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9日

六四谜案

(一)邓小平为何不怕流血

文章摘要:这个一生生活在战乱和忧惧之中的人格分裂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旧牢牢掌控着中国的军队才是酿成这场惨剧的根源。

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认为一个月前的国庆阅兵有一个缺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80多岁的人来检阅部队"。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邓小平这一代人是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带兵打过仗,文革中又被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整怕了,满脑子都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意识和阴谋诡计。这代人特别看轻的就是人命,这里面甚至包括自己家人的性命。跟历代帝王一样,在邓小平眼里,中国人就是自己手上牌、棋盘上的棋子。在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革命和权力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个人荣辱和政治前途。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就是指他行事完全是军人作风。从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并实施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就可以看出他的狠,他声称要在三年内打三个战役,基本作战方针是"从重从快,一网打尽"。行伍出身的邓小平是典型的军人思维,他的基本思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三大战役期间,却没有意识到时代早就不同了。早在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因为犯了现在看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的过错就关被进监狱,一些犯了轻罪的也被法院草草处以重刑。但最后的事实证明,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贻害很深,不改善大的生存环境,再多的严刑峻法也不能阻止无序的洪流。此外,由他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手笔,从1972年就开始宣传、推广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经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正式强制执行。尽管中国人一向有"多子多福"的传统,但邓小平偏不信这个"邪"。在此之前,全世界除了新加坡实行过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强制性节育政策。我在这里并不是指在中国实施这个政策完全没有道理,是完全错误的,而是想通过这样一件事,说明邓小平敢干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尽管邓小平不怕流血,但不等于他希望流血,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政要,他还要顾及一下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他当然希望学生最好是和平撤离广场,发布戒严令的初衷就是为了吓一吓学生。但邓小平看不出学生有一点想撤的意思,倒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广场静坐的大学生当中。王丹曾于5月27日在广场上宣布和平请愿将在当月30日暂告一段落,当局显然也在等待这个承诺。

据香港《文汇报》5月25日登载的一则消息称,若干人大常委会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明当时确实有人大常委会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一事,而这个会议的召开日期据说定在了6月20日。学生们也在期待这个日子,希望届时多数人大常委良心发现----罢免李鹏、撤销戒严,前广场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封从德引述另一位学运领袖李录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王军涛拍拍我的肩膀,很诚恳地说:要是同学们愿意坚持到六月二十号,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指挥部说要什么吧,人力财力,我们都可以提供。说完,大概也是王军涛,当即将"五月三十日"(撤离广场)划掉,改回为"六月二十日"。
(封从德《天安门之争》)所以说,广场上的学生即便5月30日不撤,再耗三周绝大部分也得撤。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再等一等呢?

邓小平首先是担心夜长梦多,恐生变数----再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乱子,危及自己的面子、声望和地位;其次,就是他担心长期混乱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以他一贯重利、务实的法家思想----"不管黄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也不足为怪,老鼠就是经济指标,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好经济。他肯定也知道"人命关天"一词的份量,但他显然认为这帮静坐学生的命不值这个价。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自然清楚坦克上街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用武力镇压平民的可怕后果----战争年代到处都在滥杀无辜,他可以相对容易地掩人耳目,但一九八九年整个世界都在走向和解,中国也正处于少有的和平、发展期。所以,他一直都在为何时动武,如何动武而犹豫不决。

邓小平最担心的是学生不断借机搞事,没完没了。可以说,即便到了学生设定的最后静坐期限----6月20日,静坐学生也不见得就能全部撤下来。但他应该知道,6月20日镇压和6月4日镇压的性质会完全不同。首先,人大常委会通过戒严令,镇压名正言顺。其次,静坐示威的学生会比现在要少很多,最后,支持学生的北京市民也会完全失去兴趣,戒严部队挑一个工作日的凌晨清场,完全可以做到兵不血刃,易如反掌。

1989年6月3日晚,邓小平政府强行将近十万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塞进一个怒火冲天的城市,其后果邓小平应该心知肚明,肯定会流血,不确定的是流多少的问题。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下令北京的医疗、救助机构准备相应的应急措施,事实上,绝大多数医院当晚都没有接到有紧急任务的通知,几乎全都是下面的医护人员自发地组织参与救护的。而冒着枪林弹雨,在北京大街上收尸和抢救伤员的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而正是由他发出的一道限时清场令一手制造了这场毫无必要的大屠杀。

一开始,邓小平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有过两手准备,一是从东长安街方向派出佯攻的徒手部队,他们对这支部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吸引北京的抗议民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截然相反的方向上。而另外一边,西长安街就是最坏的打算----开枪清场,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这个杀人计划是由中共历来委以重任的38军来完成的。当然,邓小平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是:六月三日便装军人到位,包围广场,震慑民众,六月四日凌晨武力驱散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那么戒严部队到时候只须动用催泪瓦斯和棍棒清场就足够了,到时候,最多不过对天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把剩下的几百个、上千个顽固学生两人一个强行架上军车或者乱棍打散,不影响星期一北京市民照常上班。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在天安门附近缴获的武器有很多是没有枪栓----不能用的,他们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害怕民众抢枪,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当局刚开始想用空枪威慑民众,他们也害怕解放军受不了群众的攻击而失控,一旦全都开枪,就坏大事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做样子的,他们还是留了最后一手。所以,六月三日下午一点左右,在六部口就发生了数百武警和公安施放催瓦斯抢回弹药车的流血事件----这辆车上装的就是真家伙了。

但令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文革、改革两次洗礼的北京老百姓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仅识破了他的阴谋,而且成功地围堵了军车,并收缴了戒严部队的一部分武器。这一切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既恼羞成怒,又忧心如焚。在六月三日深夜的最后一刻,他或许还在为"人民子弟兵"能否坚决执行他的命令而忧心忡忡。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向中国人民开了枪,个别解放军官兵甚至杀红了眼。六四之后的最初几天,从下面反映上来的死伤情况,明显缩小了民众的伤亡,夸大了戒严部队的死伤,我估计邓小平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的误导----

......在平息(暴乱)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以至于六月九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还底气十足地表示:"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很显然,邓小平不仅低估了民众的抵抗,
也高估了解放军的觉悟,殊不知时代早就不同了。这个一生生活在战乱和忧惧之中的人格分裂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旧牢牢掌控着中国的军队才是酿成这场惨剧的根源。

有人以为邓小平是因为担心传说中将于6月2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才下令镇压的,如果届时人大常委通过了"解除戒严,罢免李鹏"的议案,那么邓小平将无地自容。这种看法太幼稚了,他们似乎还不知道人大常委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可以断定,即便确实有这样一个会议,有这样一个议题,有一些弃权票甚至是反对票,但届时戒严令照样通过。我相信,且不说这些见风使舵的官僚,即使当时来个全民公决,已经得到经济实惠的中国人也必定会站到党中央一边(当然大多数人不一定赞同开枪镇压)。所以,与其说中国的民主之花是被邓小平扼杀的,还不如说是因为土壤过于贫瘠,气候过于寒冷。大环境不到,再娇艳的奇葩,转瞬之间就会凋零。邓小平是有绝对取胜把握的,他把国民性看得很透----全都是"贱皮子",一打就散了。

邓小平一直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在他眼里,学生就像婴儿,不给他们点苦头吃,他们是不会走着正路的。他相信自己才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可不是吗?至少在中央,多数人都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嘛,军队也是听话的嘛,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镇压人民,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美国也镇压学生运动嘛,言外之意是你最多说他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他文革中已经当过"走资派"了,他不蹙这个,因此他站得端,坐得直。

至于西方国家的制裁,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坚信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多不过是强烈谴责一番,光打雷不下雨,即便是真有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最终也还是要回来的。1989年年初,邓小平似乎已经闻到了越来越近的硝烟味,3月4日,他就对赵紫阳明确表示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是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赋予他们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百姓的生命难道是可供他们随便支配的物件?只要邓小平一点头,枪杀平民不仅不会有上军事法庭的担心,而且还是光荣的平暴英雄。他没有想到,一旦赋予了这种邪恶的非理性力量,倒霉的就不仅仅是他的政治对手,还包括他自己,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重症患者应该知道自己是在饮鸠止渴,但当时的他显然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解燃眉之急再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今恶死亡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中国的暴君都是这个归宿,明知道不仁的后果还是要硬来。但我觉得这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人生观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暴君身上,而是中国人"短视"的通病。

