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9日

真实保尔柯察金:拒绝射击白军 反对肃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我国曾是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在这本书里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

中年以上的读者至今还记得:保尔出生于穷苦家庭,当过司炉工,在哥哥阿尔青影响下参加革命,入团入党,参加红军,在战场上受重伤;复员后参加过"契卡"工作,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由于劳累过度和旧伤复发,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又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创作……他一生经历过3次爱情:初恋情人冬妮娅,后来成了"酸臭的"阔太太;第二次和丽达的友情因偶然误会而中断;瘫痪后和"忠诚的同志"达娅度过最后年月。

真实的原型人物

不久前,一位俄罗斯专家朋友给我寄来他翻译的一份资料――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重铸的生平》,刊载于2006年11月26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这篇通讯记述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情况非常熟悉。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舅舅的有关情况,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信息。

根据加林娜的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尼古拉)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

"尼古拉(在《钢铁》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即书中的阿尔青)加以美化了","哥哥童年时在尼古拉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们就交换了角色。长大以后,意志坚强、性格直率的尼古拉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个温柔的人,不希望闹事。看到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力图躲在一旁"。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妮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林娜一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诚的同志(妻子达娅)在结婚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他",后来"嫁给了他(即尼古拉)的亲哥哥德米特里","姐姐叶卡捷琳娜成了他(尼古拉)的护理保姆"。

书内书外,两个"保尔"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读完这篇访问记,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两个"保尔":

一个是我过去了解到的"保尔"――《钢铁》一书中的"保尔"――对布尔什维克党无限忠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瘫痪后顽强从事写作……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个是今天我了解到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而且敢于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后一个"保尔""重铸"了他的生平,极大地扩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学习。

"保尔"最终妥协

《钢铁》一书的出版经历了矛盾和曲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写自己的生平",几次投稿被退回来,最后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部发现其中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与他合作。"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变成了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如是说。

《钢铁》一书修改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书中主人公保尔与他本人的实际经历有着很大的反差。为了消除当时报刊界对"《钢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和生活史"的误解,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实际材料"。这反映出他的内心苦闷与前后矛盾。

(本文来源:中国网 )
原文:http://history.news.163.com/09/0311/11/544EKJQ700011248.html

2009年3月28日

崔卫平:见到了当年“七七宪章”的成员

听说安排里有与当年"七七宪章"成员的见面,心中便十分喜悦。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曾经这样介绍"七七宪章"的成员们: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科学家、社会学家、诗人或者工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及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行为;而在签章上签名,只是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他们并非是一些专业的牢骚客。事实上他们往往在成了"持异议者"很长时间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经成了这样的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就算他们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花费在这项事业上面,这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要活得真诚磊落,生活在真实中。同样,他们也是一群有六情七欲的人,他们只是说出了其他人不能说和不敢说的话而已。

这样一种人,他们即使不去签名,也有自己的许多工作要做;同样,即使签完名之后,也并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创造的状态,除非情况进一步恶化,使得他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及有人一再干扰他们,不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轨道。简言之,他们是一些在人格上和工作上都十分独立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好做,对周围环境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于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拥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因此,他们是一些对于权力没有欲望的人们,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上的所谓"职业革命家",后者不仅在于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也在于除了从事日常生活之外的"革命"之外,他们就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不习惯也没有能力从事任何别样工作,这种人是最容易对于权力上瘾的。他们对于权力没有免疫力,最终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道路。

这样一种"英雄读本",与此前接触到的完全不一样,当然内心里也十分认同和赞赏。

3月14日下午,电影节再度安排观看中国导演黄文海的纪录片《我们》,那天到场的约有200人,你不能不佩服布拉格观众的热情,这样一部记录当下中国政治语境的影片,即便在中国观众眼里,也会显得有些沉闷,他们居然安静地坐着从头看到尾。当灯光亮起,主持人宣布现在开始讨论,马上有一位美丽的老太太站起来说,对于影片中反复讨论的所有问题,尤其是那些场面,她感到十分亲切,因为这也是她们当年同样经历的。她座位的周围还有一些老人,我凭嗅觉就知道他们来了,尽管电影节事先并没有确切告诉我们"七七宪章"的成员们也会来观看电影。

影片的放映地点其实是民族剧院,见面安排在其中的一个小剧场,我们三人,他们一共六人。美丽的老太太果然在其中,她的眼角与嘴角弯弯向上翘着,始终像是在微笑。在她旁边坐着一位先生,看上去十分眼熟,心里想着那也许是伊万・克里玛,但是比较以前看过的照片,面前的这位显得秀气多了,后来证实果然是他。1997年试译出版的他的那本随笔集《布拉格精神》,其中描绘不事夸张不失分寸的这个城市的精神,令人神往不已。他曾说布拉格作家由哈谢克与卡夫卡两个传统构成,按此来划分,那么他应该算是更加接近卡夫卡冷隽内向的传统。几年前中国一下子出版了他的五本小说。

后来美丽老太太给了我一张名片,才得知她与克里玛先生是一对夫妇。其余还有两位同样美丽的老太太,坐在那里头部和腰板挺得笔直,衣着花色典雅而浪漫。另两位先生显得更加苍老凝重,有一位驼背得厉害。我们双双坐在那里,未等开口,便能够感到有一种能量在互相之间传递,那是天然的理解、默契、信任、友善,我甚至感到老人们慈祥中有一种爱怜在内,仿佛眼睁睁看到年轻一辈掉在泥沟里又无能为力。看年龄,他们应该在七十岁左右或者更加年长。

首先是美丽的克里玛太太问候中国朋友,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向捷克这样的小国学习,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马上就有坐在她身边的另一位漂亮太太说,在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上,不分大国小国。然后他们分别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你们这些签名者互相之间认识不认识?二,你们现在的处境如何,签了名之后怎么样?三、我们是因为道德的原因而签名,而你们为什么要签名呢?答曰,就第一批303人来说,并不全都认识,但是其中至少有几十个互相之间是好朋友。至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们就各人的情况,分别做了回答。

然后是徐友渔先生发问,他一口气提了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争取民主的过程那样漫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成员内部之间互相"内斗"的情况?二、你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会不会有失落感?根据许多地方的经验,一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当自由民主实现之后,感到无事可做。徐先生的表达应该比我这里转述的要复杂得多,乃至令我们的翻译娅娜一下子感到语塞。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位年轻姑娘来说,不仅是没有思想准备,也许完全没有听说过,我自己也多少觉得有些突兀。此时有人提醒友渔,最好他自己用英文将这两个问题再复述一遍,以便对方回答。友渔应该至少重复了后一个问题。

因为交流产生的障碍,对方的回答也不是那么响亮。对于"内斗"的问题,答曰,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不严重、不重要,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于"失落"的问题,基本上是否定的,即认为即使民主胜利之后,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从此变得无用,这并不构成问题。友渔对这样的答复感到不甚满意,他始终认为对他的问题的翻译是不得要领的,但他也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而提出的。

我本人倾向于尽管存在交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回答,并不超出我的理解和想象。我曾经讲述过在波兰米奇尼克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内部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瓦文萨过度掌握权力,但是捷克的情况不一样。缺少权力欲望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第一眼见到哈维尔的直接印象是――这是一个生性弱弱的人,随时准备从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当中逃离,又仿佛同时穿着一件紧身衣,将自己深深隐藏在里面,他里面的那个自我迄今完好无损。其实当面的那个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即使您当完总统,但是从您身上仍然看不出来您曾经大权在握。那么,什么是您一生中贯穿始终的东西?您是怎样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他的回答是"冒险性","冒险性"即
"开拓性",我很能理解这位曾经的剧作家对于因循守旧、成规陋习的反感。

至于"失落感"的问题,我也可以提供旁证。就是这位伊万・克里玛先生在一次访谈中特地回答了这个问题:89年之后,没有了对立面,他是否感觉写作不是那么来劲?克里玛先生回答道,不是那样的,正是89年之后,他写的比从前快多了,产量高多了。他并没有感到自由带来失重,而认定取消审查制度对于作家的想象力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东西。

接着我开始向这些前辈们发问,当年他们每一个人签署"七七宪章"时,正在做什么?他们称"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于是请他们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伊万・克里玛先生,他是一位小说家,签名之后去了美国,一年之后回来丢掉了工作,加入了体力劳动者的行列,第二位是他的美丽太太,当时是记者,签完名之后丢掉饭碗,开始自己做心理咨询,目前这位太太还在做这项工作。第三位说话的太太也是从事心理工作的,第四位是家庭妇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气质俱佳,暗花的大披肩令她风度翩翩。第五位、第六位都是神职人员,签完名之后一位失去了工作,另外一位仍然当牧师但是他的孩子因此受连累,而没有能够升上大学。

我又继续问道,那么你们这些人在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有补偿吗?答曰分两种情况:凡是那些坐了牢的,得到一定的补偿,而没有坐牢而丢掉工作的,则没有补偿。徐友渔这时候接着问道:那些人为什么不去申请补偿呢?众人笑了起来,没有具体回答。

这时候莫少平律师提出那个转型社会最为尖锐的问题:对于当时那些身居高位而进行政治迫害的人们,有没有对他们绳之以法?回答是基本上没有,只是处理了几个警察。顺便地说,这件事情在1991年哈维尔在与米奇尼克的谈话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文化的、文明的立场而不是逃避过去。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给它们命名,作出结论和实行正义。但是我们必须诚恳地去做,有节制和得当,宽宏大量和富有想象力。如果是面对忏悔和表达悔恨,必须有宽恕的空间。"

后来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年有一个自由欧洲电台(许多在国内不能发表的东西,都在这个电台广播)的播音员,后来发现其实是一名秘密警察,当时给判了四年徒刑,不知为什么没有服刑。但是前两年,此人因为经济的问题,真正被抓进牢里。

我继而又问,那么,事情过去许多年了,从你们现在的角度,是不是对于当年如此宽宏大量的做法有所遗憾或者后悔呢?马上有人答道:good
question!(好问题!)而他们最终的回答则是犹豫的,乃至我现在想不起来他们的准确回答。能够从中体会到的是,他们对于当年的做法,不是没有反省和重新考虑。我曾经见到一位当过七七宪章发言人的牧师,他认为他们当年如此宽松的解决方法不一定很好。

最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最终有多少人跟着哈维尔进了总统府?他们一开始显得不理解这个问题,于是又将问题重复了一遍。答曰,在近两千的签名人士中,只有二十位进了城堡,其余各干各的,比如克里玛先生继续写他的小说。没有任何其他特殊待遇。第二天我在伊万・克里玛先生的家中,克里玛夫人特地向我讲起宪章运动中除了那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自愿担当打字员的女性,这些人籍籍无名,但是同样遭到迫害,对于她们的任何补偿也没有,现在她们年事已高生活在布拉格,有些甚至面临经济困难。对于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是应该特别要记取的。

面对这些像邻居伯伯阿姨一样的长辈,觉得非常温暖亲切。在七七宪章之前,他们是普通人,做着自己的事情;签完名乃至遭受迫害之后,他们还是普通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任何了不起;直至历史最终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实现了,他们更加是普通人,没有参加任何权力的分配,继续他们默默无闻的生活。

过了两天之后,我们又见到一位当年的宪章人士,他讲了哈维尔当年的一则轶事。秘密警察当然很关心这些宪章人士在搞什么活动。为了破坏这些人士互相之间人与人的联系,警察把这些人家中的电话大多给撤了,但是唯独没有撤掉哈维尔先生。因为哈维尔先生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符合当时捷克法律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不怕别人知道什么,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秘密活动。警察留此一人的意思很显然,希望从哈维尔先生家的电话中得知什么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当然任何人都不希望别人在监视自己的言行,哪怕它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于是大家能够想出的办法是,如果朋友们要聚会谈什么事情,并不事先告诉哈维尔先生,而是去他家直接将他带走。如此说来,此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哈维尔先生,他被朋友带走也十分像被警察带走,因为都是去一个不知道终点的地方。

来源:http://liulaoxia.blog.sohu.com/113092317.html

为何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百姓仍然拥护专制?

罗深《专制文化下的中国》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12307
序言/(续前)专制时代的官吏们,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渠道、坚固的纽带向当今这些不断接受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反复教育的"革命领导干部"们,传送出影响力、指导力、实践能力均如此巨大的"真经"和"法宝"的呢――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这些饱受人类最先进思想教育的中国社会先进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怎么会在如此轻轻容易之间,就将所受的那么多革命教育的内容,完全置之、忘之于脑后而重蹈了封建专制时代官吏们的复辙呢?是什么样的魔力,方能具有如此这般的神异的引导力量?!

……

我不知道这样的简述是否已将这些关键点对我的思考所起的促进作用讲清楚了――当然,关键点肯定不止这么三个,还有的如:酷虐远甚于明、清的"文字狱
";西元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十万"人民子弟兵"用坦克、机枪镇压反腐败的"人民的子弟"――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的"六・四"惨案;"
革命领导干部"、"公仆"的贪污腐败已使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以及被共产党推翻的统治大陆时的"蒋家王朝"的贪官污吏都望尘莫及,惊叹不如的实际等等,在此皆不赘述。回过头来说,大约从西元2000年的年中开始――当我终于有了能将这些思考向深处推究的整块时间,开始系统地思考时,个人的切身经历――尤其是从当中引发的诸多困惑,诸多问号;透过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实例所引发的叹问及思索;每一个关键点对我的思想所产生的震憾,所引发的深度困惑、疑问及相关思考……得以滴滴汇拢,层层汇拢,并且渐渐地勾通、连结起来。终于,成为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此时,我终于有茅塞顿开,贯通、明了的感觉――问题的最终答案,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悟到了。

指挥、规范、制约着这个整体按着专制的理论、观念、意识;专制的政治、道德、伦理、教育原则;专制的社会等级森严构建,专制的社会评价体糸、标准等往复运行的是什么――就是专制文化。

对文化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又富有成效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这样总结说:"……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于意识之中。"(《文化与承诺》)

诚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专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重复运行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时间实在太过于久远,次数太过于多;又是在假天之威名,带着神圣光环的情况下,在不被置疑地,无阻碍的状况下运行的――被人们认可、接受、拥护的程度实在太深。它所包涵的内容早已经溶入到了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对这种可恶的意识,中华民族一直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系统的、深刻的清理,更没有进行过反思。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叠加,就使人们的意识、思维、视野、语言、习俗、行为等都仍然受到专制文化的指导、约束、规矩。

这样的指导、约束、规矩所导至的后果有多重,其中至关紧要的有二:A、深受专制之苦之害的老百姓对专制采取默认的态度,支持甚至拥护的态度――脱离苦难的希望,吃饱穿暖的希望,获得权益的希望,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的希望等等,全都系在专制者的身上――过去是"真命天子"、"明君",后来是"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第×代革命领导人"……;B、专制能够从容自如地通过掌控了国家大权的人物,借旗还魂、借壳上市。

不言而喻,这二者所具有的作用是:定乾坤――这正是使专制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周而复始地反复存活,生发,生长的基本条件,就象土、水、空气,酶、养料、蛹。

每一个专制的所谓不同仅在于:专制者的姓名不同,所打的"天"字旗号的颜色不同;"为天下苍生"的圣言在不同时代表述的具体用语不同;残民、造孽的程度不同!

恰好就在我的思考有了明晰的答案――当然,尚停留、存储在大脑中时,与晓云谈专制文化的电话及紧接着写出了谈这个题目的第一封书信,则正好成了促使我将思考的成果提早付诸于笔墨,书写成文章的契机。

由思考到成文,实际上是一个再次寻求史据,再次思考、推敲的过程――对此,就无需多言了。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思考、贯通直到获得答案的过程中,我还得益两个有力的武器――A、历史方面的知识及留存在历史典籍中的珍贵史料;B、中、外许多历史大师、思想大师的研究成果给予我的教益、启迪。

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个武器,我无法完成思考中的古今勾连、贯通及立据、立论。

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大师――早在明、清时期就具有了能洞悉专制制度、专制帝王实乃中国社会最大恶源之慧眼的黄宗羲、顾炎武、袁崇道、黄甄等大师的著述;"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先生等对专制文化入木三分的剖析;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等对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为美国的独立、民主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杰弗逊等思想大师的义薄云天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思想……的启发,我不可能在思考中拨雾释疑,透霾解惑,获得最终的答案。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自称已经实行了"真民主"的大陆,既使是黄宗羲、顾炎武、袁崇道、黄甄、陈独秀等中国本土大师的抨击专制罪孽的言论,揭露专制黑暗本质的著述,仍然象封建时代一样,在主流思想阵地中难有存身之地;在大陆众多身披着"代表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七彩圣衣的文化、思想、艺术界大腕中,有不少仍同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所热衷的依然是对专制皇帝的歌颂,对专制制度、专制文化的褒赞,对上述这些大师的思想,则施以冷眼,不屑一顾――诚愿这样的局面,在大陆能早日结束!诚愿中华民族之芸芸众生,能早日受教、受益于这些大师的真知灼见、光辉思想!

在我的这札书信有幸付梓之时――亦即,我制作的"砖"将要抛出之际,特向八年多来一直都在支持、鼓励、帮助我,使我在既无名又无利可言的思考、探索的路上,忍苦涩抗孤寂,坚持不懈的妻子、女儿等亲人,彭、赵、王、李、吴、张、杨、周、冯等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2008年10月15日写于美国达拉斯(《专制文化下的中国》经授权选载)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3_26_23_27_35_400.html

社保基金是伪问题,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作者:茅于轼
来源:独角兽资讯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09327125541.html

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业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因为运作的资金数目巨大,出于利益的考虑,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这笔欠账的规模各人估计相差甚远,少的认为有几千亿,多的估计有两三万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笔欠账构成国家负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迫切需要予以解决。前年以来想用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也就是把国有股出卖,将所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也有建议出售国家土地,出售国有其他资产的办法。解决社保基金的建议和办法不下几十个,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哪个更可行,更有效率。但是我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平。

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关键的一点是要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二十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十年二十年前生产的产品来消费。二十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二十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从宏观上看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那时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二十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强调社保基金有他的理由。从个人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是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将近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总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好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帐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帐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帐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帐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反动。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帐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八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甚至发生孙志刚平白无故被打死的事。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而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极不相称。

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的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当前我国的税收仅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
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二十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这里谈到增税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000元税收,再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帮助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只要对高收入的四分之一的人每人征收1000
元税,分配给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响。这样做对收入分配的干扰并不很大。但是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种征税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如何确定谁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

古德明:毛式语言震惊天下,大主教图图喊停

苹果日报/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近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停止责难、辱骂达赖喇嘛"。中共的语言无疑已经震惊天下。

言语最能表现本性。汉高祖刘邦本来是个无赖,不事生产,不读诗书,好酒好色,起兵争天下之初,凡有儒生晋谒,就解下他们的儒冠,拿来撒尿,"与人言,常大骂",有一次传召名士郦食其,同时叫两个少女给他洗脚,见郦食其对他长揖不拜,就骂道:"竖儒!"这是少年积习,不会因富贵而消除(《史记.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

梁朝叛将侯景同样自小不识斯文,作乱称帝时,臣下按"天子祭七世祖考"故事,请立七庙。他愕然问:"何谓七庙?"听到解释后,又说不出祖先名讳:"前世(先人)吾不复忆,唯阿爷名�,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我爸爸远在朔州,怎能到来吃这个)。"百官听到这样鄙俚无知的言语,都不禁窃笑(《南史.贼臣传》)。

毛泽东是中共不祧之祖,满腹学问无非通俗小说,不是请人代笔,只能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类诗词。然则"与人言,常大骂"成为中共语言的特色,有什麽奇怪。

比如说,中共主政初年,为了吞�民营工商业,就以"打退资产阶级五毒齐放的猖狂进攻"为言,发起五反运动。文革时,读书人不是"牛鬼蛇神",就是"臭老九"。一九九○年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提倡民主,于是中共高干又群起声讨,叫他做"千古罪人"、"婊子"、"搅屎棍"等等,不一而足。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遭一位反独裁少年掷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种卑鄙伎俩!"六个字只有"这种"二字不带詈侮含义。中共一不能以事实证明他们不独裁,二不能用道理解释国民不应有民主,唯有用"卑鄙伎俩"、"恶毒居心"、"说三道四"、"反华杂音"等等口号压倒异己言论。

现在,中共叫达赖喇嘛做"披着羊皮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正是因为难有其他说词。一九五九年藏民不堪大跃进而揭竿而有八万七千人被共军剿灭的事实,中共不能说。更加不能说的,是无数大小六四事件之后,汉满蒙回藏五族都没有欢迎共军的道理。

既然道理、事实都不能说,温家宝索性拿"达赖"这个尊号来詈辱:"达赖主张我们从西藏撤军,这是『赖』都『赖』不掉的。"

侯景称帝不过一百二十天就败亡,刘邦则在郦食其、陆贾等劝说下,渐渐改变无赖习性,明白"不宜倨见长者","事诗书,行仁义,法先圣"。但那是旧中国的事了。

新中国领袖六十年如一日。由毛泽东以至温家宝,都是用那样的语言。

原文: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3_27_19_29_22_371.html

"二*二八"与"三*二八"

最近看到了一份有趣的文件,就是1984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家庭出身代码》(GB
4765-84)。此文件列出了数十种"家庭出身",供中国公民申报。其中53号是"农奴",54号是"领主"。据说,这两个词是专门用于形容1959年前西藏的"大众"和"精英"的。今年3月28日,身份文件中带有这两个数字的藏族人将共同面对一个特殊的日子----"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即一个庆祝五十年前"大众"对"精英"取得胜利的纪念日。

五十年前的那个三月,对于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来说,也许是其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经过之前九年尴尬的"一国两制"之后,拥护他的西藏上层人士与驻扎在西藏的解放军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他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中离开西藏开始流亡。而支持他的武装力量也在几天内被解放军击败。3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了解散达赖政府的命令,从此中共开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在此期间,占西藏人口90%的农奴和奴隶获得了自由和土地----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从未得到过的权利和地位。压迫他们的领主则只换来了一个数字----54。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个身份意味着一种"原罪",不仅是曾经拥有过、虐待过农奴的人,甚至他们的后代,都不得不为"旧西藏"付出巨大的代价。

五十年后的3月28日,将顺理成章举办一个纪念"翻身"的庆典。在这一天,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开设资料丰富的展览,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上搭建起高大的讲台,西藏的大小城镇都挂出两种文字的"热烈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条幅,全中国的电视里都开始播放令人同情的关于农奴命运的纪录片......一切都令人感到很自然。除了一点:这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五十个正式的农奴解放纪念日。虽然过去官方当然也会纪念这一天,但作为一个正式的节日,"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在强调和谐和团结的2009年1月设立的。在同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新闻像这条新闻一样带有这么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

许多人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的中国不再采用"阶级斗争",而是采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因为前者已不合时宜,不足以换取人民的支持。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在任何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威力永远是最强大的。当局之所以不搞斗争,恰恰就是因为它的"杀伤力"太大,容易破坏"和谐"
与"稳定"。但西藏问题上却是一个例外,当局几经犹豫之后,终于重新捡起了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是为什么?

