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9日

无法革除的陋规

康熙时期,一个叫做白潢的官员到江西当巡抚,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遇到下级送的各种陋规,不知咋办。他列举的陋规主要有五项:1.节礼,是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5000两。2.漕规礼,粮道衙门所送,每年4000两。3.关规礼,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2400两。4.盐规礼:每年10000两,盐商所送。5.钱粮平头银,每年8000两,布政使衙门所送。这五项,总共74400两。

事实上,这位白潢并未列出所有的陋规,因为按照雍正皇帝时期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河南巡抚一年的陋规达到20万两,相当于今日6000万元人民币。作为从二品的巡抚,定额工资是每年150两银子。20万两的灰色收入与150两的工资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巨款并不是全部归入巡抚的口袋,有一些是要留作衙门的办公经费,即使是一半装入自己的腰包,那仍然是一笔让人无法想像的巨款。

明清时期,官员工资低微,但日子照样过得阔绰。他们并不主要依靠工资,他们有自己的生财之道。人们私下把这些生财之道叫做陋规,就是鄙陋不堪,拿不到桌面上的非法收受。白潢给康熙的报告,当然只是列举了显著的几种,其中最具普遍性的应该是过节礼和平头银,这是任何一个官员都会收到的。过节礼是"三节两寿"时下级的进贡,而平头银之类是对农业税额外加收的所谓耗羡之类的节余。这些钱,其实是从县长到皇帝,人人都有份的,但最终都是来自对百姓的榨取。
官场的陋规之多,无法统计。有权力的地方一定有陋规,陋规就是权力的利息和利润。中国人都熟悉了、习惯了、见怪不怪了。但是,当与外国打交道的时候,国外商人既不熟悉,也不买账,引出许多麻烦。

清朝进出口关税并不重,但是正式关税外的勒索却特别多。英国商人在广州的粤海关饱受勒索,就绕道去宁波海关。宁波海关因为生意少,还没有形成复杂的陋规。英商去宁波,却让广州的粤海关生意流失,正式的关税完不成任务,私下的陋规也大大缩水。广州方面就向朝廷禀报,要求增加宁波海关的关税。但宁波关税增加,也比粤海关的额外需索要少,英商仍然不来粤海关。乾隆皇帝只好下令关闭宁波海关,只许广州粤海关与外商交易。

饱受额外需索之苦的英商决意向中国衙门反映海关敲诈勒索的情况。但是,无论是他们的投诉还是告状,都非常困难。外国人不能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投诉只能由中国商人代送,但中国商人没有人敢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外国人写成的状子,中国人也不敢翻译成中文;当时清朝政府还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为的就是防止他们使用中文向官府告状。

即使这样,一位叫洪仁辉的英商,还是把状告到了朝廷。他给天津知府交纳了2000块西班牙银元后,托这位知府把状子送到朝廷。乾隆虽然查处了几位官员,但是也判处告状的英商洪仁辉三年圈禁,然后驱逐回国。清政府又追查翻译状子的中国人,把与洪仁辉有往来的中国人刘亚匾斩首示众。这样,外商再也不敢告状,中国人也更不敢帮助外商了。一位法国人当初就慨叹:"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告状也解决不了敲诈勒索,在乾隆大寿的时候英国派出马戛尔尼祝寿使团,期望能够和皇帝商谈如何解决这些贸易纠葛与摩擦。结果因为使节下不下跪的问题谈不拢,马戛尔尼铩羽而归。

在这样的不断摩擦中,鸦片战争爆发了。鸦片战争显然与陋规脱不了关系,国内学者洪振快在其新著《压财政》一书中就把鸦片战争归结为陋规之战。战后的《南京条约》明确写上了这样的条文: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便加收,则例要公开。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交易常识,却一定要写入两国正式的条约,只能说明英国人对于中国海关无限需索陋规的恐惧和戒备。

鸦片战争注定是场打不赢的战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后写给包世臣的信中说,广东的水师最为优秀,但是他们的收入中99%来自"土规"(即鸦片贩子送的好处费),他们如果卖力作战,禁绝了鸦片,就等于失去99%的收入。因此,让他们与英军拼命,从道理上讲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或许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另一颇令人扼腕的解读。

陋规的影响和危害如此巨大,以致要革除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朱元璋严刑重罚,无效。雍正皇帝给官员让步,把本来不合法的陋规如火耗,羡余之类合法化、正规化,归入衙门办公经费,又大规模提高官员的养廉银。养廉银的标准达到官员正式工资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但原有的陋规合法化后,新的陋规又源源不断地产生。道光皇帝时期收受陋规更加疯狂,道光皇帝下决心要整顿,但遇到强烈反对,只好作罢。直至清朝灭亡,陋规并未改观。今天,陋规与权力仍然如影随形,实权人物过年收几十万元红包是稀松平常之事。

(参见:洪振快《压财政》,【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等)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梁发芾
原文:http://liangff.blog.sohu.com/109718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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