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1日

《晚年周恩来》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周为何嚎啕大哭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乍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下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虽然有志难伸,却一直竭力隐忍,小心周旋,强迫自己全盘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在并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林彪的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问题还不在于此。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放弃以阶级斗争而纲的思路,转而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唯生产力论"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国家又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本人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真/以说,林彪事件后,周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又怎么能不悲从中来呢?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擅长在政治上采行中庸之道的老手,总能从各种矛盾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然后尽量兼容并包,允执其中。周氏这种一贯的为政之道,在他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补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大概是连周恩来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难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两件事,一是陈炯明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一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陈炯明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林彪是毛主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应该说,毛泽东一开始还是默许了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还给予某种支持。但这并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张,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叫呻专圆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三?;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毛泽东的这番用心,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只有周恩来才能多少体会出来。据主管林彪专案的纪登奎说,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纪要》的问题上,他一度很踌躇,认为这份东西对毛的形象损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倾向不对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为此找周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周听完后表示,主席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建议报送毛,由他本人来决定。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心里也很清楚此举并不是真想给"二月逆流"平反,不过是想借此化解党内的怨气,缓和一下和老干部的关系罢了。因此,周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以免操之过急,惹毛不高兴。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应该说,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为了保护陈毅,曾经以身作盾,费了不少心血。不过,周自觉对陈毅也有亏心之处,在他被打入冷宫后关照不够,特别是在庐山会议的大会上还当众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把陈毅弄得灰头土脸,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此,周是心里有愧的。如今老友归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以便能够多少补救一下内心的愧疚。而且这样做还有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因为陈毅究竟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十角之一,因为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触怒毛泽东,成为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党内"老右"的代表人物。现在毛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况且当年充当反击"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还在台上,也会找碴生事。这些因素是周恩来在为陈毅恢复名誉时不得不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烦,周恩来决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这回他不再犹豫,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台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谢选骏:缠足战略背后的亡国惨剧:南宋理学与岳飞的记忆

人说宋朝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高度发达,那时政治相对开明,平民主义欣欣向荣,就连女权主义也开始高张,女性文学高度繁荣,其相对势头并不亚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网络文学"。但是奇怪的是,作为"千古之谜"的缠足也是这时兴起的。说缠足是"千古之谜",是因为迄今对缠足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因此缠足的谜底尚未揭开。

(一)女权主义招致蛮族入侵

从宋朝记载里可以看出宋朝妇女很有地位,像"胭脂虎"、"河东吼"等男人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承袭唐末五代的风俗,人们对女性十分宽容,就连号称古板的儒学大师。如一代名臣范仲淹曾设义庄,并在《文正公初定规矩》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但男子再娶反而不给。据说他还将守寡的儿媳嫁给丧妻的学生王陶,并对改嫁朱姓的母亲十分孝敬。

宋朝还有最好的文学女性,如"四大词家"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和张玉娘。李清照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的细腻情丝,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迈篇章。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女权主义氛围,这样的教养很难出现。而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梁红玉亲上战场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助威,也完全不像"小脚女人"。

我怀疑,宋朝以后中国社会的女权萎缩,和辽、金、元的反复入侵,关系极大。因为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都有一个爱好或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是"经济需要":掳掠人口,尤其是掳掠女人充当性奴。而偏巧平民主义盛行的汉人社会对贵族化的蛮族缺乏抵抗力量,如此一来,屡战屡败,唐末五代、北宋南宋、以及明朝全体和清朝半壁(满蒙和其他边疆如回疆、藏疆、云南边疆以外的汉族社会),充斥了失败的记录,直到中日战争。以致我把宋朝叫做"送朝",又赠送,有朝拜。

有人把"送朝"叫做"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这个萌芽竟然留下了这样的两次亡国的惨痛教训,亡于金鞑,亡于元蒙。其影响一直连带到明朝也亡于满洲鞑汗,直到让汉人最后全都变成了"索虏",变成了一群让朝鲜人和日本人都看不起的、拖着猪尾巴辫子的"支那人"。

一个心平气和的历史观察家不难发现,唐朝中叶以后中国武装力量的急剧衰退,不仅是"藩镇割据造成的",而且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文弱倾向,就像美国这样的全球独霸,由于奉行了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如果不是依赖高科技,也绝对不是阿富汗军阀的对手。尤其考虑到,阿富汗军阀所产生的那个社会,还保留着头人制度这样的"贵族制",下级都很愿意为上级牺牲,而不是商品社会所说的"卖命";贵族社会里的上级也很能自觉照顾下级,而不是商品社会所说的"抚恤"。

(二)平民社会不敌贵族政治

回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汉人社会缺乏武力自卫的能力,主流意见认为是"缺乏尚武精神"(参见雷海宗:《中国的兵》,1935年)。这种解释在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一败涂地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因此当时青年都以从军为荣。但其实这种解释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宋明时代官方垄断舆论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面对亡国惨剧时学会振作,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在"靖康之耻"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中,改变国家战略、自保自强。就像中国近代在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至少是半军国主义的党国主义强权。

宋、明宁可"送命",也拒不执行古已有之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全民皆兵,而只是推行职业化的募兵制度,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平民社会属于"群龙无首"
的一盘散沙,尚武主义会导致内乱。只有贵族主义或是僭主政治,才能尚武而不导致内乱。所以我们看到,宋、明的武力仅能保持在开国皇帝那里,因为那时他们还是僭主政治,没有完全过渡到文官统治。而日本对文弱的中华民国一再进行军事打击和领土蚕食的结果,是培植了军事共产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

科举制度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下的汉人社会,奈何军事贵族主导的"边疆蛮族"不得,结果经济虽然发达,却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于是只有实行"坚壁清野"
的方式,把自己的女人都藏起来。这样一来,就加剧了中国社会在性方面的保守态度。因为文明社会在性的方面的放纵,会强烈吸引那些野蛮社会里相对纯朴的军事贵族,使得他们趋于疯狂。其结果就是周期性的野性发作,像强奸犯一样奋不顾身"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到,明末社会的淫荡化,对促使牛金星起义、吴三桂叛乱、多尔衮入侵,都发挥了极其恶劣的勾引作用。北宋、南宋的情况也相去不远。

(三)缠足是一项"战略部署"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裹小脚"现象,就可以发现:"小脚"造成女人的行动不便,这就使得入侵者在绑架妇女和运送女奴的过程中,遭遇极大的困难。这样一来,长途贩送妇女,要么用马匹,要么用牛车,否则就得用人扛,想靠小脚女人自己走路,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

"缠足",这是在"坚壁清野妇女资源"之后的又一措施,用来保护中国妇女免受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悲剧命运。这有点像抗战期间妇女为了逃避日寇的奸淫,而把黑色的炉灰抹在脸上,装出一副叫花子的模佯。相对而言,两广妇女之所以没有缠足,不仅由于她们汉化的程度度不高,而且由于她们远离游牧民族,遭到掳掠的可能较小,因而较不需要缠足来自卫;而靠近游牧地区的华北平原和大西北,则是缠足的重灾区。尽管缠足本来是起源于南唐的后主的寻欢作乐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原因太不体面了,不能拿上台面,必须将之隐藏起来。而为了掩盖这一太不体面的民族悲剧,"美学解释"兴起了:"古代女人缠足是因为南唐后主李煜喜欢观看女人在金制的莲花上跳舞,由于金制的莲花太小,舞女便将脚白绸裹起来致脚弯曲立在上面,跳舞时就显得婀娜多姿,轻柔曼妙,本来是一种舞蹈装束,后来慢慢地从后宫向上流社会流传,在以后,民间女子纷纷仿效,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成为一种病态的审美。女子来说,美是重要的。是获得美好人生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至于能不能走路,谁在乎呢?"

这种解释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年在位)是亡国之君,足以引起宋人乃至引起元、明、清各代的警惕才对,怎么他创始的缠足风俗相反越演越烈呢?而且,从无须依靠体力生活的上层社会,流行到了必须依靠体力生活的下层社会?

最无知的人都知道:缠足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女儿的缠足往往由深知其苦的母亲来执行的。许多母亲是一边哭着一边给女儿缠足的。请问,哪一个"美学原因",可以使得整个民族,用如此奋不顾身的热情,投入到如此越演越烈的、毫无理性的、得不偿失的全民缠足的运动,长达七八百年?

我认为:这决不是"愚昧"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的。美学原因也许可以使得一部分人如此狂热,但不足以把整个民族拖下水。尤其考虑到,中国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军事威胁的时候,反而日益退缩到内部缠足运动的"审美"中,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而缠足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妇女的体质和行动能力,其长期后果是削弱了未来的兵员、弱化了战士的体质。可见,"审美"解释无法成立。

不错,古代妇女很注重头饰,然后就是脚了,成语"品头论足"、"品头题足",都有议论妇女的容貌体态的含义,头和足,成为文化人眼里女性之美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任何审美标准在国家兴亡面前其实都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儒教熏陶下的宋明时代。为什么缠足可以例外?为什么宋明帝王会不嫌晦气地倡导亡国之君李后主开始的缠足?而素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儒生们,竟然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

研究表明,唐朝人并不缠足。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和古代文献可以知道,五代以前男女的鞋子是同一形制,可见是五代的混乱开始了缠足。而在宋朝,也只有上流社会的女人才缠足,普通妇女是不裹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缠足的要求只是"纤直",而完全不是后来的伤筋动骨、让妇女不能正常行走。所以我认为:早期缠足的"纤直"要求,还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主导",但后来的伤筋动骨、三寸金莲,则是由"防止长途贩送妇女人口"的原因造成的。

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论点的,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考察一下缠足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缠足不是民间自发兴起的,而是统治阶层不断推动才形成的。在名义上,由于那位吟唱"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的极度偏爱小足女人,所以缠足开始流行。为了故神其说,又附会了其他帝王的一些传闻:有说缠足是起源于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还有说是起于隋炀帝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倡导缠足的帝王,都是亡国之君。后来居上的帝王们却十分反常,不仅不予批判、避讳,而且接着缠足、玩味,这对于十分注重保卫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专挑灭亡的道路走",完全不可理喻,这说明"官方提倡"绝非出于审美原因,而是出于另外的
"战略考虑"。

(四)缠足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可以附证的是,历来喜欢"清议"、"死谏"的士大夫们,面对如此荒谬的弱国之举、亡国之徵,不仅不加以反对,而且推波助澜。这不是"不可思议",而是他们集体隐瞒了一个悲惨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男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妇女,因此就只有把她们缠足致残,让敌人无法掳掠拐带汉人妇女。

士大夫、文人,利用自己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来集体煽动转移视线的"审美理论"。因此文化人们创作了很多对小脚的溢美之词,什么"金莲"、"香钩",甚至还要"三寸金莲"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胡言乱语都是极度的亡国痛苦下的抽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赞美女人小脚上却不遗余力,《菩萨蛮》咏足词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甚至还制定出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尖、弯、香、软、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真是"博大精深",难怪苏东坡被亡国奴们叫做大文豪。这种病态的嗜好,是亡国奴的专利,最后使得"北宋王朝"沦为"被送王朝"。

北宋时期的太平老人所著的《袖中锦》中更进一步评论说:"近世有古所不及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可见北宋时期已经把女人裹小脚与洛阳艳丽的牡丹、建州馨郁的香茗并指为天下之奇!南宋初年,赵令时撰词《浣溪沙》,其中一句:"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此,"三寸金莲"成为妇女小脚的代称。到南宋末年,妇女缠足已经比较普遍。到元代,竟使妇女以不裹足为耻辱了。缠足之风兴盛于明清,成为社会的典型制式。

最标准的制式竟然达到了如此耸人听闻的地步:三厘米宽、十厘米长,就是所谓的三寸金莲。一双缠足,如果大于四寸,就叫"铁莲";在四寸之内,就叫"银莲";小到只有三寸,才能称为"金莲"。

在缠足这一"防卫体制"下,受尽折磨的缠足女孩,只有用一种叫做"水晶凤花"的叶子,敷在腐烂了的肉上,稍微缓解痛楚。

缠足一般在五岁左右就开始了,因为那时骨头很嫩,没有定型。保留脚的大拇指尖,其它四指则向里使劲裹,造成变形。等成型后,一双脚就变成了粽子形状,所以很多人认为端午节还是缠足的"黄道吉日"。其过程极为残忍,要在缠足布里缠上碎的陶瓷片,再缠紧,直到渗血为止,早晚一次,还要坚持到女子出嫁。一旦裹上就再也去不掉了,因为缠足布对于残废的脚反而构成了一种保护。形象地说,缠足恨像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也造成人性扭曲,一个社会一旦落入专制制度的魔掌,就再也去不掉了,因为专制制度对于残废的人性反而构成了一种保护。例如在中国,专制制度造成了这种"小脚民族",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却胆小如鼠、站立不稳。如果废除专制制度,小脚民族就会疼痛难忍甚至血流满地,正如个人的小脚如果裹脚布的保护,也会疼痛难忍甚至血流满地。所以小脚女人生下来的人,大多认为废除专制会导致天下大乱。从此,对"中国国民性"的准确概括,一言以蔽之曰"小脚国民性"可也。

根据我的研究,缠足的程度,可以衡量出中国遭受夷狄祸害的程度。所谓"裹小脚的习俗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对女性的一种病态欣赏情趣",只是表象,其背后隐藏了巨大的亡国惨剧:"女子弱不禁风才算美"不是真的,"女子弱不禁风敌人才不会要"才是真相。难怪在蒙古人之后入主中国的满洲人禁止了满汉通婚。因为缠了足的汉女只能生下弱不禁风的后代。如果尚武的满人允许满汉通婚,无异于自掘统治的坟墓。在这种意义上,缠足确实也为军事失败的汉人平民社会,寻找了最后一条免遭灭亡的道路,避免被满洲人完全消灭。因为面对这样一群提不起来的女人,满洲人基本上兴趣缺缺,所以只要汉人能够纳税,养活满洲寄生虫,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汉人的国家虽亡,汉人的社会犹存,汉人的血脉通过小脚女人得以保留。

按照同样的道理,不仅游牧的蒙古人不必缠足,就连汉化的满人也不必缠足,因为他们都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所以,蒙古人和满洲人盘踞北京做了"皇帝",就更加不会缠足了,因为他们作为超级加害者,有足够的安全感,不需要"缠足自卫"。

如此看来,"缠足"是中国社会在抵御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有如甘地用"绝食"来抗议和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

