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30日

公牛:“喝茶”

喝茶不是第一次了,宪章事件喝了2次+1次,之前喝过4次茶。

我在第一批名单里,签了后把全文发在了自己的博客上,那天大概是12月9号。

签字那天,我已经有预感,国宝可能会来找我, 心理有准备。
12月13号,国宝电话通知,来公安局国保大队喝茶,好像是下午1点半左右,就去了。

那天架势大,国宝会议大厅会议圆桌坐了5-6个人,2人认识,还有几个不认识。

我乐呵呵的跟熟悉的老Z打招呼, "怎么这么多人,什么事情要兴师动众啊?"

老Z笑眯眯的又一脸严肃的说," 你是不是签了那个零八宪章?"

我说:"是啊! 我支持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签了,难道不行啊?作为公民,我有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啊!我有政治权利啊!"

老Z和边上忘记名字的眼镜严肃的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宪章是要推翻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

我说:"啊?!哪里有啊!宪章里哪里写着要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的?没有的事!"

老Z说:"你的行为如果上头定性,那可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共产党的,性质很严重的!"

我说:"作为中国公民,以书面非暴力的形式发出建议,呼吁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也有错啊?这里面没有一句话说要推翻政府的!我们又不像杨佳那样暴力,非暴力的文字呼吁怎么是推翻政府呢?还推翻共产党!现在谁有能耐推翻共产党?现在说谁要推翻共产党那就是神经病,全世界最大的党没有人能推翻它,只有它自己可以推翻它!"

"我支持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实现党内民主,解除党禁报禁,一步步来,我不同意毛的暴力革命理论,我支持改良,非暴力的改革"

…..

他们开始追问:

1.你怎么会签名的?
2.你以什么方式签的名?
3.你有没有和其他人商量过?
4.本地除了你,你还向谁提起过这个,还有谁和你一起签名?
5.那个***,他怎么没有签名?你没有告诉他?
6. **的***,你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7.你对这个零八宪章怎么看?

…..

老Z和周围几个国宝轮番的给我做思想工作, 希望我认识到这个"宪章"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当然,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公民,以非暴力的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观点是合法的,是宪法许可的。

还要我写一份笔录,我把自己的观点还是这么写了上去了,签了字。

最后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我是这么说的:

"我支持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领导!"

老Z看了最后几句,嗯?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领导?"

我说:"是啊!党正确的领导我坚决支持,党错误的领导我坚决反对!"

签字:中国公民 *** ,

完事。

签字我一点不后悔,开始有点恐惧,但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情,签了就签了。

签字那一刻,我是一个行使自己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

签完以后,我觉得很光荣,

我第一次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集体呼吁的形式参与了一次社会公共事务,

我自豪!

他们紧张,因为他们恐惧,不是国宝恐惧,是独裁统治者、当权者恐惧,

他们拒绝政治改革!害怕政治改革!

从今年09年贾某人说的话就看得出来,这帮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还想继续他们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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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10天半个月左右,2009年一月份,春节前,有天我用自己身份证在网吧上网,和网友聊起能否以漫画形式表达零八宪章的事情,问起有谁会画漫画?结果也没有人会,也没人肯,就这么不了了之。

结果没几天,他们电话一早打来,让我去,我那天还在被窝里睡觉,我想回绝了,他们一定要我去。

起床后我先去买油漆胶水给漆匠,等等车磨磨都10点半多了,他们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最后索性问我在哪里,开车接我,把油漆送到家,再到公安局一会议室,这次是4个国宝,原籍2个,新籍2个。

开口就问我有没有找人做零八宪章的漫画?

我纳闷的要死,还没醒过来,我在网上和网友谈这个话题,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那天下午在网吧,才上一个多小时,电脑自动蓝屏了两次,我还不知道咋回事,他们先知道了,身份证上网真不安全,我在网吧输入的所有的文字,估计他们都有记录,否则不会知道我问漫画的事情,这该死的网吧监控,害死我了。

然后又是盘问:

1.谁要你做漫画?
2. 你怎么和他们联系的?
3.他们是谁? 都有些什么人?
4.你用什么工具和他们聊的?
5.你认不认识***,他的网名是什么?

¥%……&¥¥#

七七八八的提问,搞得我懊糟死了。

我出门时对他们说,这点屁大的事情你们也怎么紧张,有什么大不了的,网上和网友聊聊你们也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地方这么小,有多少人关心政治啊,我要找得到知己,还跑网上去聊啊!

这次事情让我深刻感受到被监控、没有隐私的恐怖,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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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老Z就跟我讲起过,你无论在哪里网吧上网, 你一上网,我们就知道了。

还有,晚上有时半夜睡不着发短信更新鸡歪推特,他们全知道,老Z还跟我说,你半夜常常发短信啊!幸好我没有外遇和二奶啊,否则还不完蛋啊!

他们国宝同事在用土话聊天时谈到**人调去了监控中心, 听到这四个字,我完全明白了!

窃听风暴的事情不光发生在东德,也发生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发生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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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我有生之前依然生活在暴力和谎言之中,

我不想让孩子还在从小接受这种愚昧迷信的教育,

我不想自己的亲人孩子朋友因为说真话而被监控甚至失去自由,

我不想我的亲人孩子朋友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政府的威胁和恐吓,

我想有生之年亲自参与投票选出中国的民选奥巴马,

我想如果有可能,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也能去参加中国总统竞选,

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但有没有机会意义重大,

我想新闻媒体不再是一党的喉舌,而是全体中国公民的华语平台,

我想早日解除党禁报禁,我也可以公开办杂志, 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博客党或者酷裆党,

我想这个国家不再有访民,不再有政治犯良心犯,不再有坚持真理讲真话的正义的记者律师维权人士被迫害,

我想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敢滥杀无辜、欺压百姓、滥用公权、贪赃枉法、以权谋私,

可以把他送上法庭公开审判的时候,

…………

我死而无憾。

作者:公牛
原文:http://guoweidong.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30.html

乐若鱼:领导为何能成功霸占女下属?

作者:乐若鱼

据楚天金报4月29日报道,2003年,32岁的张军经人介绍与县公安局民警陈娟相恋,两人生活幸福美满,哪知陈娟的上司局长贪婪其美色,长期霸占陈娟,丈夫张军经过重重困难,多方调查取证后举报该局长。2008年12月6日,原局长陈中天因受贿6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张军在举报过程中发现,公安局还有两名女警察也被陈中天霸占过。

在这条新闻的后面,有网友评论说,这事一点都不奇怪,现在的领导有几个不这样啊。此话说得极是,现在的一些领导,不但贪欲高涨,淫欲更加高涨。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的第三产业不大部分靠领导们拉动吗?野花玩腻了,就想到家花了,当然是别人家的花,于是利用权力,霸占民女之事便不稀奇。

这事怪就怪在,这位警花的丈夫居然告赢了,把局长扳倒了。这当然与张军的执著顽强的性格有关,历时几年的举报,受过打击报复和恐吓,最终他坚持了下来。

我们看到,张军曾经举报过几十次,都毫无结果。可见一个小百姓要想扳倒一个官,是多么地艰难。陈中天局长为何如此猖狂,敢霸占女下属?就是因为他的权力缺少制约,身为单位一把手,便老子天下第一,说一不二。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多么地无力和无效。既缺乏上面的有效监督,更缺少单位内部的权力制约。所以,很多单位的一把手都像土皇帝一样,既有色心,也有色胆,不霸占民女才怪。

另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申冤无门,客观上助长了陈中天们的嚣张气焰。他们的态度就是,你有本事你去告啊,你能告倒吗?也就是碰到了张军这样敢于死磕的,要一般人早就放弃了。也是他的运气好,掌握了陈中天确凿的受贿证据,否则,光凭老婆被霸占这一条,还真扳不倒局长大人。看看现在落马的贪官,有几个私生活干净的?事实证明,小头不干净,当官就不会干净。可惜有关部门对生活作风这件事看得太轻,结果任凭领导们小头乱伸、大头犯晕,最终以贪污受贿落马。

不过,也有网友对此评论说,这个张军真傻,有领导照顾得不微不至,将来不是一帆风顺吗?这话也对极了,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是这种心态。一方面是主动献身于领导的越来越多了,领导揩她的油,她就能揩领导的油,是一种肉体交易;另一方面,很多被领导霸占的人,也就顺势而为,欣然接受,然后想办法捞点地位和金钱回来。

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包养了11个情妇,还喜欢玩弄下属的老婆。报道曾说,"为了得到提拔,或是惧怕打击报复,一些担心官位不保的官员都按照要求让自己的妻子与市长(庞家钰)'谈话'。一时间,宝鸡市的干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舍不得媳妇套不着狼'。"

可见,许多人宁愿戴绿帽子,也不愿影响自己的官位。"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顶点绿",成了官场中某些人的真实写照。而在这个案子中,张军是个小老板,如果他也是仕途中人,他还敢不敢如此强烈地反抗?这可就难说了。

一方面是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致使领导们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很多下级官员官性大于人性,更无血性,为了仕途,甘愿献出老婆讨好上级,或做了王八也自认倒霉,不敢反抗。这两者的合力,促使陈中天这样领导敢于淫人妻女,无恶不作。这就是污浊的官场,它几乎将人性摧残殆尽!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0429/06/5822QAHL00011229.html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c9c8a1ed9df3d89

严家祺:我不信“六四大屠杀”真相永远被掩盖!

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为悼念"六四"20周年而作

作者:严家祺
来源:《前哨》月刊
原文:http://www.de-sci.org/blogs/stone/?p=29176

严家祺、高�夫妇在纽约我直接经历了两次"天安门事件",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做了一些事。又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流亡海外二十年。我此生就是要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翻案,为赵紫阳、为"天安门母亲"、为"六四受难者"讨回正义。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

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76年"清场"没有打死一个人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清场"有两次,即1976年4月4日晚和4月5日晚。"联合指挥部"4月2日成立后,4月3日和4日两天,"联合指挥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抓捕了23人。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当天深夜清场时,围住了57个人,抓捕了7人。接着,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的200
多辆卡车开入广场,收走广场上成千上万个花圈。

4月5日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的人对收走花圈一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非常气愤。我目击了当天从人民大会堂台阶到"指挥部小灰楼"的游行、在
"小灰楼"前烧车和四名"代表"进"小灰楼"谈判的过程。我家在东单北面的干面胡同,离广场很近,下午6到7时,我回家吃晚饭,7时半我又到天安门广场。我在1979年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对这一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封面,发行8万册(网路图片)

1976年4月5日"清场"时,留在纪念碑前只有200到300人。虽然动用了数千工人民兵和警察,但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只有641 人(这是"
天安门事件"翻案后为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当时警察没有"警棍",打人用的是木棒、皮带和桌椅腿,清场打伤了许多人,在纪念碑上留下了许多鲜血,但当时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人是后来清查中的事。1976年4月5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抓走了200多人。

1976年4月5日晚上9时左右,许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进入广场,但可以离开广场。当时,我还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上只有当天送来的11 个花圈(4月
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只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纪念碑上有一首《告别》的诗。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写进书中。我是9时10分左右离开广场的。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89年"清场"死伤成千上万

1989 年6月3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张伯笠是校长,我和刘宾雁被聘为"名誉校长"。当天傍晚7时多,我在家中听到与1976年要求市民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类似的电视广播,当我接到赵瑜电话后,我立即奔赴天安门广场。想到1976年"清场"的情况,感到会有"危险",但完全想不到会有
"大屠杀"。

晚10时,张伯笠主持"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我在开幕式上作了半小时演
说,作为"第一讲"。我主要讲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含义,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天安门广场有逾十万人。远处的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但天安门广场听不到枪声。我在演说后,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因"民主大学"周围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10时半左右,我和高皋通过拆开大帐篷的缝隙,从帐篷后面离开了人群。有几个人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危险,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家中。1989年时,我家已搬到建国门内东总布胡同。6月4日凌晨1-2时,被持续、密集的枪声警醒。我们马上到14层的阳台看长安街,才知道发生了大屠杀。

事后知道的情况是:1989年6月3日下午,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陈希同、罗干、杨白冰、刘华清、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等开会。李鹏说:「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今晚,我们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在许多与会者发言后,李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从6月3日10时15分至6月4日凌晨「清场」结束天安门广场反复播放的「紧急通告」,就是李鹏的这些话。在这次会上,杨尚昆还传达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按照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记述,"六四"清场事实上是从6月3日开始的。6月3日下午3时多,陆军第40集团军从首都机场由东北向西南进发。下午5时,空军第15空降军从南苑机场出发,由南向北进发。晚上8时,陆军38集团军从北京西边的万寿路向东进发。陆军39集团军从北京东郊由东向西进发。此外,还有多个集团军按照规定时间从丰台、从沙河机场等地出发。所有这些部队的目标是一个――天安门广场。在这些部队中,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
15空降军最坚决执行了邓小平、李鹏的命令。陆军38集团军加上所属的坦克部队,共一万五千多人,从万寿路,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六部口,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空军第15空降军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珠市口、前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们以坦克、装甲车和机枪扫荡开路,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6月4日凌晨1时半,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差不多同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队伍亦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预定位置。在戒严部队强行推进的过程中,数千人包括家居百姓被枪弹、流弹击毙击伤。面对横冲直撞的坦克和军车,面对疯狂的屠杀,满腔愤怒的老百姓不畏强暴用砖头石块敲砸军车,竭尽全力地反抗。青年王维林只身阻挡在北京饭店前行进着的一列坦克前,要求戒严战士放下屠刀;市民自发地用可能的工具把血肉模糊的死伤平民送往医院救治。愤怒的吼声响彻天地,枪声间歇时年青人还奋不顾身地向军车冲去,得到的虽然是机枪扫射和催泪瓦斯的回应,但是,秉持正义、遍布街区的人们不畏强暴、阻挡军车,用血肉之躯阻止戒严部队暴行。怎奈,抵挡不住在炮弹掩护下的坦克、装甲车长驱直入驶向天安门广场,并运载了数以万计的兵士排放在长安街上。

6月4日凌晨1时半至2时,戒严部队已封锁、包围广场,这时,广场上大约有1万多人。天安门广场上空反复播放着「紧急通告」,声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一些人离开了广场,大部分人被逼到了纪念碑四周。在广场的学生领袖有柴玲、李录、封从德、马少方、邵江、周峰锁、梁擎暾、吴仁华、张志清和6月2日绝食的刘晓波、候德健、高新、周舵4位知识份子。有人写好遗书,广场上大家高唱国际歌,决心与广场共存亡。

凌晨3时左右,人大会堂方向的枪声离纪念碑越来越近,间中还有催泪弹落下,参与绝食的4个人决定为大家活着撤离广场作努力。他们劝说学生工人把纪念碑上看起来疑似武器的东西捣毁,并以照片留档,以表明和平非暴力。然后,由侯德健、周舵出面,与广场指挥官斡旋。几经交涉,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从东南方向撤离。

4时,天安门广场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4时30分,发出最后清场信号。一串红色信号弹升向天空,华灯全部启开,整个广场尤如白昼。

大群身着迷彩装 面戴防毒罩 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大会堂方向冲了出来,朝前方扫射。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大会堂东南部聚集着的民众高喊
"回去!回去!'换来的却是更密集的枪声,怒斥声像山洪爆发一样从人群中倾泻而出。广场上的学生在枪声和棍棒的要狭下,排着队,打着旗,向广场东南方向撤退。

5时半左右,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全部撤离广场,"清场"任务达成。到6时左右,天安门广场的各个路口全都被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的人墙堵住。各方军队全面出动,一批持棍士兵在珠市口乱棍猛打学生市民。从东边高速驶往天安门城楼的6架坦克和10余辆装满士气的军车一路开枪扫射。7时,3辆坦克在西长安街驱赶正向学校撤退的学生时,在六部口自行车道上压死了11名学生,9人受伤。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为了救一同学,被碾断双腿。

6月4日7时至11时,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据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透露,大火烧裂了40条花岗岩纪念碑台阶,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桧柏。纪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装甲车上的大兵向围观人群发射催泪瓦撕,地面上的大兵冲喊着殴打市民;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主要街口都有戒严兵士层层封锁,无论什么人,什么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线,便遭乱枪射杀。

六四这一天,绝大多数商店闭门罢市;大学校园里哀乐�荡。新闻媒体虽被军管,但�在心底的良知与正义让从业人员克尽职守。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杜宪和薛飞身着黑装用悲切地嗓音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人民日报》没有发自己的社论,却用醒目的版面报导了《北京这一夜》:「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解放军报》6月
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为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邓小平调集了18万军队进驻北京,动用了机枪、坦克。参加"清场"的士兵远远超过了广场上学生人数。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数千人至上万人伤亡。据「六四」后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2006年公布的调查资料,在「六四」事件中,无辜遭受枪杀的、有名有姓的学生和市民就有
186名。无名无姓的死难者更多。「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所到的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体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400具以上。"据封从德"六四档案"说,"六四"死亡人数当在3000以上应无疑问。据美国《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报导,杨尚昆在一次宴客时就说"六四"死亡人数就逾600人。

"清场"后的"清查运动"对比

我在《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用一节《大搜捕、大追查》对1976年"清场"后的"清查运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也记述了4月5日后被捕人的名单。我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说一点,与1989年"六四"后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到1989年6月30日,仅北京抓的所谓"暴乱分子"就有1103人。全国取缔所谓"非法组织"515个,拘捕4386人。

两次"天安门清场"后果对比

1976年的"清场"是抓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没有屠杀,当天也未死人。1976年镇压"天安门运动",由于不得人心,为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准备了条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以外,影响有限。

如果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大事的话,那幺,可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场"是长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影响到东欧的变化。美国、法国、西德、瑞典、丹麦、欧洲共同体、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他们不惜生命卧轨
拦截火车,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 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
"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

"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邓小平的"南巡",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在世界大潮前,中国主动放弃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
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

为两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出力

第 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一直为"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努力。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要否定"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定的性"也要改变。197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双重真理学说》的发言。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对这次会议和我的发言作了报导。

7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作了《三个法庭》的发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实践》。我在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以跨越时空的"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访问了17世纪义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这篇文章借
"实践法庭"法官的口,对"天安门四五运动"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文章说:"当四人帮用'宗教法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进行判决的时候,人民却用'实践法庭
'最终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这篇"幻想小说"还谈到,记者在法官四十二层楼办公室的阳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正义路",有一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也可参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时代的飞行》),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北京在那里建了一个同样是"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的"鸟蛋
"。

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愿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也发出了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呼声。不过,《三个法庭》中为
"天安门事件"翻案,是在中国的报纸上第一次发表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赞扬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的1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派与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人经过一年多有进有退的较量,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专门讨论了 "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第二天,进行分组讨论。谭震林、付崇碧、李昌、陈再道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三天,陈云在小组会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吕正操等也在小组会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陈云发言后一两天内,在叶剑英的推动下,华国锋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布置,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闭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从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消息中的一些话摘录出来,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标题,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
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实际上公开宣布"天安门事件"平反。

从我家到于光远家只有步行三分钟距离。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门广场的诗词抄下来几首,读给于光远听,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上烧掉我抄写的纸片。于光远也多次来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远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胡绩伟、杨西光是与于光远商量后,得到于光远的支持后才决定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 人民日报>又报导了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为388位因参加
"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应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实际上,许多单位仍以各种藉口给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为 "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传,上海宗福先创作的反映"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后,于11月15日开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

《人民日报》还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主编的《天安门诗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呐喊》,并选刊了天安门诗文。

在为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关系密切的几个中青年记者、编辑为澄清事实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写、署名本报记者的长文《天安门事件真相――把
"四人帮"利用< 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赢得了读者巨大共鸣。

《中国青年报》则于11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文章说,"四五运动"的爆发, "是人民普遍觉悟的结果",说明 "中华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接着,一直为平反 "天安门事件"奔走呼号和积极做准备的人,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奉献给了社会:1979年初,吴鹏和王正义和我编辑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继之,《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
《天安门诗文选》、《心碑》出版了。记叙"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四五运动"记实》、《伟大的"四五运动"》(陈子明、王军涛等着)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经写好《"四五运动"记实》8万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间,我写的《能源》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是这样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范用十分友好地对我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运动"记实》,因为篇幅太小,我请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一起,把书扩充到14万字,于1979年4月出版,发行8万册。这是当时最完整记录"天安门事件"的书。正因为《"四五运动"记实》的出版,才促使高皋开始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发行150万册),其中详细记述了"天安门事件"。

全国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许多混乱来源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正义标准,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并不存在「暴乱」。连这样影响到「最高权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闭着眼睛,不问是非,硬说发生了「暴乱」,那全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吗?只有象1979年那样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恢复正义,才能在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才得以推进的。只有有了「正义」的标准,人心顺,道德行为才能广泛传播,社会公正才能确立起来。

我在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努力时,胡锦涛只是一心为了从甘肃调回北京而努力。1983年到1986年,我与胡锦涛同时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任职,胡锦涛是"主席",我是"常委"。我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理论务虚会简报1979年2月4日》)。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开除出了共产党、开除了工职,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当年,胡锦涛只为了回北京,今天,他大权在握,竟竭力阻止"天安门事件"翻案、阻止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不信,"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能够永远掩盖!我不信,"六四受难者"要永远流血流泪!我不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会永远没有正义!