或许在中国人眼中,根本没有为什么。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就完全废奴,近代又选择"解放"作为生存方式的共和国,在它的领土上不应该有什么农奴制。如果存在这样的制度,就应该把农奴全部解放,狠狠地惩罚农奴主,然后要求"牢记历史"。在中文网络上看到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评论者都支持设立纪念日,反对声音几乎为零。在公关方面,西方媒体对节日的报道,与去年一样,成为中文网络上被批判的标靶。比如,CNN在发稿时没有提到"百万"和"农奴"这两个词,刺激了中国读者的感情,破坏了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加强了他们对政府宣传的支持。但是,政府理所当然能预测如此结果,却耐心等待了这么长时间。这又是为什么?

著名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曾在其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里谈到过一种现象:旧西藏的农奴见到领主的时候,必须站在路旁,伸出舌头以示尊敬;1959年后一下子反过来,变成领主见到从前的农奴时要伸出舌头;在胡耀邦同志的统战政策下,领主的地位有所提高,于是农奴就又会主动伸出舌头。这里所描述的是90年代以前的事情,这种礼仪现在已经消失。

不过,从这里反映出的认同问题仍然存在:作为藏族人和西藏传统的继承者,农奴应该向领主行礼;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农奴主应该向农奴行礼以示"
被改造好了";但是当两者都意识到自己是"人",这种极为夸张的行礼方式就没有理由存在,两者都会有尊严地站着走路。在这里,最起码的尊严就是人权,是和谐的基础。如果这种尊严没有了,无论是基于"人权"的统治,还是基于"和谐"的统治,都会遇到深刻的问题,这恰恰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不愿意回到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暧昧"的耐心。北京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其目的显然是避免矛盾、确保稳定。至于手段,支持者指出北京不拿西藏一分钱,还投资数百亿人民币,反对者则批评当局的政策太严厉以至于侵犯了人权。数百亿是政府给的,严厉治理也是政府执行的,在软和硬"两手"
上,政府都做到了底。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却被2008年的拉萨事件证明并不成功。尽管官方的论调是"拉萨事件是达赖集团指使一小撮人干的",但是从公开的录像上不难看到,当时参加示威和施行暴力的人数都不少。死亡的18名平民中虽然汉族藏族都有,但袭击者的目标却明显是汉族的商店和住宅。已经形成的民族矛盾确实不可否认。

既然实态已经到了令政府如此失望的地步,就必须检讨和采取新的措施。问题是,措施究竟从何而来?

在中国有"两个T"的说法,即台湾(Taiwan)问题和西藏(Tibet)问题是并列的。最近有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有24个部门负有在西藏反分裂的责任。我专门数了一下,其中13个部门同样负责对台湾的反分裂工作。不难想象,两种"反分裂"的思路肯定会相互启发,台湾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部门来说也不陌生。

90年代,台湾曾经处于"和谐"的状态,内部没有什么严重的族群冲突。而八年来由于所谓"蓝绿之争",国民党和民进党从争夺选票出发,把全体台湾人分割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两大族群。随即两大族群就开始清算、讨伐,互相隔离。当新上台的领导人试图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台湾人内部的认同感以及对大陆的"同仇敌忾",已经被严重消耗了。台湾之所以没有走向独立,是因为它内耗严重得根本没法走路。

本着上述思路,向台湾学习,向某位"前地区领导人"学习就顺理成章了。"三*二八"纪念日本身就是"二*二八"纪念日的"山寨"。在每年的"二*二八",民进党、国民党和北京都加以纪念,但每次都是民进党大力攻击,国民党出于"政治正确"而忍受尴尬,北京则尽量把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如果此现象在"
三*二八"重演呢?我估计,到时候大力攻击的是北京,无比尴尬的是达赖和旧农奴主,西方则将扮演并不重要的第三者角色。

对于西藏人来说,即使是在政策最温和的时代里,53和54这两个数字仍然在人口登记系统中存在着。每个人还是只能获得两个数字中的一个,而且不能挑选,就像现在的台湾人没法决定自己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一样。由于如此区别的存在,对于目前在西藏生活的居民来说,无法把五十年前的事情视为单纯的历史,而只能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说,"阶级斗争"在西藏比在台湾更有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斗争恰恰有助于加强当局的合法性。在不考虑出身的情况下,政府面对反对者只能就事论事。而考虑出身以后,农奴主出身的反对者自然就成了"反攻倒算",可以更加严厉的加以对待。而据我所知,虽然达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也已经没有农奴制了,但它的主要干部仍然是农奴主出身的。中国国内的许多一直批判政府政策的博客作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王力雄的妻子唯色,就是农奴主出身的。只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原罪"势必带来对他们行为动机的怀疑和反思。

"纪念日"的确定同样反映出了北京对达赖的反击。十几年以来,北京对达赖的态度并不太明确,谴责与接触是同行的。但是,"纪念日"标志着西藏问题已经走向深化,在一个重视阶级出身的社会里,北京对达赖这位最大的农奴主是不可能有兴趣的。双方的接触将再也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2008年"藏青会"的确是依靠宣传"达赖很快就会迫使北京让步,很快就会回拉萨"的说法,才组织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但目前显而易见的是,只要现存体制不变,北京一定不会欢迎达赖回到西藏。只要有这个信号在,任何人都不用考虑"如果不参加抗议,万一达赖回来了,我怎么办"。

未来西藏的抗议活动还会继续存在,但它很难像2008年一样吸引那么多人参与。可以说,即使有一天达赖支持者的活动力度超过2008年,也肯定是达赖去世的时候。而到那时候,当局只要熬过短期的混乱,就能宣告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这对达赖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他已经与中共斗争了接近六十年,这段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但终究不是永远。我认为,他必须早点做出抉择。

注:本文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作者新近出版译作:《日本走向何方》。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5494

探秘中国博客审查:一个实验

草泥马和河蟹的战争在不断升级,河蟹不断发展新的武器,草泥马不断使用新的诡计。在草泥马族茅山巫师部落穿墙术不断提高的今天,河蟹那层厚厚的壳
--- "大火墙"以及金盾工程,已经显得越来越笨重无力。今天河蟹朝廷越来越倚重的是武功诡异绝伦的"太监"群体 ---
各大网络服务商的"自我审查"。在这一点上,河蟹再一次成为了苏俄老大哥的小兄弟:俄罗斯的网络审查强劲绝伦,而且根本不屑使用"大火墙"这么笨重原始的技术,玩儿的就是黑客和自我审查,更详细的介绍点击这里
http://www.factsandarts.com/articles/firewalls-to-freedom/ ) 。

俄罗斯的情况按下不表,今天我们来测试的是中国"十五大太监"各自的葵花宝典神功修炼程度以及各自武功招数的特点。这十五大大内高手分别是:百度,博客大巴,中国博客网,凤凰播报,猫扑,MSNLIVE,
MY SPACE,网易,QQ空间,新浪,搜狐,天涯,TOM,雅虎中国,和歪酷。

这项实验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 Rebecca
MacKinnon领军,耗时10个月。她的团队花了两个月时间设计实验和计算机程序,然后在2008年2月和2008年9月之间不停的向这十五大高手出招:用五十类不同的话题在各个网上发文章,测试各大高手的自宫程度和手法。这五十类话题包括:突发事件,台湾,农民工,非法拆迁,经济金融,西藏等等,无奇不有。

看官须知,这各大高手虽然受朝廷统一领导,但修行主要靠个人。几乎每家公司都有各自开发的"太监程序",有些还是业内共享的标准,所以修行程度差别很大。在实验者进行的有效的108次实验中,功力最深的公司"太监"了
60次,第二的太监了44次,而功力最浅的只太监了一次。由于内容敏感,实验者并没公布这些功力排名公司的名字。(一旦公布出来,那家功力最浅的公司肯定要受被迫面壁,重新训练,哈哈)

举几个例子。

实验者试了四篇关于毒奶粉的文章。凤凰网出手最恨,四篇全灭。其次是天涯,删了两篇(其中一篇还是官方关于温总视察一个销售毒奶粉商店的报道)。

再试十篇关于西藏的,引发13大高手纷纷出手。最狠的灭了八篇。

十六篇关于奥运的(开幕式假唱,体操队员年龄等等),出手最恨的灭了八篇,有四家一篇都没灭。

什么话题能引发十五大高手一起出招呢?"政治异见人士",所有人都出了手,最恨的灭了4篇。

除了出手凶狠程度不同以外,各大高手的武功招数也不同。有的高手只玩儿一首绝活,有的则花样百出。

1. 干脆发表不了。"对不起,您的文章发表失败,文章内容包含不合适内容,请检查"(百度)。有十一位高手怀此绝技。

2. "您的博文已经提交,需要审核后才能显示。谢谢",十位高手修炼过这个。

3. 猫扑,网易,和TOM:在博文发表后,只能自己看,公众看不了。

4. 开始发表成功,随后删除。大家都见识过新浪的"马眼小人儿"了:"对不起,您访问的博客地址不存在。"

5. 文章内容可见,但关键字变成"×××"。博客大巴和雅虎中国的独门绝技。实验者从新华网上原文粘贴了一篇胡锦涛谈论藏独问题的文章到博客大巴,结果"胡锦涛"就变成了"×××",是"避讳神功"第十八层的境界。

6. 博客发表,但中国大陆用户看不到。这是微软的"龟息大法"了。

可以看出,虽然宣宣是"河蟹进行曲"的总指挥,但各大高手的"河蟹之舞"姿势各不相同。任何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如果能提出一套理论解释这种不同并且加以数据验证,那就一定会成为下一个Jesse
Shapiro(芝加哥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刚三十岁。他将"媒体偏见"的研究带入了全新的境界)。

关于这次实验的详细介绍及结果,见这篇英文论文《中国审查制度2.0: 公司如何审查博客》(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2378/2089#p1
)。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hafa/archives/287477.aspx
作者:兰小欢

上海楼市库存再创新高 政府令国企团购存量房

21世纪经济报道3月24日讯

观望之势尚未尽数散开,上海商品房空置纪录却被节节突破。

上海市统计局3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2008年以来楼市销售面积明显回落,截止至2009年2月末,上海商品房空置面积已达到创纪录的1211.75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某部门获得的权威数据,在2008年12月末时,沪商品房空置面积接近1100万平方米的历史最高记录,空置面积同比增长48.4%,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6.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空置面积同比增长82.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个百分点。

2个月后,纪录被刷新。

此前多年并不尖锐的供需对峙,让上海在2008年之初,累积了735.46万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量。但2008年楼市供求关系突变,与当下的1211万平方米相比,一年多,上海空置率迅速翻了接近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已公布的《上海市2009年住房建设计划》显示,年内,上海在建及新开工商品住房建设项目,预计预售标准面积约2400万平方米。加上累积的空置面积,上海今年待售商品房超3600万平方米。

上海官方网上房地产的统计,2008年商品住宅预售登记面积较去年下降了42%,为1560万平方米,按这静态速度,上海消化今年待售商品房,约计需27个月。

需注意的是,托底在向房地产上游突围,区县房地产公司亦出没于该区土地市场出让之中。

对此,摩根士丹利中国策略师娄刚对本报表示:"按眼下的商品房囤积量来看,政府及地产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刺激刚性需求,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房价降到位,其余方式值得商榷。"

政府加紧托市

上海市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告诉记者,面对居高不下的空置率,政府在1、2月低谷之时,开始采取真正的托市措施。

"包括黄浦、静安、徐汇、浦东新区等各个区政府,对区内的国资房地产公司存量房进行了一次集中'清理'。"据透露,清理的途径十分单一,即让区内关联的国有企业进行购买。

"尚且不知道政府在团购后的具体意图,但这是政府引导下与市场进行的对抗行为,救得了一时的空置量,对楼市市场走向并无多大帮助。"该人士表示。

事实上在2008年年底,浦东政府就开始采取过类似的托市举措,即团购区内存量房。

2008年11月22日,陆家嘴集团与上海中星集团举行了购房签约仪式。3天后,陆家嘴集团以17918元/平方米的价格收购中星恬园的36套房产,总价约7800万元。其后又出资2.7亿元分3次团购了中星恬园的公寓,总计成交约180套。陆家嘴集团表示,此举是为储备人才公寓做准备。

同年12月,浦东楼盘被政府性公司"集中团购"现象层出不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一手商品住宅"鼎鑫名流苑",12月18日当天刚出售就被团购全部66套集资楼。而张江的阳光花城、张江名流豪庭及鼎鑫名流苑4个楼盘的绝大批房源也被团购。

上海社科院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顾建发对此表示,大批"团购"对市场推动不小,据其了解,相当一部分是被国有开发商团购下用作将来的人才公寓或保障性住房的。

摩根士丹利中国策略师娄刚则对此分析,如此高昂的楼价,与人才公寓的实际住宅需求情况并不吻合。"不会有那么多人才需居住如此高档的住宅。政府与市场角力的结果一定是政府吃亏,房价肯定要跌。"

更为关键的是,上海区县政府对房地产的"托底",已经伸至上游的土地出让市场。

本报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获悉,据第6号和第7号土地成交结果显示,最引人瞩目的"静安区15号街坊交通枢纽综合项目地块(东块)",被静安区国资系上海静安城建配套发展公司以7.4亿低价获得。

无独有偶,嘉定区徐行镇新漕河北侧、徐潘公路南侧地块,被嘉定区国资企业,上海市嘉定区房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2.1亿摘下。需要注意是,这两幅成交地块,是上海今年鲜有成交的非工业性质建设用地。

开发商降价求生

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上海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38.07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8%,降幅比1月减少24.3%,比去年全年减少19.1%。

而在进入3月时,上海楼市呈现一股"小阳春"现象。

易居中国提供的数据显示,3月份第2周,沪商品住宅成交量回到了2007年10月份的市场高峰水平,全市共成交商品住宅32.38万平方米,环比上升38.3%。

上海佑威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陆骑麟对本报表示,此前成交量上涨,主要是由于3月12日至15日的春季房展促成。此前观望的刚性需求,在房展会进行了09年的第一波释放。

据春季房展主办方统计的数据,4个展览日,近13万客流参加展会。房展会总意向交易金额2亿元,而现场成交总交易额1.2亿元。陆骑麟分析,成交的背后是开发商的促销所致。

23日,易居中国再次向本报提供了3月份第2周统计数据,在3月16日-22日,商品房成交量65.85万平方米,环比增幅再次拉高18%。与此相对应的是,成交均价为9787元/平方米,环比下跌240元,跌幅2.39%。

"之前上海各开发商手上积压的房源和土地都超负荷,总体供应压力巨大,随着了新一轮的推盘计划的启动,降价势在必行。"易居中国分析师薛建雄对本报表示。

"上海现在许多高档楼盘降价幅度较大,去年底上市的世茂滨江花园5号楼,网上报价是7.5万元/平方米,3月份成交的11套房源均价仅3.6万;前期报价达5.7万/平方米的经典茂名公寓,3月成交的13套房源价格仅3.6万;古北国际花园也从3.2万跌到2.7万。"

薛建雄认为,这些楼盘的价格开始进行理性回归。

娄刚对本报表示:"房价如果要跌,不会只跌3%或5%,过去一年就涨30%-50%,只跌这么一点不足以说明问题,房价还需要降到位。"

娄刚进一步分析,从目前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看,一方面国内购房群体的经济实力是在下降,而国际方面,海外游资原本日子就不好过,随着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大幅升值过程,来中国一线城市投资楼市的故事已经讲完。

"谁都说不准降多少才叫到位,只有让老百姓都去买房子才是一个衡量标准,政府以及开发商需要找准一个房价的平衡点。"娄刚如是说。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耿照俊

廖保平:廖氏愤青教材

前言

不少网友都很关注我跟愤青的论争,但很多人对我所说的"愤青"概念不清,导致了很多误解和无谓的争吵,有的甚至将我反唇相讥为愤青,这是莫须有的。所以我萌生了写一个《廖氏愤青教材》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简明的,"教学大纲"式的教材。其实我也害怕写得太长了,网友们没有耐心看下去,除非国家拨点经费,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当我在"打捞"愤青的时候,有网友说:制造愤青的机制在,你今天捞一个,这机制却在批量生产,奈何?是啊,我也只能尽力而为,学学西西弗斯搬石头。

这个教材还不十分完善,希望大家不吝指正,我绝不会以"时间仓促"的托辞掩饰自己"水平有限"。我最希望愤青能够看到这个教材,并且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这样,我就能够更多地观察到愤青的表演,拿来作为有力的案例补充到教材中来。

第一章愤青的起源与演变

"愤青"是舶来品,在西方国家,是对那些具有反叛精神和愤世嫉俗的青年的统称。这个词舶到中国来以后,就像"南橘北枳"一样,完全变了味,人家的愤青是对国内社会不满,我们的愤青是对国际社会不满,最终演变成盲目仇外、愚昧自大、鲁莽鼓噪的人的代名词。

愤青第一次在中国近代历上亮相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六君子被真正的"卖国贼"慈禧太后污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押到菜市口砍头示众。愤青们伸着鸭子一般的脖颈看热闹,此时的愤青就像鲁迅笔下的看客和华老栓,要么傻兮兮地看,要么拿着白馒头去蘸这些"汉奸"的人血,据说可以治病呢。

中国愤青真正扬名天下,是以义和团身份上台亮相,他们扛着"扶清灭洋"的大旗,登坛作法,口念诅符,扒铁路,烧教堂,但凡有点现代科技含量的东西都成了捣毁的目标。他们杀洋人杀得起劲,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后来凡跟"洋人"相关的二毛子、三毛子也统统砍掉,连使用西洋商品的中国平民也不放过,变法图强的维新志士被视为"汉奸卖国贼",理所当然地成了屠杀目标。

据说,义和团只杀了几千外国人,但屠杀的中国教民却高达五十多万!可惜"刀枪不入"的灵符敌不过洋人的真枪实弹,愤青们的愚味丢了人现了眼还献了命。更可叹的是,这批愤青终究逃不过被当局利用之后,又遭清洗的命运,一腔爱国之情全做了炮灰。

愤青最伟大的战斗莫过于十年文革了,那时差不多全中国的青年学生对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很多人都被戴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高帽。连一个国家的副主席也被愤青们诬为"叛徒、内奸、工贼",高呼"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次耗时十年的革命中,愤青成了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的急先锋,他们"破四旧",烧书,毁文物、拆寺庙,摧毁一切和"传统文明"沾边的东西。

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力不断强大,愤青们发现"中国可以说不"了,盲目仇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上世纪90年代我使馆被轰炸,愤青群情激愤,遂以排美为己任,在排美国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一并排斥在外。那些敢跟美国作对的人物,米洛舍维奇、萨达姆、金正日等都成了他们心中的英雄。

最近两年,愤青的活动更为频繁了,内外呼应,范围在不断扩大,一会儿反法,一会排美,一会反日,一会排意……忙得真是不亦悦乎。

回顾愤青的光辉历程不难发现,愤青不仅排斥西方先进文明,而且对本民族的传统文明也是一次次痛痛快快的打砸。愤青破坏的热情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当愤青得势的时候,正是全民疯狂的时候,也正是整个国家民族遭殃的时候。

第二章我所定义的愤青

要给任何一个东西下定义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何况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复杂的,十恶不赦的人也会有温情可爱的一面。因此,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对愤青很有必要进行界定。

我给愤青下了一个的定义,叫"当代义和团",从深层来说,一方面,他们把祖国、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因此他们的关于爱国的"主义"和爱国的"行为"也让人哭笑不得。

另一方面,愤青是一些"极度自恋狂",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像二次世界大前也有民族这样认为,呵呵),泱泱大朝、唯我独尊,说起西方,必义愤填膺,大骂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这种狂热的自恋凌驾于人性、真理、正义原则之上,他们不懂得真正的爱应该包含着对整个人类的爱。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只是一种崇拜,即便算为爱,也是狭隘的爱。

因为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因此,愤青的愚蠢有目共睹,不但自己水平低劣,逻辑混乱,还总拿别人当傻子。

愤青自诩最爱国,因此处喊爱国口号;愤青自诩最爱国,因此看到有人批评了中国的坏处,或者讲了日本的好话、法国的好话、美国的好话……就要被扣帽子,最经典也最恶心几顶帽子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二毛"、"假洋鬼子"。可惜,现在不让人随便干违法的事,否则,愤青对这些人会格杀勿论的。

在网络上,关于愤青的定义很多,内含很丰富:白痴、弱智、愚民、暴民、无知、无耻、无畏、小P孩、意淫癖、爱国贼、社会下层、网络流氓、投机作秀份子。这些内含我部分的赞同。

说他们是的投机作秀份子,那是因为他们特别懂得"奉旨爱国"和"奉旨冷静",懂得主子想要什么样的爱国举动,然后配合出什么样的爱国举动,分寸把握得很清楚。说他们是网络流氓,那是因为他们人肉出他们为是汉奸的人,到别人家里去泼粪,打砸,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们是社会下层,那是因为他们可能连工作在哪,下一顿饭在何处都不知道,却有着社会上层,甚至统治阶级的思想。说他们是爱国贼,那是因为他们会假爱国之名行误国之事。说他们是意淫癖,是因为他们经常是"口号爱国者"。说他们是小屁孩,是因为他未经世事,还没有在社会上碰壁吃苦。

说他们是……是因为……,在愤青身上,可笑的言行背后有深层复杂的原因。

第三章愤青的症候

关于愤青的病症,我是自认为是深有观察的。但是我在网上发现凌沧洲先生已早就写了一篇《文化捞粪运动宣言》,将愤青的病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又讲得那么的精彩,我爱不释手,又自叹莫如,不如就拿将过来,用于教材之中,并在此提到凌先生的大名,希望没有抄袭之嫌,说学术著作中引用别人的资料也是常有的嘛。凌沧洲兄总结的愤青病症如下:

1.盲于世界。粪粪对世界各国灿烂的文明一知半解,所了解的信息多是过滤、扭曲、片面的信息。粪粪自己处于愚昧之中,还想照亮别人。

2.聋于周边。粪粪对身边的民生、民瘼,冷酷如同路人。举凡房奴、讨薪、自杀等等,粪粪均有理由为之辩护美化,可以说路边哀嚎之声不闻,人民疾苦不问。

3.昧于良知。粪粪发贴时完全以利益为驱动,完全置良心于不顾,敢为朝鲜核爆喝彩,敢为黑心老板矿主贴金,忍心说莺莺该死。

4.奴入骨髓。粪粪在咒骂异己者为"洋奴和假民主"的同时,从来拿不出鼓吹真民主的帖子,推不出真民主的观点方案。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驱动他们可为几毛钱出卖灵魂和肉体。

5.淫在深喉。若干年前,米国上演一部色情电影《深喉》,轰动一时。中国粪粪的深喉,经常能发淫声,作淫腔,知道何时放言,何时沉默,何时该吐,何时该吞――比如仇外时该吐,遇本地矿难时该吞。这一好深喉,这一好口条,真是嗜痈舔痔、吞阴吸阳的好工具,有神鬼莫测之机,风云变幻之功,浸泡了千年专制权谋之毒,此粪能不寒气逼人、惊艳世界乎?

