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7日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

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原载《世界周刊》 May 28―June 3

来源:http://www.mitbbs.cn/bbsann2/news.faq/History/zgs/3/newchina/64/5/M.9195629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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