分。对于那些深受"烈士"教育之害的人们,那些有诗化语言癖的人们,那些有作秀给历史看的情结的人们,笔者在此强调指出,法庭辩护词是应用文,不是文学作品。

为了达到征服法官的目的,为了有助于法庭辩论中争胜,在准备阶段还有两个细节最好注意到。这两个细节就是:一,当事人别忘了事先与看守所打个招呼,请他们通知家属,到出庭当日早一点送套干净衣服来,换上得体的衣服后再上庭,维护自己的形象,也避免因形象受损不必要地引起审判人员的歧视或反感;二,事先向看守所管号民警提出请求,并通过律师向法官提出请求,在出庭时,手中能拿张白纸和一枝笔,这两样东西在法庭辩论时会有用的,可以帮助当事人记下公诉词中的要点和公诉人辩论中的要点,有的放矢,增加辩论的针对性。

十九,对法庭程序做到心中有数,出庭时方能从容不迫

对庭审程序不熟悉,有可能引起当事人做出些不适宜的举动或生发些格外的心理负担,譬如抢着发言,担心自己精心准备的辩护和陈述派不上用场庭审就会结束等等。称职的律师会顾及到这些,在开庭之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时,会将法庭程序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心中有数,减少出错的机会。

庭审程序共分四个阶段,20多个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法庭准备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宣布法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名单;交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宣布法庭纪律。询问当事人是否对上述人员除辩护人以外申请回避。

第二阶段:法庭调查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2、被告人发表对起诉书的意见。3、公诉人询问被告人;4、辩护人询问被告人;5、法官询问被告人;6、公诉人举证7、公诉人询问控诉证人8、辩护人询问控诉证人9、被告人、辩护人对公诉人的每一项证据进行质证;10、辩护人举证11、辩护人询问辩护证人12、公诉人询问辩护证人13、公诉人对辩护人的所有证据进行质证14、法官询问双方证人

第三阶段:法庭辩论15、公诉人发表公诉词16、被告人自我辩护17、辩护人发表辩护词18、互相辩论

第四阶段被告人最后陈述

宣判或者休庭。

这些环节,每一个都可能对案件产生决定性影响,严格说来每一个都不能马虎,全都应该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应对。但其中还是有重点,需要特别小心应对。这些重点是:举证时一定要及时指出证据中的漏洞和疑点;公诉人询问时,应防止钻进他设下的圈套,不要急忙回答,先想一想再回答;要记住、最好用笔记下公诉词中的主要观点;法庭辩论时避免激动,尽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语调温和,风度从容;最后陈述前,脑子里对庭审情况迅速作个基本评估,如果相信自己一方道理在握,可以坚守自己的观点。

二十,外面的声援非常重要,但自救比声援更管用

写到这里,一直都只涉及当事人,好象他只是孤身独对冷酷无情的专制机器,别无帮助。如果读者有这种映象,那只是因为,本文没有将狱外的人如何展开营救作为立论的方向。在八九之前,中国的政治犯确实很多在单打独斗,从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网络电讯的日益发达,资讯流通渠道丰富,人们对专制独裁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人权犯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观。现在,任何一个人权犯被抓,立即便会在国际国内出现一片抗议的声浪。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经常报道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例,特别是华人主办的[观察]、[大纪元]、[议报]、[民主论坛]、[北京之春]、[博讯]、[人与人权]、[民主中国]、[争鸣]、[开放]、[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每一起人权案均给予及时全面的报道,国内网络人士也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空间,尽可能把侵犯人权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这些声援,大大增加了当局的镇压成本,使当局镇压人权犯的每一次行动都面临成为国际丑闻的尴尬局面,同时还拨开了国内很多正义未泯之士的心中迷雾,帮助他们看清了事情的是非曲直。现在经常是这样,一个人权案的发生,影响一个地区的舆论,由于信息的自由流通,人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结果反而启蒙了一大片身陷迷局者。人权犯成了人们口碑中的英雄。昔日还藉藉无名者,在当局的"成全"下,一夕之间蜚声国际,成为世界闻名的人权斗士。当局对人权犯的打压,不仅没收到胡作非为者所希望看到的震慑作用,反倒激起更多人的愤怒。在人权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口是心非的行径,当局也许自以为得计,殊不知这只不过是慢性自杀,一方面宣传的虚伪面目被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又使得其行为丧失合法性,在公众心目中一次又一次地描黑其违信弃义的无赖形象。

声援的舆论肯定总是为人权犯说话,人权犯的家属,当然没有道理害怕舆论。现在不能诛连九族,家属向任何媒体(包括国内国外)提供亲人的情况请求呼吁申冤的行为不违反中国任何一条法律,公安局再恶,也无法对家属下手。所以,人权犯的家属不能屈服于公安局的威胁,应当及时与外界联系,尤其是要及时向国际媒体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们得以和国际人权机构联系。有了这些资料,国际人权组织,各国人权机构就有根据和中国政府谈判营救工作。为了有助于说明家属应该向媒体提供资料,在这里,我引用魏京生先生2005年10月13日发表的《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首先要突破的,就是中共的垄断媒体和封锁消息》中的一段话:"这让我想起监狱里流行的一句口诀,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是刑事犯们几十年来体会中共的不讲信用,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如今的这些政治犯家属和维权的百姓们应该吸取别人血的教训。你们帮政府封锁了消息,实际上就是害了你们的亲人和你们自己。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声疾呼引起公众舆论的同情。这只会有好处,绝无坏处。况且没有任何中国法律禁止你呼吁社会的关注。你为什么要帮助害你的人封锁消息呢?愚不可及。"

外界的声援毫无疑义是极其重要的,不过,对于身陷牢笼中的当事人,却并不应该把出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界的帮助上。关于声援与案件结果之间的联系,在此举几个例子以作说明:

郑贻春被抓一个多月,其家人因为受到国安的威胁,没有向外界吐露任何消息,郑贻春后来被判七年;师涛从被抓捕时起外界的声援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被"从轻判处"十年监禁;罗永忠案,据说由于舆论压力太大,最高法院曾经一度准备介入,后来在权力暗箱的运作下,不了了之;刘荻朱久虎二人是得到声援相当大的,结果中途放人;杜导斌孙大午林彰旺案,声援的声音不小,最后的结案情况虽然并不理想,但好歹人是放出来了;程益中,程翔,杨建利,王炳章,赵岩,张林等人,都受到包括美国国会山在内的国际舆论的重点关注,现在的情况却并不好......

