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0日

中国社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分析: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中国社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分析

IT真人

对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转型,不能寄希望于掌权者的良心发现,只希望他们能够理智地进行利害计算。只有掌权者做出实质性的妥协才能避免玉石俱焚,在权贵与民众之间实现双赢。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必然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不可逃脱的法则。制造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在智者看来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谨以此文献给一切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

今天中共所面临情况,与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所面临情况非常相似。由于中共避重就轻,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改良的道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瓶颈。民众的苦难正在加深,足以导致玉石俱焚的全局性危机正在加剧。如果中共权贵集团对民众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拒绝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民主革命的到来将无可避免。民主革命是否能与和平的方式进行,取决于革命暴发之时,革命与反革命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对暴力革命的疑惧

如果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暴发社会革命,会不会也象前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政权垮台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都有可能面临严重危胁。革命会不会引发武力冲突,导致中国全面内战,重蹈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覆辙?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说没有。如果和平革命走不通,是不是只有采用暴力革命才能结束中共暴政?这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王炳章先生大约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倡导暴力革命,几年前高光俊先生也写了一本专著来鼓吹暴力革命,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经过中共几十年的革命教育,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暴力革命就是辛亥革命或者中共搞的武装夺权,或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孙中山先生利用民间会党势力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虽然这些武装暴动都没有成功,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最终让作为大清统治基础的官军调转了枪口。在武昌首义枪声的号召之下,各省纷纷通电宣布独立,大清政权应声垮台。就辛亥革命本身而言,无论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情况还是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破坏,相对来说还是很轻的。但此后出现了军阀混战,整个社会长期陷入混乱状态。但军阀混战的账能不能算在辛亥革命头上,是不是不发动辛亥革命头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对类似问题的很多解答,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中共搞的共产革命完全依靠暴力和谎言,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间地狱。人们对这样的暴力革命不能不疑惧,在革命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军人和平民伤亡,社会经济也会遭受巨大的破坏;在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有可能又会建立起一个新的专制暴政。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用民间的会党搞武装暴动,或者发动工人农民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打游击等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到底有多少可行性。

二、革命与暴力亦或合法政治强制力

袁红冰先生的《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一文中为"暴力革命"正名,认为了只有专制暴政对民众的犯罪行为才叫使用"暴力",民众依据普世的正义标准或者自然法进行的正当防卫行为不是使用"暴力",而是行使"合法政治强制力"的行为。这种界定方法很有意义,暴力缺乏正当性,具有正当性的是合法政治强制力。与此相反,专制暴政借以荼毒民众、维护专制政权的暴力就是"非法政治强制力"。非法政治强制力违背了普世的正义标准,或者说违背了自然法。面对非法政治强制力的肆意侵害,民众有权行使正当防卫,这正是革命的正当性根源。个人面临暴徒的非法攻击,在情况紧急、不能得到公权力及时有效救助的情况下,使用强制力制止非法侵害的自力救济行为就是个人的正当防卫。在权贵集团用暴政荼毒民众、民众反抗暴政的荼毒的二元对抗中,民众用合法政治强制力消解暴政、瓦解暴政的行为就是革命。结束共产极权统治,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变革政治制度,传统农民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政权更替。从表面上看,两种革命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共同点。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政权的更替。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问题。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中,国家权力为一家一姓所控制,权力传承靠血统关系继承。如果一个君主是理性的,他的执政的目标是实现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最大利益,必然要把对民众的赋敛控制在必要的公共开支范围内。横征暴敛必然损害执政的合法性,影响到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理性的君主所不取。但遗憾的是,理性的君主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圣贤,或者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才做得到。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帝王家庭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是一代不如代,贪欲一代比一代膨胀,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一代比一代弱。在王朝的末代,一方面是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日趋式微。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人或出于拯救黎民于水火,或出于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集结各种反抗暴政的力量从统治集团手里夺取政权,重建由另外的一家一姓主导的政治秩序,这就是传统的农民革命。共产极权制度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落后,也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野蛮。在共产极权专制政治中,国家权力为共产党所垄断。国家权力无论是由一家一姓垄断,还是由一党一派垄断,其垄断的实质是相同的。共产极权专制度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落后的地方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力"产权"的边界是明晰的,归一家一姓所有,就象私人财产权有明确界定的边界后资源的使用效率最高一样,理性的君主不会使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来统治;在共产极权专制制度下,虽然国家权力由共产党一党集体私有,但在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的"产权"边界并不明晰,类似于公有制企业或者人民公社,统治集团内部个人的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其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众以赋税换取君主的保护,君主没有必要提供一套包罗万象而又具有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共产极权制度教政合一,除了世俗政治层面的统治之外,还要控制民众的思想,论证共产党垄断统治合法性的马教教义反人性、反文明,与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为敌,只能用暴力来强迫民众接受。马列教义把对权势和物欲的崇拜推到了极致,因而又大大强化了一党一派垄断权力的危害性。结束共产极权制度、重建共和的民主革命也和传统的农民革命一样,核心的问题也是权力的更替。