(将刊香港《前哨》月刊2009年5月号,写于2009-4-2)

美利坚合众国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中国民工李蜀皖
作于2008年6月

一个来自非洲黑人后裔的儿子
巴拉克・奥巴马极有可能成为史上最伟大国家的总统

一个来自非洲黑人后裔的儿子
迈克尔・乔丹成为世界篮球之神

一个来自非洲黑人后裔的儿子
迈克尔・杰克逊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歌王

一个来自非洲黑人后裔的儿子
穆罕默德・阿里成为享誉天下的一代拳王

一个来自非洲黑人后裔的儿子
马丁・路德・金成为美国历史上能与开国总统可堪比肩的巨人

一个年轻的、被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视为离经叛道的人
比尔・盖茨永久性地用电脑和网络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选择被庇佑、居住、和埋葬与此地的国家

一个几乎拥有来自全球每一个民族的人
却能够和平共处融合完美的国家

一个世界上最多人认同肯定
心中向往,愿意移民与此的国家

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族裔,通过自己的奋斗
都能够得到平等的机会实现梦想的国家

…………

一个在世界濒临2次重大倒退
历史性地挽救各国、将全球拉回正常和平发展轨道的国家

一个面对强权和暴君敢于说不且一直说不
并且敢于挑战并击败之的国家

一个既有追求,执着梦想
又极善于把握时势、善于变通、因势利导的国家

一个能够和曾经自己殊死搏斗、有深仇大恨的对手哦
却能实现和平共处,甚至以德报怨帮助敌人的国家

一个很多强大的国家曾梦想征服她、战胜她
结果反而被她彻底击溃的国家

一个很多国家为了战胜她而学习她的治国方法
结果因而成为其伙伴和朋友、实现和平共赢的国家

一个不怕任何强大邪恶的对手,都敢于叫阵
却非常害怕自己治下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害怕对方老百姓的国家

一个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甚至是她的对手
都相信她的诚信,愿意持有该国货币作为发展命脉储备的国家

…………

一个第一个建立专利法、第一个建立反垄断托拉斯法
既保护促进知识发明、鼓励探索,又遏制对平等精神伤害的国家

一个只以外太空、物质世界本质、个人精神追求为目标
而不是将狭隘的反这反那作为目标的国家

一个能够理解世界多元文化,虚心学习接受
成为最大的熔炉,并能够开创新时代的国家

一个真正敢于反省自己错误、并真诚忏悔的国家
即使这个错误也有其善意和误解的成分

一个不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私利
而在全球为其他国家推行带来先进的价值观和幸福理想的国家

一个建立了相对完美的政治制度
能够进步和调整,并发掘每一个人聪明才智和潜能的国家

…………

这就是伟大的美国,一个仁慈、自信、强大的国家
她是不可战胜的国家!

一个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的美国
却崛起成为全球范围内、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国家

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几乎在各个领域都不曾被战胜过
那绝不是偶然,那是天道酬大德

这得益于上帝的保佑,相信这是上帝的真正意志
是上帝对正直、善良、公义的褒扬

这也得益于人民的支持,相信这是人民的民心所归
是人类对人性、民主、自由的肯定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2009年4月29日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
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
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
",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他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许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总是试图挡住群众的眼睛

原文:http://yilubbs.com/HT/con_119_M.1240602876.A.htm?redirect=1

丁学良:宁可在国会里打,也比在街头打好百倍

泰国这几天的动乱,于我并不很意外。今年春节前我去泰国考察十多天,目的主要就是了解前不久他们国家政治纷争的后续。我在前总理他信(海外华人报刊也把他音译成"戴克辛")的家乡呆了三天。那儿好几个人――既有商人,有白领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普通老百姓――都说,他信在泰国北部根基深厚,又深得全国中下阶层民众的拥护,把他一棍子打下台,他不会罢休的。政治斗争做得太绝了,反弹就会太烈。

你看,这次泰国总理艾比什面临的局势,跟他们不久前把前总理他信一派搞下台的局势一模一样。当时"黄衫军"街头示威游行,包围国际机场,搞下了他信的同志和接班人。现在"红衫军"街头游行示威,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说,政治斗争宁可在国会里开打,也比在街头开打好上百倍。国会里怎么打,也打不死人,街头一开打,后果就难说了。

上个月《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的高级编辑严晓霖硕士,刚刚整理了一篇我最近在泰国考察的行程和"心路"――我对泰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真心祝愿他们的政治危机早点结束,很快实现全国全民的大和解。政治上最伟大的作为不是多结仇,而是多包容。


丁学良博士 专栏 (严晓霖硕士 整理)《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 2009年4月


(标题)在动乱的泰国怀念一个美好的朋友

(导语)
如果想在一个人身上找齐最高档的和最草根的、最主流的和最边缘的元素,且能彼此和谐、切换自如,汪老爷子是我见过的第一人。

(主文)
最近我去到东南亚考察,主要是实地访谈,了解泰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及其对东南亚贸易自由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十多天辛苦工作完毕,原本抱着心愿重温一种特别的按摩。可惜能带我去的那位朋友实在太忙,我又必须回香港报道上班,只好留下一片遗憾。

在泰国,大街小巷都有按摩店。廉价的、底层的甚至提供色情服务的不在少处,而专业的、正宗的泰式按摩则通常挂有"classical"牌子。最好的那种店,客人进去,师傅看一看、摸一摸,对你的身体状况便能心中有数,从而判断适合在你身上使用哪些手法、力道如何把握。

这些门道起初我与其他外来者一样不明白,幸运的是有一位精于此道的当地人带着我。那是我此生至交,一位传奇且最可爱的人,在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上至政界学界、下至乡野民间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有一半华人血统,中文名字叫做汪华林(也有写作"琳"),一般唤他作
Dr. Warin。给他寄东西只消写上曼谷市和他的名字,无需地址都能送到他手里,可见他多牛!他比我年长一辈,与中国朋友提起他,我便称他汪老爷子。如果想在一个人身上找齐最高档的和最草根的、最主流的和最边缘的元素,且能彼此和谐、切换自如,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人。

汪老爷子出身一个复杂的大家族,祖上是潮州人,自爷爷起去了泰国。汪老爷子读大学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左派学生头目,在泰国大学生中拥有非同一般的号召力,以至泰国共产党一心希望吸收他。可是他不能去,不是因为政治立场,更不是因为胆怯,他从来不怕危险,他什么都不怕。但是他的眼睛有缺陷不能从军打战,一只眼因为小时候玩弹弓,被从树干上弹回的弹子打伤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也随之发炎感染,视力很差,走路都常常摔跤,实在无法进山参加游击战。

即使如此,泰国共产党游击队司令部仍然舍不下他的魅力和勇敢,特别封给他一个"少校"军衔。如此一来泰国政府便非常紧张,在首都大学生中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军官,在1960年代的冷战时期那还得了!于是下令追捕他,他便逃跑,从泰国逃到老挝,再往北进入了中国。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他去了重庆参加了一阵子,目击了"文"革的武斗,因为没有当地居民身份,不能老呆,就又潜返回去。在曼谷已不能久留,于是他发奋读书,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受聘于泰国排名第一的朱拉隆功大学,一直做到经济系的系主任,在他们国家经济学界是头块牌子。

在泰国,大学教授福利虽好但收入不高,不够好酒如命的他天天喝好酒。后来他就辞了职,开了一家国际经济项目咨询公司,受亚行、泰国政府及工商界的委托做一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一天到晚在荒山野岭中奔波,大湄公河地区所有最偏僻、最危险,同时也是风物人情最奇特和美丽的地方全都去过。我多次进出那些大毒枭控制的区域、土匪出没的地方、海盗监管的水域、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地带,若不是依仗他的人脉和声望,有多少条命也丢掉了,而他的名片几乎等同于跨国通行证。

在他活动的环境,没有好路,只有好车,人体的损耗是很厉害的,这也是他特别迷恋古典式按摩的原因。说起这点,有一件"荒唐事"不得不提。有一次,我们一同完成了在泰国达府的考察任务,最后安排云南外贸方面的官员与达府最高级别的几位官员进行一次政策交流会面。晚宴订在当地最高档的中餐馆,那座楼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其间陈列着若干文物、名贵的红木家具等,气派不凡恍若皇宫。我们为此操持多日,开宴前还在到处搜罗西方进口的红酒,天气再热也得穿西装打领带脚踏黑皮鞋,非常郑重。

等到收拾停当提前十分钟来到包厢门口,未见人影,先听到一个男人和几个中年妇女在里边的嬉笑声。那笑声就像是一个永远淘气、喜欢恶作剧的,又已经不是孩童的老顽童,似乎在戏弄着谁、调侃着谁。我一听就知道是汪老爷子在里面,一时间傻了眼,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进去一看,汪老爷子竟然在所有高官和我们这些主人都还没到的时候已经落座,叫了两瓶啤酒,其中一瓶已经喝光了。两个三四十岁的女按摩师,一边一个,正坐在桌子下面给他揉腿呢!我是又好气又好笑,便问:"汪老爷子,一会儿客人就到了,您看……?"他却大手一挥:"客人来了有什么关系呢?上面喝酒下面按摩,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汪老爷子两年多前过世了。按照佛教礼仪,遗体没有立刻火化,而是遵照他的遗嘱等待所有的好朋友与他一一告别。半年多里我一直没有去,一直不能接受看见他遗体的样子,我想永远保留记忆里他孩子气的笑容和永不消褪的活力。为了这件事,还引起有些人误解,《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的三代负责人向、红、涛就责怪过我,"为什么至今不去向汪博士遗体告别?"
这次春节前去曼谷,我思想斗争了很久,要不要去他家看一眼他的灵塔,最终还是没有去,我要让他永远活着。漂泊半生,游学天下,他是最与我臭味相投并且令我真心喜爱的人。(整理:严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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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诚:赴美购房团四大失误

内容导读:仔细分析中国赴美购房团全团"零成交"原因,最关键因素可能是出现了四大失误……本文内容系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企业做出任何决策的依据,也不构成对文中提及的个人或机构的评价

作者:陈真诚
来源:独角兽论坛平准书 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8&ID=32297

最近,伴随着一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回暖",一直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国内外媒体热捧的中国赴美购房团的故事着实让许多人遭遇了暖意里尴尬。虽然首发仪式上的热闹依然记忆犹新,但赴美购房团大军归来时"两袖空空":全团彻底地"零成交",一套房子都没买。究其原因,据报道,之所以没买,是因为价格没谈拢。有人做出这样的评论称,按美国人的说法,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楼市尽管出现了回调,美国的房价跌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当是许多中国人认为的"抄底"良机。可等中国赴美购房团过去一看,发现也就只跌了15%左右,有的地段是跌了20%到30%左右,可这些地段大多远离市中心、可谓地广人稀的所在,投资价值稀缺。现在买进房产,如果是用来投资的话,那得等到市场走好了才能有所获益。但美国楼市很成熟,总体存量巨大,多年来,整体价格的波动幅度比较缓和,房价一直平稳,能掉15%,已经是创10年的纪录了。甚至美国一些个别城市,房价几十年如一日,只存在轻微波动。由于美国房市与中国房市相差太远,想从美国楼市捞钱,可没国内这样方便,于是购房团"铩羽而归"。

也许真有人自信自己的智慧过人而想去美国"操底"房地产市场买房投资获利,却压根没想到美国房价难以大起大落,也许有人只是想以去美国"操底"房地产市场来引导国人的"操底"意识,所以,最后,全团人员无不"两袖空空"地回来。而仔细分析中国赴美购房团全团"零成交"原因,最关键因素可能是还出现了四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没有事先派出大批中国官员去美国做官员,尤其是在相关房地产等部门及各地地方政府任职高官,因而没有了来自政府的力量做基础。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事先派出大批人员去掌控美国的金融业,不能出现中国这样的金融政策基础、假按揭环境,使得房价难以大起大落。第三个失误是,没有事先派出大批统计人员、输入中国的统计方法,难以出现中国这样的让无数人质疑的房地产统计数据,从而就没有大量数据引导舆论、证明"房地产回暖"、"未来房价将大涨,现在的房价正是操底价"等,因而失去了投资获利的动力。第四个失误是,没有事先派出大批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媒体,缺乏了让未来房价持续上涨的舆论。由于存在这四大致命的失误,中国赴美购房团自然会全团彻底"零成交"地回来……回来后,说不定还能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大有作为",因为中国的政府部门在救市,甚至客观而言可以说是"托市"。至少,一季度因政府救市政策刺激和部分楼盘降价而带来了成交量的一定增长,但统计数据已经足可以证明房地产已经回暖,尤其一些地方政府的救市、托价行为让一部分人看到了房价将继续疯涨的希望。一些专家们也口径一致地称现在可以买房……

然而,中国的房市真的回暖了吗?

国家统计局四分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1-3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高达5059亿元,而该数据同时显示,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中个人按揭贷款只有984亿元。考虑到有一手房也有二手房、有普通住宅也有非普通住宅、有商业地产也有写字楼等原因,首付比例不一样,因此,取平均值意义,用按揭贷款数据除以0.7本文作者陈真诚发现,得出的结果数据是,一季度全国房地产通过按揭销售的实际总量可能约只有1405.7143亿元(包括各类一、二手住宅和非住宅房地产在内,也没有剔除可能存在的假按揭等部分),不到1500亿元。这个数据与5059亿元相差太远!当然,可能还有少数买房是一次性付款而不通过按揭贷款,但那量也不会太大。当然,还有部分属于预订、未正式完成销售的。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房地产开发定金及预收款为2029亿元。那么,即便将1405.7143亿元与2029亿元相加,其结果也与5059亿元相差很大。而且,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出现一种情况,由于不少开发商承诺购房者如果将来不买房,其所交订金或预付款可以无条件退房,所以,一些确有买房需求的人也变得精明起来:同时在多个楼盘登记买房、交订金或预付款,甚至有人同时在超过十个楼盘登记买房、交订金或预付款,然后过段时间看哪个楼盘真的降价或降加最多就决定买哪个楼盘,再去其他楼盘退房取回订金或预付款。从此或可想象的是,这就是说,2029亿元房地产开定金及预收款中,可能水分不少,有效定金及预收款可能并不多。

另外,在上海房地产市场上,有媒体报道的资料数据显示,一季度,共有500个左右(新盘近300个,尾盘200个)的楼盘在售,但是,成交200套以上的楼盘只有33个,成交100套以上的楼盘为79个,零成交楼盘有98个。这意味着人气较旺的楼盘只有五分之一,少人问津的楼盘达五分之四。大约有
25%住宅新盘开盘价格出现上调,但9成涨价楼盘为普通公寓(单价在2.5万元/平方米以内),而高端物业的价格却出现了4%降幅。

一些舆论称,一季度,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房地产交易空前火暴,房价上涨,存量消化很快,商品房空置面积大减。可是,4月21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对外发布一季度北京市经济发展运行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北京市商品房屋现房空置面积1437.2万平方米,同比却增长
34.5%。其中,商品住宅空置面积514.6万平方米,同比也增长33.1%。北京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于秀琴分析指出,从数字上看,目前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商品房库存量较大,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中。事实上,房价的涨幅回落才刚刚持续一年时间,房价调整尚未结束。

另外,有媒体报道称,据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上的数据显示,时间截止到2009年4月16日,参加北京春季房展会的楼盘,中堂退房率为21.68%,就2009年1月14日一天,就有46套房退房;沸城的退房率高达30.85%;武夷.城市左岸的两个销售许可证的退房率分别为2.13%和4.35%;中信城的退房率为3.32%;尚城的退房率为11.64%;瑞雪春堂退房率为6.1%。尽管北京近期的房市一直都围绕在回暖的局势下,但是,一些楼盘退房现象相对比较明显。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开发商在会期"自己买自己房"的杰作所至。因之,有些开发商们同时忙乎着3件事:一方面是忙于逆市涨价,另一方面忙与热销,还要忙于退房。

而大多数开发商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是什么看法、什么心态?从下面这个故事或可看出些端倪。4月22日晚,本文作者陈真诚与某省房地产开发协会会长交流,发现开发商对房地产的看法远不是一些舆论和政府数据显示的那样"乐观"。该房地产开发协会会长认为,在房价疯涨期,政府政策往下"拉"房价的力度不够,而现在房价回调时,政府向上"托"房价的力度过猛。目前房地产市场象个小儿麻痹症患者,消费者观望和产品供大于求这两条大腿恶病成疾,但政府却在用财政和信贷做的两根拐杖支撑着。从当前看,房地产调整至少还需要3年。而且,在近几年里,很可能会出现房地产开发商信用危机。一些开发商,很可能在遭受资金链断裂的同时遭受信用链断裂的威胁。因此,自身作为开发商的该房地产开发协会会长想与目前房地产市场划清接线,至少在言论、行为上保持中立……

张敏:访林昭的胞妹彭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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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旅"开始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以下请听"林昭:回忆、纪念与研究"系列节目第一集:访林昭的胞妹彭令范。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曾经作过有关回忆、纪念林昭的采访报道。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女,于一九三二年生于苏州。一九五四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把五十五万以上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林昭因为替被打成"右派"的人鸣不平,也被打成右派。一九六零年,林昭因"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为死刑的判决。林昭当即刺破自己的血管,用鲜血书写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死刑于当天执行。林昭遇难时年仅三十五岁。前不久,我采访了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地点在彭令范女士巴尔的摩的寓所。彭令范女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技术员。