(五)靖康之耻:皇族慰安妇

我之所以具有上述"有关缠足原因的合理解释",还有以下将要讲述的一个亡国惨剧,作为这一解释的范例,来予以支持。

北宋的女人并非蜗居家中,而是常常出门游玩的:"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不仅白天游玩,晚上也常约会。辛弃疾《青玉案》:"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仅出门,而且还在人多的地方寻找爱人。

而且,与明清以后人们基于自身惨状而发出的想象不同,北宋的女人还下地劳作,说明缠足没有蔓延到下层社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山北。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旦催入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贵人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宋・张舜民《打麦》)

溢美缠足的大文豪苏东坡描写宋朝的村姑,也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她们穿着白色衣服,光着脚,头上扎着两个朝天辫子,横插着一根大银栉,就像黑丝在织机上,走起路来衣袂飘飘。(苏东坡《于潜女》诗:"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奢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

然而风云突变。北宋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鞑军队攻陷汴京(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一万多人北撤。宋朝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因为它的细节确实让人难以启齿。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攻陷汴京,俘虏宋朝官民,其中女性尤多:后妃三千余人,男女宗室四千余人,贵戚五千余人,各类工匠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这些女俘中,包括"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四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恭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最后全部沦侵略军的军妓。由城破之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于刘家寺。""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于刘家寺。"可见,这些皇家女俘受到的蹂躏是何等惨烈。金兵还强暴了宋高宗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都不能如愿。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3月27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4月27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等待她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5月23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室女俘终于到达金上京。6月7日,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为军妓营地。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此时,这些落入金鞑之手的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妓。用现代日语来说,就是"慰安妇"。

靖康之变、靖康之难之所以被叫做"靖康之耻",耻就耻在出了这么多"皇族慰安妇"。

(六)宋人笔记中的人肉交易

《靖康稗史笺证》一书,内含七种稗史: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很强。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

《瓮中人语》记载,早在北宋灭亡前一年的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朝妇女是在第二年的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天文数字的军费,如果没有,就用妇女来抵偿。《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计划,那就是占有宋朝宗室的妇女:"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其中所谓的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即将亡国的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官僚机构开封府不仅照办,且在官方档案《开封府状》里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

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统计"后的明细帐: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这个"开封府"就是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公坐镇的地方,现在其官员竟然干着如此"铁面无情"的卑劣勾当。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也许他们决心要使得南宋成为"难送",决心不再重蹈北宋"被送"的厄运。

(七)南宋理学与"缠足战略"

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厄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护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悲哀的女性们除了缠足、殉节外,只有选择北宋宗室妇女的被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悲惨命运。

南宋的朱熹反复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一次是出自他与吕祖谦一同编选的《近思录》:"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近思录》卷六・家道)一次是语出他的《与陈师中书》:"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北宋程颐说过的话,原始出处在《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原话和朱熹吕祖谦一同编选《近思录》引用的的言论一样。"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在我看来,程颐真是预言家,似乎预先看见了宋钦宗父子将如何拍卖他们的皇家妇女。而程朱的告诫,也确实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而言的。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于统治者来说,"失节
"之后,还是要被"饿死"。南唐后主的小周后遭到北宋皇帝的强暴是如此;北宋宗室妇女遭到金国大兵的集体蹂躏也是如此:"失节"之后,还是要被"饿死"。

而在平常百姓家,尤其在和平时期,就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了。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她父亲就帮她再嫁。程颐还为她父亲写行状,曾称赞此事。朱熹也赞扬"取甥女以归嫁之",认为甥女新寡再嫁是一个美德。"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近思录》卷六・家道)根本不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说的,什么封建礼教、扼杀人性,不准寡妇改嫁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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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总结一下,由于享乐主义从皇宫和上流社会泛滥到了平民社会中间,宋朝频临亡国境地,于是理学渐渐兴起。但是南宋后期的礼教也并没有遏制住平民主义和女权思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里面也许还有气候变迁的因素,也许正是地缘政治、文明老化的宿命。但无论如何,宋朝以后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缠足是一种"自残留种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无可奈何的"战略",女人都让蒙古人、满洲人抢光了,汉人岂不断子绝孙?有了"缠足战略
",蒙古强盗和满洲强盗来了一看:都是些残废女人,不要了,留着让汉人自己享用吧,于是汉人的积弱不振的种族才给保留了下来。否则,男人被杀光,女人被抢光,孩子被洗脑成为"革命战士",整个汉人也就成为蒙古族、满洲族了。

那么,缠足战略是何时何地制定呢?

我认为,是靖康之耻之后的南宋,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千古奇冤风波亭杀害岳飞父子。试想,宋高宗赵构,其母被金人俘虏,其妻被金人轮奸,他岂有不恨金人之理?他又怎么可能被奸相秦桧所蒙蔽?但他为什么忍气吞声,把议和的苍蝇吃了下去?固然他想保住皇位,防止岳飞效法刘裕、利用北伐篡夺政权,或者说,他有先见之明,担心北宋宋钦宗、宋徽宗如果复辟回来,会发生明英宗复辟事件那样的内乱。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杀害岳飞一事,意味着苟且偷生的"缠足战略"已经底定了。

(八)缠足时代的岳飞记忆

岳飞(1103-1142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受到神化的偶像。历史上的岳飞首先提出"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作为吏治的行为典范。但在区域小脚民族的堕落过程中,这当然会激发众怒,引起杀身之祸。试想,这个小脚民族连皇亲国戚、公主郡主都可以论个出卖,还有什么不可以出卖的?

经过痛苦的反思,我觉得说"中国人的优秀品格和才华在岳飞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不是表扬我们,而是挖苦我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的人格和才华,像一面明镜,照出了他人的污点,也阻扰了他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谋取私利。这样的人,在小脚民族的历朝历代,又安能不受宵小之辈攻击、迫害、摧残、消灭?

但是在小脚民族的记忆中,还残存天足时代的回忆。人们传颂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于是岳飞的偶像,随着小脚民族的日渐沉沦而日益高大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岳飞作为两宋之间的环节是很重要,他的冤狱和平反,甚至牵涉到了北宋初年的太祖和太宗兄弟的谋杀案。而相关的连带性至今受到人们的忽视。

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字鹏举,谥武穆,后改谥忠武。河北相州汤阴永和乡孝悌里人。他十九岁投军抗敌,二十年后,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高宗指使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三十九岁的岳飞杀害于临安风波亭。又过了二十年,新皇帝宋孝宗为岳飞恢复名誉,谥武穆,宋宁宗时再度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

岳飞沉冤二十一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与宋高宗不同祖宗的宋孝宗即了位,才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追封鄂王,并且重用朝中主战派大臣,准备北伐。说起宋孝宗,既可以看到"历史报应"的存在,又可以看到历史进程的偶然。

宋孝宗赵�(1163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第二任皇帝。他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亲子,而属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的一系,是其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初名伯琮,后赐名玮,字元永。遍查宋史,除太祖、太宗,整个宋朝就这个皇帝最想打仗。为什么赵构会选择他呢?原来,赵构在流亡途中丧失了生育能力,独子元懿太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

宋太宗传下的后人,在靖康之难中后基本被金国一网打尽,全都押往北方。最主要的是,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宋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斥责。忽然有一天,他改变主意了,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宋太宗杀害宋太祖的的全部情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有一百五六十年了。赵构于是说:太祖大公无私,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

本来,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宋太宗赵光义本与皇位无缘,但最后他通过杀害兄长篡夺成功。为了巩固政权,他继续逼死了弟弟和侄儿,逼疯自己的长子……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不仅影响太宗一朝的政治,而且多少改变了宋朝的命运。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并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他上台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借此收买人心。但这些粉饰太平的举动,掩盖不住内在的紧张。残暴不仁的宋太宗还多次强暴李后主的小周后,下毒杀害屈膝投降的李后主……结果百年之后,金鞑依样画葫芦,加倍恶报其赵宋子孙,一万多赵光义的后代横遭金鞑掳掠,遭到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命运。

岳飞作为两宋之间的环节,其冤狱是宋太宗系统的宋高宗造成的,其平反却是由宋太祖系统的宋孝宗开始的,然后日益褒扬日益升级。宋太祖宋太宗兄弟的后人,大致分统南宋北宋,各自掌权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杀害岳飞的宋高宗则是因为无后,而不得不把帝位让给了太祖的后人。其中的因果报应,足让后人深思。

岳飞虽然得到宋孝宗的平反,但小脚民族的印记已经深深打在了宋朝往后的历史上。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人民的怀念,因为那是中国在进入小脚时代之前的最后挣扎。

到了明朝,日益深陷小脚状态的汉人社会,对于岳飞日益敬佩,替他写出了一曲千古绝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其中"三十功名尘与土"是一个破绽,因为岳飞的二十年功勋,是"二十年的功名",而非"三十年的功名"。"二十功名"比"三十功名",更能显示英雄气概。那是拒绝缠足的精神,在中国的最后闪现;岳飞以后,中国的英雄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做陆秀夫、文天祥了。等而下之者只有束手待毙、卖身投靠了。

相比之下,传为岳飞所作的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许更有宋人的气质: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结尾,和"太平兴国"、平民科举、文官统治,还是一脉相承的。但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不断进取的全面武装,才能彻底击败军国主义。

而公认是岳飞作品的《小重山》一词,显然更接近后面一首而非前面一首《满江红》:"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爱国情操,是在功名的框架内,这也决定了:岳飞不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背叛朝廷的决定。

(九)国王犯有叛国罪

而现代人却知道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候必须作出背叛朝廷的决定。在这方面是英国人开了先例:他们为国王制定了叛国罪,并用这个罪名把国王送上了绞架。而在此之前,历来都是国王才有权利用"叛国罪"置人于死地。

按照法律常识,一个人叛国,指该人对其所属的国家不忠诚、违背其效忠宣言。或诚心与其国家的敌人合作。的人会被称为叛徒。《法律词典》(Oran's
Dictionary of the
Law)〔1983年版〕对叛国的定义是:"一个公民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他所属的国家,或怂恿外国对他所属的国家宣战。"在古代中国,对于叛国罪的刑罚非常之重,如用车裂、凌迟等极刑;而一般的死刑则用斩首或绞刑。自古以来,叛国罪都是上级用来整治下级的手段,但是英国革命却颠覆了这一传统。

英国在1350年前后开始把叛国罪和其它"轻叛逆罪"分开处理。所谓"轻叛逆罪"指某人谋杀一个在法律上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例如妻子杀死丈夫、仆人杀害主人等。叛国罪则指任何能威胁国家稳定或存续的行为,如杀害国王、制作伪币以资助反对国家的战争等。一项在十八世纪的条文界定四种叛国的类型:

1.促成或想象国王、王后或王储的死亡;

2.对国王的随从、最年长而未嫁的公主、储妃等人使用暴力;

3.发动反对国王的战争;

4.在国境之内对国王的敌人表示拥护,或在任何地方对国王的敌人提供任何援助。

叛国罪的处罚常常是绵长而且残忍的死刑。英国曾以该法律对付不同意见人士至十九世纪。1945年英国最后一次以叛国罪判犯人死刑,并于1946年把该犯人吊死。此后英国理论上仍可判处叛国者死刑,但并未实施过。直至1998年修例后把有关最高刑罚改为终身监禁。

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国会宴会堂外面的广场遭到处决。罪名是"暴君、叛国犯、杀人犯和人民公敌"。这是由英国议会组成的高等法庭决定的。查理一世被牢牢固定在一根金色的竹藤上,从圣詹姆斯宫殿来到敲着哀鼓的地方。寒风中的旗子啪啪作响,查理一世穿着一件紧身上衣,外罩一件蓝色丝质衫和一个御寒的大斗篷。数千人挤在现场围观,但气氛一点也不快乐,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看到了一场国家的灾难。一名十七岁的旁观者亨利・菲利普写道:"我看到了那一击,老实说当时心情很难受。我记得很清楚,在场的数千人都发出了一声哀叹,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

研究一下1649年查理一世的审判记录,可以发现这位英国国王在"叛国罪"方面,要比后来居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无辜得多。通常认为,因为对他的审判是那位自己想当国王的野心家克伦威尔唆使主导的。

这份审判查理一世的报告,是由法庭书记员约翰・费尔普斯记录的,它记录了英国历史上戏剧性的一刻:国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叛国罪而受到审判。从报告上看出,1649年1月19日,查理从温莎堡被带到了圣詹姆斯宫。第二天,他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市政厅接受审判。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可以惩治国王,起诉使用了一条古罗马的法律。国王拒绝接受这个审判,也不回答对他的任何指控。然而法庭的法官们还是判决查理一世国王有罪并处以死刑。

对查理的审判可以追溯到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645年查理和他的保皇党被击败。查理就被监禁起来并被控犯有叛国罪。对查理的死刑执行后,克伦威尔就成了护国主,一个事实上的独裁者,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相形之下,审判路易十六的过程就比较没有阴谋。

瓦尔密之战胜利后,巴黎的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被废黜的路易十六及其王室成员如何处置这个问题,在国民公会上多次讨论过。代表工商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反对审判路易十六。极左派雅各宾派坚决要求公审路易十六,他们指控说:"有一名锁匠讲,自己曾被带进王宫,在宫内设立一个秘密铁柜……应该通过公审原国王,搞清这件事。"在雅各宾派代表坚持下,国民公会派人进入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原先居住的房内,果然搜查到了这个秘密铁柜,在柜中找到一些秘密文件,都证明了路易十六一直通过保王贵族,与国外势力保持密切联络关系。

面对这些文件,吉伦特派不再反对审讯路易十六了。1792年12月11日,国民公会大厅成了公审的法庭。沮丧的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被带入法庭,面对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一一解释秘密铁柜中保存的文件。

"我记不清了……那是些由大臣们负责的事……"路易・卡佩推得一干二净,对国民公会代表提出的三十三条罪行顽固地否认。"那文件上你的签名不是假的吧!"
被废的国王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又要求宽延四天时间,让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位辩护者。审判进行到第十五天,路易・卡佩的辩护者塞兹又一次要求发言:"国民公会是无权让它的代表审判国王的。路易・卡佩在位期间,是法国历代君王中最公平的一位,是他召开了三级会议,也听取三级会议代表的意见……""不!国王与外国势力密切联络,要求他们派兵干涉法国,就是叛国行为。当了国王,犯叛国罪不能例外,同样要受惩罚。"国民公会的代表一一驳斥塞兹的辩护理由。

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根据审判的记录,由代表投票决定路易・卡佩是否有罪,是否由国民公会判决他。结果,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路易・卡佩有罪,国民公会判决他是合适的。接下来在如何定路易十六的罪名,如何惩罚他的问题上,国民公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时,街头也发生了骚乱。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民众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甚至挤到国民公会会场的走廊里高呼:"死刑!死刑!"