(二)为什么会是六月四日

文章摘要:事后,据赵紫阳回忆说,其实邓小平他们早就想动手了,只不过中央还有像他这样不同的声音。

八九民运爆发一个多月以来,尽管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阻断了北京市的部分交通,但并未造成公共秩序的失控,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价格几乎没受影响,人们照常上班,中、小学也照常开课。即便是不时传来零星枪声的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来到位于东皇城根的学校时,同学中也没由几个迟到的,在我印象中,全班同学陆陆续续基本上都到齐了,学校最后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让我们回的家。事后,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统计数字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北京因为这场政治事件蒙受的经济损失达十多亿元人民币(有关部门报告),但当年中国的GDP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仍旧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证),这与光州事件后的韩国三十年来首次出现GDP负增长和财产损失达十多亿美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么长的时间都耗过来了,为什么邓小平政府不愿意再把学生拖一段时间,让学生自觉无趣后撤离呢?王丹曾于5月27日在广场上宣布和平请愿将在当月30日暂告一段落,当局显然也在等待这个承诺。但6月1日之后,静坐学生主动撤离的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天安门广场上仍旧时不时有新鲜的刺激冒出来。香港方面捐助的帐篷和其他物资的及时到位给学运注入了最后一针强心剂,在北京又掀起了新的一轮抗议高潮,6月2日,侯德建、刘晓波等"四君子"的绝食行动,打乱了当局的清场计划。据曾经前去跟戒严部队谈判的前学运领袖之一的周舵透露,一个自称叫"季新国",肩章上有三颗星的上校曾对他们表示说:"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罗裕平《点点记忆》天地图书1999年香港出版)但他们四人绝食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在他们宣布绝食之前数小时,邓小平已经开始部署他的军队了。

事后,据赵紫阳回忆说,其实邓小平他们早就想动手了,只不过中央还有像他这样不同的声音。而如果在5月20号发布戒严令当日,邓小平就命令军队强行"攻城",可以肯定地说,实施戒严的成功可能性不大,而且后果严重。首先,刚进京的军队对老百姓下不了手;其次,学生和市民正是斗志正旺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赵紫阳的势力还没清除,即便强行进了城,情况也许会更遭。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改用边拖边等的办法,等到时机成熟再动手。但这段时间他和军队都没闲着,他首先是"清君侧",然后紧锣密鼓地谋划"破城"的办法。只有广场上的学生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整日陶醉在自由民主的梦乡中,对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浑然不知。他们既不愿意让市民的力量过多介入,也不屑于跟政府中的温和派联合,生怕如此一来,毁了学运的纯洁性,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相信政府敢对他们动粗,更没想到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

学生5月30日撤离的承诺没有兑现,大失所望的邓小平肯定有一种被当猴耍的感觉,邓小平已经不想等了。当他发现广场上的静坐学生根本就没有一点想撤的意思后,就再也没有耐心了,恼羞成怒的他决定武力清场。原计划是儿童节的第二天即6月2日的凌晨一部分军队化装开进市内重要警卫点;6月3日正式下午进入镇压状态;6月4日凌晨完成清场任务;6月5日,星期一,各单位照常上班。

六月三日本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八九年那会国内尚无实施双休日,单位和学校一般要到星期六下午才开始放假。如果当局选择一个工作日镇压,那么北京的死伤者会少得多,北京人一般睡得比较早,平时到晚上九、十点钟,街上就基本上见不到什么行人、车辆了,节假日则会睡得稍微晚一点。但邓小平最终还是选择了星期六的深夜动手。这很大可能是当局试图在周末解决问题,不影响星期一北京人照常上班,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但如此一来,民众的伤亡势必会增大。如果他们仅仅是考虑到周末晚上北京人会睡得比较沉、比较熟,那这就是刽子手们自掘坟墓的重大决策失误。因为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有限,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卡拉OK什么的,电视节目也很单调。整个八十年代,北京人一般都有夏日傍晚遛弯、纳凉的习惯,周末出来的人就更多了,知道天安门广场这里有个"大戏台",当晚又恰逢"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自然都会往这边凑。六月三日入夜后,我也骑车去广场兜了一圈,看到满街人头攒动,都是看热闹的,心想这哪有什么暴乱啊,再说了,有这么多北京人保护学生,手持棍棒的公安、武警怕也只能是戒严部队的下场----被民众围堵,最后灰溜溜地返回去。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再加上高考在即,所以,很快就骑车从六部口那边绕北海桥回家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旷世惨剧正莅临北京,而且是以一种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方式莅临的。

七十年前,军阀政府镇压五四运动的日子也是始于六月三日,逮捕人数最多的一天则是六月四日。中国最大两次学运的转折点都在六月四日,但五四运动从此走向了胜利,八九民运则从此宣告失败。没人知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天意?

(三)谁下的开枪令

文章摘要:就算天安门广场上盘踞的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也要考虑抓捕成本,会不会伤及无辜者,以及社会影响的问题。......更何况,他们面对的仅仅是一群为所有中国人争取权利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深夜,到底是谁下的"开枪杀人令",至今仍旧是个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开枪杀人之前,戒严部队指挥部肯定请示过最高当局,即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首肯或者暗示,戒严部队指挥部绝对不敢下达格杀令,除了邓小平,谁都做不了这个主。赵紫阳一直否认六四开枪杀人有具体的下令者(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要么是他确实不知情,要么就是他在隐瞒、掩饰什么,以免给本已悲惨的软禁生活增添新的麻烦。

以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的史料来看,戒严令无疑是开枪杀人的前提,尽管6月3日晚8点后戒严部队的清场主力早已是荷枪实弹,在公主坟大转盘受阻后军队就已经获准对天鸣枪了,但不惜一切代价,按时抵达广场的军令才是最致命的。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戒严一日》(精选本)一书中,一个叫杨福臣的大校参谋长回忆道:"6月3日晚8点左右,他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可以对空鸣枪的指示。"而当一个叫王健平的旅参谋长追问他"鸣枪后群众不散怎么办"时,他的回答是:"那就朝地下打。"(《奇速用兵太阳宫》)在同一本书里,一个叫王福义的38军少将政委证实,在木樨地之前军队的统一口号是:"动乱不平,绝不收兵","坚决制止动乱"。一过木樨地,口号立马变做"严惩暴徒","如若阻拦,坚决还击",而后一句话既不是语法不通,也不是强词夺理,而是赤裸裸地"格杀令"。(《铁流东进天安门》)据说邓小平于6月3日当晚曾下达过"阻拦军车,格杀勿论"的指令,现在看来,这个传言是可信的。尽管邓小平已经授予了戒严部队可以使用一切手段的权力,但邓小平的命令不可能具体到某个时候喊"预备----放"。而"没有例外"的开枪杀人令究竟是谁,在何时下达的,是戒严部队指挥部早有预谋,还是38军在激烈的军民冲突中仓促下达的,均不得而知。

戒严部队手头上的催泪弹不够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是一个方面,以至于一些部队也用棍棒、砖块和石头驱散民众,但这并不能成为必须开枪杀人的理由。因为学生和市民的阻击虽然极其顽强,但在枪声、催泪弹以及坦克、装甲车的步步紧逼下,还是在缓缓后退,如果不是当局急于在星期天凌晨完成清场,而是用三、四天或是更长的时间实施常规镇压,十多万的兵力,两人对付一个,没可能拿不下天安门广场,完全没有必要限定清场时间。这多半是因为行伍出身的邓小平缺乏想象力的拍脑袋作风,他完全把镇压学生运动当成了一次你死我活的军事行动,就跟打"淮海战役"似的,为了快刀斩乱麻,不择手段。后来戒严部队之所以得以按时清场的关键是可以向任何怀疑目标使用一切手段而不用付任何责任,这招极端非理性的"霸王硬上弓"毫无政治技巧和军事手段可言,真不知道最高决策层是干什么吃的,或者另有隐情,这都是谜。

或许,邓小平他们以为在中国会出现像以色列军队对付巴勒斯坦的抗议民众那样的情况,以方阶段性地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若干年都没能镇压下去。但他们不明白,这就是文明的代价,这就是人不同于机器和禽兽的地方。就算天安门广场上盘踞的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也要考虑抓捕成本,会不会伤及无辜者,以及社会影响的问题。如果执法者不计后果,一味地蛮干,误伤无辜者,造成恶劣影响,即便是做一件逻辑正确、法理正确的事也是在犯罪。更何况,他们面对的仅仅是一群为所有中国人争取权利的大学生。

(四)伤亡人数之谜

文章摘要:退一步说,即便"六四"的遇害平民为当局所报的二百一十八人(肯定不止这个数字),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就意味着从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半军队在木樨地正式向人群开枪起到六月四日凌晨学生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这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均每分钟杀死一个平民。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在其所作的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了"六四"期间北京市民、学生和戒严部队官兵的伤亡情况:

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二百四十一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二十三人,地方二百一十八人。戒严部队二十三人中,解放军十人,武警十三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二百一十八人中,北京高校学生三十六人,外地人员十五人。......约七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五千余人,重伤的一百三十六名;市民约二千人。