(录音)彭令范女士:你把你的问题都提出来。然后呢,我就随着这样子就讲、回答,不一定按照你的次序了。

主持人:彭令范女士希望我先把问题都提出来,然后她一并作答。我提的问题是:

第一:当年,您的家人是在什幺情况下得到林昭遇难消息的?第二:林昭有哪些文字、遗作当局已经归还家属了?据您所知,现在还有多少没有归还?有关未归还的林昭档案材料和她的遗作"五十年绝密"的说法,您是怎幺得知的?第三:能不能请您讲讲父母亲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林昭的影响?第四:关于林昭一九六二年三月保外就医期间,给您留下的印象。林昭是否谈到过***亲自审过她?第五:林昭是不是基督徒,以及您父母亲的信仰背景情况。第六:您现在整理林昭遗作的情况以及您提到的,现在预备写的您一家五口人的灵魂的历史。

彭令范: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当时我刚从农村巡回医疗回上海休假,下午呢,听到楼下传来吆喝声:"许宪民有吗?林昭家属"。接着有人敲房门。母亲叫我去开门,进来一位公安人员,问"谁是许宪民?""我就是,你是什幺地方来的?"我母亲说。
"公安局。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女儿已经镇压了,付五分子弹费"。

我母亲怎幺也听不懂他所讲的话。那公安人员接着讲:"快付五分子弹费。你女儿枪决了。"我慌忙地拉开抽屉,找出一枚五分的镍币,递了过去。母亲突然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其中的详情,我没有时间多讲。我记得母亲最后讲:"我的苹!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妈妈对你是有罪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那幺我们家庭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我的苹!你受了多少苦啊!。。。。。。"

我的母亲出生于苏州。我外祖父在三塘街开一丬裱画店,他也能画国画。母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哥哥许金元,早年参加***。我母亲很小就跟他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我大舅舅任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遇难。由于我大舅舅的影响,我母亲几十年来一直辗转于政治生活之中,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国共合作,交叉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任游击队上海凇沪三区专员,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在臭名远扬的"七十六号"。后来到重庆中央训练团集训,他们的校长是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她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苏州地方上倡建公交运输、银行、报刊都与她有关。她还办了许多私人事业,包括抗日时的上海孤儿院。解放前由史良、罗隆基介绍她入地下"民盟"。一九四九年以后,她是苏州汽车公司副经理、苏州"民革"副主任委员。。。这不过是她的简单的履历。

我父亲的祖上历代都是翰林、御史等等。我祖父从事政法工作,曾担任审判厅厅长、检察长等。我父亲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后来文官考试得第一名,而任吴县县长,就是现在苏州。后来呢,还担任过江阴、邳县等县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以后呢,在上海中央银行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呢,我父亲遵循着他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准则,从来没有工作。

我有一个叔叔彭国珩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他随聂荣臻将军南下的时候,在三十年代牺牲。

我父亲是国民党当中比较右倾的,所以我父母政见不同。这也是促使他们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后来更由于我母亲对林昭的影响,而林昭比我母亲更左倾,以至于林昭成为我父母争执的导火线。但林昭从小是父亲教的,所以当五八年林昭成为"右派"以后,回到苏州养病,她与父亲彻底地和解了。这也是我父亲在林昭(被)逮捕以后不到一个月自杀身亡的原因。他认为我们的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我母亲摔倒在上海马路上,由行人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我接到电话以后,就去急诊间。那值班医生是我"二医"的同学,据说苏州单位讲,反革命不予抢救。

第二天母亲去世后,公安局找我和弟弟去谈话,不准立即火葬,声势汹汹地说:"你母亲怎幺死的?是自杀的。"起先,我不知道他们目的何在。后来他们说:"你父亲是自杀的反革命。你姐姐是镇压的反革命。如果你母亲也是自杀的反革命,你得想一想自己的后果。"

那时我才知道他们想做尸体解剖,但要我们家属提出。我也横下了心讲:"我不能选择我的家庭,我也不能对他们所作的事负责。只要我自己在政治、经济、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你讲什幺'后果"。"另一个人马上讲:"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提出了做尸体解剖,我没有签字。两天后通知火葬,遗体已经在火葬场。"我看了母亲遗体,他们已经做了尸体解剖,胃和头部都有很长的缝线。

我不太愿意回忆这些痛苦的场面,特别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对于那些不明真相,凭空谴责人的人,我感到悲哀。希望他们处在我的地位比我做的更好,当然更希望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我的经历。

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医的时候,刚从狱中回家,情绪还可以,很喜欢讲话,总要告诉我们狱中和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有一天,她很兴奋地对我们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一所(被)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刷牙、吃饭和大小便。"但我们都不想看。林昭还说:"真可惜。你们丧失了一个机会了解二十世纪的一些特殊生活模式。"她也曾提到说***在一所审问过她。当时我母亲都不敢再听下去。她也就没有继续讲。当时林昭还告诉我,她在狱中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为因信仰问题而入狱的,一度她们(被)拘禁在同一室。俞以勒讲:"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

俞以勒出狱以后,那个时候姐姐已经又进监狱。俞以勒呢,到我医院来找我看病,也特地来告诉我林昭狱中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们约好在陕北菜场见面,像侦探小说一样。俞以勒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讲:"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幺时候在狱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跟日记中都写了"主历"。而且我在抄写她的信的时候,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我想,她肯定是基督徒。

当林昭平反的时候,法官唯一发还给我林昭的遗物,就是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后来,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给我三本林昭的日记。这是林昭家属所拥有的唯一的林昭的遗着。陈伟斯在一九八三年写《林昭之死》时,曾看到林昭的档案有一个小房间。二零零四年四月份在苏州讨论会上,林昭的同学讲,为了写《苏州地方志》到上海法院收集林昭的材料,才知道有四大箱材料属于"五十年绝密"。

鉴于林昭家属拥有林昭唯一仅存遗作的权利,我已经请许觉民先生(林昭的堂舅)正式转告甘粹,请他立即收回他散发在外的林昭上《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的复印本。甘粹他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将复印本给人是非常错误而不负责任的。他既不尊重林昭的家属也不尊重林昭本人。当事人也应该立即归还复印本,否则将担当一切法律后果。

我自己没有什幺可讲的。我从二零零二年患严重忧郁症以后,长病假至今,生活在贫困线下。二零零四年事情发生太多,我几乎没有法应付。我每天祈求主能多给我一些时间,做一些我过去没有能做的事,虽然似乎只有最后五分钟了。

我从来没有机会和我家人告别,所以我想到他们灵魂的居所,听他们讲一些肺腑由衷之言。或许,我还要问问我父母,到底他们喜不喜欢我。我把这本书题名为《忏悔录》,或许它能反映中国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反思和心态。不管是正性的或负性的,有些应该做的事没有做,而或许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否认。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在历史上起什幺作用,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存在着抽象的知识份子的阶层,既然它已经失落了不止一代。

当然我花更多的时间写英文的三年,中国人大概不会感兴趣,所以我也不想在此多讲。

最近身心脏不太好,就讲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

以上采访的是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

("心灵之旅"结束曲)

中共的法西斯主义本质

作者:林文希

哈耶克曾在其广受赞誉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道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此言不虚,坚持社会主义信条的人们终将会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最近,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孙东东精神门事件、河南灵宝市政府跨省抓捕发帖者事件都再一次证实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中共一再宣传的各种谎言。

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此言一出即引发民众尤其是广大访民的愤怒。网友认为这是对访民的行动和人格的侮辱。连日来访民一直堵在北大找孙东东讨说法,却遭遇政府的驱赶抓捕,可见中共卑鄙狰狞的本来面目。

据国内媒体报道称,2008年5月,河南灵宝市政府违法"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王帅多次举报家乡政府的非法作为无果后于今年2月12日在网上发了一篇批评帖子,没想到灵宝市网警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经媒体曝光后,被冠以"诽谤政府"罪名的王帅无罪获释并得到了783.93元的国家赔偿,可是诺大的专制中国还有多少"不幸的王帅"被剥夺自由、遭打击报复呢?没有制度的革新,这种侵犯公民人权的行径就不会停止。

在专制国度生活久了的人们难免带点奴性,本来长在自由之境香港的影星成龙却为了讨好大陆主子跳出来说些不着调的奴才之语,招致民众反感。4月18日,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成龙在"创意亚洲"分论坛上发言称现在自己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被中共封了官的成龙抛出不珍惜自由民主环境的"被管论"是不足为奇的,做稳了奴才的人总要时刻如韩寒所言"学会揣摩圣意",这是专制国度的生存之道。

托克维尔清楚地意识到:"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当年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

中共继续着苏联的血腥且变本加厉。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中共想尽办法阻止、破坏民众自发的悼念。非但如此,就连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也成了他们的眼中刺。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南方周末》发表了长平的署名文章《记住蒋经国》褒扬了蒋,却招致中共传声筒《北京日报》的棒喝《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中共60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日渐暴露无遗。难怪英国早有论者于1939年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哈耶克毫不留情地谴责: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们。

2009 年6月4日,更是一个令中共如临大敌的敏感日子。60年来的谎言、罪恶与处心积虑,使他们害怕今人知道太多六四真相。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些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王楠,19岁,居北京,北京市月坛中学学生。6月4日凌晨,王在南长街南口拍照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倒地,倒地的王楠作出"V"字手势后昏死;军人禁止救护队送医院抢救,一老太太跪下呼天抢地恳求军人开恩让送医院,军人不从,两三小时后王身亡;守护在王身旁的医生学生民众要求移尸医院或家属,军人仍不从。尸体被军人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绿地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为其出具"
外出死亡"证明。

李兰菊,女,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6月3日夜在天安门广场竭尽全力劝民众不要以暴易暴,不要手执棍棒作无谓的牺牲。她勇敢地走向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拉住一位军官的手,哽咽着说:"我是香港的学生。天安门广场里的人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是和平请愿,绝不是暴徒……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们,不要朝他们开枪!"李兰菊痛苦失声,跪倒在地。一位15、6岁孩子放声大哭,要去和军人拼命,李兰菊拼命劝阻,百般抚慰,孩子伏在李兰菊肩上,凄厉哭叫"哥哥,哥哥!"当李兰菊再次见到这位孩子时,孩子已是浑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李兰菊悲愤痛心,当场晕倒在地,被人送到急救站再转同仁医院。

……

屠杀的真相总会随着专制的一步步瓦解而清晰揭示。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传播工具不会只为中共所掌控。虽然哈耶克指出: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
--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

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什么学说应当传授和发表都由当局来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

哈耶克的分析和认识可谓独道深刻,不过我也惊喜地发现处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是可以凭借民间力量的崛起来冲破中共的法西斯式控制的。正如一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歌曲《一起去》中唱道的:虽然坦克压过我们那追求民主的身躯/
可是他们永远压不倒追求民主的命运/虽然机枪结束了我们年轻的生命/可是他们永远带不走永恒的真理/虽然他们杀了我们那追求自由的身躯/可是他们杀不了我们追求自由的命运……

自由之境应为世人所想往,奴役之路毕竟只是一条踉跄的不归路。所有珍爱自由的人们都不该选择无声的沉默,行使你作为真正的人、作为公民的权利行动起来,因为每个人的不幸都会加重我们自己的苦难,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

--原载:《民主中国》,2009-04-28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28080629.shtml

刚刚开完“中国法学名家论坛”,几名著名法学家号啕大哭,很震惊

我前年看到一个特别著名的法学家开大会哭,说,趁水扁搞腐败,台湾都敢抓,我们呢?

本月24-26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了200名大陆各学科法学家参加的中国法学名家论坛。我太年轻,不敢接受邀请,对方说提供机票和全部费用,包括四星级的套房,我就去了,准备按照惯例,给其他岁数大一点的法学家抬轿子。

很吃惊的是,开会的大多数是老法学家,他们应当很宽容,可是他们很冲动!几个提出依法治国的65岁以上的著名退休老教授,包括给中央讲课给中央领导灌输法治思想的,在会议上痛哭。很多学术大家认为,中国的民主倒退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了。一个在解放前曾经担任地下党员的老法学家认为,中国的民主倒退回了解放前。

教授哭时,会场寂静一片,过后掌声一片。

朱总理的入党介绍人――著名的郭道辉教授哭不出来,就写文章猛烈抨击最高法院的三个至上,猛烈抨击某些中央领导否认普世价值。他还指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否定了人民的权力。
我很震惊,不敢抬轿子了。

是不是人的岁数越大,越冲动?

来源:http://bbs.artron.net/viewthread.php?tid=1454955&extra=page%3D1&sid=9xkR74

2009年4月28日

廖保平:两个物业公司经理的对话

大华物业公司经理赵前先生和山姆物业公司经理孙里先生在一个高级夜总会边泡澡边喝茶边聊天。

赵前:怎么样,这样泡着很舒服吧?

孙里:对了,我正想向你讨教呢,大家都是靠收业主的物业管理费为生的,为什么你出手如此阔绰,我们却过得紧巴巴的?

赵前:这你就不懂了吧,虽然我们都是物业公司,但是我们公司不同于你们的公司,我们是有自己小区特色的物业公司。

孙里: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吗?

赵前:不同的多了,比如你们公司收物管费是物业和业主坐在一起商定的,起码要征得业主的同意吧,我们这里物业说了算,我们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想怎么收就怎么收,业主乖乖交钱就完了。

孙里:天啊,难道你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不反对吗?

赵前:呵呵,反对什么啊,这些业主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我们指定的,塞点好处给他们屁都不会放一个,全听我们的。

孙里:这么说,收来的经费的使用也不受小区业主监督?

赵前:要是受到像你们那样的监督,我今天晚上还能请你来这里喝茶泡澡吗?

孙里:不受监督,那要是你手下的人贪污腐败怎么办?

赵前:只要他死心塌地跟我干,只要不搞得太不像话,闹得民愤极大,贪点无所谓,物管员也是人嘛。

孙里:听说你们小区经常有业主凑在一起闹事,治安状况很不好,不知道是否有此事?

赵前:呵呵,就那几个不听话的业主在吵闹,没事,他们能翻出什么浪花啊?我们最近又雇了几个保安,还给保安涨了工资,配备了新式武器,谁要再敢吵闹,分分钟拿下。

孙里:怎么能这样对待业主呢,你们这样搞也太不人道了吧。

赵前:哎,老兄,这是我们小区的事,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吧,我们坚持一贯不干涉别的小区的物业管理,也不希望别的公司以"人道"为借口干预我们。

孙里:问题是,你们公司的人已经太多了,养这么多吃物管饭的人,开销很大啊。

赵前:大就多收点物管费嘛,实在不行,公司还可以在小区里开个副食店、洗衣店什么的,把小区的生意都垄断掉,还怕没钱?

孙里:你们这样搞,那岂不是物业越来越肥,业主越来越困难?

赵前: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过,我们公司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经过短短一段时间的经营,我们公司的实力在已经进入全市前三甲了。

孙里:是的,你们的实力确实挺牛的,照这样发展下去,你们超过我们,坐头把交椅都有可能。

赵前:这,应该有可能吧。

孙里:我觉得你们小区应该搞物业公司竞标,由业主来决定哪一家公司中标。全市很多小区都是这样搞的,比如东边的樱花物业、西边的枫叶物业、南边的袋鼠物业、北边的雪花物业……(被打断)。

赵前:嗨,区情不一样嘛,我们小区建成时间短,还处在初级阶段,业主素质低,不适宜搞物业公司竞标。

孙里:我上次不是听你们物管的一个人说,竞标是个好东西吗?

赵前:是,我承认竞标是个好东西,可是像你们那种竞标就不算好东西。

孙里:为什么?

赵前:你们搞竞标还不是拿钱堆出来的,还不是谁有钱谁说了算?搞得虚伪得要死。

孙里:但毕竟是竞标啊,业主要是不满意,换公司可是一点都不心慈手软。

赵前:什么事都得慢慢来吧,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再说,如果我们也搞得跟你们一样,那不是没特色啦。

孙里:听你的话,我怎么老觉得你们不想搞竞标似的。

赵前:老兄真是火眼金睛(压低声音),不瞒你讲,如果我们小区真的搞物业竞标,我们早就吹西北风去了,还有机会请你来这里喝茶吗?

孙里:还是在你们公司当经理好,在我们公司,累死累活也就那点收入,还不敢乱搞,乱搞要是被业主知道了,饭碗都得端掉。我都恨不得到你们公司去做事了,哪怕扫地也行啊。

2009年4月20日 星期一 潮州日报

林娜:十年我才真正明白“四・二五”的意义

我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当年也参加了"四・二五"和平上访事件,但是对于"四・二五"的真正意义,是十年后我才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渐渐认识到的。其实这和历史上很多其他重大事件一样,其深远意义都是事后才能真正看出来的。

首 先,我看到了"四・二五"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那就是面对强权、面对邪恶,敢不敢进行和平理性的抗争。因为中共在夺取政权的短短几十年里,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了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对它怕的不敢说半个"不"字,很少有人敢与之抗争。但是在"四・二五"事件中,法轮功修炼者以平和、理性的姿态走向了国人视为"禁地"的中南海,维护世间的正义与生命的尊严。海外媒体都将"四・二五"事件视为"壮举",可见人们都知道在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群体上访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我记得"四・二五"时我曾听到这样一段对话,当时我们整整齐齐的站在人行道边上,一个行人过来问我们干什么来的,有学员简单给他讲了天津抓人、打人的事,这个人问:"你们法轮功不是讲忍吗?被欺负了忍忍不就算了?共产党可不是好惹的。"我当时一下子还真不知怎么回答了,但听见旁边一个学员平静的说:"如果一个恶人在施暴,你去管是忍还是不去管叫忍呢?你不去管他还会欺负别人。"很普通的一个道理,但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到这就是和平理性抗争下的道德意义

安徽政协副主席汪兆钧曾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向胡锦涛、温家宝发出公开信,其中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 给予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自由,之后接到一些老年法轮功女学员的感谢,他说很震撼,他说:"不应当你们感谢我,是应当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做出了贡献!你们以自己的牺牲证明了自由选择的信仰是无法用暴力改变的!并以自己的牺牲在意志上战胜了国家的警察力量,使他们再进行群体性镇压心底发颤!中国人民应当感谢你们!"

