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

白宇极:极权政权中被夸大的大多数

在极权制度之下,没有比极权更大的暴力,只要极权制度存在,它也是最大的制造暴力的根源,由它而来的暴力所幻化的面貌虽然多种多样,但无不如它一样,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它蔑视人的核心价值,永远被暴力所伴随,它以此威胁人类,使之屈服于自己的价值理念。在它们的思想价值理念里,人的生存永远是要占次要位置的。或者说,人的价值被推出现实空间之外,而加诸于将来之希望。

对于现在而言,将来就是一种乌托邦,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出现,这种推出现实导向未来的手法最典型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历史法则,它以世界为赌注,充当造物主的角色,把社会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进行五年十年或更长远的计划,以期实现自己的想象。当然,人的思考是有限的,它的思考前景往往正如伯克所断言的那样:「我们的视阈及我们的周遭的一切都将不断的萎缩,直至把我们的所思所虑最终限制在我们的心智所及的范围之内。」这里最要紧的弊端就是把一种物化的理论作为最高价值,并由此否定多元的存在,否定人的主体性,否定人具有思考和行动的天赋自由权利。极权制度下通过迫使或毁灭掉不同意见者来达成自己的意愿的行为和恐怖组织并无不同,诸如极权的衍生体极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等,也无一例外的都带有着这样的特征。

毫无疑问的是,在极权存在的情况下,要解除暴力迎来良好的社会秩序首先就是要解决极权。但是现在却有另一种声音逐渐响起,即是所谓大多数人的暴政,这种人把大多数人暴政作为一个普世的理论验证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而无论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多数人暴政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否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呢?

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理论诞生首先得自于民主在世界的生成,相对于民主所守护的价值,由直接民主所演化出来的暴政容易成为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但在传统社会和极权社会,大多数人是沉默的,或者说,大多数人并不具有多少的政治自由,如果不是因为长期的不公正和邪恶造成民众以极端的暴力抵抗强权,从来都是群体性的在某种国家力量下所进行的狂欢。但这种狂欢被权力控制和引导,它决不代表在这个国家里由多数人掌握权力的选择权利已经形成,或者大多数人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且对极少数人形成了压制之势。恰恰相反的是,在极权社会里政治暴力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永远是不透明的黑色政治,大多数人只是作为观众而存在,甚至相当一本分人毕生都不曾享有过任何的政治权利,更不用提对少数人形成压制。在这里,能够形成极端的暴力力量的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人如果具有了暴政的能力,首先不会安然对待这种局面的就是极权政府当局,那么国内的形式早就动荡不安了。所谓「大多数人的暴政」,在极权政治下的安定团结局面下,永远不过是臆想而已。

随着世界的发展,网络作为一种力量日益强大,因此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构想又被引向网络。这诚然是一种独特的想法,网络毕竟是虚幻的,这种空间的占有在现实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弱,在实际上,它根本不具有和后极权力量对面抗衡的对称能力。网络充其量不过是得到了相比于现实而言要更多一些的言论空间,从而在某些方面对现实形成了有限的监督和批评,或借此来传播在现实世界不义的事情,以及自身愤怒的声音而已。

最重要问的是,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毫无疑问,网络不可能对现实具有决定作用,在网络 ID
后面的人也一样,他不能在网络上对现实进行实质性干涉,只能止于言论,而不能作出行为,无论是就现实程序还是结果而言,网络都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提出各种质疑和思考,但最终的行为还是要落到现实,现实的行为都被极权政府所操控甚至网络作为现实载体也被包含在内,大多数人的暴政又由何而来呢?