在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通过定期选举和政党轮替就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替,从而真正可以一劳永逸地"告别革命"。只要国家权力不能在一个全体国民共同认可的宪政框架下依法更替,革命是无论如何也告别不了的。为了告别革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这正是民主革命与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所不同的地方。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中共权贵集团只有在失去权力后才没有能力阻碍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众只有控制了国家权力才能顺利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国的国民主革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武力冲突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国家权力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更替。中共权贵集团一直在动用暴力打压一切要求中共交出政权、放弃专制统治的民主力量。到目前为止,要求民主的一方还不拥有任何可以反制暴政的合法政治强制力,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所以整个社会在无孔不入的暴力的阴影之下,虽然局部冲突不断,但社会整体处于高压下的平稳状态。但这种高压下的稳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对抗的双方随着局势的演变会出现分化组合,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旦反抗暴政的一方拥有了合法政治强制力,或者中共党内军的实力派与民间力量达成联盟,就有可能暴发武力冲突。

三、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发动武装革命的可能性

中共是靠搞暴力革命起家的,当然也非常害怕民众用暴力革他们的命,所以对民众的防范非常严密。中共建政后所搞的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等等很多措施,其基本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控制起来,让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下。邓小平掌权后吸收了文革的教训,从宪法中废除了工人的罢工权。虽然为了装璜门面,游行、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依然还保留在宪法中,但通过制定社团登记法、游行集会示威法把这些宪法权利架空了。可以说,共产极权政治的一切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民众造反,其基本策略是整个社会只允许共产党一家有严密的组织,用尽一切手段让民众保持一盘散沙,严防民众形成独立的组织。中共的这套监控体系至少到目前为止,非常高效,也很成功。在军情部们、安全机关、遍布各处的线人以及各种电子监控系统的配合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漏网的大鱼。象2003年发生的"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只不过是几个思想活跃、忧国忧民的年青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学习,但中共当局神经过敏,将其作为非法组织来打击。虽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共对电脑网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可以通过网路相互交流,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为建立密秘组织创造条件。但革命所需的政治强制力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人员组织和物资准备为基础,这些条件如果是从零开始积累,只靠电脑网路根本不可能解决,必须有直接的人际接触和实际的物资调动。在人际接触和物资调动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被中共一网打尽。组织的规模越大中间环节就会越多,被破获的机会就越大。物资调动的规模越大越容易露出蛛丝马迹,被查获的机会也就越大。由民间力量组组建一支足于和中共保护垄断权力的暴力相抗衡的武装力量,在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这一关就目前的情形看是难以突破的。

中共的正规军有230万,武警有123万(参考2005年的数据)。全国40岁以下的退役军人估计有数千万。中国大陆枪支泛滥,广西警方几年前仅4个月之就内收缴非法枪支达24万,诂计目前藏在民间的非法枪不会少于500万支。就人员和武器这两个条件而言,组织小股的武装力量有一定的基础条件。但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铁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调动大量军力,空军和武警快速反应部队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消灭局部的地面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力量在中共军队做出反应之前,如果不能取得占领区的制空权,不能有效解决后勤补给,不能能建立起独立的通信系统,则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如果没有制空权,在军事卫星、侦查机的监视和空中强势火力的攻击之下,中共当年搞的游击战、山地战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就算可以利用特殊地形作为掩护,能与共军周旋一时,也会在被围困之后缺乏粮食、武器弹药、医药而覆亡。所以,由由民间从零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民主革命,在中共还拥有全局军事控制力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在中国出现用武力来实现政权更替的革命,一定只会是中共党内军内发生了大分裂,由认同民主的一部份人对另一部份决心与共产极权制度共存亡的死硬派采取军事行动。