国民公会里,代表们在激烈辩论后,最终还是以投票方式表决。马拉提议:要以公开表明自己态度的唱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从开始到结束,延续了一个昼夜,结果七百二十一票中,有三百八十七票赞成立即判处犯叛国罪的路易・卡佩死刑。

几天后,是按期执行前国王路易十六死刑的日子。那天是星期日,巴黎笼罩在白蒙蒙的冷雨中。路易十六脸色苍白地走出囚室,他看到有两位身穿黑色法衣的天主教教士走了进来。他们是奉命来带路易十六去刑场的。

路易十六悄悄拿出自己写的遗书,交给其中一位教士,被那教士拒绝:"我只是来带你上断头台的。"原来他是札克・卢,一名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的天主教神父。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后,他在自己主持的宗教仪式中,欢呼:"最腐败的专制垮台了!"不久,天主教会解除了他的神父职位。如今他是巴黎市府委员,后来又成为革命派的头领。

路易十六被押上马车,由一队武装士兵沿途警戒着,驶向革命广场。将近上午十点钟,马车赶到广场,路易十六跪着进行临终前的宗教仪式,然后被反绑双手,推到断头台前。"我是无罪的!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路易十六挣扎着向围观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可是行刑队的队长桑泰尔高声发令:"鼓手!"国民自卫军鼓声齐起,路易十六微弱的声音淹没在鼓声中。

断头台上,称号路易十六的路易・卡佩身首异处,这是1793年1月20日。"法国的克伦威尔"是拿破仑,他发动"雾月政变"、取得"第一执政"的头衔、然后又称帝……的经历,是在路易十六死后很久了。拿破仑没有可能操纵路易十六的死刑,所以我们可以说路易十六得到的叛国罪审判,比较查理一世的可能较为公平,至少没有受到革命独裁者的遥控。

(十)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想想中国,如果北宋军民能够组成一个国会、用"叛国罪"审判和处决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那么何愁金鞑不灭?如果南宋军民能够组成一个国会、用"叛国罪"审判和处决宋高宗赵构,与主和派大臣如秦桧等人,那么何愁蒙古不灭?这样一个能够审判自己国王为叛国罪犯的中国,还会出现克伦威尔、出现拿破仑,然后通过民主政治下的义务兵役制,带头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

不过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创造未来。

反过来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中国边疆的胡虏集团及其军事贵族,只有和中国内地专制统治下日益颓废的平民社会里应外合,才能演出"靖康之耻"、"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亡国惨剧。

所以我们说,一个心平气和的历史观察家不难发现,唐朝中叶以后中国武装力量的急剧衰退,不仅是"藩镇割据造成的",而且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文弱倾向,就像美国这样的全球独霸,由于奉行了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如果不是依赖高科技,也绝对不是阿富汗军阀的对手。而日本对文弱的中华民国一再进行军事打击和领土蚕食的结果,是培养了军事共产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靖康之耻、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军事贵族对平民社会的清算"过于血腥,而期间恢复了文官统治的明朝尽管皇帝专制、太监专权,依然无法有效抗衡军事贵族的不断打击。平民社会于是开始变质,好像只有依靠僭主政治,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才能对抗外族入侵。而毛泽东梦想中的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却永不可及。

毛词《沁春园・雪》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理论。

要如此改写才是实际:"惜朱元璋等,略输文采;李自成辈,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洪秀全类,只在深宫弄大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老毛。"

在军事压力下,中国式的平民社会,看来命中注定只能与僭主政治为伍,而无法走向西式的民主。因为西式的民主,是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由国内的"军事贵族之间的妥协"造成的,后来才结合文官政治,逐渐演化为大众民主。类似的民主,在东方国家中先有欧式的军事贵族传统、政权与教权的二元分立,后有最为迅速的西化成果的日本,实行起来尚且需要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作为铺垫,在中国实行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2009年1月24日(岳飞遇害的小年夜)

谢盛友:中国人为什么蹲着?说说中国人的忍耐力

坐卧站躺,中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意思就是站着要像松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为什么欧洲人不懂得蹲。中国人城内乡下干什么的,都有蹲着的。摆摊买卖,蹲着;谈古论今,蹲着;下棋聊天,蹲着;切菜做饭,蹲着;找工等人,蹲着。

所谓蹲着,就是像猴子坐着的样子,猴子坐着屁股着地,而人蹲着屁股不着地。我不知道,你所在国家的人是否蹲着,是否懂得蹲着,是否有蹲功,我只知道德国人不会蹲着,欧洲人好像没有什么蹲功。蹲着,中国人一大特色?未必!我儿子在德国出生长大,我们会蹲,懂蹲,可他没有一点点的蹲功。德国没有"蹲"的环境。

一蹲,因为穷。贫穷落后,在家或在外缺少就坐的条件,直接坐地上又会弄脏衣服,只好委曲蹲着了。人蹲着时间久了,就成为自然,自然以后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我岳父山东人,他很有蹲功,哪怕改革开放后,家居条件好了,有沙发,看他高兴时蹲着,不高兴时也是蹲着。不高兴时蹲着皱眉头;高兴时蹲在沙发上吃面条。蹲着是否比坐着舒服,很难说,因为舒服或束缚,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别人无法替你感觉。

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南宁参加与德国金属公司的引进设备谈判,当时的项目领导人冶炼室主任老杨和我(因为我是翻译)住在星级宾馆,其他的同事级别不够,所以住在招待所。每天早上老杨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招待所如厕。老杨:"小谢,我要到招待所办公事,坐便拉不出来,一定要蹲便。""你是办私事,如厕说成办公事的典故来源于王怀庆。"我跟老杨说北洋将军王怀庆的故事。王怀庆生平喜好马桶,常坐在马桶上办公,人称"马桶将军"。

南方海南岛人也很有蹲功,谁都是在外头蹲着干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父老乡亲个个喜欢蹲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们家里还没有一张工作台。淘米,蹲着;煮饭,蹲着;切菜,蹲着。哪怕是现在过年,堂哥还是用竹匾放在地上,在竹匾上放着砧板,在砧板放着鸡,然后蹲着切鸡。

二蹲,因为懒。在家乡干活时,懒汉经常没事就偷懒,不在田地里干活,往往到田埂上蹲着,拿着一把锄头蹲着,装成干活的样子。人蹲久了就会变懒惰,因为蹲久了猛地站起来,便会感头晕眼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脑暂时贫血造成的。当人蹲着时,腰和腿都是曲折的,血液不能上下畅通。如果此时猛地站起来,血液便快速往下流去,造成上身局部缺血,但脑子和眼睛对氧气和养料的要求特别严格,来不得半点松懈,短暂的供应不足,也会使它们的工作发生故障,因而会有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本身身体就虚弱,情况会更严重些。所以,人们蹲着的时候觉得舒服,好不容易蹲下来,干脆蹲久一点,久而久之,人慢慢地变成懒惰汉。人蹲着就是屈服现实条件,固步自封,逼迫自己被动,不喜欢改革创新,不求进步。

蹲其实是被动的忍耐。中国人的忍耐力没有变。忍耐(endure)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忍耐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有压力,迫使中国人无盘旋的余地,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族,过去四世同堂,一大群人朝夕相处,不忍耐,行否?!所以,中国人的相互容忍是世世代代训练出来的。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远超过西方人。忍让不同于忍耐。忍让包涵某种程度上权利的让与,忍让包括客观的容忍和主观的退让。所以,我认为,忍让就是西方人讲的宽容。宽容,在英语里叫tolerance,在德语里叫Toleranz。它源自拉丁语的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
"的意思,但更广的意义是"养育、承受和保护"。

蹲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某些医生的说法。据说蹲着如厕对便秘、痔疮、大肠憩室以及泌尿器官都有好处。有些医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蹲少坐,那将是对自己各个脏器最好的锻炼。蹲着,使腹部、腿部、臀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可以减少脂肪赘肉;蹲比坐更能消耗热量,可以有效减肥;人在蹲着时,心肺血流相对充分,从而减少冠心病、肺气肿的发生率、高血压的发病率。

在蹲的状态下,膈肌上抬,站起来横膈下降,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肺活量因此增加。更有专家认为,女性长寿是蹲着如厕。人类在探索长寿的奥秘时,发现长寿总是青睐女性,这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用蹲位有关。以如厕方式为例,女人比男人每天多蹲12分钟。女性平时的家务劳动也多为蹲姿。

三蹲,因为散。所谓散就是任意随便。人一旦懒惰以后,就有闲工夫,闲人无所事事,待业等工作,站着累了,蹲起来;游玩累了就蹲下去。四蹲,因为漫。所谓漫就是不守纪律。蹲就是穷懒闲散的标志,所以蹲功不是功,蹲姿上不了大雅之堂。据说华人在新加坡,你不可以在比较繁华的街头蹲着,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因为英国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完全没有蹲的现象,他们要求世人都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能蹲着,否则就是没素质。

我研究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的同时,想到蹲。好友周匀之(前星岛日报总编)说:"中国人在美国排队,在欧洲排队,到香港也排队,但中国人在中国就不排队了。
"我认为,老老实实排队,依序前进,是了不起的法治文明。正好相反,中国人在美国不蹲着,在欧洲不蹲着,到香港新加坡也不蹲着,但中国人在中国就蹲着。

蹲着,为什么呢?

写于2009年1月29日,德国班贝克(chi

2009年1月30日

谁欺骗了李大钊?

我先以偏概全,用一竹竿打翻整船人。

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沉睡了约三百年,如今中法交恶,我们中国人才把他挖出来,我则想起他的帽子。

大约三百年前,黄嘉略有一次竟然放心地把他那顶帅气的帽子留在了教堂里,并在外面独自逛了一会儿。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帽子已经不翼而飞。黄嘉略相信"人性本善",更相信欧洲人(尤其基督徒)有极高的道德要求。

看来我们中国人对基督文化至少误解三百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朋友萧瀚(画家)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他认为,资本主义人人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世界个个富有,不乏货,哪里会有人偷东西,下了飞机,他急迫要看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丢下自己的行李箱子不管,当他看够了资本主义,回头准备提箱子时,箱子已经不翼而飞。

看来我们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至少误解三十年。

毫无疑问,李大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论文中,李大钊写道:"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发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宗的社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有风靡世界之势,他编这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18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

李大钊要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伟大领袖"说:"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但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没有人把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告诉我们。

马克思 (Karl Marx,1818 - 1883)是犹太人,六岁时在特里尔洗礼,改为信仰基督教。他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对上帝的批判。(W.
Hasenclever: Ehen werden im Himmel geschlossen, Reinbek 1963, S.262f.

当然,马克思六岁洗礼不能证明他就是有神论,他后来更加叛逆,鼓吹无神论。其实,无神论是认为神灵不存在或者不接受有神论的一种哲学思想和立场,广义上则是对神存在缺乏相信的思想的总和。无神论并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成为无神论者不需要任何诸如皈依或洗礼之类的仪式,因此对于无神论者不容易判断。只有少数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一般可以肯定他们是无神论者。

马克思六岁时接受洗礼,这是历史事实,我不敢说,中文资料里没有记载,但是,我敢说,我没有读过。我不明白的是,我读书不多,可是为什么我读到的全是无神论的马克思、唯物论的马克思、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没有读到有神论的马克思、唯心论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对于我这些读书不多的人,为什么人们总要把马克思"不光彩的一面"掩藏起来?总是不断地推销马克思"光彩"的一面?

新闻学有一个铁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像新闻学一样,有神论和无神论也有一个铁律:在无神论里,没有上帝把真理交给人类;在有神论里,上帝没有把真理交给人类。

可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违反了这些铁律,因为我们被教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了1978年,邓小平号召"摸石头过河"地改革,我说邓小平是胡适的好学生不是李大钊的接班人,那不,我们的总设计师喊话:不问姓社姓资,管他白猫黑毛,管他什么主义,发展是硬道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人性开始,以非人性结尾结论,哪怕是现在金融海啸,西方人也就是喜欢读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很少人喜欢读第三卷。人,自私自利,喜欢相信:原来我之所以穷,是受别人的剥削;人,害怕面对现实:金融海啸来了,资本家倒了,连受剥削的机会也没有啦。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当成科学介绍给我们,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是达尔文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不是什么科学,由于十月革命由于五四,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但是,李大钊又忘记告诉了我们,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空想就是唯心论。

根据历史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1872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工人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思本人,对自己也怀疑。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施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地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仲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日前纪念仲共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表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胡锦涛说,中国将坚持"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

什么是外部压力,胡锦涛没有说,总不该是马克思主义吧。

写于2008年12月21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

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个好东西――兼谈德国共产党的演变

党内是必须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任何一个政党,它的任务就是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构成。我有一些德国朋友是国会议员,他们说,比如星期一国会要表决"欧宝援救案",各个党派的国会议员星期天连夜乘坐火车或飞机到达柏林,在火车里,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政党利益想好第一、第二、第三,或更多的方案,他们也必须揣摩其他政党议员的可能方案。在国会开会之前,各个党派的议员召开秘密会议,妥协各种方案,一个党派必须民主集中制,在国会里必须统一出牌。然后各个党派再讨论再妥协,直至国会多数通过。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西方议会民主整天在扯皮,一点效率都没有。

上个世纪,国内"国情派"学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是不合适于中国的东西,你看,十亿中国人,八亿农民,有些农民根本不识字,叫他如何填写选票?

我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至少,民主是合适于中国共产党的东西,党内选举,你总不会说,党员也不懂填写选票吧?

让中国共产党党内先民主起来!党内民主选举,直至直选党主席。党内一旦放开民主选举,不同的派别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为诉求,为自己的派别说话,党内就会发生政治制衡,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每年我都会遇到国内来的洪堡奖学金的交流学者,他们很年轻,一般还不到三十岁,我常问他们:"你们是党员吗?"