列举上述案例,并非想说明外界对人权犯的声援可有可无,可以看出,有些案子中,声援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想说明,声援的效果究竟如何,声援的大小与当局对当事人处罚的轻重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少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在不能定论的情况,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声援上,显然不合适。

从法理上讲,不论专制国家还是法治国家,当事人有罪无罪,完全取决于证据、法律、证据与法律条款之间的因果关系三个因素。如果确定应判有罪,那么,在法治国家,判罚完全按照条款所列刑期办事。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的刑法授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国的法官也不是独立审判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考虑的因素非常多:1、每个罪名所适用刑期都有上限下限,上下之间预留多大的灵活处理余地,2、犯罪情节恶劣程度,3、是否屡犯,4、认罪态度如何,5、社会影响,6、上级指示意见和社会关系(说情及说情人的背景等),7、与法官关系(法官对当事人的映象,有无行贿等因素)。可见,社会影响(舆论)如何,只是在罪名成立的前提下,影响法官处罚轻重的因素,不是决定有罪无罪的因素,即使是定罪之后确定刑期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既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必然的决定因素。声援的效果既不确定,声援的有无和声势大小也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当事人,当然不应该把命运交给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去决定,当然应该把自救摆在首位。

自救成功的例子不少,办法很多,案件在不同环节有不同的自救之道,可以说,在此之前发表的连载中的十篇,篇篇都在谈自救之道,本文的立意就在倡导自救,因此不再赘述。在这里,只举师涛案为例,借此说明,在案件中,我们确有很多机会展开自救,千万不应错过。据一位对师涛案件了解非常深入的朋友讲,师涛案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没处理好,一是他前妻如果拒绝提供那个要命的笔记本,警方证据就严重不足,二是在审讯时,开始师涛并不承认,秘密警察对师涛进行"攻心",威胁已掌握了师涛的邮箱密码,若不承认就将师涛通讯录上所有的朋友抓来问,同时威胁将连累师涛的家人。缺乏经验的师涛为了不连累朋友和家人就"招"了,我们认为,师涛当时应一口咬定:既然我的邮箱密码已"失密",我凭什么能对邮箱里发出的所有信息负责?

十二,认真对待庭审

虽然从实质正义的角度讲,那些罗织罪名致人权犯于狱的公诉人不够格代表法律,非民选的政府不能代表国民,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但从程序上讲,被告却还是必须与这样的公诉人法官打交道。被代表政府的公诉人送上法庭,不论怎么说,在任何人的人生中都是一件大事,草率不得。因此,应当尽量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位。当事人与掌握(或影响)自己命运的法官总共就只一次见面机会,唯一的一次出场机会,应尽量避免因行为举止不当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到了法庭上,有六点是必须格外注意的。一是要牢记法庭辩护的目的仅仅在于争取法官,在于避免最坏的结果。前面讲过,到现在为止,被送上法庭的中国政治犯人权犯没有一个真正有罪,却又没有一个得到无罪释放,庭审结果不存在无罪释放的可能,只有判轻判重的区别。这种现实情况必须面对!针对这种现实,笔者建议,法庭辩护的目的指向,应该定位在三点上:1、把道理讲清楚,既争取舆论支持,又说服法官检察官以及背后的那支操纵庭审的黑手,告诉他们道理所在,某种程度上讲,法庭辩护只是一次普及人权法治的机会;2、避免法官检察官和背后操纵者的恶意报复;争取法官良心发现,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之内,给一个相对轻一点的判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是精神上不要畏惧,力戒鲁莽。审判人权犯本是一场闹剧,但一旦上了法庭,闹剧也得当正剧去应对。无论审什么人,法庭的气氛总是非常严肃。这种严肃的气氛与被审判者内在的闹剧意识、受迫害意识就有可能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当事人失态。失态有多种表现形式,可能是大肆攻击检察官法官,可能是大吵大闹,可能是以沉默单纯表示抗拒,还有可能是有失尊严地讨好法官。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喜欢把在法庭上作出明显情绪化的对抗视为真正的勇敢。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法庭之上,作为被告,比较恰当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是保持尊严和体面,冷静,不在情绪上闹对立,后发致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证据和观点上,让公诉人的证据和观点中的漏洞暴露无遗,从而达到争取法官为你讲话的目的----不论主审法官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决断权,但辩方在法庭上所能做的,确实只有争取说服他们。

三是不要把法庭审判在一生中的意义作过高的估价。有的人非常喜欢把法庭表现视为人生的关键关头,对那些表现"勇敢"的,大加赞誉,对那些作出某些妥协的,则嗤之以鼻。当事人中,也有因为自己曾经的怯懦而终身感到抬不起头来的。这种看法也有失片面。近代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两位开山祖师、领袖,圣雄甘地和大卫*梭罗,如果用这些人的眼光看,都颇不勇敢,甘地在法庭上做过多次有罪辩护,梭罗则在自己入狱的第二天就接受了保释出狱,都没有选择激烈抵抗,也没有选择决不妥协地抵抗到底。笔者认为,一个人被送上法庭,当是他人生中最为不幸的时刻,一个人因持政治异议而与强权对抗并因此被送上法庭,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已经非常巨大了,我们无权要求他以激烈抵抗等方式来表现出愿意做出更多更大牺牲的意愿,应该把选择权交还给当事人自己。如果当事人认为激烈抵抗是可取的,他尽可选择激烈对抗,如果当事人认为适当妥协是必要的,不论妥协的结果是好或者是坏,妥协本身不应当受到"屈服"之类的指责。一个以自由为志业者的价值也并不因为这一刻就终身受辱。不过,虽然可以选择妥协,但如何妥协,却需要酎酌。一般而论,妥协是所有抵抗措施全部用尽,无法解决问题后迫不得已的选择。

