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0日

江迅:赵紫阳回忆录幕后推手是中共老人

赵紫阳三十小时录音出版回忆录,幕后推手是四位中共老人:前国家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而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提供录音机和磁带。杜导正草拟了提纲,写序言。录音带复制多套分置几处,最后由赵的旧属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出版。鲍朴指称出版前在香港曾被十几人轮番跟踪,但出版消息曝光后,跟踪者即消失。

人生真是一部不断书写的历史。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四年多之际,他生前秘密录下的三十小时录音讲话,在零九年五月整理成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国家的囚徒》)、中文版《改革历程》先后出版,引爆全球"六四"热门话题。赵紫阳远走了,留下的录音却继续书写历史,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反思,对"六四事件"真相的披露,无疑刮起一股"赵旋风"。

亚洲周刊获悉,赵紫阳这三十小时录音的幕后关键推手,是中共四位退休老干部,他们是: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他们从二零零零年起,即在不同的地点,开始这项秘密党史记录的工程。

今年八十六岁的杜导正,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今年九十五岁的杜星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四川省委书记、水电部副部长;已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的萧洪达,曾任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办公厅主任;已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去世的姚锡华,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广东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他们都曾经与赵紫阳共过事,是他的老部下,是与赵紫阳来往最密切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另一位远离北京、住在广州的前省委书记林若。他在赵紫阳开始向四位老人口述回忆之后,听杜导正访穗时提及此事,即提供了录音机和录音带,要用声音将被压制的秘密记住。

最主要的幕后推手杜导正,五月十八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参与赵紫阳录音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一共是五个人,现在已经走了三个。全部录音就是我们四个赵紫阳的老部下一手操作的。"

据知,这一录音是杜导正最初发起的,最后也是他完成的。他说:"这部书的序言三千字左右,是我写的。我开始不愿写序,赵紫阳家人多次提出。拖到今年三月,我住在协和医院,他们又来催我。后来,我想,参与的几个人,紫阳和萧洪达、姚锡华三个走在我们前面,如今剩下我和杜星垣,年纪都大了。这么一想,我就对紫阳家人说,我写序义不容辞。我写得很平和,很公正,很稳妥。"杜导正说:"我曾经建议,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中英文版书,避过『六四』,在零九年『六四』以后出版,但这一建议最后没有被接受。"

他说:"赵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他在这些录音中,主要讲的是『六四』,而后讲的是『六四』前因后果,讲他自己的看法,又进一步谈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功和过,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前后,建国和治国中的成和败,谈了共产主义的兴和衰。我一再鼓励他谈,可以说,赵紫阳与胡耀邦相比,赵读书没有胡读得那么多。耀邦读书特别多,紫阳读书显得少些,他退下来以后才读了很多书。退下来,他有时间了,看了很多材料,结合他的实践经验,作了很多思考,海阔天空地想了很多问题。他的录音谈话,是一层一层展开的,很有条理。"

杜导正说,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政治气氛很紧张,他们这些赵紫阳的老下级与赵的关系都断了,他们去不成赵的家,赵也无法与他们打招呼。直到一九九二年气氛才开始松动。他们才与赵紫阳恢复了联系。杜导正第一个向赵紫阳提出:"你要留下东西,你是当事的一方,把你了解的情况,把你的看法写下来。古今中外,大人物都有回忆录。"赵紫阳开始不同意,说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吧。

一次,杜导正与萧洪达一起去见赵紫阳,杜导正回忆说:"那次,我话说得很重,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惊天动地,你是重要的当事人一方,你应该留下你的声音。这对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有价值的。你有这份责任,对党负责,对百姓负责,对这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你应该也必须讲出自己的看法。后来他总算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杜导正草拟了一个提纲,摆出几十个问题。赵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资料,却被当局拒绝。杜导正说,那次对赵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一开始,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都在场,当时没有录音,由杜导正笔录,他曾做过记者,有笔录的习惯。赵紫阳谈,他们四个人在旁听。一次,杜导正去广州见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杜导正说起赵紫阳谈话的事。他俩都觉得应该录音,免得记录不准确,被人怀疑真假。林若说,他有一台最好的录音机,让杜交给赵紫阳,那天还给杜十盘录音带。那以后,赵紫阳的谈话就开始录音了。后来杜星垣、姚锡华身体不太好,就不参加了,只剩下杜导正、萧洪达两人继续录音,而后萧洪达身体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杜导正一人坚持着,陪伴赵紫阳录音。一次,杜导正对赵说:"紫阳,反正是你讲,我们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对着录音机讲吧。"于是以后都是赵紫阳自己讲自己录音了。

杜导正说:"赵紫阳的谈话录音,前后复制了三套,赵那里一套,姚锡华那里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们都有了录音,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述得很有条理。谈话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错的,给人很多启示。当然,他谈话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赞同,有些观点可能还是错误的。一次,我对萧洪达说,根据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马上就可以出版。当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杜导正还未被找麻烦

至今,当局没有找杜导正就此事谈话,他说:"执政党和政府,比过去文明多了,如果是在过去,我们这些人都会被拉进监牢去了,不入狱的话,至少都发配去青海、宁夏了。总体上说,现在是大大进步了。问题是我们希望它进步得再快一点。"

