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日

林彬:8964大屠杀 二十八军抗命拒向百姓开枪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我愿把我当时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史料的补充,使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般人认为,"六四"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如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二十八军抗命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地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地区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到了下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的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关在军队监狱,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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