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日

天安门20年

20年前,中国领导人动用坦克和军队镇压了支持民主的北京抗议人士。自那之后,有关中国共产党行将末路的预言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97年,他告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国的威权制度"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今年也不例外。全球经济危机至少导致中国2000万工人失业,有人预测,这将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然而,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中国领导人仍牢牢掌握着政权,他们的统治并未受到挑战;尽管草根阶层的抗议普遍存在,但1989年那种难以抑制的不满情绪如今已不明显,特别是在大城市。其经济复苏的速度似乎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快。

因为被访者可能害怕公开批评政府,因而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析必须很审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意调查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少有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李成表示:"人们有许多苦恼。但调查结果往往是,人们的信心不断提升,大家普遍认为国家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政治议题上,中国领导人曾采用的谦卑口吻,已逐渐被"中国模式"的自信主张所取代。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中国正开始从危机中复苏,证明了在出台重大决策时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一些国家近年来鼓吹的是更独裁、更集权的统治。但经济全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才是对战后民主进程的最大挑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无论是继续牢牢掌控权力,还是被迫让位于更民主的政府管治形式----将是本世纪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中国是如何瓦解民主运动的?其策略的基本要点很好理解----活力经济创造的财富与压制双管齐下。中国的国家力量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遏制在萌芽中,并以拥有一个擅长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且日益成熟的宣传机器而引以为豪。

不过,对中国一党制政府能够持续多久还存在其它解释。在列宁主义的表象下,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升其治理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中国政府完善了对官员的培训机制,包括设立面向党员的MBA式学院。中共党内强有力的人事部门推行了官员轮岗制,以减少腐败,扩展阅历;同时还施行了老龄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度。仅在2007年,就有大约20万地方政府官员调换了职位。

自2002年以来,民营企业家----一个潜在的反对源头----已可以入党;在最近的一份中国富豪榜上,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尽管对敏感话题的公开讨论仍受到严格约束,但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联系,以寻求专家建议。例如,加强工人权利的新劳动法就是在学者的帮助下起草完成的。因自己的不满意见遭到忽视,一些知识分子曾为天安门抗议者出主意;而现在他们的后辈则定期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私下汇报献策。

尽管有一小群学者公开支持民主,但其它人却在努力寻找不通过选举就能判断民意的办法。他们推行了焦点小组座谈(focus
groups)、民意调查和公开听证等方面的试验。这些努力不是为了慢慢过渡到一个更民主的制度,而是为了让一党制政府更有效和持久。

中国共产党似乎还建立了更稳定的领导层过渡程序----领导层的权力更迭是许多威权政权的致命弱点。在就任前10年,胡锦涛就被指定为下一任领导人,有助于他避免在2002年就职时可能发生的、有害稳定的权力争斗。下一代领导人人选的出台也提前了5年。预计习近平将会在2012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克强将接任总理。最重要的是,这些决定是党内高级官员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由一位显要人物(如毛泽东或邓小平)任命。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萎缩和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研究苏联垮台和学习生存经验的10年努力。一些结论显而易见,比如必须避免经济停滞和海外军事冒险。但中国共产党还决定提高其官员的专业水平,允许党内抒发不同意见和展开辩论。沈大伟总结称:"(从苏联经验中得到的)教训非常清楚:要么适应和改变,要么就萎缩和死亡。中国共产党明显选择了前者。"

这一切并非是为了否认中国政治讨论和活动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不允许讨论其自身的合法性或任何潜在的挑战者。但它的适应能力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中国共产党为何没有变成僵化的寡头统治集团。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顺应大势压制了民主呼声,它具有韧性的另一个理由则是人民生活的重大改变。这些改变远远不只是收入的增加。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社会可能仍受到高度管制,但政府的琐碎干预已明显减少----尤其是对于城市中产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年轻人听到的是,从前人们头发的长度和衣着打扮都要由政府决定。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还需要"工作单位"领导的批准。工作单位是以雇主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控制着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买票看戏或出去旅行,通常都需要公章。这种监督是天安门一代人主要抱怨的内容之一,这种现象如今绝大部分已消失。

中国精英界的学术争论已变得更开放。互联网是这种自由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否真心允许人们广泛讨论敏感问题,或政府的广泛审查是否实际上将讨论话题套上安全系数----这仍有待商榷。但熟悉互联网的年轻人确实相信,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大大增强了。

来自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22岁博主阑夕(Foxshuo)表示,政府的宣传策略----从封闭网站到雇佣学生在聊天室发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通常都是徒劳的。他说:"尽管我们必须使用代理服务器或加密工具,过程可能非常复杂,但我们最终能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东西。中国互联网环境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严格,但如果西方人认为中国完全没有自由,那么他们就错了。"换句话说,不管现实如何,年轻人感觉到信息的流动是自由的。

由于治理改革与拉拢富有阶层及中产阶层的有效结合,几乎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共产党在未来10年不会面临严重威胁。

不过,也有大量理由让我们相信,共产党在推进深层次政治改革上将面临更大压力。尽管它展示出了韧性,但它在思想层面上获得的支持并非很多。

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多党选举时,年轻人通常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很可能会表示强烈支持,赞同给予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以更多的自由。意见调查部分证实了这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准备的一份青年观点研究发现,61%的人表示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各种调查还表明,多数申请入党的优秀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党员身份可能带来工作机会。

中国青年人正逐渐摆脱不问政治、崇尚物质的"自我一代"形象。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揭示了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理想主义。在中国主要大学的校园内,环境保护问题正变得和在西方一样重要。

中国领导人使用"民主"一词的频率,更加深了人们的感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尚未赢得这场政治争论。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上作报告时表示:"我们需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他们所说的"民主"与改革家所寻求或其它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不同----通常指的是以某种温和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定职位进行党内投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觉得有必要使用民主改革的语言。这一事实并不预示着会建立一个拥有坚实理性基础的政体。

要建立能够疏导公民合法控诉、制衡不负责任政治权力的制度,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眼下,重要的法庭判决仍然要提交共产党内审阅,而历史悠久的请愿制度----民众向有关当局表达不满意见的方式----却以腐败和滥用而闻名。

中国共产党为削弱新兴中产阶层发起的挑战,颇为成功。这得益于一个事实,即对自己收入感到满意的人仍然相当少。中国拥有汽车的人----中产阶层身份的重要标志----仅占2%至3%。政治科学家普遍认为,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000至6000美元时,民主压力就会真正开始增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达到了这一水平,虽然按名义GDP计算,中国几乎只是上述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将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受到检验。

另外,中国共产党因灵活应变而能生存下来,本身就意味着现状不能维持下去。"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如此有韧性,随着社会的改变,它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的李成表示。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希望,社会变革最终将推动政治改革。
"目前看来,为保护个人权利所作出的努力是零散而破碎的。但如果能把所有这些碎片收集到一起,就会形成一股足以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力量。"天安门事件后,鲍彤因推崇改革而入狱。

译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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