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1日

阎锡山: 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对美国白皮书之观感 (阎锡山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辩解)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阎锡山

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是美国自与中国有邦交以迄现在,尤其是最近五年来,中美关系的总叙述。对中国的批评很多,对雅尔达秘密的演变亦委婉说出。我们对白皮书中所表现,对中国人民热烈的友情,深致感谢!对美国政府已了解中共为苏联侵略中国的工具,不再受其欺骗,引为欣慰!对批评指摘中国政府的种种错误与不够,愿作「他山之石」,以副友邦之殷望!

白皮书中,美国一再提及对援华工作无效,表示惋惜。按援助本为道义,故我不愿在援助是否有效上加以辩驳,只愿诚恳承认已过的错误。惟致错误的原因,我们与友邦的看法不同;友邦看我们错误的原因,不外说是贪污、腐化、低能,我们自应谦虚的,坦白的,按受这个善意的批评。惟我们应说明一点,辛亥革命和北伐是国民党所领导,抗战也是国民党所领导。前者我们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及封建军阀;後者我们单独的支持对日抗战六年之久,消耗了日本大部分的力量,给同盟国以蓄势准备的时间;并且尚能守住西南、西北广大的土地。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响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响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注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於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後、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於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後,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於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於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後,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於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後,其作用即等於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注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後,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饮,那里有草那�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於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於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於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於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於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藉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於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於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於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於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於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拢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藉。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共瞅准了我们这八个致败的原因,本後来居上之原则,把中国历史上的造乱方法全采取了,苏联的方法也采取了,总合起来,针对现在的政略、战略、战术,产生出一套可以制服现在的超历史、超世界的政略、战略、战术。可以说是拿上他的人的条件、组织的条件、经济的条件、收买和恐怖的条件,配合而成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且是拿生产、生活条件控制住的人民,造成他普遍性的民众武装政略。由此政略产出他「以水覆舟」的战略。更以他控制住的人民,掩住了他的敌人的眼与耳,健全了他的眼与耳,实行其「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以他的战术,完成他的战略;以他的战略,完成他的政略;再以他的政略,完成他的时地配合赤化扩展政策。不但成为共产党战胜我们的方策,同时亦成为共产党反原子弹的对策。

共产党利用前述我们中国政府失败的八个原因中之第一原因,可以转移了世人对他的目标,松懈了对他的防范。利用第六原因,可以使我们的剿匪政治推行薄弱,他的造乱政策进行有力。利用第七原因,可以号召了企图管理世界之野心家,益加强了他的团力。利用第八原因,他在乡村及城市中,获得无限的人力、物力,扩大了他造乱的资产。利用第二、第三、经济侵略与地主剥削之两原因,就能给农工以利益,替农工解除困难,组织人民,如和泥有了水,可把穷人利诱的团结住。利用第四、第五、两个原因,他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无情的杀人,如烧砖有了火,可恐怖的把团结起来的穷人凝固住。如此把人民组织起来,再张起铁幕。世界上都知道共产党有铁幕,但究竟他铁幕中做些什么,也许有人知道,有人却还不大了解。因为他张起铁幕,就是为使人不了解。他张起铁幕之後,是先清算反对者,再清算中立者;然後拉上中农,清算富农;拉上小农,清算中农;拉上贫农,清算小农;最後再清算贫农。使个个劳动者离了共产党的生产工具不能工作,即不能生活;和共产党的利害一致之後,共产党训练的教说什么、说什么,不让说什么即不敢说什么。所以他的敌人到他的区域,如聋子瞎子,甚至於进入他的村里,也得不到他的真情;他对他三五百里以外的敌人,有一昼夜即可知道他的敌人的详细情形。於是形成他军事上的一个最大有利条件。他因此有两句话:「不明了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打」;既要打,即是明了而且有把握的。若我们主动,他很明了我们优势,他劣势,他避而不决战。我们这三年来,前後给共军打了大小几千个仗,除徐蚌会战外,共军没有和我们打一次决战;很明显的,如张家口与延安,共军若与我决战,我必能将其全部消灭。但共军主动,几乎我们无一次不吃亏。--这就是他明我暗所致。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张起铁幕,完成他的战略、战术、战斗条件之後,等於造成一个烂泥滩,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是马力愈大,陷的愈深,损失愈大。共产党此种战略之下,我们的军队愈坚强、愈深入、愈吃亏。

我们守面不能而守线,守线不能而守点,不能说不努力;结果大小几百个点全归失败,这就是因为我们对付共产党的政略、战略、战术不够,等於拿上汽车渡海,入海百辆沉百辆,入海千辆沉千辆。若不在渡海工具上求改造,仍继以汽车渡海,入海万辆,仍将沉没万辆,终难图济。有的人责我们不早撤守据点,以致被共军各个击破;殊不知一撤守据点,即无政权。在政府的立场上,无政权即无土地、无人民、无食粮、无兵源,最後亦必失败而遭人责骂。

此外,我们更有一个最不能避免吃亏的事,就是我们是国家,我们的立场,是要保护人民。尤其敌我交错区人民,因受共军滋扰而请求保护,情至恳挚,不能不派兵前往。但我们派的兵多,共军调更多的兵解决我们;我们派的兵少,共军调少数兵解决我们。他经常是调上数县的兵,解决我们保护一县人民之部队;调上数十县的兵,解决我们保护数县人民之部队。我们以保卫地方、保护人民为目的,当然不能敌来我去,轻於弃民而走。这保护人民就成了我们失败的一个大原因;这保护人民的部队,就替共产党补充了枪弹、补充了服装、补充了壮丁!最後我们就成了守面不能而守线,守线不能而守点,守点亦因受其困而损失。这不是我们兵力不强,是前述八个失败原因造成政略之失败所致。可以说,这是我们致败的一个总原因;也是因我们的环境、历史、经济制度,造成共产党制胜的一个总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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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0日

郎咸平:中国楼市的疯狂急涨,买房人要警惕!

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中国楼市的疯狂急涨",大家知道今天已经不是楼市问题了,随着楼市涨的还是股市,还有汽车,还有奢侈品,我们就以股市为例,中国的股市差不多是领先全世界达4
到5个月之久,就开始回暖了。中国楼市在你们这儿跟上海差不多2、3月就开始回暖。美国的楼市到现在都没有回暖,我们2、3月就开始回暖,你看我们牛不牛。奢侈品市场,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10%,但是广东经济受挫最大的丽白广场狂涨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狂涨90%以上。汽车美国除了7月份除了旧车换新车拉动以外其他时间都是跌幅20、30%,就这几个市场而论,我们的股市、楼市、奢侈品市场,你应该觉得我们的经济回暖了,而是我在这儿,私底下告诉各位来宾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要比别人早这么长时间回暖,和别人这么不一样,请你千万相信,肯定是我们那里不正常了,而不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正常了。你比别人都早复苏,肯定你出了什么问题,那是可能的。你就挖几条高速公路、印几张钞票就复苏了?你觉的可能吗?而且你们不要把股价和楼市当成经济回暖的指标,根本不是,因为当做经济危机的指标才正确一点。其实"回暖"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本身就是可笑的,举个例子你应该怎么正确对待回暖。比如夫妻两人有个小孩,你摸摸他额头,小孩子头有点热,你会怎么做?你会把他带到医院看医生,检查他出了什么问题,把病因找出来对症下药,他发烧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你想你不会告诉你老婆说不要担心,我们儿子只是回暖了,你会这么说吗?你肯定不会这么说嘛,这就是一个正确处理经济问题的态度。各位知不知道我们的决策为什么总是出问题,包括,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新浪)像最近又是,去年年底,看到我们楼市萎靡不振,最近又收紧了二套房贷,我们国家政策、企业战略,最大的危机就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而这个所谓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就根本表面现象做决策。所以今天这个演讲我希望在座各位来宾理解我今天演讲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我希望你们听完我演讲能够学习一个本领,那就是如何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一点是我们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最欠缺的一点。如果到最后你做决策只看表面现象那太简单了,你怎么会做一个卓越的企业家呢?所以这次奢侈品、车市、股市、楼市回暖,我就想跟各位解读一下,它的回暖的病因是什么,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我们一起回到2006年,我们都经历过楼市、股市泡沫,除我以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是这么形容的,他说正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太成功了,所以大家才有更多的钱去炒楼炒股,这种说法,被冠以一个学术名词叫作"流动性过剩",所谓流动性过剩,那就是手上的钱太多了,买楼楼市泡沫,炒股股市泡沫,当时我提出什么思维?我说这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太成功了,而是因为新的危机。什么危机?那就是我们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经济,他们所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因此他们才把应该投入制造业的钱炒楼炒股,从而造成楼市泡沫、楼市泡沫。按照我的说法,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生病了,叫做投资经营环境恶化,这是制造业危机的开始。今天你们碰到的金融海啸问题那都根本不是经济的问题,如果中国仅仅是这次金融海啸的话,我们的问题小得很。中国真正的问题就是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本质病因就是制造业危机开始了。我当时不断透过媒体,警告政府说一定要拓展处理制造业危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各位知道我讲话从来没人听的,要把我的话听懂,那需要很高的水平!我跟你说。(听众笑)结果政府最后决策了,还是像过去一样,决定不听我的,听其他大多数学者的。就判定,泡沫的来源叫做流动性过剩,而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大量收回流动性,在房地产方面,只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了,你就没有那么多钱炒楼了、你就没有那么多钱炒股了,所以各位来宾,这就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你把中国经济看得太简单了。因此从0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这种收回流动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我想请问各位来宾,如果前提就是错的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宏观调控的目的都是错的呢?如果目的就是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呐,几年的宏调都是错的。所以我这几年不断在全国各地演讲都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到了07年,你们还记不记得央行总共6次提高利率,按照一般想法,提高利率什么结果?股价大跌,可最后是每一次股价上升。6次毫无例外股价大涨,为什么?这个时候已经证明宏观调控出问题了,流动性性紧缩出问题了。因为当你提高利率,你是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的投资经营环境,他们都不想干了,因而他们拿出更多的钱去炒股,所以这种提高利率造成反向结果的影响已经充分证明我的理念是对的。可是错误的宏调仍然推行,到了08年年中,注意!金融海啸还没有来,广东制造业停工30%,江浙制造业停工
20%,请你想一想06年的泡沫是什么本质意义?那就象征着制造业的回光返照,也就是说当时的泡沫现象导致本质意义就是中国经济体系生病了,叫作投资经营环境恶化。一直到08年9月16号,政府才醒悟过来我讲的是对的,宏观调控做了180度大转变,晚了!如果大家听懂了06年的故事,那我问你,从06年年终到09年8月22号的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面对的投资经营环境是大幅度的改善了还是大幅度的恶化了?自己想一想。肯定是大幅度恶化了!为什么?六大冲击造成环境恶化;第一、人民币汇率上升;第二、企业成本的失控;第三、劳动合同法的推出;第四、出口退税的调低;第五、宏观调控的持续推出;第六、今年开始的隐性税赋大幅增长。这六大冲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投资环境恶化。由于这六大冲击非常重要,尤其是前两项。

首先,谈谈汇率的问题。

这几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百分之二十几,你们是不是觉得正常,你们觉得肯定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出口太顺畅了,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由于贸易顺差,因此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这不就是大学本科教科书里讲的理论嘛?也就是说汇率就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顺差,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逆差,汇率下跌,贬值!我呸!这么简单么,噢,我们治国是由教科书来治国,那太可怜了。结果我告诉各位,你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很多都是没有用的、要不就是错的!什么是汇率?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作汇率。你不详谈谈美国、欧盟,这两个国家够大了,美国从去年12月到今年12月31号大幅度的贸易逆差,以德法为主的欧盟大幅度的贸易顺差,不过德法一直是贸易顺差。结果呢?美国的逆差美元不跌则涨,欧盟顺差,欧元不涨反而跌,为什么?你要从政治目的去理解,你们如果对汇率有兴趣的话,你们上网看文章,所谓专家学者讨论的,任何想让经济理论来判断股市起落那都是失败,因为那是政治目的,那么这段期间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这段时间刚好就是金融海啸发生的时间,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必须印钞票或者借钱。到今年7月份,美国审计总长对媒体发表谈话:他说美国前前后后差不多要注入23.7万亿美元,这么多钱,你听我讲这个数字时,你回忆一下去年11月份,我们很多专家学者怎么说的?他们说:哎哟,我们有20000亿美元外汇,让我们去帮助美国吧。你听过这个话没有?(下面笑)让我告诉你,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今天三个小时演讲,我可以把这个危机剖析的非常详细,听完以后,你们就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真正的危机,就是对于危机的无知甚至低估。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这一点,因为中国30
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都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的领导、企业家、民众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如此乐观,甚至有点无知。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你只有
20000亿美元外汇就牛得不得了,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危机呀!美国到今年7月份要投入23.7万亿,你那2万亿还不够美国的零头哎。那美国到那里找这么多钱,似乎就是两个办法,第一印钞票,第二借钱。印钞票在我来说相当于借钱?我请问你,如果你要借钱,你的汇率最好是升值还是贬值,那当然是升值,贬值谁还借你。所以美国最高战略思想、最高政治目的、在这段期间就是借钱。为了借钱,美元必须升值,就这么简单!

欧盟呢,欧盟在这段时候受到重大冲击之后,他是希望通过德法两国的出口,拉动欧盟经济,所以欧元经济最好贬值。所以欧美两国秘密协商的结果,最后政治目的决定,美元不该涨而涨,欧元不该跌而跌。然后欧美两国开始联合操纵,这个操纵是以美国为首。由于这个操纵跟在座的各位的黄金投资跟美元投资息息相关,我也想希望通过今天的场合,清理一下各位思维的问题。所以请允许我花些时间让我谈谈美国是如何操纵汇率的问题。

这一段就讲完了,可是为了讲这一段,我十几个助理连续三个月研究美国跟欧盟央行及黄金期货交易所有交易报告,所以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你们仔细听,这是给各位在座的一点努力吧。

六大冲击影响投资经营环境

第一、美国政府透过平准基金大量抛售欧元。所以欧元狂跌,美元顺势而涨。

第二、美国这两年,07年6月到09年5月份总共印了114%钞票,货币增长率114%,尤其是去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发现,去年年底,美国政府印了150%增长的钞票,你们会想,印这么多,那么美元不会狂贬吗?可是各位注意,就你我这两把刷子,我们都能看得懂的问题,你觉得美国人看不懂吗?把我们给聪明的,甚至据此判断美元要贬值,如果连你都能判断美元要贬值,那美国人还混什么。最后我们发现美国政府太厉害了,透过他们自己的操纵,使得流通美元的增长率只有9%。而中国是30%,你真该担心倒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低?水平不是那么一般,所以9%、10%左右的货币增长率在这个期间可以说是国际货币增长率最低的国家。因此美元供给是不足的,印了这么多钞票美元供给是不足的,因此美元再涨。

比如说银行A,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手中有一千万的坏账,我们怎么处理问题?我们曾经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又这个又那个的,美国政府这么干。印了1000多块的现钞直接交给银行A,你把我的坏帐拿走,坏账解决了。如果银行A拿到1000块现钞放贷出去的话,美国货币供应量立即失控。所以我们阅读美国政府的交易记录,我们想看看美国政府该怎么做一下步,我们很好奇,结果竟然发现,美国政府在同时指令财政部印制1千块的国债,然后拿1千块的国债给A,把一千块现金还给我,所以拿走了。到最后,是用1千块的国债置换掉了一千块的坏账。虽然他们印了百分之一、二百的钞票,透过这种方法,拿新钞换坏帐,拿坏帐再用国债取代现钞,所以一毛钱都没有出去,这就是他的水平。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公告,就是美国中央银行在银行当中设立了一个有息存款帐号,让央行告诉美国的银行,兄弟们,你们不要对外乱放款,最近经济形势不好,乱放款的结果说不定会受到损失,干脆哥哥我帮你一个忙,把你们把手的多余现金存到央行来,这个小恩惠,让美国的小银行感激得不得了,当时放贷确实很困难,搞不好又是坏帐,干脆存在央行还能拿利息,多好啊!所以透过这两个办法。第一个,印一千块钞票换回坏帐,再用国债换回一千块钞票,所以货币没有出去,不但没有出去,通过设定一个有息存款帐号,还把银行手中的钱拿回来一点,通过这两个办法,虽然美国这两年多印的钞票增加了114%,可是美元现钞的增长率只有9%。他这种做法完全脱离了教科书的理论,我们没有人想到是这种结果,到最后只能叹为观止,哥们厉害!真正厉害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和在座各位关系重大!那就是美国政府透过操纵黄金以达到美元升值的目的。我研究了很久才研究通,为什么研究这么久?因为我人比较笨,我承认了,我的水平是不如欧巴马那几个经济顾问的,所以我研究了三四个月才搞懂,在今年的中国,能能够自认为水平不足的人今天已经太少了!(鼓掌)我跟你讲,我还是好的三四六还搞懂了,人家现在还没有搞懂。所以你们一定替我讲讲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问你,黄金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品种。你们最近碰到经济危机是不是都想买黄金,民国初年1911年一两黄金可以买二亩良田,5两黄金可以买一个北京的四合院。100年后的今天,一公斤黄金大概价值20几万元人民币,只可以买北京四合院的半个厕所,这就是黄金的价值,黄金的投资价值很差的,我们不要看100年了,就看这30年,黄金的投资价值也是很差的,1970年代黄金800美金一盎司,到了30年后的今天也不过900多美金,这么糟糕的回报率啊!黄金什么时候好呢?如果是在2001年投资黄金,今天你赚惨了,因为2001年价格是250美元一盎司,这是美国政府打压的结果,美国政府总共三次打压黄金价格,一次在1984年打到了270美金一盎司,1999年、2001年打到了250美金一盎司,所以2001年之后买黄金,到现在你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回报率高得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打压金价到250美金一盎司,所以你的回报率才高。美国政府为什么打压金价?因为黄金是手段,美金是目的,只要美国政府想拉开美元价格的时候,就必定打压金价格,这就是他们一贯的做法,我不敢讲是100%
,差不多90%是这样子。比如说美国想拉开金价,通常会指令华尔街的这些公司,他们也叫做金融资本,也叫国际金融炒家,命令这些进入黄金市场抛售,抛售的结果,金价狂跌,黄金投资人受到了损失,他们就会离开黄金市场,转而进入美元市场购买美元,所以美元涨价,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来,黄金跟美元的价格走势总是相反,因为,只要美国想拉开美金价格,必定打压金价,挤压资金出来购买美元,美元升值,百试不爽。

