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日

六四前夕专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由六四事件中受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组织,上周四通过中国人权组织发布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并且要求中国人大常委会对六四真相进行独立的调查,并依法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天安门母亲组织创办人丁子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当局此前对她和丈夫提出了在六四期间离开北京外出"旅游"的要求,但是她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在今年的六月三日夜间,到木樨地--自己儿子倒下的地方进行无声的祭奠。

德国之声:丁子霖女士,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最近天安门母亲发布了一份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并且强调不会提平反这个字眼。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要使用"重新评价"而不是"平反"这个概念呢?

丁子霖:我们之所以不提平反昭雪,是因为我们认为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乱整人,整死人,运动过后根据他们的需要进行平反昭雪,这是封建社会的做法。所以我们认为不能沿袭以往他们政治运动解决政治运动的做法,我们希望把六四运动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想能够为亲人讨回公道,让类似的悲剧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从法律的轨道讨回一个公道,您能不能说说怎样从法律的渠道来讨回这个公道呢?

丁子霖:我们有三项诉求。首先第一条就是希望人大常委会能够组织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六四调查,然后进行公布,向全国,向世界公布六四屠杀的真相,公布死亡人数死亡名单,乃至于决策整个六四屠杀的过程。给我们死者家属每个受难者家属一个个案交待。因为从法律来说事实是最基本的。第二,在真相的基础上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法案依法进行赔偿。第三条就是对六四屠杀的大小责任者进行依法追究司法追究,追究审问者。我们这三项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真相、赔偿、问责
。我想这三条都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提出来的。

德国之声:您刚才总结的这三条真相、赔偿和问责。您认为您的这三项诉求在目前的条件和情况下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丁子霖: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期望过一朝一夕能够实现,但是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首先要真相,要寻求真相。这是最最基本的。我想这二十年来我们苦苦寻找的就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是毕竟是这场六四大屠杀的真相的仅仅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大屠杀之后造成了苦难,遇难者怎么遇难的,他们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了苦难。这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屠杀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决策的,还有屠杀是怎么执行的。今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赵紫阳先生的回忆录终于在他去世之后的四年在六四屠杀二十年的前夕问世了。我想,这也是我们追寻的真相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赵紫阳先生的这个回忆我认为将是一面镜子。让当时他的同事们,包括他的下级,所有的知情人在赵紫阳先生的面前照一照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这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也就是说,紧紧捂住的铁幕终于掀开了一个角,而且这个角还是很大的一个角。我希望以此为突破,将来这个真相慢慢都浮出水面。其实这样做就是对当今的领导人:我想,如果从长远看这应该是利大于弊。如果他们能够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就像我们公告里提的以豁达的胸怀,以勇于担当责任的勇气来面对的话,我想这将有利于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所以真相是前提是基础,有了它才能有以下的几步。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力。

德国之声:天安门母亲和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制作了一部纪录片,题为《天安门母亲之路 》。这是最近刚刚问世的么?

丁子霖:是的,五月二十八号在香港有我们的发布会,仍然是三十三集。我们提供的文字脚本就是三十三集,时间是一百多分钟。作为纪录片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长了。香港的同胞异常的热情和投入,帮助我们完成了一件我们想做而无法做成的事情。自从五月二十八号发布会这部片子面世以后,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想,目前的政府当局对这部片子的出现,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许就会到我家里来兴师问罪,我等着呢。

德国之声: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看离六月四号也没有几天了,您目前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压力或者说政府当局有没有对您采取一些措施?