第四章愤青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这一章的内容,请详细阅读我此前写的作品《愤青是怎样炼成的》 (
http://gaopi.com/2009/03/blog-post_28.html ),会给读者诸君一个答案。

第五章愤青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

社会上有一句话――"不明真相的群体"。其实,愤青也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当他们渐渐地融入社会,有可能变成前一个人群。

为什么说愤青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因为愤青从小到大都在苦读"两耳不闻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是考学而"填鸭"。这个比喻不仅是形象的,也是真实的,就好比养鸭专业户为了尽快获利而拿专门的饲料填鸭一样。

看起来,很多愤青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细想起来,其实是接受了"高等工具教育"。尽管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却未必比我们楼下卖煎饼的老太太更明白事理。

一群被填了鸭的愤青,加之"未经风雨,未见世面",对社会一知半解,对政治一知半解,对外在的世界一知半解,甚至对自己也一知半解,很容易不明真相。

愤青需要接受社会的再教育,在社会里多碰一些壁,加快成长的步伐。当有一天,他因为自己的事情投诉无路,上访无门,求救无助,喊天无应时,或许就会变成明白真相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愤中、愤老,别看年纪一大把,仍然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更为可悲的是,即便是受到了社会的再教育,也仍然没有活明白,这样的愤青只能让人无奈地摇头,感觉他们中毒已经深到骨髓,完全无可救药。

如果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议论不明真相,可以这样说:一头猪被关在猪圈里,这个猪圈我们假定为一种"政策"。在猪圈的限制作用下,它自然不懂得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它看到的世界也就是从猪圈的缝隙里看到的那个世界。久而久之,它反倒觉得猪圈是一个好地方,有人要把他拉出去到外看看,它会吼出撕心裂肺的声音,坚决不愿意出圈。

因此,当愤青抵制某某洋货时,经常不知道有权有势的人正在洋国公款旅游,花天酒地,狂扫某某洋货,皆因呆在猪圈里太久。

第六章愤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关于愤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在《愤青误国大大的》中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补充一些。

愤青有一腔热血,但一腔热血就像一把火一样,可以煮饭、取暖、炼钢、拒敌,但用得不好,也可以把大好的财富付之一炬。

鲜红沸腾的血,在燃烧之后,会变成死灰一堆,像炮灰一样冷寂可怖。

这就是我曾经说的,愤青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失控,将是灾难性的,这已经是有历史事实证明的了。

所以讲,热血青年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危险的。不是我不相信青年人,而是害怕青年人助纣为虐。

如何让这一把熊熊大火造福而不是造孽,每个人都有义务。包括我写这个教材,也是想尽一点"打捞"的义务。

第七章 愤青是一群变色龙

愤青是善变的,变得时常让人捉磨不透。

你说他们是一群脑子进水的人吧,他们在"奉指爱国"与"奉旨冷静"中表现出的见风转舵,搭爱国顺见车,比你精不少得多少倍。你说他们是群脑子有干货的人吧,他们又无知愚昧得近乎弱智。

愤青遇到软柿子,就拼命的捏,要捏出水来,恨不得让全世人都看到他捏软柿子。遇到强盗流氓,他们就乖乖地躲藏起来,一声不发。举个例子,法国人拍卖两个"水龙头",他们拍案而起,上窜下跳,俄国人炮轰中国商船,打了500发炮弹,他们全当没有听见。

愤青排外不遗余力,可要是某发达国家热情向中国愤青免费发放"绿卡"的话,恐怕愤青是不会拒绝的。

昨天,愤青还把一个国家当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天就把对方当成了一堆臭狗屎。

所以,经常弄不懂愤青一下秒会变成"红色"还是"青色"。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愤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八章一切愤青都是纸老虎

大清国闹义和团那阵子,大清国的愤青们都把自己吹嘘得神乎其神,说自己刀枪不入,让洋人的枪见了女人的月经就会哑掉。那架势真的很吓人,然而真的碰到洋枪洋炮时,都趴下了,连"神鞭"也不管用。

这样的例子无非说明愤青都是一些外表强大,内心懦弱的家伙。有一句名言好像也是这样说的,爱国主义是懦弱者或者无耻者最后的遮羞布。

愤青们看起来是很强大的,但骨子里很懦弱。平时,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也就在抢购打拆货的时候见到万人潮涌的壮观。平时哪能见到万人上街去潮涌呢,不怕被抓进局子里去?

不要紧,只要打着国爱的旗号就可以潮涌了,"爱国主义"大旗一扯,一批批跟风,人多势众,多壮胆啊,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谁。愤青这点出息,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贴上"爱国"的标签,才可以壮起胆子说话做事。

而别人跟他们稍有异议,就群起而攻之。往往不是就事论事,有理讲理,而是用"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和道德优越来打压异议者。

倘若内心很强大,是不必在乎个别人站出来提出异议的,不至于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要跳将起来,骂将过去。神经脆弱如此,不是懦弱的表现,莫非还是强大的表现?

第九章 愤青跟五四青年不可同日而语

很多愤青都自认为自己是五四青年再世,我听到不禁哑然失笑。

表面上看,现在的愤青与五四青年有相似之处,其实全然不同。

当年的五四青年火烧赵家楼,现在的愤青在干什么?当年的五四青年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现在的愤青在干什么?当年的五四青年走向街去外抗霸权,内争民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现在的愤青外争了什么?又内争了什么?

如果说同样是爱国,五四青年显然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打倒手拿权柄的卖国贼。当年的热血青年,是自由主义者追求者,岂是现在这些像义和拳一样,甘做人家手里的棋子与炮灰的愤青可以比拟的。

五四青年也是激进而愤怒的,现在的愤青看起来也是激进而愤怒的,但激进是有深意的,力争走在世界文明的前面是激进的,力争逆世界文明潮流而行,看起来也是很"激进"的。另外,愤怒也有层次之分,通过文明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在表达愤怒,像地痞流氓一样骂人打人也是在在表达愤怒,高下一看就知道了。

在我眼里,愤青跟五四青年最根本的分别在:五四青年是一切不愿做精神奴隶的青年人的集合,愤青是一切希望做稳了奴隶,或者争到做稳奴隶的青年人的集合。

第十章愤青标示中国文明的倒退

不少人跟我说起,简直无法想象最近二十年青年的思想竟退化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其实也很好想象,这就像我在《愤青是怎样烧制出来的》所讲到的,是"教育的成功",或说"填鸭的成功"。

本来一样东西按照正常的规律,是要自由生长的,但是如果受到强制,就会影响生长,甚至扭曲着生长,久而久之,物种就会退化或变异。

愤青总是念念不忘一个东西,某某事是自己的家事,不能让人插手。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文明社会中,别人从来不干预自己家事的。如果一家的主人对妻子儿女使用暴力,外人就不能袖手旁观,法院还可以起诉他。因为他的行为既违反道德,也可能违反法律,虽然是他的"家事",但别人也要"多管闲事"。

愤青动不动就说别人在干涉内政,好像一但成为内政,就可以关起门来自己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了。这就跟不许别人干涉自己的家事是一样的。一般的家事别人当然不能干涉,但家里都打死人了,别人也不能干涉吗,法院也不闻不问吗?

还举个例子,在文明社会里,如果你在家里不履行对子女的监护权,政府就有权剥夺你的监护权,这难道不是干涉内政?你在家里虐待老人,不尽赡养之义务,虽然是家事,外人也会千夫所指。

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搞自由民主,谁践踏人权,谁就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管你是家事国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愤青要阻止别人来干涉"家事",就是逆文明而行,就是一种退步。他们抵制的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世界的主流文明。

当然,就像上一章所言,从愤青存在本身来说,也例证着制度文明的倒退。

第十一章 不做愤青,也不做犬儒

有人讲,宁做愤青,不做犬儒,好象我跟愤青论争,我就要做犬儒,消极以待,萎缩的自己的正气与良知,错了。

现在问题是,这种"宁做……不做……",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将人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事实上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的,我们只是被规定了两种选择,然后不得不二者居其一的选择。不做愤青就只有犬儒可选择?不然,我们既不做愤青,也不做犬儒。

愤青有凌角,却盲目冲动;犬儒多了世故,却不再冲动。

愤青是不会思考,犬儒是不再思考;愤青是不知善恶而乱善恶,犬儒是知善恶而不善恶。

愤青愤世嫉俗,犬儒玩世不恭,愤青与犬儒只有一步之遥。

愤青与犬儒是极权统治下的双包胎,却互相看不起对方,嘲笑对方,两者都无法伤及极权统治。

中国今日之现状,就是由愤青对不合理政治的狂热支持与犬儒对不合理政治的冷漠而维持的。

因此,我们既不做愤青,也不做犬儒。就我个人而言,要做一个"出世的入世者",像犬儒一样看透一切,又像愤青一样保持热血追求;像犬儒一样理性思考,又像愤青一样付诸行动,像犬儒一样对现实不满,又像愤青一样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十二章 愤青是"团结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对象"

经常地,我们会发现,愤青单纯得可爱,你不能说他们的本质是多么的坏,是多么邪恶的人,他们甚至是一群超可爱的人,有着乌托邦的梦想,他们的梦想泼不进一点点"脏水"。

愤青简单而高尚的信仰就是爱国,至于"国"是什么?他们没有深入或是没有办法深入去思考,因此,很多时候"国"经常辜负了他们简单而高尚的爱。

从深层去讲,愤青也是受害者,而且可悲的是,受害了也不知,视为"理所当然"。就像胡适所说:"因为愚味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正因为可爱,正因为是受害者,所以,愤青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

我自己也是从愤青走过来的,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步步变成愤青,也知道自己如何完成一次思想的蜕变。所以,我对愤青只有爱,没有恨,只有同情,没有敌对,只有关爱,没有抛弃。

但是,你觉得你是在团结和挽救他们时,他们正认为你这是在攻击和加害他们。纵然如此,也要想方设法去团结他们。

我从来不惮与愤青争论,也不怕被愤青臭骂,有争论比无争论好,被恶骂比寂静好,在争论与对骂之中,总还是要讲点道理,那么道理总有一天会讲明白。

愤青在成长,我也在成长,当我们都成长了,或许有一天,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并非不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革命战友",成为灵魂上的知交。

第N章给愤青的醒世恒言

基于对愤青的同情与关爱,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在本教材最后一章,送给愤青们一些苦口的良药吧。

赶紧去"现代文明政治常识班"扫盲,把国家、政权、民族等基本的概念搞清楚。

爱国是爱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不是爱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也不是爱一些空洞抽象的名词。

爱国要基于人性、真理、正义的基础,扶助弱者,批判权贵;接受文明,反对愚昧;有自豪心,更有羞耻感;要承认别人优点,正视自己的不足;有深厚的感情,更有清醒的理智;能接受别人批评,更敢于自我批评。

每个平凡的人都争取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就是最大的爱国。

"异议是最高形式的爱国",真诚良意的批评是一种爱国,自卖自夸地赞美是可怕的害国行径。

每个不幸的人都应该问一句,我的不幸除了自己的原因外,社会根源在哪里?

贪官(不管是被发现了的还是没有被发现的)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别把历史上所有的屈辱都背在你一个人身上,让你背你也背不动。责权对等,谁有权利谁就背责任,帝王最有权,帝王最有责。

忌盲听盲从,面对纷繁信息,不防想想,难道新闻不自由的国家的媒体比新闻自由的国家的媒体更可信?

多看别国的长处,多检点本国的缺点,不仅使人谦虚谨慎,而且能发现真相。

我们经常不需要对别国政府说不,我们经常需要对本国政府说不,现实似乎恰恰相反。

真正与世界接轨,就是与世界文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接轨,而不是厕所改称WC。

愤青的"双刃性",决定了愤青的"工具性",即便专制的国家和无耻的政客也敬愤青而远之,他们怕愤青把他们讲的那一套太当真了。

让愤青变成奋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明白真相,而一切真相从怀疑开始。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75aa3b0100d3je.html

廖保平:我和我的国家

今年国庆期间,《南方周末》评论做了一期特刊,广邀读者,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答四个问题――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很多读者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这四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个"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的问题,如果非要说"第一次",我怀疑是"国家为我做了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千年来家国不分的国度,一个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熏陶了的民族,一个从小就接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民,"我为国家做了什么?"与"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应该经常地被问及,经常地在回答,说是"第一次",不是太过矫情了么。

在回答这四个问题时,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这里的"国家"是什么概念,这样,才能避免糊涂的爱和糊涂的被爱。香港学者丁学良指出,"国家"这个概念,英文有四个词表达:State;Country;Land;Nation。其中的差别在中文里不易看清楚。Country强调国土和人民;State则主要指国家政权。

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Country与State常常是混为一谈的。刘邦打下江山,爱国就是爱刘家政权,朱元璋坐上龙椅,我为国家做贡献,就是"货与"
朱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分不清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理解,常常使民众将爱国家与爱政府等同起来,民众对国家的挚爱,常常被政府所利用。

厘清了"国家"的概念,即,清楚了"国家"具体指一个政府还是指一个文化共同体,那么我们在回答这四个问题时,才变得清晰及有意义,否则我宁愿不回答,其实也回答不清楚。

如果这里的"国家"是指一个具体的政府,我可以针对性地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纳税?当然,可是人人都在纳。如果可以脸皮厚一点讲,我为国家贡献了一条鞭子,当国家懒惰贪腐失政的时候,我抽它两鞭,要它像黄牛一样努力尽职。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不是我忘恩负义到数不出来,而是我恐怕说出来,国家会脸红,为了照顾自己的荣虚,也照顾国家的脸面,我不打算说。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列个单子。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我还能做的,就是将自己耍鞭子的技法提高一点,再高一点,打出漂亮响亮的一鞭又一鞭。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那得看国家还想为我做什么,如果我可以要求的话,我希望这个国家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管好我们的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将经营的成果分享于每一个人。

如果这里的国家是指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是包括全体国民、国土和国家制度在内的共同体,我也可以针对性地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以三十多年的人生来热爱她,我健康成长,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更有力量。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有力量了,才会有自由,有平等,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也不是一群懦夫建造起来的。退一万步讲,做强自己,至少不会让自己成为国家的负担,就好比游泳,自己的泳技没有到足可以救人的水平,至少可以自保。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这就像母亲为我做了什么一样,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她给我生长的土壤,给我文化的烙印,给我黄色的皮肤,给我宝贵的财富;当然,也给了我荣虚的心灵,癫痫的遗传,撒谎的基因,有毒的文化。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会说,作为一个码字的人(有人称我为时评家、作家),在我以后的有生之年,我将化自己的文字为匕首和投枪,来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绝不能让国家变成政府砧板上的鱼肉。我不希望她被无端的伤害,我也会理性地看待她身上的不足与瑕疵,毫不犹豫地指摘。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我希望她变成一个越来越适合于人幸福地生活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和我的国家",不等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国家(政府)是彼此都遵循协议的契约关系,我和我的国家(祖国)是守护相望的情感关系。我可以没有政府,却不能没有祖国,就像歌声里所唱道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原文:http://user.qzone.qq.com/24117856/blog/1225093733

廖保平: 愤青是怎样烧制出来的

通过这次抵制与不抵制法国货的事件,我深深感觉到一点,中国的教育太成功了,尽管以前我正儿八经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教育失败失误失策失人的小文章,但这一回我真的感觉它太成功了。

所谓成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已经圆满达到了。这就好比我们要烧制陶瓷,经过一段时间、N道程序,终于大功告成。它们都出自一个模型,有相同的形状,也有相同的色彩,甚至还有相同的功用。一大片一大片地排列在那里,岂能不令陶瓷厂的老板高兴!

这样说来,我这个完成了十几年中国教育的人,也应该是合格产品才对,可是从这次我不主张抵制法国货来看,愤青们显然认为我不是一个合格产品,大约还可以称为残品?次品?废品?这样说也不太正确,我之所以变成了残品、次品、废品,并不是我在这十几年里没有好好学习,也不是N道程序不合规格和要求,而是我离开了学校教育后变成的。即,我将那些原先在学校里被填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反刍"了一遍,发现其味并不好,有些还有毒,于是我就将一些有害的东西吐了出去,然后再去找一些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吃进去,不曾想变成了别人看来的汉奸式的产品,这不怪中国教育,也不要怪我的老师,更不要怪我父母,千怪万怪,只怪我自己,怎么就不好好吃东西,乱吃东西,结果变成愤青们极不情愿看到的样子。

我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了,愤青其实都是良品、优品、上等品,那是陶瓷老板要拿去赚钱的好货色。因此,那些将愤青视为一个厌恶和鄙视的词,将愤青当成白痴、弱智、愚民、暴民、无知、无耻、无畏、小P孩、意淫癖、爱国贼、社会下层、网络流氓、投机作秀分子等等,都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他们既然是良品、优品,上等品,他们当然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教育一下残品、次品,废品。所以,在这次与愤青们的"交流"中,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我进行"再教育"的热情。那些企图教育愤青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要抱这种指望,到头来,不但得不到感谢,还会碰一鼻子的灰,自讨无趣。

只是这些良品、优品、上等品表现出来的风格总是让人觉得牛头配上了马嘴,光是听他们说话就让人不寒而粟:"我把你老婆……","灭了廖某某","杀光XX"."你个汉奸"、"你还配做中国人吗"、"汉奸我见一个杀一个"、"让我砸了家乐福"、"小鬼子敢和我单挑?"

结合我自己十几年的烧制过程,我觉得愤青的产生原因很多,但离不两点。第一是灌输阶级观念和斗争哲学,政治课与语文课经常就是一堂堂的意识形态教育课,讲革命战争时代如何你死我活地争斗,讲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的冷漠邪恶、持强凌弱。第二个就是强烈渲染残酷的竞争思想,如果不做、做不了一个成功者,就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就会被人瞧不起,活得了无意义,成为社会的余零者。既是灌输总要传授片面而非客观的历史,既是渲染总是要让人看得见滴血的教训。两种思想无不落脚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让那些世界观正处在模糊的待建立时期的孩子,得出一个根深蒂固的结论――落后就要挨打,失败就要被抛弃。

这有错吗?好像是没有的,但这些教育里只有仇恨,只有斗争,只有尔虞我诈,只有你死我活,惟独没有爱,没有友好,没有诚实,没有合作,或者说有,但只是附带的。而不是像国外的前期教育那样,向孩子们宣扬人性的善良,自然的美好,真理的可贵。

如果一个社会或组织坚定地信奉并灌输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坚定地信奉并执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一个个的人变成一个个凶残的动物,在丛林里互相拼杀,因此,狼是他们的图腾。至于对弱者败者的仁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民主自由的热爱,那都归为"别挡我发财的道",这是文明的倒退,而非进步。所以讲,这是一片神奇土地,土地肥沃,茂林丛生,非常适合凶猛的愤青成长。

别看愤青们对国家大义表现在如何的热血沸腾,生活中可能毫无爱心,对同学、对老师、对亲人缺乏感恩的热情,对生活也谈不上热爱与信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愤青正像陶瓷厂的老板手里的陶瓷,是可能凭此弄来好处的,要让他们不烧制,销毁模具,不做这买卖,那是万万使不得的。因此,除非特殊情况,愤青永远只能当愤青,何况他们自己都能找出那么多当愤青的理由呢。

说实话,我们跟愤青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正因如此,我对愤青根本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他们无辜可怜,但是他们随时会成为帮凶,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挡路石,想到这里,牙齿痒痒地又想说上两句,也就这两句,算作与愤青的论战暂告一个段落。

原文:http://user.qzone.qq.com/24117856/blog/1229144497

2009年3月24日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大地主刘文彩弟四川军阀刘文辉兴学记

刘文辉是四川著名的军阀,他的哥哥大地主刘文彩更是尽人皆知。刘文辉13岁时谎报年龄,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后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回四川投奔他的表侄军阀刘湘,很快成为占地一方的军阀。1932年,他与刘湘争夺四川的统治权;次年兵败,领军退守雅安。之后,刘文辉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康省委员会委员长、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主政西康的执政理念是16字方针: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他深知振兴西康要开发民智,因而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国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

上世纪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到西康考察,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办公房却破烂不堪。于是孙明经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孙明经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至今尚可查到。其中有一张是义敦县县长立于县政府前的留影。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这便是义敦县政府。然而,县长神态平和,丝毫看不出他抱怨,他穿着中式旧棉袄,简朴得像农民。为发展教育,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当起了国语老师,代课教书,可见当时教育之风气。

孙明经还留下一张照片,是1930年代德格县的一群小学生的合影。学生们身着整齐的校服,气宇轩昂、精神抖擞,猛地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背景的校舍高大坚固,就是今天看也很气派。然而今天,德格县依然贫困落后,自然环境恶劣,但是70多年前,当地竟有这样好的学校和学生,真是难以想象。

刘文辉是个军阀,却大大好过当今的官僚,他16字的执政方针,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透射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展示了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特质,是民国"黄金十年"的一个缩影。此外,刘文辉还在成都建了建国中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甚有名声。有意思的是,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是共产党,任该校校长,安排了一批地下党员,罗广斌、张露萍都是该校学生。

刘文彩也是四川教育的功臣。 40年代,刘文彩几乎倾尽家财,在安仁兴建了文彩中学,占地1000多亩,耗资2.5亿,相当于40年代的200多万美元。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出重金从各地聘请名师任教,他每年拿出2000
亩田的收入,供学校支出。他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该校首期招生300余人,学费全免。以后每期学费也不过6斗米,远低于当时公学。

2009年3月21日

前64戒严部队军人张世军深夜被从家中抓走

民生观察获悉,前六四戒严部队军人张世军于昨天(2009年3月19日)深夜二点左右被从家中抓走,当时只有张世军和十多岁的女儿在家。张世军的家人现对此感到很紧张,但还是向我们证实了上述消息。据了解,昨晚山东腾州防爆大队来了很多警察对张世军实施了抓捕。

妙觉师傅也告诉我们,她昨晚深夜曾接到张世军的电话,但由于太晚,她没接电话,今天给张家打去电话时,证实张世军已被抓捕。

在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当年随中国军队戒严部队进驻北京的张世军,日前在互联网发表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个人被无端开除平反的时候,他也谴责屠城暴行。张世军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于1992年7月22日,被当局以刑法上所没有的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教三年。近期,张世军接受了法新社、美联社、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