是啊,一个群体面对迫害的时候怎么做,不光是关系到这个群体的利益,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如果这个社会存在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时,那么其实每一个人都存在危险,都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公待遇,那么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事情呢?因此"反迫害"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事关对真相和良知的坚守,事关正邪较量。当大家面对邪恶都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恶人就会更 加为所欲为了。有人可能觉得我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外人,法轮功和中共我都不管,其实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谁会是局外人呢,每个人都在对正与邪的选择中摆放自己的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例子。比如法律,产生的初衷是被正义的一方使用,以体现惩恶扬善,弘扬正气;而在中国大地中共专制下的司法系统,早已丧失维护社会公正、与公义的正常功能,人们也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和尊崇。然而这些年来,由于法轮功学员对自己正当法律权利的捍卫,已使得中国近年来有多位维权律师挺身而出,正义直言,据法力争,在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的同时也在恢复法律的尊严和功能。

其次,"四・二五"事件将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舞台,介绍到了全世界,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得闻真理大道。我来到海外后得知,海外很大一部份学员都是通过"四・二五"事件才得知 法轮功而后走入修炼的。因为中共迫害的全面性,使得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很难不知道法轮功。而随之而来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反迫害活动,又不断的使更多的人认识法轮功真相而走入修炼。可以说,"四・二五"之后中共的每一次镇压行为,都是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契机。现在法轮功传遍世界80多个国家,都是以 "四・二五"事件为起始点的。

比如我刚得法时曾向几位同事推荐'转法轮'一书,而他们一直都说忙不肯看,而"四・二五"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 们几乎都同时找到我要书看,因为他们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同寻常起来。我记得其中一位同事看的非常认真,还记下很多问题问我。之后她虽然没有走入修炼,但成为 了法轮功坚定的支持者,谁要说到什么中共造谣媒体上的话,她马上会站出来,清楚的告诉那人:"你说的不对,法轮功的书上是这么说的。。。"。所以后来"九评"发表后,我劝这位同事三退,她马上就爽快的答应了,还坚持要用真名退。

中共从"四・二五"开始构陷法轮功,到随后的"七二零"全力打压、 迫害,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十年过去了,法轮功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是中共在迫害中被人们认清了真相,开始走向解体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回首看, 这场十年来对善良人迫害的千古奇冤,尽管有凄风苦雨,但随之而来的法轮功洪传之势不可挡更震天撼地,让人惊叹上天的慈悲安排。

最后,除了我看到的"四・二五"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外,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影响也非常大,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生命由此划出了一条超出我预期的轨迹。可能有人觉得 "四・二五"是政治事件,但其实只要关注一下这个群体,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工人到农民都有,就会知道这件事与政无缘

我当年虽然参加 了"四・二五",但当时只是出于人中的正义感,从修炼的角度我还不太理解。我从小就对神佛之类的事情感兴趣,长大后又看了不少佛经、圣经之类的书籍,一直在 寻找真正能够修炼的法门。最后终于得到了法轮功,欣喜若狂。"四・二五"发生时,我想,不管常人说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修炼佛法的决心。所以当时和同修讨论要不要去中南海情愿时,我还拿不准,我说,"常人说什么我们不理他就是了。"同修说,"如果只是个人矛盾,当然不去计较就是了。但现在他们在诬陷佛法,这会让多少人失去得闻佛法的机会,又会使多少人错失修炼的机缘啊!"

我听了很震撼,隐隐好像明白了,去上访不光是为了法轮功修炼的同修和自己的修炼环境,而是为了所有的人。从"四・二五"请愿到后来的"七二零"镇压,我一直在不断的从个人修炼的概念中走出来,为了更多的人得知真相而努力着。比如迫害后,单位、同事、朋友都在劝我,"觉得好就在家自己炼,别出去跟别人讲什么真相了。"是啊,在家炼既不会受到迫害,又可以继续修炼,岂不是"很划算" 吗?可法轮功的修炼让我意识到,这颗心是自私的,是躲避、退缩或贪图个人的安逸,而我们要为那些仍未得度得救的众生着想啊。

被迫害中, 我曾被非法抓捕、判刑。非法审讯时,一个预审在听到我陈述上访的理由后,表情复杂的看着我,说了一句:"都这时候了你倒还能想着别人!"在被押送到劳教所 的路上,我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机会给押送我的警察讲述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谎言,他制止了我两次,我说,"今生今世说不定就这半个小时的缘分,就听我说两句吧,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不再吭声,直到到达,对我说:"都这样了还给我讲!"我微笑着问他:"是啊,你说我图啥呀?"话音未落,我突然看见他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

这么多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多次对方被感动的落泪的情况,而我从没想过会那样。因为当一个人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自己的任何目的的时候,对方是会感受到的。这可能是那些迫害者永远都无法理解的事情。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

后来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我只好离开亲人、家乡,流亡到海外。一个朋友问我,"你后悔走今天的这条路吗?你几乎失去了已经拥有的一切:一份前程大好的工作,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朋友圈子。看你现在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你觉的值吗?"

我告诉她:目前这个局面并不是我想要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不是这场无端的迫害,也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但它发生了,那我就只能面对,并且要做出自己人生的抉择,那我愿意为了更多人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这些人现在还不理解。这些话可不是口号,而是十年来踏踏实实的实践和选择

这 一点在十年后对我就更清晰了。反迫害已经整整持续十年了。这十年,对每一位法轮功学员来说,都是艰苦卓绝的承受。这种坚强的承受,这种无私的付出,只为了个人圆满的修炼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但法轮大法的修炼让我脱胎换骨,在"真、善、忍"的宇宙法理中身心净化升华,给予了我生命真正的提升。

所以这是我要坚守的道路,遭受再多的苦难也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杨恒均:设立红灯区与废除劳动合同法

最近有读者写信问我文章中使用频率挺高的"政治正确"是啥意思,我建议他去查字典,因为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只不过我看多了,就会用了。我现在就可以举两个例子解释啥叫"政治正确",你自己理解去。这两个问题也是我刚刚坐在凤凰古城沱江边看书时突然跳出来的……

该不该设立红灯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中国的色情业是非常发达的,难怪听说有好多省市向北京提出率先在他们那里设立红灯区的建议,这说明这些地区的领导挺务实的。不过,北京不能同意设立红灯区就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而且,不单单是北京,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领导人和国家敢公然违背这个政治正确。有读者说了,不对啊,老杨,国外各大城市不都是有红灯区的?上次我们单位公费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们领导晚上就偷偷……

我自然知道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红灯区,而且也知道越来越多的大陆"领导"去实地考察,还和当地小姐"接轨" ……可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好不?

我提醒你注意,国外绝大多数红灯区都是"自然生成"的,并不是政府下令宣布成立的,甚至没有几个政府会承认他们国家有"红灯区"――这就是政治正确。

现在呼吁在中国设立红灯区的人是在挑战北京,挑战政治正确。不错,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有色情行业(对不起,除了北朝鲜),而且,大家都认识到,色情业泛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比没有相关法律和规定加以管理的色情行业更加严重。西方很多国家并不合法化色情行业,但既然没有办法杜绝,那么就以潜规则来处理。这个时候,潜规则是很有用的。例如承认色情业女子的"合法"地位,你就不能用抓她来敲诈勒索她,也不能动不动就以她是色情行业女子就让人家劳教教养,甚至以威胁的办法免费嫖宿人家……

国家立法设立红灯区是一个政治大忌,是完全不符合政治正确的,但如果不能制订相关法律,那就要灵活掌握一套获得国家和公众认可的潜规则。否则,黑社会和警察勾结,更加糟糕。而且,留下这种既没有法律和规定制约,也没有潜规则约束的地带,只能让公权力特别是警察更加腐败,让社会更加堕落。

这话怎么讲呢?色情行业本来就是一种腐朽的现象,可如果在不能根除的情况下,由色情行业连带了更大的公权力的腐败,那就更加严重了。如果出现国家和公众认可的红灯区,不但便于管理,而且增加税收,杜绝腐败。现在倒好,不设立红灯区的结果是红灯区比比皆是。而且,你去打听一下,哪一个红灯区没有警察和公权力的保护?哪一个妓女不和黑社会、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众看来,妓女们只是为了谋生或者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而出卖肉体,可如果国家公权力卷入,他们出卖的就是公众的利益和信任、国家的尊严和合法性……

解放黑奴的林肯当时害惨了很多黑人奴隶……

我一直不愿意过多涉猎自己不太了解的劳动合同法,但过去几个月我确实阅读了几遍中国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我能够找到的西方的劳动合同法以及类似的法律条文,加上我自己就亲自签约过(或者朋友签约过)的美国、澳洲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雇佣关系合同(受劳动合同法保护),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是符合政治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站在人类历史的正确一边。四年前我的《致命武器》就是被我回国时看到的农民工毫无保障的处境触动而写的,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很固执地追求的。而劳动合同法正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最直接的法律。我没有理由不喝彩。

胡温政府有两件事将会载于他们的"政绩",甚至史册,一件已经做了,就是劳动合同法。第二件还没有做,但温总答网友时说他们正在做――那就是官员公布财产的制度。第一件事是保护劳动者和弱势的权利,是人权的进步。后者是反对贪污腐败,走向公开和透明的一大步……

可是,劳动合同法出了什么问题?我认识的几乎所有老板都坚决反对这个法律,我理解,所谓劳动合同法就是用来保护劳动者不受政府和老板过分剥削的,要想他们完全满意,那不可能。但反对如此坚决,还是出人意料。而且,相当大一部分学者也卷入其中。不喜欢这个法的老板们说,这部法律其实没有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保护劳动者的人权,剥夺了老板的权力等等。他们当然是读了很多书的富有阶层和精英分子,我有保留地相信他们的判断力。

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我访问过的劳动者(大概有一百多位)几乎还没有人攻击这个法律的。我一直在等一个劳动者对我说同样的话,可惜至今没有一个人对我说。当然,由于劳动者毕竟有资讯不全面的问题,也没有时间聚会或者搞研究,他们很可能还没有感觉到这部法律的缺点所在,所以,我对于我不懂的法律,还是不准备下结论。但我却要再次强调:颁布劳动合同法是属于政治正确的!

可是,我这里提两点供大家思考,第一,西方国家是在他们的人均GDP达到什么标准的时候才制定和完善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劳动合同法的?第二,有哪一个国家在颁布类似的法律时有中国目前的特殊情况:大批的待业和无业的农民工,贫富悬殊如此之大,以及其他各种非常特殊的情况?

这两个问题我没有深究,但我发现绝对是有问题的。可是,这是不是说劳动合同法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应该颁布劳动合同法?绝对不是,无论中国如何发展,劳动合同法总有一天需要颁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老板出了一层又一层,农民工却还是那个农民工。我们需要劳动合同法。即便条款不完善,甚至实际上起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也没有切实保护工人的权益,但我敢断定,既然颁布了,将不会有人敢废除劳动合同法――因为那是破坏政治正确的!

有人说了,老板不高兴,工人的实际利益被损害,请问,为什么不废除?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搞那种华而不实的政治正确?

那么我告诉你,有些"政治正确"就是一定要遵守,否则,我们可以以中国特殊的国情宣布退出目前我们颁布的所有法律,包括那些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规定和宪法!

说起劳动合同法的政治正确以及各方利益受损,我想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想起了伟大的林肯发动这场旨在维护统一却打着解放黑奴招牌的美国内战。

读过这段历史的都知道,当时北方胜利后,南边的黑奴被解放,结果,由于黑奴长年依附于白人奴隶主,一旦自由后一穷二白,几乎一大半黑人奴隶的生活水平急速下降,大部分的日子过得比当奴隶时还要悲惨很多,有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甚至跑回到主人那里祈求住宿和食物而被白人射杀(他们也不敢接受奴隶,因为是违法的)。当然,白人奴隶主也因为一下子失去了劳动力而手忙脚乱,损失惨重,据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美国南方陷入愁云惨雾之中,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种族隔离政策……

请问,当时有没有人考虑宣布废奴法无效?我相信那场战争后,美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整个南方地区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的美国人不是傻瓜,都看到了,但没有人会宣布放弃废奴法。而且,请大家记住,历史不会记住那个废奴法给当时美国经济和黑人造成的损害,历史记住的是美国以至全人类的进步,人权的进步!

中国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当然不能和废奴法案相提并论,但从中国历史上讲,这部劳动合同法非同小可,是中央政府倾听下层声音而制定,是人权的进步。

鉴于此,我希望要求废除劳动合同法的人三思,正如我理解泰国的经济发展牺牲了至少三代年轻女子的尊严(发展色情业),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牺牲了三代(十年一代)廉价劳动力,中国要发展经济,老板赚钱才能让工人有饭吃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如果宣布废除这个劳动合同法,我估计再过好多年,中国的国情照样不允许这样一部劳动合同法诞生。

这就是政治正确!可是,我们是不是无法回避这种政治正确,听任它弄得经济不发达,弄得据说老板们都不敢请工人了呢?我想,中国人应该有这个智慧处理好这件事。在不废除劳动合同法下,目前有两个最好的办法,一个是各地以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相关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法规。二是退而求其次的,适当放宽条款,视条件成熟,逐渐收紧,也就是灵活掌握……

第二点可能会引起非议,很多人会质问,既然颁布了法律,就要彻底执行。如果不能彻底执行,就不用颁布。而且把是否严格执行法律的"灵活机动性"留在政府的手上,祸害无穷啊。

你说这话也是政治正确,如果按照你这样说,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宪法这个东西了,因为我粗粗查了一下,几乎所有的国家在颁布那本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宪法的时候,都没有能够严格按照宪法规定来治理国家,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

好了,说完政治正确,我估计至少有超过20个老板朋友今晚会打电话骂我了,所以,我准备关机两天。而且我也提醒大家,既然我使用了政治正确,那么就说明我这部劳动合同法也是存疑的。一部实际用来保护劳动者的合同法到最后是否会损害劳动者?政府是不是没有充分咨询双方意见而直接把以前在国企搞的那一套搬进了市场经济中?一部以保护工人不受老板欺负的合同法当然不可能完全获得老板赞同,但老板们现在情绪激动是否有一定道理?

就像不设红灯区属于政治正确,而如何设红灯区就真的只能做不能说一样,颁布劳动合同法属于政治正确,那么如何修改这部法,以及是否可以在此法暂时不动的情况下,各省市根据自己的情况(例如有的可以实行了,有的条件差还不能实行)适当通过立法和法规来搞自己的一套?最后等到条件成熟,再回归到政治正确上?

我在澳大利亚呆的时间比较多,不要忘记,那里的工人经常把老板"剥削"得一塌糊涂,在那里当老板真的很辛苦,劳动者确实是对劳动者有利的,偏袒劳动者的。但我并没有看到澳大利亚老板就因此不再雇佣工人,而且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国家也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繁荣富强。我想,中国的老板是不是也要学会退让?忘记廉价劳动力的往日好时光,为社会和谐以及缩小贫富差距作一些贡献吧。哈哈――我就不多说了,免得又触犯了"政治正确"。

最后一提的是,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分别联系了北京某位政府工作的朋友,和香港劳工组织的一位朋友,另外,特别致电一直以来都特立独行地关心弱势和社会问题的老板信力建同志,还有传说中的"新闻民工"笑蜀同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最终让我有勇气推出这段注定要引起非议的文字……

还有很多政治正确耶……

还有很多政治正确的例子可举,例如我最近从香港回来后,赶到了湖南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随后马不停蹄地窜访了胡耀邦和刘少奇故乡,为了透一口气,又到了张家界和凤凰城……

于是就有网友质疑我了,一向有屁就放的杨恒均到了韶山怎么一言不发?是不是被感化了,从极右变成极左了?哥们,你真逗,让我休息一下不行吗?我这次到湖南和湖北,其实还有很多事啊,包括看看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富裕等等……给我一点时间,慢慢来好吗?

对了,告诉大家一件的事,我出门旅行时虽然都会买很多书看,但会带一两本重要的书在身边,作为重点阅读和学习之用。例如上次到美国观摩美国的民主新成就,知道我带什么书吗?我带了当时我能够买到的中国最左的人写的书,其中有世界上最极端反民主和自由的高论……我用这种方法保持自己的平衡,做到真正的兼听则明,在任何时候不让自己激动得热泪盈眶,防止自己太偏激……

这次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我也带了几本书,其中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就是袁伟时老师的《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其中正好有大篇幅评论和分析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极右的自由主义分子到最后都皈依到左的那一边,甚至极左那一边……等我慢慢介绍给大家吧……

到了凤凰才能够一个人独处一天,住在吊脚楼里,看着清澈的河流,人生美事。对了,还有血粑鸭和湖南腊肉――怎么说来着?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不对,我不喝酒的,那么人生几何,对肉当歌……太俗,那就"对茶当歌"
……又太素,那就――

罢了罢了,人生几何,政治正确……

杨恒均 2009/3/27 凤凰
原文: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0922801924354

胡耀邦:“活在人心便永生”

作者:傅国涌
[一篇写于四年前的旧文,怀念20年前离去的耀邦。]

胡耀邦和顾准同龄,都出生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那一年,如果他们活着,也不过九十岁,如今健在的李锐、胡绩伟等中共党内的民主派老人只比他们小了一、两岁。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却博览群书,有几分书生意气,有本读书类月刊《博览群书》封面上几个字就是他题写的,每次看了,想见斯人、斯世,都禁不住叹一口气,不是为耀邦个人的命运,而是为我们这个多难之邦,这个不死不活、希望渺茫的民族。胡耀邦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6年了,16年来官方极力回避这个曾经做过中共党主席、总书记的名字,几乎没有举办过任何像样的纪念活动,但是最近以来道路传闻言之凿凿,官方将高调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活动,相当于官方传媒的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消息已证实这不是什么传闻。

随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党史笔记》等党史著作的陆续问世,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祸根早在江西、在延安就已种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王实味到胡风,从高岗到彭德怀,从刘少奇到陈伯达、林彪,他们吞食的都是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至死都未能悟到这一点。胡耀邦恐怕也不例外,但他有一颗不泯的童心,有一种难得的真诚,能坚持独立思考,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他身上还有天真的一面。这在世故、成熟的中共高层中是十分罕见的,在曾经身居高位的人中,我们只能在张闻天、彭德怀和胡耀邦等少数几人身上看到这样的天真。他们与周恩来的世故和圆熟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正因为胡耀邦的天真,心中无私,当邓小平找他谈话:"我全下,你半个下"时,他才会脱口而出:"我同意。"而且他出门后就向秘书赞美邓:"这是当代的华盛顿啊!"他打心眼里为邓主动退下叫好,压根就没有想到这是犯忌、犯禁的。也因此,他才会和邓有"十大分歧",他才会由衷地赞美美国,认为美国人不在乎是总统还是农民,都崇尚自己做的工作。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早熟,所谓少年老成就是,而中共这个又是在极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内外环境都是那么严峻,杀头如同风吹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能保持人性不被扭曲,坚持几分天真的确实是异数,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于那套虚伪、演戏的官场术他始终没有学会,他在权术主导的权力格局中失败几乎是命定的,但他已竭尽所能。

虽然胡耀邦自述是时代把他推到名义的总书记位置上,"他只不过替邓小平、陈云他们做些工作",但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正是他主持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这两件事,为改革开放扫请了道路,使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之所以大得人心也是因此。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人定的案,只要证明是错了,都要坚决纠正。"他这样做,当时所面临的阻力是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包括高居金字塔尖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就不满他的做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一提出来,华就找他谈话,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推翻呢?他的回答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在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同时,他已经认真地想过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结果当然没有做成。

李锐送给胡耀邦的诗中有一句:"活在人心便永生",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一个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谢幕的政治人物能不断地被后世的人们悄悄缅怀,这比任何官方的评价、满眼昂贵的鲜花、盛大的纪念会、冠冕堂皇的大文章都要来得珍贵。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d95u.html

从明朝税负说起

作者:梁发芾
原文:http://liangff.blog.sohu.com/114983771.html

前些日子,写过有关明朝的几篇博文在我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些留言,说明朝的税负是最低的,农业税税率很低,商业不收税,因此明朝老百姓负担很轻,等等等等。这样的文章,我在其他一些地方也看到过。

幸亏我也对财政理论和中国财政史略有涉猎,这样的说词是骗不过我的。

明朝老百姓税负很轻吗?既然很轻,为什么到后期老百姓如此激烈地反对明朝政权,要"迎闯王,不纳粮"?如果老百姓纳的皇粮国税很少,老百姓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事实上,写这些文章的人,不知是无知,天真,还是要故意忽悠人。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东西,你不能仅仅看官方正式记载的数字。这样的数字一定是不可信的。即使是可信,也经常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对于明朝人的税负,问题就在这里。你如果看看朝廷规定的赋税,那数字并不高啊,摊到每亩上,不过几斤粮食的事情嘛。如果算总额与人口比,也不高啊,人均才几钱银子的事啊。

可是,引用这些数据的人,没有弄清几个问题。一是明朝本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税收国家,不能仅仅用税收去衡量百姓的负担或国家的收入。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须是国家收入中,税收占绝大多数,可是,明朝,税收占多大比例呢?皇帝和国家获得收入的渠道和办法很多,比如,一种是贡品,各地把好东西无偿拿来,供皇室享乐。这贡品是不计入税收的;第二种是劳役,每个成年老百姓每年都要放下手头的活,无偿给国家进行若干天的劳动,当差,这些也是不计入税收收入的;第三是,还有大量的专门给国家进行无偿劳动的专业家庭,工匠要每年为国家无偿服役造宫殿,修坟墓,做家具,灶户要为国家无偿生产食盐,兵户还要无偿地提供兵役,妓女和演艺工作者还要为公家无偿提供演出活动和性服务。还有官营作坊工场给皇家的制作,也是不计入财政收入的。第四是,皇室通过权力占有社会上最好肥沃的土地,获得很多的粮食,土产,但这些土地是不上税的。这些收入,自然也不计入国家的财政收入。

除了上面这些之外,更多的还有政府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你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负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总之是,什么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火耗,鼠耗,雀耗。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切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但这些是并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三五百斤不止的上好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肯定是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的。赋税比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还高,你说这税负还不重?