黄金价格跟美元价格走势相反,所以在去年10月份金融海啸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听我演讲,我就告诉他们,我说黄金的投资价值是很差的,但是在金融海啸时期你不妨保保本,你就买一半黄金,买一半美金,所以在这里很多企业家听了我的话,买了一半黄金,一半美金,当然拿出1%去炒股去了,就到了今年第一季度,我接到无数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感激的声音,他们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郎教授啊",各位知不知道去年我叫他这么做?因为黄金跟美金的价格走势相反,各买一半的结果呢?透过价格对冲保证不赚钱这是投资的目的,这是黄金的最大功效,你想靠黄金赚钱啊,还不如买四合院,他们原来就想通过郎教授所谓的价格对冲去保本,结果作梦也没有想到,郎教授帮他们一个大忙,今年一季度黄金和美金同涨40%,他们本来不想赚钱,由于听了我的话,都不得不赚40%,爽死他们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再一次出操作黄金,研究了之后就研究懂了,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故事说成一个像侦探小说这样。

去年10月份金融海啸一开始的时候,全世界的投资人为了避险,大量的抢购黄金,只要他们抢购黄金,金价必涨,金涨的结果,按照过去的惯例,美金怎么样?必定跌,美金能跌吗?这段期间美国要保持强势美元来挽救美国经济,怎么能让跌呢?那么过去美国政府会指令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进入黄金市场抛售,来打压金价,可是这不灵了,华尔街的资金量虽然大,但你再大你也不会比全世界大是不是?你一抛的结果,全世界抢购价格一样拉起来,因为全世界都在抢购黄金,华尔街扭转颓势是根本不可能转变的,所以美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的决定,只要允许黄金涨价,美元就暴跌,美元暴跌研究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所以不能让它跌,但是美国过去的做法,又改变不了,几家华尔街的公司,进去抛售黄金这个力道太小了,不可能扭转情势,所以当时我们就看美国的好戏,我们都低估了美国的水平,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低估了美国的水平,当时美国还召开秘密内阁会议,最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所谓的秘密法案,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交易资料,当时我们发现有两家公司,一家叫汇通银行,一家叫高盛,就在这个时候进入黄金市场,我们以为他会抛售,结果他们狂卖。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而这一切都在美国政府的预料之中。这个时候美国通过他们掌控的媒体造谣,很多人来抢购。这就是美国政府的阴谋,全世界抢购不一定是要全世界疯狂的抢购美国政府才能脱困,你用黄金必须用什么买?美金。所以我以一个欧洲人为例,他为了要买黄金,必须抛欧元,换美元,美元涨再换黄金,黄金涨。你突然发现全世界的黄金投资都在抛售货币,买美元,美元涨,买黄金,黄金涨。这个我们也想到,想不到的是美国政府同时完成目标,我看他们这个操作方式叹为观止。我就想不到,他们的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就想不到。我讲出来你都听懂了,很简单,可能我们就是想不到。

其实你想想美元的竞争对手是谁?欧元。你千万要说是人民币,不要感觉太好了,不过我们就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你知道这是什么事吗?以一个欧洲人为例,如果他要买黄金的话必须先抛欧元,再买美元,再买进。请你注意,这是什么时刻?这是一个重大危机时刻,欧洲然竟然抛欧元,欧元跌,买美元,美元涨,那就是美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淘汰欧元。你看看金融海啸时期每个人都在寻求避险的资产美金既然涨了,从此美元淘汰欧元,成为唯一的避险资金。下次再遇到你直接听我的话,买美元。第二淘汰欧元,美元成为唯一的避险货币。所以通过三个方法,我重复一遍:第一、美国平准基金抛售欧元,欧元跌美元涨。第二、美国抛售印114%的钞票,可是通过操作使得增长率只有9%,高水平。第三,迅速拉抬黄金价格,造成全世界的抢购,所以抛欧元,买美元,买黄金。美元不但涨了,同时淘汰了欧元,使得美元成为唯一的避险功能。

跟各位讲的是什么故事?人家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汇率,而我们用汇率当成调节国际收支的价格。在去年到今年这么危机的时刻,全世界货币都在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利润有多低?2%、3%而已,我们就已经涨了20%左右,现在跟美元涨的结果,我们对欧盟地区又涨40%,你说我们出口制造业怎么玩下去?我们应该学习韩国这个时候,趁机贬值20%,我们出口制造业马上得救。结果我们在调节国际收支,我们还在奉行美国一年前的教科书水平,结果我们错失良机,现在想贬值不可能了。所以到最后人民币涨了这么多,完成打击了我国投资出口制造业的积极性。

第二、成本。

你认为成本怎么决定的?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你们今天希望演讲之后回家吃饭,你们炒一道菜叫青椒肉丝,当你们倒油进去的时候你们想油是由谁决定的?美国,当你切肉的时候是肉是由谁决定价格的?也是华尔街,当你切青椒的时候,青椒价格从09年开始谁决定的?统统都是华尔街。不要谈企业、原材料、钢材、有色金属、铁矿沙,不谈了,如果我们这个国家大豆油这些都是华尔街决定,你用屁股想都知道铁矿石是由谁决定的。跟各位谈一下为什么大豆油由华尔街决定,03年政府决定开放大豆油市场,当时我就说不能开,当然一如既往他们不听我的,一直到6月份以后才知道。因为03年美国大豆的价格比我们东北黄金大豆便宜10%左右,出油量多了六分之一,你只要让他进口,必然是淘汰东北黄金大豆,淘汰之后大豆市场将首先华尔街的操纵。就在这个时候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立刻进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一路拉到4470块一吨,那是04年5月。就在前一个月大豆价格4300块一吨的时候,美国华尔街所掌控的中国媒体陆续刊登出很多的访谈,很多人说很多的专家学者说小心,大豆要涨到7、8千一吨,赶快买。所以中国的油压榨工厂在4300块一吨的时候从美国进口了800多万吨的大豆,那是4月份。到了5月份拉到4400块一吨,到了6月份和去年的钢材市场一模一样,4300块买的,最后到2300块,所以70%的压榨工厂全线倒闭。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世界四大粮商,他们名字第一个字母就是ABCD,四大粮商借此进入中国,买了这些倒闭的中国工厂。到今天8月22号中国实用油、粮油都80%都是外资,你们晚上用的油包括金龙鱼、鲁花、福临门统统都是外资(到此为止是丁校对)只要华尔街拉动油价,那么油的价格就上涨,根本不是供需决定的。我们在学生时候在学校学的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整个是胡说八道,供需关系影响了我们许多中国人。

猪肉呢?华尔街的公司高盛,04年进入中国收购了下游企业,06年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河南双汇猪肉食品加工厂,下游搞定了。08年进入上游,以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地区几十个养猪工场。上游也搞定了,下游也搞定了,最后进入一个高效渠道,使得物流成本大幅下跌。在今天的中国,掌控着养猪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只有一家,就是高盛,由于他们掌控了整个产业链,因此他们的成本非常低。你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价格是由成本最低的公司所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销路,所以猪肉价格就是由华尔街决定的。为什么你们过去不知道呢?因为你感觉非常良好,没有危机意识,今天我透过演讲不断地告诉各位。

根据WTO的规定从今年1月1号开始,我们要开放农产品市场,所以国际四大粮商ABCD趁此天赐良机进入中国,大量收购具有粮食收购许可证的中国农业公司,趁着去年10月份推出的农业改革的机会,四大粮商背后透过这些被收购的中国农业公司进行大量的回收。告诉一个各位不知道的事,河北沧州和山东的几个地方的粮食局都是外资,中国的粮食局是外资?至于是ABCD那一家的呢?,是"A"。

所以透过这种,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层层面面的价格都是他们控制的。何况铁矿砂呢!最近的力拓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并不是搞谈判的,如果是站在国际化,当然可以赞成,如果从WTO出发也可以赞成谈判,可是如果想要国际化,就必须先理解什么叫做游戏规则,我以为铁矿砂是考谈判来的,因为老师教过我们的,价格是由供需所决定的,供是供应者力拓,需是中国的钢铁企业,因此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拿出了均衡的价格。

我现在发现当我讲的是对的时候,而他们不听的结果,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除了股市、楼市、奢侈品和车市回暖之外,所以现在我继续讲对的事情,而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听,不要听的结果,下次我又再给你们讲。我现在告诉你,铁矿砂的价格是谁决定的?铁矿砂价格是由波罗的海指数和石油价格决定的,波罗的海指数是指运费的价格,只要波罗的海指数上涨,铁矿砂的价格必定上涨,指数下跌铁矿砂的价格必定下跌。我再告诉你,波罗的海指数以及石油的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华尔街的决定又是由美国政府推动的,如果美国想提高铁矿砂的价格,就会抬高波罗的海指数和石油的价格,根本不是他谈判决定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给你讲的故事,"深南电"和华尔街的公司高盛签订了一个合同,多时油价是一百多美元一桶时候,和高盛对赌62美元,如果油格在62
美元一桶以上,高盛每个月付给"深南点"30
万美金,如果跌下62美元,跌破当天"深南电"付给高盛80万美金,以后每跌一块付40万美金,这个合同一签,"深南电"激动得不得了。相信"深南电"一定都笑,高盛这个傻帽,石油价格怎么可能跌到62美元以下!无风险利润不赚白不赚。因为他们都念了咱们中国的本科,价格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供给的是欧佩克产油国,需求的是我们这些需要消费的人。那我想告诉你,石油价格是高盛决定的,高盛说60美元石油价格一定在60美元以下。

你别说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一点都不聪明,因为我懂这个游戏规则。所以去年7月份我在广东顺德演讲我说,钢铁产业肯定跌,持有钢铁股的赶快抛,到
9月份我到宝钢演讲,当时宝钢的领导说过去都是以为该涨够涨该跌就跌,那是市场行为。当时我就说从下个月开始宝钢的业绩要降下来(30°的手势比划下滑),宝钢的领导根本不相信,结果一个月以后,我在首都机场碰到宝钢的领导,他们说我走了一个月以后,宝钢的业绩直线下滑的(90°的手势比划下滑)。真正的原因我已经告诉你了,看到的"深南电"跟高盛的交易我才知道,不过面对宝钢我就吹牛了,我说那当然,郎教授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敢走江湖呢!不懂游戏规则,还要玩游戏。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政府要走出去收购矿产,走是走出去了,07年收购了8起矿产资源,08年在油价最高点之前,收购了21起矿产资源,最后被华尔街设了一个套,全部一锅端,总共亏了1000亿美金。还有中铝亏了110亿美金,最高价格的时候介入,结果等到价格跌到谷底的时候呢?中铝又想去抄底,当然我就告诉媒体,中铝不可能成功的,华尔街摆明了就是为了坑你,怎么可能人你抄底呢!你试都不要试,后来中铝还拿出190多亿美金再去收购力拓,怎么可能呢!当然中铝也不听我的,最后澳大利亚政府撕毁合同,只给了1.95亿美元,也就是1%的遮羞费,怎么可能让你收购嘛!这太简单了,根本不懂游戏规则。所以做制造业,明天的油价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油价上涨铁矿砂的价格就上涨,而且今天早上布兰特油74美元一桶,控制得合理吗?最近全球的经济这么低靡这么萧条,油价凭什么涨!铁矿砂价格什么涨!根本就没有需求,凭什么涨!那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华尔街操控,这种操控给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莫大的困难,所以使得我们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

第三、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本来是对的,保护弱势群体。可是这个法的推出一没论证,二没试点,仓促推出的结果使得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面临困境,使得我们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

第四、出口退税。

上个月有媒体的问我,说中国政府把出口退税比例又调回17%,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毫无看法。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为什么出口退税比例调高啊?是不是因为去年调低了?为什么调低了?完全就是不看形势,当初不调低今天为什么会调高?当初调低就是误判形势,使得我们出口制造业的投资环境更为恶化。

第五、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一开始就是错的,一直错到去年9月才调回来。前面讲的这一系列就不是流动性造成的,股市和楼市暴露的,就是投资经营环境恶化。

第六、税费

今年开始由于各地政府大量支出的结果,入不敷出,所以很多地方的税务单位开始隐性提高税费,过去卖产品要卖掉才缴税,现在只要给了渠道商,还没卖出去就要缴税,这种隐形税费的增加,使得经营投资环境恶化。

因此,这六大冲击必然的结果,使得今天每一个人面对的投资经营环境还不如06年,这就是你们生的第一个病,一直没有没有解决,反而是逐渐恶化。但是我们不止生一个病,我们还有第二个病。

郎咸平:刚刚谈到的六大冲击,造成的投资经营环境更恶化,这就是咱们中国企业生的第一个病,这个病这几年不仅没有解决,还在持续恶化。可是各位注意到没有,我根本没有谈到金融海啸,也就是说就算没有金融海啸,中国经济依然会走入箫条,因为我们的危机就叫制造业危机,但是我们病得不轻啊!

