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8日

胡双鱼:毛泽东的时代贫富差别比现在更大

人是分等级的,由于基因的不同,人的智力、体力、创造力等天赋都是有差别的。人也都是有欲望的。由于环境、资源、价值观念的不同,人的欲望差别也很大。在古代社会,各民族都有强调节俭、禁欲的传统,人均资源(主要是可耕地)少的国家尤其突出,如印度、日本、中国。这是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不得不如此。自从资本主义兴起,这种强调节俭、禁欲的传统逐渐改变,开始鼓励人们满足欲望,尤其是物欲。从早期的勤俭创业,(西方新教伦理的说法是积累财富荣耀上帝),到现在的鼓励消费,恨不得大家挣一个花十个。这有多种原因,产业革命,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市场经济需要消费来拉动繁荣;民主治制度下主权在民,政治家不得不"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否则你就选不上)。归根结底是人的贪欲。资本主义兴起,主要就是由女人的欲望引起的。那时欧洲贵妇人巨爱购物,买纺织品,买衣服(现在许多不是贵妇的女的也那样),而且是买那种特费料的大裙子。这样引起羊毛价格上涨,由此带动了养羊业、纺织业的发展,最终带动了产业革命。所以歌德说过,"永恒的女性,指引人类前进。"

但是人们不断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欲望合理吗?虽然生产力极大的提高了,但是资源可没有极大地增加。产业革命,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端。所谓工业文明带来的生产力极大的提高,主要依靠的是机器代替自然力,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主要是煤和石油。按照现在的消耗量,煤还能用100年,石油50年。煤和石油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间形成的,我们人类自产业革命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就把它们消耗的差不多了,新能源什么时候出现还不得而知。许多人坚信新能源会很快出现的,我觉得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别说还没出现,就是新能源出现了,但是人们生活所需的不仅仅是能源,还有可耕地、淡水、森林、海产品、矿石等资源,这些资源仍然是稀缺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追求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没有问题。但是追求幸福,不意味必须高消费。人的性格不同,有些人喜爱奢华,有些人物欲就低一些。但是现在多数人都在努力追求财富,这不一定是因为需要物质享受,恐怕相当成分是为了虚荣。用王小波的话讲,挣钱不仅是为了生活需要,更多的是为了起哄,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有钱。没钱说明你没本事,这才是让人受不了的。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管物欲强不强,多数人都得去拼命挣钱,以免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我觉得以现在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温饱有余,前提是分配相对公正。(中国现在远谈不上分配公正,为什么不公正大家心知肚明)。也可以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工作,只要这部分人能接受比工作的人挣得少。如果攀比财富的风气淡了,许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活方式。其实有许多低成本的方式可以让人得到快乐,比如、看书、下棋、和朋友聊天、看电视、上网,看书、下棋、和朋友聊天打麻将、打扑克这些娱乐几乎不消耗能源。看电视、上网消耗的能源也有限。得到的快乐未必比大吃大喝。上歌厅,打高尔夫球少。说到吃喝,以我个人的经历,吃高档筵席都是请领导或者重要客户,饭局上,要敬酒(很多时候是灌酒)、要斗心眼、要说场面话乃至没话找话,几个小时吃下来,请的人和被请的人都疲惫不堪。这样的饭局,吃什么好菜喝什么好酒都不是愉快的事,远不如和朋友找个小馆,叫几个凉菜,边喝边聊痛快。我去过一个朋友在农村的老家,北方的农村,农闲的时候很多,那个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种出来的菜不拿出去卖,够自己吃就行。到吃饭时候大家在树荫底下一坐,从自家园子里剪一把韭菜,摘几根黄瓜,炒一盘自家鸡下的蛋,喝点小酒,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闻着槐树花香,听着山间的鸟鸣,心旷神怡。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的栖居
"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反对高消费,不等于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那只能得到共同贫困。中国作为大国,如果社会没有差别必然也没有活力。这个世界上人民自由选择的社会制度,区别最大的是美国和瑞典。美国最强调自由,主张低福利低税收(相对中国福利高得多,比欧洲国家低)。瑞典则相反,最强调平等,实行高税收高福利。这有着安全的考虑,就是小国外部的威胁大,对安全更重视,而平等更能够促进团结。而大国外部威胁小,对团结内部的需求没有小国迫切,而且大国内部差异大,平均主义的做法导致活力丧失的代价巨大。在大国中,中国和苏联搞过平均主义,这不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是统治者选择的。实践的结果是活力丧失,社会长期停滞,最终都难以为继。而北朝鲜。古巴到今天还在勉力支撑这种制度,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小,外部威胁大,对安全的需求极为迫切。当然搞平均主义最极端的是红色高棉,当时波尔布特这位毛泽东的好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做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夺取政权后,把全国人民都赶到农村,赶到从林中,把城市付之一炬。取消货币,实行配给制。算是真正消灭了三大差别(他们都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四年时间,全国人口从800万减少到500万。这样的平均主义,不是安全需求,只能叫做发疯,叫做反人类!