张世军现住山东滕州市,参军时只有18岁,隶属解放军54军162师,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他是一名宣传干事。但是在北京他亲眼目睹了起始于89年6月3日傍晚的这场中华民族的悲剧。事件发生后,他提出要求提前退伍,却遭到所在的部队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等理由将其除名。

张世军在公开信中表示,1992年3月,他在滕州礼堂电影院被便衣秘密逮捕,随后滕州市公安局在他的住所搜缴了他的所有文字数据,包括戒严笔记。7月22日,被当局以刑法上所没有的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教三年。

张世军在公开信中追问中国领导人,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已经兑现了她的政治诺言,开放了报禁、党禁,实现了普选。共产党在什么时候兑现她曾经许下的远比国民党漂亮的诺言,有没有时间表?张世军还在公开信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看到过很恐怖的画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任何人揭露过这个(屠城)真相"。

2009年3月18日

朱学勤: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

作者:朱学勤
来源:独角兽论坛 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6&ID=31441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人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

"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这一复数名词的社会学内涵是:人和人之间依血缘姓氏组织为家族单位,以此确立亲疏离合,而不是血缘纽带解体之后依经济、政治利益分殊而重新组合社会联系。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老百姓"中游刃有余,他的军队本身就产生于"老百姓",但在另一些时候,连他也为"老百姓意识"弥漫于他的军队而烦恼,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部下,不许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但他的胜利毕竟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这一说法至今还存活在中国广大的城乡,甚至包括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找不到其他单词来取代这一单词的位置。这一漫不经心却能在众人嘴中脱口而出的集体名词,再好不过地证明我们距离"公民"状态还有多遥远。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西汉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儒教规定有"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一垂直隶属系统,"仁、义、礼、智、信"是一横向交往系统,两者交织是独立的片面义务观,"五常"有双向的交互作用,但它基本是一种道德要求,不反映交往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和契约保障。在整个儒家政治、社会视野中,始终看不见独立于家庭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公共地带,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为引人不安的重大缺陷。对此,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不断批判。但最有说服力的批判,还是来自对传统历史文化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中国已故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说:"在儒家五伦的观念中,根本缺乏人民与政府相关的明白观念。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人民一旦与政府发生关系,即堕入于法家幽灵下的胥吏手中,受其摧残惨酷之毒。……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人民不敢轻易与政府接触,以避免与政府接触,为立身处世的要务。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人民有过多的自由,这些人所说的自由,正指的是人民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我所读到的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产生公民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好论述。上述徐先生提到"有人认为人民有过多的自由,"不仅有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还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经引用著名的中要古代诗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何有哉",论证传统社会中有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过多,以至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其实那样的"一盘散沙"并不是"自由状态",对现代自由下的"公民意识"而言,是一种相反方向上的犬儒状态
――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的确冷漠与畏避。钱穆先生也有孙中山类似的看法。徐复观先生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曾予以尖锐的批语,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良知的迷惘
"。

所谓犬儒,就其本身的西方来源,是指古希腊伯利克里光荣时代结束后,以狄奥根尼为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在中国,希腊哲学的翻译者将狄奥根尼这一派人译称为"犬儒"――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十分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在知道狄奥西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有"犬儒"及其所代表的精神胜利法。比如,在中国旧式文人的笔下,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将"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而在现代新文人的笔下,则将这种犬儒状态,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描绘成市民社会下
"公民意识"的崭新萌芽。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总体性社会(Totalistsociety)。其结构特征是:铲除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实行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国家直接垄断并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就业权力、食品供应直至受教育机会。总体性社会下的居民,被三项身份等级制分割:首先,城乡居民之间出现城市户籍制,城市居民在享受国家分配的各项资源时代优先于乡村居民,婴儿城乡身份随母亲身份先天决定;其次,在城市居民之间出现干部与工人的人事档案分别管理制,干部享有种种政治优先权;最后,在城市工人就业的经济单位之间还要出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全民单位中的工人较之后者在工资与退休金方面,享有稍为优厚的待遇。上述身份制度成金字塔型阶梯排列,通常人们只能有从上一个阶梯向下一个阶梯向上一个阶梯的进位(如有例外,多半出于对政治合作的鼓励)。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有国家无社会,已经没有严格学理层面的"社会"可言,如有之,只能以传统的"民间"这一模糊的说法给以勉强指称。因此,从1949至1966年,在民间,人们始终以传统的"老百姓"这一古老的自然人说法而称,几乎不知"公民"称谓,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这是一种非常天然且正确的反应,比任何学术名称更为到位。我甚至想说,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投在另一个虚假的社会上惟一的影子,而且恰好是正确的影子,它非常害羞地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类似"老百姓"这样淳厚而又准确的民间说法还很多,可惜至今不能引起中国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国际接轨的学者们应有的注意。

如果那时有人称中国"老百姓"为"公民",听者一定会觉得滑稽,听上去有舶来意味,甚至有令人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气味。这是因为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位置,当时树立的是"驯服工具论"以及"雷锋精神",以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做一颗"螺丝钉",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文革"前上海市委在著名的前清首相李鸿章的别墅"丁香花园",曾集中一批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成立市委写作班子以供驱使,对外集体称呼为"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丁学雷"与"文革"后期在北京成立的以清华、北大知识分子写手组成的"梁效"(两个学校)写作组,南北并称,一度成为中国路人皆知的知识分子御用班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十分出色,例如"丁学雷"里的朱永嘉先生,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最为优秀的青年学者,当时已经展现出一个明史专家的学术前景。"文革"前夕,他刚刚拜谒吴晗为老师,兴奋不已,但是到了1966年,即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撰写公开批判吴晗的文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杰出的明史专家当时的内心状态,而且他在后来被结合进上海市领导班子时,并无可以诟病的私德缺陷,要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陈希同之类的领导人腐败好得多,但当时,他无法真实流露内心想法,他的政治成功只会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老百姓"一阵阵羡慕。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就完全可以理解。因此,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我们今天讨论的"公民意识"应该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困难。

1966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文化大革命,目前普遍以"十年动乱"为其贬义指称。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美国教授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现成说法。但我还是想说,"十年动乱"这样普遍流行的说法,并没有经历过广泛的讨论,更谈不上严格的学术检验。这种流行语,恐怕是以"文革"语言来结束"文革"。造成"文革
"悲剧的深层动因,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文革"语言在继续延续。首先在空间上,人们就有理由提出疑义:究竟是只有一个"文革",上下合一?还是有两个"文革
",两者之间既无联系,又有对立?其次在时间上,人们也不是没有疑义:"文革"究竟是十年,还是更长,甚至只有三年?在上述两种疑义中,我都有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说法。

目前在大陆最为令人厌恶、也最为令人恐惧的,是当初"文革"中的底层造反行为与造反思想。但事实上,那样自下而上的民众造反,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无论在组织行为上,还是在思潮探索方面,就已经被"文革"当局镇压。即使在1966年至1969年前三年中,民众造反赢得合法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此后从1969年至1976年,"文革"的后七年,是处于极少数造反派得势的上层激进派集团与失意的元老派集团之间的拉锯状态。这一反复拉锯对经济秩序、文化思想的摧残,已不能由今天被指控的那些民间异端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出局。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后七年有关系,那就是他们曾经作为这一政治锯条启动的祭品,首先被送上了祭坛。他们被牺牲以后,那一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政治拉锯才得以开始。这些民间造反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在否定他们的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些人在前三年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不及后七年的"文革"当局对他们的迫害那样凶残。如果不做前三年与后七年的区分,笼而统之地称为"十年动乱",至少会引起一个混乱:把后七年的烂帐全部归咎于前三年,却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这种笼统而又混乱的说法,我以法国革命为例,各位或能较快领悟:如果有人把他在热月党人、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遭受的政治迫害,继续归咎于此时已经被镇压驱散的雅客宾俱乐部成员,历史学家是否能接受?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类奇怪的说法。在你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文革"的电影、小说,则更充分着这些张冠李戴的描述。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这一混乱而又低能的说法,只是证明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知识分子自已的语言;如果说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那只不过是预先证明,在中国要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要比各位理解得更为困难,它所需要的时间比各位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所谓前三年"文革",在北京中南海上层的政治地图上,十分凌乱,乏善可陈。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只有一个事件,即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被羞辱人格的批斗后,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口诉他的恼怒:

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被官方用来否定"文革",成最好教材,经反复宣传,已路人皆知。这是一个很能赚人眼泪的故事,因为它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此之前,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1966年夏天,他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后者所到之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学术权威、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未到法定年龄的初中学生跳楼自杀。刘本人理论作品史留下一本《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首创了本文前述的反公民意识的"驯服工具论"。他只有在自己个人受到侮辱时,才会想到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之外还有一本《宪法》,在"驯服工具论"之下还有"公民意识"以及
"公民人身不可侵犯",我们当然应该同情刘少奇后来的遭遇,同时对刘少奇"公民意识"的觉醒表示尊重,尽管它已经来得太晚。但是这一故事本身,首先具有历史的反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把它说成一个庄严的悲剧。

不过,这一故事也有它的积极含义: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冲击下,连一些共产党高官都从自己的切肤之痛里,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辞典中找不到的"公民意识"。我相信,这是邓小平、彭真等人在1976年复出后一度强调"法制建设"的原动力之一。

那么,在"文革"的前三年,在国家主席终于想起还有宪法的另外一端――远距中南海的中国底层民众――即"老百姓"中,公民意识又是怎样曲折萌芽的呢?

1966年北京"遇罗克大字报"事件应该算一次。它反对当时在高干子弟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以曲折的语言要求公民意识的第一层含义――人的身份平等,已经触及本文开头所述总体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身份等级制。遇罗克事件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但是如果以此推算大多数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程度,则有可能犯估计过高的错误。当时在民间,从"老百姓"向"公民意识"这一自然人到法人的进位,尚十分朦胧,以后的发展也历经曲折。他们一开始只能在毛泽东政治人权上的
"右倾"政策与刘、周、邓经济文化上的右倾政策之间。作一种分裂性的选择,以此曲折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分裂性利益诉求之间,需要十分耐心地挖掘,才能找到一点与公民意识有关的东西。

中国民众为什么不以偷税为耻?

转一则《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谈中国人为什么不以偷税为耻。其实有意思的答案梭罗早就说过了,更早有英国的权利法案,有"无代表则无税"。要解决这个"无耻"问题,纳税人和征税者都要有羞耻心才成,而且后者才是关键。――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by 熊培云

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GDP平均每年增长却不到10%。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更低于GDP的增长率。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有的甚至陷入困境而亏损倒闭。不少城乡居民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截止到2008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2007年增长了26%。

我们为什么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为何要收税?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对如此快速增长的税收的使用,中国公民能不能监督,如何监督?

去年底以来,北京的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写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从税收的本质和来源入手,向公民进行"税"的普及,并探讨目前中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人物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岑科。

受访人 岑科(研究员) 采访人 实习记者 陈小瑾

1 我们习惯说"中国政府养活了13亿人口",而你这本书则希望所有人有一个意识: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为什么?

岑科: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包括今天的世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但那不是正常的税收关系。

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角色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公路、街道、路灯、治安、消防、环保等等。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

2 一般中国人理解个人所得税是交税,其实这笔税收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我们还交了哪些税?

岑科:在中国,所有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所以无论是谁,每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例如如果花100元买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3 "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这句话如何理解?

岑科: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

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费出国消费、政府会议消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消费、能源和资源消费等六种政府消费行为,例如公务用车方面,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4 和这些高税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岑科: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缺乏生活保障,所以,名义税负低,但是实际税负很高。

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
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中国的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许多农民因此看不起病。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报道。中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很少。

5 书中阐释了一些概念比如"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例如各种罚款、收费)等,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哪些其他收入?

岑科:主要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

除了行政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我们估计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

各种暗税加起来,足以让中国的名义税负增加10个百分点。

6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供需比年年提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公务员报考的火热现象?

岑科:公务员成为社会就业的热点不是好事。道理很简单: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而企业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官员致力于讨好上级,企业家却要讨好消费者。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

7 你的书中写到,"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如何理解?我知道其实现实生活里人们的交税意识很弱,常有偷税漏税发生。

岑科:不能监管的税收,严格地说不是"税收",而是掠夺。被掠夺当然谈不上光荣。

这是由现行税收体制的弊端决定的。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

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8 中国公民对税收的审核和监督如何体现?

岑科:从名义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实体,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能起到多大监督作用呢?

9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如何?

岑科: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
30%以上。

10 中国现行税制体系的弊端有哪些?

岑科:不经纳税人同意,政府单方面制定税收种类和税收标准,并强制征收,而且不向公众提供对于税收的申诉和抗辩渠道,是目前中国税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税收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税收立法上,存在着行政法规多、国家立法少,以行政立法取代国家立法的状况,结果是,征税的行政本位突出,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使得税收的合法性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有大量"暗税",其运作过程非常混乱和随意。

这些弊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了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第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的征稽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第三,一些暴力执法式征管和变相征管等政府不良行为,恶化了官民关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梁发芾:撩裙子征收人头税

这里说说人头税,其中包括掀起裙子决定征税的事。

人头税一定是人类社会最早也最普遍的税种吧。中国古代把统治老百姓叫做"牧民",就是说统治者像牧羊人,而老百姓则是羊群。牧羊人对于自己有多少羊,当然是心中清楚的,所以,统治者根据人头征税,比根据财产等征税,是更加简单易行的。

但是,人头税征税,还是有些麻烦,就是,所有的人都收,还是也有一个什么起征点呢?

如果所有人都收,当然,没有问题,有一个头收一份税。

事实上,以前的统治者并不是根据所有人人头征税的,政府会划出一个起征点,达到这个点,就征收,达不到,就不征收。这种规定,就如同今天所得税的起征点,或者孩子坐车的买票年龄规定一样,是为了实现公正,立法的目的无疑还是好的。但是,具体实行的时候,围绕这个起征点,就会有许多文章。

今天人们说到税,就想到收钱。但是,历史上的税收不一定是收钱,有收钱的,是货币税,有收东西的,是实物税,有让人提供劳力的,是劳役税。古代因为人们钱少,更多的税其实是劳役税和实物税。因此,说到人头税,不仅仅是收钱的,那些要求人们给政府承担的劳役,更是一种人头税。

古代的劳役人头税,当然需要有一个起征点,你不可能让嗷嗷待哺的孩子去服役打仗巡夜修路。只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才有这一义务。但是,达到怎样的条件,才可以去服役?按照《周礼》规定,国中的人身高7尺到60岁服役,国都之外的所谓"鄙野"的人身高7尺到65岁服役。那时候没有出生登记制度,乡野村民的孩子到底真实年龄多大,官府也不一定了若指掌。这肯定就给派发劳役到来了麻烦,于是,我们看到,周朝时候确定一个人是否达到可以服役的条件,就看他的身高,将年龄和身高进行换算,五尺以下算是小孩,六尺相当于15岁,七尺相当于20岁。秦朝是以男子六尺五寸,女子六尺二寸为服役的法定起点,换算成为年龄标准,差不多是17岁吧?那时候的一尺相当于今天的多少,我没有查找。但一定比现在的短,是没有疑问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个成年男人是一丈的身高,就可以想想,六尺五寸恐怕也还是半成人的身高。虽然按照身高与年龄的换算,秦朝的人到相当于17岁的时候才可以服役,但是,往往虚岁15岁的
孩子都被征发去打仗,修长城,为皇帝修坟墓,根本也不拿尺子量量,估摸一下这孩子有多大,有没有达到法定的服役年龄?

说到确定纳税人年龄的话题,让我举一个英国的例子。英国在百年战争期间为筹措军费也征收人头税,有记载说,按照规定,15岁以下的孩子免税。但是,古代英国的农村,没有出生登记制度,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达到15岁,没有什么标准,或许,有些超过15岁的姑娘,也没有纳税。这就让征税变得很麻烦。到了征税的时候,税务官员就到了农村,把男人女人们都集合到一起,然后当众撩起姑娘们的裙子,检验有没有与男人有过什么。如果有,那当然属于成人,非纳税不可了。这或许是英国特色的"貌阅"吧?因为人们不愿让自家的孩子当众蒙受羞辱,不管是孩子的父母,还是女孩子的男友,都会赶快把钱交上。据说这种做法激起了民愤,遭到了反抗。可见,历史上英国人比咱还愚笨野蛮啊!

秦汉时期,货币化的人头税叫做口钱和算赋。汉朝时期有关口钱和算赋的记载很多,但也有很多的争论,总之是,起初,是规定6岁以下的孩子免税,7-15岁的孩子每张口交纳20钱的人头税,叫做口钱,这笔钱,专门用于给皇帝皇室提供生活费用。想不到吧,汉朝的皇帝是靠全国的孩子养活的;15-56岁的每张口交纳120钱(具体数额汉朝一直在变),这笔钱叫做算赋,用于国家的国防开支。56岁以上的就免税,事实上因为那时候能够活到56岁的人很少,所以,国家也乐得作这份人情。规定是每年征收一次,在8月份由专门税收人员组织征收。

被现代中国人深以为自豪的汉武帝,穷奢极欲,穷兵黩武,结果把老子们积存的钱花光了,于是就在人头上想办法。他普遍提高了成年人人头税的税率,又把孩子交纳人头税的年龄提前。原来7岁起征,汉武帝决定从3岁起征,而且每个孩子增加到23钱,其中20钱供皇帝吃喝嫖赌,3钱用于国防开支。

对于汉武帝的这个政策的影响,今天写财政史的人都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人以今天的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数量,进行计算,仿佛认为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大致是一样多的。其实,古代孩子死亡率极高,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数量是大不相同的。古代能够活到一周岁的,大概是孩子中的一半,能够活到5周岁的,可能是一半中的一半。就是说,年龄越小,孩子越多,年龄不断增加,数量就不断减少,3-7岁跨4岁年龄段的孩子或许比7-15岁的跨8岁的孩子数量多得多,这就是说,汉武帝提前4年的孩子人头税,使很多活不到7岁的孩子都为皇帝纳税,为皇帝带来不少的收入。

其实,读中国历史,如果都完全相信纸面上的记载,那就如同上海的博士轻信百度上的"卧槽泥马"的解释一样,会被忽悠。事实上,虽然皇帝规定是虚岁三岁的孩子起征,实际上到了地方,可能孩子一出生就会被要求纳税;虽然法律规定是每年8月征收一次,征收的时候还要把人们集中起来予以"貌阅",但是出土的汉简证实每年可能被数次到十几次。虽然听起来孩子的人头税并不是太重,但执行与规定了有出入的,结果是很多人家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掐死,因为交不起昂贵的人头税(种田的农民本来没有钱,人头税却是要现钱。出售粮食就得遭受一次商人的盘剥。)

说了这么多的人头税,如果认为我们目前已经发达到远离了人头税,是很错误的。对日常生活必需品征税,每个人从生到死,一天都不能避免,那样的税收就是人头税。如果举例子,那么可以说,中国的食盐中的税收,自来水中的税收,粮食中的税收,就是人头税。只是,因为这些税收隐含在商品的价格中,不用征收官员亲自来掀裙子验证你是不是该交,只要你喝水吃饭用盐,你就一分税也少不得他的。

原文:http://liangff.blog.sohu.com/112428863.html

方励之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

作者:雅哥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励之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方励之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方励之,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帮助党改革党,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方励之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方励之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方励之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方励之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他从矿山调进科大的。众多经历文革反右的教师虽不敢象方励之那样公开场合畅所欲言,事实上却是方励之的坚定同盟,学生虽然都是学习理科的,思维却并不呆板,众多的对外交流相当熟悉欧美的情况,因此对方励之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理念大为赞赏和共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时名义的校长是郭沫若,郭死后副总理方毅兼了几天校长后是严济慈当校长,后来为改变校长长住北京有名无实的状况,84年底把物理所所长管惟炎调到科大当校长,同时受教师学生拥戴的方励之也在即将退休的副校长钱临照力荐之下出任副校长。(87年管和方同时被免职,89时管在美国,后在李远哲推荐下到台湾清华大学作教授,曾以台胞身份回国并跑到科大,后被递解出境,2003年新竹遇车祸身亡,终年75岁)

管惟炎14岁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党龄比江则民还长,留苏(前苏联获诺贝尔物理奖卡皮查的研究生)回国后在物理所当团的负责人,历次运动中都是左派人物,江湖传闻方励之反右后期被重新打成右派就有他一份功劳,在物理所口碑并不好,担任科大校长后,恐怕重新认识和反思了过去的若干事情,也许包括对方本人的歉疚。所以对方励之相当支持,使方得以大刀阔斧在科大营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学氛围,自己则主要抓食堂伙食教师取暖之类的事情。那段时间可能是科大最黄金的岁月,到处生机勃勃,师生共同怀抱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单纯理想。即使我们那几批所谓新三届(77。78。79)学生已经陆续离校,偶尔回去仍然能感受扑面而来的朝气。相对被共产党控制较死的北大清华,中外学者更愿意到科大交流演讲,李杨丁肇中这些华裔科学家几乎每年都要到科大访问一次,USTC是中国当时先锋思想的大本营,方励之是当之无愧的民主教父。

不过把方励之想象成处心积虑的反党分子是共产党僵硬老人的误读,方的很多政治言论在我看来并非什么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而是类似北京侃爷(方是北京出生长大的,很有点北京青年玩世不恭的作派)的随心信口,87年以前,方励之其实是真心想帮助执政党回到民主科学的轨道,是之后对他的批判打压造成了他对体制的彻底绝望。而严肃缺乏幽默感的党政大员,把方的一些玩笑话诸如引进总理啊,殖民三百年啊以及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之类的只言片语当成了挑衅和反动。

对改革的方向方励之也是模糊的,去过北欧后,他对北欧执政的社民党创造的富裕安详的高福利社会大加赞赏,暗示中国应该仿效。而对老布什说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也相当认可,认为中国走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才是最佳路线,完全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其实是矛盾的。

方励之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对各种空想口号的批评,对长期迫害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违背宪法法制的批评,老实说基本上没有超出街谈巷议的范围,还没有当时体制内的思想文化界知识阶层和党务工作者来得深刻和系统,不同的是方励之把这些私下的议论敢于摆在台面公开给师生,担任副校长之后,更热衷于到处演讲,甚至连我现在呆的末流大学方励之当时也到过,这些以学术内容为主要题目的演讲其实涉及时政的并不多,但把所有的只言片语串联,就给上面造成了方励之到处煽风点火的印象。例如方励之对学生说他坚决拥护真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也要坚决抵制帮助共产党避免出现重大错误,提倡知识阶层独立的思想立场和对政府的监督批评,现在看来不过是相当温和的改良意见。我现在高校很封闭保守的师生都并不认为方励之言论过于离谱,对他的酒量印象更深刻些。应该说8・9以前,方励之基本上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改良,借助知识阶层的呼声监督制约执政党政府的行为。并不是要彻底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特别在80年代初,方励之多次强调激烈的阶级斗争流血冲突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常常列举英瑞北欧的发展例子。关于这一点,应该说赵ZY和胡YB两位总书记都没有误读。