很多回答是,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成绩,多了党票就多一份机会。据说现在差不多八千万党员了,逼近德国的整体人口。这些人口先民主起来,那是中国了不起的成就。

德国的共产党现在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它的前身为"德国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即原东德的共产党。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产党改名为SED-PDS ,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产党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党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产党、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党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产党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2003年10月26日在开姆尼茨(Chemnitz)的八大党代会上确认和通过了1993年制定的党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

同时也修正:社会主义思想被原先的东德一党专制独裁者滥用,必须从新认识。党纲不设计、不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党纲追求一种模式,即人民自主决定的合适于人类生活的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教育平等、注重环保。

PDS主张社会公平公正,在德国是第一个党提出,保证东德地区的最低工资;也主张富人要多缴税,比如财产税;主张穷人必须有社会保障等。在外交上反对德国向外国派兵,所以主张取消德国的兵役制。

PDS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政策上非常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义。

年轻的德国PDS既缺乏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的生存经验,也缺少理论定位。德国PDS把东德时期认定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此,为摆脱自身的旧标签,它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它不能接受右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只好向社会民主党靠拢。

德国PDS最大的有利因素是,东德地区与西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许多东部地区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所以,东德是德国PDS的根基。在德国PDS里,党内传统少、民主大,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年轻人因此有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在中央主席团中,几乎有一半都是年轻人,最小的才30岁。这对有抱负和有政治热情的年轻人来讲,德国PDS是施展其才能和理想的合适场所。

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政治党派的任务是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构成。在1998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主流政治的挤压下,首次获得了可喜的竞选胜利:(1)该党在德国议会仲共获得36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拥有了议会党团;(2)由此而获得相应的6个欧洲议会席位;(3)在两个联邦州中进入州政府内阁;(4)突破了5%的得票率,取得反对党的政治地位,及由此而得到法律保障的财政拨款;(5)在西部地区实现了0选票的突破,使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从东部走向西部,从一个地区性的党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政党。

在2002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该党几乎全军覆没。德国PDS在联邦议会中的议员人数从36席锐减为2席。竞选失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不仅使德国PDS将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丢掉了东部地区基本社会群体的支持,丧失了媒体的传播机会,也引发了党内对党的发展模式、道路、政策的严重分歧。大选失败后,他们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总结,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季希(Gregor
Gysi)辞职,导致德国PDS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德国大选前一个月,媒体指出,季希等若干名德国国会议员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对德国议员的旅行补贴卡中的资金额度,挪作私用。消息播出后,季希没有同党组织打招呼,就立即发表个人声明,宣布引咎辞职,辞去柏林市经济部长等职务。由于季希是该党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季希的辞职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PDS后来跟社民党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党(WASG),后合并入左翼党(Die Linkspartei 或Die
Linke)。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中期,截至2008年4月,该党派共有73455名成员,是目前德国的第三大党。

从2003年开始,施罗德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改革,以便使德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需要,然而德国背负着"福利国家"的重担,改革政策触动了许多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很多传统的社民党党员看来,这也意味着对其原则的背叛,是部分社民党党员脱党另立新政党的原因之一,而这些人成为了日后左翼党的一部分。可以说左翼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改革者、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德国左翼党主席由比斯基(Lothar Bisky)和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和共同担任。拉方丹是劳动与社会公平党的创始人,前社会民主党主席和担任过联邦财政部长。从2005年开始,拉方丹已在联邦议会担任由两党组成的联合议会党团的主席。

尽管我非常非常讨厌拉方丹这个人,但是,有左翼党的存在,它始终作为反对的声音,时刻提醒执政者不要太离谱,始终起着监督的作用。

党内一旦放开民主选举,政党内的派别就会竞争,一开始时是保护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但长远来讲一定能保护社会的利益。

写于2008年12月12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

谁在傲慢与偏见?

时代不同

1963年6月26日,约翰*F*肯尼迪:"我是一个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肯尼迪是用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的德语说的,虽然不标准,但西柏林人听懂了,顿时广场沸腾起来,"肯尼迪 --
肯尼迪"的喊声响彻云霄。"我是一个柏林人"成了历史伟人名言,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几十年后,一个柏林中学生到德国另外一个小镇旅游,他看不惯乡巴佬,与当地人争执,同样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他是用标准的柏林口音说的,小镇的小伙子看不惯柏林人的优越感和傲慢,一起围攻他,结果把他打伤致残。

北京人到上海凶残杀害六个警察,我堂堂北京人被你们小上海警察殴打,这还了得?

关于杨佳案,国内一位教授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首先这是"官逼民反",是执法人员普遍违法在先,但是"民反"反得很不理智,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愚昧无知"(这样说可能很残忍).须知当今时代不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标准也有所不同。当年武松"血溅鸳鸯楼",把张团练一家老小,奴仆丫环杀得一个不留,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范畴中的行为,为大多数百姓所认可。今天社会上的"不平事"何止千万!而且这种不平多数来自"官府,衙门",用"梁山好汉"的方法是不能铲平这潭污水塘的。一味为杨佳叫好,能解决问题吗?武松杀了张团练家的奴仆丫环是触动不了赵家皇朝半根毫毛的。(国内一位教授的大致意思)

杨佳绝对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文化现象,杨佳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极度不平等的残酷的欺压事实。

傲慢京人

上个世纪流行: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是乡巴佬;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

北京由于是中国的首都,北京人生来就有优越感。一国之都,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的中心,北京拥有太多的溢美之词,但北京人往往也不知不觉地培植了一种"傲慢与偏见"的气质,这其实是一种以制度歧视为表征的霸气。北京人的优越感,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的发酵,和长期的催化。

对每个从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提问,因为在北京人的眼里,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

北京人的傲慢,是靠全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穷人机会的牺牲,而堆积起来的。高考恢复后,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当年我是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北大北外抢着要录取,由于家庭贫困,没钱买棉袄,没有填报北京大学。事情过了三十多年了,每每看到北京人,尤其是北大人,总让我联想到当年无缘作北京人的伤心事。我妹妹更悲,她当年是我们家乡的民办教师,根本没有什么工资,只是拿工分,每个劳动日8分钱。三年里她每年高考,每年差几分才到达分数线,可她的分数若在北京已经超越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三十年前我们家对于北京而言的凄凉,只是全国贫苦大众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的城乡差别,不平等事,何止亿万?

人的出身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不能够选择的。千百年来"北京人"成了一个文化标签,区别北京人与外地人、外省人的标签,区别权贵和穷人的标签,区别强势和弱势的标签,......。

总体来说,北京是一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古都,是深具东方传统的都市,东方文化沉淀深厚,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文化之都。北京城内的"城市壁垒"几乎囊括了读书、就业、升学、升官、迁徙、文化、休闲等全方位的优惠,其"恢弘气势"似乎并不逊色于城外的古长城。

在民国时期,沈从文、鲁迅等论战,鲁迅的结论是北京"京派"文人偏"官",上海"海派"文人偏"商",历来官看不起商。北京人看谁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谁都是乡巴佬。这句话虽然是玩笑,反映的却是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心理的沉淀。

北京人尽管义字当先,但有时多少会体现出皇城根下的子民盛气凌人的心态。北京人都喜欢"侃",三教九流三皇五帝,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想找一个不会侃的北京人,难度基本相当于神七上天。杨佳如真的木讷,应是例外。

据报道,2008年10月29日,林嘉祥在一深圳餐馆,掐住一位11岁女童的脖子,企图拖进洗手间猥亵,未能得逞。女童父母拦住林讲理。林嘉祥不以为耻,反而大言不惭:"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这句话,成为性骚扰的同义语开始在国内流行。

我承认、我深知,这是十足的以偏概全,是用一竹竿打翻整船人,普通北京老百姓,在此我表示道歉。

自私排他?

人性本身自私、排他。没有人不顾及自身的利益而照顾他人的利益。雷锋是人造的神话。人,带有十足的动物本性:先顾自己,再顾家人,再顾自己所属的群体,再顾及社会。

自私并非错误。问题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不能破坏他人的利益;如果破坏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维持平衡,族群与族群之间就很难维持和平。于是,人会吵架、打架,族群会冲突、乃至打仗。一定范围的同种族群,由于生活习惯一样,在认同一定的文化基础上,慢慢地联合起来,乃至组成今日的国家。国家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设立了一定的规矩、规章,乃至法规、法律。然而,由于法律也是人制定的,法律也是自私的。也就是说,法律是为一定的族群服务的。

我在上德国宪法史时问我的教授,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类的话语。他毫无掩饰地说,宪法讲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则由众多的私法规范。宪法里所谓人的基本权利,是超越国家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不论他(她)生存在哪里,都应该享受这些基本权利。你在你的族群里,你的尊严不可侵犯;你到别的族群里,你的尊严同样也不可被侵犯。

问题很复杂。一定的族群为了一定族群的利益,又设立了一大堆宪法以外的法规,以维护本身族群的利益。

所谓仇外就是仇恨外族人。仇恨或表现在内或表现于外。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恨在心里";后者是指以一定的行为侵犯外族人的利益。任何族群都不愿意外来族群侵犯他们的权益。这是铁的规律。

仇外是时时有之、处处有之、人人有之的。如果哪个政治家说:他不仇视外人,他的国家不仇视外人,那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有智慧的政治家应该采用一定的办法、措施来平衡人与人的关系、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致于人与人不冲突、族群与族群不冲突、人与社会不冲突、国家与国家不冲突。

抗压能力很不足

从硅谷华裔工程师吴京华我想到卢刚,尽管吴京华不是地道的北京人。根据四川同乡介绍,吴京华是川东人士,1982年从重庆大学毕业,之后就读北京工业大学,并在北京工作过,1988年来美,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1990年代初期来到湾区,并取得圣他克拉大学电机硕士学位。吴太太是上海人,也曾经在北京生活过。

卢刚1991年11月1日在校园中射杀数人,该事件在当时曾震惊中美两国,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教育弊端的讨论。卢刚生于北京市,18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通过CUSPEA考试,1985年本科毕业后进入艾奥瓦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攻读研究生。1991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及功利主义至上的影响下,少数北京年轻人抗压能力不足,在极端自我意识高涨下,造成了危害社会安全的很多悲剧。

博爱我们很陌生

在卢刚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追忆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并以宽容的态度希望能分担彼此的哀伤。

余虹也是因为抗压不足而自我牺牲的,他生前写过《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文。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他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他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他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他惊讶。她向他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他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

"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似乎对于我们不陌生,可是,博爱在现代中国大陆似乎没有任何意义。难道我们需要传统仇恨斗争、暴力杀人、排外的价值思想?我们能不能思考博爱平等自由的心灵价值?

让我们今天开始一起努力,让博爱不陌生!

写于2008年12月2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

公地悲剧

一直听到这样的言论:不是我们的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太坏,总是钻制度的空子。以前也一直以为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法律确实很健全,而且会越来越健全。我们所谓的仇富心理,也确实是一小撮人捡法律的空子让我们不快。后来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感觉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并没有一个所谓真理在支撑一个制度的合理,也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好制度或者一个坏的制度,只是制度与社会现实的匹配度决定这种制度的正义和公平的程度。

公地悲剧是现今比较流行的一个经济学名词,不过我关注角度不是大背景下总体社会利益,而是在土地公有制体制下个人境遇的悲剧性。曾经以为"土地公有制"保障了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从制度上确立了个人平等的社会正义。但是这个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以所谓"社会利益"的名义公然损害个人利益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显然土地公有制并没有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通过社会利益的名义在加剧弱势群体的更加弱势化,导致社会的更加不公平。

前一段时间前政府高官龙永图有一段"刁民论",龙先生提出以"社会利益"的名义,主张打击所谓拒绝拆迁的"刁民"。不论龙先生有没有研读新近出炉的《物权法》,了解法律已经明确了私人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前提下,以一个前政府高官提出"刁民"论都是极不恰当的。在当前暴力拆迁的事件频繁发生的社会大背景下,以所谓"社会利益"的借口,侵犯个人的正当权益的行为并没有改善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而是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裂。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理想的口号,当然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促进社会的平等。首先是由于出身的原因,导致了其受到的教育以及相关成本的降低,个人就不可能平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对征收高额遗产税尽量对之进行调节,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因为出身带来的社会不公平。

世界上各国普遍都有针对遗产这种特殊财产赠与的高税率做法,中国也不例外,只是估计刁民太多,中国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纳税人风气,所以法律形同虚设。因为社会的不正义已经影响到个人的正义观,法律失去了其背后的公平公正的基础,再加上东方人特有的家族观念,所以遗产税的征收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目的:调节因为出身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反观美国,由于其完善的和现实匹配的法律体系,不断动态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选举确实有效地被执行),另外偏向慈善事业(调节社会不公平的一种手段)的个人税法,使美国富翁的慈善义举冠居全球。

另外一个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以前一直被教育存在一种社会真理,是所谓最完善的制度背后的核心思想。作为一个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土地公有制确是曾经被自己奉为解决社会公平的一个真理。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一直在更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兼并",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兼并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日益剧烈的分裂。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下,最后导致的只有社会分裂和改朝换代,重新对之分配。

一直比较关注美国的土地私有制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发生中国曾经一次次重演的"土地战争"(农民起义的本质就是土地起义)。个人理解,首先由于遗产税法的限制,土地作为不动产在遗产税中受到极大的赠与限制(美国税法对于不动产的遗产赠与附加了很多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先行支付高额的税金才能继承;另外就是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在社会资本运作模式中并没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而土地作为地产,在开发过程中也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并不存在类似于中国地产交易的种种黑幕交易,所以土地的私有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恶化社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

相反,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作为一种理论上比较先进(政治教育过多的后果)的社会体制,却总是以其不正义的作为一次次地刺激我们的良心。中国人一向有所谓"仇富心理",其中"仇富"最严重的对象就是各级地产商,1998年房改到2008年短短11年,中国的顶级富豪基本上都和房产有关,各种黑幕消息也层出不穷。政府执法出现对抗最多的一是"城管执法",另外就是"拆迁执法",相对于"城管执法"针对"危害"城市环境的小商小贩而言,大多数民众只是对其执法粗暴表示愤慨。对于"拆迁执法",以"社会利益"之名为特别权益阶级牟取利益而直接损害个人的正当权益却总是显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毕竟"社会利益"这个词汇太沉重,不是小民能够承受的。

土地公有制所谓的平等成为了少数真正刁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者金钱换来的权力大肆侵害大众权利的幌子,在《物权法》出台之后的大背景了,这种现象显得是如此的诡异,以至于我对于这个社会制度是彻底的失望了。确实是我们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我们缺乏法律背后的那种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在泛政治化的洗脑教育下,没有多少人会关注那种隐藏在社会表象下深层的东西,一个制度的好坏并不是能够用一种理想模型来衡量的,而是要与其时代相匹配的,当土地公有制完全是所谓理想共产主义的制度,在我们这个距离理想社会N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奴隶的政治制度混合社会体制下,显得是如此的黑色幽默,大概不是小民能笑笑就可以的。

作者:鱼之传说

《零八宪章》只是最基本的权利

专访�知名作家戴晴、《零八宪章》签名者、新书《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作者

零八宪章只是最基本的权利
纪硕鸣

戴晴表示,《零八宪章》宣称的公民权利太基本了,不能当作社会变革纲领来看。中国已完成权贵资本主义转化,但连「最基本东西都没有,算什么现代社会」?她认为中国的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

用了八年时间,戴晴追踪「张东荪叛国案」的新书在香港出版,这是知名作家、记者戴晴近年倾力关注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她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个案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最高决策的错案,但直到最近高层仍不平反?希望携这本数十万字的纪实巨著,和读者一起找到原因。戴晴倾力关注的还有中国主办奥运,她一直持反对态度,原因是中国还没到可以大宴宾客、广泛作秀的阶段。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戴晴直言直语�「大宴宾客,要家里每个人都很富裕,很幸福,打开大门,大家痛快的吃一顿。问题是你背后都是灾民,恨不得把你给宰了。你折腾什么呀?赶紧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吧。」

戴晴注定要和时代脉动共同起伏,在「六四」后曾入狱。近年在环境保护等事件和领域,她过问中国发展状况被当局关注。

最近,戴晴作为《零八宪章》签名者而又被关注。中国一批学者、社会活动家联名签署《零八宪章》,令当局大为紧张,并将发起者之一的刘晓波拘捕。戴晴也是签名者之一,只要是为中国发出正义声音的机会,她都不会缺席。

访问是在香港铜锣湾一家「老北京」饭馆,戴晴入「乡」随俗,讲一口很溜的北京话。批评当政者「忽悠」咱老百姓,拿反映一个人最基本生存权益的「零八宪章」说事。戴晴表示�「签字时并非激动万分,没有一定要,死了也要干的感觉。」刘晓波打电话给戴晴,问看了电邮没有?戴晴把邮箱打开看了后说,「好吧,算我一个」,就签上了。戴晴指出,「宪章」「太基本了,咱们也得说上几句呀。说得肉麻点,因为我爱国,因为我在意你这个执政党,这几句话我得跟你说说,否则的话我理你?我玩我的呗。就是这么个道理。」以下是访问摘要�

《零八宪章》的发起签名者中很少有经济学家,这和三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的时代变革背景是否相像?