我们不止是这一个病,和06年相比我们还多了第二个病,叫做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和金融海啸完全挂钩在一起,具体什么意思呢?那就从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开始说起,对于我们昆明的朋友来说应该非常熟悉,第一叫抓建设拉动GDP,第二叫招商引资。大家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个政策错没错其实,就是有点过。

第一个政策,抓基础建设拉动GDP。什么意思?就是通过钢筋、水泥堆起来的GDP,因此你们每一个人看到亮丽耀眼10%的GDP的增长大部分是钢筋水泥,而不是企业了不起的增长。所以,我们整个经济拉动就是靠钢筋水泥的拉动。因此,GDP当中5―7%
都是钢筋水泥,从而把消费压缩到只有3、4%,所以中国是一个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中国消费之所以少,是因为GDP里面钢筋水泥太多,而我们的专家和学者是怎么解读呢?他们说:我们的消费少是由于储蓄过高。这是错误的,而且这错误错得不是一般的离谱,是离谱的不得了。我们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吗?看看数据就知道,我们整个中国的家庭储蓄才25万亿,除13亿人口,人均储蓄不到2万元,如果再把1%的有钱人去掉,人均储蓄也就1万元左右,再把5%的有钱人去掉,人均储蓄也就几千元,这还是高储蓄率吗?所以我告诉各位,中国是个低储蓄率的国家,为什么?老百姓太穷,这才是主要原因。你手上有点钱还不敢花,你爸妈身体怎么办?儿子缴学费怎么办?猪感冒了怎么办?都要看病,你怎么敢去消费呢!想都不敢想!你不要去想设置了社会保障体系就敢去消费,老百姓是不敢去消费的。我们就是一个人均储蓄过低的国家,你们所看到的报道都是说中国有高储蓄,不符合实情。消费为什么这么低?就是钢筋水泥所压迫的,我们用钢筋水泥这几年取代了消费,成为经济拉开的动因,这种结构是绝对虚拟的,拿这种结构跟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GDP当中消费占70―80%,我们还不到别人一半,他们的GDP钢筋水泥就占10%左右,二我们是50%左右,是别人的几倍。这种地方政府抓建设、拉动GDP的结果必定使中国成为一个消费不积极的国家,因为钢筋水泥取代了。

第二政策,招商引资。我们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比较容忍对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剥削等等问题,再加上政府特意的提供了土地、租税、融资三大优惠,在三大容忍和优惠的利好之下,中国产能大幅度的扩展,中国产能已经占到了GDP的70%。第一个政策抓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只有35%,第二个政策招商引资使得产能变70%。70%的GDP是产能,我们只消费了35%,剩下另外35%消费不了的那部分叫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是一般的产能过剩,而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GDP当中35%归纳成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就是地方政府两大极端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过去为什么不会产生问题呢?因为过去的产能过剩被美国人的消费所吸收了,我们出口给美国人消费了。因此我们这个民族感到非常好,就把产能过剩取了一个非常亮丽的名字叫"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真正意义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可是请你想一想,美国人的消费是什么消费?是泡沫消费。什么叫泡沫消费?只要是借钱的消费统统都叫泡沫消费,美国人为了从事泡沫消费他们已经借了GDP的95%,借无可借,这个比例足足是中国的7倍。金融海啸是什么冲击?金融海啸的冲击就是使得美国的泡沫消费从此破灭,只要美国的泡沫消费一旦破灭,中国出口就减少,产能过剩的弊端立刻暴露无疑。

美国的泡沫是什么时候破灭的?是在08年11月,去年9月份中国出口增长率30%,11月份泡沫消费破灭,当月中国出口增长率-2.2%到今年每个月下跌20%。请你想一想,1―7月份每个月出口暴跌20%,这一点我并不担心,因为这一点很正常。但是1月份的进口暴跌43%,这个就太可怕了。我们中国制造业的形态基本上是简单的进口原材料、机械设备的粗加工。1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油之外的原材料进口暴跌50%,进口机械设备暴跌40%,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那就是简单的进口原材料、进口机械设备粗加工的产业结构而已,1月份的原材料暴跌5成,机械设备暴跌4成,就表示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不想干了,因为前面讲的两大病因,他不想干了,六大冲击造成的投资环境恶化。

两大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碰到金融海啸全面暴涨。金融海啸是直接冲击金融,间接冲击市场,是绕过金融危机,根本不冲击我们的金融,一刀就插到各位的心脏上,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二个病就出来了。所以金融海啸对我们的冲击大得不可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次金融海啸美国是轻伤、欧洲是重伤,中国是内伤。企业家不想干之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奇特的事情?

(郎咸平讲了一个故事:两个月之前我到北京演讲,我特别怕塞车,所以我选择7点50分出发,之前不塞车的这里,结果星期六7点50分在那里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塞车。放眼望去基本上是爸爸开车带着妈妈,后面装着小孩,后面还有两个老人家,他们干吗?百思不得其解,当想到这里我知道了,这些企业家在两大病症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们不想干了,不想干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大家辛苦了几十年,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母亲,所以到广州立白广场买价格十万的奢侈品,原因就是制造业萎靡。回家看到自己的儿女,感觉十几年对不起他们,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基本上是半夜两点才回家,因为要去夜总会,所以企业家的作息时间跟小姐差不多。两点到之后回到家,小孩已经睡觉了,早上7点小朋友去上学你还没有起床,可能十几年连正眼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小孩,所以想想内疚,于是就买了一辆商务车,带上老婆、孩子,叫上父母,7点半出发去动物园,7点50分就刚好走到堵车的哪里。一切都得到了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汽车销售量上升了,所以汽车市场回暖了。再加上辛辛苦苦十几年吃也没吃好,住也没住好,干脆就到上海黄埔江边买个叫"汤臣一品"房子,过去这里只买了四户,这两个月卖了16套。时间比较多的就炒炒股,所以股市也随着回暖了。)

这就是第一步,在两个病症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是简单的楼市急涨的问题,而是楼市回暖、股市回暖、汽车回暖,冲击的因素就是一个:两大病症没有解决,制造业萎靡造成的。因为今天的投资环境还不如06年,同时又多了一个金融海啸所创造出来的产能过剩,第二个病症。

到了这一步,于是我们的政府开始制定方案了,推出了六大方案,农业改革、医疗改革、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新家电下乡等等。你们已经听我讲了这么久的课,大家已经有了充足的思考模式,所以我们就看政府推出的六大方案有没有对症下药了。对症下药就能解决发展的问题,如果不对症下药,你来个头痛医脚,脚痛医头,那样你的发烧会更严重。六大方案我做了一个归类,我想谈其中两个:一个医疗改革,第二是个农业改革。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做医药的,如果有,那么我告诉你们,医疗改革目前根本没有办法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实施细则都没出来,不知道怎么推。农业改革基本上没有办法推的,还剩下四个,4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汽车、家电下乡,还有今年上半年的7.37万亿元的30%是做什么,基础设施建设,还剩下7.37万亿的40%,4万亿、十大振兴方案、汽车、家电下乡,以及60%的银行信贷做基础建设。这四个救市项目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大家一定要学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四大救市方案的本质意义就是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拉动今天的产能过剩。

我举个例子,4万亿用在哪里?包括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在建设的时候,需要雇工人、用钢材、用水泥,这样不但可以有效拉动GDP,同时由于需要买钢材、水泥,因此同时解决了目前钢铁行业2亿吨的产业过剩,以及水泥3亿吨的产能过剩。但是,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建完了以后怎么办?我们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以高速公路为例,基本上没车跑,没车跑的高速公路就叫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建完之后就不要用人了,也不需要水泥、钢材了,因此钢材水泥再度被打回原型,产能过剩。因此建的时候拉动了GDP,建完之后你反而变成了两个产能过剩。除了我前面讲的这个产能过剩,又多了一个基础建设的产能过。这么大量的产能过剩,新的增长点是什么?根本没有。所以,这四大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得你们得了第二个病:产能过剩更恶化,建设完成之后就更恶化。所以不但没有解决你的病,反而使得第二个病更严重了。

我们不需要了解政策的细节,十大产业振兴方案、7.37万亿、家电下乡都是产能过剩拉动产能过剩。可是最有意思的,就是7.37万亿剩下的40%
是干什么用的?我相信很多在场的也很关心,半年之前,我告诉政府千万不要投,既不该投基础建设,也不该进入企业,两大病症没有解决。7.37万亿的40%
接近3万亿,基本上80、90%
都给了国营企业。国企也好、民企也好,两个病因解决了吗?没解决,如果没有在解决的情况之下,突然给他们3万亿的钱,他们敢拿来投资实体经济吗?肯定不敢,于是他们就用来炒股。所以1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钱必定流入股市,政府还跟我说不会,最后我说对了,结果政府进行抽样调查,证明这个钱是流入股市,官方首都承认大量银行信贷进入股市。我半年前就说过,这么多钱除了炒股还能做什么,炒地皮。最大十大"地王"九个是国企拿下的,其中第一名是杭州,每平米
46268元的地价,再加上成本、利润,是不是要大7、8万一平米?当然了,这些国企买了地之后要缴税,之后这些钱给政府。买地把钱给政府,盖了房子交税。我就在想,政府何必这么麻烦,干脆自己印钞票发出去算的,房价上去了老百姓高兴,你自己印自己花,只是稍微通货膨胀一点。结果第一笔杭州"地王"谁买了,杭州上投公司,肯定是国企了。国企从来不算帐的,国企什么都没有,就有钱。小企业举牌,到了35亿元之后就不敢举了,你看看国企,剩下的国企像疯子一样举牌,最后以40亿元的价格由中华集团下属的方兴投资地产公司获得,这里的房价只不过14000元/平方米左右,这个地下来就是16000元/平方米,加上成本合利润是不是要卖到三万,政府是自弹自唱。我就担心,我是万般的同情,我看了他们的财务报表,他们手中有245万亿的银行信贷,我真同情他们,好不容易才花了40亿啊!还有200亿怎么花!我都替他烦恼怎么花这个钱。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钱都不知道怎么花,所以,造成了各地"地王"的现象,昆明这里也不例外。半年就投入了7.37万亿,无可避免地造成了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以后存在银行的钱就毛了,能干什么用?可是又不敢投实体经理,因为两大病症没有解决,根本不敢投,所以大量逃避通货膨胀的资金进入股市、楼市。

今天的主题谈楼市就不能谈股市,中国的股市主要有三笔资金进入,第一笔两个病症没有解决,制造业资金进入,第二笔两个病没有解决,银行信贷进入,第三笔,两个病没解决避险资金进入。所以,虽然是三笔资金进入股市,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两个病没有解决,三个资金一进入股市,造成了股市的迅速回暖。我在之前一再告诉股民,三笔资金的第二笔资金银行信贷是最敏感的,我在媒体上每个礼拜都讲,我想告诉各位,只要中央银行的信贷政策稍有改变,稍有微调,股价立刻会大跌。因此过去这几个月,我呼吁股民一定要快进快出,赚10%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你们也不会听的。7月28号,完全证明了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原因,央行要紧缩信贷,跌到2800点,就是银行信贷要紧缩。到星期四、星期五稍微回调了一点,因为又有基金进入。不过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就是银行信贷资金对于政府,就是央行的政策特别敏感,现在银行处于两难的局面。

讲到这儿再讲讲楼市,楼市为什么狂涨?两笔资金进入。第一笔资金,两大病症没有解决,制造业资金进入;第二笔资金,两大病症没有解决,避险资金进入,两笔资金进入楼市必定以高端为主,从而使得高端楼盘成为拉高房地产市场回暖的主因,因为这个社会的购买力已经撑不起这个房租,扛不起了,如果房租跌房价涨,这就是危机。你千万不要问我该不该抛股票,该不该买楼,不要问我,我今天只是送给各位一个鱼竿,把楼市和股市的情况分析得很清楚,股市和楼市如何,政治完全是依赖,依赖政府的政策如何注入这几笔资金。所以回去以后大家好好想象,三笔资金进入股市,两笔资金进入楼市,加上政府的政策,什么政策我不知道,政策出来就马上做出判断,你就可以判断股价会不会涨,接着你就可以判断楼市会不会涨。目前你们已经具备这个知识,可以做出充足的判断。

所以我们讲这么多,中国楼市疯狂急涨,你发现我讲了两个小时才讲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在09年所看到的楼市疯涨、股市疯涨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生病了。而政府的六大救市方案没有解决我们的病症,反而加大了病症,那就是产能过剩,因此,大量的资金进入企业的决定因素造成企业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六大政策没有对症下药,因此到现在,到了今天六大政策这么久病都还没有解决。当然了我相信你们更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情况?很多人问我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见底?我说这个问题是疑惑的,底总是会见到的,问题是见底之后怎么办?这才是真正问题。由于经济进一步箫条,你们觉得见底之后就有什么U字形、V字形,如果不反弹怎么办?(直角怎办,|-))一旦见底后怎么办?是谁告诉你黑夜之后必有黎明的,谁的逻辑是冬天过后必然有春天的,那是自然界的规律。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国家叫小日本,1985年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1986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报告法案,总共提438万亿日元建基础建设,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建设了一条八线道的国道,旁边有一条八线道的省道,还有一条八线道县道,一直平行开到海边就没有了,只看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三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没车,就是这么一条高速公路叫什么,就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之后又不需要人工、钢材、水泥,因此日本也形成了两个产能过剩。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得多,日本从85年受到冲击到89年,一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还是冬天,还是黑夜,他们也花了大量的资金做我们正在做的基础建设,我们现在在重蹈日本的覆辙。工业基础这么强大的小日本他都不能复苏,哥们,想复苏了?

咱们就来复苏复苏,中国经济一旦进去之后,我们看怎么复苏?你们有没有听过三驾马车,看看三驾马车有没有用?消费、政府支出、出口。第一驾马车
――消费,目前只占了35%的GDP,而中国是个储蓄小国,中国的储蓄严重不足,不是别人说的我们是储蓄大国,我们是储蓄严重不足,你也不敢消费。既然不敢消费,我就不知道你这第一架马车如何拉动GDP。第二架马车――政府支出,7.37万亿,4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汽车家电下乡,全部都是产能过剩,建完之后一锤子买卖。长期怎么办?请你告诉我,请你想想建完高速公路以后怎么办?你长期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没有。和日本一样。所以,第二架马车也没戏了。还剩下第三驾马车――出口,我们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泡沫消费,别人的泡沫消费破灭之后再也没有,去年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我告诉你们,出口制造业倒闭很多公司将成为永恒的过去。我告诉各位一个新的消息,最新数据公布,美国的储蓄率由过去的0%提高到了7%,也就是消费大幅减少。我们中国出口想恢复,没可能,所以第三驾马车也不灵了,中国经济不见底还好,一见底三驾马车统统拉不动了。

如果三架马车拉不动,中国经济将陷入什么情况?你们可能会说不可能,我们的GDP都是百分之几增长的。第四季度中国的发电量暴跌22%,我们的
GDP是正的6.8%,到这个时刻,终于领悟了我的水平真的不行,我不是统计局水平,我不知道-22%的发电量增长为什么会拉动6%的GDP增长。
7.37万亿造成的通货膨胀怎么办?根据上个月政府公布的数据,CPI同比-1.8%,什么叫CPI,消费物价指数,我告诉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和去年
7月份相比,我们今年7月份的物价指数比去年7月份只低了1.8%,去年7月份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我们今年7月份只比去年严重通货膨胀时期好1.8%
而已,完全是挣眼说瞎话,说这是通货紧缩。而且根据统计局的数字,CPI环比连续4个月增长,听起来很有水平,其实没那么复杂的,这话什么意思?我翻译成普通话讲,也就是这4个月以来每个月都是通货膨胀,而且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这4个月每个月都在通货膨胀,到7月为止我们比去年通货膨胀好
1.8%,7.37万亿的冲击还没有来,因为要在两个季度以后才会来。

这就是在座各位的未来,我讲完了。

我要告诉各位一句话,我可是经历过大大小小箫条的人,我运气不好,到美国第一年就碰到滞胀,失业率严重,通货膨胀高达20%。我也不想多说,同志们千万不要走入滞胀,因为我们没有处理滞胀的经验和能力。我再重复一下,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或者是低估,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如果未来成滞胀的话,我感到非常痛心的原因就是到了7月份你还说是通货紧缩,那我无话可说,不但没有想到赶快处理未来问题的方法,居然还像鸵鸟一样把头放在沙子里说没有危机。

那么,你要避免就要说说信贷,说信贷股价就狂跌,为什么?第二笔信贷资金进入股市,那你为什么让信贷资金进入呢?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的人,所以现在银行信用改革,我看你怎么办?所以今天看到的楼市急涨,也不是楼市这么简单,从楼市急涨你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现状。

来源:http://bbs.icxo.com/viewthread.php?tid=27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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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界领土的历史问题

周恩来1960年和奈温签订的卖国条约《中缅边界条约》,得到缅甸"让步"划给中国153平方公里,却损失了18万平方公里,把中英签署的永租地位的猛卯三角地区割让给缅甸,还美其名曰移交。割让国土居然敢在条约中淡化为移交。当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困难,另一方面要准备对印度战争,不得不对缅甸让步,可见毛泽东宣称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简直是自我陶醉,自我贴金,直到1960年还在向小国缅甸割让土地,这18万平方公里领土即使在1941年蒋介石也没卖给英国。

周恩来的行为要是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追究,他是难以幸存的,不过他的卖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红卫兵也无可奈何。但这次大手笔卖国并没赢来缅甸的同情,缅甸奈温政府是反华的。文革时期,中国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对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打击缅族政权,这时大量红卫兵和解放军以志愿军身份进入缅甸,这就是后来彭家声,赵尼来等果敢,佤邦特区的来源。四个汉人为主的掸邦特区的存在,为中国找回了一点面子,而且保住了汉族在缅北的生存空间,这为将来的强势领导人收复周恩来割让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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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界条约》----中国亏大了

"中国亏大了!",是连续多年在互联网上关于《中缅边界条约》大辩论中,大批网友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声。它震撼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灵!――笔者当时还是一个"网盲",前日才见到,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底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教训并不遥远!中华儿女必须永远牢记。

疯狂攻击当代中共中央"走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毛派,也请你们扭回头去,看看清楚――

一、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土"亏大了

中缅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纠纷共分三段。与明清两代(清末以前)相比较,《中缅边界条约》使中国领土面积减少了18万平方公里!――相当5个台湾!相当近2个福建省!