按照规定,明朝的官员工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奢华生活的呢?这就是说,他们有来钱的门路。其实,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经费装到自己的撕囊里。但是,这是少是。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是有风险的。他们的钱,都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没有办法,就通过加派的办法,统统摊到农民的头上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中央大员,皇室,皇帝,最底端的是千百万多如牛毛,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靠亲自敲诈勒索过日子的胥吏、衙役。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食物链网络。这些刮来的地皮,以陋规的形式,进入到各级领导的腰包。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根据洪振快的研究,其正式工资也是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还娶了若干年轻的小妾,凭一年十几两也就是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三四千元人民币的
工资,能够养活成十口家人吗?所以,即使是海瑞,也要拿陋规,这是没有疑问的,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谁就活不下去。

我也懒得举什么更多的例子去说这些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黄仁宇的《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一书。这本书比较枯燥,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看看吴思和洪振快的书籍,也许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洛阳纸贵,就是因为他没有从正式的官方记载,而是从大量的笔记,野史等里面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清时期的财政榨取的真实故事。洪振快的《亚财政》一书也是这方面极为精彩的著作。他们让人们看到了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桌面下的事实。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通过明白的摆到桌面上的规则收取的财政收入,不过是通过潜规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的若干分之一。有些人总是弄不明白的问题:明朝税负不重,为什么老百姓还要造反,导致王朝最终灭亡?因为事实上,税负不重是官方的记载,不是事实上真相。

说到税负,不免要说说现在的税负。国际上认为我朝税负全世界名列前茅,而国内政府则信誓旦旦地说税负不重。如果一干人傻乎乎地相信政府的说法,那真是愚不可及了。固然,中国现在的税负名义上看或许不是很重,但是,因为存在普遍的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人们的负担其实是十分沉重的。税收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最严重的。各种明确的收费,人们都有亲身感受,这个也不多说。还有更多的敲诈勒索。凡是搞经营的,有没有人从未受过官府及其官员的敲诈勒索?有没有人逢年过节不给工商税务质检城管送不红包?有没有人平时从未遇到这些官员的吃拿卡要?

这事,凡是做经营的,恐怕没有谁能够例外。经营者把礼品,红包送给官员,增加了成本。这成本怎么办呢?如果自己承担,那当然是经营者的额外负担。但是,他也可以通过提价的办法,转嫁给买商品的消费者;他也可能转而向供货商杀价,压低以后的进货价格以减少损失,把成本转嫁给上游的供货商;当然,无法转嫁的时候,他也可能通过克扣工资甚至裁员的办法,转嫁到雇员身上。总之是,只要官员官府通过敲诈勒索的手段从经营者身上拿去的,总是要让社会普通大众最后承担。不是可怜的经营者,就是其供货商,就是消费者,就是雇员。因为有普遍的敲诈勒索,我们的消费品价格被提高了,我们的工资被扣减了,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我们的经营利润也减少了。一个例子是,人们最为痛恨的房价过高问题,其中房价的很大一块就是给官员们送礼的成本。这一块,极其隐秘,但是,业内人士透露的情况是,可能要达到一二成。但是,这些并不会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中出现,不会以税收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税负是低的,我们的负担并不重--这就叫脑残,没有必要说什么了。

2009年4月23日

章文:《环球时报》是愤青大本营

4月2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隆重面世。在当日的创刊酒会上,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致辞说,《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主要报道国际新闻的报纸。1993年创刊以来,不断向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断满足中国读者对国际事务的知情权,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致辞中说,《环球时报》这些年的报道加大了中外交流的信息量,使中外看到了彼此的复杂与多样,减少了彼此的误判。

我看到以上两位先生的发言,心里只想发笑,这实在不是出于什么阴暗心理,而是作为一个中国媒体人对《环球时报》长期关注的结果。

《环球时报》16年来呈现给中国读者一个怎样的"真实世界"呢?在我看来,那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是一个中国被西方列强不怀好意窥视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旧世界。

在这个旧世界里,中国依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他们亡华之心不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宿敌仍然敌视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都在妖魔化中国。

总之,中国面临的世界仍然危机四伏,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此情此境下,只会增加中国和世界的误解和敌意,何谈"减少了误判"?

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不告诉读者国会和政府的区别。当国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出现反华提案时,《环球时报》不管总统的态度如何,统统报道成美国的立场。

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的政党制度,不告诉读者巴黎市长的左翼背景,他是萨科奇的反对派,而在市政府门口悬挂"藏独"分子的"雪山狮子旗",是萨科奇政府所反对的。

例如,《环球时报》从来不向读者详细介绍香港、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告诉读者这个机制对于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个体制下的社会安静有序,反而一味渲染港台街头的示威游行以及议会里的乱象。

《环球时报》头版最爱用诸如"美国战略包围中国"、"日本自卫队视中国为假想敌"、"萨科奇再放厥词"、"台海乌云密布"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

一次饭局上,针对大家的批评,一位供职该报的编辑辩解说,《环球时报》的每期头版内容都是在征询各地经销商的意见后确定的,为的就是迎合读者的需要。

我则反驳说,固然中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但作为社会公器,报纸应该担负起启蒙和引导大众的责任,不能仅仅为了钱就在受众面前无原则。

秉持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照样能够吸引大把广告,南方报系的成功就是明证。《环球时报》的可恶在于它不但迎合,还经常刺激和操弄极端民族主义,致使新生代不能客观看世界,许多年轻人的国际观狭隘偏激,《环球时报》成为中国愤青大本营之一。

现在《环球时报》又出英文版了。它宣称"从中国人的视角,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报道、解读中国以及全球有价值的新闻"。它秉承"《环球时报》客观、敏锐、对敏感问题不回避的风格,报道面比中文版更宽更广。世界能从这里看到动态的中国,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真诚、直率的声音。"

说实话,我认为它极可能成功,只要和中文版一样,继续刺激和操弄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就一定会有市场。只是,它的报道能否"理性""开放",它传递的声音是否"真诚"、"直率",则是令人大为怀疑的。

自娱自乐,自欺欺人,那倒没关系。但是,如果真像美联社所说的那样,"《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发行反映了中国正努力推行新的软实力,以树立起全球声誉。"那么我要讲,这种伟大的愿景可能要遭遇失败,因为西方人是不会买喉舌的账的,他们可不那么容易被忽悠。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4c87287ff32cc03

2009年4月21日

白领陨落黑领升起

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

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喝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

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

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

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

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

??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

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

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

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

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退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说――很渺茫。

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

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

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

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想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卑微的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傲慢的黑领同日而语?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了事。

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成为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

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经济失宠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相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或者"机器人"。他们经常被官方作为十几亿的巨额国家财产来看待,说好听点叫作"劳动力资源"。其对外的称呼为"人民",多用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落败,黑领的兴盛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反知识重权力的血统论和阴谋论王者归来。"知识贬值"必然带来"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中国社会从此向封建资本主义进一步靠拢。社会文化日渐沙化和盐碱化,重归流氓文化和宫廷权谋黑幕政治的覆辙。

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

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自己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摘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据官方统计,
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 亿元以上。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2009年4月20日

六四屠城 全球谴责 邓小平提出二十八字方针

八九年六四后,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到北京,他对邓小平说了一句极具智慧的话:「以前反对你们的,是你们的敌人;现在反对你们的,很多都是你们的朋友。」

据说邓小平听了此语,沉吟了一阵。后来,邓提出了因应世局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二十八字的重点,在「韬光养晦」四字,意思是隐藏自己的光芒,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基本上与保持低调的意思相同。

八九年后,中国就以这样的低调,忍受国外的抵制、杯葛,不作激烈与愤怒的反应,慢慢谋求重建国际关系。

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两句话是交替应验、屡试不爽的,一句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另一句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韬光养晦,可说是面对全球的抵制杯葛,乃有见棺流泪的低调反应。接着,中国在全球化趋向中,找到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经济起飞了。尤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据统计,1996-2007年这12年,GDP年平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27%),显示国民财富向政府加速集中。中国的外�存底与拥有的美国债券,都居世界第一。又因为金融管制而使中国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较小,于是在国际上也频频要摆点身段啦。

「不见棺材不流泪」的韬光养晦时代过去了,是不是「得志便猖狂」的时代来临了呢?习近平副主席在拉美讲的「三不」(意味着中国是有条件给外国「折腾」的),已露出了端倪。而背后的支持力量,则有去年中国愤青的民族主义鼓�,以及将愤青的情绪予以合理化和理论化的书本《中国不高兴》在今年三月推出。

这本书在香港出了繁体字本。只是原书封面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不见了。

《中国不高兴》全书充满了无知、自大、偏激、煽情。以「高兴」作书名,就点明了是以情绪化而不是理性化立论。几个作者高兴不高兴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扯上「中国」,那麽若不是包含了「人民、土地、主权」这个关于国家的三元素,至少是指体现主权的中共政府了。

「大时代、大目标」讲的不是「内忧」,而是「外患」。而所谓「外患」,则是指「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西方世界(其实主要是民间与人权组织)针对中国去年的西藏事件、传圣火、毒奶粉等的批评抵制,作者们提出要中国旗帜鲜明地去惩罚报复。提出中国要「领导世界」,要做「英雄国家」,提倡「尚武精神」,要「持剑经商」,只差没有提议中国要出兵征服世界了。

《中国不高兴》是对外国人不高兴。但对中国隐瞒地震预报造成数万人死亡,却没有不高兴,对四川豆腐渣校舍在地震中造成大量学生死亡没有不高兴,对中国贫富悬殊扩大、贫困户增加没有不高兴,对中共军警镇压为自己权益而抗争的村民没有不高兴,对中国的黑狱酷刑没有不高兴,对无数人因付不起医疗费致死没有不高兴,对毒奶粉与数之不尽的有毒伪劣食品损害人民健康也没有不高兴,倒是国外有人对这些事关注一下,中国就不高兴了。若这几个人可代表中国,那麽中国又是甚麽国家?

中国无疑政府是有钱了,有钱就会财大气粗,「得志便猖狂」,但大多数老百姓还穷得很。外国领导人基于本国利益,对有钱政府的领导人固然给足了面子,但对中国老百姓去这些国家的入境签证还是严加控制。中国的政治并没有改变,仍是尼克逊二十年前访华时的状况。不过,也许可以稍为把那两句话改一下:今天,巴结中国的,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批评中国的,却不见得是中国的敌人。

胡平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团派出身的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之后,实施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
1986年,曾被邓小平一度定为第一接班人的胡耀邦因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在北京去世,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了1989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政治学者《北京之春》总编胡平博士。

德国之声:胡平先生,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胡耀邦的逝世以及随后展开的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引发了后来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常年关注中国政治的海外学者,您认为胡耀邦的死当时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民间的反响呢?

胡平:应该说胡耀邦去世引发八九运动的情况和1976年周恩来去世引发四五运动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之前民间已经酝酿了一种很大的能量,对现实越发的不满。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80年代,对思想解放,对自由民主的呼声都很高。尤其是在年轻的大学生中间,他们有一种很强的冲动,要求表达他们的愿望。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的一个国家,常常是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一些偶然事件给大家提供一个信号,然后使大家能够不约而同的采取主动行动。那么我想胡耀邦去世正好起到了这样一个信号的作用。因为胡耀邦本来在党的中共领导人中间就是以开明著称,而他最后被迫辞职呢,给他安的罪名是"反自由化不力",而这一点是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胡耀邦一去世,大家尤其都感到这一点,把民间的激情在同样一个时刻都表达出来了。这就有了后来以悼念胡耀邦为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

德国之声:在胡耀邦的问题上,共产党似乎是非常的矛盾,他好像既不是像赵紫阳那样的一个禁忌话题,比如说4年前也就是05年的11月20号。中国官方曾经举行过大规模的活动,纪念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官方的媒体几乎很少提到胡耀邦,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胡平:当然由于胡耀邦作为前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高的威信,而且特别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呢,他对所谓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啊,平反冤假错案啊,包括解放老干部方面都做了很多贡献。所以这些方面共产党他自己也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而下的台。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中共的一个禁忌。不过他和赵紫阳不同,赵紫阳的下台明显是和他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学生这件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赵紫阳这个名字就成了一个符号,就使人马上联想到6.4镇压对不对的问题。所以中共对赵紫阳这个名誉就采取了一种更严厉的封锁和打压态度。对胡耀邦还是做的会比较低调,尤其是愿意把胡耀邦的问题变成一个热门的话题,从胡耀邦身上引出更多的争论。所以,我想这是官方对胡耀邦采取的一种态度。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对胡耀邦的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来有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的发表文章,要求为胡耀邦平反。这些人当中包括比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人民日报》以前的主编胡绩伟。您认为共产党有没有可能会在近期内给胡耀邦平反呢?

胡平:我觉得在短期内几乎是没有可能,事实上我想,像李锐和胡绩伟他们如果觉得目前的中共执政者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意图,他们恐怕倒没有必要发表这种公开的呼吁了。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意图,所以他们才发表公开的呼吁,一来是要推动,另外呢也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看法。当然用"平反"这个词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倒没有把胡耀邦打成什么反革命啊,反党集团,错误路线等,没有扣这些帽子。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对一个人的评价还是要见人见智,也不可能要求大家看法都一致才行。问题就是呢,我想这些老人把胡耀邦`的问题提出来呢,事实上就是想从胡耀邦这个问题上提到整个政治改革的问题,提到在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视为禁忌的一些问题,希望那些问题能够有个开放的讨论。那么这样当然也就关系到对整个八九民运的评价问题,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意图。正因为如此呢,从现在来说我觉得中共执政集团呢还不会这么做。

德国之声:一方面是官方媒体对胡耀邦的问题保持缄默。另一方面呢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强调86年的时候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的正确性。一是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后来对6.4的镇压活动也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后来的高速增长,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胡平:事实上现在您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就是极大的讽刺。因为共产党过去是靠搞共产起家的,你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开始经济改革以来,那么这个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趋向的改革,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就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你给别人动不动就扣上罪名,说别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就在当资产阶级,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凭什么还给别人扣这个罪名呢?!所以这个罪名现在就已经变得非常的滑稽可笑。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那些为数几千的,三千多人的所谓的亿万富翁中间,共产党高官他们的家庭占90%以上。那么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等于就是一个大的董事会。现在他要拿这个东西扣别人的罪名就非常的荒唐可笑。如果这些罪名你放在毛时代,尽管依然是错误的,至少在毛泽东那里前后还是一致的,没有自相矛盾。而放到邓时代,放到今天的时代那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其实这恰恰就是共产党改革面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原来以革命的名义,用及其残暴的手段消灭了整整一代的有产者,把所有的资产包括农民的被分的那点土地全部收回来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你发现这种社会主义搞不通,搞不好,要进行改革,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所有全民的公产首先变成你中共官员自己的私产。那么这种做法完全就是伤天害理,完全是前后矛盾的。

所以你现在从网上看到很多文章对这种情况的一种讽刺。共产党动不动就说是他是几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但是人家当时闹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消灭地主资产家这么一个政权。而你现在又把这个事儿给倒回去了。实际上你后面的改革已纪否定了你前面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当民间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起来的时候,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的领导人不可能去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我凭什么镇压别人?我们共产党原来给老百姓带来那么多灾害,认错还来不及,别人要求自由民主那都是对的嘛。他们没法说服自己,还有什么任何镇压的正当性?而邓小平他们镇压6.4,在6.4之后来自党内来自民间的反对声音都被压下去,所以在这个以后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就成为一个更明目张胆的权贵私有化。造成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挂在全民名誉下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让共产党人自己先富起来。

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道义上是最无耻的,但从经济效益上却是最有效的。这种做法可能比苏联东欧的大众的私有化更有效。因为你像俄国、像东欧,你在民主之后进行经济改革,要把公产私有化,必然大家都来参与,参与的结果就是原来全民将名下的资产平分,分的当然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也是唯一一种能让大家都接受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呢又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切割得过于零碎。因此它对于经济效益来说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中国倒来的简单,党委书记,厂长一步到位自己就成资本家,所以不存在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分解割碎的问题。当然又由于共产党自己就成为资本家了,那当然就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那种行为去行事。再加上他的高压,造成了在中国劳工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造成中国极度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全球化的形式之下呢,中国反而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整个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极度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之上的。这首先就是对人们公正概念的一种公然的践踏。所以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他不光是给中国人民持续的带来灾难,而且也对整个世界也带来一种很大的灾难。

德国之声:胡平先生,那么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里,那么让您简短的对胡耀邦做一个评价,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价呢?