刘涌案的炒作被当成民意的暴政取代了法律程序的标本,但在诸如黑龙江宝马案等等情节里面,民意一样高涨,而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刘涌案仍然是场不透明的政治抉择行为,并非每一个环节都在民间的视阈之内,恰恰相反,只有作出来的片段被赋予意义而显现在民众眼内而已。在此时,民意为什么看起来占据优势本身都是一个问题,多数人的暴政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因此那些说「多数人的暴政的人」如果不是无知,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是要求政府以强权改变目前在网络和现实中日益显露出来的民意力量,来保持现存的执掌权力精英或政府幕僚的独特身份。这种目的是可耻的。在民主到来之前,所有对极权视而不见却要绕开极权而把目光投向其他的领域者,都无疑带有某种值得怀疑的心境,甚至可能是在为极权辩护,为极权的存在而贡献力量。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不过是一个炮制出来的虚假噩梦,与此同时,更多的为极权而张目的理论也将甚嚣尘上。但无论如何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怎样狡辩,极权也是罪恶的。没有什么可以为其辩护。

之四:极权社会之第三方向的抵抗

2005 年

波兰人米尼奇克盛赞天主教对波兰公民社会的保护作用,认为天主教虽然在道路上并非绝对可取,但它以来自世俗之外的权力,维护了波兰社会被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了的民族尊严。在实际上起到了对抗非人化制度的作用。

波兰天主教的抵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范本,它放弃了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武装抗争或暴力革命。而采取了温和的、消极的态度维护人民最柔弱的部分,保障社会的真实不被彻底渲染变质,保障受到非人化政治影响的弱式群众的合法权益。从一个较短的时间看,波兰天主教的力量似乎捉襟见肘,处处受到压制,但在长远的背景来看,却正如米尼奇克所言,它是伟大的,它多次成为了波兰自由精神血脉的最后避难所。在一个社会里保障了一种在传统中诞生并执拗生长的力量,以宽大而有力的姿态对抗不公和不义,有别于左右两种对社会抗争的方式,我将之称为第三方向的抵抗。

社会的成熟有赖于各方面的力量,是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相互促进、乃至相互保护的结果。要达成第三方向的抵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一个有希望成为自由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基础。人民对什么表示尊重,将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主流走向。崇尚和平的民族,自然不易发动战争。而崇尚暴力的民族,自然容易控制权力,而很难和民主靠近。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保证人民的价值趋向?

这个问题关联移风易俗,非常难做。我们明确的得知,中国在长久的历史中,已经习惯于帝王的野蛮统治,只有在遭遇天灾和强大的人为暴力,生存不再能够保障,才会往往接竿而起,进行战斗,再造一个帝王。这似乎已经成为规律。在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中,简单的概括为暴君统治
―― 暴民动乱 ―― 暴君统治,这样一治一乱的循环(对比之下,东南亚地区似乎基本都有这样的问题,在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大致可以看见越南和缅甸人民的起义,和中国非常类似)。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里说,中国「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基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些说法意味着,中国自古是一个遵循暴力至上的国家,这一点深入到这个社会的骨血,也被我国民传习,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构成理性。所以也可以模糊的认为,倘若中国打算走出暴力革命的循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要重建民间文化环境,重建民间群众的群体理念,破除中国文化中暴力优先的传统,并建立起非暴力抵抗的良性传统。

但非暴力在中国往往没有前途,每当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就会极快的被权力强力扼杀在萌芽之中,直到持续到人民无法容忍,被迫迎来暴力革命。这就有一个问题,谁来保护采取非暴力的人民?武器还是鲜血?成都王怡在一个节目中提到,美国电影《佐罗传奇》里面有一个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公民投票的场景,一些黑社会跑出来阻挠选举,人民呼唤佐罗,于是佐罗就蒙着脸,出来救人了。他接着问:「我们的佐罗呢,佐罗在哪里?」英雄救世是一个理想,我们没有佐罗呼唤佐罗,我们有佐罗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来保护佐罗。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人民都是佐罗。这样说有一个含义是必须表明的,就是和传统的中国「平均」也或平等的理念不同,它是单向度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把高层次的成就拉低,比如把有知识者拉低到流氓无产者所享有和要求的公民位置上去,而是把流氓无产者拉高到有勇气的现代公民层面上的努力。因为毫无疑问,一个流氓无产者治理的国家势必带有流氓无产者的无赖特性,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者也势必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前哲曾有言,最坏的社会政体也比黑社会治国强。用黑社会来治国,就不是良币淘汰劣币的趋善社会,而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社会构造。