四、中共内部分裂引发民主革命中的可能性

中共党内军内会不会出现大分裂、大内斗,主要取决于中国未来利益格局的的演变。中共作为一个特权利益集团,一切利益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尽管中共内部各帮各派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但只要涉及到权力的稳定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维护政权稳定是中共权贵集团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共权贵集团最大的共识。中共权贵集团会不会在维护垄断权力的稳定这一点上出现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乍一看似乎是天方夜谈,有必要对中共权贵集团达成共识的基础就行深入分析,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何用极少数人来控制大多数人,一直是中共政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后极权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意识形态的欺骗已经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剩下的只是指鹿为马式的权力宣示。前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之后,中共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逐步调整了统治策略。经过调整之后,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变成了占中国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五的中共权贵集团,包括核心的中共的各级党政官员、官僚资本家和达成官商联盟的红色资本家,外层的依靠权力大树庇荫的各种帮忙、帮闲、吹喇叭、抬轿子的各色人等和鹰犬走狗。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是中共权贵集团压榨、宰割的对象。中共的统治策略是利用分脏机制和利益收买,把整个统治集团焊结成铁板一块,以保证中共政权对整个社会有强大的控制力。利益在其中起了粘合济的作用,如果没有了利益,中共政权就会分崩离析。用于分脏和收买的利益当然不可能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掠夺和压榨民众来取得。掠夺和压榨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运用有形无形的暴力打压民众,使用各种控制措施使民众处于一盘散沙,就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首要任务。尽管民众人数众多,但只要没有组织起来就发挥不出人数众多的优势。处于一盘散沙的众多人群和中共组织化的强权相比,力量的差距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中共政权能够长期维持暴虐统治的全部秘密。除了分脏机制和利益收买,中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治策略,就是罪恶捆绑。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权贵集团与民众严重对抗。中共权贵集团残酷掠夺和压榨民众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为了打击和压制民众的反抗又不断制造新的罪恶。在中共统治下,有八千万人因中共的暴虐统治而非正常死亡,这笔沉重的历史旧账随着相关责任人的死去,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影响力正在减弱,但中共作为一个集团所犯下的罪恶迟早是要被清算的。1989年参与天安门血腥大屠杀的相关责任人还存活于世,为死难者申冤、为伤残者寻求赔偿的声音一直受到打压。法轮功作为一个为了强身健体而形成的民间团体,只因为人数过多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组织,就犯了中共的大忌。从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信众的镇压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今年揭露出来的活摘人体器官的黑幕,其残无人道已超过了德国纳粹。中共这十几年来大搞权贵私有化,把民众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放进了权贵们私人的腰包。通过巧取豪夺制造了上亿的冤民和全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所谓罪恶捆绑,就是让统治集团内部每个人手上都沾上鲜血,让每个人腰包里都有脏款,让每个人都不干净,从而产生被清算的恐惧。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只有在中共政权的庇护之下才能逃避清算,从而死心捍卫中共政权。对于中共政权的长期维持,权贵们并没有多少信心,纷纷把到手的巨额财富搬到海外,纷纷把子女移民到国外。权贵们打的如意算盘是,想尽一切办法维持政权在自己死前不垮。为了维护政权,不得不与民众为敌,不断制造新的罪恶,为罪恶捆绑策略增添筹码。

分脏机制、利益收买与罪恶捆绑策略要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利益用于权贵集团内部的瓜分,以防止因分脏不均引发内讧,收卖不力而消极怠工;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实力维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防止民众的反抗蔓延开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这一切都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都依赖于经济快速、平稳地增长。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高调宣传发展是硬道理,政府的工作一直围着经济增长连轴转,把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办成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认为中共是在意识形态破产后用经济增长来提供和法性,这种说法很难说有什么事实依据。所谓合法性,就是得到被统治者认同而使统治具有正当性。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据中共官方宣称一直是"七上八下",而工人的工资增长微乎其微,农民的收入也原地踏步。在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官府操控房地产价格、制造通货膨胀抢劫民财等等巧取豪夺之下,民众的实际收入在整体上难以增加,很多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沦为生存极度艰难的弱势群体。与此相反,中共官方公布的税收增长率却达到百分之十几,最近几年来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由此可见,中共靠经济增长来提供合法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短期之内民众认同与否对中共政权的稳定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共之所以把经济增长列为头等大事,其它一切事都是为了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拥有充足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财政的基础,也是和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小官员的贪污腐败、吃喝嫖赌需要靠财政支撑;党政机关、军队、特情系统、公检法和监狱的正常运转需要财政支撑;和国际社会对抗、影响海外舆论也需要财政和经济实力支撑。可以说经济实力是中共政权的生命线,只要经济严重衰退或者崩溃,中共政权必然会因生命线被斩断而垮台。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一直以"七上八下"的速度快速增长十年、二十年,无论是参照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还是就中国的经济基础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共所宣称的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就大有问题。中共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各省公布的GDP增长速度与中央公布的GDP增长速度有很大的出入。经济增长的数据可以因长官的意志任意修改,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中共政权的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政府投资推动为主,大量的"面子工程"、"首长工程"不但产生不出效益,反而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和制造银行坏账,但这些都是计入GDP的。GDP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反映出实际的经济状况,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把全中国每个人的腿都砍断再接回去,中国的GDP立即会增长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共官方宣称的GDP增长速度与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真的有如此高速的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不可能长期徘徊不前。现在的确是出了很多富人,中国富人的暴富速度也让全世界惊诧。但这并不是由于创造出了新的财富,而是靠盗窃国有资产,靠巧取豪夺无权无势者的财产来实现暴富。中共之所以要刻意营造出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是为为了欺骗民众,欺骗中下级高员,欺骗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进行欺骗,让人感觉中共的江山还很稳固,政权的寿命还很长,才会让大小官员和军、警、特们安心为中共政权卖命。如果大小官员和军、警、特们都认为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垮台,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为中共政权殉葬。中国大陆的经济实际上非常脆弱。由于中共权贵集团对民众进行杀鸡取卵式的压榨,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很少,因而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长期内需不足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致命伤,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的70%是由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的。外贸依存度达到70%,等于是让发达国家控制住了经济命脉。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内需,在国民整体实现富裕之后才依靠稳健的经济实力向外扩展。亚洲四小龙靠出口加工业实现经济起飞,但在起飞之前仍然是以内需为基础,在起飞之后内需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共的经济发展战略无异于是在沙滩上建高楼,不可能创造出世界奇迹。中国的经济除了先天不足,最大的隐患就是金融危机。中共官方公布的银行坏帐是35%,海外的专家的估算是已超过了50%。这已远远超过了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各国的银行坏账水平。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庞大的政府债务,如果金融危机暴发,中共根本不可能拿得出多少财政资金来挽救银行。中国的经济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危机重重,天灾、瘟疫、社会动荡、国际社会制裁等等任何一种冲击力,都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和通货膨胀失控,让中国大陆的经济全面崩溃。