毛泽东时代,虽然搞平均主义,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相当的大,当时等级差别和科层制仍然存在,就是张春桥曾经痛批的资产阶级法权,那时的干部大约分23级,工人分8级。社会分三大阶层,高干阶层、普通干部和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当时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许自由竞争,阶层内部差别小,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流动性很小。既没有起到团结内部的作用,更不能增加经济的活力。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小,那是因为人一般交往的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从自己的感受得出的结论,而忽略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而现在,同一个阶层内部差别很大,所以人们不公正的感觉很强烈。困难时期,按照最新官方公布的数据,全国饿死了3775万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这生与死的差别,我看比现在富人吃山珍海味百姓吃家常便饭的区别更大。

那个时代不光阶层之间差别大,地区之间差别也不小。这一点我有些切身体会。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京,七十年代末,我上小学后从北京的姥爷家来到父母处,东北一个县城,生活条件反差之大真叫触目惊心。先说市容,这个县城很少柏油马路,大部分是土路,两边是下水明沟,里面飘着垃圾,散发着恶臭。我到了这儿算是知道老舍描写的《龙须沟》是什么样!公厕是粪便一直堆到门口,干脆进不去。走在宿舍楼道里不能说话,因为苍蝇多,一张嘴就往嘴里撞。那个供应的差别和北京比也非常悬殊,记得我住的社区就一个商店,有限的商品有的是要凭票证供应的,例如豆腐;有的买不起,如水果罐头;敞开供应又买的起的只有大盐,当地人管它叫盐务所。我在这里上小学时,在马路边上经常能够买到的零食记有瓜子、花生、(带壳炒的),硬糖块(不带包装纸)小海螺(盐水煮熟,这个县城在海边,所以有海螺),杏(青的,极酸,孕妇估计能爱吃),共
5种。后来有了高级膨化食品;机器崩的筒状的爆花。一米多长,甘蔗粗细。那个崩爆花的机器形状和动静都很象手扶拖拉机。有一次我正好奇的看着人崩爆花,手里拿着一块奶糖正准备吃。忽然卖爆花的中年汉子伸手把奶糖从我的手里拿走了。我正在发愣,那人拿起一根爆花递给我,然后迅速的把奶糖塞进自己嘴里。现在想来可怜,那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当时肯定是从来没有吃过奶糖才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我上学要自己带饭到学校,有一次我带了两根广式香肠当菜,我还剩下小半根香肠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一个同学忍不住说:"给我尝尝,这玩意是什么味"。我说:"那我就没有菜了,这香肠本来就不下饭"。他掰了一块咸菜给我(他带的是高粱米饭和一个大芥菜疙瘩),然后说:"你可真是娇生惯养,我要是吃大米饭,根本不用就菜"。那时候当地每人每月供应二斤大米。我才发现吃大米原来也是令人羡慕的。以现在的生活标准看来,吃大米算什么。这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富裕永远都是相对富裕!主要取决于和他人的比较。

既然富裕永远都是相对富裕!那么只要有差别,就可以保证人们有奋斗的动力,社会就有活力,不必非得追求美国式的高消费。以中国人的标准看,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是,富裕、大富、巨富。美国很多蓝领工人也有带花园的别墅式住宅,也有好车(这在中国,家产上千万的人才有可能拥有)。随着收入的提高,逐步加大住宅面积,花园草坪的面积。有的是几亩,有的是几十亩,有的上百亩。美国的富人要想与普通人区别开来,非得盖庄园,买游艇了。中国要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分出差别,资源肯定不允许。今天的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极端不公正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人们的差别一边是穷人、很穷的人、极穷的人、穷的要死的人、已经穷死人的;中间是是温饱的、小康的、中产的;另一边是富人、很富的人、富得流油的人、富得发疯的人、富得已经疯了的人。这后一部分人,消费早已超出生存需要的温饱和舒适,主要目的是摆阔。结果中国百姓用血汗积累的财富被他们买了外国的豪华汽车和奢侈品。我们现在体制下这种极端贫富悬殊的消费差别,虽然对于激发人们努力拼搏有点作用,但更大的作用恐怕是激起人们的仇恨!

将来,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省资源的方式分出差别。我的朋友五年0提出过一个方案,叫做消费限制法。就是立法把人分成不同的消费等级。每个等级的人在住房、汽车、奢侈品等方面的消费不得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其中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这种规定从前就有。对于其他人,人们可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竞争去挣钱,但是花钱就要按照你的消费等级去消费。这个等级按照每个人的纳税额、捐款额制定。从最低的享受社会福利的失业者开始,到每年纳税五千的、一万的、十万的、百万的,分成二十个或者更多的级别。例如住房,失业者可以规定为家庭人均住宅面积不超过20�,年纳税额五千的25�,一万的30�,以此类推。至于汽车,为了省能源,限制更严些。规定年纳税额十万的可以买夏利,一百万的可以买捷达,以此类推。对于其它奢侈品,特别是进口奢侈品,如高档手表、珠宝首饰、名牌服装箱包也要做出规定。对于少数有杰出贡献的人,例如科学家、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可以经议会批准,提高消费等级(相对于他们的纳税额)。如果纳税额达不到,可以向慈善及公益事业捐款。这样的体制,一方面有差别,可以激发人们努力拼搏的斗志,使社会有活力,另一方面增加了税收和捐款,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发展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使得在竞争中不成功的人可以依靠社会福利过着有保障的生活。富人虽然纳税多了,但是当他开着轿车出现街上,得到的是尊敬而不是仇恨。我相信那个时候开着捷达所获得的满足感不会低于现在开宝马的。还有人们既然在住宅、汽车上花的钱少了,花在别处就多了。例如花在吃饭、教育、美容、运动健身、看演出,家政服务等,这些消费更多是在购买别人的服务,消耗资源少而增加就业机会多。

现在的金融危机,我看主要是由于人类的贪婪,不仅仅是华尔街的贪婪。现在的人类,好像是手里拿着冲锋枪的小孩,所拥有的能力远超过理性。这消费限制法,肯定会被以GDP为唯一目标的主流精英所发对的。但是我认为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可以不把物质财富的增长当作头等大事,可以不把GDP增长当作唯一的目标。今天人类所最缺乏的,肯定不是生产能力,而是人类对自身欲望的节制、自律和反省,是制度的创新。

作者:胡双鱼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f3e95cde9bb5b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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