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4日

维舟:乌鲁木齐的悲伤

任何事只要卷入族群政治,总会变得异常棘手。7月5日乌鲁木齐血腥之夜的最初导火线,据说只是一名19岁见习女工的尖叫, 这一未得到及时澄清的误会随即演变为"维族强奸汉族女工"的谣言,并引发6月26日的韶关工厂械斗,又在十天后在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引爆了一个更大的火药 桶。一战前,预感到战争阴影的老毛奇曾说:"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然而此刻责备任何个人都没有用,因为关键并不是谁丢了火柴,而是那儿为什么有一个火药桶。

和去年的拉萨之春相比,乌鲁木齐更令人震惊和悲伤,这座久经和平生活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间成了萨拉热窝甚至差点变成卢旺达。正如mas兄说的,国人 如今尝到了纽约人在911之后的那种滋味: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这么恨我们?这次事件如同一场地震,以一次突然的方式释放了原先没有为人所察觉的、隐藏着的破 坏力。而这种隐蔽的状态本身,意味着我们对这一力量的缺乏心理准备和了解不足。可以设想,在痛定思痛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国人都将沉浸在对此的不断反思之 中。

四年前我去过乌鲁木齐和南疆。那时也注意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维族年轻人的不充分就业状态、维族/汉族在居住空间上的隔离,以及新疆各地经济上极大的差距(2004年克拉玛依的人均GDP是维族聚居的和田的27倍),当时只是隐约感到"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不得缓解,那么经济差距就将以民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 但我也决计料想不到是以现在这种方式――这次骚乱的制造者许多正是从喀什、和田北上的。2005年秋,法国两个移民少年因躲避追捕而意外触电身亡,结果引 发旷日持久的全国性骚乱,参与者大多都是没有工作、无事可干、自尊心受伤的年轻移民。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不满,只不过以族群冲突的形式呈现或伪装了起 来。

这次事件爆发后,北京立即将矛头指向流亡美国的热比娅,称这是境外势力策划实施的一次有组织有图谋的事件。这种煽动的证据我想不难找到,但却仍未说明人们何以能被煽动起来,而且有维族受伤者证实凶徒当时不分族别、见人就打, 反映他们的不满是弥散的,不分主次和内外的区别意识,这正是缺乏组织的表征。这种弥散性不满是国内群体性骚乱常见的现象,对政府而言最大的麻烦是:在事件 发生后连个谈判对手都找不到,而这正是由于平时这些不满缺乏体制化的渠道来表达。如今事情已爆发,只能顺手找个境外势力来作为替罪羊,暂时把这事扛过去 ――对方也乐得照单全收,为自己无望的事业鼓吹几声,不管好坏,这是他们难得发出声音的机会。

政府深切地知道:将此事朝族群政治的方向拖动将是一个危险的泥潭。所以在新闻中开始都尽量淡化死伤者的族别,并倾向于从法律角度作区分(平民/歹徒),而不是从族群的角度出发将之视为维族/汉族的对立冲突;同时不断地播出汉维两族在冲突中的和衷共济故事。这与目击者的报道显 然颇有不同,但却也并非毫无道理――正如北爱尔兰冲突的本质并非宗教冲突,乌鲁木齐的骚乱本质也并非民族冲突,在这里,宗教、民族只不过是"双方可用的最 方便的区别标志",标识了两大群体的边界而已。所以对中国而言最幸运的是:农民工并不是另外一个族群,他们在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并 无任何差别,否则这种经济不平等也将造成可怕的社会冲突。

维族给很多汉人的刻板印象十分不佳:扒手、强买强卖、打架斗殴、吸毒,诸如此类;这种"内部东方学"本身就要为这次冲突的爆发负相当的责任。日本人 也对在日华人持有类似的负面评价,因为日本常爆出华人盗窃、杀人等案件,这很自然地使他们用最方便的标签("中国人")来标识这一群体,进而使一些日本人 对整个中国人群体都十分反感。在我老家崇明乡下,以前来打工的外地人中最大的群体是安徽人,常听人们议论这些安徽人"野蛮肮脏",生孩子多,争执不下时喜 欢动刀,但"他们很团结",碰到打架总是同乡一起拼命,所以虽然人少,大多数时候却总是崇明人打不过他们。这种描述与上述两个族群之间的想象在机制上并无 差别,只不过对崇明人而言"安徽人"并非异族罢了。偏见和歧视是社会化的产物,没有一个社会能避免得了,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觉得更合乎逻辑的问题不会是"人 们为什么会表现偏见和歧视",而是"人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偏见和歧视"――在这里可以加一句:人们为什么以族群区隔的方式表现其偏见和歧视。