英文版《国家的囚徒》已于五月中旬推出市场,反响强烈,各地书店奇货可居。中文版《改革历程》,将于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上市,由鲍彤儿子鲍朴任出版人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他父亲鲍彤是赵紫阳前政治秘书,目前依然被当局软禁在北京寓所,他是出版书的主要策划者,他自认"这是赵紫阳留给我的最后任务"。《改革历程》首印八千册已被大小书店书摊预订完,由于事前低调保密,不知情的印刷厂没有准备印刷纸张,出版消息突然曝光,印刷厂措手不及,急急购买纸张,匆匆加班赶印。

鲍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他知道这一份录音带的存在是二零零五年,是赵紫阳去世以后,录音带分散在几个不同的人手上。从他们手中收拢,集中在一起,整个过程非常困难,什么事都不能在电话里讲,这一过程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真正文字工作整理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了。录音带除了赵紫阳本人自己有一部分以外,流散在他们几个人手上。实际上不是一整套在谁手里,至少有两、三套,是被复制过的,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人手上,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全套录音带。赵紫阳本人也没有全套的录音带。

鲍朴说,那几位退休的中共老干部功劳很大,成功说服了赵紫阳,由他以谈话的形式录音。据悉,有一次不是在赵紫阳自己家里,而是到某人家里去谈的。去的时候,中央警卫局把那人家里的胡同和街道的汽车全部赶走,一条街道的汽车全都清走,动作那么大,连公安局也来了人,赵紫阳进了那人家里后,中央警卫局的人就在门外站岗。赵紫阳出门一趟很不容易,因此他们觉得,外出谈话这种方式不太合适,其实,赵紫阳外出的机会也实在不多。

鲍朴说,九三年,赵紫阳写了一个回忆录似的文字材料,录音时,他几乎是照着这材料讲述的,整个录音过程是二零零零年开始的,到二零零三年,SARS(沙士,非典)爆发那年,赵紫阳的身体已经很差,因此,赵紫阳的录音是在这之前的一、二年里完成的。从录音带听得出,有些地方是重复的,虽有重复,但重复部分的谈话,条理依然很分明,只是口语上的不同。因此,很明显是照着事先精心准备好的稿子讲的,不是随意的谈话。至于这批稿子现在在哪里?鲍朴说:"我确实不知道,没有人发现过。"

赵紫阳家人不知内情

赵紫阳的录音带是有顺序的,原录音带上,赵紫阳用铅笔写了序号、编号。鲍朴说:"特别珍贵的是,录音带由他本人作了编号。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序列是完整的了,而不是中间有什么缺失了。我们在中文版编辑时,在章节的选择中,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这大块文章的顺序调整,最后是由我父亲定的。他认为哪部分放在前面,哪部分放在后面,我们照着做。"

据鲍朴说,赵紫阳家人知道录音带的存在,不过,这书是怎么策划的,什么时候出版,出版的新闻什么时候曝光,他们并不太清楚。新闻披露后,鲍朴和他们通过一次电话,他们说,出书的事,他们知道了。鲍朴说:"我们心里清楚,这套录音带一定完璧归赵,归还赵家,那是属于他们的。这部书,他们家人也应该享有著作权。中文版署名『赵紫阳』,他家人享有著作权是毫无疑问的。"

鲍朴说:"大家都这么讲,我父亲有处理这事的权利,因为我父亲当时还在秦城监狱时,赵紫阳就托一位老司机把我妈妈接到他家里,对我妈妈说,他希望与我父亲一起回忆,写一部《北京十年》,我妈妈把这一口信带给了在狱中的父亲。我父亲说,那历史都记在脑子里了。我妈当时还带去一本《改革年鉴》,希望帮助他准确回忆,书送进去,结果父亲退回来了,说都在脑子里,不会忘记的。后来那部《北京十年》没有完成,因为,我父亲出狱后,他俩不能见面,他们之间的通讯是根本不可能的,有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麻烦。"

鲍彤完成赵最后任务

鲍朴举例说,有一年,赵紫阳女儿邀请鲍彤参加她公司的一个拍卖会的预展,就是因为他女儿邀请,鲍彤已经在去预展的路上了,有关人员硬是把他拖上车送回家。他们不让鲍彤与赵紫阳家人有任何接触,见面谈话。可想而知,他俩要合作的困难了。鲍朴说:"虽然《北京十年》的书没有成功,但都知道赵紫阳的遗愿,托付我父亲完成那部《北京十年》。"鲍朴说:"此事成功,主要是那几个关键人物在后面运作,他们中间有两位已经去世了,其中一位零九年三月刚去世。英文版提到他,说他还活着,可惜错了,他已经去世,英文版没来得及改。对他俩去世,真是很遗憾,他们是党内老干部,曾身居要职,退下职位后,很热心做这事。据知情人告诉我,有时夏天他们拿到录音带,躲在屋子里,关上门窗,反复听录音,这种细节真让我感动。"

出版后跟踪者消失

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七年的鲍朴始终很低调。他说,前一阵总有十来人轮换着不时跟踪他,但录音带和出书的消息曝光后,跟踪的人反而消失了。

鲍朴说:"跟踪我,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我想,一旦进入公众视野,我就安全了。我昨天晚上还和我父亲通电话,问起他的近况。他说,他感觉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对此事处理得还算冷静,他至今未受到负面影响。他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犯了不冷静的错误,现在,到目前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在北京的电话畅通,也没有人专门为此事找他谈话。"

原文:亚洲沙龙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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