同时,还要注意妥协的策略运用,不服从恶法者在法庭上的妥协,法律术语叫"有罪抗辩",不是涕泪忏悔,即使妥协,也不宜在法理上缴械,不宜在道理上随便不能后退,对无理指控,只有一一击溃,对方才有可能与你妥协。当事人要明白,妥协只是在暴力面前暂且选择策略性的后撤,是主动撤退,还要明白,选择对执政者的不服从,就意味着甘受某种惩罚。

四是不要对中国的法庭寄予过高期待。据法律专业人士讲(未经实证证实,但笔者认为基本可信),政治案件中,对被告如何判,一般上面有红头文件,法官只要闭起眼睛捂住良心照文件操作就行,判对判错,这个体制都不会追求法官的责任。果真如此,争取法官就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当事人所争取的,辩护律师所争取的,只在一个"理",只在以无罪或有罪抗辩的方式争取更切合自身主观意愿的判决。很多人喜欢做高调无罪辩护,笔者内在也倾向于这样理直气壮地辩护,可是,这种辩护等于是与红头文件的制造者较劲。制造这种红头文件的行为是不讲理的,这种侵犯人权的红头文件的制造者可以肯定是政治流氓,是政治罪犯,因此,做无罪辩护,等于是在与政治流氓较真,也是对政治罪犯的品性和傀儡法官的权力寄托了过高希望。不仅对结果不要寄予过高希望,对法庭辩论也不能寄予港台电视中表演过的那种唇枪舌剑的希望。中国法庭的所谓庭辩,虽然当局号称已经进步了,但至少目前还只是个形式。在此之前,中国法庭没有庭辩,全是纠问。被告说不说话,说什么,全由审判长决定。"

进步"后的中国法庭的庭辩非常简单,不是那种充分对抗式的,时间上非常短,内容上很不充分,庭辩也很难改变结果,特别是政治案件,往往是公诉人被驳得理屈词穷,可最后判决依然是有罪成立。但即使如此,该辩个明白的,仍然得努力辩上一辩。把道理讲清楚,总不会错的。

五是既不要害怕公诉人,又要防止他们会使坏。与审讯阶段不同,到了审判阶段,到了法庭上,检察官对于被告就不再是"公正"的了,也不再能居高临下审问你了。检察官是你的对手,是对头,法律地位上平等的对手,对他所举证据和所引法律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并且必须公开地当庭讲出来,但不论公诉人证据与观点如何荒诞无稽,千万不可侮辱他们,也不可激怒他们。这些人多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指望他们救你可能是奢望,但你不指望的背地里害你,于他们却是拿手好戏。在法庭上,形式上控辩平等,在法庭后,在面对那些政治流氓时,检察官与法官可也是地位平等,如果公诉人极力主张从重从严处罚,政治流氓估计会照准,法官即使有意帮你,也拿他们没辙。这是背后的阴招,检察官还有明着来的损招,这就是抗诉。按照刑诉法,判决后,被告有上诉权,公诉方也有抗诉权,如果公诉方有意害人,对他们认为违背了他们意愿和名誉的较轻判决,他们是可以抗诉的。

六是要格外注意公诉词。与起诉书必须预先送给被告不同,公诉人的公诉词在开庭之前不给被告,也不让律师看到。公诉词由公诉人当庭念出。对被告,这是突然袭击。虽然公诉词应该与起诉书证据和观点保持一致,但在指控的具体内容上和措辞的轻重上,却会有所不同。对此一定不要惊慌,要及时用笔记下其中的主要观点,迅速组织起反击。

十三,简单介绍一下看守所

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的过程,又称"走程序","过研子",到了庭审,这个程序就走到了尽头。下一步,不论判与不判,判轻判重,当事人使不上任何劲,发生上诉抗诉,也不过是上述程序的重复,也就无须赘述。唯一要略作说明的是,上诉和抗诉期限都是判决书宣读后十天,如果发生抗诉,当事人通常都是在第十天里接到抗诉书,如果要上诉,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最后关头。只要在第十天的下午下班之前能提交上诉书,无论是提交到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或拿到邮寄上诉书的邮局回执,上诉就是有效的。

在走完这个程序之后,如果判无罪释放,当然求之不得,如果被判有罪,当事人就可能被送往监狱。监狱与看守所虽有不同,但大同而小异。同的地方主要有:都是被囚禁,失去自由,苦熬时间,必须无条件地受警察管,必须遵守《监规》,必须与一同关押的人相处好,生活差,有可能受虐待,也都有可能以某种法定途径提前释放----如无特殊原因政治犯提前释放的不多;不同的地方主要有,监狱关押的时间通常会更长,在监狱可以偶尔会见亲人,在看守所里则完全不可能,监狱里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看守所里则不一定,监狱里有减刑规定,在看守所候审期间则没有,等等。可见相异的地方不是很多很重要,同时,揭露共产中国劳改农场(监狱)悲惨生活的文章很多,如康正果先生,廖亦武先生,可能还有吴弘达先生等都有佳作,不像介绍案件审理期间的这么少,所以,介绍完看守所,基本上也就可以结束这个系列了。

印象中,有些蹲过看守所里的人喜欢讲述自己与狱卒抗争的事情,这些人其实是搞错了对象。看守所只是个仓库,抓你进来或者是否放你出去,看守所都没有权力决定----这点与监狱也有所不同,监狱有权根据被关押者表现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或保释意见,看守所的责任仅仅在于你在他们那里时不出事。如果被看守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死了或怎么样了,看守所所长和有关责任警察随时有可能由关押者一夜间变成被关押者。所以他们会很小心,怕事。看守所的警察,不属于一线警察,不能说是警察中的精华,而多是公安中的老弱病残或不大会办案,或者通过关系安排进来的人。当然,说不要把看守所当成斗争对象,并非完全否定在被在看守所里时进行某种抗争。被关进看守所后,如果要对付看守所,一般来讲有两种选择,很难说哪个更好:一是态度极端强硬,绝食,让他们头疼,因为怕出事,看守所负责的大多不愿继续关你,他们也许会与办案人员举行紧急商议,从而将你放了,也有可能会用尽方法折磨你,挫你的锐气。到底是哪一种态度,要视案件的性质,看守所所长的性格、有无硬后台等诸因素而定;二是对狱卒们态度非常友好,争取到看守所警察对你的尊敬,这样也可能有助于防止受到人身虐待。

