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6日

口述历史:一个“六四”中失去孩子母亲的回忆

失掉自己儿子的痛切,追寻死难者的足迹,探求那个很多人听都不忍听完的撕心裂胆的真相,这一切在1989年以后的中国,从越来越多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庭中延伸出来,织成了当今中国社会集体回忆的重要核心内容。来自北京航天部的工程师张先玲-一位在六四中失去爱子的母亲-讲述着那段永远不会忘却的往事:

时间让我将悲痛放在心里了。每年当局都会说四五六是敏感月。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悲痛,对孩子的怀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很难受。但是跟二十年前比较起来,坚强还是盖过了悲痛。他那次离开我们这里回他自己房间之前,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他说,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我当时心里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当时四五运动的时候,人家用棒子打,打到头上也要打死人的。我估计他偷偷地把头盔带走了,是想戴在头上就不会被打死的。那天晚上还有几个客人在我家里聊天。其中一个客人说,共产党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然后我那个孩子还说,那个叔叔说共产党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那会不会开枪。我说,你别听他的。他总是危言耸听。他那天回来很晚,他说他出去游行了,5・17大游行很多人。然后他就把这东西交给了我,说,妈妈你帮我保留。这是一个历史的纪念。后来我就把他那个东西洗了一下,然后就摆起来了。我还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去了。他回答说,好的,我不去了。

开枪那会儿我都不认为是开枪。当我听到第一串枪声的时候,我还问我先生,放炮仗吗?他说,你傻吧?现在放什么炮仗,打枪哪。我说,那打枪,儿子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开枪了。他看到枪口冒火了。我说,枪口冒火了是真子弹吗?橡皮子弹也会冒火的吧?子弹头是橡皮的,那后边要用火药推进,要不子弹怎么射出去呢?后来枪声越来越大。他住另外一栋楼的11楼。从我的窗户可以看到他的窗户。我看见他的窗户亮着灯,我也就放心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妈,你明天早上帮我把衣服收回来。我说你放心,你千万不要出去啊。他说我不会出去的,你放心吧。

六月四号早上,看见他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我去找同学。六月三号。我想遭了,他肯定出去了。但是我也没法找他了。我就等着。到了下午四点他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肯定是出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些人真的开枪打死人等等这些事。但是他们也劝我说好多人也被抓了。也许他被抓起来了。我说如果他被抓起来,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抓他的人也会打电话的。人家说不会的,抓的人太多了,不可能那么快。"

等了很多天都没有等到。找了二十多个医院。但是都没有他。那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我想他可能还在,可能被关起来了。我的先生先知道他的死讯,也没告诉我。但是他中间犯过一次心脏病。是因为他们学校有个校医,是我所里面所医的妻子。他的妻子回家跟她丈夫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叫王楠,六月四号早晨有人打电话来说,他被打死在南昌街南口,就是天安门附近。几点中弹几点死亡,说得很清楚。他被埋在了学校的门口。三个人埋在一个坑里。埋得很浅。风吹雨打时那个衣服都露出来了,气味也很难闻。学校就报告了公安局。然后公安局和卫生局就到那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了。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无名尸了。但是因为他年轻,只有十几岁,身上穿的是军服,就以为他是戒严部队,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说这是上天有眼,如果不是他穿着军服,不是被送到医院,没有人会相信在天安门埋人。我接了电话说好像是王楠的遗体在医院,让我去认。然后我跟那个学生去了。学生是一定不让我去看他。因为从土里挖起来已经很不好了。他看了以后说是王楠。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晕过去了,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虽然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他去世了,但是埋起来挖出来这些事情我是没有准备的。当时就把他的衣服和头盔拿回来了。他外边穿的衣服背后有很大一滩血。"

我找到孩子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头上包着绷带,说明有人救过他。当时看不出他伤在什么地方。就看见他头上包着的绷带。血是在后背上,有很多。后来我才明白了,血从后脑流到衣服上了。谁给他包的绷带呢?他在什么情况下受的伤并被打死的呢?再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先生告诉我说,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他几点在哪儿中弹,几点在哪里死亡,他的学号是多少。我当时就想,这人既然那么长的学号都能背下来,那肯定有他的学生证。这人肯定很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就想找到这个人。我就想把他的死因搞清楚。后来半年以后我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开始出去人多的场合,真像那个祥林嫂一样,到处跟人说。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就忍不住哭了。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就跟他们说这事儿。