图一注:本页是北段图示。

图二注:勐卯三角地(中段)。

图三注:南段

在《一张无效的地图,生出两个硕大的果实――评说"麦克马洪线"》一文里,笔者讲述了刘金洁、金宗英等学者关于中国云南失地的研究成果。其实,自1911年英国侵略片马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1934年英国侵略班洪地区以后的国民党时期以及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方面的论文论著,真称得起盈篇累椟、汗牛充栋。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英帝国主义者的侵华历史,即这些失地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图四注: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云南北段失地的大小。

之所以说,通过《中缅边界条约》,中国领土亏大了――

(一)、北段,包括江心坡、野人山、胡岗谷地,划给了缅甸。

1885 年英国吞并了缅甸。不久即北进侵占了中国的八莫。1891年又侵入野人山和江心坡南端,占领了麻阳、垒弄两寨。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这样,尖高山一线以北就成了未定界地区(条约中规定了尖高山往西南方向的中缅界线,因此尖高山就暂时成了新的中缅北段边界的起点)。

1898年,英国要求中国"于思买卡河(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即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于预地方治理之举",企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的目的。

1914年,英国出于该意图抛出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但阴谋终未得逞,只是废纸一张。

1927年英印(缅)殖民当局吞并江心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英国霸占的中国土地,民国政府始终未曾承认过。1929年中国政府云南交涉署曾向英国驻滇总领事提出过抗议照会,称"查江心坡一带仍属我国领土,查此滇缅界务尚未勘定,片马交涉尚未解决之际,缅甸政府复派兵经营江心坡一带,并掳去山官11人,殊失中英亲善之旨。准函前由,相应照会总领事查照,转电缅甸政府,迅将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桩一律撤去,静候将来中英两国派出之大员会勘,至纫睦谊。"。

1929 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特派尹明德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负责组织调查中缅北段未定界情况,以供国民政府划界时参考。1931年尹明德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及善后意见》,详细报告了自清末以来至民国初年英军在滇缅边界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向民国政府提出了划定中缅边界的
"建议线",主张国民政府应"明白宣布以阿萨密、户拱间之巴开山、龙岗多山为界"。这样就将尖高山以北包括户拱、江心坡、坎底、恩梅开江上游各源地区及中、下游以东地区等全部明确为我国版图。国民政府在组织研究历史档案的基础上采纳了"尹明德建议线"。1942年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规定
"尹明德建议线"为中缅北段未定界位置的正确绘法。

今日台湾发行的地图上,江心坡和以西的胡岗谷地(孟养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国版图中。

图六注:参看其他地图可以看出中国收回土地的大小。

图七:请注意,19世纪末,根据中英不平等条约,划入缅甸的金三角。这一部分与图三所示,都是中国云南南段的失地。

(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

1886年,中英关于缅甸条约中规定英国管理缅甸。1897年,中英签定《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专条一条》,将尖高山以南中国云南与英属缅甸的边界作了有利于英国的修改。

1897 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根据该条约英国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租期99年,应在1996年归还中国。然而,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废除了勐卯三角地的"租借"条约。中国也自然失去了到期收回勐卯的资格。

有一位网友了一篇文章,题为:《南坎:中缅边境的一颗明珠》。其中写道:

就南坎的历史来看,简直就是第二个香港。南坎是孟卯三角地尖端处一个城市,其形势犹如九龙之于新界。孟卯三角地是瑞丽江及支流南碗河交界处一个富饶的坝子,处中缅交通要道上,至今从缅甸入云南,亦必由南坎度瑞丽江。由于地处要冲,加上孟卯坝土地肥沃,出产富饶,今缅北最大产米区即在此,因此南坎中缅商贾云集,为滇西南及缅北一相当繁荣的商业小都市。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孤军中的李崇文和李文焕的游击队即驻扎在南坎附近的腊戍,据说对外联络、收集情报及采购给养都在南坎一带进行。

可是,现在这颗明珠和这一大片土地都飞走了!

(三)、南段

经过1894年中英伦敦条约、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两次订约,1898、1899年勘界,中英划了北段自尖高山向南至南定河、南段自南卡江至澜沧江的两段边界。

于是,如图三所示,吐勐温以北,卡曼以南,滂温、栗曼大、康郎、朔坎以东,暂时划归英属殖民地的缅甸。

以汉族为主的果敢也归于缅甸(即今天缅甸的果敢地区)。而且当年清朝跟英国在金三角划界时.,整个萨尔温江(怒江)以东、湄公河(澜沧江)以西、泰缅边界以北金三角地区,还都是中国的领土.

1941年6月18日,英国迫使处于抗战危急关头的中国政府签署关于划界的政府换文,确认了中英(缅甸)的东西边界。其中,南段金三角以及班洪、班老部落的部分辖区划归了缅甸。这就是又一个不平等条约――"1941年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英帝国主义侵占这大片土地也概不承认。然而,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却又全部接受并予以认定。这样,察隅以南,高黎贡山、果敢、孟洋以西,多达1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便沦入到了缅甸手中!

通过《中缅边界条约》,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即1911年、1934年反英爱国斗争中轰动中外的两个地区――片马、古浪、岗房部落村寨(面积约为153平方公里)和班洪、班老部落村寨(面积约为189平方公里)。理所当然,这几个村寨原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显然,这个被崇毛派吹嘘为"平等友好"的"伟大榜样、光辉范例"的边界条约,使中国失去了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得到的却只有342平方公里!真真切切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缅甸得到的是中国领土,中国得到的也是中国领土!――原来,竟连一粒芝麻也没有捡到!――如果真正"平等友好",双方理应相互妥协,得失相当。

崇毛派先生们,请说说清楚:这"平等友好"吗?――在领土上,中国亏不亏?是不是亏大了?

二、"道义"上亏大了!

(一)、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感情?――为什么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不珍惜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产:土地?――为什么漠视无数先辈为捍卫祖国每一寸领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二)、为什么要承认异族侵略的结果?

《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得使用武力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1948年向全世界郑重颁布。因此,征服已不再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式。近现代(17世纪中叶,产生国际法,明确国家主权原则以后)凡被侵略掠夺的领土都可以收回,而且不受占领时间限制。

(三)、为什么把租借地(勐卯三角地)拱手让出?

(四)、为什么要肯定不平等条约?

根据上述同样的原则,近现代凡在侵略状态下产生的不平等条约都被国际法视为非法。因此,中英1941年线是无效的。没有形成正式条约的麦克马洪线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对于麦克马洪线,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寸步不让,坚决否认――人们实在不理解,一贯宣传国民党政府卖国的毛泽东,为什么反而不如国民党呢?

(五)、1949年,毛泽东动情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百思不解的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装孙子,跟一个又一个邻国签订一个又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呢?

(六)、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弱国的作为。为什么毛泽东面对弱国,竟然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呢?

(七)、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弱国在战争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为什么一个强国在和平时期,反而跟一个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呢?

(八)、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被迫的。为什么毛泽东却主动地跟一个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呢?

"亏大了!""亏大了!"――太多太多学者都这样说,太多太多中国人都这样说,都这样悲愤地说!――"领土亏大了"是对中华民族而言;"道义上亏大了",是对毛泽东而说。

来自:http://yinyingtianyun.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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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江心坡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西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但通常江心坡指代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台湾版中国地图与大陆版中国地图相比西南部多出的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江心坡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现由缅甸控制,依据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丧失其主权,但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认为其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与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

目前当地主要语言为中国普通话,并非缅甸语。当地通行货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币,并非缅甸货币。与缅甸的英制左侧行驶不同的是,当地采用与中国相同的右侧行驶。当地的法律采用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的法律,而不是缅甸法律。在当地国内是指"中国",打往中国的电话按照国内长途计算话费,打往缅甸首府的电话话费反而按照国际长途计算话费。

江心坡及中缅边境划界问题的来龙去脉

"江心坡"指的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以东的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北起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北纬25度35分)。不过网上流传的7万平方公里说,其实是指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缅北地区(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所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尖高山以北仍为我国领土)。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而所谓"江心坡问题",其实就是中缅边界问题,确切的说,主要是北段边界是如何勘定的。

认为江心坡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的主要根据,是江心坡地区的原主要土司,比如孟养、里麻等地土司(孟养土司的管辖地还要越过江心坡以西)曾受过明、清两代王朝册封。说起来,土司制度确实是中国控制边远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手段,绝大多数原册封的土司领土,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历史上册封的藩属地域极其广大,认为所有接受过中国册封,向中国皇帝名义上称臣的地区,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客观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近代以前,四周边界一向多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很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南,统治方式又多是采取流官制度加以"羁縻",更加剧了固有领土确切范围的模糊程度,往往只有一条所谓的"习惯线"。而这种"习惯线"又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土司、头人与中原王朝的亲密、认同或者说同化程度。一般来说,离开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区域越远,文化认同性越少的势力,其独立性就越强,与中国的联系就越淡漠(包括中国自身对其的重视程度)。有的遥远地区的流官在当时究竟是属于"内藩"还是"外藩",本身就是大可置疑的。而具体到中缅边界地区,情况就更为复杂。

中缅边境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有着大小不一的争夺战。明代开设三宣六慰,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所属的土司。人民出版社《世界通史》载:"缅甸(东吁王朝)统一的最后完成,是在莽应龙统治时期(1551-1581年)。莽应龙先于1555年占领阿瓦,1556至1557年建有征服了北部掸族诸小国,东部国境到达泰国境内。经过三次战役,先后占领【孟养】、孟拱、蛮莫、孟密、伽沙、猛别等地。。。。。。"

《明史》中的记载如下:

万历元年,缅兵至陇川,入之。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伪为锦囊象函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书中�辞无状。罕拔又为缅招干崖土舍刀怕文,许代其兄职。怕文拒之,与战。适应里率众二十万分戍陇、干间,以其兵骤临之,怕文溃奔永昌。遂取干崖印,付罕拔妹,以女官摄宣抚,召盏达副使刀思管、雷弄经历廖元相佐之,同守干崖,以防中国。于是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益拒缅。缅大发兵攻之,思个告急。会天琦卒,署事罗汝芳犒思个使,令先归待援,遂调兵至腾越。个闻援兵至,喜,令土目马禄喇送等领兵万余,绝缅粮道,且导大兵伏戛撒诱缅兵深入。个率蛮卒冲其前,而约援兵自陇川尾击之。缅兵既败,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窘甚。会有陈于巡抚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驰使止援军。汝芳闻檄退,思个待援不至。岳凤侦知之,集陇川兵二千兼程进,导瑞体由间道遁去。思个追击之,缅兵大败,当是时几获瑞体。

六年,廷议遣使至孟养,俾思个还所俘缅兵象,并赉以金帛,好言慰谕之。瑞体不谢。七年,永昌千户辛凤奉使买象于孟密,思忠执凤送缅,缅遣回。是年,缅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瑞体,杀之,尽并孟养地。八年,巡抚饶仁侃遣人招缅,缅不应。。。。。。

近代以前,清朝与缅甸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是为了消灭逃入缅甸的南明残余力量。结果就是缅甸将南明永历帝交给清军,李定国病死,南明在缅境内的最后残余力量瓦解。清军达到目的即返回云南,随后清廷与西南清军主将吴三桂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内部权力斗争上,由于此次战争目的本身不在缅甸,所以对于边境没有多大影响。第二次是在乾隆年间,(《还珠格格》、《乾隆王朝》里都提到过这次战争,不过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美女倩男,呵呵),清军再次击败缅甸(至少在战略上,缅甸不想打下去了),缅向清廷臣服,成为中国的外藩(这导致英缅第三次战争后,缅本部全境沦为英殖民地,但正式的吞并条约居然是在中英之间签署的)。由于当时的条件,缅北地区对于清朝既过于遥远,又没有多少经济和战略价值,所以清军"将木邦蛮莫孟拱【孟养】诸部人口,还付缅甸",立即退兵,未在当地设立行政管辖。甚至,原来辖制江心坡的土司所在的里麻,在明代尚被称为"里麻司",而在清代则已被称为"里麻",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在清代,这里甚至已经不是中国名义上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由于整个缅甸在名义上也都是中国的属藩,这些当地土司往往也同时接受清廷的册封,有点象是一仆二主,不过实际上,两方面都指挥不动他们。

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进入缅甸,逐渐向北推进,1885年英国全部吞并缅甸本部,与中国直接接壤。原来模糊的习惯线,成了有利于英人不断侵吞的格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一直希望与英国完成划界。(大家可以去找一张1886年英国人对中缅地区的区划地图。不好意思,我的图找不到了。在当时英国人眼里,不但江心坡被标为不受他国统治的部族,而且把怒江上游地区也标为不受他国统治的部族,也就是今天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全部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可以说金沙江上游以西地区全被划出中国,就连片马也被划出中国。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那是中国的属地,不过,在那个中国现代版图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中国的国势处于最衰弱的时候,能保住认同感较强的地区已经很不错了,根本无力与英国争夺这些事实上独立、半独立的部族)。

经过1894年中英伦敦条约、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两次订约,1898、1899年勘界,中英划定了北段自尖高山向南至南定河、南段自南卡江至澜沧江的两段边界;中缅(英)南段边界大走向基本定型。当然,总的来说,在这两次划界中是中国吃了亏,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不定约,只会给英国人不断入侵蚕食制造机会,事实上,英国人后来的做法完全证实了这一推测。由于边界条约条文对于阿佤山区的规定有模糊之处,英军就于1934年进攻班洪、班老地区,以求造成既成事实。遭到了当地佤族土司的抵抗,就是近代史上"班洪事件"。1941年,英国借中国抗战处境艰难,对英缅控制的滇缅公路有着很大仰赖的时机,以关闭公路的威胁为施压手段,于1941年6月18日通过政府换文形式,在阿佤地区划定对其有利的边界线,将部分班老、班洪地区划给缅甸,史称"1941年线"。

南段边界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南坎问题","南坎问题"是指位于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的归属,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勐卯三角地区主权原来属于中国,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1894年前(即第一次中(英)缅边界划分),英国人就已经强行修筑了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1897
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这个"永租"的烂账及阿瓦地区班老、班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留在后面再说。回过头来看中缅北段边界。

中缅北段边界,原来就相比南段边界更加模糊,因为那里的地理气候条件更加险恶,当地部族势力的民族、文化特殊性,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实际独立性也更加明显。中(英)缅之间一直没有对此地段订立过有正式约束力的条约,但也不是没有过讨论。事实上,清朝时就进行过多次划界的努力,只是由于英国人胃口越来越大,一直没有定界。但即使从对这些最初划界讨论的考察中,也没有见到有江心坡地区确凿无疑的属于中国的证据,有国民政府版的的《片马国界图》为证(因该图用五条线描述尖高山以北边界变化,也称清英划界五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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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麦克马洪线词条(节选)记载了周恩来1960年卖国的史实。

中缅边界"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解决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片面划出的英属印度(当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段边界。该线从不丹向东,大致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直到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希山口,涉及中印边界东段及中缅边界北段的一部分。

一、中缅边界中"麦克马洪线"问题的由来

英国在1885年完成了对缅甸的吞并,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开始与中国云南省有了"共同的边界"。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

(一)近代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状况和英国的殖民扩张

1.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居民和行政管辖

本文所说的中缅边境北段,是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印度阿萨姆以东地区。该地位于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交会处,屑伊洛瓦底江流域。这里的主要山川自西向东依次为巴特开山、更的宛河(钦敦江)、枯门岭(克钦山)、迈立开江、江心坡、恩梅开江和高黎贡山;其中巴特开山与枯门岭又统称为野人山。这里的居民有景颇族(克钦族)、独龙族和傣族(掸族)。景颇族遍布除恩梅开江支流独龙江流域以外的整个地区;独龙江流域为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坎底(葡萄)主要居住着傣族;恩梅开江支流狄子江、狄不勒江、驼洛江流域及迈立开江支流木里江流域也有部分独龙族,江心坡一带也零星分布着傣族。

独龙族聚居的独龙江流域在元代属丽江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后,该地归丽江土知府;到清代中叶,则直接受维西康普土千总管辖;。嘉庆初年,独龙江上游地区被赠与西藏察瓦隆土千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贵总督锡良派夏瑚巡视了独龙江(俅江,又称�江)一带,逐村委派原来的头人为伙头和甲头,并分别发给委任状一张和小红帽一顶。1930年,中国内政部及外交部会派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尹明德等人进行调查时,还发现独龙江下游地区仍有宣统年间发给的印照文件。1912年,独龙江地区被划归菖蒲桶(今贡山)殖边公署。同年,云南迤西国民军总司令李根源派"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和独龙江地区,并设"怒俅殖边总局"于兰坪县营盘街,就近领导殖边各队的工作。