蹲过看守所的人,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各人案情和所遇警察有所不同,经历也会有所不同,有的遭遇过身体方面的残酷折磨,有的可能没有遇到,但大家对看守所的伙食之差,应该都有同感。在共产中国的看守所里,在押人员每日伙食大抵不外是:早餐一两米的稀饭加五、六片咸萝卜,午餐和晚餐四两米饭(北方是两窝窝头)加水煮萝卜或菜汤,米饭是糙米饭霉米饭,里面或有老鼠屎,水煮萝卜或菜汤里难见一个油花子,萝卜的根和根上的泥有时候都清晰可见。笔者算了算,这样一日三餐,早餐大约一角,午餐和晚餐各两角到三角,全天加进来,被押人员的伙食不会超过八角钱。由于伙食太差,特别是没有油水,在押人员吃不饱、以及因想吃饱而争抢饭菜导致打架斗殴的情况相当严重。

应该严正指出,看守所这种严重克扣在押人员伙食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公安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看守所经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公通字[1996]11号)(1996年2月15日印发。正是为了查找这份文件,这篇本应早就结束的系列才拖到今天才写完)明确规定,财政对在押人员所需经费拨付标准是每人每天10元,从预算中列支。这笔列入纳税人所纳税款支出科目的经费,主要用于:

(一)伙食费。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为(计量标准:公斤/月):粮:17-20;菜:10-20;食油:0.25-0.5;肉食:1-2;蛋或鱼:0.5-1。
(二)衣被费。流窜犯、经济困难人员留所服刑购衣裤,被单,袜等所需费用。
(三)医疗费,体检。
(四)公杂费。人犯用手纸,卫生巾,消毒水,理发工具,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扫帚,拖布等日常生活卫生用品费,人犯食堂煤炭燃料费及炊事员临时工资。这个文件第十六条还特别规定,看守所经费应当尽量保证人犯的基本生活需要,所有经费必须专款专用。然而,所有蹲过看守所的人,有谁享受过肉食、蛋或鱼、公费牙刷牙膏手纸毛巾肥皂体检等等?不仅如此,那些中途从看守所放出来的人,还得按照刑事案10元/天、政治案20元/天、经济案30元/天的标准向看守所交钱,不交钱就不放人。按这个文件,可能中国所有蹲过看守所的人,都可以将其看守所告上法庭,控诉其违法克扣。

看守所和监狱对在押人员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监规》。在看守所里,做出违背监管规定的行为,通常是要受到处罚的。这些处罚有很多种。首先,最严厉的是刑事处罚,《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殴打监管人员的;
(二)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
(三)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
(四)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

其次是看守所警察直接或间接的虐待。在写作这个系列期间,笔者有幸读到了高智晟大律师对法轮功人员受虐待所作的调查,这个调查非常有价值。我相信在若干年后,完全可以照单请客,把那些野蛮迫害在押人员的恶警送进监狱,让他们也尝尝铁窗的厉害。但也正是因为高律师等人的工作,使得本文关于虐待在押人员的部分可以省略,读者可以通过阅读那些调查报告了解更全面更具体的情况。在此,只是引征《刑法》有关规定,说明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现行的法律。《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看守所里,如何保护好自己不受欺侮,是需要费心的事。过去,也许现在相当多的地方还是这样,政治犯在看守所里是最下等的人,是看守所民警和在押刑事犯们欺侮的对象,特别是一些不与公安配合的"硬骨头",公安办案人员如果不搞刑讯逼供,也经常唆使或暗示号子里的在押人员整你。由于前面讲了法律规定看守警察无权殴打或唆使他人体罚在押人员,就不再述及。这里再讲讲如何尽量避免或减少受到其他在押人员的虐待。由于人与人的不同,由于在押人员成份复杂,特别是由于目前看守所饭食不足导致纷争不断,在狭小环境中,彼此精神压力都非常大,加上不同背景不同爱好不同案情存在的差异,要完全避免被关在一起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在目前这大概不大可能。但在看守所里,一般而言,年龄大一点,块头大一点,水平高一点,举止行为更受人尊敬一点,对他人的帮助和关心多一点,不大与流氓无赖争夺势力的人,会少吃点苦头,当然,最好是能利用智慧和其它手段掌控号子里的形势,当你成为号子里的主宰者了,谁再欺侮你的可能性就小得多。

十四,鸣谢

感谢观察网站支持!如果没有观察网提供连载的机会,这个连载有可能会中途泡汤。感谢李建强律师和张裕博士所提供的法律方面的帮助!两位的帮助为我省去了某些查询工作。感谢雪儿、秦耕等网友对本文的关注和讨论!对本文批评和讨论,有助于我找到写作的方向和感觉,有助于减少错误。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December 2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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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3日

河南农民当年为何帮日军打国军

1943 年2月,重庆《大公报》上刊载的一篇有关河南灾情的报道,给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白修德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对此,晚年的白修德回忆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子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进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地逃往陕西,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与此同时,物价已经长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和女儿去做娼妓,而卖掉一口人,还换不回4斗粮食……"。

中选网转载《国家历史》杂志的这篇文章写道,于是,张高峰奋笔疾书,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在1943年2月1号的《大公报》上。文章感慨道:"大旱之年的河南,吃树皮的农民,直到今天还要忙着交纳军粮"!不料,这篇报道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号晚,他不仅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到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也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到刑讯。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决定和他的朋友、一位《泰晤士报》记者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也被河南人间地狱般的场面惊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而倒下的灾民。而最触目惊心的是,父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1943年3月22号,白修德发自河南灾区的这篇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文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尽管后来这位总司令曾当面对白修德表示要整顿此事的决心,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美国记者大失所望。的确,"有人为此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说,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上述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文章又说,有资料显示,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都是"就地取材",从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均列全国之首。但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河南农民在交完赋税之后也只能靠着杂粮和野菜勉强度日,更何况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二成,秋粮完全绝收!事实上,截至此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300万人,但这个数字,却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就这样,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之下,大批河南农民被迫揭竿而起的"历史性一幕"终于发生了。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试图打通直达南方的大走廊。在历时38天的这场战役中,日军以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就在汤恩伯部向西撤退时,这
"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批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和铁耙子,到处截击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和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了。

对此,号称"中原王"的汤恩伯恼羞成怒,把这次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全都推到了河南老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然而,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库存就有足足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白修德当时就曾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分出一些用来赈灾呢?有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恐怕也是蒋介石当时的心声,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搞起了赈灾,这也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综上所述,白修德分析认为:"他们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的话,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白修德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当时所做的那样,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http://house.focus.cn/msgview/787/1779956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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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被解放--苏军在东北的抢劫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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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还要等多久?