胡平:我觉得胡耀邦呢在中国领导人中间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开明。这倒并不是说他在自由民主方面有多么明确的理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面对的来自民间的或者党内的呼声面前,他没法下的了手去镇压。所以区分好的共产党和坏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一条,这就是面对着别人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别人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的时候你杀不杀人,有没有这点最起码的良知?而在这一点上呢你看出胡耀邦具有这种良知。从他早先在民主墙的时代,他就反对去逮捕、反对去封闭民主墙。一直到85年、86年他反对一些党内的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压迫,对学生运动反对进行压制。这里面贯彻了一种基本的精神,他不一定有很明细的概念,但是他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他反对镇压。那么这一点最基本的人性,造成一个好得共产党人和坏的共产党人的基本的分野。因为政治的民主也好,政治的文明化也好,首先就是从消除野蛮、消除残酷、消除血腥这一点开始的。

采访记者:达扬

责编:乐然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180634-293.html

恐怖的红色高棉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4-15讯】 作者:辛声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恐怕都不会忘记红色高棉这四个字。上世纪它掀起的那场疾风暴雨般的"高棉革命",誓言要在最短的时间中消灭一切差别,建成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曾让多少邻国年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不难想像,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几十年后,当我们走进柬埔寨S21大屠杀纪念馆,第一次了解到"高棉革命"的暴虐真相时,会陷于怎样的震惊和震撼!

纪念馆里保存的许多死难者照片让人过目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红色高棉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她这样的知识份子,于是,她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死前,她还被实施了残忍的"活体取脑"――
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未死前取出脑浆,供医药使用。据说活人的脑浆属于"大补"。在即将钻取她的脑浆时,照片上的这位知识女性神情平静,但脸颊上滴流的的泪珠却清晰可见。这样的泪珠有谁见过能忘记?

刚刚过去的3月 31日,在经历了多年的拖延以及程序问题障碍后,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柬埔寨战争罪法庭终于对当年执掌S21(第21号安全监狱的简称)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进行了第二次反人类罪审判。66岁的康克由被控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虐待和残杀人民等多项罪名,他在法庭上承认对S21监狱的17000名受害者负有责任,表示为"所有罪行表达悔疚"。他说:"我知道我对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小孩犯下的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康克由的受审和公开认罪,将红色高棉30年前的罪恶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由红色高棉领导的"高棉革命"尽管昙花一现,却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典型,为我们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那么,以暴虐血腥著称的"高棉革命"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何种启示呢?

一.

1960 年9 月30 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信奉共产主义的柬埔寨劳动党(即红色高棉)宣告成立。不久,以五十年代留法归来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人为首的"留法派"成为红色高棉的领导核心。上世纪七十中期,红色高棉利用抗美救国战争的机遇,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地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

掌权后的红色高棉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马不停蹄地在柬埔寨发起了一场被其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
",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对原有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场所谓的革命一直自称也自以为其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美好理想,"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但它带给柬埔寨的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在短短几年中竟把这个信奉佛教的古老国家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红色高棉当政后的柬埔寨,不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而且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加尖锐了。

红色高棉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份。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其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
"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
革命",而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种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
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
"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尽管红色高棉声称革命的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但在实际中却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
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一场自称和自以为是在实现社会正义建立人间天堂的所谓史无前例的革命,为何到头来结果竟与其如此南辕北辙?这恐怕是这场"革命"最耐人寻味和最值得追问的地方,也是许多关注和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而答案就存在于这场"革命"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之中。

二.

"高棉革命"最显著地特点之一莫过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这也是这场所谓的"革命"必然把柬埔寨拖入地狱的根源之一。

从以往的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来都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被遵行的基础上的。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和约束,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红色高棉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们看来,建成共产主义天堂乃是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为此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的生命也好权利也好通通都无需放在眼里。这样一种惟我独尊的冷血逻辑使红色高棉成了地地道道的杀人狂,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敌对份子,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最重要的手段。

早在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召开的金边会议上,在宣布新政策的同时,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农谢就特别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因此,红色高棉掌权后,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1977年9月 27日,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一篇重要讲话中称,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红色高棉不但大肆屠杀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而且在自己内部也大开杀戒,搞大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14000人。一名S21的员工在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样一段话,1976年2月,康克由在员工会议中教导他们:"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
"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从他们身上逼取招供文,才能更好地保卫革命"。

据专家推算, 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共计死亡了15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连生命都不当回事,还会把人的权利和尊严放在眼里吗?当然更不会了!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高棉革命"乃是
"恐怖政治"的典型,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在席卷一切的红色飓风面前,个人毫无选择余地,权利完全被剥夺,根本没有尊严可言。史无前例的撤空城市便是这种"恐怖政治"的缩影。

1975 年4月17日,红色高棉一占领金边,就以战备为借口强行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欺骗他们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不仅是首都金边,这种强制性的遣散是全国性的。为了实践农业乌托邦计划,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把所有城市居民都赶到了乡下改造。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逐浪湄河》的作者黄时明曾是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公开身份是一位华侨小商人。1975年红色高棉强制驱赶城里人迁到穷乡僻壤去,这位华侨小商人自然不能例外,一家人也被从金边驱赶到偏远的农村,再被驱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途中全家颠沛流离饱受折磨,与蚊虫蛇蝎为伍,与饥饿的老鼠为伴,自己生病,妻子生病,母亲生病,还有一个侄子死亡。自己一家、加上弟弟的一家,连同母亲一共十二口人,仅仅只有两个月的难民生活,让黄时明对红色高棉完全绝望。他万万没料到"红色政权"送给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这样一场浩劫。万般无奈之下,他违反了组织纪律,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表明自己的的真实身份,干部层层上报,这才使他获得解脱。

可见,由于普世价值被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灵涂炭的腥风血雨之中。一方面,统治者因为失去了起码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则因为缺乏必要的保护而惨遭奴役,甚至连性命都无法保全。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天堂,革命理想,无一不成了饱含血泪的讽刺!

三.

" 高棉革命"不仅是对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而且是对先前存在的一切历史传统和文明成果的彻底破坏和摧毁。就像一位研究者曾说的那样,在这场"革命
"中,"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这种极其罕见的破坏性也是"高棉革命"必然将柬埔寨拖入地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提到传统,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传统不止是文化,还包括制度等等,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扎根于人性之中,是经过时间淘洗之后被保存、继承和延续下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和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独立应付生存的严峻挑战,而传统则弥补了这种不足。通过继承前人的智慧,人们避免了盲目无益的弯路和重复性的劳动,不仅使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得以维系,并且能够同时进行富有成效的变革。因此,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变迁必定是连续性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社会和文明,都是在一定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变化的。不难想像,一个摧毁全部传统一切重起炉灶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不成了一个人们在其中盲动胡为随心所欲的实验场吗,这样的社会连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怎么可能不陷于混乱和崩溃呢?!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红色高棉当政后,试图消灭一切差别,撤空了城市,废除了货币和市场,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与先前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由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发动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显然更极端。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当政后,至少还暂时保留了货币、学校、医院和家庭,而这些都是被掌权后的红色高棉清除的对象。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在苏联、中国还是越南,共产党上台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则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

撤空了城市,取消了市场和货币,关闭了学校和医院,废除了教堂和寺庙,甚至没有了家庭和私人空间,这还能叫正常的生活和社会吗?又有谁会适应和喜欢这样的生活和社会?这样的生活和社会究竟是令人向往的天堂还是万劫不复的地狱?我想,柬埔寨人民对红色高棉搞的这场所谓革命的坚决吐弃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向世界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们的狂想竟不是在经济发达的欧洲,而是在柬埔寨这么一个远比欧洲落后的亚洲小国完全变成了现实,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圣地――苏联和中国。只不过,这种现实绝不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肯定,而是对它的无情嘲讽和鞭挞。

"高棉革命"用150万死难者的血泪和白骨告诉后人――任何一种理想和革命,无论听上去多么纯洁和美好,也无论能唤起人们怎样的斗志和激情,只要它以普世价值的被践踏和文明传统的被摧毁为代价,都注定了只能是一场罪恶和灾难。这样的理想和革命,听上去越是纯洁和美好,唤起的斗志和激情越是高昂,犯下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嗜血理想和恐怖革命的范本。在它令人迷惑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其实根本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自大狂们疯狂的权力欲和扭曲的道德虚荣心。

这样的理想和革命,难道还不该彻底推出历史舞台吗?

这就是美国穷人过的日子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4-17讯】

美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之一,但这里也不乏沿街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住破旧房屋的穷人。美国通常把穷人称为"低收入者",而各州对"低收入
"的定义有所不同。在记者暂住的密苏里州,月收入少于下列标准的就算是穷人了:单身家庭1064美元;2人家庭1427美元;3人家庭1789美元……
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这个数字增加363美元左右。

吃和穿:饿不死冻不着

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超过10%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穷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自然是温饱问题。符合低收入标准的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持绿卡者),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FoodStamps)。人口不同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的食品券最高金额如下:1人家庭155美元,2人家庭284美元,3人家庭408美元,4人家庭518美元,5人家庭615美元,6人家庭738美元,7人家庭816美元,8人家庭932美元。8人以上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可多领117美元。这种食品券就像一张不可透支的银行卡,政府每月把钱打入卡里,持卡者只能在商店购买面包、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奶类等食品,而不能用于烟酒等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记者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移民到美国之初,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她自己一时没找着工作,先生生病失业在家,一家3口顿时成了无收入家庭。"政府和社区很关心我们,寄来了很多信件,教我们如何申请各种各样的补助,生怕我们饿死!"后来他们每月领到了上千美元的救济金和
300美元左右的食品券,渡过了难关。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申请食品券的美国人平均每餐有1.05美元的补助。1美元在麦当劳只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汉堡包,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仅靠食品券是肯定吃不饱的。不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NGO)比较发达,他们也会为穷人提供帮助。

哥伦比亚市有一个专门为穷人提供免费食品的民间组织----"食物银行(FoodBank)",设有145个以教会为依托的点,便于穷人就近领取食品。记者特地到市内的一个点观察,许多穷人开着汽车来,凭着一张写着户主姓名、社会安全号、家庭人口数等信息的红色卡片,进来挑选食品。货架上摆放着面包、麦片、炸薯片、葵花籽、饼干、甜点等干货,冷藏柜里还有水果、蔬菜、玉米等,看上去像个小超市。除面包外的其他食品都按家庭人口限量供应,每个家庭每月只能领取一次。面包则可以无限量领取。有了随时可取的面包,至少可以保证饿不死人了。

这些免费食品是哪儿来的呢?工作人员兰迪告诉我,大部份是食品店或生产厂家捐献的,也有个人送来的。那些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在超市不好卖了,老板就会主动打电话给食物银行,让他们开车来拉走。兰迪说:"这些食品在这里一般只能存放一两天,如果没有被拿完,过了有效期我们就会扔掉,或给农场喂牲口用。"

据密苏里中心食物银行提供的资料,去年他们共向穷人发放2000多万磅的各类食品,价值3000多万美元,每月受惠者多达8万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向慈善机构捐赠钱或食品的企业和个人,可获得部份免税的优惠。这也是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资助穷人的政策之一。

怎样才能申请到那张免费领取食物的红色卡片呢?兰迪递给我一张空白的"家庭状况表",上面列有姓名、地址、电话、社会安全号、种族、家庭人数、工作状态
(全职、兼职、失业、退休)、月收入、是否有政府食品券等项目。低收入者只要来这里如实填写这份表格,就可以当场得到领取食品的卡片。申请人是否需要出具收入证明?兰迪说不需要,完全靠个人自觉。

由于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难免有人冒领食品。据说,曾经有位来自某国的访问学者也来食物银行领取免费食品,后来信息反馈到邀请他的大学,这位贪小便宜的学者不得不提前回国。

"但是,对于真正的饥饿者,不管他在美国的身份是否合法,都可以来这里领取食品。"兰迪说,即便是偷渡客,他们也不会向移民局报告,"因为我们的最低目标是保证这个地方没有人饿死"。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食品供应点外面,有一个放着旧衣服的筐子,一位黑人老太太正在里面翻拣衣服,然后把挑好的衣服放在自己的蓝色小汽车里。兰迪说,人们把旧衣服捐献到这里,集中到一起,谁需要都可以随便拿。

避难所:无家可归者的"家"

"衣食"解决了,接下来是"住行"。据报导,46%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75%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一辆汽车。相当多的美国穷人没有自己的房产,甚至有人无家可归。

为此,美国政府花巨资为这部份人提供廉租房。低收入者均可提出申请,一旦获准,不仅房租大大低于市价,而且只需缴纳不超过家庭收入30%的租金,差额部份可凭住房券向政府兑取现金。在纽约的黄金地段有座叫"孔子大楼"的公寓,就是当地政府为低收入的华人提供的廉租房。

有些穷人觉得租住在公寓楼不舒服,如果想自己买房子,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购房优惠,比如可申请抵押信贷证书,10年内享受个人所得税的抵免。根据4
年前布什总统签署的补助无房户买房的法案,凡有能力支付月供款、但无力支付首付款的美国家庭,均可申请低收入家庭特别资助,政府将为他们交首付款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有关费用。廉租房的申请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排队"是免不了的,不可能"立等可住"。

那些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突然失去家园,或因其他原因无力支付房租的人怎么办呢?这时非政府组织又开始起作用了。

记者曾经采访过当地一家由基督教组织"救世军
(SalvationArmy)"筹办的"避难所"。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共有61个床位,无家可归者可以申请到这里来免费吃住。这里有家庭间(两张并排的上下床、独立卫生间),有男人间(16张床位、共用卫生间)和女人间(12张床位、共用卫生间),食堂、电视图书室、健身房、教室、电脑室、洗衣房、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

避难所负责人詹姆斯介绍说,这里常常客满。住在这里的人,短的一两天,长的达两年之久。有人刚来的时候一无所有,避难所还为其提供衣服和洗漱用品。住在这里的人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准吸毒、喝酒,晚上10点半熄灯,早上6点半起床,白天必须出去找工作或接受社区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找到工作之后,收入的
10%用于交房租,65%由避难所代为保管,攒够了2500美元,就可以离开避难所到社会上租房子独立生活了。

避难所也为社会上的人提供免费午餐,任何人只要签个名就行。詹姆斯邀请我一起到食堂用午餐,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在我之前有31个"蹭饭"的人。午餐很简单,一块夹着奶酪的面包,一杓拌酱的豆子,一杓蔬菜色拉,还有一杯牛奶。詹姆斯说,来这里吃免费午餐的基本都是些老面孔。

在纽约和密苏里州,我都见过有人睡在路边或废弃的车厢里。既然有"避难所",为何还会有人流落街头呢?詹姆斯说,这些人多半是酒鬼或吸毒者,他们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受约束,就喜欢流浪,谁也帮不了他们。

詹姆斯告诉记者,这个避难所每年耗资50万美元左右。这么多钱从哪儿募集而来?他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拨款3.5万美元和7000美元,大部份靠企业和个人捐款。曾经有个老人捐赠的遗产就超过100万美元。

穷人反而不担心生病

在美国,看病非常昂贵,住院一天的费用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反而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的医疗保险。即便没有医疗保险,有病也尽管上医院看,医院会先看病后再寄账单,即便交不起高额的医疗费,还可以和医院讨价还价或申请缓交。

记者在美国看过几次小病,尽管我买了医疗保险,但每次自己还得再掏上百美元。付账时我声明自己是低收入者,医院一般会给我按七折或八折结算。我问收款员,如果有人确实付不起账怎么办,她说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付50
美元以上就行,付完为止。她还告诉记者,真正拖欠医疗费的往往并不是穷人,而是那些中低收入者,因为穷人的医疗费由政府埋单了。

通过富人的缴税,美国穷人有机会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他们一般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没有强烈的反社会尤其是仇富情绪。当然,美国也经常发生一些反社会的暴力事件,但基本上是零星的、局部的。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穷人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会有根本保障。

中国因核试死亡人数全球最多

明报/英国《泰晤士报》19日引述日本科学家研究指,中国1996年前的32年一直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至少造成19万人因核辐射致癌或死亡,148万人受核辐射影响;中国因核试死亡的人数全球最多。

有当年参与核试的中国军人称,由于防护装备不足,为他们带来严重核辐射后遗症,祸及两三代人,而政府方面赔偿严重不足。

报道指出,60年代开始,中国在新疆库尔勒地区和硕县的马兰镇设立核子试验基地,并驻8023核武试验部队在罗布泊核试场,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至1996年中国宣布停止核试,共进行了46次的地下及地面核试。

"女儿先天长脊髓肿瘤"

"我在8023部队当了23年兵,当时的工作就是进入核爆区收回试验物件和监察各种仪器在核爆后的情�。"一名老兵接受《泰晤士报》访问时表示,由于长期暴露在核辐射中,他女儿一出世即被诊断出脊髓内有肿瘤,"医生说我女儿的残疾是核辐射造成的,她做了两次大手术,一辈子都要忍受这些痛苦,但政府给我们的只是每个月130元人民币的补贴。"

报道引述日本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在1964年至1996年核试期间造成的人命伤害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扎幌大学医学院物理学教授高田(Takada)称,由于罗布泊核爆后核尘会随风飘散到附近城市及村落,丝绸之路以至整个中国西部均受影响。他以电脑模型计算,中国核试32年间,全中国有148万人受核辐射影响,其中19万人因核辐射造成的癌病或白血病死亡,至少3.5万名婴儿因而畸形或有缺陷。

老兵上访促增加赔偿

过去几年,8023部队老兵在全国各地都出现集体上访,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另一名女性老兵说,国家在1993年至1996年加快核试计划,她至少参与了
10次核试。核辐射为她带来的,除了不断掉头发、体重严重下降,还有长期失眠等慢性疾病,"现在我已无法工作,政府会帮助我吗?"

据悉,官方从2003年开始为曾在核子试验基地服役的军人派发每月300至4200元不等的核岗位津贴,并为因核试死亡军人的家属提供5000元的一笔过补助。不过由于各省市参予核试的军人数目不一,抚恤政策也不统一,部分老兵并未能得到足够补贴。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health/2009_4_19_17_47_28_696.html

核试部队上访索偿,当局讳莫如深

苹果日报/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新疆罗布泊荒漠,自196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的核试验基地。

参与核试而受到核辐射伤害的解放军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早几年开始大规模上访,最终促使当局提高抚恤标准,并着手统计受影响的军人人数,但当局迄今未公开详情,对受害平民情况更是讳莫如深。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引爆首枚核弹,至1996年7月29日进行最后一次核试,中国前后进行了46次核试,其中对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大气层核试有23次。中国官方从未公开罗布泊核试造成的核辐射影响情况,直到2003年大批原8023部队退役军人上访索偿,有关问题才浮现。

至2007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未享有残疾待遇的患病退役军人,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助100元人民币。不过,受害的退役军人仍不满受到歧视,继续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中央军委,要求政府给予赔偿。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health/2009_4_19_18_4_34_239.html

还核试受害者一个公道!