丁子霖:没有,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讲。我也觉得很诧异,这几天在北京的这些驻外记者络绎不绝地到我家里来采访,除了你们外边来的电话他们没有切断过,我所居住的小区的保安会让他到境外记者履行登记手续,当然登记以后每天都要上报有关部门,但是只要履行了登记手续就可以到我家来。到目前为止我家门口国家安全局的人还没有来上岗,上岗就意味着监视居住,意味着我不能随便进出,不能接待客人。

今年五月十七号的上午,他们自己说他们获悉我们当天下午,五月十七号下午会在另外一位难友家里举行集体祭奠,祭奠六四二十周年,他们就对我进行上岗措施,也就是监视居住,我不得外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的这次祭奠会有香港的天安门母亲和境外的记者参加,而且说我们规模过大,家里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前两条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难属决定做这个祭奠决定时间地点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邀请难属以外的人参加,就是说我们难属自己关起门来,在自己的私人住所祭奠,为的是祭奠成功。所以说,事先我们接受记者采访时从来没有提这个事,记者问,我们也不说,包括在北京的朋友我们也不邀请。但是就是这样子虚乌有的理由就阻止我外出,所以没办法。当天祭文在我手里,在祭奠仪式上必须要宣读的,但是经过交涉我和我丈夫仍然不能去,所以祭文只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通过邮件传给难友让他们替我宣读。

那天夜里他们走了,我发现他们不在我家楼下了,我外出小区也没有人上来跟踪,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但是他们五月十七号就同时给我提出要求,建议我到外地去,当然,由他们陪同,由他们出资。主要他们提到了不愿意我在北京六月三号夜里到木樨地去祭奠我的儿子。他的理由也是两条,一条是已经获悉有二十多家媒体将在六月三号夜里十点多钟在木樨地户外大街二十九楼前等着我去,第二,他说木樨地是公共场所,你到那去祭奠不合适。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你怎么获悉我不知道,西方有多少媒体去我不知道,这与我无关。至于你说,木樨地是公共场所,我说,既然你还知道是公共场所,那么二十年前戒严部队就在这公共场所打死了我儿子,还有木樨地那么多的死难者,木樨地是在那次六四中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以往的零七年,零八年夜里我们去祭奠的时候,我们只是静静的大家都不出声,我说,你不愿意西方记者去,那是你的事情,你们通过你们的方式,我这两年我在那里祭奠,我没有和西方记者做任何交谈,我没有接受访问,我也没有任何标语标示,除了我们亲人的照片以外,鲜花蜡烛以外,我没有任何东西。第二次零八年那一次,包括零七年那一次,旁边明显是他们当局的便衣,但是他没上来阻拦,我们也没和他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与我们在祭奠的时候我们两个妈妈哭了,当时我们压制了自己,不让哭声惊动旁人,我们就在心里默默想,如果有灵魂的话,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时候来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前两天国家安全局就五月十七号来的又给我打电话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就是去外地,让我和我丈夫去外地休息旅游。我说,你们休想,我不会去的。六月二号是我儿子的冥诞,在他生日的第二天就是他的忌日。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每年不管我是在南方老家还是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在这个时候赶回来,我都会在家里,你们也知道,我儿子的遗骨也在家里一直放着,我怎么会离开北京呢,我怎么能够离开北京呢。我这些事情再也不要提了。他们说你身体不好,确实我最近身体很糟糕,他们建议我去医院检查,那也是涵盖了六四在内,我也不会去。所以顺其自然吧。

德国之声:所以说今年的六月三号夜里您还会去木樨地是么?

丁子霖:我会去,我一定要去,我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但是如果他们恢复到零六年那个状况就是在我门口上岗-就是监视居住-我和我丈夫就不得外出,但是他们最后做出什么决定那是他们的事,我想如果不让我去,那是他们的强权所使然。我除了发出强烈的抗议以外,我当然没办法跨出家门,但是他们也会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因为我去年,前年都去了,今年确实采访我。采访其它妈妈的媒体很多,那是在木樨地户外大街29楼前。确实可能用不着我去邀请,自然会聚集好几十位记者,包括他们的便衣。那木樨地二十九楼前空无一人为亡灵祭奠的场面,我想也会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出现,这也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想这样对当局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们在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交往的时候,在做交易的时候,恐怕他们也未必能够得分。

作者:雨涵
责编:乐然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297926-2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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