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5日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民生漫忆

作者:liujxd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录,传媒上多偏重于政治、文化,或偏重于宏观经济,本文以个人经历来记录微观层面――民生的吃穿,算是宏伟画卷上的一抹。这一抹与当时的画卷是否协调,则见仁见智。

一、城市居民生活

首先谈谈三年经济困难以后的经济生活。这里必须说明,以下叙说的事实,我当时不认为有多少困苦(比起困难时期已是天地之别了),以为是生活的正常状态;更重要的,我们被天天告知,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最幸福、最幸运的;我们高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们念念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尤其是台湾和美国,那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解放台湾,我们要支持美国人民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与苏共(当时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我还记得中共的"九评")。其中一条,苏联共产党称中国人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中共当即反驳,用大量事实来批驳苏联的污蔑。

先说城市居民的吃。粮食定量供应,我父亲每月28斤,母亲25斤,学龄前儿童18斤,小学生23斤(中学生、大学生多些,具体不清楚)。如果是现在,家家吃不了,而当时几乎家家不够吃,油水少,副食少,而且都要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肉票、糖票、豆腐票,还有各种票的副票,用来定量购买鸡蛋、鱼等紧缺食品或副食品,香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的粮站、商店、菜场最牛!过年的时候改善供应,每家可以凭票购买一点花生、酒、寸金糖、糯米什么的,肉、蛋、鱼、食油、食糖、香烟、豆制品等供应计划比平时多一些。

计划经济,不仅凭票供应,而且买什么都要排队,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见不鲜。经常是老远发现排队,不知道为什么,赶紧排上去,然后再打听买什么。一般不会排错,但是仍然凭票供应,因此往往后悔什么票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家家户户的当家人,出门除了带钱,各种票证一定也是随身携带的。农民进城,不仅没有户口,而且因为没有各种票证,基本的食品、副食品一点儿也甭想买到,因此根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比如说猪肉供应,每人每月几两,凭票供应还要清大早排长队。排队半天,终于轮到了,战战兢兢地递过去一张肉票,并且用手指比划着早已看中的一块部位,卖肉的刀早已熟练地切下来一块,朝磅秤上一摔,你感觉满意,可是不够半斤,卖肉的早已搭上一块脬肉,你赔上笑脸,请求换一块好一点的,卖肉的马上呛住你,都要好的,不好的给谁?那能不能少搭一点?要就要,不要拉倒!来,下一个。把你晾在一边。那年头,巴结上卖肉的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卖肉的朋友不可能免收你的肉票,但是会给你一块好肉的。

再说青菜,谁家没有吃过?这是最普通的当家蔬菜,不需凭票供应,可是买青菜的艰辛,今天的人是不敢相信的。特别是冬天,蔬菜供应十分紧张,普通市民夜里两三点钟就到菜场排队,不少人实在冻得受不了,就用石块、菜篮(里面压石块)、小板凳来代替排队,回家睡一觉,清晨四、五点来钟再来排队(为此吵嘴打架,今天的人是可以相象的)。印象中,冬天的清晨六点不到,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菜场开门营业,排队的人一轰而上,围住营业员的大菜筐。带着霜雪的青菜,梆梆硬,每人只能买两毛钱的。昏黄的灯光下,营业员一手提着杆秤,一手戴着手套,随意地抓起一颗颗的青菜(顾客不准挑拣),放在秤盘里。一边收钱,一边嚷着,提防顾客挑拣,时不时,就要同顾客为了菜好菜孬吵嘴拌嘴。我到了大约十四五岁,有时也去帮助家里排队买青菜,买豆腐,所以至今记得。

看官,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常年累月啊!现在想来,我的母亲(包括你们的母亲、奶奶们,也许还有父亲和爷爷),为了我们一家,仅仅就买菜这件小事,付出了多少艰辛!