中缅边境北段的其他地区也曾属中国管辖。唐朝时,这一带属南诏政权辖区。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此置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其地"北极吐蕃,西通天竺,东南邻于缅"。永乐五年和六年,孟养辖地中先后分出茶山、里麻二长官司。茶山辖地在恩梅开江支流小江流域,里麻辖地在江心坡一带。但到万历末年,孟养一度为缅甸控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盂养又与缅甸同时降清。但清朝对该地并未进行直接控制,而是以"徼外"对待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兵征缅,再次占领孟养;傅恒撤兵后,盂养又被缅甸占去,但缅甸后来也未控制孟养。里麻、茶山二长官司自其长官明末奔入内地后就已废弃,但原茶山地区在清代仍属中国。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云贵总督硕色奏称:"片马、渔洞二寨――与保山县之登埂等寨隔离不远,应将此二寨一并改归保山县管辖。""官寨、上楼、尧戛、把仰、大塘、明光、派赖、习降、古永、鲁仰、滇滩各寨附近腾越,应归腾越厅管辖。"此后,清朝将上述小江流域地区分别划归保山县和腾越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瑚也曾调查过恩梅开扛和迈立开江一带,证实恩梅开江支流狄于江、狄不勒江流域"向在化外,无人管束";迈立开江支流狄满江地区或"无人管束",或"归木王管束"。夏瑚虽提议"于独江设一知县,管辖猫江及狄子、狄不勒两江","于狄满设一知县,管辖狄满、脱洛两江",但不久清朝灭亡,中国政局动荡,对该地区已无暇顾及。

2.英国在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殖民扩张

英国吞并缅甸不久即北进占有了八莫,1891年又侵入野人山和江心坡南端,占领了麻阳、垒弄两寨。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这样,尖高山一线以北就成了未定界地区(条约中规定了尖高山往西南方向的中缅界线,因此尖高山就成为中缅北段边界的起点)。

1898年,英国要求中国"于思买卡河(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即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于预地方治理之举",企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的目的。此后英国始终坚持以高黎贡山为界,并在1905年提出了以该山为界的"紫色线"(清末中缅北段界务交涉有所谓的"旧五色线图","紫色线"为其中之一。其余四条线均为中方提出,分别是:参加中英会勘的中国代表石鸿韶提出的"绿色线"、以后清政府外务部提出的"蓝色线"、云贵总督依据洋务局的意见提出的"黄色线"、1900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的"红色线"。中方提出的四条线均未超过恩梅开江)。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军1900年侵入小江流域的茨竹、派赖等寨,枪杀一百多名中国官兵。

20 世纪初,清政府在西藏和川滇边实施"新政"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英国一些官员惊呼"中国威胁",认为"中国已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必须正视和处理这一问题"。于是,英印总督明托在1910年提出了沿东喜马拉雅山直到滇缅边境北部建立"战略边界"的计划;这条"战略边界"从"达旺县的楔形地带边缘,沿东北方向伸展至北纬29度,东经94度,再向东南――进至察隅河与伊洛瓦底江分水岭,再沿这一分水岭伸展至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分水岭"。

此后,英国除了在中印边界东段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外,也在中缅边境北段采取了行动。1911年1月,英国侵占小江流域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寨,制造了"片马事件"。此后英国虽然承认片马、岗房、古浪属于中国,但仍决定占领片马等地,并在与中国交涉时声称:"现英国兵队、巡警均驻在边界,如中国派员前往必起冲突,若自量其力足以逐出英人,则不妨派员前往。"1912年,英军沿迈立开江北上,掠取野人山地,直达坎底;1913年又由坎底向东,进人独龙江下游;1914年在坎底设葡萄府。

这一时期,英国对中缅边境北段有了更多了解,为其在地图上画出"战略边界"提供了可能;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以这条"战略边界"为基础的。

(二)中缅边界中"麦克马洪线"问题的产生

"麦克马洪线"问题始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在1914年3月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一条"藏印边界",即"麦克马洪线",把包括滇缅未定界在内的大片地区划给英属印度。1914年4月,麦克马洪又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条约》及附图,而"麦克马洪线"则作为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界线的一部分混入附图。(有人怀疑"麦克马洪线"根本就没有出现在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
西姆拉条约)附图上。见器昭义《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60页。由此可见,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历史仍有许多待解之谜。)

1914 年7月,英藏双方又背着陈贻范草签(通常人们都说英藏双方在1914年7月3日"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但实际上英藏双方代表并未正式签字
(Sdgned),而只是进行了"草签"(Irdtialed)。参见Parshomm Mehra,The North-Eaxtom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lndia,Tibet and
China,V01.1,1906―1914,Delhi,1979.p.115.),并签署了一项从未发表过的联合声明,称《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在上述访问中,当吴努提出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说:"希望有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楚后再正式商谈。"针对缅甸的恐惧心理,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1954 年12月吴努访华,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中缅边界除北段未定界外,还有两处存在问题:一处是中缅边界南段的佧佤山区。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和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款》对这段边界都有规定,但因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未能确定。1941年,英国迫使处于抗战危急关头的中国政府划定了这段边界,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班老部落的部分辖区划归了缅甸,这就是"1941年线"。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边界没能标定。缅甸独立后,把"1941年线"以西地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未能进行有效控制。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时进驻了"1941年线"以西地区。

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
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在1954年12月的会谈中,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缅方则认为南段边界(此处双方所说的"南段边界"
是指尖高山以南的全部中缅边界,事实上包括了中缅边界的中段和南段。)是已定界,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

关于边界谈判,中方仍表示需要做准备工作;缅方也承认确实需要准备。尽管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仍肯定了"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的事实,并指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对未定界维持现状的默契。周恩来曾指出:"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

受材料限制,我们对当时中缅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交涉并不清楚。但据相关事实推断,双方显然谈到了"麦克马洪线",并同意在谈判解决前也应"维持现状"。只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双方只是达成"默契"罢了。此前周恩来曾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麦克马洪"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虽然周恩来是在谈到中印边界时说这番话的,但可以推测,对同样存在于中缅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应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在中缅对未定界达成"维持现状"的默契时,至少在中国看来,是把"麦克马洪线"涉及的那段边界包括在内的。

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从而维持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间。

(三)中缅边界谈判的开始

1955 年11月,中缅两国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浓密,能见度差。当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国际反华势力乘机鼓噪中国对外扩张,缅甸报纸也攻击中国侵入缅甸。因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1956年
8月,周恩来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会谈中,吴拉茂交给周恩来一封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信,信中强调了缅甸国内存在的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其对边界问题的观点。

针对缅方"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的观点,周恩来说: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

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周恩来还说:"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1956年10―11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前总理吴努的会谈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外,还提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北段,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将来划界时,把――片马等三地划入中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关于"1941年线","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一九四一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如何收回。"

周恩来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1956年底,中缅两国完成了撒军工作。

但中缅边界谈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对英国在滇缅未定界地区的侵略,许多人记忆犹新,况且该地区曾归中国管辖,因此要求改变边界现状的舆论十分强烈。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中缅北段未定界应以恩梅开江为界,否定英方留下的以高黎贡山为界的主张"。鉴于这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经过准备,周恩来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他首先回顾了中国地图对中缅边界画法的变迁,如前所述,清朝并未管辖原茶山辖地以西地区,清朝官方地图所标边界均未超过高黎贡山。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把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1933年申报馆出版的云南省分省地图则把江心坡的一部分划进中国。1942年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一张地图更是把边界划到了枯门岭,希望以此来掩饰他们在"1941年线"上的损失。虽然这张图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控制高黎贡山以西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图出版社 1953年委托私人出版的地图也把边界画在高黎贡山以西,但声明不是政府审定的。周恩来对此解释说:因为边界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政府批准出版这本地图,我们的四邻都会不安。但该地图同样在中国各界人士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中国政府关于中缅边界的划界建议虽在1956年1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但实际上不少人是想不通的。一位人大代表就曾反映:"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对地图的这种变化,周恩来指出:地图的变化"说明我们
(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没有交代的,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根据,周恩来认为:"我们应该把清末时候的情况仔细研究一下,作为根据。这是我们研究边界问题最主要的根据,历史的根据。"周恩来赞扬了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也指出:"现在(中缅)两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不能相同。""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过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

1957 年7月,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针对国内的不同观点,周恩来指出:"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除了对南段和中段的划界建议作了说明外,也对北段的建议作了阐述:"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扛、瑞丽扛(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周恩来还强调:中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尽管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仍建议按照"习惯边界线"来划界。而这里所说的"习惯边界线",就包括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的
"麦克马洪线"。对中国政府如此称呼这段"麦克马洪线"的原因,周恩来曾解释说: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习惯线",我们不愿用"麦克马洪线"这一名称,因为我们不愿承认英国和西藏订的密约,它是地方政府订的,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且目前西藏政府也反对这条"密线",认为它是不公平的。而中国政府对
"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态度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是"为了中缅友好,为了安定我们(中缅)之间的边界"。而且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不是孤立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建议是"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

1957年2月4日,周恩来收到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一封信。由于国内的压力,吴巴瑞还是希望中国接受缅甸从英国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地交由缅甸支配。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50平方英里(约合130平方公里)土地交还中国。

1957 年7月26日,周恩来致信缅甸总理吴努,正式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建议:在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至于应该归还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建议要大一些。在南段和中段,除要求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按照"1941年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上述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认为,以上各点具体建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考虑。

但在1957年9月的中缅谈判中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中缅边界的最北部分,双方此前已经达成按照"习惯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划界的默契。可是,吴巴瑞在1957年2月4日信中所附地图和周恩来
1957年7月26日信中所附地图对这条线的画法却有很大出入。而缅方的解释是:"在麦克马洪的备忘录中――说以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卜特拉江的分水岭为界。实际上,缅甸认为只提伊洛瓦底江流域就可以。""原图上独龙江直流到――图上的红线(麦线),而经勘测后发现是流到――图上的蓝线(吴巴瑞信中图),因此现在采取红线就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新的分歧是因缅方对"麦克马洪线"的修改造成的。而其修改的依据是,麦克马洪当年是主张以分水岭划界的,但根据"麦克马洪线"原图在地面标定这条线时,却发现它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独龙江地区划归了中国。吴巴瑞地图中的蓝线,是根据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进行修改后得来的。如果接受缅甸的这一主张,中国将失去整个独龙江流域。

针对缅方的上述主张,周恩来在谈到如何确定这段边界的具体走向时指出:"我的看法是进行实地勘察",同时也要"根据友好关系来考虑"。"如果勘察的结果缅甸确实管到那个地方,中国可以否定麦克马洪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愿意采用麦克马洪线。"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还说:提议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可按吴努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继续处理边界问题。我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进行勘察。但缅方仍坚持说:在边界委员会动身前往勘察前,应该确定原则,原则应该是地形,而"合乎自然而又方便的地形是分水岭"。针对缅方的这一态度,周恩来也强调说:在北段,确定"习惯线"必须经过勘察。如果吴努照顾我方的困难,同意在昆明谈判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愿意在片马地区的面积上作让步。

1957年 12月,缅甸副总理吴觉迎和总理吴巴瑞先后访华。周恩来在同他们的会谈中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政府对此都不负直接责任。
"考虑到你们的困难,并且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我们建议两国先成立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在这段边界上,除独龙江流域外,可以大体上按照分水岭进行勘察。这样就给解决边界的其他部分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缅方在1958年4月做出的答复依然是:关于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边界,缅甸政府仍然希望双方先确定以分水岭为界,然后进行勘察;关于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缅甸政府同意归还中国,但是要求对吴巴瑞1957年2月4日信中所建议的交还地区的范围不做任何修改;缅甸政府难于接受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由缅甸将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以换取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的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同意由缅甸政府继续保持对勐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缅甸政府希望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组织联合边界委员会,勘察两国最北段边界情况,但是,认为必须先就前三点达成原则协议,才能着手组织这个委员会和进行实地勘察工作。

1958年7月30日,周恩来致信缅甸总理吴努,再次提议: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为双方尽快消除还存在的分歧,从速成立边界委员会,并且派出勘察队去勘察这段边界,可能仍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至于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地区面积的大小,双方在就整个边界问题作进一步友好协商的过程中,是不难解决的;希望缅甸政府重新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勐卯三角地"永租"的具体办法。

在这一阶段,中缅在独龙江流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分歧的根源则在于"麦克马洪线"的存在。它给了缅方争取独龙江流域的理由,认为应按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予以修改。但对中方来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修改,因为我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了推动谈判,周恩来提议成立边界委员会,并派出勘察队去勘察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边界,根据勘察的结果解决双方在独龙江流域的分歧,对缅甸归还中国的片马等地的面积可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缅方对中段和南段问题的态度,同时也由于当时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吴努一时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中缅边界谈判不得不告一段落。

(四)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解决

1958 年8月,印度政府借口"地图问题"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印度外交部在1958年8月21日给中国驻印大使馆的备忘录中说:"印度政府注意到'中国画报―杂志上(第95期,1958年7月号)第20―21页上所刊载的一幅中国地图,在这幅图上中国的边界――存在着明显的不准确之处。""印度政府谨建议对中国地图应立即做必要的修正。"Notes,memoranda
and letterse R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1954-1959; 1959:WhitePaper,NewDelhi: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1959,p.46.这样,印度政府正式对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提出要求。

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双方又分别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局势骤然恶化,中印关系日趋紧张。

为了避免中缅关系因相似的边界问题而受到影响,中缅两国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1960年1月,缅甸总理奈温应邀访华。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历来希望中缅边界问题能够全盘解决,因此提出的方案包括各个方面。为了友好,同时也为了便利问题的解决,周恩来除重申中国政府对中段和南段的建议外,又提出:对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对归还中国地区的面积,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

经过协商,中缅双方在28日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及《中缅边界协定》。《中缅边界协定》规定:"自尖高山起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遵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说,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独龙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的终点为止。""缅甸政府同意将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给中国的这个地区的面积,由联合委员会――商谈确定。""为了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区(即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中国政府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缅甸政府同意,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同盟。"

这一时期,中缅双方排除了"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干扰,使中缅边界谈判获得了重大突破。关于中缅谈判取得这一进展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猜测或解释。那么当事双方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扬奈温的果断,他说,要不是奈温,中缅边界问题恐怕不会解决得这么快。而奈温则认为:关键是要互谅互让,如果一方要另一方单方面让步,问题就解决不了。中缅双方在1960年1月28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也说:"会谈是以极其亲切的精神和充分的互相谅解为特征的,并且导致了双方在奈温总理访华期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事实也的确如此。原来缅方坚持吴巴瑞1957年2月4日信中的主张,一度阻滞了谈判的进程,影响了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从中缅边界协定的内容来看,缅方显然改变了立场,其中包括放弃按照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进行修改的主张。正是在缅方改变原来预设立场的情况下,中缅之间才达成了边界协定。因此,正如周恩来对缅甸总理奈温的评价那样,奈温的果断对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正如奈温本人所说,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互谅互让",而中方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则是一贯体现这一精神的。

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为彻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1960年10月,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规定缅甸移交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的面积增加为"153平方公里,59平方英里"。1961年1月,中缅双方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10月,中缅两国签订了标界议定书,全面解决了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中缅边界问题。

来源: http://roomx.bokee.com/6918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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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来源

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Bruce Dickson

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来源

"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Sources of Regime Continuity in China"

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 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
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
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
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
Diamond)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membership in
associations),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社团中的成员人数,甚至人均GDP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 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
Rowen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
Lipset, Inglehart, 或Diamond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如果工人是(政治)变动的主要推动者,资本家的支持从远离国家转向到去支持民主反对派往往一直是民主化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引爆点。尽管他们很少着手推动民主,但他们也一直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民主运动的盟友。在如韩国,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西班牙这些不同的国家中,当商人和更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政府转向反对派的时候民主化就已经配套完毕可以上路了。

即便是在资本家支持民主化的国家里,他们也一直都不是天然的或持续稳定的支持者。在各种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一直都是最好的"游移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这是Eva
Bellin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要看他们依赖国家程度有多深,并且他们害怕通常伴随政治开放而来的社会动乱。在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依赖国家去取得财务、技术以及市场;依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以免于外国竞争;为了维持劳动力低工资和静态(不罢工、不积极争取工人权益);为了拥有在保护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宽松的政策。资本家越依赖国家去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选择"与国家的精英进行温馨的协作,而不是公开的竞争以及反对"
去确保他们的经济成功。21同样地,如果资本家强烈关注到认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然而在民主化的近期的案例中,投票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新的民主国家的新当选的领导人试图去动员群众支持,通过承诺去增加公共福利开支(那需要更高的税,通常要向生意人征收),提高工资以及强制实施更严格的工作场所安全以及环保规定(增加了做生意人士的成本)。政治改革家们可能动员劳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去挑战现状,通过罢工以及抗议。害怕出现这种景象使得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民主化。讽刺的是,尽管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往往是动员劳工的一个指标,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持低工资以及防止独立工会的形成。中共和中华全国工总一直都是支持企业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一直强烈支持现状,并且很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民主并不是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后果,而是由政权内外的参与者所驱动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方面来讲,许多学术界以及政策圈中的外国观察者冀望一个私人部门的形成经由一个民间社会的涌现将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导致政治变迁并且最终导致民主化。民营企业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已获得了学者和西方媒体的特别注意。这些报道一直详细的聚焦于中共支持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经济精英扮演改变施动者的潜在性上,要么是报道这些精英通过内部巧妙的影响中共要么是报道他们从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其他人则视民营企业家为兴起的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间社会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2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期望持续的私有化以及繁荣将最终推动中国更快速的朝向民主迈进。那就是扩展两国经济以及贸易纽带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所在;政策制定者认为当中国更多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最终就将符合民主治理的新规范。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它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23这一推论思维方式仍在继续,尽管贸易增加与民主化的出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民主以及民主化的强有力支持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发现企业家不可能去发起要求民主化,"如果其他人带头为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压力他们倒是可能借一把力给他们。"24根据蔡欣怡(Kellee
Tsai)的讲法,"当前的私营企业家一代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既拥有能力又拥有渴望在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去直面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非民主的方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25