不过我感觉方励之倒是误读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对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明显过于乐观了,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对科教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一些文革时期受压甚至坐牢的干部担任领导后,能够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体察长期被迫害的知识阶层的痛苦,政策上比较宽容。其中两个关键人物就是总书记胡YB以及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胡反右时下手十分狠辣,文革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科学院党委书记,对当年自己整过的右派深怀内疚,落实政策十分积极。学者出身的朱厚泽是从贵州到中宣部的,文革时长期坐牢,同监的几个政治犯有属于邓一派的老干部秦XX,以及普通干部教师丁庭模,李XX。文革后朱丁都做到省委(副)书记,朱更被多方欣赏曜升到中央,朱的开明睿智极受知识阶层的欢迎,他本人在党内也极力提倡破除个人崇拜,避免强人政治,加强党内民主,甚至是宪政法制的倡导者,属于顾准一类人物。

多年以后才认识到,朱厚泽这样党内低调务实,廉洁不阿且循序渐进的改革派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朱身上也有很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老派共产党人和老派读书人的气息兼而有之,为信念历经磨难生死尚置之度外,对宦海沉浮并不在意(当然并不是所有文革时受过迫害的文人都有这样的修为,例如和朱同监的一个教马列的教师李XX,也是我家过去的邻居,心胸就相当狭隘,出狱后当上某大学党委书记,对和自己有过节的就不够宽容)。现在仍然在力所能及的领域献计献策,极具讽刺的是朱被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宣部列入重点监控对象,按余杰文说法朱曾上了中宣部头号黑名单。

当时中宣部也有邓力群极左势力的残余,不过在党内和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市场。也有藤腾这样唯上的中间派(藤原是清华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导,管惟炎方励之被免职后,藤腾(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和彭配云分别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但80年代前期邓小平主要精力在于拨乱反正,清除文革余毒,容许对过去历史一定的批评。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如周培源文革后也为自己的长期媚上感到羞愧(马寅初之后,周长期当北大校长,陪老毛打乒乓球赢得欢心,大跃进别的部门放"卫星",作为教授的周只好让几个尖子生暑假先自学一遍《理论力学》,开学后仅授课数周便考试,然后以尖子成绩说明自己教改有方,体现大跃进精神云云)。对方励之这样过去遭到迫害现在有所建树的嫡系弟子多少有些维护,年资较轻的方励之在周等老人之后接任相对论天体物理分会理事长,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物理界的一席之地,加之几个较左的大牌如何祚庥周光昭和方关系不错,所以方励之没有受到来自科技界左的羁袢,这也是方励之越说越起劲,越批越尖锐的原因。

学生的迎合和共鸣也是推动方励之成为自由思潮旗手的重要原因,USTC前几届的学生和其他大学构成相当不同,当时管理者的思路要把USTC办成培养基础研究高级人才的小型大学,招收学生对年龄控制较严,其他大学77,78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10多岁到30多岁,而USTC77届年龄最大的学生也仅22岁,78级学生平均年龄不到17岁,基本上是中学应届毕业生甚至在校生,名气很大的少年班平均年龄还要更小些。和现在被应试教育训练得有些呆板的学生不同,大多数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灵性,除了科学上的抱负,也有强烈地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意识。由于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等苦难,也没有亲身经历政治斗争的残酷,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慨。与现在北大清华独领风骚不同,USTC当时学生录取分数平均远超其他高校,即使北大最牛的物理系也落后科大很多,思想意识也偏保守,这使USTC学生自我感觉相当膨胀。若干年后还有人不无微酸地嘲笑北大现在经济领域几个标志性的人物,称这些计划经济理论都没有学清楚的货色,居然成了研究市场经济证卷投资的大师。

研究生中思想活跃的更多,象陈平这样粒子物理方向的研究生长篇大论讨论的却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一些不请自来的社会活跃分子在大学任何角落发表高见都能找到听众,记得一个研究创造学还是人才学的老兄在老图书馆前面台阶上侃侃而谈,短时间就吸引了大批听众。一位从未见面的青年诗人,不知从谁那里知道俺喜欢点评诗歌,中午跑到我的床边大声朗读他的新作"年轻的云"。废掉了一个午休。

政治上的无畏并不单纯是勇气,国门打开后,大多数学生把拿资助出国读博列为自己的人生规划,留在国内的也大都进入政治压力不大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所以并不惧怕不利的政治鉴定和可能遭遇的政治迫害。几次学生运动敢于发表激烈观点的活跃人物,不少兜里有了签证或拿到了有资助的录取通知。

和外界想象以及后来的发展不同,方励之早期给学生的言谈相当谨慎保守,即使后来也从未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过去的苦难。早期出席一个学生座谈会时,当数学系一个比较牛的学生指责党史课充斥毫无改革的陈词滥调后,方励之才微叹口气:你真象我年轻时候。

也和温元凯喜欢撰写演讲有关改革的话题不同,方励之并没有一篇文章是讨论政治社会话题的,不过作为性情中人,一些犀利的评论在学生的诘问和"诱导"下往往会脱口而出。记得有人提起老邓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的错误是好心办坏事和权当交学费的意见后,方励之不以为然发表了类似观点:西方市场经济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别人趟过的大路不走,偏要自己盲目交学费瞎走。办坏事的人没有一个会承认自己是坏心眼的,都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如此,希特勒东条英机也是如此。撤职到北大后大概又引申了上述观点,也许这就是方励之被指责要搞全盘西化的起因吧。

不过总的来讲,USTC学生由于年龄阅历以及学科原因和关心重点(大都希望在专业领域一展所长),对中国政治和政治改革所持态度是幼稚而又过分乐观的,其精神口号乃至方法基本上还是以共产党传统教育中爱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为支点,这种模式蔓延到北大等京城高校并在89春天形成的请愿时,党内高层颇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因为爱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一直是共产党两大法宝,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确实引起党内各层次的震动和反思,和前几次政治风波不同,党内的极左派最初面对学生请愿几乎集体失语,因为反对腐败反对"官倒"也是他们乐见的,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权力寻租对传统的共产党人特别是自己分不了一杯羹的党务工作者,也是深恶痛绝的。

显然经历文革的党内元老勾起了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记忆,也触动了关于党的领导和政权稳固的底线,以后的发展几乎是必然的。方励之和邓小平都改变不了什么,没有邓也会有其他元老走这条路,这里不拟再评论,以免帖子突然被删掉。

以方励之为代表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潮在80年代的萌芽发展和在89走向高潮并解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表面的起因是人民代表选举,争取宪法保障的自由和反对腐败反对"官倒",深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特别是知识分子,获得较多话语权和较高社会地位时,经济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虽然加了几次工资,但与飞涨的物价比知识阶层的收入相对其他阶层并没有显著提高,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决非笑话。农民通过承包土地提高了收入,工人依靠奖金得到小康,官员依靠权利寻租伙同不法商人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博取巨大利益。对此感到不满的知识阶层自然会对西方的民主理念成熟法制经济繁荣产生向往,希望通过学生运动走向改革,这从络绎不绝进入广场鼓励学生的人群构成不难得出答案。然而这种为"理念"而不是为"生存"的抗争很难得到其他阶层的真正理解和坚定支持,瓦解和失败也是必然的,而带来保守思潮的全面专政客观上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使遏制腐败的社会呼吁社会力量几乎消灭殆尽,整个社会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时不可避免地进入集体腐化,已经不是体制内的纪律和规章所能改变和约束的,以此为转折,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为主导的时期。

所以89的损失远远不是几百个生命和少量财产那么简单,摧毁的是几代知识青年积累的理想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在5・4得以光大重现,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但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完结,然而几乎一夜之间,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误以为口号和热情就能带来社会进步的80年代青年,惊愕地发现政治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光荣和梦想,而可能是流血和牺牲,是高风险无收益的行当。所以不少人"颠"了"得"了"菘"了,更多人选择的是"投"了和"抱"了,这种"投"是无可奈何的投奔和依附。抱了不是李敖所说的别具深意的拥抱共产党,迫使他改革和进步。而是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最大导向的攀附和加入,这也是当今主流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他们中不少欣喜地发现,原来不必"抗争","合作"和"共存"反倒能带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虽然丢掉的是社会公正和社会良知。但毕竟现实主义是多数人的行动准则。

无可讳言89的结局成了民族躯体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可悲的是造成这道伤口的双方都是广义的真正的爱国者,无论是方励之代表的渴望改革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知识阶层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老派共产党人,他们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中国的进步和强大,但是在不同主义和理念的向导下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悲剧,不是几声叹息就能PASS的,就我个人而言,彻底领悟甚至超越了胡适所说"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的含义,放眼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人物,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无论是方励之还是邓小平,乃至共产党内形形色色的派别和路线斗争,即使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的最终目标难道真有不可调和的差别吗?既如此难道真要为名词之争主义之争你死我活吗?是否我们都忽略政治最基本的功能含义----妥协和调合。人类幻想的理想社会不就是希望公正平等的大同世界吗?而创造和谐的社会不就是平衡各阶层利益,使之在公正的旗帜下共同繁荣和进步吗?只要我们---包括政权所有者不予设前提方法方式,以人类的权益为向导,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89当事人作古的已经作古,活着的已步入中年,已经能够用理性客观务实的思维对待历史,既如此,我们有紧迫的必要愈合89的伤口,搁置争论,求同存异,把责任,分歧这些敏感问题留给后人和历史。合力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解决和疏导各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开放中达到和谐,而不是以高压巩固稳定,高压对理性且懦弱的知识阶层也许设置了障碍,但是对争取自己生存和利益的工农族群却用处不大,风起云涌的工农示威谁鸟那个"游行示威法"?而引领中国工农的思想基础并不是有成熟法制先导的西方民主思潮,更多是李闯王这样的革命草莽。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并非全是进步和改良,而是破坏和混乱。

那么,怎样打开89的死结呢?

89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耀邦的去世,引起了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不平,导致胡耀邦下台的表面原因是86年底发起的学生运动,使胡耀邦背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指责,深层的原因之一就是反腐败触动了一些高层的面子和利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冒犯了小平等党内元老的权威。无论如何,胡后期无论给党内还是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大众都是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因此是现当局和知识阶层都肯定都能接受的人物,明年的纪念活动,释放了当今领导人尊重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信号。朝着客观看待89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开放的思维,在我看来突破口就是在方励之身上。

无可否认,方励之引领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导致89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现在应该已经调查明白,方励之本人和学生的具体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学生的集会,绝食,上书,目的动机都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你可以批评他们在广场长期聚集的行为给治安管理带来困扰,却不应该误读学生在爱国主义前导下的赤诚之心。你可以怀疑指责学生的"政治目的",却应该明白他们的呼声代表的人心和公意,而他们的目的并不和共产党的终极目标相悖,无非希望这块生存的土地更文明更富强更自由。以敌对眼光和思维看待89的学生运动,是最终过度使用武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的重要原因。和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退伍军人抗争不同,当时聚集在华盛顿中央广场的退伍军人几乎人手一枪,并都誓言要武力抗争,因此美国民众最终认可政府采用重型武备进行驱赶是不得已之举,是代价最低的方式。50年代西德政府采用有限武力驱赶示威群众,是在东西方对垒恐惧克格勃渗透的态势下进行的,即使这样也没有导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应该承认处置89的政府行为确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当年小平先生意识和认可的。从我们旁观者角度,如果不误读学生动机,政府和学生互相给点"面子",决不至于造成人心至今不平,怨声至今不绝于耳的状况。领导人出访也不会到处遭遇抗议的尴尬局面。民族的内部矛盾演变成向世界裸露的巨大伤口,客观上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无奈现实。更使其它国家和民族乃至台港和海外华人质疑我们的常识和智慧。

所以以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89,给伤亡的群众及家属予以抚恤,特别是容许去国多年的以方励之为代表海外流浪人士回国探亲访问,是化解敌对戾气,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举措。通过一两年调整解决过去的矛盾,建立和谐互信的民族气氛,以期在08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全民族的团结民主进步。否则无论怎样设防,只要民心不平,民气不畅,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疏导,积聚演变的结果是大家不愿意看到又不可避免的,届时奥运会的火炬极有可能成为燎原的火种,点燃的是长期淤积的愤怒和反抗。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我对中国社会乃至各种政治势力长期观察评估的结果。

知识阶层也要放弃对89全面"平反"的念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要延续的政府都不会容许群众长期盘踞中央地带,承认学生的行为不够理智科学,或者说在当时不是最妥当的选择,也有利于知识阶层反省今后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退一步说,就象当初我对学生这样说:如果你认为是秀才遇见兵,讲理不起作用时,为什么还要讲下去呢?为什么不能等对方有理智有文化后再讲呢?絮絮叨叨纠缠下去挨揍,打人者固然野蛮,那挨揍的不也太傻吗?

所以当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须明白文化上的理想主义情结要用现实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手法予以编织,通往真理的道路直线前进未必就一定敏捷,阻碍较小的曲线往往前进得更快。深刻的思想美妙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传递的渠道和接近的路径往往一钱不值,这个道理应该说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现在还不明白。文化加入了政治后就必须具备政治思维,而不能简单用对错这样的二元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

崔卫平教授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尊敬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
尊敬的各位部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我站在这里,想和你们谈谈刘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当刘先生2008年12月8日被警方带走之后,他的妻子刘霞只见过他一次,连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也没有见到。刘霞女士尝试给她的丈夫送书,一开始被拒绝,但是在她的反复坚持下,最后一次警方把书收下了。不久前我见到了刘霞女士,她时时刻刻在等待着能够再次见到丈夫的机会。对于这次来布拉格,她的意思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不希望远行,她希望与哪怕不能见面的丈夫靠得更近一些,她随时都在等待有一辆车把她送到某一个她不清楚的地方,在那里她的丈夫刘也在等着想要见到她。她说她要以这样时时刻刻等待的方式,陪着她的丈夫刘XB坐牢。

在每一个这样因为人权和民主失去自由的英雄背后,都有这样一位哭泣的妻子,也是坚强的妻子。你们也许知道,仍然在狱中的胡*佳先生的妻子曾金燕女士,还带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女儿,她的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争取人权和民主的事业,是他们亲人的事业,而这些妻子所从事和承担的,是为了她们亲人的事业,她们以她们全心全意的爱意,支持和呵护为人权和民主的事业。这些妻子是令人崇敬的,是我们事业的基石和我们力量的源泉。

我还想谈谈,除了这样的妻子,在每一位为人权民主奋斗而付出牺牲的人背后,也有着一位哭泣的和坚强的母亲。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天 安 门
母亲"群体,她们的孩子于二十年前,在坦克履带和枪炮之下,流尽了年轻生命最后的一滴血。至今这些母亲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呼声,被隔离在公共视线之外。这是她们失去儿女之后的另外一份痛苦。我认识一位天
安 门 母亲,她28岁的儿子死在枪口之后,她的女儿谈恋爱两次受阻,当对方男孩知道这样的家庭故事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位母亲告诉我,女儿第三次恋爱再也不敢与对方讲起哥哥的故事,后来这一对年轻人结婚,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儿子被打死的事情,女婿始终不知道。这样大的痛苦,许多人只能深埋心中。这些母亲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直接走在了今天中国争取人权和民主事业的最前沿,比如丁子霖教授。她们以自己年老的身躯,为更加年轻的孩子(包括我的孩子),努力撑出一片晴朗的天空。

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受难者的母亲群体,那就是"汶川地震母亲",她们的孩子在没有达到建筑标准的教学楼里失去了年幼的生命,至今她们还在为寻求有关教学楼建筑的真相、为寻找公正的解决途径而奔波。与"天安门母亲一样",她们实际上也被阻隔在公共视线之外,很少电视台、报纸现在会采访她们,甚至她们与外界的接触也受到限制。我们还有"三鹿奶粉结石宝宝的母亲",她们想要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寻求赔偿,至今法院还没有受理,她们也处于非常痛苦和挣扎当中。

这样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活着和死去的孩子如此令人不安,令人难以忘怀。她们需要关心和援助,而在关心和帮助她们的过程中,在感受她们的痛苦、感受她们身上爱的光芒、爱的圣洁时,也再次唤醒了我们的良知、唤醒了我们的人性和道德,提醒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和责任。

谢谢你们有耐心听完我讲这些故事,谢谢大家!

2009年3月11日

梁京:温家宝演累了

温家宝今年会见各国记者,精神大不如前,注意力欠集中,反应也不够敏捷,不但没有留下信心十足的印象,反而让人感觉他内心很累。毕竟,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次表演,新鲜之感全无,加上六年的劳碌岁月,温家宝显出疲态,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看来,温家宝打不起精神,应有更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温家宝今日所处的大环境与当年朱容基相比,已大不相同。如今咨询之发达,民智之开化,非昔日可比,敏感的温家宝应该明白,靠总理的独角戏来撑起一个国家的面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再也难以自欺的一个冷酷事实∶他们执政六年,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良机,那就是奠定全民社会保障的基础。过去六年,中国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完全有财力实现这一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无能,由于他们对官僚和国际资本利益的屈从,中国把大量农民工血汗积累的财富,白白送给了富国。中国如果早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半,投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农民工,也不至像今天这样脆弱,中国经济的内需也不会如此不足。温家宝现在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当金融时报记者提问农村依然贫困的中国为什麽要借钱给富国的时候,他真正刺到了温家宝的痛处。温家宝答非所问,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说明他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

今日的中国,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把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给富裕的国家,他们有限的金融知识以及他们的生活常识,让他们很难理解这样奇怪的经济现象。但是,温家宝心里一定清楚,中国民凶苡幸惶旎崦靼渍庖坏悖?苡幸惶旎崽岢瞿歉
夤?钦咭谎?奈侍狻V泄?诩敢谂├窈廖奚缁?U系那榭鱿拢??哿肆酵蛞诿?�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领导人无能的明证,是胡温时代抹不去的耻辱。

历史将如何评价自己,显然是温家宝越来越经常想到的问题。如果温不是一个自大狂,他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乐观。胡温"新政"下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官僚和富人的财富增长最快的时代,也是中国相对贫困发展最快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借用最新一期《南方周末》的语言,这是中国"政治道德败坏,社会价值观分裂"发展最为快速的时代,因为胡锦涛以空话治国,温家宝以真情作秀,导致"中国官方话语与私下非议相异,言语与行动背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事到如今,无论是胡锦涛更圆满的空话,还是温家宝更真情的表演,都不能亡羊补牢,况且,温家宝已经演累了。中国唯一能期待的,是民智开化和资讯发达时代的危机能催生一代敢作敢为的政治领袖。(RFA)

戴晴:在中国当公民

在中国当公民不容易。最难之处当属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由谁来代表--党?政府?老板?还是街道?

当然眼下已经好多了。如果是三十多年前,在上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恐怕连"个人利益"这一说,都没人敢想--当然更不敢提。

虽然执政的共�党自诩"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但怎麽个代表法呢――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检查?而且,最重要的,这标准与检查谁说了算。还好自1954年我们中国就制定了《宪法》,规定了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是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能以人民的利益�出发点而参与议政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但它们不是一个空壳子,要有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头有脸、有头脑也有感情的"代表"和"委员"们来加以具体化。问题于是变成,这些血肉和头脸们是谁。

虽然近年来揭出不少案子,让公民们知道已有不少贪官、恶棍、流氓钻进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靠著"最高权力"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一旦现身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坏家夥们都代表资格也就到头了。而这回,感谢广州的报纸,终于从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上,�我们发掘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另一类代表,一个从50
多年前就代表著我们"群�",估计还会一直代表下去的代表--申纪兰。

申代表今年80岁,除了全国人大代表之身份,还担任著山西省长治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在她们平顺县西沟村任党总支副书记。

自从她换上新布衫,骑驴坐敞篷车,连走四天赶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同时感动得眼泪蒙住了双眼,已经过了55年。

55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啊。

先不说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一连串连人大委员长朱德、董必武都管不了的灾难,也不说山西60年代初饿死的农民和近20年枉死在小煤窑里的矿工,甚至不说长治五阳煤矿冒顶,申纪兰住在一个不断有国家顶级领导周总理、朱总理、江主席、胡主席,以及全国妇联、人民日报直接关照的样板村,关于城市农村户口差别、关于土地管理、以及作�富饶的煤铁之乡长治的资源所有权……总该有些建设性的意见吧?

但据申代表与记者谈话,对这些属于全局与抽象思维的大事,申代表因�识字有限或者要"领导妇女,追求平等解放",全都无暇顾及。她对自己代表资格最自信的资历是"当了干部还跟农民在一起,还劳动。还种地"。既然如此,对自己撒下了汗珠子村里地上小麦的亩�,总该知道吧?知道归知道,申代表说出口的,还是照她捉摸出的党和领导喜欢听的说:每亩3000斤。

但全国人大代表55年连任怎麽说也非同小可。她给出的解释是,"我一直代表农民的利益,跟农民在一起":如果这也算是代表标准,一百个人大会堂也挤破了。还好申代表资格虽老,人却直率,这句之后,又说出更�根本的:"我几十年都不谋私利。全心全意,跟党保持一致。跟中央保持一致。"可是,要和这个今天打土豪分田地,明天又把分了的田地收归国有,政策常常180度大转弯的共�党保持一致,还真不容易。申代表朴实农妇一个,怎麽能保持得这麽好呢?对此,申代表再度给出了干脆利落的答案:"我非常拥护共�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山西省正筹备建立申纪兰精神研究中心,要把申纪兰精神保持发扬呢。现任山西省副党委书纪李小鹏,当年他老爹李鹏的大case三峡工程,就在人大吃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反对票。不投反对票,这才是党要的好代表呀。

以前有申纪兰这样的模范代表,今后还要培养更多的申纪兰式的代表……在中国当个被如此代表的公民,容易麽?(RFA)

高干子弟 各拥一片天

温云松:温家宝之子 名字拒绝网络搜寻

大陆官场讳莫如深,不少高干子弟就算涉入商圈,也多半行事低调,这一点,从网路上几乎找不到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的只字片语,就可看出。在大陆搜寻引擎百度上,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更是拒绝接受搜寻的名词。

胡海峰最新职务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党委书记,只不过一个管理全大陆,一个只管清华控股。在网路上有关胡海峰的讯息相当稀少,外界几乎很难掌握他的其人其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陆总理温家宝之子温雪松身上。

在百度,温雪松的名字不接受搜寻。从少量的网路资讯仅知,温雪松毕业於美国西北大学,目前是北京网路公司优创(Unihub)公司老总,公司的另一位合夥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

相形之下,大陆前总理李鹏的一双儿女李小鹏丶李小琳则是活跃多了。李小鹏曾在大陆电力国企华能国际担任领导人,去年弃商从政,目前是山西省副省长;她的妹妹李小琳目前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

时髦的李小琳经常接受专访,而且话题不限,从电煤改革丶经济危机,可以一路谈到穿着跟化妆,完全满足媒体期待。最近她在两会接受媒体专访後,也即兴送了一首小诗给媒体,上头说,「千辛万苦行大道,精进身形不辞老。俯首甘为孺子牛,扭转乾坤数英豪。」立即赢得媒体最爱的封号。

袁伟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16日第48版 记者/刘溜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经济观察报:你为李鸿章、曾国藩等这些"卖国贼"作了不少翻案文章,这几年你自己也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卖国贼",对此你有何感想?