现在看来,官方所公布的平民遇害人数是比较接近实情的,那为什么当局会公布一个相对靠谱的数字呢?这显然不是源于他们的真诚,而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当时接纳伤员、死者的北京各大医院以及红十字会的统计是瞒不住的,再加上当时海外和民间的伤亡估计普遍过高,所以,他们认为不如干脆说出比一般预想要少得多的伤亡统计反倒要好些。当时北京人一般预料的遇害平民人数为五百到两千人,这是因为人们凭着直觉看到枪响后老百姓倒下去一大片,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因受伤或者受到惊吓而倒地不起的。我在这里倒不是想为戒严部队辩护,因为截至2008年经与丁子霖女士的统计数字核对,现在有稽可查的遇害者名单上的人数是188人,即便是加上那些失踪者(包括被军队现场掩埋或者火化的死者)以及身份不详被直接送往火葬场的死难者,我坚持认为六月三日夜里到六月四日白天的遇害平民人数也不会超过三百。至于六月五日到第二年的一月十一日中共国务院解除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这段时间的死伤人数则更难统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直到当年的八月下旬,戒严部队零星的非理性杀戮还没有完全停止。据丁子霖女士查证,6月6日深夜,38军又在南礼士路口一带制造了一起枪杀过路行人的暴行,这次屠杀共造成了三死两伤,当时我也听到了来自西边密集的枪声,我父亲还说呢,平暴都结束了,只有可能是内讧开枪或者是军火库爆炸。第二天,38军换防时,又在建国门国际饭店前面的人行道上制造了一起致使七个平民死伤的屠杀事件,事发后不久,我和家人恰巧经过,目睹了地上的斑斑血迹。而我本人在八月底亲眼看见六个解放军士兵在景山后街(邓小平寓所附近)当街枪杀了一名男青年。但即使是这样,这一时期被军人当街杀死的老百姓,包括被中共"公检法"正式执行极刑的"反革命暴徒",加起来的总人数应不会超过一百。

但退一步说,即便"六四"的遇害平民为当局所报的二百一十八人(肯定不止这个数字),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就意味着从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半军队在木樨地正式向人群开枪起到六月四日凌晨学生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这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均每分钟杀死一个平民。而在木樨地一带,短短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戒严部队就当街枪杀了近百名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至于伤残者的人数则很难估计,但至少是死难者人数的数倍以上。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民运造成的伤亡无疑打破古今中外无道执政者镇压学生运动的世界纪录。

至于当局所公布的学生和市民的受伤人数则一定会有很大出入。当局统计为两千人左右,而事实上,很多轻伤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并未到医院就医,或者没有在医院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任何记录,一些被戒严部队抓捕后受虐致伤致残的老百姓也不可能统计在内。无论如何,老百姓的真实受伤人数绝对不会少于政府所宣称的戒严部队受伤人数(五千多人)。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从六月三日晚开枪到六月四日白天,多数被子弹击中的伤者倒不是因为戒严部队对他们特别关照,手下留情,子弹还是那颗子弹,只不过他们的运气要比那些被击中要害的好很多。

据丁子霖女士统计,在得到证实的188名死难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9岁小男孩吕鹏(死者生前为小学三年级学生,我曾在一部纪录片中见过他躺在车上的遗体),年纪最大的是66岁退休工人张福元(据说老人生前还是共产党员),年纪最大的女性是一位叫马承芬的55岁退役女军人(据说她于1949年参军,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最年轻的女性为19岁的张瑾(据说生前为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在这份"六四"死难者名单上,在校学生现在已达71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职业学校学生、大学本科生、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年一个来我们学校跟高三年级座谈的38军下级军官在私底下对我们几个男生坦言道:人群后面有人扔石头,他们只好向挤在最前面的群众脚下开枪,打着的都不是暴徒。

相比之下,官方所报戒严部队受伤人数的水分则会非常大。六四镇压后,北京当局公布了37名"共和国卫士"的名单,包括15名死者和22名伤者。可见,军方真正拿得出手的仅有这37人(其他伤亡军人中有的是被他们自己人"误伤"的),至于那5千多伤者,怕是连自己不小心蹭破块皮的也给算进去了。十多万的野战部队,如此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即便是一次实弹军事演习的意外死亡人数也有这么多。而这一切,只能归结为军民武力对比的本质悬殊以及多数北京人由始至终的菩萨心肠。除此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戒严部队在镇压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进行了精心、周密的策划和演练,在镇压过程中又执行"无限防卫"原则,杀人士兵根本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士兵开枪杀人没有任何违法顾虑,杀多少人政府都给你"埋单",敢杀人是英雄,不杀人反倒要进军事法庭。在六月三日晚开枪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京老百姓只要扔一块石块,哪怕只是喊了一句口号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连不少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抢救伤员的市民、学生也会遭到戒严部队的攻击,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军队的伤亡率大幅度降低。

邓小平召集几个早已退休、半退休的中共元老在家里这么一聊,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歧于不顾,绕过人大常委会,违宪、违法发布戒严令,在北京城内根本没有发生武装暴动和严重刑事案件的情况下,打着保护首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幌子(事实证明,真正危害北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正是是他们),开枪杀人,强行清场,跟发动军事政变无异。况且,即便"六四"不是发生在和平年代的一场本国军队针对本国老百姓的血腥镇压,而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外战争,邓小平一伙和他们的"党卫军"也至少违背了1950年10月21日生效的日内瓦四公约(中共当局于1956年加入此公约)里的三个,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日内瓦第1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日内瓦第3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日内瓦第4公约),更粗暴践踏了194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恐吓、要挟的是中国老百姓。

(五)八九民运的真正起因

文章摘要:作为文革后期和改革初期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这代大学生就像那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他们容不下世间任何一点丑恶,他们要为一个新的时代正名。

八九民运那一代大学生是从文革的硝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当过"红小兵"("红小兵"组织是文革中取代旧的"少先队"后的产物,又有别于红卫兵,其成员年龄一般比红卫兵小,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经讨论决定,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却又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难,锐气尚存,他们跟前几届感恩戴德的"知青"大学生或再早几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一样,也不同于后几届完全没有文革记忆,生于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从他们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发现现实生活与他们课本上、影视上所学、所看的内容越行越远。当他们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时,必然是满怀激情,充满幻想的。他们生长在新旧两个时代的接合部,同时时代也正需要对刚刚开始的革命予以正名,这一伟大的文化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充满自信同时又充满活力、激情的年轻大学生身上。

文革是把双刃剑,它为专制张目的同时,也锻造出一批敢为信念搏命的造反派。在西单民主墙上呼唤"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就是昔日"联动"的红卫兵,我们可以注意到,八九民运中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的柴玲言行还保留着文革痕迹。可见,一而再,再而三的愚弄后,再愚昧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是可以人为改变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中国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没有大的刺激就不会有大的觉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觉醒打下了基础,到最后怀疑毛泽东只是时间的问题,十年"文革"的必然结果是:一些人的思想更僵化了,一些人却开始觉醒。

在旧的"革命"文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文化真空,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赤子之心。开放政策带来了全新的西方文化,旧文化受到了冲击。作为文革后期和改革初期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他们的良知几乎没受到多大的扭曲和伤害,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上升期,而且这一时期始终是一个良知得以不断彰显、释放的过程,这与五四运动时期以及文革初期的文化状况很相似。这代大学生就像那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他们容不下世间任何一点丑恶,他们要为一个新的时代正名。

当争取自由、民主的口号从这些被世人称为"蓝蚂蚁"的中国人的口中喊出时,无疑是令人震撼的。八九一代特别能体会到自由和开放的可贵,所以,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会有这样由衷的兴奋与感慨----没有一代人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样美,也没有一代像我们那样嘲讽过国家、政府和领袖。(纪录片《天安门》)

八九民运的爆发,其根源上还有经济的因素,而且还是对政府不满的总源头。在1989年4月18日的千人讨论会上,学生们通过了七条要求,虽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被羞涩地排在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之后,但毕竟还是被提出来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脑体倒挂"的现象,这条夹在其他的七条诉求里显得是那样地突兀。此外,"官倒"、"腐败"盛行也是激起民愤的重要原因,当年五四纪念日大游行时,我注意到很多路人一直在一旁默默地观望,只有当学生喊出"打倒官倒"时,一个黑脸中年人才跟着学生大喝一声。回顾八九民运,胡耀邦的逝世只是导火索,赵紫阳的同情则是强心剂,只有民主述求恰恰是八九民主运动中最虚、最弱的东西,成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好在当时多数学生领袖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借学运促成政治体制改革,鼓舞共产党体制内的民主派。那时候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已经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了,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是万能的良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学生领袖一旦离去便"树倒猢狲散",并不是中国人完全没有韧性的反抗,而是当时根本没有多少人认识到民主、分权的重要性。

对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来说,中国八九民运的动力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主义,从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四日早上,在广场和长安街上,人们喊得最多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中国人的跟我上,砸当兵的去","中国人,站起来",十年之后,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的反美游行的原动力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此时学生们坚信是美国在遏制中国,不愿中国强大,而彼时他们认为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束缚了国人的手脚,阻碍了中国的腾飞,即如柴玲说的----"要亡国了!"尽管在镇压刚刚结束时,局势尚未明朗,到处都是各种骇人听闻的杀人传闻,甚至是解放军兵变的消息。但事态基本平息之后,政府在面对西方媒体咄咄逼人的诘难时,老百姓又替他们捏了一把汗,生怕他们答得不好丢了中国人的脸。一方面觉得政府镇压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不错,没丢中国人的脸,这种矛盾心态集于一身的事实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心智不全。