同样地,陈安(An Chen)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认为把个人赌注压在防止政权变动方面的想当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腐败以及家庭关系。26中国那部分改革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有限问责制的受益人有动机去维持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变革。

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的个人以及制度性的联系,不是对中国的资本家兴起感到威胁,而是该党已经有能力充分的调适其列宁主义的制度去迎合他们。它甚至给予了更多言辞上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给私营部门,不断的修改党章去反映它那不断演化的实践行为,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疏远的关系,党已经以党支部以及官方支持的企业组织,鼓励它的成员,包括党政官员去"下海"到私营部门中去、招募不断增长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员到党里的方式使它自身融入到了私营部门中。红色资本家拥有最大的公司并且更可能参与到中国的正式的政治机构去。诸如此类,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去支持现状,在这种现状中他们拥有繁荣而不是去寻求根本的政治改革。确实,红色资本家是现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外观察事态的挑战者。大多数红色资本家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的一体化是用来为维持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向这种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共产党使自身融入到私营部门中去的策略,既通过鼓励当前的党员去经商又通过吸纳企业家入党,继续提供着分红。这是中共政权生存策略的一个主要成分,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中国的资本家并没有对中共形成一个立即的威胁,他们是党最重要的支持基础中的一员。

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都产生了一种扭曲。在那些国家中,Joel
Hellman发现发动经济改革的受益人利用政治过程去阻碍进一步的私有化。28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赢家一直都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并不支持政治变迁,导致了裴敏欣所称的"陷入困境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28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红色资本家们,已经能够学会如何使当前的体制为他们所用。虽然个别的企业家可能是政治变迁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整体而言,就像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普遍地一直矛盾于民主化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益处这个难题,相对于一个新的和未经考验的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偏好于威权主义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他们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C.民主化是民间社会兴起的结果

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已经创造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兴趣。Larry
Diamond已经定义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领域是自愿的、自发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被法律规范或系列有共识的运作规则所约束。31
Putnam把民间社会归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32在东欧从共产主义以及前苏联转型之中,民间社会在他们的"天鹅绒革命"上发挥了突出作用。33
正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写道的那样,"一个民间社会在一个列宁式体制内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就将为了民主化改革对其精英产生出压力来。如果国家积极的镇压民间社会,精英也许觉得他们可以一切照旧行事,但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惊讶很悲伤……一个新生的民间社会就在位于官方控制的社会表面之下培育和传播着支持民主化的看法"。34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运动也已经导使"颜色革命"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民主化肇因(democratic
cause)的方面。35中共正在积极地监控其社会环境去排除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这种动作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民间社会涌现,中国发生民主化的前景就将改善。

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间社会将天然的推动民主化这样一种期望所影响的。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心性争论是一个民间社会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否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相对自主性?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成员以及更大程度的社群的利益吗?他们可以去影响政府政策吗?即时主张一个民间社会的观点也认识到了,自治,代表性和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所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当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是有着相当的不同。
William Rowe宣称"因此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永远难以清楚界定,但它实际上是不断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要把企业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的先锋队,Solinger视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一个官僚和商人之间粘结的、初始的相互依存关系。"37

为了最好的欣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含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压概念。民间社会之内有着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及政治偏好,这些思考以及偏好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Foley以及
Edwards对于Putnam的批评中,他们区分了民间社会中的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促使国家去进行政治变迁,以及一个更为非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织化是为了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追求但却想要避免政治活动。38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别。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在他们寻找中国民间社会迹象的文章中,形容了两个不同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兴起。政治动态(political
dynamic)意味着"有着或明或暗政治意图的抵制国家控制的那部分群体和组织。39这样的动态可以在早至百花齐放运动(100 Flowers
Movement)以及之后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4月反对四人帮(anti-Gang of Four
protests)的抗议,1978-79的民主墙运动以及最生动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了这种动态的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找到。政治动态使得童燕齐所称民间社会的"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兴起,这是一个批判国家的政治范围(political sphere)并且代表了对其的一种挑战。40

但还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市场动态,市场动态给予了一个"非批判性领域"( "non-critical
realm")兴起的机会,这样的非批判性领域主要是与经济事务以及休闲活动、较不对改变政治体制感兴趣的活动相关。随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国家向新经济层的转移(主要是私营部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清晰的分离。鉴于政治动态已经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而市场动态包含创造新的制度以及移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到后者身上这样一种潜在性。就这个层面来讲,市场动态可以被看作是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物质性或结构性的基础。41
国家需要,而且实际上鼓励这种市场动态,而不能完全的抑制住它的发展。"批判性领域"兴起于一个政治动态是一种直接的威胁,而"非批判性领域"导源自市场动态,创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更为互补的关系,向双方提供了成本和收益。不是要削弱威权主义政权,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可能导致对于现状的更大支持并且抑制对于民主化改革的需求。社会资本可能是稳定的政府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基础,无论是在一个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中。42

潜在的政治变迁是源自政治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批判性领域和非批判性领域之间的潜在的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关系。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领域不是因为共同的原因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时候,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镇压政治动态,同时支持市场动态。中共正积极整合经济精英到政治体制中来,同时强有力地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助长了市场动态,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科技专家和其他大多数观察家所指出的,由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性格的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批判性领域。私营企业家很少参与超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游说钟意的法律和规章等行为之外的政治活动。43一些企业家一直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给予物质支持去推动政治改革,但他们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大多数私营商人并不支持1989年的游行;许多人确实在之后为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因为它导致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暂时性退让,并损害了中国的商业环境。44尽管如此,许多观察家继续期望持续的私有化将最终导致一个更有强力的以及更为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的产生,那反过来将带来政治变迁。然而在评估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民间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认识到民间社会不一定是与国家对立的。

对民间社会路径(approach)的批评看法通常认为民间社会的概念最初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背景。45甚至于提倡民间社会路径的人士也认识到了自治的程度是与一个中国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之缺乏的真正的民间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在中国寻找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典型的做法就是寻找针对个体尤其是群体的自治方面的证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以及群体没有寻求自治反而是与国家发生了更亲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他们体认到自治就是要"外于体制"并且因此是没有权力的。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们为了更好的追求他们的利益以及最大化他们的杠杆作用寻求融入到当前的政治体制中。

尽管这些对于民间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关注可能是成立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关键要点:中共领导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民间社会的威力,并且为了维持党的统治正在面对民间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他们害怕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已经采取步骤去制止这种情况。46他们对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是可以存在的,以及什么活动是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进来的加以设限。他们保持了严密的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以限制理念的自由交流以及暴露政府的不当行为。他们支持民间社会的非批判性领域——尤其是资本家们——同时镇压那些在批判性领域中寻求政治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人士。他们依靠那些非批判性领域中人的政治忠诚,并已经以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目标和他们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则惩罚那些涉嫌威胁到对于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的批判性领域中人。不仅是学者们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中共也在观察这样的进程。

II. 中共为了政权存续所采取的策略

中共一直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知到的还要来得适应(新局面),但是这些适应性做法是旨在通过治理变得更有效率来维系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不是要使体制变成是更具回应能力的(responsive)以及更有问责性的(accountable)。中共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了从内部的政策以及人员议题到它的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动乱,但是它一直都能去处理好这些挑战,即便它并没有都解决掉他们。

中共通过使用生存战略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战略已在各种各样的其他背景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结合了对私营部门进行策略性吸收(strategic
cooptation)以及与之产生法团主义风格的(corporatist-style)联系的做法。它正在吸纳其经济改革政策下的主要受益人,例如企业家,高科技的专家以及其他的都市专业人士。尽管中共在传统上对这些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怀疑的,并且频繁的在政治运动中针对他们发起运动,但在近些年它已经积极的吸纳他们为了确保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并且为了去防止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吸纳的策略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并且产生了激烈的党内辩论。然而在2001年以后,当党采纳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它就成为了党的正式政策,在"三个代表"的口号中党宣称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三个革命阶级"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党的社会基础),还代表了被认为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精英。47倒过来,为了在党内产生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共还一直鼓励它的成员去"下海"到私营企业中并且要党员去向其他人展示如何"率先富裕起来"。

中共生存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已经为不断变换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制度性联系。对于私营部门来讲,这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企业协会以及一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的党细胞的网络。这些制度性纽带旨在允许党去监控其环境以及提供对其的领导。这些纽带按照了一种法团主义的逻辑: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协会存在,并提供领导人以及预算支持。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在官方商业协会之外创造他们自己的协会。这复杂化了中共的社团主义策略,但并没有使党抛弃它的策略。

在这两种方式里,中共的生存策略都需要一体化中国的财富与权力。其策略旨在去提升党的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一体化已经为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持续的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为了现代化其经济,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作为增长、就业以及税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财富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积累对任何威权主义政府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共一直试图利用混合了吸收和法团主义的做法将自己同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整合在一起。经济现代化无疑是中共所主张的合法性最为重要的面向,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只立基在增长之上。

党的合法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基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通过在国家内部扩展越来越高的民族自豪感。"富强"
这个词汇的涵义的长期目标是使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能够站起来反抗外国侵略以及压力,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过去30年庞大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在实现富裕和强权这一目标上走了很长远的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也开始寻求国际对其经济成就以及与其积累的财富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承认。

决定去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化路径的背书。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民族自豪感在这些成就之外也增加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党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共的生存策略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中共里面的保守派领导人视整合资本家进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一种背叛党的传统以及对其长期生存造成威胁的做法。他们认为要减缓经济改革过程并且回归到党对于穷人以及弱势阶级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承诺上来,而不是只对经济增长的富裕的受益群体示好。在党外,称自己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批评党的支持企业的导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政治稳定是一种威胁还侵犯了基本的社会公正。

这些批评曝露了中共的生存策略的内在张力:财富和权力的快速的一体化已经产生了快速的增长,但实现那种增长的方式已经相应的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温馨关系是互相受益的,但是也遭到了那些并没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平等的获益人士的不满。许多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已经在改革年代中变得失业了,效率以及盈利的目标已经取代了终生工作保证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也一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补助金,例如住房、医疗以及退休金。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一直在分配那些财富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不均。在毛时代,中国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改革年代它快速的变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从186美元增加到了
1449美元,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被使用最多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从0.3增加到了0.48.,这两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创造快速增长的战略还产生了不平等,腐败,污染以及其他源头的大众不满,这些都已经增加了全国抗议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这种不稳定威胁到了中共合法性的第三个方面:它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中共已经采取了一个涵盖广阔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措施去反向平衡增长战略所去强调的那些措施。截至到2002年召开的16大,它已经明显变得认为支持增长的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必须以更多平衡以及平等导向的政策去加以辅助来增加农村以及内陆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那些地区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的获益较不明显。在胡温的领导之下,中共开始收入补助以及降低农村地区税收的做法。为了去降低贫困它还增加去强调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地方党政办公室和干部、法团主义风格的商业协会的指挥下所进行的。但是强调增长的措施依旧。胡温致力于快速的增长并且依赖于私营部门,但是他们也认识到1990年代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战略必须以关注提升平等的做法来做补充。

他们如此关心在增长,公平和秩序这些通常是竞争性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2007
年2月,媒体被下令停止汇报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私有化好处的有利声明。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胡温的民粹主义的形象正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旨在去提高政治稳定,这是党的合法性的第三个维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共正试图把江泽民时代的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政策以及胡温领导的民粹主义的目标混合起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极端的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做法都不能保持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市场经济没有配套可能摧毁掉社会。48结果是,一个"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必须的:国家必须去提供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去使得市场竞争,但在同一时间必须发布政策去保护社会免于遭受市场所带来的通常呈现为无秩序状态的变动。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上可能是为了安抚非受益者,同时又不损害裙带关系中人所获得的好处。

II. 中共的未来

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的长久统治的未来前景为何?已经做过一系列的预测了,通常是基于对党的适应力、民主化驱动者的不同的假设之上

一种设想认为向民主转型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少学者在何时这样的转型将会发生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具体的预测:Shaohua
Hu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11年前变得民主化,Henry Rowen的预测是2020年前,Ronald Inglehart
和Christian Welzel是2025年前。51所有这样的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到达中国的基础。

中共并不是消极的眼睁睁看着这些变化发生,反而一直积极的涉入到这样的发展中。其政策是这些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它一直都积极的回应着这样的变化。虽然中共一直支持扩大私营部门,但它一直较少顾及到已经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政治挑战。它积极地通过镇压创建自主性党派、工会以及其他拥有政治意图的团体,捍卫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意识到了在近些年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削弱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被称为"颜色革命"),经由监控并关闭非政府组织,逮捕活动人士以及限制访问某些网站(与诸如雅虎、微软、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一直积极的监控、镇压这类潜在的威胁。

在这样做时,中共继续表明民主化不是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共的生存战略中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也表明了在预测政治变迁的可能性时必须区分民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共已经愿意接纳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因为对增长来讲是必要的,同时持续的在民间社会的政治领域对其进行镇压因为这对党的权力垄断是种威胁。

与此相对照,其他的学者对于中国当前的趋势及其对中共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要远为来得悲观。魏昂德(Andrew
Walder)形容向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腐蚀了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列宁主义风格的政党组织以及对于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共产党监控以及制裁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下降,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力也会开始下降。
52裴敏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提供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评价,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经历"一种平行于逐步经济改革的逐步政治开放的进过程"
,因为统治精英对于政治组织和强制性权力享有垄断,拥有很强的动机去捍卫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特权,并且采用了一种结合策略性吸纳以及有选择镇压的做法去最小化对它们自身所产生的威胁。反而他相信中国面临到了政治瘫痪,而那种政治瘫痪威胁到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例如教育和保健,以及维持经济现代化的能力。他相信"中共的奔溃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因为缺乏任何可考的反对派,并且那种"伴随政治停滞的将是进一步腐蚀国家能力、降低中共合法性、增加无法无天行为以及腐败和社会失序的经济停滞"。53章家敦以及Jack
Goldstone同样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下降,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提供了更为严重的预测。他们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他学者视经济发展将直接或间接的导致民主化,章和Goldstone则预测即将到来的奔溃将产生混乱。与那些同意经济发展为一个即将来临的以及平顺的民主转型打下一个基础的看法相对照,这种观点认为在衰减和分裂的一个延长期间里,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国家。54

在这两种极端看法当中,有种预测认为党的统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中国政治的最为基本的特色。根据这种中间派的看法,根本的政治变迁,要么是变迁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要么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奔溃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中共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它比普遍观察到的还要来得适应。其挑选最高领导人以及决定政策的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且至少在地方层级变得更为透明化了。它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钟意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已经使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然保有其中央角色。它的党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来越集中于专业技能以及教育标准而不是政治忠诚。结果是,党的成分已经从"三个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士兵变成了经济和专业精英。它也一直都欢迎新的精英进入到政治舞台,包括党员的资格,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接受咨询。这种包容策略最佳的示范就是过去被视作是贱民、现在则被欢迎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红色资本家们。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一个果断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迄今颁布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党执政的更有效率,而不是需要它的治理变得更为的民主。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写到的那样,"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导致民主化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一个经典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55党策略性的选择了谁将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谁将会继续被排除在外,以及谁因为想更多地(政治)参与而努力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将遭受到镇压。在评估胡锦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方面,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一直认为胡"看起来决心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措施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56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崩盘。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一直所表明的那样,中共积极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的教训,调整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避免他们那样的命运。57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被解释为是预测崩溃的结果,但我将自己放到了"适应"这一类研究派别中。对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我是持不可知论的,因为以往民主化的经验强烈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以及转型是否成功的巩固住,取决于各种不可知的因素,包括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态度的强度,精英群体之间力量的平衡、国际大背景,突然出现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预测中国何时民主化并不是特别有用,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去预测民主化如何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必须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正如我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共已经调整了其政策议程,它的组成,及其与关键的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这种生存策略使它能够吸引新的支持者,防止潜在的对手,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行镇压那些要求进行政治变迁的人士。虽然并非总是微妙的或细微差别的,其策略却是足够有效和足够灵活的去应付迄今为止所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不遭受无法预料的社会或经济危机,中共的有限的调整可能足以无限期的保有权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已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要持续下去。

中共正希望它可以继续执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时期中执行经济改革那样。这种方式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但就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Oi)提到的那样,政治改革中的次优方案(suboptimal
solutions)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国,中共仍然稳固的保有权力,并且意图一直拥有下去,如果(政治改革)终于到来的话,将是通过无数的'
次优'方式逐渐改变而来的。"58他们的意见是与具体的延长财产权,而且也和与此有关的完全扫清政治改革的障碍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开放(democratic
opening)很少出现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反而通常是突发的以及没有提前示警的。59尽管中共统治中国是适应性强的,富有韧性的,并且有可能无限期的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可能突然打破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并且带来新的和以前无法实现的选择。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是否将被一个民主的体制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体制所取代,长期不稳定,或甚至是军事统治将取决于导致了政治变迁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一批主导者的作为。

这些对于中共未来的不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尽管魏昂德在早期作品中形容党的监控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在之后的作品中他认为这种下降对党统治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胁。因为当前的领导人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少被困在过去,更为熟悉其他国家的经验,它"可能使政权本身将对于政治治理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与它在过去20年对于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样。"61当Gilley预测一个未来的民主化的转折点时,他还认为那种变动的发动者是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共将在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扮演中心性角色。

同样地,许多学者强调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它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有分歧。一些学者视停滞和瘫痪是其主要的结果,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在列宁主义体制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迹象。然而,中共适应的结果可能导致黎安友称之为的"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产生:那种威权主义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即便是处在更先进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之下。"67这种假设情况,许多学者,甚至是更多的决策者,并没有设想过。

总结

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挑战了普遍的假设,即一个市场经济导致了民主和共同繁荣。在短期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它似乎更可能导致共产党执政底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寻求更好治理的方式,而不一定是更为的民主。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中共找到了使它自身适应到中国新局势的方法。它是通过纳入越来越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到政治体制中,通过一体化财富和权力,通过采纳新政策去解决由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来做到这一切的。

∗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my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86.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ch 1959), pp. 69-105;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ruary 1994), pp.
1-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3 In addition to Lipset, Inglehart, and Diamond, see also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January 1997), pp. 155-83; Ross
E. Burkhart and Michael A.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4 (December 1994), pp. 903-910.