再说中国人的衣着。现在人们回忆,说那时中国人的衣着一片蓝和灰。没错,但是还有特点没有提及,那就是破,无论内衣外套,没有穿过破衣服的人几乎没有,无非补丁多少(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多得很),补得好看与否。

为什么要穿破衣服?当时的中国,不论买布还是买成衣都要凭布票(毛呢绸料不凭票,但是一般老百姓买不起),无论城乡,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各地恐怕有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布票,家家买布时都要打听布的幅宽(有二尺四、二尺七,还有三尺三吧),一样长头的布,幅宽不一致,收布票一样多,但是利用价值大不同。算算吧,一丈六尺布,再怎么样精打细算,做了外套,内衣买不成,买了内衣,外套只能穿破的了,何况还有被褥、床单,都要布票啊。

城市里的大人,能有一套不带补丁的出客外套算是"小康"吧,而小孩子就不一样,特别是男孩,调皮捣蛋,衣服容易破;再一个,小孩子长身体,即使能穿一套不破的衣服,往往很不合身,要么裤腿短,上衣也猴在身上;要么衣裤大得极不合体,原因是父母考虑到你要长身体,一套新衣服做得老大,小孩子被打扮得像是武大郎一样。当时有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记得不知何故,有一年的布票迟迟发不下来,夏天来临,我的短裤破得快没法补了。我经常去体育用品商店,眼巴巴地看着运动短裤,而它无动于衷地躺在橱窗里,价格不贵,但是凭布票(好像要一尺)供应,而我家的布票早已用完。今天的人难以理解,那一段日子,运动短裤成为我的梦想。忽然有一天,布票终于发下来了!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体育用品商店,呵,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少男少女,全是购买运动短裤的!眨眼功夫,运动短裤如风卷残云一般地脱销!十来岁的我,当时如何难过已经忘记了,而今天的人听来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谈。

以后经济稍稍好转,商店开展一种业务,叫做换棉毛衫。就是一件破旧的棉毛衫,可以局部更换,如更换衣领,更换袖子,更换上半身、下半身等等,免收布票,但是不可全部更换,所谓以旧换新是不允许的。当然又是排队。

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确良"面世,城市人的衣着才逐步摆脱缝缝补补的困境。

二、农民生活

作为曾经的知青,这里简要叙述我经历的上世纪60年代末到改革以前的农民生活。

60 年代的农民生活基本是原生态的。农民吃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自留地的菜,喝的是池塘里的水(基本没有污染),照明用的是菜籽油或棉籽油,穿的几乎都是自己织的土布(洋布新衣服是奢侈品),行路靠两条腿,运输没有车辆,基本依靠肩挑。因为盐和香烟由国家专营,所以农民生活上与国家形成的最大的交换就是盐和香烟,农民没有钱,通常只能用鸡蛋(记忆中七分一只)等农产品换购盐和香烟,当然是劣质香烟,一毛四分一包。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七十年代以后家家户户装了有线广播),偶然有民间耍猴的到村子上表演(此为生产队通常买得起的娱乐形式,而电影往往只有中心村或大的村庄难得放映一次),简直过节一样,话题可以谈几天。

下农村的第一个春节,公社大力号召,要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我们还是回了家,十六岁的我们,免不了恋家的。

回到生产队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因为天好,家家户户都在换洗春节的衣服。哟,脱下过年穿的罩衣,农民们就没有不打补丁的衣服了,许多棉衣已经是补了又补,特别是小孩子的衣服,又小又短地猴在身上,几乎都破得绽出了棉花;许多小孩没有棉鞋,不穿袜子,光脚穿着又脏又破的鞋子,脚丫子或者脚后跟露在外面,红通通的,看了发冷。

更严重的问题是春荒。我们一时搞不清春荒是什么意思,怎么会闹春荒?但是我们发现,村上的农民家家早晚喝稀饭,中午一餐干饭,没有荤菜,一律腌菜下饭,甚至于没有腌菜,用一点辣酱下饭。严重的是,许多人家这样的饭菜也快断炊了,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到处筹款买粮食。