八九民运之所以能闹到空前的规模,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发自内心的敬畏。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敬畏"一词用在这里绝非夸大其词,因为整个八十年,大学生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西汉独尊儒术,虽然阉割了孔孟之道,但儒家知识分子受到了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关注和重视,这才有了后来的太学生"清议"。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虽然是出于巩固"党天下"的考虑,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激发了大学生参政、议政的自信。又由于邓小平所说的"知识"和"人才"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民间才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所以,1986年最早闹起来,并且闹得最凶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的那次游行要晚两个多月,规模也要小得多。大学生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高考竞争进入大学,政府规定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都可以参加高考,一旦考上大学,他们就成了国家干部,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内,并顺理成章地端上公家的"铁饭碗"。但人们对于他们的敬意还不光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政府权威的认可,或是他们是国家干部,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而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能力----能从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是百里挑一的精英,所以人们把昔日用于皇帝的桂冠"天之骄子"真心实意地奉献给他们,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聪明、刻苦,德智双馨,他们是国家的栋梁;而在官方看来,他们是"自己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前途无量,后生可畏----他们的任何一种言行(即便是荒诞不经)都被视为自有其道理。中国人对读书人(特别是获得功名进入体制内的学子)的崇拜是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的,即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为获得科场智慧而刻苦、用功,最后修炼得道,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即便是愚夫愚妇也知道考上大学相当于昔日的中举,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自然视他们为无冕之王。文革中,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表面上急剧下降,但不少心里仍很清楚----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邓小平上台后,特别强调科技知识的重要性,他说: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政府的礼遇,民间也就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说法,像研究天体物理方励之之所以能成为1986年年底合肥科技大学乃至全国学潮的"幕后黑手"并非偶然,学理工的学生自认为"高人一等",以为政府也当他们是块宝,不会把他们怎样,所以敢为天下先。1988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知识分子的自信心空前高涨,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与几个月之后的全国学潮爆发有着直接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盘踞广场的是一群个体户或者干脆就是无业游民,一定会被老百姓骂做小痞子闹事,别说没人声援、支持了,就是叫北京工人组织民兵前去清场都有可能,就像当年北京工人镇压天安门四五运动一样。在八九民运中,许多参与到学生队伍的北京市民也被普遍认为是捣乱的二流子、流氓和坏人,不仅大众排斥,就连不少学生也生怕跟他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破坏了运动的"纯洁性"----似乎争取民主只是学生的专利。

在广场的最后一幕,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刘晓波在劝说一帮准备武装反抗戒严部队的北京个体户放下武器时,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罗裕平?《点点记忆》)这种观念在当时很普遍,政府也乘机予以强化、挑拨、离间,动不动就说这个是黑手,那个是痞子,六月四日之后不久,当局的这种分化民众的做法就产生了效果,他们一开始并未深责大多数参与游行、绝食、静坐的学生,而是把所有的罪责都栽赃到这些所谓的"暴徒"身上,说他们是一小撮社会渣滓、无业游民,死有余辜,无辜群众被误伤也是他们造成的,渐渐地,一般人也深以为然。

在纪录片《天安门》中,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政府的信访局门前每天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他们因为学生领袖的到来受到了空前地"关注",而他们自然也不愿放过这个倾诉冤情、展示苦难的机会。一些记者一边举着话筒采访学生,一边不停地回头看一眼这些跪在地上喊冤的访民。这回学生也成了有冤要诉的"上访者",和这些来自乡镇成日的访民们第一次同病相怜,即使是这样,访民和学生仍旧各自为政,自认为是精英的大学生自然不屑于与这些见人就哭天抹泪的愚夫、愚妇为伍,访民们自觉自己的个人得失实在与胸怀天下的广场示威相去甚远,尽管他们因为有大学生出入信访局而第一次短暂地进入媒体的视野,但如果你问他们对学潮的看法,他们首先会表示同情,但也跟当局一样认为那是动乱,并相信自己比那帮吃饱撑得了的学生要冤得多。但旁观者都像局外人一样心怀怜悯地看着这些访民在那哭闹却并不施与援手,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变为蒙冤者,又成了另外的一些人眼中的一道风景,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最基本、最基层的民主意识,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哲学。一直以来,老百姓就是一盘散沙,政府便容易分而治之了。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时多数中国人对学生的声援更多地是出于同情,就跟那些上访者的心态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就不清楚民主意味着什么?能派何用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饭碗和物质得失,觉得学潮跟自己的关系不大,最多就好像是在影院里或是电视里看到感人故事后,便打电话要导演改写故事的结局一样。他们在六月四日的英勇之举也多是出于对血腥屠杀的感官义愤,他们一心想要保护学生,却偏偏就没想过,在暴政面前,"天之骄子"尚且命如草芥,更何况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自己。

(六)解放军是怎么想的

文章摘要:同样是人,北京的老百姓出于道义,舍命保护学生,那本应该代表正义一方的"执法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能良心发现,拒绝向示威民众开枪呢?大不了进军事法庭,蹲几年牢。但他们宁可当"千古罪人"夺人性命,也不敢抗命。说明他们一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二是不愿意为这些不相干的人付出任何代价。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是:政治权力的归属应由选票决定。武装力量介入政党之争,是社会的大忌,连军人以个人身分参与政治活动,都要受到限制。而国内秩序的维持者,一般都是公安部门和警察的事。军人的职责,基本上只有保家卫国、抵御外敌入侵。即便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按照国际法和惯例,军人对别国平民使用武力也是要受到谴责和制裁的,而动用冲锋枪、机枪、坦克、装甲车上街屠杀本国同胞的罪行(按《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中的无耻说法,即"以堂堂之阵对付乌合之众")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理所不容的。在当时,名义上并非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军委主席邓小平一纸调令,十八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和武警就被悉数招进了首都北京,来镇压为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反官倒和反腐败的学生,人们不禁要问:这支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底是谁的军队?

同样是人,北京的老百姓出于道义,舍命保护学生,那本应该代表正义一方的"执法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能良心发现,拒绝向示威民众开枪呢?大不了进军事法庭,蹲几年牢。但他们宁可当"千古罪人"夺人性命,也不敢抗命。说明他们一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二是不愿意为这些不相干的人付出任何代价。

有不少现场目击者证实在北京有部分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因为当时的北京并不具备军人哗变的要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也跟我说过这样一个情节,说是有一群被民众围困的无枪军人曾向人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会帮学生拦截军车,我认为这些军人之所以会这样说既有可能是出于一时的良心发现,也有可能是为求脱身临时想出的权宜之计,而我更倾向于他们只不过是随便这么一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大部队赶到后,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怎么说,正直军人挺身而出阻挡邪恶军车的火爆一幕没有在六四悲剧的舞台上上演,不知道日后善良的东郭先生们能否从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手持棍棒,追打老百姓的恶狗中辨认出这些伪善者的身影。

军队下达"格杀令"后,确实有戒严部队相互"误伤"的情况发生,在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中,记录了一支戒严部队因为吃了友军的"哑巴亏"而群情激愤的实例:

一辆装甲车高速驶达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竟然将正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9集团军第115师的一辆军用卡车迎面撞翻在地,不少官兵被�出车外,将一名士兵的头部辗爆,当场死亡,脑浆、鲜血溅了一地,另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伤。这辆装甲车肇事后继续前进,并没有停下来。从军用卡车车厢被�到地上的士兵们跳起身来纷纷破口大骂,大声叫嚷:"老子不干了!他妈的,老子不干了!"一位基层军官怒不可遏,从腰间拔出手枪,带领着一群士兵奋力追赶肇事的装甲车,喝令装甲车停下来,但没有见效。

而在官方的《戒严一日》一书中对这件事也有相应的描述:六月四日凌晨1时左右,上面已经下达了"格杀令",一辆开往天安门的装甲车行进到建国门桥上,将另一支戒严部队的一辆带蓬的军用卡车撞倒,造成军人伤亡。这支部队的一名大校师长回忆道:"一时间,队伍像脱了缰的马,有的战士甚至痛哭喊叫起来。"(张作礼《向共和国保证》)

但上述特例离军队反戈一击的文化气候还有很远的距离。

解放军官兵中的大多数来自农村,以当时解放军的普遍认知水平来看,他们不可能超越当时中国农民的普遍认知水平。在中国农民看来,稳定压倒一切,这帮大学生、城里人完全是吃饱饭没事干。当时在北京郊区爆发的一次农民反动乱游行看得出来并非完全是由官方组织的,否则他们更应该在北京市区组织一个。千百年来,这些道家信徒对政治毫无兴趣----你们知识分子爱怎么闹就怎么闹,谁当皇帝都无所谓,只要有饱饭吃就行了。在中国,正是农民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一来,城里闹得再轰轰烈烈,就算整个中国真有传说中的一千万人上街游行(我倾向于二、三百万人次),与八、九亿农民一比,确实是一小撮。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中提出"批判军内走资派"问题。社论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当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篇社论,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还我长城"。社论的主要起草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随即就被隔离审查。这篇看似没什么问题的社论为何触怒龙颜,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吗?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既不是资产阶级(老干部)的,也不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的,而是毛泽东的。