5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no. 45 (Fall 1996), pp. 61-70,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6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7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8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xiii. He is confident this
transition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For the recor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is change were delayed beyond the year 2020" (p. 98).

9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 265, emphasis added.

1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 from p. 156.

11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see
also Burkhart and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 rejoinder by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found a closer fi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hange as
predict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only for first wave
democracies, that i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see their"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July 2003), pp.
517-549.

12 David Zweig, "Undemocratic Capitalism: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63-72;
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23-42; Mary Elis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ee S. 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For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views
towards democracy, see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4 Samuel Huntington (1970, 20; see also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16 Leroy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ington, Third Wave;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ylvia Maxwell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2).

17 Jones and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xwell and Schneider,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18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2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67-68; O'Donnell and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21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quote from p. 181.

2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pp.
242-63;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73-92;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Xiaoqin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London, 2003);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23 This rationale has been skewered in James Mann'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24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25-46. See also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vol.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pp. 268-272.

25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 1145.

26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Fall 2002), p. 412.

27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2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A rar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Lu Chunlong,
"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40-48.

31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3 (July 1994), p. 5.

3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intage, 1990); Marcia A. Wie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s: The Logic
of Emerg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October 1992), pp. 1-24;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79-80.

35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111-2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pp. 35-52; Henry E.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05-29.

3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 148.

37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38 Michael W. Foley and Bob Edwards, "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1996), pp. 38-52.

39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40 Yanqi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April 1994), pp.
333-353.

41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7-8.

42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Lily Lee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David L.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55-7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He Baogang,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5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08-138;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6 This is the key theme of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47 The "Three Represents" refers to the CCP's claim to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e., the urban economic elites), the mo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49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see also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51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enry S. Rowen,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April 1994), pp. 297-323; see also his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 212.

54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and 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2; see also Yasheng
Huang's rejoinder to Goldstone,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pp.
54-68.

5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6.

56 Joseph Fewsmith, "China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Spring 2005). His other writings

5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and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 7-48.

60 For more on these points, see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1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8.

6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 16. For a general view of
this scenario, not limited to China, se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原文:http://www.de-sci.org/blogs/mzx/?p=3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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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成:中国社保把穷人给害惨了

我那篇题为《中国百姓收入一半交给政府》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不少读者的质疑与批评。我感谢这些读者的关注与批评,但我要指出,他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对我的第一点批评,是说我对社保不了解,把社保缴纳基数弄错了。首先我得承认,我那篇文章确实说得笼统,没有详细罗列不同的社保项目基数、不同城市、不同工作单位以及不同企业职工在社保缴纳基数上的不同。我这里可以重新做个更加详细的介绍,但这将清楚有力地证明我上一篇文章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误,无论是政策理解上的还是“会计”上的。

(一)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就这两项而言,不同身份的人执行不同的缴费基数。假如你是非城镇户口,那么,单位可能以“上年度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按照这个标准,2009年北京市的非城镇户口职工可以以800元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如果你是城镇户口,那缴纳基数会有上限和下限。如果你的工资收入正好在这“上限、下限”之间,那通常就等于你上一年度的基本工资。以我在上一篇文章 中提到的“底薪6000元的朋友”为例,他的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就是6000元。如果他有午餐补助、交通补助等每月固定收入的话,这些补助也可能纳入缴纳养 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纳基数的上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726元, 那么2009年社保缴费基数上限则为11178元。下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按照这个比例,2009年北京的缴费基金下限是 1490元。

(二)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缴费基数上,只有一点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有区别。那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城镇户口,都同样是按照一定的基数缴纳的,通常是以你个人上一年度的底薪为缴费基数。如果你收入太高或太低,那么就会受到缴费基数上限或下限的约束。

(三)生育保险。

在北京,只有户口是北京的或者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员工才缴纳生育保险。在各地生育保险政策不尽相同。但我目前暂时没有其他城市更可靠的资料可供参考。应该指出,生育保险是各种社保中,缴纳比例较低的一种。

(四)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基数有两种标准算法。一种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数,假如你的底薪是6000元,午餐补助是400元,交通补助是400元,那么你的个人基数就是6800元减去你个人部分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金。

另一种,那通常是效益比较好的公司才能执行的标准了。那就是不管你的工资收入多少,都是以你所在城市规定的最高上限为基数缴纳。北京市自2009年 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是11178元。如果你按这个基数缴纳,那么你每个月缴纳的公积金金额就达到2682元人民币(公司和个人加在 一起的缴纳比例是24%)。

网友对我的第二点批评,是说“把公司缴纳部分也算了进去”。正如你在上面看到的,我并没有把公司部分和个人部分区分开来,你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要告诉你,实际上,不管从表面上看,公司、个人缴纳的比例分别是多少,不管在账面上看,是从公司财务中直接缴纳,还是从你的工资收入中缴纳,那笔被政府拿走的钱钱都是你的!

当公司在政府强制规定下,必须得为你缴纳一些社保费用,那这笔钱就得列入它的人工成本。
这将影响到你能从公司拿到多少工资。假如你的劳动力对一家公司而言,一个月值8000块钱,那这家公司就不可能花1万块钱雇佣你。假如政府以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为借口,要你所在公司增加一笔开支,那你的公司就得从他给你的价格评估中减掉这一笔。

本来,这家公司是愿意把8000块钱交到你手中的,但当他不得不在社保方面帮你交3000块钱,那么你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就断然不会到8000块,就断然不会超过5000块钱。因为公司可不会干亏本生意。如果有那么一家公司竟然这么干了,那他就会因为愚蠢而在竞争中被淘汰。
所以,你一定不要抱有幻想,不要以为政府的这些社保规定增加了你的福利,不要以为你从这些规定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恰好相反,这规定让你每个月拿到的钱实实在在地减少了。记住!员工福利增加永远不是政府规定的结果,而是自己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的结果。

网友对我的第三点批评,是说“交上去的钱还是自己的,并不是给了政府”。对此,我有如下回应:

第一,现在的养老保险,政府是左手收钱,右手花钱——发给了目前吃养老保险的人。我不说这些人该不该吃养老保险,但我要说,我们交纳的养老保险确实已经被政府花出去了。

政府也许有如下打算:等几十年后我们老了,他们可以继续向下一代收钱,用来偿还我们。但是,在老龄化必定日益严重的未来,还有那么多年轻人缴纳养老 金吗?他们负担得起吗?如果他们负担不起,政府从哪里拿钱来还我们?通过通货膨胀?若如是,那就只是印花纸骗百姓了,因为通过制造通胀支付社保,等于用明 天已经贬值的钱还今天的帐。

第二,现在老百姓交上去的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管是哪个项目的,都是由政府支配的。这笔钱,由政府决定由谁来管理,由政府决 定如何投资,由政府决定百姓如何支取。请问,这到底是政府的钱还是百姓的钱?如果是百姓的钱,那怎么任由政府挥霍支配?那老百姓怎么毫无发言权?所以,千 万别以为这还是你的钱!看着政府高兴还你多少是多少罢了。

第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得清楚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政府把这笔钱拿走了,那眼下老百姓能花的钱就实实在在的减少了。现在的老百姓,不能用这笔钱来吃饭、买衣服、读书、结婚、孝顺父母,无论这些事情对百姓而言多么重要多么紧迫,都是没用的,他们不能动用这笔钱。

网友对我的第四点批评,是说“百姓交钱购买的是政府的服务,不能单纯看交了多少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我的回应很简单:

必须注意,所有的这些社保、税收项目,都是强制的!并不是说你想不交就不交。既然是强制的,何来“交易”之说?如果我用枪指着你的头,让你用一千块买我一个苹果,你能说这是一种买卖吗?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抢劫。

小结:老百姓被社保制度害惨了

回应完读者最普遍的质疑,我要问各位网友一个问题,从如上社保规定中,您还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讽刺的地方吗?有什么让人心凉的地方吗?有的,那就是,在各项社保基金缴纳基数的“下限”规定下,某些穷人,将不得不被迫缴纳更高比例的社保。

以北京市2009年养老保险缴纳基数的下限1490元为例,那些城镇户口的人,由于不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即使他们的工资 收入只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那也得以1490元的基数标准缴纳养老保险。缴纳基数高于实际收入,等于变相提高缴纳比例。就是说,有些人,现在都活得不够 好,就要把更大比例的钱留到明天去花了。而明天却又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可政府还说这是为他们好。

所以,我不得不说,有些穷人,真是被这社保制度给害惨了。自己的日子都没过好,就被迫交出一笔钱,高薪供养一帮公务员,让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 福,让他们对自己指手画脚,让他们趾高气扬地装扮好人。末了,我们还真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时候要拿回自己的养老金或公积金什么的,恐怕还得低声下气陪尽笑 脸来回折腾奔波才能拿回那么一点。唉,该死的制度,真是把穷人给害惨了。

原文:http://www.ipencil.org/?p=4011

2009年8月28日

黄立茀:苏联因何丧失改革良机?

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经济达到极盛,按法国《国际经济学》杂志1993年根据联合国统计方法的计算,苏联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960年的42%,增加到1985年的44.3%,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开始与美国争霸,在亚、欧、中东、非、拉美等地,处处摆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一度处于全球攻势。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亦是苏联走向衰落的时期:从1970年后各种经济指标全面下降,以经济年均增长率为例,从1966~1970年的7.4%下降到1981~1985年的3.6%。专家认为,苏联实际经济增长率应该比3.6%更低:"苏联经济增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靠出口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国际价格上涨(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石油价格提高了15倍)维持的,如果只靠企业内部积累,恐怕3%的增长率也难以保障。同时,据估计每年的社会总产值中大约有2%属于没有任何效果的浪费性消耗。"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盛极而衰?中国学者从理论、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多方面做了诸多的讨论。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治改革停滞,导致苏联新旧问题与矛盾不断积累,"消耗了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使苏联"走向衰亡"。那么,勃氏时期的改革为何停滞并与预期目标遥遥相距'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和抵制应该负主要责任。

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化"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但是当时关于领导干部不能超过三届的任期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干部的谋私行为,加之干部队伍有较大的流动性,制约了利益集团的持续性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由于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没有失去职位的后顾之忧,"不受惩罚和恣意妄为的环境,最终改变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加之勃列日涅夫曾经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似乎默认了谋私不可避免,导致以权谋私成风;勃列日涅夫带头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私程度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部门/地区型的利益集团,主要由在同一个行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其成员大多是"曾在一起学习过,彼此都十分了解,还常常保持一些非正式小圈子关系"的"专业'小团体"'。主要有军工集团、农工集团、石油化工集团、天然气工业集团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由地区领导干部组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目标是追求部门/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帮派型的利益集团,以曾经在某个地方工作过的领导人为核心,由当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同乡、同学,通过利益关系逐渐发展起来。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等。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技术学院院长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他担任总书记以后,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如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季.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帕夫洛夫、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即谢洛科夫)等都是毕业于该冶金学院,从而形成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集团表达共同的利益,集体反对'异己的人,对总书记无条件支持并有着个人的衷心。"

第三种,特权阶层-利益集团。这是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和组织行为,但是由于成员都拥有职位一权力和与此相联的生活待遇特权,产生了与广大群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这个群体属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称的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

"特殊利益集团",他们高踞于社会之上,形成了广义的利益集团,即特权阶层一利益集团。

上述三种类型的利益集团,帮派型联系最紧密和经常化,部门型集团在遇有重大利益的时候联系较为紧密,特权阶层型集团平时基本没有联系,但是在重大利益关头不约而同地保持一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存在着大量忠实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利益集团的反对者。

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与抵制

在相当的程度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衰落,始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和抵制。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建立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当时苏维埃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斯大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新生的政权和保卫国防,创立了可以集中调动社会资源的经济政治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同时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日程。

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地方精英的私利驱使之下,地方主义大肆泛滥――地方大肆争资金、争项目,争到项目以后却疏于管理,使未完工的项目大大增加;部分争来的生产资金挪用盖楼堂馆所和宿舍――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改革因被扭曲以及因改革措施不当,而归于失败。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柯西金政府针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同时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失当,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

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拉开"新经济体制"改革序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搞活企业,主要措施,一是减少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但是,由于"新经济体制"改革触及领导干部的利益,各个环节的利益集团进行了消极抵制。

1970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精简管理环节――把原来的四到六级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采取这一改革步骤,使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具体。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考虑,想方设法阻止联合公司的建立。企业领导人害怕参加联合公司后缩小甚至丢失自己的职权而反对;总管理局的领导人怕丢掉领导职务而不愿'自行撤销'总局;各级地方机关从实际利益出发,千方百计不愿让自己管辖的企业加入联合公司;中央部门不甘心缩小自己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限,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联合公司。这种权力之争,极大地妨碍了联合公司的发展。"苏联原计划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联合公司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共通过的建议中又明确规定,到1980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是,到1980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产值的一半。

新经济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虽然在初期获得一些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不仅未能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反而使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企业利益集团钻改革措施的空子为自己谋利,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新自由改善经营管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与上级和国家计划作斗争的手段。例如,企业为了多得奖金,竭力隐瞒生产能力,以压低国家的计划指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谎报成本以提高产品价格破坏合同纪律,以次充好;为了逃避风险,回避革新,甘愿利用老设备生产老产品等。

对于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意见。改革派认为,这是未根本触动旧体制基本框架的必然结果,其克服的途径是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部门利益集团――国家计委、物价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却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和加强计划原则、物资计划调拨和计划定价原则是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部门利益集团给国家党政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所有部门利益集团中,军工企业集团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声音最大。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美争霸和军备竞赛的加剧,军费增加(1981年增加到当年国民收入21%,居世界第一),军事工业优先发展(军工业占主导的甲类工业占工业投资80%~85%),军工集团日益膨胀,其权势和影响日益增强。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60%(西方学者计算为45%左右),支撑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比美国还要大的军工综合体和军队,依赖的是高度集权体制调集全国的资源,因而,集权体制成为军工集团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经济体制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改革,无异于在挖军工企业发展的根基,尖锐地触动了军工集团的利益,遭到其强烈的抵制。结果,军工企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强烈的反对者和抵制者,是改革长期推不动的最重要阻力"。

在国际上,1960年代东欧国家以"布拉格之春"为代表兴起改革的浪潮,对苏联模式构成挑战。勃列日涅夫害怕国内外进一步的改革联动会导致苏联对国内和东欧失控,于是在1968年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以后,对国内经济改革开始收缩和转向。1979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放弃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把企业"放开、放活"的思路,改为把企业"管住、管好",经济改革在倒退。