我觉得发动的力量不一样,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执政党觉得要变,用权力、有限的智慧让中国有了一个较好的八十年代,发展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阶段,被打断了。很多人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并列,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胡耀邦是党内改革派,赵紫阳要颠覆共产党的很多东西的,要从整个经济制度来发生变革,将来如何,是否要共产党的领导呀?再说。这不一样。但是,发动的力量都曾经是共产党的干部,有权力,有话语权,有决策事务权,掌握了一定资源的。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误区,评定邓小平,说他只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做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以不做的,他们一直在做着,现在已经趋于完成,是完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里面的核心人物,就是他的设计者――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人。以前都是我的朋友、采访对象,他们一直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他们有什么要变革的,这是他们的理想,实现了。签名中没有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不少经济学家代表了权贵阶层,他们是统治者的鹰犬,签名的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经济学家非常不幸,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良心放第一位,是把自己得到的利益放第一位,不够经济学家的名字,只是当权者出台政策的诠释者,只会用一些名词而已。

这个社会是否到了要变革的时候?

没有,看上去社会矛盾很尖锐,贫富悬殊大,当局除了动用警察之外,拿不出其它的招来了,好像要发生变革了。但我要问的是,变革的动力是什么?能使变革成功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灾民、移民、杨佳,或者其它什么的,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零八宪章》不能当作一个社会变革的纲领来看。大家从心底发出�中国太他妈的不象话了,怎么办呢,会发生什么事?但没有人把下一步看得很清楚,并不能看成是纲领,看不到变革要来临的前夜。

你怎么评价《零八宪章》的意义?

只能说有一批人,觉得中国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算什么现代社会?除了有些人有点钱以外,而且他们的钱哪来的呀?还不是牺牲了弱势群体?最弱的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河流,接着是矿山,再接着的是森林,然后是那些劳工。这是一个启蒙式、口号式、一个远景式的理想,而不是一个行动纲领。看起来很简单,都是一些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实践中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但还没有找到通向这个方向的路。

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心声?

说这是老百姓的愿望,可以。《零八宪章》的起草者把它理性化、专业化了。其实老百姓非常简单,把贪官都宰了。北京有一个卖白薯的,他把白薯贴一个贪官牌的,大家兴奋。哥们都去买,扒它的皮,抽它的筋。吃了它,高兴啊。民众还是一种情绪,把它理性化。把愤懑的声音变成清醒的声音,让它纳入到普世价值观里去,做的是这种很普及的工作。

为什么只是把老百姓的心声,把书本的理论整理成一个文字,当局要这么担惊受怕?

是呀。当局就笨成这样。我只能理解为一代代武大郎开店,都找比自己更笨的。我要是当局,一定表示欢迎嘛,太好了,粉饰一下,表示喜欢。然后,想干什么继续干。现在,法国人见一下达赖也不行啦,二零零八年出手的,一件比一件笨,这已经不是坏的问题,而是笨。把宪章弄成这个样子,给了大家说话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你签名了,有没有公安来找你?

没有。不是别的,我告诉你,是他们警力不够,顾不上我了。我这行将就木的,上街也没法呼口号,也不能给军车扔个燃烧弹,反正就算了。还有一个,我这人特别公开,透明化,有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电邮地址都告诉你们,我都不在乎。

有一次,我的书过海关时被没收,我气得就说�「你回去好好看。」但这不意味着我在思想上妥协了,思想是不能妥协的。什么都可以妥协,穿黑的还是白的,头发长一些还是短一些,什么都可以妥协,唯独思想不妥协。

零八年一开始,就有人批普世价值,有背景吗?

没什么新鲜的。这些人,在我的眼里,就如克林顿到中国北京的大学演讲,有一个女生问一些挑战性的问题,那时大家兴奋,我们还真有斗士。后来一转身,这女生美国留学去了,再一变,嫁了洋人了。她有什么价值,我也不知道了。现在中国,这些人都在找位置,都在为自己找弄钱的机会。有没有死心眼的左派?有,北京大学(为市场经济)跳楼的经济学家,这我佩服他,他的理想、他的梦都破碎了,就跳楼了。

在北京,一些经济学院的教授,恨不得我杀了你,你杀了我。计较的就是拿什么位置?拿多少钱?会钻营的把位置都占了,那咱哥们玩点别的。我理解是这样,年轻,回来晚了,别人把位置都占了,那我们玩中宣部的。

批普世价值,是否意味着倒退?

他们居然敢这么干了。我觉得,八十年代以来,当局更看重的是外商来投资啦等等,你说的自由人权,只要没有大碍也就算了。但是,到了今天,你又说普世价值,北京话是说,你又拿这来说事了,一说事了就有别的目标,马上就想到,你是否想公民选举?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不满意,你才拿这说事来了。

他们才在普世价值上争起来了,如果普世价值仅是一个无害的一个神像挂在那儿,无所谓。他感觉到对执政者的既得利益有伤害。有了「宪章」,好像有人会认为,哟,他们把这说成事了,立一规矩了。问题是,规矩谁立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立的,你要立规矩了,影响到他的集权、他的特权、他的垄断市场,当然不行。

中国的希望会在哪里呢?

希望在中国实际上并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在这。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到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时,可能中国的河也干了,资源和环境可能都完了。中国成为了世上最大的灾难,我是非常悲观的,最后看到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当政者太强大了,我们觉醒得太晚了。

亚洲周刊

孙立平: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

在回顾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1931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欧洲和南美,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1933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空。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作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警告,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在面对普遍的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之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暴力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

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有人说,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即使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一战退伍军人到华盛顿请愿,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的、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数十名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或其妻儿遭到镇压死亡。但镇压能够解决的只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呢?回答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这一点值得历史铭记。

刺桐红:独裁会不会得民心呢?

独裁会不会得民心呢?

对此,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认为世上只有头脑不清醒或者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才会愿意接受独裁,但是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用他的作品《浪潮》(Die
Welle)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事实上,我们不仅可能支持独裁,还支持得心甘情愿、死心踏地。

渐进式独裁

电影的故事场景设置在德国的一所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是个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老师,在柏林、克罗依茨贝格等德国反传统及左翼运动中心待过多年。在活动周中,他原想还教"无政府主义"课程,不料被同事抢了先。无奈之下,他教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独裁政治"。在课堂上,学生们也不怎么配合,他们认为活动周不过是个混学分的阶段,大家背背书就可以了。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学生甚至对这一课程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因为一提起独裁,很多人就会想到纳粹,想到第三帝国,让德国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纳粹德国是邪恶的,这点我早就听说过了。""对对对,纳粹就该去死!""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又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总要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学生们认为独裁在德国绝不可能再次发生,因为缺乏民众基础。谈论这种无聊的话题,还不如说说布什政府呢。

有感于此,一向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赖纳忽然有了个新想法,想通过亲身实践告诉学生何为独裁,而且独裁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是熊培云先生所说的设立"纳粹速成班"。首先,一切从改变课堂秩序开始:大家不再松松垮垮地围坐成几圈,而是规矩地排成一行行;赖纳通过学生举手投票成为"元首","元首"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比如说大家不能再直呼其名,而要尊敬地称他为"文格尔先生";所有人都必须正襟危坐,发言前必须先举手,征得赖纳的同意,并且站立起来……

有些人对这种带有微弱强制色彩的新秩序感到不习惯,但赖纳的解释是自主和创新:"或许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安排活动周。"起立是为了使脉搏下降,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减弱疲劳感,集中精神,正襟危坐可以让呼吸更加通畅,保持秩序能够让别人感受到尊重,从而更好地思考和回答,学生回答问题要简明扼要……这些听上去都很新奇、科学,让自由散漫惯了的学生们备感兴奋。很多人不仅乐意尝试,而且很高兴地和家人、朋友分享,毕竟有秩序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赖纳已经在这种改变中轻松地实现了独裁的第一步――强调纪律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但只好被迫离开。

第二天,赖纳走进教室,学生们全部按照他所说的,正襟危坐,齐声叫道:"早安,文格尔先生。"今天,赖纳要输灌给学生们的概念是"团结",亦即强调集体的作用和地位。他叫大家都站起来,"做些放松运动",做着做着就开始"统一步调",像军人一样踏步,让"所有人逐渐融为一体","这种振动甚至能让桥梁倒塌"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与此同时,赖纳开始为他们树敌,强调本集体的优越地位:"这个练习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下面,我想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学生们恶作剧的心态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越来越配合,并最终认同了赖纳所教给他们的东西: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练步伐、换座位、统一服装都是为了消解个人和小团体,不断增强大家对集体的认同感。当然,赖纳会说得更加娓娓动听:"一个人的力量终将有限,团结才有力量。
""培养独立精神最终会演变为你争我斗,尔虞我诈,而我却坚信,我们可以相互帮助,因为团结才是力量!""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将更好,起码比楼下的无政府班级好!"这一次,学生们再度轻松、愉快地接受了赖纳的建议,出让了一部分个人自由:他们今后将穿一样的衣服上课。

第三天,很多人如约穿上了白衬衫,而此前就极力反对此项"改革"的女生卡罗则坚持穿红色上衣来上课。这一下,卡罗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态当中:老师故意不理睬她,同学们开始有意无意地跟她保持距离,就连男朋友也认为她有些自私,缺乏集体荣誉感。今天,赖纳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集体意识再度强化,并付诸行动。大家集思广益,为这个新集体起了个名字――浪潮。很多人一下子有了归属感,排练话剧时不再各行其是,和同伴分享自己的秘密,并共同筹办网站、设计徽章。当然,同伴有难了,大家就会挺身而出。集体让人备感温暖,团体让人充满力量――这种制度正在逐渐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尽管它也在不断地侵蚀着大家的自由,但大家似乎并不怎么排斥。相反,他们继续孤立像卡罗这种"自私"者,并且吸引更多人加入到"浪潮"这个集体大家庭中来。

第四天,随着"浪潮"不断发展壮大,它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并以此为标志,跟别人划清界限。这天,大家还多了一个独有动作,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认同这些的,就是"浪潮"的人,否则不是。在这种差异中,"浪潮"的人逐渐体验到了集体的归属感与优越感。为了巩固优势,他们为集体之外的人设置种种门槛,比如说不让拒绝做浪潮手势的人进学校,不让拒穿白衬衫的人观看比赛。与此同时,赖纳的部分同事和学生对此表示极为反感,希望他中止这样的活动。

第五天,课程的最后一天,赖纳让大家把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此时的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有些人认为他的教学方式太过激进,有些人觉得他会让形势失控,但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浪潮"教给了他们很多东西,比如说人人平等,比如说互相帮助。结果就在当天下午观看比赛的时候,支持浪潮与反对浪潮的人发生肢体冲突,两名运动员甚至在场上打起了架。当晚,赖纳给所有人发了一条短信:明天12点在学校礼堂开会,事关"浪潮"的未来。

第六天,在学校完全封闭起来的礼堂里,赖纳宣读了几段学生们关于参与"浪潮"的感想,并联系实际,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讲话。赖纳说:"'浪潮'能带给你们这么多收获,这让我很是吃惊,因此,我认为,'浪潮'不该就这么简单地结束。"赖纳认为"浪潮"所具有的精神恰是今日之德国所缺乏的。在与"叛徒"马尔科辩论的时候,赖纳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今天,此时此地,我们将创造历史!'浪潮'将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以此为起点,'浪潮'将席卷整个德国!"
众人的情绪一下子被煽动了起来。至于像马尔科这样的"叛徒",一切正如赖纳所说的:"谁要是阻挠我们,'浪潮'就会将他吞噬!"兴奋的学生七手八脚地把"
叛徒"抓了起来,交给"元首"处置……

独裁的根基何在?