冼岩专稿/早就听闻党内有个《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一直没当真,也就没去认真学习。近日,继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纪委全会,提出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受到媒体热捧,却不由令人诧异:难道此前的《规定》,竟没有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之类列入报告内容吗?那它都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些什么了?工资收入吗?那不是你自己发的吗?工资条上都有,还用得着报告?

秉持我党"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特找来《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一观,发现还真是冤枉人家了。这部于12年多以前就颁布、实施的《规定》,不但早就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而且要求还很具体。"如住房"一项就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一项包括"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的情况"――够详尽了吗?

如此详尽细致的规定,却没能阻止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或许足以令那些主张"以法治国"的人汗颜。但再仔细学习《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却发现其中另有奥妙。《规定》虽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上述情况,接受报告的却是"本级党组",也就是领导干部自己;而且特别强调"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也就是不能让群众知道,更不能让群众监督;对于拒不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也没有规定多少惩罚,竟然是"其所在组织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不痛不痒,说白了,就是走走过场。

看来,《规定》为领导干部考虑得很周到,保护也很充分,绝不至于引起领导干部们的抵触和恐慌。事实也是如此,12年多了,从未见有领导干部因报告上述情况而致使东窗事发的。想想也是道理,领导干部是我党最宝贵的财富和力量,党怎么会为难他们呢?何况,《规定》也是领导干部们自己制订出来的,岂有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道理;要套,也是玩魔术――看起来都是死结,其实都是活扣。

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有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涉及《规定》的内容部分肯定没有触犯机密,因都是党报上刊登过的,但这种依据逻辑和事实所作的解读呢?现在,中纪委又把12年前的"规定"翻出来,作为反腐制度建设的最新成就,而且特别强调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
――此处的"认真贯彻落实",当然也包括对领导干部的充分保护了。中纪委的公报,等于诠释了四中全会的反腐部署和意图,领导干部们依然可以高枕无忧了。

由此可见,有些事情至少在近期内是用不着幻想的,大家都只是玩玩而已。也由此可见,一段时期内贪腐可能愈演愈烈,成为民怨、民愤的最大集聚点,并激化社会其他矛盾。更由此可见,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是以"开国功勋"赢得威望与支持,第二代凭"改革开放",第三代靠"三个代表",第四代是"科学发展观",那么,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如果要想真正赢取民心的话,惟有高祭起反腐大旗。但是,谁又能做到呢?第几代?中国还要等多久?能不能等得起?

来源: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9_23_6_33_35_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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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要起诉,山西省政府很难堪

山西省政府再次陷入到很难堪的境地。

这是他们自找的。他们以为一纸命令就可以把人家的私营煤矿收归国有。他们忘记了,现在不是1950年代了,公民"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的意识在觉醒。

几乎所有煤老板都拒绝被收购。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煤老板,他们的意见是"我有合法手续,你政府没有权利说不让我继续开。""当初是你政府举办公开拍卖,我拍来的煤矿。你说收就想收?还有没有一点法律意识?"

山西省政府劝过煤老板:"你们3000万拍来,现在我们5000万收购,你们很合算的。"

可是煤老板的回答是:"3000万卖给我们,又让我们转手5000万卖给国有企业,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我们很爱国,坑害国有企业的事儿,咱不干。"

一位煤老板说得更狠:"你3000万公开拍卖给了我,现在你出300亿我也不卖,你总不能强迫我卖吧?"

表面上,那些煤老板是通过2000万、3000万或者3亿5亿拍来的煤矿,实际上,他们私下里花在各级官员身上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难怪他们不肯卖了。当然这些钱主要花在市县级官员身上,与省政府官员没太多关联。

这也正是"省政府要求取缔小煤矿,各市县政府保持沉默"的原因。

很多煤老板都要起诉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政府本以为这么多年煤老板的形象已经被彻底妖魔化了,以为很容易收拾这些煤老板。没想到煤老板如此强硬。他们以为赶走煤老板和全国各地盖房时的强行拆迁一样容易,没想到,煤老板们集体充当"钉子户"。

本来,山西省政府想通过收回小煤矿的经营权,来达到一举两得的结果:把小煤矿交给大煤矿去经营,以后出了事故就可以问责大煤矿,各级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就安全了;同时,一旦煤炭资源被几大国有煤矿控制,山西省政府就可以抬高煤炭价格了。

而那些被山西省政府作为收购主体的国有煤矿,对小煤矿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手里掌握着最好的煤炭资源,他们知道那些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煤矿都是比较差的,没什么油水。放在私人手里能赚钱,交给国有企业的话,基本上都会陪钱。虽说国有企业不怕赔钱,但那些小煤矿的煤层结构不好,容易出事故,这可是千万不能碰的。

浙江省政府的态度,也令煤老板们受到鼓舞。据说,许多收购了山西煤矿的浙江商人,要求浙江省政府"保护浙商的合法利益"。浙江省政府已经派人到山西谈判,要求山西省政府"就非法强买煤矿一事给出合理解释。"

据说,山西省政府一个工作人员哀叹:"就连煤老板都知道要求政府守法了。现在的人呀,越来越难统治了。"

中央政府也不大可能支持山西省政府。因为山西省政府想通过控制煤炭资源来抬高煤炭价格,这将导致电价、油价、运价的上涨,从而引发系列反应。

物价的上涨,将引发老百姓的强烈不满。至少在60大庆这个时间段,中央政府不会支持山西省政府的做法。

不知此事将如何收场。

有关山西省政府收回小煤矿的具体细节及对全国人民的后果预测,见以前我发的那篇文章:

