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7日

楚寒:“贪官出逃潮”呼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最近中国出现了新一波"贪官出逃潮",温州、上海等地相继曝出高级别官员去巴黎考察时失踪。据中国官方报道,在08年9月底10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内,接连传出几个厅局级高干,赴法考察时或"称病"或"会友"而自动失踪未归,事件引起海内外舆论及中国民间多方议论。这种外逃的好处一是风险较小,二是出国旅费还可由官方支付,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贪官出逃国外的新潮流。讽刺的是,这一幕发生在今年6月中共中央刚刚才颁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则》,并发出《买官卖官者一率免职》指示这样的大型反腐动作不久之后。

据北京市检察当局披露,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人数至今已高达1万6000人至1万8000人,外逃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外逃贪官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已有专门研究反腐的中国学者预计,在这两年,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贪官外逃的高峰期。因为近两年中国扩大国际交流,对海外国家的政策、环境更加了解,同时又经历了一段时间资金积累的基础上,"贪官出逃潮"有可能随着国家加大打击贪腐的力度而蔓延。这确实堪称世界官场的一大奇观,"大嘴一张,吸足民脂民膏,然后屁股一拍,溜之大吉",如此贪官"捞了就跑"的现象所折射出的,可谓中国贪官犯罪的新动向。

中国贪官的出逃目的地,早年是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或新加坡,近年则是转向了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生活条件较好,也容易申请转为永久性居民,且与中国尚未签订罪犯引渡条例。由于外逃贪官手中有钱,也使得这些国家中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士,把他们当作财神爷,开办服务机构专为他们办理申请政治庇护、移民、购屋等"一条龙"服务,以赚取高额服务费。

据中国权威经济学学者估计,中国官场腐败所造成的损失,从物质层面上来看,每年约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可以想见,这一万亿元若用于中国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劳保福利等民生事业,将可以惠及亿万中国普通民众,并能有效地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从精神层面看,中国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已带来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道德败坏、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导致中国社会危机重重,已经造成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与社会和谐的破坏,说是触目惊心也是丝毫不过分。

这些年来,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愈发猖獗,以致中国民众对高层的反腐败日渐失去信心。特别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间,贪污腐败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进一步专制化和极权化而更加泛滥,目前几乎已经遍及中国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中国,清廉政治的严重缺乏,官场腐败已是每一个中国民众人所尽知的严重问题。不幸的是,在频繁的矿难、溃坝、火灾和假药、毒奶粉、有毒食品等所有危机民众生命健康的群体灾难事件背后,几乎都可以看到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影子。

对此,中国有关方面也进行了相应检讨,分析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认为中国的金融外汇管制系统薄弱,尚未建立起对大额资金的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给贪官携带资本外逃留下了一定空间,故要完善相关金融法规和管理体制;中国虽有官员财产申报、领导干部家属出国备案等廉政规定和反腐制度措施,但很多规定在执行中流于形式,故今后要严格执行此类反腐规定;中国尚未审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司法合作,仅与少数几个国家签订司法引渡条约,故应加快和加大国际司法合作的步伐,借助国际反腐败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围剿外逃贪官,等等。

诚然, 这些检讨与举措确实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反腐肃贪的效果,也能在防止、抓捕外逃贪官问题上取得部分成效。但这些措施从性质上来分析均系从治标着眼,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没有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就算这些措施全部严格落实到位,也不可能遏制住中国官场腐败蔓延的势头,甚至"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这是被中国当局年年反腐败的实际运作效果一再证明了的铁的事实。

其实一言以蔽之,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而权力之所以不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乃是因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和绝对性。腐败有其不容忽视的制度性根源,这种制度性的根源,就是党政专权。在中国,作官的前提是入党,作了官就有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也就有机会利用权力贪污腐败。执政的党主宰领导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官员又代表党,因此权大于法,也就造成权力过度集中的集权体制,同时造成"弱社会、强管员"的现实存在。官员越来越大胆,社会越来越弱化,潜规则随之有了市场,法律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便有了40位教授竞聘深圳一名处长职位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这种体制缺乏民众监督、社会监督,党员犯法多由党内处理,媒体与公众无法曝光与告发贪污渎职的事情,缺乏透明度让官员有恃无恐,无法无天。这不仅是人治的结果,更是制度所造成的弊端。除了贪官出逃潮之外,贪腐的不正之风已举国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更是相当尖锐复杂,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此现象,英国经济学家及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早在60多年前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就很严肃并形象地讨论集权主义制度的真相和谬误,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这种制度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即代表着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防止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哈耶克生前曾说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读一读,真是极具性情,对人类前途极其忧心。

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初期,当官员腐败之风刚有点苗头时,就有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来提出警告:"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随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开明派,就提出政改设想,并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上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具体规划。但随着1989年政治事件后赵紫阳等党内开明派的下台,学生运动提出的反腐败和政治民主化两大诉求遭到武力镇压,中国丧失了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机。

虽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中国所走的道路仍然是同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相背道而驰的。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已不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措施所能解决,反腐更需要治本,更要抓源头。但要治本要抓源头,就必须痛下决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

孙中山曾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被统治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机制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宿命。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执政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民间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其他政党社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使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如果不从制度上下手,不能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强大的媒体监督,只是权力当局唱独角戏的反贪反腐,是不会取得真正效果的。

现代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正、高效、开放和廉洁,其中又以民主与法治最为重要。从政治理念和运行方式上看,中国离现代国家体制还有不小的距离,更遑论成为国际上真正负责任的崛起大国。这让世界看待中国并无心悦诚服之心,不利于中国自身利益的维护,甚至也不利于中国执政党的长远利益。或许,中国高层已有识见具备、敢于尝试之士。今年在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广东的人代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要把"比较敏感的和政治性比较强的改革"放在几个特区先行先试,深圳和香港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的呼声也时有高涨,"粤港澳特别合作区"调研活动也在进行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公开场合提出"特区还要特",这种体制内上下呼应的气势也许会带给人们某种想象空间。毋庸置疑,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已拉平,人类步入全球化时期,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人心在变,中国的政改不能再停滞不前,中国在现代国家体制建设尤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能再错失历史机遇。

具体而言,中国首先必须实现党政分开,改变党权独大的现状,改正一党专政和权力不受监督的政治局面,必须实行新闻自由,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公权力建立起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下决心改革传统的权威管制型政府模式。如此达到最终稳步地从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中解脱出来,这才能真正做到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真正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泛滥之风。在这个同时潜伏着希望与危机的转型期,中国必须动真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此才能不至于被历史抛弃,而成为融合东西方文明成果的新型国家。

写于2008年11月10日

作者:楚寒
专栏作家,作品有政论、杂文、散文、随笔、诗歌、小说、时事评论、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在多家媒体上开设专栏,著有散文评论文集。
作者邮箱:chuhan108@sina.com

1 条评论:

  1. 治理贪官,要靠民主、法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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