苹果日报李平/自1945年7月美国进行首次核爆试验至今,全世界总共进行了2,000多次核试。参与核试的军人及核试地区的平民所受到的伤害,近年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公开事件真相、给受害者予经济赔偿,是还核试受害者公道的必由之路,中国着手提高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的抚恤,只是迈出第一步。

美国和前苏联的核试次数占了全球的85%,造成的伤害也最为严重。前苏联参与核爆的4.5万名军人,只有2,000人幸存;美国曾在马绍尔群岛进行67次核试,于1980年代成立1.5亿美元的信托基金以赔偿受害者,但至去年已无法支付高达30亿美元的索偿。

法国等国家则在赔偿核试受害者方面取得新进展。去年9月,加拿大宣布当年参加核子试验的全部700名士兵每人将获得2.4万加元(约15.3万港元)赔偿。法国上月宣布,将向阿尔及利亚、波利尼西亚大约15万名受核试辐射伤害的军民,支付总共1,000万欧元(约1.01亿港元)的赔偿金。英国首相白高敦也公开表示,核试对当年的老兵造成伤害,政府欠他们一份"荣誉债"。

核试部队维权路艰辛

由于核试被相关国家列为最高机密,至今大多未解密,令受害者要讨回公道更加困难。在中国,参加核试的原8023部队军人,虽被封为共和国功臣,但他们维权之路甚为艰辛,不只成为各地政府"稳控对象"(维护社会稳定的控制对象)、以防他们集体到北京上访,还在一些示威活动中,遭到公安的暴打。

如今,中国已宣布停止核试、签署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仍保留新疆的核试基地,只是代号由8023部队改为63650部队。中国当年的核试机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公开,罗布泊周边地区民众因核试受到的伤害,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揭开一些黑幕,才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4_19_18_1_7_863.html

扣帽子和言论自由:容忍异己言论也是一种权力

张三一言来稿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4_19_4_40_37_850.html

有这样一种思想:言论自由是被帽子扣掉的!不信,请你看看,在中国大陆所有言论自由权利,有哪一项不是被"反党"、"反革命"、"资产阶级思想"、"颠覆政权"…帽子扣掉的?

果真如此?请听我道来。这就要从半年前的一宗旧案提起来说下去。去年十一月,在杨佳杀六警后,王希哲认为杨佳罪大恶极、不可赦,所以支持共产党杀杨佳。为此王希哲写了《不怕任何帽子,是捍卫思想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宝---兼答格丘山们恶势力》为其拥共言论辩护。王希哲在这篇文章中对言论自由作了值得质疑的解说。因为这一解说在中文世界很普遍流行,几乎成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所以,有旧案重提加以评论的必要

王希哲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支持共产党杀杨佳的言论受到『"反共总管"格丘山们恶势力』扣上『"拥共"、"亲共"、"投共"、"招安"、"五毛"、"共特
"、"讨好共产党"、"与共产党保持一致"…"无耻"、"不要脸"』帽子。这些帽子的目的是甚麽呢?王希哲的判断是:『实行一种语言暴力的威胁和绑架,要老王们选择或顺从他们,或沉默收声,实现他们的为杨佳报复杀人案张目的「舆论一律!…进一步实现今后凡是他们所主张的一切意见,海内外人们都必须全面臣服的"舆论一律"!这是多麽可怕前景!』王希哲定性这种『可怕的"舆论一律"是:这些网上号称比民运还"民运"的恶势力,升到社会统治的、专政的地位了,其表现要比中共专制得多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希哲说的是甚麽意思?众所周知无可质疑,世人公认:共产党是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现在「反共总管」格丘山们恶势力扣帽子言论既然"比中共专制得多",毫无疑问,(「反共总管」格丘山们恶势力)扣帽子的"言论"比共产党用"政权"(专政工具)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更严重得多!也就是说结论是"
言论(内容)可以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因为格丘山们所谓的帽子实质上是言论自由,所以结论是:"言论自由可以剥夺、扼杀言论自由"。

我认为这的言论自由解说于理不通。

[一]、一不通,认为不是权力也可以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有人扣帽子:「你是"最善良"的人」("投共"、"无耻"…高帽可以无限顶)。有人扣帽子:「颠覆政权」(一顶足够)。两种帽子有甚麽不同?前类对被扣帽子的说话人没有杀伤力;后类有且严重。为甚麽如此?因为后面的帽子有政府权力作后盾;随时可以置说话人以死地。可见:"政府权力才能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

王希哲既然已经顶住反方丘格山的帽子维护言论自由,事实是,王戴帽子后没有丝毫损失,是轻�地戴上对方帽子且畅所欲言,自由得很。从文章的语气看,王很大声、气势汹汹,可见别人丝毫没有损害到他,哪点言论自由权利失掉了?王怎麽可以根据没有给他人造成丝毫损失的人坐实为恶势力者?不知道是不是心知自己理亏,怕辩不过人,就先发制人:意思是我有道理,只是我说道理的权利被你们剥夺、扼杀了;可见是我有理你没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项验定是否剥夺、扼杀言论自由的标准:只有权力才能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说到这�,顺便提一下:法制和思想品德不能维护言论自由,只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暂不论述)。

根据上述标准,只有宗(族)法、宗教、政治(政府)等有惩治权力的机制才能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查察现今中国大陆,宗(族)法、宗教没有构成惩治权力机制,只有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才有。所以,在今天能剥夺、扼杀中国人言论自由权利的只有共产党。没有权力作后盾的言论,不涉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指责任何共产党以外的人或机构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是荒诞无理的。

[二]、二不通,言论内容不涉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

王希哲指责丘格山们剥夺、扼杀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利,根据就是丘格山们言论有"扣帽子内容"。如果言论有"扣帽子内容"可以造成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的话,那麽我来个反其道而证之:王希哲不是在这篇文章�给丘格山戴上了"反共总管"、"恶势力"等等大帽子吗?是不是王希哲剥夺、扼杀了丘格山的言论自由权利?王希哲是不是如他自己说的"表现要比中共专制得多的"?

言论内容不能作为判定有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标准,言论内容也没有剥夺、扼杀言论自由权利的能力。这应该言论自由的常识。怎麽连这一常识也认不清。

[三]、三不通,互扣帽子是言论自由表现之一,�管它不是很好方式。除了可能造成即时伤害或法律禁止的诽谤罪外,应该是"言论自由无禁区";就是说不得根据言论内容判定是不是有言论自由权利。这也是我反对德国禁止纳粹言论的依据。

按照王希哲的说法,丘格山给他扣帽子,若依王希哲扣帽子的标准判定,事实是丘王互扣帽子。这互扣的结果,双方的言论自由权利丝毫没有损失;可见互扣帽子并不造成损害言论自由。因为王丘自由争论过程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而这自由是用"互扣帽子"的形式表达的,可见,互扣帽子是言论自由表现之一,�管它不是很好方式。

[四]、四不通,认为不能容忍我的言论内容就是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利。王希哲判定丘格山剥夺、扼杀他的言论自由权利的理据是丘用扣帽子方式否定他拥共言论。也就是说,丘格山不容忍他的言论(拥共内容)就是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不能容忍我的言论内容就是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利",这是贯穿王希哲这篇文章的一条主�;也是中文界很通行的"认定"。

希望谈论言论自由者知道:不容忍(或否定)对方言论的内容,是言论自由权利之一(至于这样做好不好,合不合理是另一回事);必须尊重对不容忍(或否定)自己言论内容的表达权利。最后提一下,王希哲说"不怕任何帽子,是捍卫思想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宝",很正确,特表支持和�赏。

2009/4/16

据说是毛选里被删除的语录

来源:博讯 boxun.com
https://64.182.118.241:8080/news/gb/pubvp/2009/04/200904181557.shtml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8.22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1959.8.17毛泽东的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1937.8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茅于轼:“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

茅于轼:"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

4月15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政策"的讲演。

4月15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广州发表"
茅于轼看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网络愤青却老是痛骂茅老。因为此前茅老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这些观点,思维从来不经过大脑的粪青当然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他们就是非此即彼式的简单思维,没能力去思考其中的逻辑关系,往往一看标题就开骂。其实茅老才是真是关注弱势群体,他在山西农村地区开办小额贷款,帮助大量农民脱贫,他在北京开办保姆学校,帮助农村保姆找工作,还遇到官司,被索赔48万,面对有人建议申请保姆学校破产而逃避赔偿,他说不行,学校关了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他选择了由他们几个人来承担赔偿。

茅老生于1929年,已80高龄,但精神很好,整个讲演过程长达三个多小时,除了后面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主办方搬了椅子外,其他时间,他都是站着讲。茅老谈吐仍然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保持着儒雅的风度。即使面对当场质疑,也是如此。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茅于轼说他一直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就是有些地方,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房,但要申请,符合一些条件才能买到。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因为一套经适房可以比市场价便宜几十万,即使送5万的红包,也还是合算的。这样的便宜谁都想占,富人也不例外。经适房不是谁都可以买,需要申请审批,其中必然滋生腐败,而且是巨大的腐败。

愤青听起来很刺耳,说这是歧视穷人啊,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你去经适房小区看看,竟然建180平米的也叫经济适用房,住的人都是穷人吗?都是有钱有势的把好房子用最便宜价格买下了。我记得杭州最大的一个经适房小区,央视焦点访谈去拍摄过,从高处往下拍,小区里全部停满了高档轿车。这就说明了一切了。

茅于轼提倡的是政府兴建廉租房,只能租,不能买,条件不能太好,可以和大学生宿舍差不多,卫生间公用,但必须有独立的厨房。现场有听众提问,说他作为未婚男青年,没有房子,结婚怎么办,茅于轼说没有房子不会影响你美满的婚姻,刚毕业要努力工作,到40岁左右可以买房。他说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买房子。

针对目前的房价,茅于轼说,房子贵是因为买房的人太多,如果买房的人少了自然就便宜了。正是因为(原来)大家都买得起房,才把房价抬起来了。是买房者把房价抬起来了,而不是开发商把房价抬起来的。

他详细分析说,中国近年的GDP上升非常快,但不是平均的,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财富增加更快。少数富人钱特别多,他们觉得投资股票基金都不可靠,就用于买房,导致房价上涨。他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房价上涨的这三个条件,第一个GDP下降了,第二个贫富没变,第三,由于农村金融开放等,富人的资金有了其他投资渠道,茅于轼认为这样情况下,房价不会再上涨。

此前,茅于轼曾提出保护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导致房价大幅度上升,这次讲演中,茅于轼再次对18亿亩红线提出质疑――"为什么不是19亿亩,不是17亿亩,偏偏是18亿亩?我要对方拿出数据,对方就拿不出来。"茅于轼表示,其实是有关部门不肯放弃审批权,"你要批地就得来求我"。茅于轼称,中国实际上根本不缺农业用地,而是缺城市建设用地。一亩土地用于农业,一年产出最多
2000块,而用于城市建设,就是20万。

茅于轼认为,只要有市场就能解决粮食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粮食都是依赖进口的。"三年灾荒期间,饿死3500万人,那就是没有市场(导致的),有的人饿死时口袋里是有钱的。我当时的左邻右舍都饿死过人,我去吃过剩饭。那时吃饱肚子比面子重要。而抗战期间,就几乎没饿死人。那时有市场。"

茅于轼说:"因为国际粮食涨价,自由贸易肯定有出口,出口就赚钱。但是我们国家宣布了不许粮食出口,温家宝说不许一粒粮食出口。我老说温家宝的不是,其实我特别喜欢温家宝,真是好总理,但是他经常受骗。"

现场有听众当场提出质疑,认为茅于轼鼓吹市场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市场化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当初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以中国贸易不自由为借口。我一看这人好像是大学生模样,这年头的脑残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弱智的问题也好意思说出口!

茅于轼说,他是非常反对阴谋论的,市场交易的目的是双方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活动是为了搞垮你,那经济学就不存在。现在的跨国公司,分不清谁是老板,双方在交易中都得到好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家搞阴谋就是阶级斗争了,那全世界都在搞阶级斗争了。有些政治家可能有这样的动力,但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所谓阴谋论,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宋鸿兵东评西凑搞的《货币战争》里宣扬的。我说宋鸿兵东评西凑,不属于诋毁,《货币战争》封面上,写的就是"编著"。所谓"编著",不是东评西凑,那是啥?已经很多人发现《货币战争》抄袭剽窃的证据,也有大量金融学家从专业角度证明宋鸿兵完全不懂金融,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我觉得《货币战争》里宣扬的阴谋论,正好是迎合了粪青的心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搞不好,肯定是有外来的阶级敌人潜入内部在搞破坏,"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其实人家资本家的目的是要赚钱的,要亡你干吗?整垮你,他有啥好处?现在美国还巴不得中国经济马上好起来呢。就算宋鸿兵说的全世界的金融真的都被一个私人家族控制(其实那也是他瞎编的),这个家族干吗要把全世界搞垮?他是精神病啊?他当然希望国际金融越搞越好,他才能多赚钱啊。唉,这年头,脑残实在太多,没文化又不爱学习还自以为是,实在没办法。

2009年4月19日

新极权主义是如何炼成的

关于"团派"与思想僵化和语言"八股"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在私下听到了许多非正式的议论,但还缺乏正式的研究。团的系统和组成党国这架机器的其他部分一样,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人,并不拥有一致的思想观念和政见,因此,认为曾经在团的系统工作过的人都是"团派"无疑是不对的,在团的系统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党国中最正派和能干的官员,(如胡耀邦、胡启立等)。但是,越是到改革开放的后期,特别是近年来,团的系统中出来的干部,和新极权主义之间确实产生出了越来越大的相关性。

导致这种政治现象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这主要是由于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在政治哲学上的名实分离(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正名》一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团的工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众所周知,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又想维持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全社会的总体主义的控制,而维持这样的统治,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他们实在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理由,于是,只好暂时采取打着"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在党国内部,不同机构在这一策略中承担着不同的分工,像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的是向"右"拐的职能;团的系统和中宣部等意识形态部门则专门负责打"左"灯的工作。在一个实际上持续不断地"右"转的社会中,却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专职地从事打"左"灯的工作,一种如此悖谬的生存处境,究竟会在这些党务工作者的心灵上打下怎样的烙印呢?

我们看到,对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来说,他知道在这种"左""右"分离的游戏中的,什么是虚,什么是实,打"左"灯的分寸是什么,以及如何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来不断地调整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显然,这对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学会了在名实分离的状态下,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存术,这种生存术的要点就是:全心全意地去领会和贯彻党的当下指示的精神,绝不要去反思党的政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绝不要去反思党的具体政策和它宣称自己信奉的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绝不要去反思党的这一个政策,和它的前一个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对从事具体工作,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来说,对党的政策的现实后果,不加考察和反思,几乎就无法开展实际工作;而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来说,几乎只要进行一点独立的理性思考,并将其体现在行为上,他就无法在党国体制内生存下来。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宣部和共青团之间,工作的特征也有所不同。中宣部的任务是通过对外宣传来维护党的利益,因此,对从事这一工作的官员来说,他本身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事实,但对党不利,所以必须加以掩盖,什么对党有利,因此,不存在也要将其创造出来,他身处在各种敏感的现实问题中,清醒地知道自己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必须系统地制造谎言和掩盖真相。

而共青团的任务则是要系统地去塑造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一边是党的名实分离的意识形态,另一边则是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任何一个自认为正派和有道德的人,如何可能在多年中,以一种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从事政治辅导员一类的工作,即用自相矛盾和变化不定的党的观念去塑造青年一代的思想呢?为了要使自己相信,这么一种事实上纯粹只是机械地服从党的当下的政治意志的行为是庄严的和神圣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将党彻底神化,将对党的信任和顺服"升华"为一种不受任何理性批判检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看到,在党的意识形态陷入严重分裂的状态下,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他在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就是,始终以一种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他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百分百地用在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执行领袖的指示上,绝不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反思这些精神和指示中可能包含的疏漏,以及它们作用于现实时将会产生的真实后果。

一旦被党巨龙般控制着中国社会的力量所慑服,一旦对党的崇拜"升华"到无反思的原教旨主义状态,他就再也看不到党的矛盾、错误和罪恶,看到的只是党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时,党由于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所闯下的惨祸,反而变成了它具有伟大的能量,能够从自己所犯下的任何最血腥的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去创造历史的证明。在这样状态下,这个团干部所体会到的,就是作者在《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与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
" 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一文中所分析那样,他感到主宰自己命运的最本质的关系,就是脆弱的个体和巨龙般强大的党组织的关系,不管这条巨龙是对是错,是向东还是向西,最重要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自我,投身到这条巨龙中去,和这条巨龙融为一体,分享它的权力和荣耀。

所以,这样一个典型的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面对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产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毫不动心,在无数青年才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的思想,培养自己新的情操时,他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一遍一遍地反复研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凝神贯注地体会中央文件的精神上。他坚信,各种时髦的思潮最终都会像浮萍一样被风刮走,惟有党才是永恒地决定着中国命运的盘石般的力量,和学习各种时髦的思潮相比,学会如何在党的组织中生存,学会如何去把握变化中的党的路线和精神,才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

2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历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团干部的信念,中华民族一直无力摆脱党国体制。而这样的团干部则依凭自己无反思的绝对忠诚,顺理成章地升迁到了党国体制的顶端。这时,就像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用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自己的上司和领袖那样,现在,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和人民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长期从事青少年思想工作的习惯,使他本能将党的干部和全体人民都当作完全没有任何独立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幼儿一样来加以"教育"。

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给他自己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辉煌成功,使他进一步产生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整个民族,就像他个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够离开党。而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则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美好和最神圣的。相反,所有将党看作只是一个平庸的世俗政治组织,冷静地分析党的行为的逐利本质和现实后果的理性目光,本质上都是异己的和令人不快的。所有这样的,拥有相似情怀的人开始集结起来,他们将对党的非理性的认同,看作是识别自己这个集团的核心标志。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悄悄地躲藏在他们高高举起的自以为金光闪闪、威猛无比的党的旗帜之下。

他们深信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坚信只要将自己个人的意志、小集团的意志和党的意志合二为一,自己的身上就会散发出神圣的道德光辉,并且变得所向无敌。而所有认为党的权力应该受到约束和限制,并试图批评党的政策和忤逆党的意志的人,则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作应该用专政手段加以对待的邪恶的敌对势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正派和审慎的团干部,在后极权主义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炼成新极权主义者的。

(摘自许允仁<<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与弊害>>)

《多维》新闻网首发

作者:许允仁
原文:http://www.china-week.com/html/4941.htm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这是研究和认识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自1949年起,毛的统治长达二十七年。我们评价他可以有很多标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几条基本的标准首先应该确立起来,否则,拥毛的和反毛的,就永远扯不到一块去。这对于我们能更趋客观地认识毛及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为什么是这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网上对毛的态度,歌颂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在一般的网民中,鲜有保持理性和冷静的。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有现实的政治和受政治因素制约的教育等因素的阻碍。由于历史教育所受的束缚太多,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对毛的了解严重不足,或者是囿于官方长期的片面宣传,很多人,包括从毛时代走过来的人,对毛的了解都缺乏立体感。

在毛的统治下,人民是不是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生活水平是不是得到了明显改善?每一个公民是否活得自由且有尊严?我想,这是我们谈论毛时,应该确立的三个基本标准。

不论在今天,还是在毛时代,民主自由是历史潮流,也是世界大势,而毛的统治是否顺应了这一潮流呢?如果顺应了,是多大程度上呢?有何成果呢?

在毛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呢?这个是最好解答的问题。

毛时代的红色恐怖,究竟给多少中国人、多少个家庭带来了苦难和不幸?这也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

还有,可以作为单独标准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状况。

毛时代建立了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进步,国防力量增强,外交上强硬,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不少人以此为依据,进而全盘肯定毛,歌颂毛。但是,这些事情,希特勒德国也做到了,而且,希特勒做得更出色。在前苏联,斯大林也做到了。在独裁体制下,要做成那些事情是并不难的。

作者:南国布衣
原文:http://www.china-week.com/html/4940.htm

谢盛友:谁修理了蒋经国的权威?