《"国退民进"促使中国经济倒退》 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131319407.html

作者:王晓阳
来源: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132511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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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2日

专制极权的精髓和不传之秘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史籍中并无记载。而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是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其中就有一段就说到二人的这次谈话,现为读者节录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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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7日

为大陆而作:2005幸福就是……

作者:龙应台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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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3日

为慈禧庆六旬大寿典,花费国库银五百多万两

慈禧对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批示
“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4年,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60岁大寿。为了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早在光绪18年(1892),光绪帝就颁下了谕旨,计划拨出3000万两白银,提前两年的时间作准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

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战局开始恶化,为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

慈禧闻之大怒,训斥众臣:“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后来,由于清军接连失利,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严重受挫,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慈禧不得不停办颐和园受贺事宜,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六十岁生日。但仍奢华已极,九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开始呈进万寿贡物,十月初一庆典正式开始,十七日结束,其中唱戏三天,前后将近一个月,共用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当时户部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不足庆典一半。史家叹道,如果当时没有慈禧六旬庆典,全国上下全力对日作战,战争结局或许全然不同。

慈禧的六旬庆典,让人想到了很多。

当年花巨资做大寿,按照慈禧的话说,那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顾及朝廷面子。太后的面子,就是大清的面子。为了“脸面”的风光,全国上下准备近两年时间,搞了一个月的庆典,花费国库540多万两白银。

慈禧要做六旬大庆典,正是巴结她的千载难逢好机会,一些官员像发了疯似的,想尽法子去捞钱,以便给送上一份厚礼,博取太后的欢心。但也有不识相的官员,竟然敢冒杀头危险上书,反对大肆挥霍搞庆典,真是难能可贵呀!

清政府原计划花三千万两白银为慈禧太后做寿,如果不是因为战局吃紧,如果不是因为有官员站出来反对,慈禧的六旬大寿庆典规模一定会搞得更大。

作者:刘晓源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ezqc.html

谢盛友:从陈水扁被判处无期徒刑想起:中国为何千年无包公?

谢盛友来稿
原文:多维新闻网

陈水扁星期五(2009年9月11日)被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同时罚款二亿元新台币。另外,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时罚款三亿元新台币。

另外,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时罚款三亿元新台币。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罚款1.5亿新台币。他的妻子黄睿靓被判刑 1年8个月,海外资产被没收。原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马永成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原扁办办公室主任林德训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

所有被告都没有出庭听取判决。由于此次审判涉及四个大案,14名被告,判决书因此厚达1200页,重三公斤。我想起一个问题:海瑞(1514-1587)是我们海南人的骄傲,但是,中国为何千年无包公?

包拯(999年4月11日—1062年5月24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中国北宋官员,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为惩治贪官,庆历四年(1044),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祐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公后人:29世孙:包玉刚。33世孙:包伟铭、包小松、包小柏。包拯认为,治国安民,一方面要兴利除弊,另一方面要选贤任能。因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 “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措施,以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而且对贪官污吏见则必弹,对廉官能吏极力荐举,以便改善吏治,推行善政。

中国为何千年没有包公?

从文化层面找原因,日本人这样评价我们中国人,说:“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着死要面子的血。”我们中国人的确强调“家丑不可外扬”。中国人的家首先是一个小家庭,即父母兄弟姐妹。社会发展以后,中国人的小家庭慢慢地变成五伦大家庭,再发展扩大编织成五伦关系网。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以“五伦”为基础的。五伦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是人们一生中无法回避的。五伦关系以外,便是“路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说简单很简单,就这么五伦;说复杂就很复杂,复杂成一个大无边际的五伦关系网。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几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更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与义,则于师恒曰‘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仍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还是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朋友也是“五伦”之一,以血缘感情为基础的亲属初级群体性人际关系和以朋友、同事的友谊感情为基础的故旧初级群体性人际关系一直都很发达。都是自己人,有些话好说,有些话则不好说,更不用说揭露“五伦成员”之腐败了。况且人家提拔你,你总得感恩回报。你想往上爬,你就得乖乖的,更不用说你会检举揭发腐败。做朋友,要讲“信义”,只有这样,才算“做人”合格,所以整个中国社会“非常和谐、其乐融融”。“五伦当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

“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反面就是“株连九族”,如果把自己人“干掉”,自己也会倒下,弄不好“五伦”大家庭也倒下。所以,自己人犯错误,先把它掩盖起来。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国家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的贪污腐败罪恶,自古以来,都愿意官官相护、官民相护、民官相护、五伦相护,先掩盖起来。历史上萧何贪污,后来就变成一种政治掩护。因为黥布谋反,刘邦去讨伐,但不放心萧何,就派几个人偷偷看萧丞相的动向怎么样。那个派去的人跟萧何关系不错,就说你这个丞相死期不远了,萧何听了大吃一惊,说为什么?他说现在皇上去讨伐黥布,对你相当不放心。萧何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你要多买田地,甚至你可以贪污一些东西,这样让他看出你没有政治野心。结果萧何照办,用特权贱价买了土地,那些土地是可以抛售的。使者向刘邦汇报,刘邦闻之大悦,以为他好财了,对权力没有欲望,对他不构成威胁了。

国民党高官吴国桢去台湾后反思,他说蒋介石写一个字条就可以到银行提500万,蒋介石不反对别人贪污,尤其是不反对那些将官贪污,认为这些人贪污了,就很容易控制他们,操纵他们。从历史上和中国的现实来看,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贪污的人,对物质利益看的很重,政治上就没有野心。

“家丑不可外扬”的背后其实就是完美主义。人追求完美,并没有错,若过分追求完美就是一种病。人若太追求完美,就不愿意承认错误,更不用说揭露腐败揭露贪官。

完美就像100分,就像一碗满满的水,端着要一边看路还要一边看水,生怕水碗打翻。可想是多么的艰难。自从我长大懂看足球以来,我觉得中国人当中只有古广明这个人能做到带球不用看球,其他的人都要边带球边看人,难怪中国人的足球冲不出亚洲。同样道理,中国人要前进,手里端着满分的一碗水,要边看路边看水,所以中国人进步艰难。

