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0日

丁学良:中国执政党的“第三春”?

华人也好,非华人也好,只要关心中国,都知道2009年对中国非同寻常。

2009年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人们马上可以列出至少四个重要的日子,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按中国人的传统,60年一甲子,一个生命周期,也许比50年更重要;和这60年密切相关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整个20世纪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影响都极其深刻――它被称为现代中国的起点;第三个纪念日则是一个悲情日子,即1989年的那场政治悲剧;第四个纪念日,则不为大多数中国汉人所熟知,但在国际上和藏区却有着广泛影响,这便是1959年所谓的"西藏叛乱"。那一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

以上四个纪念日,让2009年的中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演发为负面事态,但也有可能引出正面的事态。今天,我更愿意从正面的可能性去分析这些趋势。在这2009新年的开篇之作中,我乐意用一个设问来立题:中国共产党能有"第三春"吗?

什么叫"第三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通俗文学中,第几"春"是指某人第几次结婚。在通俗文学中,"第二春"、"第三春"尤其是指年纪较大的男人,第二次或第三次与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结婚,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不过,我这里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有第三春",挺正面的,并无调侃官员情场�混之意。

我真心希望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第三春"。我也希望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使"第三春"成为现实,或至少成为有力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叫"第三春"?我们不妨看看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在该世纪的上半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这被我称为"第一春"。到了上世纪中叶,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不过,在夺取了政权成为惟一的执政党之后,绝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只享有了"第一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它们纷纷衰竭垮台。然而,就在全世界大部分共产党政权消亡于"第一春"的末期,中国共产党却罕见地享有了"第二春"。中共"第二春"的意义在现代世界史上非常特别,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尾,不但是全中国上下,绝大多数的国际学术团体和媒体,都在纪念、谈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

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为什么大部分执政的共产党没有"第二春",而中共却获得历史机遇的青睐呢?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与共产主义的宿敌、曾在全世界被其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视为首恶的"剥削制度"结了婚。我们如果读过《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都会知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叫"共产",其根本的和最高的特征,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它与别的激进运动相区分的基本特点,也可以被称为它的"身份证"的标志。

历代共产主义的经典,都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未能享有"第二春",就是因为它们把"消灭资本主义"当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于是都很难生存下来。而中共在这一点上,与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唱反调,大胆选择了"适者生存"的办法――它与资本主义结婚了,由此有了"第二春"。

如果翻看任何一种语言的研究共产党体制的书籍,在19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基本上找不出来有谁能预见到、或者相信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把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走得通。而回顾过去的30年,中共尽管有过摇摆,但这条道路是基本上走通了。因为中共和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不同,它是以开放的心态来跟一个本来要被它彻底消灭的对象结婚的。这个体制杂交的结果,在民生上挽救了中国,并让中共执政获得了新基础。不妨设想,如果中共30年来继续按毛的路子走下去,今天的中国,会比北朝鲜还糟。

必须强调,1980年代之前,全球各种学派的中国观察者都很难相信,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能与资本主义结合得这样坚定,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尽管代价也巨大。在这一点上,中共的表现确实让全世界的观察家跌破眼镜,使其否定性的预言多次破产――今天的中共,已然是全世界最坚决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甚至偏爱到连资本主义最严酷的部分也要保护。

过去的几十年,海内外很多人在鼓吹和呼吁中共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也有很多人写了汗牛充栋的文字,试图证明中共的本质不会让它与民主制结合,不相信它能做民主化改革――似乎该党的DNA中,有命定的反民主血统。

在2009年的开春,我反倒认为,在这一点上不要把中国的执政党看绝了。因为它至少在"第二春"这件事上,做到了全球其他执政的共产党都坚决抵制或是不敢做的事(越南等是步中共后尘的),去热情拥抱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政权维护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点也曾被广泛认为是与共产党的本质不相符、不可能发生的反常事态。

既然它能有那样大的勇气,通过与其血型完全不同的体制结合而获得"第二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抱着乐见其成的心态,来鼓励中国共产党迈向"第三春"呢?

中共7000万党员里,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人头脑是比较明白的。他们懂得全世界的大趋势――随着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进步,黎民百姓越来越希望对自己的事务有发言权、参与权,而不愿做一枚永远被动的棋子。这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政治上不断开放、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参与制定和落实政策――不管你用什么字眼去描述它。

中国共产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己在党内事务中也希望是这样;普通的中共党员在党内也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将心比心,中国国民也是一样。大家都不愿意永远被上面的领导层说成"素质太低,不配当家作主"。

因此,在2009年首这个开局之际,我认为,中国执政党只要从其"第二春"吸取正面经验,增大信心,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那它就能看到它的"第三春"就是要启动共产党与基本民主机制的联姻。

这个结合的过程,与之前的"第二春"一样,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着石头"的目标是要过河,而非停滞。中国官方媒体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解读,好像是毫无目标和方向――这完全是误导,"摸着石头"只是过河的具体方法不确定,但过河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只有过河才有活路。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少有人讲清楚。

中国共产党若想拥有"第三春",既要抱着"摸石头过河"的试验心态,又要强化过河的决心,通过尝试许多在其他社会实验过的方法,扩大民众介入政治和政策的过程。中共总是担心普通民众广泛介入公共政治后,会给共产党执政带来威胁。其实,在别的社会,尤其在20世纪的下半叶,也试验过一些很好的办法――
这些方法证明,结局未必都是悲观的。

我相信,中共如果在各级党员干部的提升中引进合适的机制,就能大大增强中共的执政基础或社会拥护――要挑选那些会选举、会对民意正当引导的人来做中共的干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共党内的提干胜出者,必须是能赢得基层民众选票的人。或者,让既能赢得党员选票又能赢得民间选票的干部得以提升。

这种变化与中共的"第二春"有类似之处:毛泽东时代,会搞运动的、会务虚的、会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容易提升。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会做经济的、会搞生产的干部,更不要提拔会做买卖的,都是被批判和整肃的对象。邓小平主政后,在中共执政史上首次让党内那些懂经济、会搞生产、会做生意的人,有了升迁的机会。正是有了这一点,中共才有了"第二春"的操作者。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应从干部选拔的换血机制出发。只要让那些会选举、能赢得民众选票的党员有提干的更多机会,我相信,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样,也可使党内那些最胡来、只会拍马屁、只会鱼肉百姓的干部们――他们才是执政党的掘墓人――,通过民众选票的机制予以清洗。假如中共引进了这个机制,那它在未来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有机会让全世界悲观的观察家们再次跌破眼镜的。这对中国良性的进步,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是通过和平的、稳健的、且上下良性互动的方式,来使得中国在政治上进入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

在不同寻常的2009年首,我期盼着中国执政党再反一次常态,争取"第三春"的到来。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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