在这次冲突爆发后,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民族政策需要反思和调整,而首当其冲令人不满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乌鲁木齐冲突中就有汉人形容维族是"像熊猫一样被宠坏了";而在维族知识分子看来,他们却是被逼到了墙角。 这是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永恒的尴尬:它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前苏联也曾对少数民族予以扶持,结果使得在阿拉木图出生的日里诺夫斯基从小感觉自己遭到反向歧 视,长大后竟蜕变为一名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美国在这方面同样处理不好:1960年代美国推出《平权法案》后推行一系列Affirmative Action,实施数十年来的结果却是"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更糟 糕的是,它已经"导致一些白人开始讨厌黑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的初衷是让我们将种族分歧抛置脑后,事实上却进一步加大了种族间的隔阂。"(《族群 社会学》)

虽然Affirmative Action相关的议题两头不讨好,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极大的争论点,但它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取消,因为那会使事情更糟糕。基于同样的理由,北京对各少数 民族的扶持措施和民族政策也不会大调整,它一定还会"扶上马,送一程",甚至这次触发骚乱的让维族出疆劳务的举措也不会因此中断。促进这种地理上的流动正 是族群和好的重要方式之一。前些年统计的国内各族人口迁移原因构成中,维族省级迁移100%是出于经济原因,位列各族第一,表明他们到东部主要是为了赚 钱。但正如农民工的流动一样,他们的见闻和经历将有助于扩展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想象和认同。之前和田的女工到天津服装厂打工等案例都是受到政府鼓励支持的, 理应继续做下去,尤其维族女工在内地相比起来闹事的几率要低得多。如果说这次有什么值得记取的教训,那么不是向韶关安排维族工人这件事本身,而是对隐含的 冲突的忽视,以及6月26日韶关事发后直到7月5日之间这十天里,为何基层对动向毫无察觉。

在新疆各主要城市几乎都有"团结"命名的地理名称,而且常常是当地主要的干道或老城区。这里暗示的担忧和提醒并非没有必要:在这些城市中汉族和维族 经常肩并肩生活在两个毗邻的陌生世界中,虽然不少人也有别族的朋友,但却并非十分普遍的现象;很多维族和汉族各自上不同的学校,我认识的五位新疆汉人朋友 没有一个会说维语。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维族的族际通婚率2000年只有1.05%,在全国56个民族中排列倒数第一,甚至比汉族(1.56%)还低,藏族 (7.70%)、回族(13.77%)、壮族(14.57%)、蒙古族(41.0%)都要高出它一大截。而通婚是民族关系七大变量中相当重要的一项。东南 亚华人与本地族群的矛盾部分也是因为华人与本土多数族群通婚率很低这一点――有人归结为"猪肉因素",在不禁猪肉的泰国,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就十分普遍,族 群关系远为融洽。这种"比邻的陌生人"现象不得到消除,隐患就仍然存在,因为它导致了人们体验上的极大差异和不能相互理解;无论在北爱尔兰、魁北克、还是 南非,这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除了予人警醒和反思之外,如果说有什么"坏事变成好事"的话,那就是北京在公关战中的表现。它出乎意外地在第一时间就允许外国记者去现场报道,以至 于这一举措本身成了不亚于骚乱事件的重大新闻。虽然死伤人数超过去年拉萨之春十倍,但这次事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及对北京形象的破坏力却大为不如,不仅因为 这一次既没有达|赖也没有奥运会,还因为北京在公关上的手段日显娴熟。美国态度暧昧低调,欧洲人几乎一言不发(2005年秋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对移民青年骚乱的态度是"零容忍",并公开称这些年轻人是"渣滓"),俄罗斯说这是中国内政,只有土耳其有一些情绪化反应,但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外交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举措――即使不发这样的声明,土耳其也不可能对北京造成多大的外交压力。

在现代政治中,没有宣传战的胜利,其他胜利很难持续;而这一领域的失败差不多决定了其他领域的失败。在国际上摆脱被动之后,北京就可以在国内采取主 动。用朱�基当年的话说,"在新疆是我们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如今局势在一周之后已经渐渐平复,乌鲁木齐这座城市逐渐复苏。最难抚平的则是人们心底 看不见的伤痕。我并不赞成萨科奇式的"零容忍"政策,因为这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如今最重要的,是消除弥漫在两群人之间的那种怨毒, 而那将是一个"病去如抽丝"的漫长过程。

作者:维舟
原文: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423102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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