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日

纪念六四:我没有参加“六四”

1989年的时候,我处在中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既不是学生,也不在北京,而是在胶东一个小县的机关做文秘工作,人微言轻。凑巧4月15日那天,我因为写电影剧本跟领导发生冲突,怄气回到农村老家,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一条新闻就是胡耀邦逝世,我当时失口说了句:坏了,要出大事。我妈骂我:你就指望出事!

接着是4月17日新华门事件,学生请愿,耀邦追悼会,三个学生下跪,对话,北京越来越热闹,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好看。我呆在家里没有心思再去上班,单位也不找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电视,跟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朋友通信(本来我也有机会去读这个文学院,但是机关规矩多,没去成),再就是给报社熟悉的编辑化名写点评论和诗歌。这样过了大概十几天,我就坐不住了,让弟弟给我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打算第二天去北京。这天应该是5月19日,因为当天晚上北京召开党政军大会,李鹏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宣布要戒严。父亲就告诉我,北京不能去了,在戒严的情况下,闹这么大动静,北京一定要死人的。

本来我去北京有两个目的,一是去见证历史,二是去鲁迅文学院修改我的剧本。但是老爹的劝告我不能不听。我就跟老父亲讨论,何以见得北京一定要死人呢?76年天安门事件,也不过就是动用警察和民兵把学生赶走而已,总不会开枪吧?老爹就说,你太年轻了,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什么都敢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老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的恐惧和悲哀。我还记得,5.19之前,父亲也天天跟我们一起看电视新闻,兴高采烈地评论北京时局的发展,5.19
之后,他一言不发,直到6・4开枪。

我后来见过很多参与六四的著名领袖如钦定黑手刘晓波、王军涛、严家其,工自联领袖李进进、吕京花,也认识了一些当年直接领导这场运动的学生领袖如王丹、刘刚、项小吉等,还在香港见过当年策划、参与黄雀行动的前哨总编辑刘达文先生、采访刘晓波被中共点名的金钟先生,还有许许多多参与六四的著名专家、学者、作家和教授,他们几乎没有谁预测到共产党会开枪杀人,或者那么大规模的杀人。但是我父亲预测到了,他没有什么文化,他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凭着对共产党的深刻了解,清晰地告诫我,共产党一定要杀人!父亲严厉地警告让我没有去成北京,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当年去了,凭我的性格,要么横尸街头,要么关进班房,几乎很难有别的可能。

后来就是"六四",就是通缉令,就是机关排查、人人过关。这时机关里突然想起了我,有一位跟我要好的宣传干事就跑来对我说,你给报社写了什么东西吧?机关正在追查呢。我一听就知道,报社的编辑出卖了我,我写了悼念"六四"英烈的诗歌《开在胸前的小白花》用化名寄给了报社,这个名字只有一个李姓编辑知道是我。

我才不会傻到回单位挨整呢,于是就到文友家去躲了一个礼拜,把在这期间写的东西都交�了他保存,其中就有这首诗歌(这小子后来把我的文稿都丢了,后来我要了几次,他都说丢了,我估计他是当年害怕销毁了),再后来风声渐紧,我又到了另一个朋友开在半山上的石墨厂去避祸,那个山坡下面就是一条通往北京的国道。我天天坐在山坡上,看着军警们设卡盘查来往行人,追捕逃亡学生。军用敞篷汽车上驾着机关枪,士兵们的钢盔闪闪发亮,这个时候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这些抽象概念具体含义。

这个山坡的背后有一个悬崖,有段时间我非常渴望像一片鸡毛一样从悬崖上飘落下去,这个诱惑一直缠绕着我,白天、晚上,一刻都不放过我,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用一本书阻断了这个诱惑,这个人是石墨厂的副厂长,一个慈悲的基督徒,这本书是《圣经》。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包括我这样的普通人。三个月后审查结束,我也没有再回机关,等于自行离职。后来我在社会最底层游荡,卖过化肥、放过录像、还当过一个企业的生产厂长,再后来我老爹见我这样沉沦,就自作主张买了套法律书籍让我读,我用了两个月考出了律师资格,开始半路出家做了律师。

" 六四"也改变了历史,让无数的中国人看清了共产党的残忍本质,从此走上了与它决裂的道路,这里面也包括我。2003年后我开始做人权律师,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被安全局和公安国保盯上。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处长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家的历史,你们家没有"管、关、杀",你父亲和你舅舅都是中共党员,你有个亲戚还是老八路,你怎么会走上跟党和政府做对的道路呢?

那天我喝了点酒,因为她问得真诚,我也坦诚相告:

因为"六四",因为那场屠杀,你们用机枪和坦克毁灭了一个年轻人最后一点残存的红色信仰!

从那个春天开始,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anqingyian/archives/295367.aspx
作者:汉卿・毅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