从制度层面找原因

四川的副省长公开声称:经过科学检验,地震中没有豆腐渣工程。多么完美主义者的话语。“地震没有豆腐渣工程”是谎言?不是!因为谎言是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的,上述所言还没有理论背景,还称不上谎言,顶多是豆腐渣语言。

有豆腐渣语言才会有豆腐渣工程;先有豆腐渣制度后才有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出现后先用豆腐渣语言来掩盖着,不掩盖,他的乌纱帽就丢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豆腐渣语言,也没有人能说什么,因为豆腐渣工程已经形成了制度,一种豆腐渣制度。为什么形成豆腐渣制度,因为中国历史上官官相护、官民相护、五伦相护,早就形成了制度化。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这样,另外一种思想也就产生了,就是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

牧惠在《华表的沧桑》中写道,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甚至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监察网,以抑制官吏腐败。可是,中国人监督网没有五伦关系网发展得快。中国大陆现在也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有反贪局,但是很遗憾,反贪局被五伦关系网网住,反而又多了一个本身贪污腐败的反贪局局长。

我一个表姐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海关工作,她真的无法融入那样的工作环境,在其位你不贪,别人会“逼迫”你贪污,后来她真的受不了,干了一年多,停职报考研究生读完博士,干脆回北大教书,图清闲图清静图干净。司法独立、舆论监督、高薪养廉,是今天国际主流思潮开出的治疗人类社会权力贪污腐败的三大处方,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

从信仰方面找原因

中国人信仰“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认人的缺陷不承认制度的缺陷,不像西方人有“原罪感”,承认罪恶,所以要努力去消除罪恶。但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杜绝罪恶。我仍然坚持我一直的观点:上帝没有把完美交给我们人类。

完美是一种追求,是标杆,是一种理想境界,既然知道完美掌握在上帝手里,人类不可能做到完美,我们就得承认制度的不美,改善制度的不美,而不是掩盖不美的制度。

写于2009年9月11日

徐宥:美利坚的建国大业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这本书很有意思,虽然是讲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的,却在前7章全是讲美国宪法的制定里的各种曲折和争议,读起来让人唏嘘不已,在读书过程中零散的做了一些笔记,如下:

1776 年独立宣言发表后, 美国一直和英国打独立战争,一直打到 1783 年和英国在巴黎签订和和平协议,才算真的建立了和平的国家。这场仗打完以后,老兵和军官居然都回家了,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自己打下的江山自己坐。

在这场独立战争过程中,十三个殖民地在1781年通过了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组建了一个松散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除了管理军队和发行货币外,什么权力也没有,连中央政府的财政经费,都要州捐助。

这样一个中央政府在处理州的事物上十分没有权力。当时有几个州为了边界上的一些河流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而中央政府居然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协调。不少国父看到这种现象,决定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政府,这帮人,被称为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组建中央政府的努力,落实在行动上,就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 来自12 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的某个楼里面,天天吵架,几乎把宪法的每个条文都辩论了一次,最后才有了美国宪法。

1787 年的这场吵架,被 James Madison 翔实的记载下来了,书店里可以买到全书,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当时吵架的内容, 比如 http://teachingamericanhistory.org/convention/debates/ 美国的历史虽然短,但是文书都透明公开,很方便历史研究。

这些吵架中间的妥协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 1, 南方的州拥有较多的奴隶,就想把这些奴隶算上充数,这样在国会就有更大的代表权; 北方的州不同意,认为你南方把奴隶当物品,那就和牛,马宠物没区别,不能算人;你想算人头,他们就是自由民,不算财产。 南方一方面不承认奴隶的公民权力,一方面有把他们当人算代表,在逻辑上非常不自恰; 但是如果不承认奴隶代表权,南方估计也不会通过宪法,所以,最后两方面各让一步,每个奴隶算 3/5 的代表。这就是美国宪法上著名的 3/5 人的由来。 2, 小州和大州之间妥协。 小州怕自己代表太少,利益被侵犯;大州认为自己人多,就该代表多; 妥协的结果是在上院各自两个代表,下院按人口。 又有代表认为自己州人口增长迅速,要求更多席位,所以最后宪法加一条修正案: 每十年人口普查一次。 虽然这条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是已成为联邦政府标准实践 (我以前的文章里也讲过这个简单的一个条文,是怎样催生了 IBM 的)。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年美国这些国父制宪的动机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有益。 这些人的不同的个人利益交织到一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这些观点和利益通过制宪会议得到了均衡。因为各种意见得到表达,所以宪法达到了近乎完美。 当时已经在轮椅上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立宪会议闭幕的时候动情的说: 我承认我不同意这个宪法的很多部分,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永远不同意这些部分… 先生们, 我同意这个宪法,包括它的所有可能错误。 我也怀疑任何一个其他的”立宪会议”,能制定出一部更好的《宪法》… 我发现这个宪法竟能这样接近完美, 甚至能使我们的敌人也感到惊奇。

即使参与宪法制定的一些代表,最后也有几个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们觉得对宪法不满意。 而对宪法不满意的一位叫 Edmund Randolph 的代表,也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最后却真诚的建议只要宪法在 9 个殖民地公投获得通过就算生效,丝毫不计较一定要自己的州通过。
立宪会议的代表提到了很多提案, 这些提案在细节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三权分立,支持一个独立的联邦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最高法院。 宪法中关于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力的条款是极少几条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一致通过的,可见这些立宪者对于独立司法制度的重要性认识深刻。 其实这也和代表的背景有关,这些国父,基本都不是什么所谓的”秘书”、”秀才”,而是专业的律师。