因此所谓造就佐罗社会,就需要培育人民抗争的公民理性,进行合理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对独裁权力进行提防和抗争。这个努力中国已经走了一百年,但多数时期被暴力充斥,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人民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当然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者一无所获,恰恰相反,长时期的被蒙敝,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它提供了教训,提醒了歧路,现在的问题只是需要返回来,重新接续正确的路而已。

米尼奇克在另一篇文章中称要再造公民社会,但「再」这个词用在中国并不合适,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真正的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民,更不消说公民社会了。倘要造就公民社会,首要一点乃在于造就的社会公民。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虽然自从天朝和西方的战争战败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就开始寻找重回大国之路的方式,而且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的现代公民之路被无数人多次探索,现在问题重新提回来,仍是如何造就我国的「新民」?

梁启超东渡日本,游历西国,提出这个说法,可惜的是梁启超一直不肯放弃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虽然它很清楚这和西方理念几乎有根本的分歧。不过梁启超还是点明了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是从属关系,是以家庭为基础场,向外拓展,完全没有界清公域和私域的问题,也没有分清政治领域内的个人权利,它是模糊不清的。中国没有作为独立意义的公民,政治意义上的个体较多关联家庭和宗族,因此中国只是作为群界而立足于政治领域,只有公「家」或公「族」,却没有公民的存在。

在中国,一般而言,一个原子式的无任何亲情的个人基本是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的。毫无疑问,政治制度的建设与立足于政治制度之基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要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要破除中国的群界政治文化,就意味着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损伤,尤其是儒家伦理。不过,这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我们再推进一步,按照张颢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立国较多着眼于操作方面,而与政治制度无涉。所以我么可以退一步,从仅仅是儒家政治伦理里对权术掌控方式的破除入手。这对于制度的变革固然影响很大,但最主要的仍然在于限制权力的手段,它既不意味着儒家大权独揽,也不意味着全面变成基督教治国,作为有限政府的包容不是弃绝和排除,而是宽容和拯救。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被人笼统的提为「外儒内法」。实质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关联只是表层和内质的关系,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和内涵,也具有独备的政治构造。中国自秦郡县制结束封建制之后,就基本步入君主专制社会,凡近两千年来,君主独统的局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中国社会的政治运转有赖于各方面的力量相互抗衡,但他并没有否认,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可以为一个集团谋取利益,同样也可以剪除一个集团。因此黄仁宇提的很清楚,中国是一个缺乏中间阶层,政治机构体系呈现平面化,是「君统」或者「官统」的社会。社会的运转是为了「治民」,财富和权利的流向和权力的构成成正比,这样的结构也注定「它会是一个以求稳定为主的扁平化社会」。与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现代民主社会总体以民治、民有、民享为主线。主体是要给民众自身以自由,保护民众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倘要实行儒家政治伦理里对权术掌控方式的破除,应该是将中国的主体和客体颠倒,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决定制度的呈现形式和未来走向。这将表示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控权力,同时又被民众限制,从而形成根本的利益制衡体。保证社会局面的平衡和稳定,为民众造福,这样既符合中国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民本精神,同时也融入西方的民众的个体权利观念,与传统政治结构唯一不同的只是:执掌权力的不再是没有限制的少数人,而民众只在被启蒙利用或者「愚之」的位置上,重要的变化是民众出于自身的考虑,提供权力给予上层契约式的运用,在此过程中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造就公民以形成第三方向的抵抗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千年治统的局势注定决定接受这种反抗形式的依然只是少数人。这就无疑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实施这样反抗形式的人或者人群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生活中生存下来,并有所成就。二是如果这群人成功,如何保证权力不象以往一样,缺乏制衡,仍然走入权力专制的老路子。