然后我到什么场合我就说我的孩子是怎么死的。我就想找到知情的人。后来果然有个出租司机告诉我他知道,他看见过我的孩子当时什么样,戴着个头盔。他在照相,然后部队从西边打过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了,然后军队就把他打倒了。他被打倒的时候还用手比了一个V字,右腿先跪下。我还以为他是腿部受伤了。"很多老百姓涌上去救他,戒严部队还不让救。部队说:"他是暴徒。谁过来我们就打死你。"结果老百姓也不敢过去。这个时候前后来了两辆救护车开到南长安街里头,要开出去救人,戒严部队不许它开出南长安街的街口。医生下来了,说:"那我们去抬他。"那也不许。这就说明他们有命令,长安街上受伤或打死的人一律不许救。就连打仗都不可以这样子。

后来说有个卫星要在7点钟启动,能够照到地面,所以他们把当时长安街或天安门的死人都埋起来。我有个朋友说,他有个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他听他亲戚说,他们医院新分来的大学生说还救过一个学生叫王楠。这不就找到人了吗?我就给北大医院写了封信,不久那边就回信了。他们说确实是他们给王楠包扎的。王楠的学生证、车钥匙、书,还有书包里的东西都在他们那儿。他们说当时看他还有一点体温,一看他的学生证知道他是学生,就要求把他抬出去抢救。可是戒严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中校或上校级别吧,一看这种情况就说,不能抬出去,你们要救那就就地抢救。他们就只能给他包扎了。就地抢救当然不行了,失血过多。他们两点多钟发现他的,三点多钟他才真正死亡。死亡之后,他们几个人就给他写了封死亡证明书放在他口袋里,把他的学生证什么的拿走。然后他们就被戒严部队赶走了。

在找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给我提供线索。我说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别人说不知道啊,但他们也安慰我说老太太你别伤心,说他们那儿有个邻居也怎样了,他们有个朋友又怎样了。这样我就知道很多人死了。后来我就认识丁子霖了。当时报纸上登过丁子霖的孩子,说北京市死了一个中学生,这就是丁子霖的孩子。我跟丁子霖说,那可不止,起码我的孩子也是中学生。我知道我一个朋友单位同事的孩子也是中学生,还是个女孩儿。后来我就去找过这个人,他(她)也来找过我,提供了我他(她)女儿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寻访了。

第一个采取寻访行动的是一个叫尤维洁的人。她是个遗孀,她丈夫被打死了,骨灰寄放在万安公墓。我孩子的骨灰也寄放在万安公墓。在90年的清明还是"6.4",我忘了,她给我孩子骨灰盒上放了一封信。我在骨灰盒上写上孩子是几月几号在哪儿怎么死的,她说她的丈夫也是被打死的,希望我们能够联系。我给她打电话,不巧她出差了。我把这信给了丁子霖。丁子霖给她写了封信,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这是第一次。后来丁子霖说,我们要找就都找吧,互相有个安慰。她认为我们两个认识后,心情好多了。我是因为在找我儿子过程中心情平复一些的。这样大家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交流,谈谈各自的苦恼。后来在找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生活很困难,我们就想起募捐,有很多人捐钱。

后来有个香港记者要来采访。他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说可以,他就来采访了。这样外边就知道我的孩子死了。第二次一个美国电视台也要采访,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申请出国,我怕影响我出国,就没有去。她(丁子霖)去了,去了之后广播出去,影响就更大了。她的学校就对她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很厉害地制裁她。她不服,就同政府进行抗争。她也经常跟我说,怎样坑害她,她打算怎样跟学校打官司,怎样去上告,怎样去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政治上的合法斗争,以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事情。

95年的时候,我们找到的人比较多了,有几十个。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丁子霖和蒋培昆两口子曾被软禁在无锡。我们在京的十六个人就发出了呼吁,说扣押他们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表达自己的声音,不能老是私下里谈谈、交流。我们应当站出来跟政府说出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不可能有其它途径。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邓小平还活着,我们应该把它说出来。如果以后邓小平死了,那就说不清楚了。……

这种悲伤我也形容不出来。我从心到手都在颤抖,想到的是为他(王楠)寻求正义,为这些死难的小孩子、为国家的前途尽到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常跟人说,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不替孩子讨回正义的话,你还算个母亲吗?一个小狗,如果你把他的狗崽子弄死了,或者你把一个猪仔当着母猪的面偷走了,它们都会叫的。难道我们还猪狗不如吗?对于他们个人,我并不想怎么惩罚他们,你们打死我儿子,我也把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你们的罪,这样的人是可以原谅的。政府如果能够认错,能够赔偿,能够惩办元凶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想,20年过得真快,如果他还在都是30多岁的人了。89年生的孩子现在都20岁成人了。这么长时间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还不敢解决这个问题,实在太让我们感到失望了。

记者:一通
责编:乐然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302688-2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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