整个八十年代的解放军官兵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状态基本上还停留在文革末期的水平,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军队号召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思想改造运动意义深远,直到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政府都还在吃这个老本。邓小平在遭受了文革带给他的个人耻辱和家破人亡之后,却又一次受用毛泽东的恩惠,这也就是他为何反感文革,却又一再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解放军从上到下对于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从枪林弹雨里出来的"老革命"是真心崇拜的,在他们心目中,这些带过兵、打过仗的中央领导人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的命令自然就是金科玉律。这是中国军队的传统。

中共建国以来,解放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是天生的道家信徒。他们笃信"稳定压倒一切",仇视一切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人和事,恨不得灭之而后快,正如如老子所说:"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文革一开始,他们就十分反感吵吵嚷嚷的红卫兵,但碍于"毛主席"的面子,再加上这些"小将"打倒的又是"地"、"富"、"反"、"坏"、"右",所以刚开始还能够耐着性子旁观,但后来造反的矛头对准了军队老干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营,抢枪、抢军用物资。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军队就不干了,渐渐地,一些军人就不那么听话了。

1967年2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中共老军阀就与代表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严重冲突。谭震林在会上所说的一番话很具有代表性:"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我相信,谭震林这番肺腑之言,同样是行伍出身的邓小平也会感同身受的。

一周后,即2月23日,青海西宁市就发生了发生军队武装镇压红卫兵的流血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本来是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副组长,说起来还是为了响应毛主席"支左"的号召,为了对报纸电台实施军管,赵永夫于23日调动解放军,亲自带队攻占报社,但当时《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控制,于是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开枪互射,民兵当然打不过正规军,造成了377人伤亡。其中平民死169人,伤178人,解放军死4人,伤26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杀伤老百姓,青海军区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当天,叶剑英听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审查,之后将他关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去世。

尽管六四屠杀跟这起镇压事件是性质和形式截然不同的两起事件,但在农民出身的军人们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看不惯一切挑战秩序和权威的新奇事物。在他们看来,1989年追求西方民主的大学生和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是一样的,用老子的话来说都是"为奇者"。当初他们造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属于典型的"饭碗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饱饭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坚持信仰或者其他因精神追求方面的原因而造反的全是无事生非、神经病,他们才不管这种动乱的根源是来自左还是右。

从叶剑英的态度就能够看出军队对于动乱的天然反感,毛泽东一死,军方就再也憋不住了,所以,叶剑英一抓四人帮,"党中央"一反文革,昔日奉旨"支左"的解放军连泡都没冒一个。直到八十年代,他们这种固守陈规的天性依旧没变,但对于社会的不满却要比以前强烈得多,尤其是对八十年代日益加剧的城乡差别十分不满,一听到"西方"、"资产阶级"就会打心底里厌恶,如果再加上"自由化"或是"动乱"就更反感了。

一直以来,解放军可以说是代表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心态。1989年6月5日,也就是解放军血洗京城后的第二天,在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封题为《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的几句心里话》的读者来信,这是一个叫李世玉农民写于1989年5月19日晚(颁布戒严令的前一天)的一封信,而他的家乡更是耐人寻味----安徽省无为县(著名的保姆之乡,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以此为背景)泥以镇马难村,"无为"是老庄文化的精髓,而保姆则代表了进城的农村人。联想到几天前在京郊三县爆发的"反动乱"集会游行(经公安部门批准),再来看看这位安徽农民的说辞:

同学们,就你们的爱国热情和主观愿望,和我们农民的心愿是一致的,我们是赞同的;你们的才学和所懂的事情,比我们这些成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要多得多。你们想没想到:如果我们全国八亿多农民也和你们一样罢工、罢田、罢地,到大街上去游行请愿,哪怎么得了啊!

我们还能怀疑这不是当时农民的心声吗?尽管这里面确实有当局安好"媒子"作秀的成分。前不久我在网上看见有个自称是农民兄弟的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也很具有代表性:

有次我到叔叔家,他家有报纸。俺堂姐和我说:"北京的大学生闹事了。听说他们爬上树,爬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放花圈,还骂人呢。"我当时听后感觉有些难过,因为大学生在我心中是天之骄子,怎么反对共产党呢?在那时,共产党在我心中是十分正义高大的,是雷锋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形象。而大学生的形象,这时在我脑海中变成了一个留着长头发,坏坏的小痞子的形象。

六四过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到广西的一所师范大学读书。那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广西的乡镇,很多学生都打听到我来自北京,有几个新生便委婉地向我问北京的情况。当得知军队确实打死了老百姓之后,有个学生突然气愤地反驳说那武警还被暴徒打死了呢,另外一个学生则很为不屑地表示,他在南宁街头看见跟在学生后面闹事的全都是"烂仔"(痞子)。我说在这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出现这样一些特殊情况是难免的,他们便不再吱声了,大概是觉得我太反动,没有共同语言吧。

1989年1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戒严一日》的书,这本书显然是套用五十年代那本《志愿军一日》的书名。在书中,一个少将军长以一种耐人寻味的语气回忆道:四十年前,北京和平解放时,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随部队"从前门进城,从东直门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带,欢声笑语,那时我只知道很光荣,很幸福";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一名军长,率戒严部队进东直门,没有欢声笑脸,却有围追堵截。"(吴家民?《再度京华》)

其实,这一巨大反差不光出现在6月3日当晚。进入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就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是颠覆性的改变:例如以前是"越穷越光荣",现在是"越富越光荣";再如以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又如以前谁有海外关系就是"特嫌",现在"归国华侨"最风光。而解放军也从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最可爱的人"一落千丈,成为和平年代不受人待见的"傻大兵"。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中国军队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凡是有点办法的城里人一般都不会送自己的子女去当兵,农村人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主力。即便是在农村,军民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六四之后不久,有两个戒严部队士兵来到我们中学跟高年级座谈,他们讲到一件事情很具有代表意义,在他们的营地所在地,八十年代初期是老乡主动给他们送蔬菜瓜果,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则是老乡怀疑军人偷了他们的果子闹到营部,当然他们是想说现在"人心不古",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兵的也是这样。而戒严部队对于北京人的敌意,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八十年代城乡矛盾和军民矛盾的集中体现。

所以,当这样一支远离大城市,思想僵化,认死理的野战部队突然出现在一个大都市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没来过北京),接下来的情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农民子弟的第一反应就是"陌生"与"疏离",再加上他们先前就被当局灌输了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反革命暴乱"的概念,紧接着就遇到了对他们充满蔑视和敌意的城里人,迎接他们的则是一生都没见到过的雨点般的石块,然后又看到了燃烧的车辆、狼藉的街道,他们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大学生为什么有学不上,偏偏要跟政府、解放军过不去,心里面自然就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暴徒"!当他们得到上级的明确授意----可以随意处置后,开枪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一旦开枪伤了人,暴力必然就会进一步升级。

历史上所有失去理智的屠城都是军队在攻城受挫之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反应,有的是因为久攻不下,有的是因为战友大量伤亡,有的是因为长期缺衣少粮。从《戒严一日》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戒严部队也有强烈的受挫感,他们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受阻被困,忍饥挨饿,其中一些官兵甚至遭人打骂。但不管怎样,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解放军官兵就是被百姓活活打死也不敢开枪,因为开了枪他们就要进军事法庭,受人鄙视不说,而且什么物质待遇都没有了,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军队教育。事实证明,如果有上级的命令,别说被人打死也不会开枪,他们甚至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戒严一日》一书中,一个叫任斌的中尉干事在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刚刚颁布戒严令之后,38军就试图强行进城,在丰台大井村与老百姓发生冲突,"一名排长和他的四名战士"试图捡石头还击时被领导及时制止。(《戒严中的第一次流血》)但如果军队首长命令他们开枪他们就一定会开枪,他们根本不管对方是谁。在六四镇压的过程中,一个班长的暗示都可以改变他手下士兵的行为方式。所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授意,戒严指挥部不敢下开枪令;没有戒严指挥部的开枪令,士兵不敢开枪。在和平年代,大多数军人是不愿意杀人的,哪怕是面对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只要不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相信谁也不会争着去行刑,更不用说屠杀无辜百姓了。归根到底,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无疑是邓小平,在执行命令的戒严部队官兵当中,一些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帮凶也难逃罪责,而屠杀同胞、屠杀老百姓的良心谴责会伴随这些人的一生。

六四屠杀没过几天,邓小平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他面对这群双手血腥的刽子手,道出了由衷的溢美之词:

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素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

千百年来,中国的军队实际上就是替帝王们看家护院的卫兵,从来不是什么国家和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换汤不换药"。在文革中,他们是毛泽东的家奴;在改革中,他们是邓小平的家奴。

(七)哪支部队杀人最多

文章摘要:在六四镇压中,清场主力无疑是三十八军,杀人最狠、最多的也是三十八军,但耐人寻味的是,戒严部队中唯一个敢站出来抗命的军官竟然也是三十八军的,而且还是他们的军长(徐勤先)。

(1)

尽管6月3日下午5点以后,一些部队都开始配备实弹,但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被要求限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3日当晚军队准备强行进城之时,一些佯攻部队和非主力部队的军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个叫胡海利的军人回忆道:

那天出发前,许多人在军装里特意穿上最精神的衬衣,个子小的干部还穿了高跟皮鞋。(《将军脱险记》《戒严一日》)

现在看来,胡海利的这段叙述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北京城内根本就没有发生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二是一些没有配备实弹或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部队成了杀人部队的"替罪羊"。

事实上,大多数解放军官兵由始至终都没有杀人之心,据一个叫刘维新的军人回忆:一个老太太曾对着他泪流满面地哭喊道:"孩子啊,你千万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啊!你们带枪来干什么?要打就先开枪打死我吧!"而他也流着眼泪对老人家说:"我是山东农民的儿子,在俺家乡,我该叫您娘,在北京我叫您老妈妈。您的孩子决不会把枪口对准母亲、对准人民......"有人打断他的话,吼道:"要是你的长官下令要你开枪呢?"他断然道:"绝不会这样的。"这话赢得一片掌声。(《西单路口:军火!军火!!》《戒严一日》)但最悲惨的就是这批佯攻部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愤怒民众的"出气筒"。

一个亲历"六四"的大学生目睹了这批佯攻部队的可悲命运: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着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着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着,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可见,即便是在六月三日夜里,只要军队不硬来,军民双方都能相安无事,在学生的引导下,老百姓一直奉行坚持非暴力、和平示威,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很罕见的。学生直到这时的做法仍是是对的,他们成功地让军队找不到镇压口实,下不了手。

但军民双方一直都被当局蒙在鼓里,这一暂时的和谐状态维持到军队开枪杀人之前,这位大学生回忆道: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抢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看着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事后证实,即使是在清场主力部队中,也有主次之分。据《戒严一日》一书透露:1989年5月20日7时30时,一支由航空兵组成的队伍也奉命开拔北京,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紧急调运兵力,起飞时间提前再提前,这支身着迷彩服的特种部队于凌晨1时25分最早到达天安门广场南侧。这也是一支准主力部队,据该特种部队(一说是空降部队第15军)一个叫左印生大校副军长称:6月3日,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们已经获准端上刺刀,对空鸣枪的暴力恐吓,但他们没有接到开枪杀人令,而是一支佯攻部队,主要任务的是吸引、牵制抗议人群,他们一样狂喊喊着口号,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戒严日记六则》《戒严一日》)二十年后,据参与北京戒严的54军军人张世军透露:6月3日晚上,他所在的部队也接获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南边进行武力镇压,部队在前往广场途中曾遭到市民数度抵抗。他的脸被石块打中后流血,但他们部队只是向上空射击警告,并未对民众开枪,他在4日清晨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前,目睹很多死伤者,他回忆道:"看到头上绑着白布的学生倒在血泊中,令我心碎。"有件事他一直很纳闷,他们的部队明明没冲人开枪,怎么就见人倒下了!(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2009年3月18日专电)事后证明,从南边来的部队也打死打伤了一些老百姓。但他们还远不是杀人最多的部队。

1993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据该书证实:38军不仅最早抵达天安门广场,也是负责清场的绝对主力。

(2)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经改编后正式建立,下辖第112、第113和第114师。在22年的国共内战、对外战争中,作为中共军队中的嫡系,38军参加过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战役,如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攻打直罗镇,平型关伏击战,辽西会战,天津攻城战。

1950年10月19日,38军被编为志愿军第38军,下辖112,113,114师,随13兵团第一批进入朝鲜半岛参战。因其在第二次对美军的战役中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当时的自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志愿军嘉奖通电上签署完意见之后,余兴未尽,就在嘉奖电报的最后亲笔写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的赞誉之词。38军从此获得"万岁军"的美誉,同时也奠定其在解放军中的绝对主力的位置。(《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而志愿军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1营3连的松骨峰阻击战成为作家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38军从此变得家喻户晓。

1966年2月,38军调到保定地区,接替第69军的防务,拱卫京师。从此,38军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待遇,成为"党中央"的皇家卫队和毛主席的御林军,这"万岁"是发自中共肺腑的,38军可以说一直就是中共政权的"救命军",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第38集团军的作战能力毫无疑问是解放军中战斗力最强大的。而112师又是38军的绝对主力。112师是中共著名战将彭德怀一手带起来的,即湘军独5师第1团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时创建的工农红军第5军,

我们回顾一下38军的历史,可以注意到,半个世纪以来,但凡中国最重大的战役,112师几乎一次也没落下。1983年12月,步兵第112师改编成38军第一个机械化步兵师,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邓小平当然舍不得把御林军投入"小儿科"似的越战,但为了给38军贴金,做出一点姿态,1985年,越战接近尾声时,38军侦察部队"奉旨"到越南轮战,当时战死沙场获一等功的傅平山就是38军步兵114师侦察科副营职参谋。所以,六四屠杀之后,有人指称这批杀人最多的部队来自老山并非毫无根据。

中共当局一直笃信毛泽东的格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38军注定要成为八九民运中的另一个主角,而112师注定会是"戏份"最多的,是主角中主角。

他们不仅早就是内定的戒严、清场主力,而且早就悄悄进城了。胡耀邦去世后仅一周,即学潮爆发之初,隶属于38军的一些部队就已经悄悄进城,奉命进京"维护首都安定"了。而112师从一开始就被邓小平当局委以重任。据(《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称:

四月二十二日,集团军奉命率第一一二师(欠三三六团)、坦克第六师(欠炮兵团)、工兵团、通信团,共八九八六人、四零九台汽车首次赴京,协助公安、武警完成了维护首都秩序,保护胡耀邦总书记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

此后,38军多次出兵介入党内外的政治斗争,成为一小撮人争夺权力的工具。时隔四日,38军又再次出击----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揭露了动乱的实质和危害。动乱制造者不甘心失败,组织和策划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集团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六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五一零零人、二三四台汽车,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赴京担负了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

1989年5月20日至22日发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大井路段的流血事件,即官方所称的"大井事件"。第一一三师三三七、三三八团、坦克团和炮兵团在大井村遭到围堵三天四夜,干部战士冒着砖头、瓦块、汽水瓶的袭击,冲破重重包围,进入集结点。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据《戒严一日》称,被袭军队都没有开枪,双方也没有死一人。可见关键是上面的命令,士兵就是执行命令的机器。为什么军方单单对这支部队照顾有加,因为他们早就是内定的清场主力,

后来这些部队果然全都出现在了6月3日进军天安门的血腥之路上。《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说出了这些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做出了"丰功伟绩"的清场主力部队:

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和炮兵旅并肩前进,防暴队担负开路任务,其他部队紧紧跟进。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十二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七道火障,克服了七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四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六月四日一时三十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

抵达天安门广场后,"集团军按照军区的统一部署,派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分别堵住东、西长安街的路口,牢牢地控制住警戒线",与南边的空降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广场的合围。

清场开始后,38军112师毫无悬念地领衔主演了清场的重头戏:

六月四日四时三十分,清场开始。在军区的统一号令下,我集团军炮兵旅、工兵团的部队和第一一二师四十二辆装甲车,共计两千多人,同兄弟部队一起,由北向南进行清场。(《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

有学者指出,从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清场之前,戒严部队大规模开枪杀人的现场主要是四个地段:木樨地一带、西单一带、南池子一带、珠市口一带。(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我也认同一看法,如果属实,那么上面38军的自述足以证明这里多次提到的炮兵旅、一一二师和一一三师就是杀人最多的,最凶狠的几只部队。真正开枪杀人制造混乱与惨剧的就是他们,可以说大多数的戒严部队官兵成了他们的替罪羊。这两个曾经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万岁军"主力师,再一次挽救了"党中央"。

(3)

在六四镇压中,清场主力无疑是三十八军,杀人最狠、最多的也是三十八军,但耐人寻味的是,戒严部队中唯一个敢站出来抗命的军官竟然也是三十八军的,而且还是他们的军长(徐勤先)。而这一切并不是历史老人开的玩笑,也不是巧合,而是正因为38军被委以镇压重任,作为38军军长的徐勤先才不愿意担上这个千古骂名。如果38军仅仅是去北京"扎场子!"(助威),恐怕他也会抱着去去无妨的想法充个数,但是真要让他去背镇压学生的黑锅,他就要掂量、掂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徐勤先违抗军令是必然的。

毫无疑问,38军军长徐勤先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个有远见、有想法的明白人(否则他也不会当上中共王牌军的军长),他不愿意跟着那些目光短浅的同志做千古罪人,所以,他对野战军进城提出了质疑,害怕38军的军刀沾染上学生和平民的血,想保住自己和三十八军的清白之身,于是,他的命运也就被顺理成章地决定了----他被剥夺了一切职务后,又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据说后被当局判有期徒刑五年。