由于196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始蹉跎,问题越积越多,政府总理柯西金和其助手基里林受到民族责任感的驱使,再一次试图在工业中进行改革。"1979年准备了由苏联部长会议要求的关于苏联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分析报告。报告中对国家经济状况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描述,指出,财政与经济领域问题日益加重的趋势不可避免,因而,需要对工业进行根本的、结构性的改革。"根据这个报告的改革思路,将要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根本触动管理阶层的利益。因此,报告引起了利益集团的"恼怒和不满"。结果,1979年苏共中央通过的是使改革倒退的决议,主张根本改革的柯西金的助手基里林被撤职,而报告被打入冷宫,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处于保密状态。

在政治领域,由于利益集团的抵制,改革更难推动。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腐败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反腐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反腐的行动却遭到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阻碍。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重要成员(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等)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女儿、女婿、儿子等)肆无忌惮地搞腐败,如果反腐势必搞到勃氏的头上。19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从国家利益出发,准备惩治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但是,当安德罗波夫把包括内务部腐败行为在内的国家腐败状况报告交给勃氏后,勃列日涅夫一改往常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对安德罗波夫施加无声的压力。后来,安德罗波夫为打破僵局,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安德罗波夫的良好关系。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消极抵制,这次反腐败行动胎死腹中。

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导致老年政治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越来越严重。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患大脑动脉粥样硬化和第二次中风。当时,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局长的弗.亚.克留奇科夫由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陪他去见勃列日涅夫,克留奇科夫回忆说:"桌子边坐着一个十足的病人,当同我问候时,他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上。"当时安德罗波夫即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管理这个国家已经力不从心了"。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此后虽然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是一直没有恢复到自己正常工作的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逐渐衰退。在他生命的晚年,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道:"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候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局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当时,尽管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们心里都明白,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听任一位神志不清的重病老人"掌舵",是源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不合理!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任期超过两届,为了保证自己继续在位,关于中央委员两届任期的规定就是通不过。

苏联盛极而衰

还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国内和西方已纷纷发表评论: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更有甚者,认为改革失败。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经济增长停滞,1961~1985年,苏联每5年平均社会总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1966~1970年7.4%;1976~1980年4.2%;1981~1985年3.6%。

为了提高生产率,勃列日涅夫时期曾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加快科技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集约化战略下,苏联下血本加大对科研投资,使该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和占国民经济比重均占世界第一。集约化战略使苏联在重要的科研领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在核武器和航天科技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但是由于种种体制问题,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发明在生产中被利用的比例不断下降:在1960年代提出集约化战略之前约为50%左右,70年代下降到30%左右,到8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25%左右。集约化的主要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达到,社会生产的各种效率和效益目标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社会生产物质消耗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扩大:19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一单位国民收入消耗的电力是美国120%,用钢量为190%,水泥用量为180%,所需投资为500%。

中国俄罗斯经济问题专家王金存总结:"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模式已经到了功能衰竭,非改不可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在经济战线的最大失误是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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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理:正确对待历史真相

发生在1959-1961年的那次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从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数据差距很大,但最保守的数字也在1千万以上,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3千万以上较为可靠。

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发生,首先是"三年自然灾害",其次是苏联逼债,过去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但这一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站不住脚。现在的教科书已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对前一说法,1964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金辉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于1998年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媒体纷纷转载。可以说,学术界的人对这篇文章家喻户晓。以中国之大,每年都可能有一部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如近几年的比较大的灾害就有1998年的大洪水,前两年的殃及北方十几省的大旱,可以说,这两次自然灾害都比"三年困难时期"严重得多,但没有听说那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那么,那次大饥荒的唯一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了。幸好,中苏当年的一些资料已经解密,使我们得窥这一历史真相。

据近期《书刊报》上的《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中苏决裂后,中国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地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当然,三年大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左"倾狂热下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等原因造成的。

近几年,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得以重见天日和重新评价。这些事件,要么我们过去不知道,要么过去的评价和现在差异极大,还有多少历史真相我们不知道呢?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接受历史的教训。

原文:http://www.lianyue.net/blogs/rosu/archives/13401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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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6日

楚寒:歌咏自由的异乡人

--你最爱谁?谜样的人!你父亲?你母亲?你的姐妹或兄弟?
--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
--嘿!那么你爱什么嘛,奇特的异乡人?
--我爱那些云......那些飘过的云......那儿......那儿......那些奇妙的云!

----《异乡人》[法] 夏尔*波特莱尔


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象征主义诗歌先驱波特莱尔在他去世前三年,写下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部诗集表达了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的鞭挞,流露出对美好世界公义社会的向往。收入这部诗集的五十篇作品中第一首就很有名,正是这首《异乡人》。

诗中的"异乡人"因为远离人群而变得孤僻,进而用哲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亲人与朋友,也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处于一个边缘人的心理状态。他必须远离到他乡自我放逐,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异乡人对"祖国"的定义超越于政治含义之上,他的"祖国"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那不是用纬度、国界来区分的,也不会因暴力、胁迫及伤害而屈服。因为异乡人的心,就是"世界之心",永远都坚守着世上最后的良心。

如此自我放逐他乡的异乡体验,与寻找心灵家园的故乡意识这两者的既糅合又冲撞,无法不让人不为之动容。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者,都曾遭受过流浪、流放或流亡的共同命运,乃因他们不肯屈服于强权、群体、等级、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立品格,使他们或甘愿或被迫而成为人类历史流亡谱系的优秀成员。18世纪下半叶美欧两陆的革命风暴时期,出现了一位影响卓著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一位不断被驱逐的流亡者,潘恩的一生总是奔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各国重要的历史关头留下自己不朽的声音和足迹。他的思想和灵魂像老鹰一样在时代的天空中展翅上腾,他的肉身却在大西洋两岸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磨折。他的遭遇之惨,甚至超过那位"以不幸着称于世"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那融入骨髓的对自由的信仰。潘恩说过:"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句慷慨激昂的宣示,正是潘恩终生不停奔走,要去为不自由的地方、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而奋战的一生写照。潘恩离世到明年6月就将整整两百年了,但只要人类始终向往热爱自由,潘恩的思想就将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十几年以前,潘恩于我是一个特别心仪的名字,《常识》是一本特别想读的书。那是1990年代初的中国,许多的真相被扭曲,一切有关常识的言说都弥足珍贵。那年的夏天啊,我的心拼命地向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狂飙人物倾斜。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因着捧读《常识》、《人权论》和《理性时代》同时默想"遵行真理"的上帝律法,而成为一个心潮澎湃的夜晚铭记于我的整个生命。阅读潘恩的作品彷佛是在聆听贝多芬的不朽名作《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呈现出反抗和叛逆的狂风怒涛般的力量。他的文字中透露出对世俗禁锢的嘲讽和不受一切羁绊的疏狂,如同乐圣谱写的一个个激情四溢的音符。这里面有与我所接受的教育相悖但为我所深深认同的东西,它们在往后生命的晦暗日子里激励着我的思维心绪。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解答了我在孩童时代也是每一个孩子时常发出的疑惑----"我是谁?":"人权起源不应仅仅停留在古代某一时间阶段,而应追溯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在原初时期,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也就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
正因为他是人而非其它,理应享有神圣的权利。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界对他就象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在其中还有这样的颠覆极权主义神话的让人难忘的描述:"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也从来不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或由谁来统治;......"、"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其主要的意图和目的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安全。"一位热情宣扬天赋人权捍卫人类自由的言说者的心声跃然纸上,时代的土壤和个人的经历孕育了潘恩,这种对人权和自由的阐释,展现了启蒙时代一位流亡思想家的锐气与头脑独具,也深远地影响了他身处和身后的这个世界。

一生以"世界公民"自许、在异国他乡居住岁月超过家国故乡的潘恩,是个天生的叛逆者,是祖国的异邦人,外国的异见者。这是一个少时就辍学的英国诺福克郡穷苦裁缝家庭的孩子,饱尝了在社会上遭到失业饥饿虐待歧视等等的各种磨难,因写作支持英国下级税吏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的诉求,被认定有"反政府思想"而遭解雇遂流亡北美。到美洲还不到两年,就以"一个英国人"署名出版了《常识》,吹响了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号角,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人物,战争结束后却受到排挤再度失业。

退隐到英国后,因为写《人权论》号召英国人民彷效法国大革命起来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被英国政府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并下令通缉,被迫再度逃离英国连夜流亡法国。到了法国,刚一登陆就被推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参加起草了《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兰西宪法,热情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但因反对处死法国国王而主张放逐,及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被上台后的雅各宾派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十个月,又被拿破仑禁止出国十多年。而在英国,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认定潘恩是非法之人,着作全部查禁,永远不得重返英国。返回到美国,却因为出版《理性时代》持守自然神论观点,遭到联邦党人说他是个"无神论者"的指责,随即被他所热爱的美国人民围攻诅咒。晚年,他在纽约新罗歇尔穷困潦倒中孤苦度日,最后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含愤死去。

这个异乡人的一生,同时也是异见者的一生。潘恩几乎就是为反对和反抗而生的,他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或虚幻上的世界,他不能容忍人类走向一条自我奴役的道路。潘恩以独立评说政事、反抗压制自由为己任,作为一名对时代和历史负责的评论家,他永远难为当政者所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持续不断地为自由和人权鼓与呼,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持之以恒兜售思想的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一个不服从的世界公民,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自由之子。

没有人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参与了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人的作品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造成巨大的影响。"世界就是我的祖国。"、"给我七年时间,我就会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写一部《常识》。"潘恩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鼓动革命,阐释宣扬自由人权的要义和重要性,结果却遭到诬蔑、审判、逮捕入狱、不得善终的下场,三个国家几乎同时抛弃了他,两次取消了他的国籍。他承受着超乎想象的苦难,他那柔弱的心脏承受着接踵而来的痛苦,他为此也曾有过恐惧、颓废和沮丧,忍受着寂寞、凄凉与横逆,可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粒希望的种子,那是童年时起就已在他的心里种下的。他的心始终与底层的民众和苦难的人类的命运贴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被苦难彻底击垮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手中的批判武器,苦难丝毫无减他一贯的捍卫自由的信仰和活跃、犀利的思维。他一面承受着苦难,内心纠结着矛盾和痛苦,一面又构思着一个理想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摆脱了苦难和不平等。他怀抱着一颗思想者的心走向自己的理想国和自由王国,把自由和正义之光带给了人类的未来。他的文字作品就是自由的火把,这火把照亮了世上每一个人的灵魂,照亮了被奴役、被压制的人们绝望的心,也照亮了全人类的自由之路。

经常被视为异端的潘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革命者。支撑这位斗士思想的基础是天赋人权论,作为有生以来饱受歧视与排挤的底层人,潘恩最懂得自由人权的价值和平等的可贵。他运用古典自然法理论全力去论证天赋人权说,倡导"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他把天赋人权看作是高于一切的权利,它不是上层人赋予下层人的,也不是当权者赋予民众的,而是天生的、超等级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潘恩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严厉谴责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并热情地赞扬代议制和他心目中理想的政体----共和政体。他坚信共和制自然会也应当与代议制形式结合起来,因为它的宗旨是"增进公众的幸福",因为其权力出自人民自愿,而法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就是国王,即居于最高地位,从而在其中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潘恩从天赋人权说出发,指出一切社会权利和权力均根源和服务于天赋人权,人们参加社会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和保护人权。如果政府不尊重甚至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用抗争的手段推翻暴政。他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统治,是违反建立政府的目的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权予以推翻,建立自己的政府。并且不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统治违反人权和不合法,而且英王在英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是"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既然连英王在英国的统治都不合法,那么其在美国的统治更不合法了。这样说来,北美人民起来反抗更是正义的了。潘恩充满激情地吹起战斗的号角:"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潘恩宣称"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将它驱除,欧洲也将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对它下了逐客令。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无可置疑,身居异乡与漂泊流亡并没有使潘恩在失落中消沉丧志,更没有失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及思考人类命运的勇气,他用自己的流亡为人类思想领域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思想启蒙者,潘恩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他虽拥有一颗对苦难和歧视极为敏感的心,可他同时拥有一种与苦难和歧视面对面进行抗争的坚强意志。他用他的全部个人体验和他的信仰去呼唤每个人所应平等享有的那份天赋权利,这是一个热切灵魂的热血、理性、悟性与文化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正如潘恩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合理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他让北美人民进行的独立战争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为北美十三州本土而战,更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世界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并呼吁战争结束后成立的美国政体应置于共和、宪政、自由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内。

潘恩从道义上同情和肯定被压迫者以战争的方式夺回被暴力夺去的权利,并从法理上加以论证分析。他对于人民推翻暴政的权利的认可,饱含着一个受尽屈辱的底层人的反抗激情。潘恩用毕生的精力为被剥夺权利的民众争取天赋的人权,相反,他蔑视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当权者。在潘恩眼中,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用《常识》一书把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阻遏这些权力狂妨害人类自由的正常发展。他还用他那朴素而又真实的语言,以一种说出真相的智慧和勇气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实上自由,比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更重要,所以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把发掘、诉说并谨守这些常识,看成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大责。

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唯有本乎理性出发,才能得出有着坚实基础的真知灼见,由此导向的世界才是向上的。在当时那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潘恩无疑是一个在学术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他以朴素的情感和天才的洞见预见到了人类的未来在于认可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性,他肯定了自由民主、理性人权、宪政共和的积极价值----并且他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地浸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面。潘恩作为人类自由的代言人,影响、参与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宪法,这使他直接影响了两百多年来整个世界、整个近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两百多年来用以建立世界秩序、指导社会运作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准则,诸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共和、法治等等,都可以从这位自由公民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他属于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

人类的坦途是自由。人生的目的是自由。人性的基础是自由。世间万物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区区三尺身躯的人类尤其如此,也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创建一套保护自己生存安全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这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维护自由,乃因为自由是人生一切构建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在人类历史维护自由的艰难历程中冲锋陷阵在最前头的,无疑是闪耀在人类思想界星空中的那些思想家们。在这些思想家的群星谱像里,又以一群人的努力最为艰苦卓绝,却也最为成就斐然,他们以精神信仰为纽带凝聚成一个身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沉重却荣耀的名字----流亡者,或者说,异乡人。

在人类的各行职业中,这些可敬的思想流亡者们,他们以思想为职业、以漂泊为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中体验着生存深渊直面着人生苦难,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就18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有伏尔泰、卢梭、拜伦、海涅、雪莱、赫尔岑、别尔嘉耶夫、雨果、托马斯*曼、乔伊斯、阿多诺、乔治*奥威尔、哈耶克、茨威格、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他们离开家国走向放逐,他们离开集体走向边缘,他们在放逐地在边缘处远距离地观照和思考。他们是精神的人,而不是物质的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崇尚自由的人,而不是无所依凭的人,甘受奴役的人。他们坚持特立独行,他们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依赖。在任何时代,这种人物都是很难受到大众欢迎的,他们在现实社会里经常遭到打击陷入困境,个中艰苦冷暖自知。他们各自构成一个生活的孤岛,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孤岛,一个思想的孤岛。他们在思想的探求中不断前进,他们挣扎着要在薄雾中发出一点微光,他们致力于不让时代往地狱里沉沦。他们永远对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在同不公义的奴役人歧视人的社会现实作抗争,永远在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在战斗。他们是虚空的尘世里一群没有归属的异乡人,他们孤独,他们疲累,他们独自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值得他们倾心恋慕的,只有那遥远天际上变幻莫测飘浮不定的云朵。

思想家潘恩,无疑可以无愧地列席于这群光辉的异乡人名单之中,即使是在异乡人的成员之中,潘恩的遭遇也应归于不幸之列,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不幸。可是有了潘恩的时代是幸运的,有了潘恩的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不幸的潘恩将他的每一滴血液,都燃烧在激荡时代免除奴役争取自由的事业当中,不幸的潘恩点燃的自由之光,终将会照遍人类生存世界的各个角落。

岁月的流逝逐渐形成既定秩序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人们愿意从日常认识与经验形成的固有观念中获得依靠和鼓励。当一个时代被一种惯性思潮所笼罩,当一个时代的人们囿于偏见被蒙蔽了见识,或者大多数人处于不明白的困惑时刻时,提出置疑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伴随而来的常是毁谤与迫害。其实在打破旧有观念的同时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通常不过是常识而已。这种常识往浅里说,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往深里说,却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经验等等之上的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共同价值观。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起伏的变革浪潮面前,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迷失了方向,对人类前景困惑不清,甚至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革命家们都在迷惘的时候,清醒地把常识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形单影只的少数人。庆幸的是在那群情激荡的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人,勇气才有了方向,自由才有了根基。这时,我们有幸看到,正是这位《常识》一书的作者,《人权宣言》的起草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世界公民,终生漂泊的异乡人,选择了与众人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宣示常识,歌咏自由。

写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于台湾杂志,收入于楚寒随笔集。

作者楚寒,专栏作家,作品有散文随笔、杂文政论、诗歌小说、时事评论、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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