在外人看来,"浪潮"这个组织已经变得有些狂热,近乎法西斯的性质了,因为它排斥个人意志与利益,绑架公众,强迫他人,但"浪潮"的成员们并不这么看。就在赖纳突然宣布"浪潮"就是法西斯主义之时,学生们露出了惊愕和失望的表情。尽管他们无法直接驳斥赖纳的分析与反省,但学生丹尼斯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实想法:"但是,'浪潮'并非一无是处!我们都深有体会,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可以改正。"

是的,这个组织从萌芽之时就戴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一度打着追求真善美的旗帜。起初,它只是一种尝试:"我建议咱们灵活一点,有人反对吗?"在制定最粗浅的一些规定时,赖纳也遵循着公平、自愿的原则,让大家投票选举,允许自由加入和退出。紧接着,赖纳告诉他们一些规定的好处,比如说更加科学健康,更能发挥作用。尽管这些都让大家逐渐趋于同化,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反感,因为这是大家自愿接受的一种尝试。

慢慢地,大家认同了集体的观念:纪律让我们变得更有秩序,团结让我们变得更有力量。在集体的大家庭里,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派系林立、互不往来,而是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因为团结,他们做到了许多过去很难办到甚至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过去排话剧时总是闹矛盾,现在排练得特别顺利;过去出份校刊得拖上很长时间,现在大家一起做网页,一夜就完成了;大家还一起把"浪潮"的标志贴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当大家穿着一样的服装,喊着口号时,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身处集体当中,变得无比强大……一切正如学生们在感言中所说的:"我想要的,我应该都有了,衣服、零花钱诸如此类,但我却时常感到无聊,但这几天的经历很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从前,我到处惹是生非,仔细想想,我从前的所作所为真是混账,能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感觉好多了。如果我们能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愿意为此重新做人。"……

我们完全用不着怀疑学生感言的真实性,因为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弱势的人来说,集体可以满足他在生存与安全上的需求,进而体验到归属感与爱;对于强势的人来说,集体可以让他变得更加纯粹、富有爱心,在人人平等、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集体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比如说促进社会平等,比如说实现民族复兴。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富家子弟,你都能与他人携手,朝这一伟大目标共同进发――这便是所谓的体制优越性,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说,是我们的麻木不仁,是我们的彼此孤立,是我们的庸俗堕落,是我们的效率低下,为独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只要这个社会还有贫穷、混乱、堕落和不公,独裁便有滋生的可能性。

在独裁体制内部,每个成员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残酷无情,而是充满了爱心与理想。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让他们激动得睡不着觉,变得狂热无比。相反,外界的人在他们看来,还是那么地自私、软弱、萎靡,甚至有几分丑恶,形同行尸走肉。在与外界产生冲突的过程中,集体中人对"集体"这一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久而久之,他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这个社会之所以会有不公,就是因为有太多差异化的存在;这个国家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团结,不能精诚合作。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国家与民族,他们迫切需要把这种理念普及开来,消除个体间的差异,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进步。如果运用得好,他们甚至可以籍此拯救堕落的全人类!

这种想法在赖纳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地回应着"元首"充满激情的号召:"德国近年来每况愈下,我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但政府却告诉我们,努力工作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经济的傀儡!(掌声)失业率必须下降,我们还是出口大国,但实际上,穷人越来越穷,富人却越来越富!(掌声)恐怖活动是现今最大的威胁,而恐怖活动正是我们自己通过散布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热烈的掌声)今天,此时此地,我们将创造历史!'浪潮'将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掌声)以此为起点,'浪潮'将席卷整个德国!(热烈的掌声)"

这种煽动性的讲话在许多近代独裁政权中并不少见。讲话人准确握住时代与社会的弊端,充分激发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呼吁全民共同建设理想国或大同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外来的阻挠,还是内部的背叛,都会被认为是自私、邪恶的。如此一来,我们就会看到一副相当荒诞的景象:独裁政权之外的人觉得体制中人苦不堪言,独裁政权之内的人却觉得对方才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体制中人虽然参与了许多暴力活动甚至是恐怖活动,却浑若不觉,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战斗,是在改造旧社会,视外来的批评与攻讦为造谣、诬蔑。如果有人要破坏这个体制,那无疑是在摧毁他们的理想与生命,他们会毫无顾虑地跟对方拼命!在电影中,学生蒂姆便视"浪潮"为他的第二生命,听到"浪潮"将要中止时掏枪威逼赖纳收回成命。在确认"浪潮"再也不可能恢复的时候,他绝望地选择了自杀。

人民有没有自私、堕落的权利?

很显然,独裁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准确地抓住了社会的弱点,把握住了人们追求理想世界的本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初衷会导致邪恶的结果?民主体制能否解决同样的问题?独裁体制又靠什么维系人们对它的支持与忠诚呢?

不可否认,独裁体制所描述的蓝图是美丽的,因为它原本就脱胎于理想国或大同世界。但问题却也在于此:它终究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人性是有弱点的,比如说人既有追求真善美的一面,也有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一面,既有充满激情的时刻,也有疲劳软弱的时候,既有帮助别人的意愿,也有强大自我的渴望。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并允许别人有自私自利、庸俗堕落的权利。

独裁体制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它绝不容许自己的成员出现自私自利、庸俗堕落的一面。当然,在成立之初,它采取的是自愿原则,允许人们自由地加入和退出,呼吁更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激情的人加入。但是随着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它逐渐拥有了强迫的能力。对于那些不认同组织理念或做法的人,他们采取孤立亦即冷暴力的方式对付他。

当这个组织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不加入他们,你将生活得十分别扭、困难,甚至是痛苦。比如说学生凯文一开始并不喜欢赖纳的教学方式,选择了离开,但离开之后却发现无处可去,因为要好的朋友都在课堂上!学生卡罗没有如约穿上白衬衫,大家就不理睬她,把她当成了空气,至少是一个自私得不值得交往的人。但人毕竟是有社会属性的动物,这种状态一旦达到一定限度,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妥协,渴望加入这个组织,以便重新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

久而久之,这便会成为一种惯例,甚至形成法律法规。发展到极致之后,独裁体制甚至可以把这些道德要求强加于人,通过消灭肉体的形式对付异议者,比如说得知马尔科是"叛徒"之后,学生们便按"元首"所说的把他抓了起来,准备严惩他。此时,异议者不再被平等地对待,甚至被剥夺了为人的资格。

表面看起来,这些是大家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元首"意志的不断强化与延伸,因为后者始终在惩罚和淘汰异议者。你如果想加入或继续待在这个体制当中,就得不断地压抑本性,告诫自己不可有"私心"、不可"随心所欲",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凡事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至于对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自私、堕落甚至是凶恶的一群,伤害了集体的利益,而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这种观念放大之后便是极端的团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道德与组织层面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可以采用强迫的方式"拯救"他人,让别人拥有和自己一样的"高尚生活"。遗憾的是,当一切变得身不由己的时候,哪怕加给你的东西再好,你也会觉得痛苦。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是思想觉悟还不够高的缘故。

由此可见,独裁与民主的最大差别并不于它们所描绘的蓝图是否美丽,而在于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把这种意愿传达给民众。独裁体制认为可以强迫,而民主体制选择了呼吁与鼓励。在民众并不认可的情况下,民主体制依旧对他们保持尊重,同等地保护他们的自由与权益。毕竟,真正的人人平等便包括了那些自私自利、庸俗堕落的人,而不是把人按思想觉悟或阶级立场分成三六九等,让有些人平等,让另一些人"更平等"。因此,民主体制想要战胜独裁,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传播真善美,教人学会如何相爱,否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独裁的帮凶。

事实上,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是有利有弊的,比如说民主体制可能导致放任自由,独裁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因此,哪怕是在最民主的政权也会在特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借鉴独裁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比如说管理军队,再比如说战争时期对全国物资的调配。不过,独裁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说,独裁者并不愿意让民众也这么想,他会通过一切手段告诉民众,二者及其附属的价值观是截然对立的,而对方所提倡的是极端化思想。独裁者采用丑化民主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比如说,独裁强迫全民每天长跑,而民主认为长跑虽然是件好事,但应该提倡,而不能强迫全民参与,独裁就攻讦民主说,民主正在反对我们全民健身,他们认为长跑不是什么好事情。在这一论战中,独裁采用了偷换概念、二元对立、极端化对方观点等多种方式,从而达到丑化对方、巩固统治的目的。当然,为了保证这一效果的有效性,他们必须对事实的真相进行封锁,不断地说谎,并让民众接受这种非极左便极右的二元对立思想。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比如说,有些人一谈起民主便想到扯皮打架,一谈到自由便想到吸毒滥交,一谈到个人便想到自私自利,进而认为还不如搞独裁好。当然,他们不会直呼其为独裁,而是把它叫作有本国特色的民主。

同不把"敌人"当人的心态相类,独裁也不认为学校教育与新闻出版应该追求真相,而应该分各种类型,有选择性地为政治服务。俗点说就是,如果杀人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哪怕这个人再无辜,独裁也认为杀人是值得的;如果说谎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哪怕这个谎言再缺德,独裁也认为说谎是应该的。说到底,尽管独裁利用了人们的良善,但它最终赖以维系的基础还是谎言与暴力。

城堡还须从内部攻破

说完独裁与民主的区别之后,我还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消解独裁?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了对抗,甚至觉得应该武力解决。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种方式正中独裁的下怀。就如前文所说的,成功的独裁不仅肆意剥夺民众的自由与权益,还成功地给他们洗了脑,让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朝一个伟大的目标进发。比起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变得团结起来。在集体受到外来威胁时,集体内部的成员牺牲一定的自由与权益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有必要。因此,外部的对抗越强烈,独裁内部就会变得越团结,一切侵犯成员自由与权益的事也有了正当理由,即人们可以为了生存而牺牲一定的自由。

赖纳的"浪潮"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内变得壮大,并空前团结,就在于他们始终都有"敌人"。成立之初,赖纳就告诉他们这个班级的"敌人"是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级:"我们班作为一个整体,表现会更好,起码比楼下的无政府班好。"无论是调换座位,还是练习步调,赖纳都告诉他们这是为了赢过这个班级。这种提议一下子激起了大家的好胜心,并且乐在其中。后来,学生卡罗越来越反感于这种变化,千方百计地阻挠事态变化,非但没能有效阻止形势恶化,反而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与反感。他们觉得卡罗不仅自私,而且见不得别人好。当这种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们开始大打出手,而卡罗的男友马尔科也在激动之下甩了卡罗一巴掌。

同样地,外部的敌人也让"浪潮"的成员越来越团结,进而体验到集体的无比优越性。比如说蒂姆本来是个胆小怕事、受人欺压的"软脚虾",送别人东西讨好别人,可别人未必拿他当朋友。自从有了"浪潮"以后,伙伴们不仅挺身而出,帮他打败了小流氓,还把自己的衣服借给他。蒂姆也因此变得更加热爱这个集体,竭力地保护这个集体,尤其是它的"元首"――文格尔先生。在"浪潮"里,他们跟同学对抗过,跟学校对抗过,跟流氓对抗过,甚至跟整个社会对抗过,比如说把"浪潮"
的标志贴满大街小巷,甚至用喷漆喷到了市政府大楼上。这种斗争让他们备感刺激,也在成功之后获得空前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他们越来越相信,团结不仅可以让大家变得亲密无间,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奇迹,改变社会。因此,他们处处以"浪潮"为荣,无论是在课间,还是在家里,都在谈论和宣传"浪潮"。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浪潮",并参与到更多的对抗活动当中,最终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敌我的界定会变得越来越简单,思想也越来越极端,一种有效的刺激链条便就此形成:大家越团结,越有力量,越能战胜强敌;越是反对我们的,往往越是邪恶的,必须予以消灭――人们陷入了狂热状态与集体无意识当中,当然,还有自我膨胀的优越感。

对于独裁者而言,有敌人并不是一件坏事,极权统治者尤其欢迎敌人的存在。有了敌人,他们才可以让这种畸形状态名正言顺地保持下去,最终变特殊情况为一般情况,让所有人感受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赖纳在调动"浪潮"成员的积极性时,便把"敌人"扩大到了整个德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让大家意识到政治软弱无能、社会贫富分化、人们庸俗堕落等都是"浪潮"的大敌。万一实在找不着敌人了,独裁体制也会制造出一个虚拟的敌人
――美国思想家阿伦特称之为"潜伏敌人"或"客观敌人"――以维系本组织的团结,并为继续侵犯个体自由和权益提供正当理由。更重要的是,独裁体制可以把本体制所滋生的一切恶归根于"敌人"的存在!在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独裁政权便会寻衅挑事,甚至无端造谣,转移内部成员的视线。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但独裁体制下的人们恐怕并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讯息极可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类的东西。

因此,在处理独裁问题时,对抗并不是什么好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最坏的方法。它将给独裁者提供口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独裁体制内部的团结。相反,人们如果放弃对抗的手段,转而采取和平对话、人道支援的方式,那么独裁体制得以团结的动力便会小很多,而本身的矛盾将会日愈明显。更重要的是,独裁体制的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还是好的,他们虽然遵循着错误的方式在做事,但其对于公平的追求,对于理想的执著,却是值得其他人学习的。人们如果对独裁极力抨击、丑化,反倒可能引起反效果。其实,消解独裁只需对准它的两大基石――谎言与暴力――对症下药即可,一方面冲破信息封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告诉人们真相,另一方面,教导他们学会宽容与爱,逐渐恢复其人性化的一面。久而久之,独裁的城堡自会从内部攻破。当然,消除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建设精神文明等才是防止独裁的根本办法。

遗憾的是,无论是一开始就反对"浪潮"的人,还是赖纳本身,都没能采取这种方式,而是简单、粗暴地阻挠"浪潮",反而引起了其成员的失望与愤怒。最后,赖纳关于"浪潮"是法西斯的那段解释更是牵强得很,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会让人产生误会,以为赖纳是个懦夫或小人。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蒂姆为何坚决反对解散"浪潮",并拔枪相向。可以说,赖纳要对悲剧的发生负相当大的责任。他是个点火专家,却不懂得如何控制火势,更不用说灭火了。可放眼四周,我们身边又何尝不是有很多人不懂得"灭火"吗?

己丑年正月初一初稿,正月初三二稿
作者:刺桐红
原文:http://www.yadian.cc/blog/56197/

李方平律师谈“毒奶粉”判决中的死刑

河北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1月22日对"毒奶粉"案件一审宣判,原料制造者张玉军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买家张彦章以同样罪名被判无期。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毒奶粉"受害人维权律师之一李方平认为,以上判决过重,而且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食品安全的体制问题。德国之声记者谢菲对李方平律师进行了电话采访。

李方平律师,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我想问一下,您作为毒奶粉受害人,受害家庭的维权律师之一,怎么看待22日的判决结果?

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判决结果应该说是偏重的,尤其是对制售三聚氰胺的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因为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整个三聚氰胺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反映的是中国卫生监管体制的弊端,或者说癌症。如果仅仅是只对他们个人处以这么严重的刑罚的话,我个人认为不能解决卫生体制的问题。我们考虑到,是否应该对这些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负责人,包括地方政府负责人,应该也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可是我们看到,刑事方面的追究,只是停留在制造三聚氰胺,或者销售三鹿奶粉的企业负责人身上 ,所以,我们说,这个判决仍然没有全面的去执行。

22日这个判决宣布之后,您有没有同受害家庭,比如说儿童的家长取得联系,询问他们对判决的看法呢?