对于38军,北京人的心情可谓爱恨交织。38军无疑是杀人最多的一支部队,但他们的军长无疑是参与六四镇压的十多万军人中表现得最勇敢、最正直一个军人。在当时,杀人是英雄,不杀人却要付出监禁的代价,因为这个时候的不服从才是胆识的体现,这时候违抗军命的退却才是气节的展示,无论如何,至少在他拒绝执行命令的这一刻,徐勤先和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实施"公民抗命"行动的北京民众站在了一起。坊间曾传38军军长在获知中央军委的命令时,当场就质问道:"野战军进城干什么?"而《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也予以证实说:"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不仅如此,该书还间接承认了除军长徐勤先外,38军中还有另外一些军人不同意进城戒严:"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这句话十分搞笑,无意中透露了其潜台词,说明邓小平当局对38军的期望是:既不要有善良愿望,也不要在乎戒严造成流血。由此可见,当时的军人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完全被上面扭曲了。《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充斥着类似的屁话,但他们这番说辞至少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有军人,而且是高层军人,有的是出于良知,有的是因为"亲赵(紫阳)",对出兵镇压学运有所顾虑,只不过最后站出来对"戒严令"说"不"的只有38军军长徐勤先一人罢了。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强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并进行了设立国家军委等体制改革。但这些都是做样子,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军队的本质属性。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透露的情况来看,"军队国家化"的目标远未达到,中共军队依然是一支将维护中共统治放在第一位的"党军"。更确切地说,在一九八九年,这支军队是为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共政治寡头的利益服务的,当了这几个寡头的家奴。

据军方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集团军有三千多人被打,一千一百多人负伤,一百五十九人重伤,六人牺牲,被烧毁装甲车四十七辆,汽车六十五辆,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重大的胜利。即便他们的统计数字是准确的(其实大有水分),与被他们的子弹打死、打伤的老百姓完全不成比例,也跟为他们的滥杀"埋单"的其他非主力部队的伤亡也完全不成比例。

38军中,第一一二、一一三师和炮兵旅是主力中的主力,其中,主要负责向人群和公寓楼以及其他民用设施开枪的是所谓的开路"防暴队",而这里面,真正得到明确指示,可以没有例外地开枪杀人的,即负责杀人开道的并不多,这些得到"格杀令"军人就是杀人最多的军人。大多数戒严部队成了38军里的这"一小撮"刽子手的替罪羊,而所有戒严部队都是邓小平棋盘上的牺牲品。

早在大井军民冲突事件之后,邓小平当局有了杀人之心,开始组建最后解决八九民运的杀人机器。据《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透露:

在休整中,部队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进行了指挥方法研究和适应性训练,成立了一千多人组成的二十四个防暴队,筹集了各类装备和物资,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了准备。

六四屠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中有一个连被授予"卫国英雄连",两个连被授予"卫国先锋连",二个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们所获得的御赐"奖赏"是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六四镇压中开枪杀人的主要就是这些人,即所谓的防暴部队(开道部队)中的特种兵,只有他们收到了明确的"格杀令"。

从在海外发行的纪录片《天安门》(1995年)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幕,6月4日清晨,在清场结束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对着旗杆上的半旗敬军礼,这支数百人的部队个个头戴钢盔,臂缠白毛巾,敞领撸袖,目露凶光,一股暴戾、血腥的杀气写在他们阴郁、铁青的脸上,令人不寒而栗。从这些人的钢盔上看不到任何被石头击中的白点,从他们身上也看不出一点受伤的迹象,他们就是六四屠宰场的王牌屠夫,这些军人从木樨地一路开枪疾行过来,毫发未损。有目击者证实,为了身先士卒,为手下人鼓舞士气和壮胆,他们中的个别下级军官甚至赤膊上阵,半跪在街心,对着西长安街上的路障和街边的人群扫射。这些开路军人为了避免被同伙误伤,都臂缠白毛巾或臂戴红袖章,为了防止吸入自己人施放的催泪瓦斯或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面蒙三角巾,一副匪徒的打扮,这些军人就是六四屠宰场上的一级屠夫,即官方所褒扬的"共和国卫士"。至于他们是如何从军中被选拔出来的,至今不得而知。单从外表上看,这些军人就跟其他部队的军人不大一样:他们大多是一副干练、成熟的面目和神情,没有一个是"娃娃兵"的形象。完事后,邓小平当局显然对这帮"杂种"也很不放心,生怕他们节外生枝,捅出什么篓子来,六四屠杀后的第三天,即将他们全部换防。

历史已经定格,一切都无法挽回,军刀上沾染上本国老百姓鲜血的38军永远也洗不干净六四屠杀的罪孽与耻辱。现在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中国人对于这支"万岁军"的理解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在人们心目中,当年的民族英雄变成了只知三呼"万岁"的"奴才军"。38军的所作所为说穿了就是少数红色权贵的家奴,他们以前是毛家军,现在是邓家军,人民子弟兵的修辞不过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饰。军队还是这支军队,从"最可爱的人"到"最可恨的人"的天渊之别不过一夜间。

(八)抗议民众为何没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文章摘要: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自发和即兴,邓小平政府把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加在他们头上实在是一种愚蠢可笑的宣传手法,如果当时真是一场旨在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的损失就绝不止那区区十五人了,军队能不能按时清场都要另说。由此可见,真正蓄谋已久并一手制造反革命暴乱的,正是邓小平政府自己。

1989年6月3日晚8点至11点半,负责打通西长安街的38军主要使用催泪弹和砖石攻击示威民众,期间部分军人间或对天鸣枪,最多也不过是有节制地向人群前面的空地点射,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多方证实。也就是说,直到1989年6月3日晚11半点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首都的大街上直接冲老百姓开枪。这个可怕的噩梦是从木樨地桥开始的,第一个明显信号就是:手持冲锋枪的野战部队突然换下了由武警组成的防暴部队。但当时人们并未注意到这个关键的细节。

38军突然开枪杀人后,民众猝不及防,本来老百姓就没有多少心理和物质准备,连在大街上设置路障,点燃路障都缩手缩脚,更不用说抢夺武器开枪还击了。这恰恰说明,如果当晚的"暴乱"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只须动员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人,开出几百辆载重卡车装满砖石泥沙往各个重要路口那一堵,坦克和军车根本就过不来,就当时那种民心,做到这点也并非难事。戒严部队之所以一路势如破竹,关键原因是可以开枪杀人,而抗议民众的抵抗乏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证明,军队大规模对人开枪后,军队通过木樨地路口和复兴门仅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唯有在西单路口受阻一个多小时,这是因为这一带的示威民众已经知道前方的军队开枪杀人了,所以人们才有了一点时间和心理进行抗暴准备,一些勇士在军队抵达前就点燃了路障,并有了保护自己的意识。结果,西单路口成为军队开枪杀人后民众抵抗最为成功而伤亡相对较小的地带,究其原因:一是点燃路障的时机相对比较及时(但也是等到坦克试图撞开路障未遂之后才点的火);二是这一带用做路障的车辆堵得较多。西单一带是给戒严部队进城清场制造最大麻烦的地带,刘国庚(唯一一个死在长安街上的"共和国卫士")就是在这一带被义愤填膺的示威者打死的。

在六四镇压过程中,与戒严部队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镇压计划相比,北京的老百姓完全是仓促"应战",北京人当军人是傻大兵,人家却"扮猪吃老虎",将北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事实上,从在北京宣布戒严的那一刻起,军方可谓花招百出,无不用其极。有些便装部队时不时地打"V"字手势,冒充示威民众,有些则干脆扮成民工,大摇大摆地进城。

据《戒严一日》一书证实,早在5月20日,所谓的"戒严令"颁布后的第二天,许多便装军人就开始向市中心渗透,一个叫李旦生的中校团长证实:5月20日深夜,"穿着花衬衫、牛仔裤、新潮服的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乘坐五台大轿车通过了进京的重要路口--通县的北关桥,面对成千上万围堵军车的示威者,他们紧跟一辆菜车上了北关桥,"在这关键时刻,战士们突然活跃起来,伸食指、中指作"V"字手势,探出脑袋摇旗呐喊,嚷成一片。"最后,他们顺利进驻警卫目标"292医院",李旦生不无得意地说:"进驻了292医院,标志着"前进基地""由设想变为现实,并立即开始履行它中转人员、武器、物资的使命。"(《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

一个张付臣的上尉指导员也证实说:5月21日23点,他"带领27名战士向市中心重要警卫目标开进",而他身上的军挎包里就有160发子弹。他毫无顾忌地自夸道:

我在北京工作多年,深知北京人性气高傲,就故意用家乡土话来跟他们打岔,说半截,留半截,跟他们装傻充愣,气得他们哭笑不得,拍桌子,跺脚,最后终于腻烦了,也就懒得问下去了。(《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

最后,他"这一夜跋涉了70多里,总算安全地携160发子弹到达执勤点"。

军人装傻充愣,老百姓信以为真。与国家机器的凶残、狡诈和冷血相比,学生和市民真是太大意、太天真、太善良了。

而在同一本书中,《"F75"在行动》一文证实了,6月2日凌晨,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6月2日凌晨1点10分,我们部队接到了上级化装进城的命令,代号为"F75"行动。