如果中共政权因其内部不可克服的统治危机决定了一定会垮台,而且垮台很快就会到来而不是遥遥无期,则中共党内军内一定会出现大分裂、大内斗。为了维持政权必须不停地打压民众的反抗,搜刮民间的财富,这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罪恶。如果政权就要垮台,被清算的那一天就要到来,选择提早结束中共政权从而可以少制造一点罪恶是最理智的选择。对于中共党内一小部份罪大恶极的死硬派来说,早垮台与晚垮台对于他们来说结局都是一样的,而晚垮台却还可以多享几天尊荣,他们最理智的选择当然是与中共政权共存亡。少数死硬派们为了延长中共政权的寿命,必然要疯狂地实施罪恶捆绑。绝大多数罪恶较轻或者良心发现的人为了避免自身被少数死硬派拖进罪恶的深渊,必要要对少数死硬派的罪恶捆绑实施反击。对于绝大多数中共党内罪行较轻的人来说,对少数死硬派进行反戈一击,不但可以让自己从罪恶捆绑中解脱出来,还可以立功法赎罪。真正有眼光、有实力的英雄豪杰甚至可以抓住这个千古不遇的大好时机,成为再创共和的开国元勋,生前享受尊荣,死后万古流芳。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恶化,中共政权垮台的前景会越来越明朗,中共党内军内出现大分裂、大内斗的机会越来越大,而且一定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至于大分裂、大内斗是以华国锋抓"四人帮"、邓小平对付华国锋那样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还是以流血冲突、甚至引发内战的方式进行,将取决于参与博奕的各方的智慧和实力对比,以及事变发生时国际国内的形势。

五、结论

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由民间知识分子、英雄豪杰或者野心家鼓动底层民众用武力推翻现存政权的传统社会革命已经不可能走得通。能够直接引发民主革命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中共党内军内暴发的大分裂、大内斗。在包括结束中共政权和重建共和的民主转型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格局的演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再分配。任何观念的影响力或者道义的力量,只有影响到实际的利益才会发生作用。人们之所以向往自由民主,是因为自由民主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中共党内军内出现大分裂、大内斗,是因为中共党内军内有实力、有眼光的人认识到提早结束中共政权对他们更有利。从长远来看,实现自由民主是全体中国人最大的共同利益,因而民主化才会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共政权垮台后会不会引发长期内战,会不会形成军事独裁?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与时代潮流对抗,注定不可能长久。如果从短期内看,出现的可性并非没有,主要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实力人物的智慧和判断力。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很难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关键的区别在于目光是否长远,对局势的判断是否与实际情况符合。以袁世凯称帝的公案为例来说,就算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如果没有被袁克定蒙蔽住,而是准确地把握住称帝不得人心的时代潮流,一定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不会让自己身败名裂、追悔末及。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能把握住时代潮流,投机分子、政客、野心家也可以成为开创历史英雄豪杰;如果把握不住住时代潮流,英雄豪杰、大政治家也会成为倒行逆施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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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中共解体后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了让各方正义人士共攘义举、集思广益、同心协力共同构建未来中国的理论框架、前瞻设想,于公元二零零六年七月
二十日,一个极具特色与众不同的网络交流平台《未来中国论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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