袁伟时:敢于提倡接受人类先进文化,就会被鼠目寸光之辈污蔑为"卖国贼";翻检历史,累见不鲜。不但中国如此,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也是这样。福泽谕吉就曾被人痛骂为卖国贼;现在的日本钞票则印着他的头像。消除这类愚昧,极为困难。反过来证明我还有点价值,还得努力工作,尚未有福悠游山水之间。如果我是算命先生,就会摆出一副熟知人间祸福的样子,神秘兮兮地透露一点天机:你前生欠债,今世还钱,得苦干到
90岁,下辈子才能脱离苦海!哈哈,今生没救了,好惨啊!

经济观察报:不仅是你,还有《色戒》被骂"美化汉奸",去年大家全都按爱不爱国来划分界线过。

袁伟时:现在随便骂人家卖国、卖国贼啊,其实非常愚蠢。对国家需要什么、国家利益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就乱骂乱说。而且现在有一种阶级斗争恐怖症和多疑症,动不动就阶级斗争。民工失业了,那是西方的阴谋加国内外反动势力渗透。出租车司机罢工,这里边是不是有敌人捣乱?其实是你管理不合理,是一些人利用特权将出租车垄断了,获取特殊利益。为什么不能学习台湾的办法?台湾支持出租车司机直接去登记,一个月交几百块台币管理费用就行了,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块钱。台湾的出租车管理得井井有条,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他们?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经济观察报:在《晚清大变局》中,你非常强调制度、特别是经济的影响。是否可以说,你研究历史的视角主要是制度与经济?

袁伟时:在我看来,社会是在思想文化、经济、制度三者互动中发展的。制度当然是决定性的,社会发展停滞或快慢决定于制度状况。但是,思想文化是制度的护身符或变革的先导,而经济是内在的动力。

19、20世纪中国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盲目的民族自大,拒绝学习西方。其根源则在几千年来培育出来的"天朝上国"毋庸外求的观念,加上儒家三纲思想法制化,思想与制度结合构建了一座世间罕有的封闭堡垒;在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桎梏束缚下,中国人成了恭顺的臣民,丧失了活力。这时,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理性、市场经济等等的传播,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是关键;敢于冲决网络的启蒙者是救国先驱。为什么我一再对攻击启蒙的的高论不敢苟同、坚决反驳?原因就在于保护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源头活水。

经济观察报:你曾感慨晚清那一拨知识分子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年纪一大便由激进复归于保守,站到了原先提倡的东西的对立面。在你心目中,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有哪些?

袁伟时:20世纪中国,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胡适及其追随者。要是说老一辈的思想家因脱离中国专制文化的母体未久而有种种缺陷,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的话,时下反自由主义的那帮人,则实在不敢恭维。广东人称西学、中学两头都不通的人为"竹�(竹筒)仔",准确生动刻画了此辈的形象。

不过,不必苛责个人,这一现象无非说明两条:

第一.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深蒂固。

第二.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一些人尚未懂得,西方非主流文化中的极端思潮在其诞生地有挑剔、净化主流文化之功,传入东方蜕变为主流,会引发巨大祸害。任何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提高人民福祉,必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有些吃过几天洋面包的学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通识教育,应该补习世界和中国近代史。

经济观察报:我刚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般认为陈寅恪持的是中体西用论,而且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落深感惋惜。

袁伟时:这其实是对陈寅恪的一般误解,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制度已"无可救疗",因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纲纪之说",整个制度都是根据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包括法律。三纲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纪就是按亲疏的不同,犯了罪处理是不同的,比如打父母是大罪,而打六亲之外的人罪就很轻,法律不是平等的。从上至下,从国法到家法,到日常生活的规矩,都是如此。进入工商社会以来,这一套已经很不适应,陈寅恪认为这是无可挽回的。

认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是现代化带来的,这也是一个误解。文化有两种,一是制度性的文化,一个是非制度性的文化,这要区别开来。三纲六纪的制度性文化当然要变革,但非制度性的文化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体看不但不会衰落,还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乃至发扬。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北伐军到长沙,杀了叶德辉(文字学、版本学家),这事对王国维刺激很大,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要完蛋了。当时的工农运动都有很多过左的行动,他是接受不了的。在民国时代陈寅恪知道没有这个危险,但是在1949年以后,他就感到危机迫近了。

经济观察报:你对这两种文化是怎么看的?

袁伟时:制度方面的基本框架没用了,那是肯定的。但是,很多东西,包括一些观念和组织可以自然转化。比如尊重民间社会,尊重士绅,当然也尊重社会各个阶层,还有重视教育,为什么这些不要继承了?传统社会里有很多民间组织,同乡会、各地的商会,还有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太普世了,现在才开始恢复。东莞有个历史悠久的明伦堂,大笔收入用来资助东莞子弟上学,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废除这类组织太可惜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组织都摧毁。文革那样摧残传统、摧残文化,更是反动的。

中国要现代化的话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因为人类到现在为止,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只有西方国家,以及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本国制度的那些国家。你不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你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前一阵不是批判普世价值吗,我真替他们着急。批判还是赞成普世价值,不是左还是右的区别,是没文化跟有文化的区别,是愚昧和智慧的区别。因为自由、民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批判人类文明成果,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批判普世价值,损害中国形象,太蠢了!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东亚这些国家现代化转型这么艰难,新加坡走的是开明专制,即便日本、韩国也留下了不少问题。

袁伟时:东方的社会结构和东方文化大都不利于社会转型。以日本为例,与中国不同,它有封建制,地方诸藩的力量足以制约乃至推翻幕府。它没有科举制,知识阶层知识更新和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阻力远远小于中国。这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它同中国一样讲"华夷之辨"。不过,华指的是日本,自封为"神国
",是"万国的根本之国","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的国",它才是真正的"中国"。因此,要讲"国学",穿"国服",去掉外来的"佛心"、"唐心",回归"大和心"。坦率地说,一听到当下震耳欲聋的提倡"国学"、"汉服",摆脱西方思想,回归中国本原,要建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高论,我就会笑起来。这些都是拾18、19世纪日本人的牙慧,食日本仔的口水尾,还津津有味!

说到底,这些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遗毒,是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或片面现代化中常见的痼疾。只是他们忘了,日本给亚洲太平洋各国和自身带来多大灾难。应该问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引导中国重蹈覆辙?

经济观察报:是否可以称你为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全力拥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及个人自由这些普世价值?

袁伟时: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是其前提)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又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17、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三大革命产生了三个划时代的文件:《权利请愿书》、《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20世纪总结文明进展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灾难,又出现联合国三大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这六大文件,体现了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这些文件是从西方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英国的宪法性文件往往以"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开头;西方人讲文化保守主义完全正确。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能随便保护―延续吗?任何国家的文化遗产都要坚决保护,但有些应该送进博物馆去保护,不能让它在实际生活中肆虐。中国人笼统讲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攻击启蒙,恐怕是找错对象了。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经济观察报:好像治史者一般都对未来比较悲观,你为何这么乐观?

袁伟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乐观?我深信人性;或者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独立宣言》说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人性。自由、平等带来快乐;没有人生来就爱当奴隶,当奴才。三纲和计划经济制度培育出奴性,靠的是在暴力支撑下的闭关锁国。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自由,生命的威胁减少,生活开始改善,人性的复苏便势不可挡。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潜流已在中国形成,它会在各个领域逐步冲决一切网罗。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制度――法治、民主、宪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程是长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长控制一切的时代肯定不可能了。

新老左派和国学派鼓吹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反殖民",回归"中国本原"等等,冀图与现代文明对抗,就后果而言都是祸国殃民的歪招。也许能让某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入迷,恐怕连官员也没有几个真正相信这些貌似新鲜的陈词烂调。

经济观察报:中国喊启蒙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始终难以树立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倒是"无私"、"牺牲自我"在爱国救国的名义下很容易大行其道,人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很快就沉默了,成为极权暴力的受害者、服从者和合作者。

袁伟时:个人权利及自由第一位的价值观有两个基础:人性和市场经济。清末民初它已在与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角逐中逐渐苏醒和拓展。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救国和革命需要的名义下,扼杀个人权利的旧意识俘虏了一批激进青年,并在政治领袖操纵和国家政权支持下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新的意识形态。直至80年代,中国人仍在这种意识形态枷锁下呻吟。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志也在觉醒。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处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下,反抗可能带来更大灾难之际,选择沉默、忍受不公正有时是必要的。结束暴政必须审时度势,采取适当的方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刚烈固然值得尊敬,但切勿流于鲁莽。忍辱负重,坚韧奋斗,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智慧。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和沈公(沈昌文)很神似,都是好玩又年轻的老头儿。去年的《读书》换主编事件,沈公一直没有发言,我看到你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的话,就想,这些话肯定也是沈公要说的。能否聊聊你跟沈公的交往,有哪些默契与"合谋"。

袁伟时:我与沈公第一次见面在上一世纪80年代。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参加学术会议,他带我们参观三联书店杭州分店,以优厚的折扣购书,并设宴招待。一大群人热热闹闹,体现了沈公好客的风格。个人交往是从90年代开始的。

1992年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我寄给他一本。他多次在《读书》上刊出免费广告,等于鲜明表态支持。这算是第一次非常宝贵的默契与"合谋"吧。

1994年,我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我打电话给沈公,提出两个问题:

1."有没有人可以写个人主义的文章?"

当时我参与编辑《现代与传统》(不定期的以书代刊),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状况,很想发表正确阐述个人主义的文章。他说:"已经有人写出来了。"于是将中国社科院钱满素博士的电话给我,并请她来与我及一帮朋友一道吃饭。原来三联正在排印满素在哈佛的博士论文:《爱默生与中国》,最后一章《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分三节从不同侧面论述个人主义,每节一万多字。我为她的精辟见解和流畅文字所震撼,立即表态愿意将这一章书的三节分三次刊登。但该书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大姐生怕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文字招惹是非,影响全书出版,说什么都不同意先行发表。此事只好作罢。

2.我很想找一本《顾准文集》。

沈公说:我给你解决。不久,书寄来了,但附上几句话:书款千万别寄;一定要写篇书评。

《顾准文集》是烛照灵魂的镜子,又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号角。真是字字叩击心扉,令你内心有话,非说不可。书评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沈公看了后一字不改,与吴敬琏先生谈顾准的文章一起放在1995年第五期的《读书》上。据说是境内第一次公开评论顾准。

与此同时,我找到当时广州最著名的民营书店老板陈平,跟他说:《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赶快要几百部回来!我跟这个小胖子关系很好,他相信我的判断力,立即打电话要了200部。责任编辑特地打电话给他,说是第一次有人要那么多书,很感动。短短几个月,光是树人书屋就四次进货,卖了800部!这次"合谋"挺成功的。

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出版,沈公打电话来要我写书评。交稿后,据说已经排好版,但《读书》换主编了,沈公退隐,加上左盲攻击此书的风波越闹越大,登不出来了。

此后,每次进京,必然尽快打电话给他说声:我来了。他的回应肯定是:什么时候有空?想见谁?然后就等着参加一顿思想和口腹的盛宴了。

此外,我与他有个共同爱好:买"废纸"。你看过他的一张名片吗?印着一幅漫画:沈公两手提书,旁白:废纸有哇?我要!非常传神。几次赴京,他主动提出要陪我跑书店。最近一次是2007年8月11日上午,真的是两手帮我提着书,一走就是几个钟头,令我很不好意思。沈公是著名美食家,那天中午照例聚集一班朋友盛宴。我与他同年,他大几个月,是大哥啦。他做过三联书店总经理,是三联的大功臣。一个著名出版社的头儿,一连几个钟头陪朋友跑书店买书、提书,其他出版社的在位不在位的头头脑脑恐怕办不到吧?


袁公伟时

刘溜/广州报道

袁伟时77岁了,他每天都要在中山大学校园快步走一万米,这一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以及一点点可笑之事就能让他大笑不已的乐天心态,是他年近八十仍然中气十足、神采飞扬的两大秘诀。中山大学里花木繁盛、草地开阔,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在此居住二十年,写下《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袁伟时的老师梁方仲正是陈寅恪的弟子。

袁伟时在中大的住所是一套四居室,客厅不大。他先带我参观了两间拥挤的书房,接着来到14平方的餐室,这里也塞进了一个很大的书柜,"老婆抗议了,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小声地偷笑着。最后我们回到客厅,他将客厅通往卧室的走廊门小心地合上,一边解释说"她正在午睡"。

起先我们轻声地聊着,渐渐就忘乎所以地大声起来。袁公很爱笑,笑点比较低。话题自然始于晚清史――这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很快就转移到当下。发轫于晚清的现代化大业至今尚未完成,用晚清社会存在的种种思想误区来观察当下的中国,仍然毫不过时。

他曾再三撰文援引史料分析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于是一些人在留言中说他是"卖国贼",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年仅六岁,他的老家广东兴宁县虽从未被日本占领过,但在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损毁惨重,并且不断有成批的逃难者将妇契雏涌向兴宁。他上学必经过一个土地庙,那儿是乞丐的栖身之所,每年冬天他都能看到有人悲惨地冻死,脚从土地庙里伸出来。

"我是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看到中国老被人家打,饿殍遍地,很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摆脱被欺侮的境地",他说。早年他曾是一位热情、思想左倾的爱国青年,年过不惑后他却成了激烈、不无"反动"的批判者――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转变,因为他在思想上的追求始终如一:国家富强和人格独立。

1947年,袁伟时到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对他影响很大的是这样一批书目:《观察》和《世界知识》杂志,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高尔基和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美国左派作家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拜伦、雪莱、海涅还有艾青的诗。经过这样一番思想上的洗礼,他成了革命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爱国民主协会。

1949年初,陈寅恪应岭南大学(后来并入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从北京南下广州,出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广州,18
岁的袁伟时以高度的热情迎接自己人的到来,那时他的基本思想是"上课后忙着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什么都不计较",一切看起来都是光明而美好。

五十年代初,袁伟时先后就学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选的都是经济学,"我那时认为中国政治上已经得到解放,民主自由已经有了保证,现在剩下的就是建设自己国家,所以就念经济"。

反右和"大跃进"中许多现象让他困惑。文革开始了,摧毁一切的"破四旧"和打砸抢活动让他更加难以理解。此时他是中山大学的教师,被剃了阴阳头,被贴大字报,说是"三反分子"。对他的批斗很快就过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都不够格。当时中山大学有26人自杀,他的老师梁方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受到批斗,1970年因病去世。对袁伟时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抄家,几百本书被抄走,其中有不少书很珍贵,再也找不回来,多年后回想起来仍觉心疼。总的来说,在知识分子集体遭受厄运和磨难的那段时间,袁伟时没被打成右派,也没受过大的批斗,个人遭遇方面他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

文革后期,袁伟时开始了全新的思想之旅,他接受了一项新的教学任务――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没有单纯的哲学,哲学史只是思想文化史,我要做的重点就是后半段,特别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读到了严复、梁启超、王韬、郑观应、章太炎,之后是胡适,这样一批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启蒙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发现这些人都是讲民主自由的。"过去对这些人,都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我讲课有一个特点,必须先要系统地看过一个人的材料以后,我才得出我的结论,我认为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这就跟当时的主流观点完全不一样"。

由此他从经济转向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坚持"以史料说话,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他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走向民主富强、走向自由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987年他的第一部书,6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出版,冲破把1840―1949年的中国史划分为近代、现代两段的习惯,通观19、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全局,否定了很多流行观点,以丰富的史料拓宽了学科内容。在第一次中国现代哲学史讨论会上,袁先生因工作太忙缺席,派了两位研究生带着自己的书去参加,同行反应很强烈,选举他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副会长。1992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两次增订后易名为:《晚清大变局》)一书出版,更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2009年3月1日,袁伟时在广州《时代周报》主办的论坛上讲《启蒙――中国现代化的生命线》,讲完后,水泄不通的报告厅中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是办企业的,特地从东莞开车过来听这个报告。90年代读了袁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十分感谢!"
接着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献给袁先生一大把鲜花。

袁伟时还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他援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明以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而现代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据他总结,一是狭隘民族情绪,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国学派和新左派散布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现代化。

与言论大胆泼辣有所不同,在行动上,袁伟时是个冷静的谨慎派。当年他担任中山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时,恰逢89风波。不少激情澎湃的教师暗中组织罢课,袁伟时听到后立即召开全院教工开会,态度鲜明地说:"现在如果罢课、游行可以实现反贪污、要民主的目的,我就带领你们罢课、游行。但是,根本不可能,特别是罢课,有害无益。"在他说服和严格管理下,这个学院在风波中没有停过一天课,在当时极为罕见。他说他现在奉行三不主义:不参加网络签名;2008年起,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带政治性的组织。2000年,他在一次报告会的答问中说:"知识分子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发言,发财。"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发言,"人的精力有限,各人做各人的事,我只能做适合我的一点点事。"

傍晚时分,跟袁公一起离开他家。"一位朋友请吃饭"――两位中年丧偶的学者最近经人撮合,女方还有点犹豫,特意请三个好友去当参谋。这样的好事他自然一口应允,笑呵呵地去赴饭局。

砷和水稻:一个被忽视的癌症风险

稻谷是世界上30亿人的主食,在亚洲,以稻谷为主食的情况尤为显著。但是支撑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食会存在增加患癌症风险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起源于三大系列的发现,包括当前新闻报道的水稻和水稻产品(如米糠和大米饼干)中砷含量提高在内的消息。

研究表明,大部分砷以无机形式即氧化物砷酸盐和亚砷酸盐存在,人们通过饮水的方式摄入而患病。这部分人患癌症的机率高于一般人。致力于研究作物中的污染物并此新发现有所研究的英国哈潘顿的洛桑研究所的生化学家史蒂夫.麦格拉思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稻米中积累的砷含量较低,但史蒂夫.麦格拉思认为"人们在日常膳食中如果摄入过多的稻米,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有专家提醒,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吃稻米会引起癌症。德克萨斯州 A&M大学科学站的农作物科学家理查德
Loeppert说"水稻中的砷含量确实需要降低,但摄入的水稻不会即时对人产生危害。"北京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环境生物学家朱永关表示:"我们对此仍没有完全的研究清楚,但砷仍然是砷。"

中方承认:只有少数国家限定了食品中砷的含量。2005,政府把大米中砷的限量由700ug/kg降至150ug/kg.鱼类和其他海产品含有一种称之为arsenobetaine的有机化合物,若正常摄入海产品,这种化合物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体是无害的。199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一个对贝类消费品的指导性的文件中提出,推荐人"每日可承受摄入"的无机砷的含量为130ug.但是,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都没有法律限制食品中无机砷的含量。最近的研究结果将更快地推动监督调整进程。

朱永关和其他人没有等待,他们已经在寻找方法如何除去含有比小麦和其它谷物高10倍砷浓度的水稻。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改变农场的做法,例如:在培育床上种植水稻以及利用水稻工程去除其中的砷等。这是一项紧迫的工作,有人说,由于全球的粮食危机在矿场及冶炼厂附近种植的稻谷有所增加,而且在一些曾使用含有大量砷农药的棉花和其他作物种植地上种植的水稻也有所增加。与朱永关以及Andrew
Meharg一起做研究的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兼环境化学家的保罗.威廉说:"我们担心的是越来越多被砷污染的贫瘠土地会被用于种植水稻。"

无机砷在单剂量100毫克可以通过减弱能量代谢的进程使人致死。低剂量长期潜伏对人体的影响更为有害,1980年代初期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一些地方,由于很多人饮用水依赖于被砷污染的水井导致砷中毒,并因此爆发了以皮肤粗糙为前奏特点的如皮肤癌以及膀胱癌等严重的疾病。被污染的水井每升水中通常含有数百微克砷,这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规定的每升水中污染物低于10微克的水平,这一标准被大多数国家通过使用。一些砷自然含量高的地区一直在努力的开发替代供水(Science,2007年3月23日,1659页)。朱说:"数十亿美元用于减少水的砷含量,但即使我们解决水中砷含量高的问题,砷依然会进入大米中。"

麦格拉思和同事上个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的在线报道称,由于厌氧微生物分解得到砷元素,水稻很容易从湿泥土中吸收砷。(其他生长在有水环境作物,如莲藕,菱角,和水菠菜也往往含有砷水平。)朱、威廉和麦格拉思注意到在本月《环境污染》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世卫组织所限制的水中砷的含量相当于每天摄入10
微克的食物。在亚洲,若保守估计为平均每天消费大米200克,研究人员估计稻谷中砷的含量必需低至每千克50微克仍然低于世卫组织所规定水中砷的含量。然而,朱和他的同事报告,世界各地的调查发现,大米中砷的含量普遍超过50微克的阈值甚至可达到400微克每千克。

去年4月,麦格拉思的实验小组报告在英国超级市场中出售的断奶婴儿所食用的米粥中砷的含量令人担忧,这一报告引起了轰动。根据他们在《环境污染》所得的调查结果,所抽取的婴儿大米食品中有35%砷含量超过我国允许值。

该小组即将发布的另两个报告将会引起又一次的轰动。他们发现,健康食品店以及由群众供给国际援助营养不良儿童项目中的大米都有朱所说的米糠中含有高含量无机砷的问题。米糠产品测试的样本来自日本和美国。麦格拉思称他们小组的分析水平是最高的:"他们的研究表明了这个问题的规模之大及国际层面之广"。

食品工业已设法消除这忧虑。例如,去年秋天关于大米中砷问题的新闻在美国报道后,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出售米糠和麸皮提取物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在NutraCea给客户的信中写道:"在美国设立的稻米砷水平含量在FDA制定的食品中砷的限量范围内。美国稻米消费已超过百年,自今还没被报道过一起由于食用稻米而出现健康状况"。威廉认为在美国,食品中无机砷允许的最大量"没有标准"。

专家们提出了几个缓解这一情况的方法。加州和印度部分地区砷含量较低的大米在出售之前可以和一些砷含量高的大米混合再出售。但麦格拉思说:"贫困地区的设施简陋,加上饮食习惯的不同,要混合比较困难。"另一方法是倾向于种植生长在干燥的土地,吸收砷远远少于水稻的陆上稻谷。第三个方法是在培育床上供氧种植水稻,麦格拉思认为,这可以减少动员土壤中的砷,而且"可以大大减少土壤中的砷转移至粮食的量。"但在亚洲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耕作方式。