后来我担任生产队的会计,总算明白所谓春荒是怎么回事。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夫妻俩1.5到1.7个劳力(女人通常一天挣0.5到0.7个工),养两孩子一老人.一年忙到头,因为工分单价底(0.4元左右),全家五口人一年应该分配的粮食、烧草、食油,还有难得分配的鱼、肉等等,总价已经超过了夫妻俩一年辛苦的工分值。如果年终全部分配到家,夫妻俩需要另外补足价款,否则就称之为超支。可是他们哪里有钱?而生产队几无积累,没有钱垫付超支款,公社也不允许社员超支,于是生产队只能将农民的口粮卖给粮食管理部门,抵充相应的超支款,而口粮计划给你保留,发给一本粮证,让你筹款买回你的口粮。如果家中一个孩子较大,可以挣工分,因为劳动力多,工分多,一般就不超支,年底甚至于能够分点现金。但是家里挣工分的人多,吃得也多。生产队的年人均口粮计划为
500-550斤(包括稻麦等),换算成大米每月人均30-33斤。今天的城里人再也吃不完,可是当时的农村,农民长期缺油水,口粮从来不够吃的(劳动的日子,一餐吃一斤米饭,依然感觉肚子不饱。今天的人不可能相信的)。分到现金的家庭,因为壮劳力多,吃得多,通常也要从黑市场上购买高价粮食。

因此,无论你家里劳动力多还是少,吃饭问题是农民的头等大事,春节过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自留地的粮食逐渐吃完了,而大麦最早也要到四月才能成熟(大麦不好吃,产量低,但是成熟期比小麦早,能够缩短春荒的时间),正是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买回粮食,农民们上近百里外的山里砍茅草、挑毛竹;卖掉自家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卖掉公家发的最后一点布票,卖掉能够换钱的东西。至今我也奇怪,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又是怎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春荒?

接手生产队会计的时候,村上几乎家家超支,少则几十块,多的超过三百。三百块钱,相当一名壮劳力,不吃不喝苦两年。生产队没有积累,实际上农民欠的是农村信用社的钱。所以,公社强制要求,杜绝新的超支,还要每年适当归还老的超支,以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

因此,我们生产队秋收以后不是喜气洋洋,而是垂头丧气。先是估算今年一个工能折算多少钱。第一年当会计的冬天,作年终结算,记得从早到晚10点多,总算把账轧平了。我又冷又困,准备明天再算。可是农民着急,要求我当晚算出工分单价。经队长同意,队里买了一只鸡,炒了几个鸡蛋,又从自留地上拔了一些青菜,烧了一锅新米饭,队长和几个老前辈作陪,算是犒劳我。

下半夜,我终于算出,一个工折算三毛四分钱。一屋子人都不相信,说我算错了。几个老前辈更是急了,连说今年收成虽不好,但是应该能有五毛钱一个工。于是我再算,还是三毛四分钱一个工。几个老前辈就蔫了,连连叹气。一个老人又抬头问我,公积金和公益金怎么算的?我说按照上面规定,分别提留了5%和3%。几个老人一致摇头:太多太多。我看着队长。他紧锁眉头,半天表态说:少留一点。经商量,公积金没有提留,公益金留了1%,工分单价提升到三毛九分钱。

可是这个方案报上去后,遭到一顿批评。大队会计说我没有坚持原则,公社干部说我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不是积极要求进步,而是迁就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天天强调。你是不懂还是明知故犯?

所谓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最后才是个人的。我没有切身体会,所以一直把它作为口号,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经历此事倒是深刻体会到政策的威力,关系小民的生死啊!

生产队长主动承揽责任。他是雇农出身,也不在乎队长这种芝麻官,所以他不怕,红着脸与公社、大队的干部吵架。最后方案折衷为三毛七分钱一个工。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过去我不屑农民在分配粮食时为秤杆的高低而睁大眼睛,后来我开窍了:多少年来,农民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一年到头如果能够吃饱肚子那可是最大的满足了。

当时的农民经常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肚皮吃不饱。但是公社干部则年年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里的温饱问题才算解决。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e47977d736fa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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