因为我跟几个受害者家长去联系,但是他们现在都很忙,也是有一些采访吧。没有跟他们进行沟通,刚才的说法,只能代表我个人意见。

您知不知道这些受害人或者家长,他们有没有在法庭当场出席审判?

我知道赵连海先生是到了中级法院门口,至于他是否能到里边参加旁听宣判,我就不清楚了。

此前您代理毒奶粉受害儿童家庭家长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表达过他们希望这一事件的责任人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罚?或者您刚才说的,他们希望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不仅仅是生产或者制造者。

他们也知道三聚氰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条,不是说某一个环节就能将这个有毒产品生产出来或者应用到婴幼儿产品上。而且这种三聚氰胺的生产已经有好几年了,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没有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审判是"缺位"的。如果仅仅只是追究这些生产者的责任,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公平的,尤其判处如此高的刑罚。我相信这些受害消费者也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存在一些问题。

您认为如此重的刑罚,是否会杜绝今后再有效仿者的作用呢?

我觉得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运动式"的宣判,判处这么高的刑罚,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不走运,是整个卫生体制的替罪羊。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不可能根本的杜绝,因为体制性的东西你不去消除的话,作为商品的制售者,他们仍然可能从事这样的行为。

如果说从体制上提高或者改善中国食品安全质量的话,您认为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 如果说得具体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三方面吧:一方面是增加官员的追责制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应该强化NGO包括消费者协会的职能;第三方面,就是应该建立一种惩罚性的赔偿制度。

李方平律师,非常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谢谢您。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3967715-293.html

告诉你个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

首先让我们了解历史上李鸿章的真实一面,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家乡安徽省大规模地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这些宅第外围先凿以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四周又辟花圃、菜圃、园圃,内层又凿有内壕沟,有的还设有碉堡、炮台、内外花园、藏书楼和秘密走廊等,俨然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李府最盛时期,有田257万亩。这些土地,李府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以亲朋直接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芜湖、肥西、无为、六安、霍山、庐江、舒城等地建立的
"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合肥东乡佃户统计,李氏在当地占地叁分之二,约50万亩,而瀚章和蕴章之子经钰,则是更大的地产巨户。就这样一个极其腐败的封建官僚,居然被CCTV大为美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他说:新疆"断不能久守",而且新疆也不重要,丢了于肢体元气无伤,不如把用于新疆的经费移充海防之饷。而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且亲自率兵收复了。

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有巨大损失的《交收伊犁条约》,国内舆论大哗,要求改约,而李鸿章却说如果改约"其曲在我",又说如果不签这个条约后患更亟。左宗棠等则要求改约。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收回一些权益。

1878 年中日就琉球交涉。李鸿章认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时所贡少,而中国所赐多,中国不合算;琉球离中国远,离日本近,对中国来说"尚属可有可无",不必与日本争。日本并琉球后,又要与中国划界,主张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分让于中国,作为国界。李鸿章却说这两岛是累赘,不要。

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不同意抵抗法国的侵略,而威胁清政府说法国一向"因愤添兵"不好惹。张之洞主持战事,起用老将冯子材,李鸿章反对。后来冯子材改变了战争态势。而当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清廷却下了停战令。张之洞等都知道这主要是李鸿章的主意,对他大加指责,有人骂他如秦桧一样的"和戎宰相
",冯子材在前线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请他上奏诛议和之人。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结果与法国签订一个"不败而败"的条约。

在电视剧中,好像一切误国之责都与李鸿章无关。是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弄得海军没经费,是翁同和倾轧报复才搞得军舰没炮弹,是光绪皇帝急躁冒进才使得军队一败涂地。李鸿章简直比窦娥还冤。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是有的,翁同和暗中拆台也是有的,但李鸿章的责任也不小。别的不说,只说他重用的那批将领就大成问题。我们看一下甲午战争的具体进展就会发现,除了海战不算,其余的战斗,几乎每一次都发生了前线指挥官临阵脱逃的事情,而这些指挥官大多都是李鸿章淮系的亲信。

在朝鲜战场上,身为前敌司令的叶志超闻风即逃,从牙山逃到平壤,又从平壤逃到安东,一溃千里。他手下的几个将领,除了左宝贵忠勇血战外,卫汝贵、马玉昆等人也学他的榜样,带头逃跑,结果轻而易举地断送了整个朝鲜。
在旅顺保卫战中,北洋营务处总办龚照屿是最高统帅。但他不等日军来到,就先化装乘小舟逃往天津。到了天津,他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又命他返回旅顺,指挥作战。对于这样的将领,李鸿章采取如此的处置方法,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龚照屿返回旅顺后,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依旧随时准备逃跑。当日军开始进攻之时,除了徐邦道所部奋力抵抗外,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将纷纷未战先逃,龚照屿再次逃跑。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就此轻易失守。

在威海保卫战中,南帮炮台指挥官刘超佩不战而逃,致使炮台很快失守。北帮炮台指挥官戴宗骞被李鸿章认为是"胆识坚定,志节皎然"的优秀将领,但就是他却一贯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在战事开始前,他匆匆忙忙地把军中存银八千余两运回自己的安徽老家。战斗开始后,他手下的士兵自动溃散,炮台完全由赶来增援的水兵防守,最终陷落。
在辽河战场上,除了淮军,还有湘军、楚军诸部,淮军主要统帅,年近八旬的老将宋庆还是比较能作战的,但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但其余部队都无法令人恭维,都是屡战屡败,从鸭绿江边一直溃退到沈阳附近。在这个战场上,清军兵力达十几万人,而日军最多时不过叁万人,清军却一次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

通过以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至少要承担一个用人失察之罪。他重用的这批淮军嫡系将领大多是些腐败之徒。他们平素贪污军饷,中饱私囊;打起仗来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以致误国殃民,堪称败类。身为淮军最高统帅的李鸿章难逃罪责,实际上,作为这样一大批贪官污吏的领导者,李鸿章个人的品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是一目了然的。
李鸿章难道完全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些什么货色吗?当然不是,李鸿章肯定清楚这些将领的底细。那为什么还要重用他们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李鸿章用人的标准,是以是否对自己忠诚为首要条件的,这也是所有军阀政客都坚持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是不能把李鸿章当成贤臣良相来赞颂的。

除了用人上的问题,李鸿章在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指挥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从他的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来的,讲究"以静制动","先以我之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他用兵时一贯小心谨慎,不轻易出击,强调先站稳脚跟,摆出"猛虎在山之势",等敌人露出破绽,有可乘之机时再一举出动。
他的这套打法,都是在对付使用大刀长矛的太平军、捻军时总结出来。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迎战现代化的日军就毫无作用了。在战争中,清军的表现是处处被动挨打,虽有整体数量上的优势,却在局部中总是处于劣势。看一下甲午战史就能明白,前期,清军从无主动出击之举。后期,改为湘系将领指挥,才有了一些反击作战,当然也没什么战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军事上是十分低能的。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洋务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淮军水陆两军,在武器装备上都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特别是陆军方面,思想却还都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武器的现代化之外,编制、训练、管理,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都要相应地现代化才行。但是,清军这方面却不然,指挥打仗的还是原来那些用惯了大刀长矛的老将。这些人根本不懂现代作战,很多都是文盲,没人能看懂现代军事地图,当然也没人能测绘制作军事地图。他们的身边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因此打起仗来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清军士兵根本就没有经过现代作战训练,除了学会放枪打炮外,跟从前没有任何区别。打起仗来,冲锋时只会一窝蜂向前跑,防守时不知如何预设阵地。日军在作战中,总是先派出小股尖兵引诱清军开火,弄清火力位置后,再用炮火摧毁。这一招日军屡试不爽,从朝鲜到辽河,清军始终就是学不会如何不上这个当。他在马关与日本人谈判时,他在谈判桌上的这番赞扬敌人的胜利、赞扬敌人打败自己的国家、从而感激敌人的谈话,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在谈判中他感到日本难对付,就转而帮助日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早日签约。日本方面说又派出30余艘兵船赴大连,李明明知道这是虚声恫吓,但却把这消息转给清廷不加以揭破。
1901年李鸿章奉命与庆亲王一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一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条约。
历史的真面就这样被某些人随便篡改,还美其名曰人性化。

中国驻美使馆翻译1人枪杀9同事――解密27年前发生在我驻外使馆一起凶杀案

惊天惨案竟缘于一句话:共和国翻译官杀死9名同僚

解密27年前发生在我驻外使馆一起凶杀案

王俊山这是一起被尘封已久的凶杀案,案件发生在27年前,在这起案件中,我国驻A国大使馆的9名外交人员惨死在罪恶的枪口下。

制造这起惨案的是大使馆的翻译唐健生。

这起惨案发生后,中央有关领导立即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速派专机把凶手押回国内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1982年8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正式接手此案。

9名使馆人员不幸罹难

1982年7月,A国的夏季,天旱无雨,燥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黎明前,我驻A国使馆区格外宁静。使馆门口两边肃立着两名A国警察,14层的办公大楼巍然屹立在使馆的中心,雄伟壮观。

当地时间7时左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陆续起床,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使馆翻译唐健生起床后刷完牙又洗了个澡,坐在床边发呆。7时25分,他猛地站起身,把一支已上膛的苏制五九式手枪和24发子弹放进裤兜,冲出屋门……

他从7楼来到5楼,叫开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翻译王某的门。

王问:"有什么事?"

唐说:"想向你借手提包。"

当王把手提包递给唐时,唐掏出手枪对准王的头部就是一枪,王应声倒地,唐迅速把门反锁上。这时,唐感到拿枪的手在颤抖,口舌干燥,饥肠辘辘……随即,他下楼来到楼外餐厅,急急忙忙吃了早点,又马上返回到5楼,叫开机要员许某的门。

许和妻子陈某正在屋里吃早饭,陈问唐:"有事吗?"唐随即回应:"没什么事,想找老许聊聊。"不等夫妇二人再开口,唐掏出手枪对准许和陈的头部连发两枪,将许和陈当场打死,随即反锁上门,乘电梯回到7楼,去找在7楼办公的使馆一等秘书、办公室张主任,声称要和张说说话,随即,在张的里屋开枪将其打死。

接着唐又返回到4楼找到政务参赞老史。此时,老史和夫人、使馆医生王某同时将两个房门打开,唐一看不好下手,便伪装向王要药,把王骗到8楼医药室,将她枪杀。此刻,已到8时30分,当时大使馆有要事找机要员,因到处都找不到便将机要室撬开,发现两名机要员已惨死在血泊之中。使馆领导立即下令将大楼前后铁门锁上,同时派人报告A国外交部和警察署,请求协助捉拿凶手。

此时,唐健生仍在穷凶极恶地继续作案,又有4名使馆人员倒在他的枪口下……

唐打死9人后,跑到地下室后把全部电话线扯断,切断了使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时,A国警方已派警察包围了使馆。唐健生发现大楼前后大门都已封闭上锁,知道插翅难逃,即返回宿舍,写了一张"我停止行动"的字条扔下楼,同时,把手枪和剩余的14发子弹也扔到使馆院外的小花园中,走到楼底层传达室门口的沙发前待擒。使馆人员和A国警察一起进入楼内,将唐捉住并戴上了手铐。

惊天惨案竟缘于一句话

唐为何要杀人?在审讯中,他供称:案发前的6月17日下午,他陪翻译居某到市中心医院看病,因找不到医生,居病情突然发作,唐马上给使馆打电话报告,请示经参处一秘李某:"居犯病了,怎办?"李答:"该怎办就怎办!"唐一听很生气地说:"你怎这样说话?"李又答:"本来就是,该怎办就怎办嘛。"随后,两人在电话里发生了争吵。

唐回到使馆后,找到李,两人一起找史参赞评理。在史某的办公室里,两个人各说各理,唐竟动手打了李两个耳光,史参赞当即对唐提出批评。

唐健生最终被停职检查。7月12日晚,在使馆举行的会议上,唐作了检查,但大家认为,检查不够深刻。唐怀疑这个会是提前布置的,是有意对他报复。

7月19日,使馆领导通知唐8月7日回国。随后,商务处也通知唐的妻子随唐一起回国。唐又认为这是搞株连,无论使馆领导怎样解释,唐都不肯相信。

盛怒之下,他想到了报复。他决定用前些天向A国总统府警卫营上尉营长借的苏制五九式手枪进行报复。7月28日下午,他趁妻子工作外出之机,在其宿舍将他为什么行凶录了音,并写了与妻子离婚的声明。

7月29日上午,唐健生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1982年12月13日,唐健生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编后

资料显示,唐健生原籍江西,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上学、当兵时都十分优秀,参加工作后,曾多次受到表彰,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外交人员。也许正是因为自身的优秀,他把自己看成是身居高位的英雄,盛气凌人,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容不得他人对自己的半点冷漠。

当预审员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犯罪时,唐健生说:"一是放松了思想改造,利欲熏心;二是法制观念缺乏,目无党纪国法。最终跌入犯罪泥潭。"

看罢本案,编者觉得,如果当时能有效化解矛盾,在我驻A国大使馆的枪声就不会响起;如果唐健生多点谦逊,1982年12月13日的那声枪声也不会响起……

来源:法制日报

丁学良:中国执政党的“第三春”?

华人也好,非华人也好,只要关心中国,都知道2009年对中国非同寻常。

2009年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人们马上可以列出至少四个重要的日子,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按中国人的传统,60年一甲子,一个生命周期,也许比50年更重要;和这60年密切相关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整个20世纪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影响都极其深刻――它被称为现代中国的起点;第三个纪念日则是一个悲情日子,即1989年的那场政治悲剧;第四个纪念日,则不为大多数中国汉人所熟知,但在国际上和藏区却有着广泛影响,这便是1959年所谓的"西藏叛乱"。那一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

以上四个纪念日,让2009年的中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演发为负面事态,但也有可能引出正面的事态。今天,我更愿意从正面的可能性去分析这些趋势。在这2009新年的开篇之作中,我乐意用一个设问来立题:中国共产党能有"第三春"吗?