华盛顿总统在做了两届总统之后,认为长期霸占总统颇为无趣,因此退位让贤,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不成文范例,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从一开始就成 为了范例。 华盛顿之后是亚当斯,也是联邦党人; 亚当斯之后就是著名的托马斯杰弗逊,是反联邦党人。 杰弗逊当选总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权力以民主的方式完成和平交接。
托马斯杰弗逊在没做总统前,一直大喊权力法案,支持最高法院的独立司法,可是他当上总统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件神奇的案子。 这个神奇的案子是这样的,话说亚当斯当总统的最后几天,知道自己离下台不远了,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一起通过了一个法令,临时成立了很多联邦地方法院, 临时任命了一堆联邦党人做法官。 这个事情他们没做好,有一个叫做 Marbury 的法官的委任书他们前一天忘了发了。 等到杰弗逊第二天上台,江山变了,杰弗逊就让他的手下 Madison 不发委任状。 这下 Marbury 就当不了官了,于是,火了, 就把不给发委任状的,日后是美国第四任总统的 Madison 给告上了。 这个案子就闹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共三条, 前两条是让托马斯杰弗逊不高兴的,因为这个判决直接指明总统没有权力不发委任书。 最后一条是看上去最八杆子打不着但是最重要的: 最高法院在应用某项法令的时候,居然发现这个法令违反了宪法,于是很牛逼的把几年前联邦党人通过的一项法令以违反宪法为由给废止了! 是的,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早的一起著名判例,即 Marbury vs. Madison. 在这个著名的判例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Marshall 说:”判定什么是法律是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 这句话,被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墙上。 这个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司法机关提到”违宪审查” 这个概念。

从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到杰弗逊当选总统并买了路易斯安娜,经过无数的妥协,争吵和辩论,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利益较量,美利坚合众国强力的中央政府已 经构建完毕,三权分立的架构也已经初具雏形,制约和均衡让政府失去了对人民作恶的力量, 两党之间权力的民主交接也顺利完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在北美大陆初步建立完毕,美利坚建国大业至此大致完成。

作者:徐宥
原文:美利坚的建国大业

毛泽东语录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 、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 、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 、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 、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敏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 、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 、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 、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 、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 、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战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9 、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 、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xxxx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 、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 、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六部分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 、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 、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来源:http://www.21whpp.com/pbbs/viewtopic.php?f=15&t=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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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2日

邵建:我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庭某庭长作客浙江在线,与网民互动交流时,就前不久的胡斌案审判发表意见,其中颇有可商之处,这里需要提出。

就其第一点而言,该庭长声称"法院坚持依法办事,不受任何人包括舆论的压力",这的确值得称道。法律的制定,其原理出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案件或案件主体,因为它不知道。它只是根据"等害交换"的原则,以伤害之性质,确定相应的处罚条款。立法如此,司法亦如此。尽管事案发生,主体对象明确,但,这个对象之后的背景,司法者亦当自觉进入"无知之幕",知之为不知。这样才能维持司法公正。

就该案而言,舆论的风生云起,便构成该案的判决背景。司法者如果能做到不视不听,自由裁断,固为好事,但并非难事。此事,我作为局外人可以称道,但作为当事人却不足以称道。因为这里的舆论压力,说压力,它就是压力,说不是压力,它就不是压力。毕竟舆论云云,属于权利,不是权力;而司法本身却是国家权力机构之一。权力面对权利,总是游刃有余。比如两年前的"周老虎"案,那个案子的舆论压力岂不更大,几成全民打虎之势。但,葫芦僧断葫芦案,那个假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路人皆知;但当地司法不顺藤摸瓜,却戛然而止,竟以周老虎一人刑责了之。这不更是顶住了舆论的压力了吗。所以,司法不受舆论压力的干扰并不难,难的是顶住舆论之外的另一种压力,即权力的压力;因为权力比舆论更容易成为各种事案主体的沉厚背景。固然,司法也是权力,但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它公例为一种消极权力,最易为积极形态的行政权力所干扰。宪政国家有相应的制衡机制,尚不足忧。但,在制衡阙失或不到位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权力干涉,司法是否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色,就很难说了。所以,就本土实际情况言,司法的骄傲,不在成功地抵御了舆论压力,而在于能够抵御权力的干扰。中国司法,庶其勉之。

如果说我对这位高院庭长的第一点是嘉勉,那么,他发言的第三点,我却必须行使我自己的公民批评的权利,而且不客气。该庭长说:"至于有人造谣说假胡斌出庭,很有煽动性,这个事已经清楚了,造谣者别有用心,已受到了惩罚。"我很惊讶,身为司法中人,说话怎么不是法律语言,而是政治语言。本是就法律问题和网友对话,何况该庭长还认为"网上有些人非常情绪化",那么,无论出于专业或职业,还是针对当时语境,该庭长都应以法律语言说服网友,而非用"别有用心"的政治语言对网友进行指责。在以前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报道中,有两个高频使用的语词为我们所熟知,一个是"不明真相",另一就是"别有用心"。这两个词总是配套使用,缺一不可,它是权力者对群体事件的政治定性。如果可以溯源,这两个词带有长达几十年的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见证了权力到今天为止的思维惯性和语言惯性。在政治定性的意义上,不明真相的大多数可以受蒙蔽不问,但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则必然是法律惩处的对象。现在,经由新华社,"不明真相"开始从政治语汇中剔除,却没想到,别有用心这个词在该司法者那里还独步一时。试看他最后的意思:你不是别有用心吗,所以受到了惩罚。这样一个因果让我惊悚,法律原来可以诛心;或,在该司法者那里,心,居然可以致罪。

针对该司法者陈旧的政治语言,我必须为"别有用心"正名。这个词在权力那里长期作为否定词,盖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反映了权力的一种心态,即权利必须和我保持一致。但权力者须知,按照宪政制度原理,权利不但无需和权力保持一致,反而需要小心不断地监督它。美国开国先贤麦迪逊认为,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性最好的说明,如果每人都是天使,也就不必要政府了。如果政府为其必要,同理,对作为由权力构成的政府,监督也就成为必要。权利如欲有效地监督权力,别有用心则更加成为必要(无所用心是无以为其监督的)。因此,别有用心如果在权力那里是反面的,它在权利这里就是正面的。至此,我不妨宣布,在权力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别有用心者。别的不说,这篇文章,就是我别有用心写出来的。

作者:邵建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原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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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镇反中被枪决的将领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

镇反运动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
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
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
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
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911/23/134777_5858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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