中国的专制政权一向是一个野蛮的制度形式,它反对异端的方式以肉体为目标,以愚众御众为主线。从精神上形成控制民众生存资料的基础上,以残暴和恩惠对反抗的人群实行分化,以稳定以往安定的生活为诱饵和威胁,捉拿领袖人物。对于领袖人物或者极小群反抗者,采取肉体杀戮、刑罚、以及用合法秩序内的官员位置为饵,加以消灭。最危险的然而是最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国并非没有踪迹可寻,历史上偶尔也会出现以这种方式抵抗王权的人物,比如说嵇康等人,但在漫长的专制世界中,基本都遭遇了蛮横的屠杀。这当然来源于国家屠杀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大概相同。

中国具有对抗政权实质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大体源于道家的思想,以前有过的怀夷狄华夏观念的虽也存在,但民族主义观念的抵抗毕竟与民众牵涉较少,而且在长久的发展中,主要针对外敌政权,而非本国政治制度,甚至多有在儒家的范畴内被解构的样式。道家在传统专制时代,每当政权衰落,都表现出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反抗。这应该来自道家本来含有的自由观念。自老庄以降,君权并不被道家看作此世终极权力顶峰,和儒家不同,道家从来没有为秩序负责的思考,因此道家的思想具有彼世的思维。这样无疑保证了丰富的非君非尊思想的发展和延续,也保证了对抗所具有的思想渊源。然而道家脱俗,不如墨家有组织,事实上,有组织的墨家在绝对繁荣的形式下,因为秦一统竟至逐渐衰亡,民众组织作为专制社会中的最大威胁,自然是不能被允许的了。

在现代,与过去不同的是,国家的界限虽仍旧存在,且比以往更加清晰,但却不再能如以往一样为所欲为。由于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发展,在世界逐渐得到普及,它将不得不考虑其它国家的影响,随意的屠杀人民是否是值得,并以此如何能够寻求维护自己的更大利益。源于武力的慎用,这给了崇尚自由和正义的人们以机会,非暴力的民众不服从这第三方向的抗争才有了走向前台的可能。

当然,这仍然要建立在这个国家愿意融入世界的前提下,极权社会是不具有这样的理智的。极权社会的兴起,比如希特勒时代,因为源起于武装组织和欺骗,这决定了它势必把所有的资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控制可能的供应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物质,明确的宣布不服从者不得食。服从者就要遵循游戏规则,自我杀戮或者杀戮他人。自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缺乏,极权者掌握的力量却空前强大。人民变成了一种掩盖掠夺或杀戮的正义名义。这和现代社会的进程不尽相符,野蛮的行为更犹如倒退向远古,如我们所知,极权主义的兴起同样出于底端,同样成功源于组织,面对极权主义的极端暴力形式,似乎只有暴力可取。

但第三方向反抗不同的是,它不要求武器,也不要求武力夺权。恰恰相反,它是和平的,可谈判的的。不以杀戮和谎言为目的,不主张靠告密来成就的形式。它源自于一种光明正大的请求,不需要掩盖自己。这恰恰是所有黑暗政权所缺乏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第三方向的反抗不能存在于极权主义极端暴力的时期,而只能存在于极权主义衰退的时期,他的全面控制在实质上已经被撕开道道裂痕,如此才能保障博弈的进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和共同反抗的他人。

第三方向的反抗形式也决定了第二点的解决之道,就是无论怎样的社会形势,其发起之时必然源于一个极小的组成单位。如果要保证第三方向的反抗人群一旦成功,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而摒弃传统治统的不足,就要要求他们在最早的组织中即以民主自由的形式组成,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自身的权力限制,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谨守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方抗,也由此建立真正的公民和公民社会。

一个传统的形成需要诸多因素的出现和造就,一个不好的传统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的落后和衰亡,一个良好的传统则可能帮助一个民族的兴盛和发达,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未来的造就,最重要的起点就看今日的所行所为来判断了。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c9d09c752207a2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