根据张祖诒先生的纪念文章,"经国先生并非圣人,岂能无过?但他有认错的谦卑,有改过的勇气!……"张祖诒引述蒋经国的话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蒋对权力的使用多么慎重。张祖诒回忆说,有一天,他陪同蒋经国驱车经过台北街头,看到一家修改服装的店铺,挂着一幅市招,上有四个大字:"修理权威",蒋大为赞赏,认为应得最佳广告奖。

蒋经国先生对所谓"威权"的价值观,不但没有权力傲慢,而且认同"权威"是可以"修理"的。

近十年来,台湾媒体针对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贡献作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怀念的,除了推动十大建设,改善台湾人民生活,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升级"之外,就是解除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并替未来政治全面民主化铺路。开放大陆探亲,打破两岸中断近四十年的隔阂,促进改善两岸关系。

谁修理了蒋经国的权威?应该是蒋经国先生自己。

蒋经国先生一生努力思考和实践,他晚年的感言,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实践,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政治家反省历史,改正错误,推动革新,可能出于如下考虑:

为社会担当,为人类负责。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的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布兰特在六十年代就致力于粉碎冷战结构的工作,他清楚地了解到,冷战结构乃是美国所创造的结构,而真正受害者则是德意志人民。因此,在他当选西德总理后,即致力于和东德及苏联和解。他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跪下,就这么一跪,举世震惊。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冷战结构的解体,和平与民主当道,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布兰特。布兰特有眼光、魄力和胸襟。

巩固权位的需要。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邓小平先生,他有足够的魄力去纠正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包括对纹化大革命的重新定性和对刘少奇的平反,以及对四人帮错误的"拨乱反正"。邓做以上事情,对他权位的巩固是加分的,所以他做了;如果反省历史,改正错误,推动革新对他权位的巩固是减分的,他就不会做。

当然,若纠正历史错误,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更不会做。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北京执政党会不会纠正历史错误呢?这要看北京执政者是否有蒋经国的胸襟和布兰特的智慧。还要看,北京执政者纠正历史错误,是自己的利益被牺牲了还是被壮大了,若被壮大了,他们可能会去做。

写于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蒋经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作者:谢盛友
原文:http://www.chinaweekly.com/html/4939.htm

2009年4月17日

Fwd: 一个普通公民的喝茶日记

“我还是决定要写出来,为了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为了让我的儿知道他的父亲是有担当的。也希望我的儿在他的年代里能有基本的表达的权利。”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290163.aspx

一个普通公民的喝茶日记



以我之懒惰,实在是不愿意写一点什么东西的,也因此曾被上司批评:实践工作还不错,报告写得却太简单,对别人了解我的工作成绩不利;我心下想,我实在是有一个好老板,知道我的工作,可我实在不喜欢在报告里写上那些表功的,表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前进性的东西。



但是今天,经过几日的彷徨,我还是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来记录一下这几日的心路历程了。

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深圳一家外资企业的中低层管理人员,也就是人们常称之为的所谓的白领吧,虽然我讨厌穿白领的衬衫。



4月9日 周四

跟同事一起在阳江出差,上午去参观了一家工厂,老板本地人,技术出身,白手起家,在当地经营一家规模还不错的私营企业,在行业里也小有名气,市人大代表。这次第一次去考察这家工厂,印象老板是个实在人,带着我们参观了眼下萧条得可以的工厂,大概产能用上了三成吧。中午一起吃饭,聊得很投机,未聊生意,聊了一下时事。老板对经济危机下的4万亿有不同的意见,对政府促进就业的手段也有不同的看法,并提到人代会时提了议案,但被压了下来。又谈了一些人大选举的趣事
(有空的话另文再表),令我心惊而后又释然. 老板还谈到了自己作为右派子女的儿时生活和境遇及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令人唏嘘。

下午,去了另外一家工厂参观,看完现场正开会间,接到公司人事经理的电话,问:“怎么有三个公安来找你,要你的电话号码,可以把号码给他们吗?”听了一�,狐疑:公安怎么会来找我…潜意识里却不觉有了答案:
难道是为了…那个。但兀自有点不信。不管怎样,自认也没干什么违法的事。便跟同事说:“没关系,你把号码给他们吧,应该没什么事的,我在开会,回头再给你电话”。

开必会,打电话给人事,人事说“来了三个人,一个辖区民警,一个司法局的,一个便衣;民警出示了证件,问了你在公司是干什么的,有没有留过学,出过国,还看了你的简历。说是找你了解一点情况,我问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违了法,答曰不是违法,只是找你了解一点事情;我又问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曰无所谓好事坏事;不过他们态度都挺好,没有想象中公安那么严肃。你没什么事吧?”

我回答应该没啥事,等他们联系我就知道了。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是为这个来的:((关于禁绝中国监狱牢头狱霸现象之公民建议书))。(原文可google)文章倡议支持的公民实名签署,我赞同这个倡议,签了:黄xx
深圳 外企职员。

放下电话,那一刻,我的心里有无限的悲凉;他们怎会为了这样的事情来找我,他们怎会为这样的良心的基本的公民表达来对我施加压力,他们怎会如此的虚弱。感到被伤害了,伤感。

回到酒店,憋屈得厉害,把这事跟同来的同事说了,同事唏嘘。晚上跟同事一起喝了点酒,没有再谈这个话题,微醺,回到房间酒店,看艾未未的博客,看了((祥瑞生日快乐)),想到愿者在灾区承受的一切种种,感同身受,不由流下泪来,继而抽泣;记忆中,懂事以后除了去拜祭奶奶,没这么哭过。哭完,心情松弛下来,想,何必为了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让自己不开心呢,释然了许多,虽不能尽释。



4月10日 周五

去拜访另一家工厂,开会间,手机响,接听,曰:“我是罗湖公安局的,你出差回来了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答:“还没回,星期一回。”曰:“那好,星期一找你”。因正开会,没多问,答“那好。”

一日无话,晚,返深;只是在想该怎么样应对他们,还有这事是否要告诉我妻,想应该告诉,又觉得不该,徒添她的担心。



4月11日 周六

正在看艾未未的博客,妻进房间,问“在看什么呢?”答“看艾未未博客,看志愿者的公民日记”,
然后给她讲志愿者在灾区的遇到的种种阻挠责难,愤慨中,突然发神经,笑问“老婆,如果我某天遭遇不幸,你会怎么样”
妻极敏感,即问“你是不是要像他们一样,你敢!你不管你的儿子了吗?”然后给我做了一通的思想工作,曰做这些是无用的,不要当炮灰,Z
F很强大,已经在进步了等等;我赶紧申明我没有要怎么样,也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不会弃妻儿于不顾。妻终于放过我,让我发发牢骚可以,千万别“乱来”。曰她也知道ZF不好,只是不想我们的小家有什么事,我无语点头。我明白妻的想法,可是谁都不去努力,谁都高高挂起,我们的国家怎么去进步呢。艾未未们所做的事,不正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好的未来吗。是的,我现在境遇还好,比很多底层的人好得多,可是,人要有一点担当真的那么难吗?



4月12日 周日

无话,只是决定周一会实话实说。



4月13日 周一

正常到公司上班,跟人事再问了一下周四的事。有一点忐忑,毕竟第一次要接受权力机关的问话。10点左右,电话来了,语气平和。

“黄先生,回来了吧什么时候有空啊?”

“中午有空,你找我要了解什么啊”。

“就找你了解一点情况”

“了解什么情况啊,你要告诉我啊,要不我怎么跟你们配合啊”

“你不知道啊,那我问你,你在网上签过一个关于禁绝牢头狱霸的倡议书吗?”

“这个啊,签过啊,有什么问题吗?”

“哦,签了是吧,没什么问题,只是想了解一点情况。”

“没问题还了解什么情况啊”

“没事的,只是一点小事问问你,做为公民你也应该配合调查啊”

是的,只是一点小事,只是针对这小事的做法已经深深地伤透我的心了,深深地。

“那中午1点怎么样”

“好,那就1点钟,你在一楼大堂等我们”

“我们在哪谈啊”我可不想去局里或是派出所。

“我们就在你们办公楼保安室谈吧”

“那好”本想邀请他们到公司办公室谈的,不过想想在办公室谈给公司和同事的影响不好。

1点钟,到大堂等,1点15,来了两位,一人着警服,辖区民警;一人便装,30左右;见面握手,便装者介绍自己是罗湖公安局的。然后发问,态度随和

“你来深圳多久了?”

如实作答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如实作答

到了保安室,正式问话开始

“今天,是想了解你那个网上签名的情况”

“这个,我可不可以…”

“哦,你是说证件是吧”往包里拿警官证“哦,我忘在车上了,没关系,我等会给你看,在车里”

“哦,我的也忘派出所了”辖区民警解释,我看了看警服,记下了警号。

“没关系,我等会看就行,您有什么就问吧”对深圳警员的素质我还是相对比较信得过的。

“你签了这个禁绝牢头狱霸的倡议书是吧?”

“是的”

“你这个名是在哪签的?”

“在网上啊,签这个倡议书有问题吗?违法的吗?”

笑 “不是违法,如果违法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谈了对吧。”

俺也赔笑。“那…”

“你这个签名是谁让你签的?”

“没人让我签啊,我在网上看到,觉得讲得有道理就签了”

“你在哪里看到的?”

“不记得了,我看到一个帖子,有这个,觉得挺好,促进社会进步,就签了”

“不记得了吗,在哪看到的,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网上这种帖子挺多的,什么反对CNN啊,支持奥运啊,挺多的,我看到觉得支持的就会顶一顶喽”心里不知怎么有一种快意。

“什么时候签的不记得了么?”

“真的不记得了,反正是躲猫猫以后嘛,躲猫猫以后才有这个帖子的嘛”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我看到公安部对这个事情也是蛮重视的嘛,说要整改,说实话,你们为这个找我我有点…”我又补了一句。

“没什么问题,只是怕你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你知道现在网上什么人都有。”

“你放心了,我几十岁人了,我对事不对人的,认为正确的我才会支持”我还成了不明真相群众了。

“你知道,现在经济危机,稳定很重要,国家对这些很重视的,上面很重视,我们也有压力的,你还有其他朋友和同事签这个吗?”

是啊,上面很重视,我总算明白了,上面和有关部门是我们国家最牛的机构。我略微感觉这两个警员有一点点的无辜,毕竟他们也是有妻儿老小要养活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签,就我自己签了,我也没跟其他人说过,我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签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除了这个,你还签了什么其他的吗”

“这个,我真不记得了,您知道,我看到我觉得对的就会顶,顶了就忘了,不会放在心上”

中间还问了些无关紧要的,略去。

“今天来找你,主要就是怕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个,你应该明白的啊?”

“是的是的,我是成年人了,能分得清什么是是非,您放心”便衣看着我,意味深长的微笑。

“那好,今天谢谢你,你不要有什么负担,只是上面比较紧张,你跟我一起出去吧,我给你看我的证件”又是上面,上面怎么这么虚弱啊,上面知不知道这样会给一个普通的公民多大的精神创伤啊。

“黄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辖区民警补充,但没把话说完。

出了保安室,跟辖区民警握手道别,他还要了一张俺的名片。

出了大堂到了路边,分局警员的车就停在那;那不是不让停的吗,我等可要罚200元的啊,真够牛的。

警员把证件给了我,上书,罗湖区公安局,徐xx,没看到什么部门的,猜猜是国保的吧。不过不确定。

握手道别。

下午正上班,徐打电话来了,问我家确切地址,如实作答(难不成哪天来我家拜访,晕),又问我妻姓名,俺有点怒了,说这是个人的事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徐答这是没很大关系,不过他报告需要写,希望我配合,俺想想,他们什么东西查不到啊,便告诉了他,免得报告上给我来个恶评,就划不来了。



4月14 周二

正常上班,无话。挣扎,是不是应该把我这一段写出来,让公众对他们有一点多的了解呢。想起了妻的话——做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只是当炮灰罢了。



4月15 周三

还是决定要把这对于我来说不平常的经历写出来,说实话,我顾虑,我担心,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是否会给我深爱的妻儿带来什么未知的风险。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写出来,为了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为了让我的儿知道他的父亲是有担当的。也希望我的儿在他的年代里能有基本的表达的权利。



                                   2009年4月15日夜

2009年4月10日

Fwd: “要求取消孙东东医师资格和卫生部专家资格的呼吁”第1批联署人


呼吁书全文见:http://www.wenyunchao.com/?p=10141

执笔及发起人:

万延海(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联署人:

1.    万延海(北京,社会工作者)
2.    北风(广州,媒体人)
3.    黄雪涛(深圳,律师)
4.    于方强(北京,社会工作者)
5.    詹红(广州,外贸员工)
6.    杨支柱(北京,律师)
7.    郭卫东(嘉兴市,自由职业者)
8.    郭宇宽(北京,媒体人)
9.    果实(北京,僧人)
10.    邹超(北平,媒体人)
11.    唐明灯(广州,记者)
12.    李啸天(北京,媒体人)
13.    黄凯平(北京,心理学工作者)
14.    周曙光    (湖南    ,网络日志作者)
15.    高伟锋(上海,设计师)
16.    李传银    (苏州,外企员工)
17.    杨建立    (许昌市,工程师)
18.    张伟(澳大利亚珀斯    软件工程师、企业应用程序架构师)
19.    叶广华    (广州,公司职员)
20.    胡崧涛    (北京,通信工程师)
21.    李军萍    (广州,编辑)
22.    姜海洋(天津,学生)
23.    胡光(北京)
24.    李立巍(武汉,学生)
25.    陈宇(北京,公民)
26.    光远(北京,    作家)
27.    徐震(上海,��)
28.    赵国良(株洲,家庭主妇)
29.    夏阳(重庆,公务员)
30.    Cowboy(东京    ,公司职员)
31.    王仲夏(北京,公民)
32.    夏锐(武汉,教师)
33.    张鹏飞(哈尔滨,公司职员)
34.    张耀(四川,商人)
35.    蹇雉鹰(重庆,国企管理干部)
36.    于潇(长春,教师)
37.    邓毅(成都,自由职业)
38.    黎学智
39.    鲁继军    (西安,学生)
40.    张邦全    (上海,IT实习生)
41.    任中龙(桂林,学生)
42.    陆以诺(上海,公民)
43.    刘士辉    (广东,律师)
44.    刘兰(山东,无业)
45.    石筱红(湖北,自由职业)
46.    刘书庆(山东,教师)
47.    白咏冰(北京,失业中)
48.    周江(北京,产品工程师)
49.    萨冲(意大利,工程师)
50.    彭新忠(湖南人,广州的恐怖精神病医院亲历者和见证人)
51.    冯捷(杭州,学生)
52.    吴孟谦(浙江,自由职业)
53.    黄照奇(东莞市,工程师)
54.    魏威(上海,学生)
55.    周慧谦(成都,职员)
56.    汪达米(德国,海德堡,工程师)
57.    彭永军(长沙,工程师)
58.    华商报(德国,报人)
59.    刘冬生(辽宁,律师)
60.    王明睿(北京,中学生)
61.    陆军(北京,公共卫生工作者)
62.    天涯孤旅(广州,医生,教师)
63.    欧阳光(上海,工人)
64.    荆凯(广州,大学生)
65.    张林(大庆,结构设计)
66.    张涛(重庆,学生)
67.    赵行(武汉,学生)
68.    周兆保(四川绵阳,法律人)
69.    王凤平(广东惠州,工程师)
70.    周亮(重庆,广告人)
71.    徐星(社会闲散人员)
72.    周进(上海,工程师)
73.    蒋涛(四川宜宾,企业职员)
74.    王超(北京,学生)
75.    李博(成都,学生)
76.    陈思嘉
77.    陈雅峰(广州,IT民工)
78.    李鑫(上海,美工)
79.    邵逸砚(宁波,摄影师)
80.    茅明荣(北京,杂志编辑)
81.    蔡国华(山东)
82.    张腾(北京,咨询公司)
83.    谭桃媛(中山,打工者)
84.    龙啸(长沙,失业者)
85.    周金戎(宁波,业务员)
86.    龙永生(杭州,律师)
87.    李花易(湖南,教师)
88.    杨嘉乐(成都,自由人
89.    周荣扬(编剧,北京)
90.    陈冰(广西,律师)
91.    张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92.    姚晓平(无锡,教师)
93.    李仁兵(北京,律师)
94.    张翼(西安,学生)
95.    李静林(北京,律师)
96.    唐恺(深圳市,小企业主)
97.    昝爱宗(杭州,自由作家)
98.    刘军(湖北武穴)
99.    黄远京(江西赣州,精神病强制收治受害人家属)
100.    冯涛(四川省南江县,公民)

(统计至2009年4月10日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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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8日

要求取消孙东东医师资格和卫生部专家资格的呼吁

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

今去信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采取下列行动:1、解除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在卫生部的所有职务,包括参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工作或相关工作专家组成员资格;2、解除北京大学孙东东执业医师资格,禁止其从事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工作。

我们的理由如下:

1、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被称为精神病学专家的孙东东先生,在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第412期《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名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中,他公开讲"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弃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2、孙东东的上述言论,缺乏基本的医学科学工作精神,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持,其用词用语也不规范,比如"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很偏执地上访"。他自己不去调查,不用自己的调查数据说话,也不引用或许已经有的他人调查数据,而让记者"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并在调查之前就预言或得出结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没有问题","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3月12日10:40,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新浪网联合邀请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孙玉生,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律师秦希燕做客"2009全国两会系列访谈",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公安信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密切警民关系中的作用展开访谈。李竹红表示:"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最底层,也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他们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的就来上访"

3、孙东东的上述言论,违反医学工作者的执业规则,违反了基本的医师职业道德。

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我国政府设立信访制度,国务院2005年1月10日颁布《信访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面对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受到法律约束"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孙东东不是去分析上访者提出的诉求是否有事实证据支持、是否合乎法律原则、上访者是否违反法律规则,而是臆断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扰乱社会秩序和需要强制。人家不是来看医生,也不违法,不需要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来给上访者的精神卫生状况定性,更不能被主张为可以强制上访者关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孙东东的言论非常不专业,不仅违反了医学工作者的基本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为对上访者的人权侵害制造借口。《中华人民共 和国执业
医师法》第三条规定:"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

4、孙东东的言论让人们担心他是否精神不正常,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执业医师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不予注册。

孙东东的言论目前已经引起大众媒体和网络上强烈的反应,人们普遍怀疑他是否精神正常和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孙东东的言论,败坏了精神病学者和卫生部的名誉。孙东东在各种场合出现的头衔有主任医师、卫生部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等。其言论已经让很多人怀疑"精神病学家"(职业)和"精神病学"(学科)的正当性(是否需要?)和正常性(是否这些人自己会出问题?是否学科会被滥用?)关于孙东东担任卫生部专家委员以及已经参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工作的说法,让人们联想到我国的医学科学特别是精神病学

是否会受到类似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滥用医学的情况。人们对卫生部主导下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忧心忡忡。

6、孙东东的言论违反法律常识和人权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最后,鉴于孙东东言论反映出来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实践中上访者被当作精神病患者的情况,我要求卫生部对我国各地和各个部门利用精神病学迫害上访者的情况进行调查,纠正错误,还医学工作人道主义的本质。

执笔及发起人:万延海
联署人: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支持这一呼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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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名单将在统计后不定期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