一个颇具吸引力且可能性较大的方法是调节水稻的新陈代谢。朱说:"基因遗传可以有效地控制砷在稻谷中的积累情况。"十年前,密歇根州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巴里罗森所领导的实验小组发现,一类称为aquaglyceroporins的蛋白质运输砷和其他一些非金属物质进入细胞。在这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汤玛斯雅恩小组上个月在BMC生物学公布了他们在植物中包括在水稻中所发现的aquaglyceroporin的亚科
―nodulin26,如: intrinsic
proteins(NIPs)。小组的一位成员耶德迪比纳特说,有可能会设计实验利用植物验证NIPs能抵抗砷的摄入,尽管由于NIPs会促进重要营养素如硼或硅的吸收,这一实验会比较棘手。罗森的实验室希望通过aquaglyceroporins工程达到区分砷与非金属物质的目的。

罗森和朱所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水稻基因改造工程,利用细菌酶――S
-腺苷-转甲基砷酶,把无机形式的砷转化为甲基形式或挥发性化合物。罗森说:"我们认为,稻米中有这种酶就会挥发砷,生产出的稻米砷的含量自然就会少。"
实地测试很快就会在中国展开。罗森,朱和其他的同事还利用传统的育种技术选择培育少砷的种苗。若这在农场中的试验能成功,任何新品种都将会有令人满意的收益:那么一个有待证实的癌症风险与挨饿相比就会相形见绌了。

萧瀚:真相与立场

1.任何事件,真相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时候,无法得到真相的时候,立场就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2.立场的决定方式很简单,当真相被操控于强势者之手的时候,或者强势者傲慢地拒绝与弱势者平等对话的时候,站在弱势者的立场就是正确的。

3.相对于真相而言,仅仅这样站队可能会出错,但对的概率,也就是接近真相的概率更高,所以应该站在弱势者一边。

4.这种站队的做法由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的基础上,所以出于谨慎和人道主义,可以不针对代表强势者的具体个人提出谴责和批评。

5.由于为强势者工作的具体个人,其所负有的职业职责如果是掩盖真相和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就违背了更高的基本准则,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如果因此而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舆论所批评也是他们应当承受的。

6. 强势者和弱势者会在特定情形下发生地位的转变,因此公共议论的参与者在真相的求索过程中,适时地转变立场也是正常的。但是,这就要非常具体而谨慎地把握,尤其要注意的是对具体的人尽量不能批评错――夸错了没关系。

7.缺乏言论自由的舆论环境,会导致真相被人为扭曲,有义务披露真相的强势者如果不尽自己的义务披露真相,它就应当为此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

8.国人通常喜欢质疑个人行为的动机,常喜欢做诛心之论,这是公共议论中最愚蠢的做法,它将导致公共议论的不可能。诛心之论只有在对掌握公权力者作出时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意味着社会有权利以任何和平的方式质疑。

9.一般情况下,真实发生的行为本身就足够讨论问题,根本不需要去了解行为者内在的动机,对弱势者的正当行为进行"作秀"、"炒作"、"借机出名"之类的诛心之论,正是强势者最喜欢的助阵。所以这种诛心之论,只要是针对弱势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助纣为虐之举。

10.当真相被操控,难以明了的时候,对强势者、掌握公权力者的恶意推测,恰恰可以逼迫他们公开真相,而对弱势者的恶意推定只会雪上加霜,导致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

11. 因对强势者以及公权力掌握者的恶意推定,导致他们被迫公开信息,只有当中立的媒体或其他机构独立调查之后得出的真相,如果是有利于强势者的真相结果,那么,最初对他们恶意推定者,既可以道歉,也可以不道歉,但涉及到具体个人的错误谴责,则应该针对具体人道歉。

12. 出现上述第十一条情况之后,对撒谎和涉嫌欺诈的伪弱势者,亦应当予以谴责,因为他们败坏了公共议论的应有秩序,但参与公共议论者不必因此而在另外的事件中噤声,只要外在条件没有改变,应当一如既往地站在弱势者的一边。

13. 有人可能会说,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做强势者很倒霉,难道他们一定要承受这种可能的冤枉吗?是的,从促进社会权利平衡的角度看,他们必须要承受这种可能的冤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公开信息,而不至于构成对弱势者的侵害。

14. 只要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在真相无法了解的情况下,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应该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作者:萧瀚
2009年3月18日於追�堂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d452.html

卡桑坚赞:达赖喇嘛要求撤军已是过去的事

1959年9月7日,在印度申请政治避难的达赖喇嘛首次来到新德里并受到欢迎

3 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记者上答记者问时说,达赖喇嘛要求驻守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要求在西藏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都离开西藏。杨洁篪反问:"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士吗?"3天之后,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新闻会上回应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的话,也从来没有说过所有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的话。他要求中国外长给出证据。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卡桑坚赞。

中国领导人指达赖喇嘛撒谎

在" 两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法国记者提出的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方面出具有关指责他要求中国军队和非藏人离开西藏一说的证据时,提到达赖喇嘛于1987年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他表示,在这两个文件中,达赖喇嘛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制止汉人迁入藏区,已经进入的则要离开。

此后,中国官方媒体再次展开针对达赖喇嘛的舆论攻势,新华社3月14日的报道称,"这个世界上,说谎话的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说了谎还理直气壮,更罕见的是被戳穿之后还指责戳穿者说谎,并继续编造新的谎言"。

卡桑坚赞驳回中方指责

达赖喇嘛驻欧盟代表卡桑坚赞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此表示,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上述指责都是不正确的,他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外交和国防由北京的中央政府负责。这种认为我们坚持让中国军队撤离西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第二点,所谓所有汉人都不能在西藏继续生活的说法也不对。我们认为,西藏地区必须有能力对藏族以外其他民族流入西藏地区加以控制,以保证藏族本地人在西藏自治区不会变成少数民族。地方机构应该拥有这一职权,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已经面临的问题。像内蒙古自治区,在那里生活的蒙古族人只占居民总数的20%多。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无法保持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认同。"

卡桑坚赞强调说,1987年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是达赖喇嘛在那个时代提出的建议,而现在已经是
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经根据现有的政治现实对20年前提出的两项建议书做出了修改。

卡桑坚赞说:"多年来,达赖喇嘛的态度都是,我们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在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并且在中国宪法法律的框架下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这是我们现在的立场和观点。"

20年前的"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坚持"

他解释道,达赖喇嘛在20年前提出的建议也包括希望将西藏建成和平地区,在和平地区内没有军队驻守,也不设置军事设施。他当时的理由是,将西藏高原建成无军事化地区,以此促成中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卡桑坚赞强调说,这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愿望,并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条件。他尤其指出:"这两项计划中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坚持。比如说,88年的七点新建议中提到,在西藏实现民主,建立有两院制的立法国会,西藏有自己的基本法。现在我们已经去除了这项建议,为通过协商谈判的形式寻找双方能达成一致的解决途径奠定基础。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法律保障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下在西藏实行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曾向中国方面表示过,达赖喇嘛愿意针对中方对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立场观点的所有误解提供一个正式的解释声明。卡桑坚赞强调:"我们建议和中国方面一同通过非正式的会面形式共同协商这项声明的措辞,这样就可以保证达赖喇嘛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方面也可以接受。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这项建议。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官方对达赖喇嘛进行毫无根据的批评指责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不与我们展开真诚对话找一些借口说辞。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指责缺少依据,他们寻找这些借口只是为了遮掩他们拒绝谈判的真实立场。"

作者:洪沙
责编:乐然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106258-293.html

吴邦国回应《零八宪章》:全国人大大步向左

牟传珩来稿/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称: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国内官媒随即纷纷加入,发起反西方议会道路舆论高潮,而政府网站新华网更于当天(2009年03月09日),在其首页焦点头条发表《中国强调其根本政治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的文章。

该文写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用较长的篇幅提出进一步认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文章说:吴邦国强调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是"对某些人鼓吹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作出了明确回应。"

这篇官方应时发表的解读文章,直接点明了吴邦国此番异乎寻常地大篇幅地反西化宪政道路的用意所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这样解析为什么最近驳斥西方"三权分立"的问题讲得比较多时说:"西方有人想把他的制度在中国推行,而在国内也有类似的'杂音'、'噪音'。"

记得2008岁末,正当中共党内外思想、路线斗争烽烟迭起,政治形势诡秘多变,党内派系纷争不止,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之时,《零八宪章》应运问世,一石激起千重浪。不少宪章的联署者出之中共内部,可见党内要求加速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大。由中共退休高干主持的刊物《炎黄春秋》,就发表了一篇《宪政:中国民族复兴的要求》文章,显然是对《零八宪章》政治伦理的背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9岁首,中国在世界金融风暴重创下牛年不"牛",迎面而来的便是央视一场火灾,北方一场大旱和众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以及2000万农民工大批失业,中国大地群体事件四起,正把2009年"两会"推向能否代表民意,推进宪政建设的舆论焦点。

最近以来,中共高层为回应党内外要求其宪政改革呼声,排名第四及第五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与李长春,都相继公开撰文,高调声言拒绝西方多党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春节前在中共理论期刊《求是》撰文指出,"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而分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李长春,此前也在《求是》撰文,强调要讲清楚六个"为什么",其中包括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

而最新一个动态,则是2009年2月9日中共《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宁的政治投机文章《多党竞争不利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绝不能搞》,并迅速被各大官媒转载。此文章的主题就是极力攻击、诬蔑西方多党制。正是在这一来自中南海最高层动员起的反普世价值浪潮主导下,吴邦国此番大篇幅强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蔑视性用语和强力拒绝宪政改革的誓言,不仅标志着中国"人大"的发展道路正在大步向左,而且更暴露了《零八宪章》已获得不少党内人士认同。这种党内外形成的强大政改压力,迫使中共最高层不得不在以应对经济危机为主题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出如此高调回应。

其实,胡锦涛就曾强调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人大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次吴邦国工作报告,更是从人大的立场上向左转舵的一个宣言,内涵是区别"姓资姓社"的本质问题。他在约1.3万字的报告中,分别从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关系、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这三个方面的本质区别,分析我国为什么"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该篇幅约1000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崇德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如此大篇幅来分析"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每次提及这方面内容都有针对性,因为国外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的"老一套"多次重演。吴邦国在这个报告中特别强调:"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在这段表述中,"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容已不见了。可见吴邦国对人大橡皮图章的模糊脸谱又作了一次刷新――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使命,仅是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存在。为了保证这种人大使命永世不变,吴邦国又特别誓言"两个绝不":"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已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存在全国人大代表们,最近两天来为了迎合其首领的左倾宣言,在审议吴邦国工作报告发言中鹦鹉学舌,一致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其实,中国从1908年大清"宪法大纲"到1982年宪法,先后颁布了14部宪法文本,百年追求,命运多舛。然而,中国至今都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反倒成为规定一党执政地位不容质疑的护身符。百年中国立宪的动机,从来不是限制官权,而是限制了民权。历史上的立宪出发点仅是为救国图强,而要牺牲人的自由与权利。正如孙中山所言,要把人民的"公权"暂时搁置起来,"国家要获得完全自由"。自戊戌以来,政府推动立宪皆因"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这便导致中国的宪法历史,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于西式价值的"歧途"。

今天,中共宪法文本又是要人民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背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可叹的是,当下人民的代表大会,却用于拒绝人民的呼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竟用如此长的篇幅反对普世价值,拒绝宪政转型。由此以来,那种想在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框架里,期望中国能够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良性和平转型。

哪怕是沿着阻力较小的渐进方式,稍稍淡化一下党的领导或倡导党政分家,来逐步完成从宪法到宪政转变的和解道路都被堵死。这意味着未来中华民族追求宪政道路将是异常的艰难与凶险。那种希望以节约成本的互动和解道路或如《炎黄春秋》同仁们所期盼的那种"碎步变革"的良好愿望,似乎也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20年的光阴,它带着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故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飞逝而去了。然而,时间的种子,却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每天都盘踞在我们的心头。

为了已经流逝的记忆

艰难的执法――茅山道


20年前那一年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在中央匪民大学毕业之前准备考研,就听到海军大院传来的消息:老头子们要切掉小赵!多年以后我才觉悟过来,因为小赵内定要被剥粽子,所以他的棕叶们就要兴风作浪。

当时我的耳朵一竖,随即就耷拉下去了。回顾86年,我窃据了学生会宣传部的职位和资源,组织《新思社》宣传自由化,在官方阵地呼吁"必须革命",因而受到了校方警告:你再折腾就不许毕业!我的父母都是在大学毕业前一年失去了读书资格,他们的大学梦寄托于我这个三代单传的家族唯一的大学生。86之后,我就渐渐淡出了动乱界,醉心于红楼考据,同时研读佛教哲学。记得有一句佛法:你若干掉一名处女,就等于欠下一条人命;所以不要轻易对处女执法,除非你决定终生为之赎罪。我朦胧觉得这句佛法是对的,但是道理何在呢?我希望能考取招收理科生的商业史专业的拈阄生,从而转向我最终梦想的比较文化学的方向。

那个寒假里,来自满洲吉林的女生A也在准备考研,我就醉心于陪她读书,陪她吃白天的饭和晚读后的冰冻酸奶,渐渐的研究方向转向如何实现第三陪?但是她好像不愿分神。总之,整个留校的寒假,我都在默默的为女生A作好两陪,希望她考得比我好,因而荒废了自己的考,但没有实施第三陪,这点我可以向天安门起誓

开学后的毕业实习,我游说一伙同学男女去江南的道教发源地茅山去考察"高山出好茶",那是我的老家可以找到经商的表兄的赞助。那时穷啊,这等好事让同学们跟随我浩浩荡荡下江南。途中,我集中精力陪游陪吃,挖空心思之后,终于把早已瞄上的女生B诱入我家伏击圈。记得在那个春意盎然的夜晚,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想清程序鼓足勇气,正在试图果断措施奉天执法之际,突然听到有粗重的呼吸声在房门外……心惊胆战出门一看,老爹很严肃地告诫:你不能耍流氓,不能干对人家不负责任的事情,你们很快就是毕业分配了各奔东西!

我怎么有这么个爹?当然,我妈也是多年来严禁我对谁动手动脚。所以今天我灰常地认同杨佳,因为我也曾经象他老人家一样守身如玉。鲁迅说:匪国男人本来大抵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就是因为女人这股祸水――哎!果不其然,我没有成为89之春的发起者,就是因为陪伴女生A考研、陪伴女生B下江南,两股祸水呵!

从江南回到北京,胡乱写着毕业论文。没几天,胡粽子就升天了,我们作为动乱界的老前辈,当然要上墙刷帖子,串联散步,把革命传统示范给下一代。最壮观的就是4.27大散步,我们班在北京所有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跟38军的军车对峙于天安么广场。说起来我们跟这批士兵还是老战友呢!

86年暑假,我们的军训就在38军的保定基地。那时38军的兵哥们对我们可好了,因为有了我们,他们都升官了,士兵是我们的班长,班长成了我们的排长,连长成了我们的营长。记得卧射的时候,我们男生忍不住用刺刀在小腹下面挖个坑。等到女生去卧射,都惊奇的发现每个体位的坑,就问:干什么的?我们答曰:种萝卜的!军训结束分手时候,喝得酩酊大醉,兵们跟我们抱头痛哭,相约再见。

想不到,花开时节又逢君,践约在广场。军车上的兵们,被我们认出来热切地呼喊着:张班长!李排长!...
记得军训的时候,兵哥哥喜欢帮女生整理胸部的武装带,如今女生的泪眼仰望着兵哥哥,我们搂着女生的腰。车上的兵,车下的学生,相互问好,一边拉手一边抹泪。后来他们的首长与我们达成协议:不进广场,沿着长安街往东散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这份学兵之缘成就了4.27――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最为齐整、最为长途的一次都市散步,从海淀走到建国门,再分批原路返回。

回到学校,我又把女生B勾引到知春里的小公园里,试图执法。 可惜,那夜,海淀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灯光太亮,亮得让人不敢作案。一番轻拢慢捻抹复挑,还只得收手作罢。

然后,5.4大散步,5.17大散步,都已经分不出队形了,真叫人山人海。纵观几次大散步,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最早的4.21晚,三个方向的队伍走在西直门桥上,络绎不绝向法大云集,俨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517之后,就是满街24小时的散步,出乎意料还有队伍打着[农民队]的标语。
没日没夜,漫天的彤云之上,飘荡着国际歌的雄壮旋律,但分辨不出是在唱哪一句。那个仲夏,心潮澎湃那个澎湃啊,那是华夏历史上唯有的几天好日子。

那时候,上街的名人太多了。有一位老人家是在躺椅上被抬出来的,旁边有人举着旗子,写着他老人家的字号,好像是巴金?干枯的爪子颤颤巍巍地挥向人群。李泽厚、于浩成、苏晓康…,那些著名的思想泰斗出现之时,冲他们挥手欢呼的人已经不太多了,因为比他更有名的名人早已让观众的手挥累了;像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还记得4.22上午,人民大会堂门前,学自联的头头脑脑紧急聚齐,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尽量大圈,然后蹲下,开会。我在边上看着,立刻觉得这帮小孩难以成事,太缺乏匪气,什么芝麻绿豆都要商量?这种临机决阵的时刻,应该是平常形成的老大说了算的,哪能屎到屁眼门了还开会?平常谁拿钱出来买酒请大家喝,就是说话算数的主儿。不好意思,我在这个民主的时代,还是应该鼓吹水浒那一套。从那时起,我就心里打了退堂鼓,再加上我是毕业生了,不好多折腾。后来才知道,那伙人的老大叫做刘刚,方荔枝的徒弟。

大概是匪民大学选举选举自治会的那天,声望最高的那位候选人老弟,也是好汉一条,在我后面加入学生会办公室的。他老弟大中午的在学校学生会办公室值班,顺便带去一条靓女,热火朝天就在大桌子上执法,结果被俘获了。匪大那地方,是不允许执法的,那些政工老师都是延安时期过来的,看见我们吃香口胶都要严厉训斥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这些本科的未经人道,虽然朦朦胧胧的渴望,但不致于公然动乱。可是各省来的那些干部专修科的大男大女第三梯队的学员,都是食髓知味操作娴熟的,不至于给自己贴封条吧?学校保卫队的队员都是政工干部的乡下亲戚小伙子,警惕性特别强,就有一对子因为执法被发觉被拿下,结果开除了。那天,我鼓励同室的哥们都去参加自治会选举大会,看看是否应该揭发那位候选人?

因为本校的广播站掌握在我们手中,不能服务于一个曾经执法被俘的人,是不是?本校的物资处长原来是我们的班主任[文化名人马悲鸣的同班同学],只有我们才能跟他借到广播设备,理由是勤工俭学倒腾旧自行车需要做广告。

同室哥们都去选举大会了,我又把女生B押进来。有过两次的未遂,进门就痛痛快快先剥成粽子,一边粘贴,一边仔细回忆潘绥铭教授的讲义关于如何执法…突然有疯狂的敲门声。不至于是选举现场的哥们这么快就回来叫我去吧?被迫临阵收兵,开门一看,天!居然是我的表兄,他被老爹委派,千里迢迢从江南赶来绑架我回家。离开学校之前,同班的哥们回来了,说算了还是让那曾经被俘的小弟弟当主席吧,我班的阿洪担任秘书长。

表兄绑架我到了一个宾馆住了一晚。就在那晚电视里的匪帮大会,赵粽子已经被剥掉了,朋鸟宣布不许抽烟。他说:如果再不迅速采取手段扭转当前的局面,无数革命先烈换来滴安全局面,将会受到粘重滴猥亵。记得
85年匪大开学的时候,朋鸟和王老棺材来祝贺,我坐在第一排,正对这个鸟人。那时他想学蒋中正,想要兼任匪大的校长,匪大的匪们很是捧他。王老棺材是在南泥湾种鸦片发家的,但是熬鸦片的窑造的比当代的四川小学还要三鹿,为鸦片服务的张思德叔叔被窑顶砸进了鸦片锅。那晚的王老棺材杀气腾腾,朋鸟的大牙咬得咯吱咯吱,阴毛一样的眉毛倒竖着,喷着高铁军一般的口臭。

表兄说:看看,我来得及时吧?赶紧跟我走! 在他托宾馆的人买火车票的间隙,我又逃回学校,与狐朋狗党去了青龙桥堵军车。
结果又被表兄抓回宾馆,他练过拳击的,抓我像抓小鸡。在宾馆,我遇到一位绝色非凡的女生C,她是实习生服务员。
这个女生C,非常同情集体散步清嗓子的我们,在轮班的间隙,也去广场看帖子。我的衬衫上用丙烯写着[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她以为是帖子就要看。我跟她瞎掰了一通连我自己也不通的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之类的废话,她频频点头作仰慕状,也是相见恨晚。事实上我至今想不起来我跟她都讲了什么,只记得那个宾馆在德胜门附近。

我被表兄绑上了南下的火车后,可以做的便是去茅山的几间学校串联!我的中学同学们留在当地读书的都是活跃人物,我就跟他们讲讲北京的大好形势。聊着聊着,我们就讲起了执法的问题。还是在我们的中学的法律常识课,任课老师姓谢,被我们称作"谢大法",因为当他讲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最高大法,总是咬牙切齿的强调"大法",这个"大法"与我们茅山土话的大发横财的"大发"是同样的入声字,读的时候总是口沫四溅。我们窃窃私语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狠凿爆栗,他说这就叫做执法,就地正法。此后听到"大法""正法",我的脑后总是要复习起来被凿爆栗的感觉。特别是"就地正法""政法委",都让我想起华夏的第一位执法者,秦嬴政,专政文化的创始者。秦嬴政,政法,正法,执法…一连串的爆栗。我们这些中学同学们就商讨,今年会不会遇到1983年那样的大执法呢?

热心的女生D,是我们中学的也是现在大学的校花,中学的哥们都从她身边落荒而逃了。我就设想让老爹把她弄进老头子那个处。老爹也挺中意,作为未来儿媳妇,向上级要了进人指标。我在家跟女生D琴棋书画蘑菇好久,看看电视里的新闻,觉得北京好像平静了,似乎可以回去了。

回京前我为女生C采购了一顶礼物,很大的立体画,椭圆形的玻璃球里面是一对斗嘴的白凤凰,背上了火车,6月2日下午上车。

6月3日中午到了北京,我先到广场找到了我们匪大的耐饥饿队伍,跟哥们打个招呼。他们有在帐篷里拱猪,有在巴士上睡觉,比我还不知道饥饿?为了不打扰他们,我往北走过纪念碑,走到天安门下。民主芙蓉像在那里巍然耸立,很多人仰望着巨大的石膏的芙蓉姐姐,演说阿欢唱阿,还有四大名人,包括大磕巴、龙的传猴…由于他们的演讲是同步进行的,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天安门上的毛尸像好像换了?我在离京之前,毛尸像是遮着的,因为吃了臭鸡蛋。

我想应该把背着的礼物先送掉,然后再回广场,于是就去了德胜门。
到了德胜门的那家宾馆,女生C说你把礼物留下了,是不是想带走我的微笑?我刚准备离开,她又款款地指着她的床铺说你刚下火车好累了吧,就在这歇会儿吧?我就钻入她的香香的蚊帐,等待她也进来是否让我执法?她说她去上班了!居然是让我独自一下午留在她的香榻,当然我要恶狠狠的留点物质,作为梦幻执法的成果。

临晚,离开德胜门,告别了没有执法的女生C--她的美用今天的潮语说简直是温五到位比我入--,想想还是回学校洗个澡吧?