对此,连该文的作者都自嘲道:"化装进城,这只有在解放前敌占区才能听到的名词。"奇怪是,难道编辑没读出来这段话的潜台词--军队在与人民为敌?难怪这本书很快就绝版了。最后,这支部队"经过4个小时的奔袭,北京时间18点整,代号"F75"的我部官兵,全部到达集结地域"。在一篇名为《六月三日----强行军》的文章中,一个叫方祥礼的团政委记述他们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军,于6月4日凌晨2时许,全部抵达天安门广场。结果是:未死伤一人、未丢一枪一弹,所有车辆只被砸碎一块玻璃。而他们行进的路线是军民冲突最为激烈的西长安街。由此可见先头部队的凶残,这和老百姓的理性和克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许多纪录片中和照片显示,所有的路障都是在枪响之后才被人点燃的,没有一辆作为路障的汽车被民众成功推翻,以至于戒严部队没费多大劲就把路障清除了,大部分汽车路障普遍烧晚了,还没燃起来就被戒严部队徒手推到一边或者被坦克撞开去了,等到燃成燎原之势时,军队早已顺利通过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抵抗的最激烈的,最重要的进京桥头堡--木樨地路口,群众仓促设置的汽车路障居然在获知军队前方开枪后,仍然没有烧车,直到军队来在眼皮底下才有几个勇士把车点燃,但明显点晚了,以至于38军"A师"参谋长冯兆举居然还能够爬进车里,"驾驶方向盘,大家喊着号子,把车推到路边"。(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木樨地现场的摄像探头显示:直到凌晨1点53分,这部军车才燃起熊熊大火,但此时38军已经过去了两个钟头。六四抗暴的可悲之处正在于此,明明知道前方的公主坟和军事博物馆一带军队已经开枪强行突破了,在军队杀人最多的木樨地,居然直到军队来到眼皮底下了,才有人仓促地点燃路障。这说明民众毫无准备,缺乏统一指挥,完全是路见不平,见义勇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是抵抗仓促,路障设置不及时的地方,民众死伤越惨重,因为老百姓只能靠血肉之躯堵在路上挡部队,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在西单,由于军队抵达时,路障已经燃起熊熊大火,军队不得不借助坦克撞开。

在在《戒严一日》一书中,记录了六四清场主力之一的38军炮兵旅所遇到的一件"咄咄怪事"。一个叫胡卫平的上尉干事回忆道:

刚好到凌晨3点,炮兵旅的车队顺着三环路朝桥上开过来。人群立刻开了锅,不少自行车排到桥上。那意思很明显,解放军不损害群众利益,看你们能压过去?(《京顺路一夜》)

对此,这位军人讥笑道:"平息暴乱还能让几辆自行车挡住?"其实可笑、可耻的正是他们自己,天底下哪有用自家的自行车(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自行车的价格不菲)设路障的"反革命暴乱"?而且这还是发生在西长安街的大屠杀结束两小时之后的事,老百姓正是因为到此时还信任你们这些"人民子弟兵",才做出这样毫无意义的傻事来的,世上还有比这更冤的栽赃、陷害吗?由此足见,《戒严令》中保护市民财产的借口是假,镇压学生和老百姓才是真,这一点,连"傻大兵"都比广场上的学生看得真切,真正被蒙在鼓里的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同一篇文章里,这位中尉干事还回忆说:一些民众收集物件准备砸军车的时候,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高喊:"别拿太大的,要出人命的!",见光说没用,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竟然冲上前去抢一个年轻人手上的水泥方砖。而三个半钟头以前,他所在的部队清场主力38军已经开始向居民楼、向喊口号的抗议者、甚至向红十字救护车、向试图搬动尸体和伤员的老百姓开枪了,而军人显然是不担心"出人命"的。

我们都知道打人跟杀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很少有人没有打人和被打的经历,但有心杀人的却极少,因为谁都不愿意轻易欠下别人的血债,谁都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如果有人因一时激愤失手将人打死,法律也会从宽处理。杀人就不同,如果是故意杀人,即便是受害者没有被杀死,也要被重判。而这就是普通人和杀人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军队开枪杀人之后,个别血气方刚的北京年轻人施暴军人的无耻和凶残气昏了头,殴打军人时下手比较狠,但他们都没有想过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否则用匕首一刀就或者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何必那么麻烦呢?说到底,北京老百姓都不过是泄愤而已,一个平头百姓哪来的杀人之心?平时怕是连想都不敢想吧。事实上,在六月三日夜里到六月四日白天的抗暴行动中,北京"暴徒"没有制造过任何一起可以称得上是故意杀人的事件,那几个"光荣牺牲"的"共和国卫士",没一个是被人用刀或是枪杀死的,几乎全是被路见不平的愤怒民众乱拳、乱石致死的。

而戒严部队则不同,他们一上来就已经做好了杀人的心理准备,根本不蹙杀人。为此,他们不仅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策划,而且不惜动用致命武器。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计谋,带着杀气来的,但抗议民众由始至终压根就没有杀人之心,所以说民众在气势上就先输人一头,到这时候,从手段上来说,八九民运已经输了,在策略上更是没法与当局相提并论。

六月三日当晚,为了掩人耳目,军人披着夜的黑衣前来,那天是农历三十,天上没有月亮,深夜北京开始刮起了大风,就是过去常说的可谓月黑风高之夜,许多现场目击者看到他们在一些路段将路灯一一击碎,并且枪击摄影记者。那些杀人最多的开路士兵都是面蒙三角巾,一副匪徒的打扮,这些军人就是六四屠宰场的刽子手。一部当时的新闻纪录片显示,六四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外国记者在车上拍摄街景都会遭遇死亡威胁。几个外国记者躲在车上拍摄时被军人发现,结果被戒严部队将他们拦截、扣留,有位军人最后向他们发出了死亡威胁:不要拍摄,否则就会向他们扫射。其言外之意就是:地位比外国人低一等的中国人已经享受了这个待遇。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一直到他手下的每一个具体执行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故意杀人犯,六四屠杀说白了就是一起发生在和平年代的旷古绝今的特大谋杀案。而六四抗暴运动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抗暴者在这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特大谋杀案面前的抗暴行动完全自发,完全即兴,没有组织,没有预谋,即便有简单的组织和计划,也是松散、无力的。

我看过一些关于六四的纪录片,发现许多抗暴者完全是出于一时义愤,阻击戒严部队时毫无章法:西长安街上,有的仓促点燃仓皇东顾的学生和民众忘了点燃刚刚推上大街的公共汽车,甚至忘了给车胎放气或是合力推倒汽车以增加军队清除的难退;另一部录像显示:在东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后遭到群众的围攻,在那些愤怒的砸军车民众中,我注意到有一个干部打扮的老年人左手拎包,右手扔石头,他的行为显然是出于路见不平的仓促义举。其实,绝大多数人就是在亲眼目睹开枪之后,也都还心存幻想,认为"子弟兵"不会做得太绝,还想将"非暴力"进行到底,试图打动戒严部队官兵,有些人就这样迎着枪口走上去,像这样枉死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一切的主要责任在于那些杀红眼了戒严部队官兵,也有广场上的学生指挥部的部分责任,他们没把现实的凶残与血腥说清楚,政府已经把这场学运定性为敌我矛盾了,许多人还自认为是首都公民。

而与此同时,当军方使用"真枪"、"真子弹"开始屠杀之后,北京老百姓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基本上就没有再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不够,完全没有战场经验。另一方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没有和"前线"阻拦军车的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虽然在1989年移动电话远未普及,但当时有种叫"大哥大"的无线通讯工具还是可以花大价钱买到的,而据一个负责维持广场秩序叫张健的前学运领袖称:北京四通公司就给了他们配了好几部"大哥大"。但奇怪是,广场指挥部为什么不给一线的"纠察队"配置一部呢?最后的教训是深刻的:直到军队包围广场许多学运领袖还是不太相信军队已经大规模地向人群开枪的事实。其次,"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还起到了一个很不好作用,那就是他们把民众的对抗情绪推到高潮之后,却突然调头不顾,驱使许多不知情的民众和学生自蹈死地。如果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开枪的事实,那他们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应对。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要么通过广场上的广播,让所有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并且带头撤离,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或者干脆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从城市的各个隐蔽角落阻击军队,把事闹大,即使失败了也不失为壮烈,激励后人。但最终的结果是,决策层优柔寡断,无所事事,到最后很多人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死得很窝囊。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自发和即兴,邓小平政府把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加在他们头上实在是一种愚蠢可笑的宣传手法,如果当时真是一场旨在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的损失就绝不止那区区十五人了,军队能不能按时清场都要另说。由此可见,真正蓄谋已久并一手制造反革命暴乱的,正是邓小平政府自己。

六四屠杀之后,北京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火药桶,据当年只有19岁的燕化工人武文建回忆道:

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带头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廖亦武・《六四画家武文建》)

但在一些极其关键的时刻,"高自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没有来,"工自联"(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也没来,同仇敌忾的北京民众始终是一盘散沙,有劲无处使,最终致使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白天的北京抗暴者各自为战,满城的冲天怒火不过是一场民愤的胡乱宣泄。


来源: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925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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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1. 方先生所在的学校是中国科大,并非合肥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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