回到学校,洗完澡,凉快凉快,跟我们广播站的同学开始神吹大好形势…未几,爆豆子了,正南面,好像是木樨地的方向,爆豆子噼里啪啦,暮色中的半边天红了,with
一些隆隆的炮声。匪大门口,不知道怎么就有一辆黑色的军牌小轿车翻了,街上不时的有人跑来,身上流着血。

还有个母亲抱着孩子在哭,说是孩子被打死了,看上去大概是个小学生,胸口似乎中了弹。这时候,我才醒了,真是杀人了!而且是乱杀!我班一个同学跑回来,嘴唇被打豁了。那夜,匪大的匪们谁都不敢往外走,光见门前的人流从南往北流。老师在门口傻傻的望着,看见本班的就拖住叫不要出去。

黑夜里我们侧耳倾听,那一系列的声音跟我好多年以后在蓬莱国的烟花节之夜听到的很相似,很难形容这些声音,总之就是劈劈啪啪的…最后模模糊糊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天亮之后,一阵欢呼,大概将近8点钟了,从前方撤回来的队伍举着旗子被迎进校门,一个个都哭傻了。匪大的学生都比较狡猾,一般不打冲锋的。但是老师说,
广场上第一个遭到执法的就是我们匪大的拈阄生程大哥。

我跟两个哥们,跨上自行车出了西门,沿着西三环向南到了公主坟,军博...
天哪,我们就像进了地狱。马路上的水泥分道墩,被轧得碎碎粉粉,中间的钢筋栏杆像蚯蚓一样满地勾曲。军用卡车一长溜几十辆或是上百辆都烧焦了,轮胎的橡胶都化成了白灰,里面的钢丝密密扎扎。还有坦克燃烧着,间或能听到有里面的子弹爆炸的声音。

昨天还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今早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骑车往前,进了复兴门医院,停车棚的地上躺满了人,大概是待救的伤员吧?挨个看过去,全都凉了,都躺在薄薄的一层石灰上。停车棚入口的小桌上,有登记表,写着从尸体身上扒出的证件的内容,来自不同的学校。匪大附中的蒋小弟,当时也在那里凉了。

那一幕永远难忘,就象一大盘淋了西红柿酱的凉拌黄瓜条,满地的瓜条,年轻的瓜条,凉透的瓜条,洞穿的瓜条,血浆凝固的瓜条,...
这辈子还有下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凉拌瓜条吗?

骑车再往前走,哥们三个议论:为什么真的这么大开杀戒?

沿途几次居然看见军人的瓜条,有吊在过街天桥上的,有吊在巴士上的。
我这才知道,原来瓜条被烧烤之后,是会膨胀起来的,圆鼓鼓的,瓜皮一旦剖开,内瓤就会挂出来。天啊,圣父难道不爱中国人,让中国人烧烤的这么难看?
[后来我钻研兵法才明白,这样的围城,只有一两支特别受到信任的冲锋队才有权开杀,格杀勿论,杀完就撤;其他的不许开枪的队伍都为这支冲锋队背黑锅,成为市民报复的靶子。市民暴动坚持了7天!这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二次国人暴动。]

再往前,就是六部口了。路人指着路边的一滩血,说是坦克在这里碾死了人,故意碾的,碾碎了。

在那里能够看见天安门,路却被两辆坦克挡住了。上面的兵,手持刺刀,头带钢盔,看不清楚脸。
我怎么就突然的血气翻涌,腿脚哆嗦着,慢慢地走出人群,走到了可以看清坦克兵的脸的位置。

我冲着坦克,举起手臂,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为什么要屠杀人民...

为什么…

我只记得浑身哆嗦,头脑嗡的一下,便失去了知觉,或者那一直是气血翻涌的感觉?还是因为我有六丁六甲护体?恍恍惚惚之间,是一位北京大妈冲过来,把我拉回人群。大妈哭着说:孩子别犯傻,日子长着呢…

同行的两位哥们,一位就近回家,另一位和我骑车跟着大妈离开六部口,撤向西北。
大妈边骑车边哭着说,她的爱人和弟弟昨夜都被打死了,她的街坊也打死了一个军人。大概骑到灯市口,大妈扭过头,泪满的脸在风中一扭,冷冷的说:孩子,好好活着!扭入一条胡同。

我俩骑车去了法大。哀乐阵阵的法大门口,陈列着几具瓜条,正在举行追悼会。
几辆军车驶来,噼噼啪啪一阵枪声,众人都逃入门内。我趴在树根底下,抬头一望满地狼烟,突然泪流出来。催泪弹?此后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每当熬夜或者欠睡眠就要突然的眼睛刺痛流泪。

回到匪大,也是整夜的军车呼啸,同学们纷纷逃回老家。有一位新闻系的哥们,好像跟我们一起踢过足球,离京之前途径广场,忍不住职业习惯,想爬上大树摄取军用拖拉机的雄姿,立即得到一粒飞砂,坠地,成为我校烈士的第七名。

噤声!

那一年里,我是第三次回江南,然后第三次回北京,领取毕业证书。当然领取之前要洗心革面,表明自己忘记了一切。女生A考取了拈阄生,留京了。女生B决定应该去嫁给一位军人。女生C赶到北京陪我,而我的心思用于筹划如何把女生D引向茅山?

最后一次,全班的嚎啕大醉,我嚎啕着问班主任老师:我不想对别人执法,又不想被别人执法,我该怎么办?老师微笑着:你要么积极争取成为主动的执法者,要么被动接受成为被执法者,第三条道路有么?可能有,但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终于,我捧着金光灿灿的毕业证书可以交给父母了,尽管我免不了从毕业分配的市政府被踢下去好几级踢到一间小工厂,尽管我免不了得到工厂保卫科和中学同学们的多次报告说局里的又来了解你在干什么,尽管我免不了流离江南,流向岭南,流落太平洋之南,一切都为了免于遭到执法。

因为那一年里的春夏之间,我从北京回到江南共有四次,共有四名处女在我的枪口下免于遭到执法。

凡是执法,都是要流血的吗?

女生ABCD,还会出现在后续的叙述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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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 社论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CCP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
"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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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四:见证天安门外六部口的屠杀

89年夏天,我即将本科毕业。学潮初期,我还在实习。5月后实习结束,在准备论文。最初走上广场,是为了好玩,后来意识到这将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而当时身为天之骄子大学生的我们,正置身于历史的风口浪尖。

5月底,北京城似乎渐趋平静,我也回到学校写论文。6月3号中午,突然传来军队进城的消息,听说打死了人,市民抬着尸体游行抗议军队滥杀无辜。直觉要出大事,急忙到学校理发室剪了头发,为的是万一和军队冲突的时候,不会被轻易抓住。然后去食堂吃了面条。大师傅特意给的特别多,叫我们吃的饱饱的去天安门。

6月3号夜里,我留在广场。记得到最后广场上所有灯光熄灭时,我们学校是在纪念碑的东北侧,紧靠旗杆的方位。我坐的位置大约在从纪念碑中央台阶向东数第三根旗杆的地方。大家都把学生证放在贴身衣袋里,以便将来容易认领。很多同学互相交换了家人的联络方式,相约谁能活着出去,一定帮大家带个口信。有人拿出桶装的可乐,再把口罩浸湿一次,好抵抗催泪弹。我们几个男生把包里的饼干糖果凑到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我们都没有害怕,尽量地坐在前排,以保护后面的女生。大家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之后好像是侯德健劝说大家撤离。

灯光再度亮起,清场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身边站满了戴钢盔持枪的军人。坦克聚集在广场的北面排成一行,炮口指向我们,并开始碾压帐篷。有军人向纪念碑的浮雕上射击。那样近距离的枪声,听起来像舞台剧的效果。稍后,女神像被推倒,大约在4点多钟的样子。不时有流弹擦着我们头顶飞过。这时站起来就有被射中的危险。身旁一位女孩,用笔记录着当时的每一步骤和时间。我们将她围在中间以防被大兵发现。

我们学校撤出广场,到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时候天刚亮,大约在5,6点的样子(我记得走过纪念堂的时候天还黑着,是在灯光下走过军队和坦克拦出的狭长通道,撤出时有军人殴打学生,还记得耳边军人的嘶吼和女生的哭声)。大家手挽着手,一辈子再也没有和谁这样生死相依地紧紧靠在一起。当和另一队学生相遇时,我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说,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久久对视,目光里是彼此的鼓励。他沉默,但他的手,死死地与我相握,直到两条队伍分开。

我们刚撤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身后广场上响起密集的枪声,持续了至少5分钟。当时很多同学都要回去看看,被市民拼死拦住。枪声过后广场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也成了我心中近二十年的谜。但是,六部口的屠杀我亲眼得见。

当时我刚走过音乐厅,突然好多自行车从长安街飞速拐进来,骑车的人高喊,往后退往后退!紧接着催泪弹和密集的机枪弹雨就一起来了,我身边一个穿白衬衫的瘦小男生好像是腹部中弹,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血光四溅。

我家住得不远,路也熟,不顾身后的硝烟和子弹,拉着一个同学穿胡同奔到宣内大街西单路口,有几个骑车的学生哭着拦住我们说,六部口压死好多人,让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本校的同学。我们就又沿着长安街北侧拼命往回跑,这时坦克又冲过来了,烟幕中听到有人喊:坦克编号是106,大家记住!我们躲在电报大楼外的一堆砖头后面躲过了扫射。浓烟滚滚中,清晰记得枪口的火光。这一轮机枪和催泪弹过去,我看到音乐厅路口的铁栏杆被压成麻花,路边学生的尸体是成堆的。我的身体止不住地一直抖一直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北京6月朝阳下刺骨的寒冷。我想,大家至少都记得自己学校有多少同学没能回来吧!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学校30几个学生用军大衣和草帽,掩护了一名年轻的德国记者,使他得以在枪林弹雨中拍下自军队冲出大会堂,坦克碾压帐篷,推倒女神像,直至大家开始撤离的过程。出了广场,我们把泪流满面的他托付给市民,大家说,把摄像机扔了,否则再碰上军队会太危险,但是,舍命也要帮他把录像带传出去!在这里,向我那些勇敢的父老乡亲致敬!

学校在东边,不能跟着大队走,我和同学两个人穿胡同。公用电话前排着长龙。可一听我们说想给学校报个平安,大家马上闪开让我们先打。一群市民把我们领进院里,关上院门,端来热水,要我们给讲讲广场上的事情。路上,好多市民要给我们吃的,还有人非要给我们钱,关照我们安全的路线,嘱咐我们快点安全回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爷子,摇头感叹,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城的日子里,都没这么杀过人!

那天夜里,我的自行车放在南池子。以后的几天,北京大雨如注。6月8号,天刚放晴,冥冥中觉得一定要去取车。出门时,我妈怎么也拦不住,在身后喊:我们揪着心等你回来!汽车不通。乘地铁到崇文门,刚走下北京饭店南侧的地下通道,发现通道的另一头是武装哨兵。回头已来不及了。我停了一会,紧盯着他,一步一步走了过去。他的手,握着冲锋枪,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到了南池子,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整整齐齐地靠在街边,显然有人整理过。三三两两的附近居民在小声聊天。我开锁推车,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把我挡在中间,说:"你是广场出来的学生吧?这几辆车,我们守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车的主人还在不在。有人来取就好。哥们,别害怕,好好儿活!他们长不了!"他俩一直护着我穿过长安街。西边100米开外,就是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

我的车,不能骑了。车胎破了,一颗子弹,从车后右方打来,把车铃的螺丝打掉一半,然后从车把后面钻进钢管,又从前面钻出来,在车把的前方打出一个放射形的大洞,不是我们想象的圆型弹孔,铁皮向外翻出来,形成一个个尖锐的角,明显是炸子的痕迹。不知道这样的爆炸力要是在落人身上,会是怎样的血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修车大爷帮我补好车胎,执意不收钱,说:"学生,赶快把车把换了,马上要大搜捕了,这车太招眼!"

回到家,我妈看见车就哭了,说:"你没看见的它看见了,你没听见的它听见了,它是替你挨的子弹啊!可惜,它就是不会说话!"妈是识大体的,没有让我把换下的车把丢掉,而是冒着风险藏了起来,说,迟早有它见天日的时候!等到那一天,妈妈就是再不能喝酒,也一定和你们一起举杯!

出来时,实在无法把这样一件铁证带出来,所以它至今还被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定能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毕业前,照例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检讨,写经过,写认识,人人过关,并承诺决不秋后算账。我因为绝食后期曾带同学找校办要求学校出车把绝食同学接回学校,而被重点监控。当时想把一切自己承担下来,赶快让其他同学过关算了。我们系的辅导员,在系里的会上说,在座的都是好学生,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你们没有做错事。共产党说不秋后算账,不能相信啊!他哪次没有算账!同学们不要太天真!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毕业,工作,没有的事情谁也不要写!这些都是要进档案,跟你一辈子的!

那位部队转业的辅导员,因为学历普通,平素并不特别受大家的敬重。但在那一刻,我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大哥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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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专访 藏人领袖噶玛巴

1999年底,西藏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事件,年仅14岁的藏传佛教噶举派领袖 -- 十七世噶玛巴出走印度。

他是目前唯一一个同时得到达赖喇嘛和中国官方认定的主要藏传佛教领袖。

过去9年多,外界(尤其是华人)对于他在达兰萨拉的生活所知甚少。经过多番联系后,我终于在他的驻锡寺采访了他。

进入会客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壮实的青年。虽然被认为是藏传佛教排名第三的领袖,但他丝毫没有架子。

得知我来自BBC中文部之后,他马上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经常看BBC中文网。"

出走之谜

寒暄几句后,我们进入了正题,我首先问他:当年出走是自己的决定还是受到别人的影响?

他说:"出走的决定主要是自己下的,如果我不决定的话,没有人敢替我作决定。"

谈到出走原因,他表示,首先是由于他的上师(相当于师傅)都在印度,因此要去那里学习和传承。但多次向中国官员提出去印度的请求都被驳回。

此外,他还担心如果留在西藏的话,等到18岁成年后,可能会被任命为人大副委员长或者政协副主席等位置,从而被迫发表对达赖喇嘛的坏话,或者在西藏问题上说一些中国政府想听的言论。


每个藏人都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我也很期待这一天。
十七世噶玛

他还表示,从小就接触很多外国人,因此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是怎样的,无奈在楚布寺的时候,连到西藏其它地方的自由都没有。

在中共统战部的网页上,迄今依然可以看到新华社发于2004年、希望他"早日回国"的文章。

对此,噶玛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每一个西藏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一天。"

继承悬念

近来不少西方主流媒体都纷纷推测说:一旦达赖喇嘛圆寂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流亡藏人的精神领袖,或者至少在15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成年之前,担任摄政。

噶玛巴指出:"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民主化,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按照传统的规矩,一个大喇嘛接一个大喇嘛。"

我再三追问他有没有可能担任摄政,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能够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竞争),有更多的选择。"

他强调自己带着平常心,想做一个普通的精神领袖。虽然有责任帮助西藏民族,但是不一定要做一个这么显要的人物。

其实达赖喇嘛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也避免直接回答是否会挑选噶玛巴为继承人,而是说还有很多潜在的人选。

此外,传统上噶玛巴被视为在藏传佛教中第三位最重要的领袖,仅次于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而我在达兰萨拉街头纪念品商店或者寺庙看到的画像,除了达赖喇嘛的就是噶玛巴,还有很多两人合影的相片,噶玛巴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目前藏传佛教四大宗派领袖都在印度,黄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已经74岁,另外的尼玛派和萨迦派的领袖也年过六旬。

客观来说,生于1985年的噶玛巴最有机会在未来成为藏人最重要的精神领袖。

中藏桥梁

谈到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路线"目前与北京陷入了僵局,噶玛巴认为这是北京不想沟通。

他说:"所以只能等待机会,等中国内部更加开放、民主,到时候'中间道路'可能会有机会,因为这个政策强调的不是分裂,而是留在中国内。"

我问他,既得到达赖喇嘛和中国官方认定,而且又能够讲流利的汉语,有没有想过当两者之间的桥梁?

他说:"我也很希望中国和西藏的政治问题能够尽快的和平解决,因为这对西藏的未来很有帮助,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也有利。如果有这个机会,我愿意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在采访中提到中国政府时使用了"国家",而谈到1951年解放军进入西藏时则使用"解放西藏"这个词。

无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也许都能够从一定程度反映出他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没有那么反感。

此外,在整个访谈中,他也多次毫不掩饰地提到自己非常热爱中华文化,从小就对汉人非常有好感,"好像自己以前是华人似的"。

在我这几天接触到的流亡藏人(无论政府官员或者民众),都对中国政府十分不满,而噶玛巴这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在流亡藏人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北京迄今一直怀疑"达赖喇嘛集团"的真正意图是"分裂国家,西藏独立",双方过去的八轮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假如有一天,这位爱看金庸小说、渴望做《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的噶玛巴成为藏人的精神领袖,西藏问题是否会出现变化?

问:你的中文是哪里学的?

答:在西藏时只学到小学五年级,来到印度后自学,没有老师,主要透过跟人谈话。可能是对这个文化蛮有感觉,很特殊一种感情。

问:就是说你觉得中华文化很特别?

答:对。我以前在西藏时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好像觉得自己以前是汉人一样。

问:听说你最近还开始学习日语,是吗?

答:学了一点点,还学了韩语。

问:你对学习语言是不是特别有兴趣?

答:来这里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语言上的沟通,比较困难。比如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外语的掌握能力没那么强,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所以我想学他们的语言,以便与他们很好地沟通。

问:每天时间怎么分配?

答:有时候只能睡几个小时。晚上一人静下来的时候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比如写写诗,主要写藏语,偶尔也写点汉语,还有做点翻译。

问:1999年底之所以离开楚布寺,是你自己想了很久的决定,还是受到别人的影响?

答:没有想很久,大概构思了几个月到一年,最终的决定主要是自己下的,如果我不决定的话,没有人敢替我作决定。

问:在你离开西藏之前,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中三个教派的领袖都已经在印度,可不可以说你的出走印度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答:这个是两回事,不能说他们在印度,我就要来。身为一个教派的领袖,我应该去把这个传承延续下去,而这些传承的上师都在印度。

另一个原因,我们有一个担忧是,(如果留在西藏的话)等我18岁成年后,国家、中国政府可能会给我个政治上的地位(记者插话:比如人大副委员长或者政协副主席),或者像班禅大师那样,慢慢要说一些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坏话,或者在西藏民族问题上可能要说一些中国想要说的话。

另外,我从小就接触很多外国人,因此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是怎样的,无奈在楚布寺的时候,连到西藏其它地方的自由都没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每次都邀请我
去他们国家看看,所以最后终于下定决。

问:我这里有一份新华社2004年5月发表的新闻,上面引述你离开楚布寺时留下的信,表示"不是背叛国家"你有写这封信吗?

答:有。是我自己写的,我也强调了不是被判国家,更不是说我是藏族、要跟汉族分裂。

问: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引述楚布寺的老喇嘛说"非常期待你早日回去",这也可以说是代表政府的意思,那么你打算回去吗?

答:目前西藏和中方关系不太好,从去年3。14事件后都变了……现在的情况有点乱……每一个西藏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也很期待着一天。

问:你是目前唯一一个同时得到达赖喇嘛和中国官方认定的主要藏传佛教领袖,而你又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你有没有想过当两者之间的桥梁?

答:我还没有想到过一定要做什么桥梁,但是我也很希望中国和西藏的政治问题能够尽快的和平解决,因为这对西藏的未来很有帮助,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也有利。如果有这个机会,我愿意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问:达赖喇嘛说过,他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弱,但对中国民众和全球华人依然怀有很大期望,他也希望能够再访问台湾。你是否也会更多的接触华人,想不想去台湾呢?

答:台湾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台湾人都认识我,可以说很亲切,我也很期盼可以去看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小就对汉人非常有好感。

问:喜欢看华人电影,比如成龙的电影吗?

答:我生长在"解放西藏"之后的中国,因此从小就有机会看很多中国的电影,当然也包括成龙的电影。

问:近来很多媒体都猜测说,一旦达赖喇嘛圆寂的话,你可能会成为流亡藏人的精神领袖,或者至少在15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成年之前,担任摄政。虽然你也多次重申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由于你是四大教派中最年轻的,你是否也想到自己无可避免地可能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答: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民主化,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按照传统的规矩,一个大喇嘛接一个大喇嘛。

问:有没有担心过,一旦现在的达赖喇嘛圆寂后,会出现两个15世达赖喇嘛(一个由北京认定,一个由达兰萨拉认定)?

答: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料到,达赖喇嘛可能会任命一个摄政,也许那就会减少这方面的问题。

问:那这个摄政有没有可能是你呢?

答: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能够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竞争),有更多的选择。

问: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准备好了吗?

答:我没有怎么准备。我带着平常心,想做一个普通的精神领袖。当然我有责任帮助西藏民族,但是不一定要做一个这么显要的人物。

问:你来印度已经快十年了,最开心的是什么?

答:(思考很久)……这个大问题我还没想过….最开心的是可以会见更多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问:离开西藏这么多年,有没有想念他们?

答:在西藏的我的同胞们,他们都很想念我。我常常会把他们记在心里,心灵上同他们沟通。

问:你认为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道路"行得通吗?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吗?

答:无论用什么方法,我觉得彼此的信心最重要。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差,信心很低。无论流亡政府按照北京的要求,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很难解决西藏问题,因为他们(北京)不想沟通。

所以只能等待机会,等中国内部更加开放、民主,到时候"中间道路"可能会有机会,因为这个政策强调的不是分裂,而是留在中国内。

问:你被认定为17世转世灵童,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假如日后成为达赖喇嘛的摄政,可能也不是自己主观意愿,可以说你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你会干什么呢?

答:一个人不是一开始时就可以选择,我小的时候就没有选择,从小就被任命为领袖。后来慢慢开始找到自己的选择,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来到印度后,很想自己云游四海,就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面的令狐冲那样。

问:金庸的小说你都看了吗?

答:书看得比较少,主要是看香港和大陆拍的电视连续剧,《鹿鼎记》(梁潮伟和刘德华版本的)也很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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