什么叫"第三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通俗文学中,第几"春"是指某人第几次结婚。在通俗文学中,"第二春"、"第三春"尤其是指年纪较大的男人,第二次或第三次与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结婚,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不过,我这里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有第三春",挺正面的,并无调侃官员情场�混之意。

我真心希望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第三春"。我也希望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使"第三春"成为现实,或至少成为有力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叫"第三春"?我们不妨看看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在该世纪的上半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这被我称为"第一春"。到了上世纪中叶,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不过,在夺取了政权成为惟一的执政党之后,绝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只享有了"第一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它们纷纷衰竭垮台。然而,就在全世界大部分共产党政权消亡于"第一春"的末期,中国共产党却罕见地享有了"第二春"。中共"第二春"的意义在现代世界史上非常特别,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尾,不但是全中国上下,绝大多数的国际学术团体和媒体,都在纪念、谈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

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为什么大部分执政的共产党没有"第二春",而中共却获得历史机遇的青睐呢?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与共产主义的宿敌、曾在全世界被其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视为首恶的"剥削制度"结了婚。我们如果读过《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都会知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叫"共产",其根本的和最高的特征,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它与别的激进运动相区分的基本特点,也可以被称为它的"身份证"的标志。

历代共产主义的经典,都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未能享有"第二春",就是因为它们把"消灭资本主义"当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于是都很难生存下来。而中共在这一点上,与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唱反调,大胆选择了"适者生存"的办法――它与资本主义结婚了,由此有了"第二春"。

如果翻看任何一种语言的研究共产党体制的书籍,在19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基本上找不出来有谁能预见到、或者相信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把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走得通。而回顾过去的30年,中共尽管有过摇摆,但这条道路是基本上走通了。因为中共和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不同,它是以开放的心态来跟一个本来要被它彻底消灭的对象结婚的。这个体制杂交的结果,在民生上挽救了中国,并让中共执政获得了新基础。不妨设想,如果中共30年来继续按毛的路子走下去,今天的中国,会比北朝鲜还糟。

必须强调,1980年代之前,全球各种学派的中国观察者都很难相信,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能与资本主义结合得这样坚定,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尽管代价也巨大。在这一点上,中共的表现确实让全世界的观察家跌破眼镜,使其否定性的预言多次破产――今天的中共,已然是全世界最坚决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甚至偏爱到连资本主义最严酷的部分也要保护。

过去的几十年,海内外很多人在鼓吹和呼吁中共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也有很多人写了汗牛充栋的文字,试图证明中共的本质不会让它与民主制结合,不相信它能做民主化改革――似乎该党的DNA中,有命定的反民主血统。

在2009年的开春,我反倒认为,在这一点上不要把中国的执政党看绝了。因为它至少在"第二春"这件事上,做到了全球其他执政的共产党都坚决抵制或是不敢做的事(越南等是步中共后尘的),去热情拥抱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政权维护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点也曾被广泛认为是与共产党的本质不相符、不可能发生的反常事态。

既然它能有那样大的勇气,通过与其血型完全不同的体制结合而获得"第二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抱着乐见其成的心态,来鼓励中国共产党迈向"第三春"呢?

中共7000万党员里,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人头脑是比较明白的。他们懂得全世界的大趋势――随着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进步,黎民百姓越来越希望对自己的事务有发言权、参与权,而不愿做一枚永远被动的棋子。这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政治上不断开放、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参与制定和落实政策――不管你用什么字眼去描述它。

中国共产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己在党内事务中也希望是这样;普通的中共党员在党内也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将心比心,中国国民也是一样。大家都不愿意永远被上面的领导层说成"素质太低,不配当家作主"。

因此,在2009年首这个开局之际,我认为,中国执政党只要从其"第二春"吸取正面经验,增大信心,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那它就能看到它的"第三春"就是要启动共产党与基本民主机制的联姻。

这个结合的过程,与之前的"第二春"一样,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着石头"的目标是要过河,而非停滞。中国官方媒体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解读,好像是毫无目标和方向――这完全是误导,"摸着石头"只是过河的具体方法不确定,但过河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只有过河才有活路。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少有人讲清楚。

中国共产党若想拥有"第三春",既要抱着"摸石头过河"的试验心态,又要强化过河的决心,通过尝试许多在其他社会实验过的方法,扩大民众介入政治和政策的过程。中共总是担心普通民众广泛介入公共政治后,会给共产党执政带来威胁。其实,在别的社会,尤其在20世纪的下半叶,也试验过一些很好的办法――
这些方法证明,结局未必都是悲观的。

我相信,中共如果在各级党员干部的提升中引进合适的机制,就能大大增强中共的执政基础或社会拥护――要挑选那些会选举、会对民意正当引导的人来做中共的干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共党内的提干胜出者,必须是能赢得基层民众选票的人。或者,让既能赢得党员选票又能赢得民间选票的干部得以提升。

这种变化与中共的"第二春"有类似之处:毛泽东时代,会搞运动的、会务虚的、会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容易提升。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会做经济的、会搞生产的干部,更不要提拔会做买卖的,都是被批判和整肃的对象。邓小平主政后,在中共执政史上首次让党内那些懂经济、会搞生产、会做生意的人,有了升迁的机会。正是有了这一点,中共才有了"第二春"的操作者。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应从干部选拔的换血机制出发。只要让那些会选举、能赢得民众选票的党员有提干的更多机会,我相信,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样,也可使党内那些最胡来、只会拍马屁、只会鱼肉百姓的干部们――他们才是执政党的掘墓人――,通过民众选票的机制予以清洗。假如中共引进了这个机制,那它在未来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有机会让全世界悲观的观察家们再次跌破眼镜的。这对中国良性的进步,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是通过和平的、稳健的、且上下良性互动的方式,来使得中国在政治上进入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

在不同寻常的2009年首,我期盼着中国执政党再反一次常态,争取"第三春"的到来。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369

刘革学:解决热点问题是对有关部门和地方的严峻考验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下大力量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往往就是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有的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甚至危机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国家发展、民族未来。

除了住房、教育、医疗问题积累多年,被称为新三座大山,社会治安也是一大问题,时间更久。最近,又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受到社会和舆论的空前广泛的关注,例如春运问题、公路乱收费问题。如何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央领导的批示,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执政职责的要求,也是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严峻考验。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践行叁个代表,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在是否解决这些热点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热点问题中得到体现和检验。

我曾经写过一文:《三座大山,都是腐败惹的祸》,我也敢断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一定是有关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什么是以人为本?一方面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为主人、为根本出发点;一方面是事情办得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样,关键在人,关键在有关部门,关键在领导。毛主席早就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关键问题就在干部。确定路线的也是人,执行路线的也是人,事在人为,所以,为什么出现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人,得其人则兴,失其人则亡。什么人当政,什么人执政,既需要实施正确的政治制度,选贤与能,也需要有有效的监督、监察、考核、奖惩制度,让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和要求的人负责,让悖逆人民和国家利益和要求的人让贤,造成损害的要负相应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

现在那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既有客观的原因,更要从职能部门、地方政府的主观方面找原因,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愿解决,甚至有关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就是问题的制造者,潘多拉的盒子就是他们打开的,新三座大山如是,多数社会问题如是。

例如,春运问题,就是如此,铁路垄断集团前些年操纵权力机关和舆论,强行实施春运车票涨价,并引发带动汽车航空等随之涨价,是春运涨价的始作俑者。但是,这样做不但未能减轻春运压力,还搞得天怒人怨。现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票难求的"功臣"就是铁路自身,票贩子票源充足,群众排队几天几夜却买不到票,要以两三倍的价格从票贩子手里买票,而大量的票都是从内部流失的。据说,票贩子的大哥大每年收入几百万,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组织化违法犯罪集团。铁路系统的人,只有有工作证,坐火车都是免费的,稍有级别的都是软卧,铁道部发言人称自己春运也难买票是骗鬼呢!

以春运要挟党和政府,争取铁路建设资金,也许是更大的阴谋,因为不管是什么建设工程,其中的利益巨大,工程腐败也是比比皆是,公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些年,铁路、公路投入巨大,铁道部给各省市分配,拉拢人心,收买选票,自成一体,尾大不掉。这次铁老大不承认错误却道歉,还是遮遮掩掩,不愿面对自己内部的问题,不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个春运难题恐怕还要难下去。

当然,春运难是个交通问题,也不光是铁老大一家的问题,公路方面的问题也是一大原因。中国的公路交通是世界上最腐败、最黑暗、最昂贵的,车辆收费多、乱、重,收费公路里程世界第一,收费站数量世界第一,收费人员世界第一,收费数额世界第一,由于乱收费、乱罚款,运输成本极高,物流成本高达10%
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中远途旅行人们之所以首选铁路,是因为公路运输成本太高、价格太高,自己有车也不能开。铁路停止春运涨价了,公路还在涨价,航空运输大多数群众也享受不起,千军万马去挤铁路,铁路又伙同票贩子拦路抢钱,老百姓怨声载道。要解决春运问题,首先要整顿铁路作风,同时也要整顿公路乃至整个交通系统的作风,要打击取缔穿便衣的车匪路霸,更要打击取缔穿制服的车匪路霸,他们更可怕、更可恨!

天津、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通行费就是一个顶风作案、知错不改的典型。2002、2004、2008年国家有关通知、条例一再强调取消越权出台、平均摊派、强制收取的车辆公路乱收费,并要求立即取消,他们却拖延至今,甚至燃油税实行了,仍然收取,不仅对本地车辆收,对北京、河北、山东等外地来津车辆也都收取(中央领导的车是否收?不得而知,我想他们不敢),所以激起群众义愤,媒体特别是《中国青年报》、CCTV、新华网、人民网等具有较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感的中央媒体近日纷纷给予报道批评,网上和坊间更是民怨沸腾,骂声不绝,大家相约拒交,准备买车的要上北京牌照,因为北京一直没有这个不伦不类的通行费。

而天津有关方面的态度也十分顽固,竟然由市建委、公路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要"依法"继续收取,并威胁、强迫车主乖乖去交。同时,他们用于权力、金钱,封锁本地媒体,删除有关报道和跟帖,组织枪手上网为虎作伥,混淆视听,甚至映射指责新华社、CCTV等中央媒体及其记者。见过霸道的,没见过这么霸道的;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愚蠢的,没见过这么愚蠢的;见过对抗法律对抗中央对抗人民的,没见过这么牛的;见过疯狂的官员,没见过如此疯狂的!但是,大家也有理由暗暗高兴,因为有句箴言: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魔鬼虽然疯狂,但逃脱不了下地狱的归宿。一切悖逆人民和国家利益、违背时代和社会进步潮流的东西,不管它多么疯狂,多么顽固,终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笔者身在天津,也为官场中人,同时也是市民,也是车主,我为天津有这样的部门和这样的干部感到羞愧,我相信天津大多数干部很好,基层干部很好,人民群众很好,知法守法通情达理,和谐、稳定也是主流,但个别部门、个别干部的做法、作风确实不敢恭维。

这种局面下,不仅对上级主管领导是一个考验,考验其政治敏感性、执政能力,考验其党性、人性,而且对人大、纪检监察部门、反贪部门、审计部门、舆论监督部门也是一大考验。对于侵害群众利益、影响地区乃至国家形象和发展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敢于指出其违法违纪性质,提出弹劾,进行调查、审计,进行报道、批评,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背后都是垄断得利、不当得利甚至贪污受贿,例如天津每年十多亿、累计80亿的通行费到底用到了哪里,"管理费"占多大比例,在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及时,主管部门的领导竟说:"这个问题嘛……不好细说……"讳莫如深,黑幕重重!到底多少还了贷款,多少用作公款消费,多少进了个人的口袋,多少给了情人小蜜,鬼才知道!不能说,不愿说,说了不利于"和谐稳定"。取消乱收费,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群众,有利于政令统一,有利于社会和谐、公平、正义,但是,不利于既得利益、腐败集团,所以,困难重重!

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对于这些垃圾、灰尘,由于他们摆在庙堂之上,掌握公权利器,老百姓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握弹劾、罢免、惩罚他们的权力,而那些代表人民掌握这种权力的机关,例如人大、纪检监察、反贪、审计、舆论监督等部门,就要替天行道,为民解难,执行法令,伸张正义。当然,上级党委和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要不护短,不遮丑,勇于面对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像有的部门、有的部门保护、掩护甚至庇护自己的部下,那样是万万要不得得,只会受其连累,甚至沆瀣一气,丧失民心,最终也必然丧失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现在,舆论监督力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可喜的、宝贵的进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民主的觉醒,全国网民已经超过3亿,网络作为新媒体和民情民意传输渠道、民主技术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责任感、正义感、政治意识、法律意识的媒体也越来越多,中央媒体较少受到部门利益、地方实力的左右,在舆论监督发明发挥了较好作用,地方媒体监督本地受限,就进行异地新闻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传声筒,是沟通民情、反映民意的直通车,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的一大推手,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加速器。

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落实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不顺应民意,都应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批评,如果不能有一个虚心接受、痛改前非的态度,恐怕只会激化和加剧矛盾,到头来害人害己,对人民、对国家造成不好影响,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也终究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009年1月19日,于天津

作者:刘革学

胡星斗:可以崇拜毛但不能搞邪教

现在很多评论者不看原文。我从来没有说过崇毛就是邪教,而是崇毛邪乎化才是邪教。在如今的开放社会、自由社会中,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发表崇拜毛泽东的言论,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我不会抨击,我指责的是崇毛邪教化、崇毛贬邓、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开历史的倒车等思潮。大家读读乌有之乡的倡议,它是不是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的翻版?是不是邪教化?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2008年1月5日

乌有之乡是不是搞邪教了,安宜生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乌有之乡倡议的要害是鼓吹邪教

――读胡星斗《反思人祸教训》

安宜生

胡星斗的文章在多家网站发表和个人博客转载,文章是一篇,内容是一样的,但标题稍有不同:"五柳村"的标题是:《不要忘记人祸教训――胡星斗评乌有之乡的倡议》,天益网的标题是《反思人祸教训》。"大风网"的标题是《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胡星斗自己的网站"价值中国"的标题为:《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几个标题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我认为最能打中"乌有之乡"的所谓《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的要害的,是《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胡星斗在这篇文章中的独到的而又十分精辟的见解,就是指出了"乌有之乡"这个倡议的邪教性质。

文章的第一句就说:"'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第一段最后一句为:"请欣赏乌有之乡创立邪教的奇文。"胡文总结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教训共有12条。其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毛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把独裁者美化为人间神。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全文最后一段为:"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创立邪教、将现政权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的极左思潮。"文章始终揪住乌有之乡的妄图创立邪教的尾巴,而全篇文章则是以"抵制创建邪教"为"文眼"来组织材料的。

自从政府取缔XXX之后,"邪教"这个词儿已广为人知。什么是"邪教"?为什么说《乌有之乡倡议》在鼓吹邪教?我认为主要是要看它的5个方面:⑴是不是"活人教主崇拜"?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士兰教的教主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都是历史上千年以上的人物(曾有其人,但后来是神化了的),其宗教经千年演化已定型。而邪教都是"新兴"的,而其教主常常是活人。例如XXX至今还没有死,而这次以及近年来不断被"乌有之乡"等网站奉为教主并把他神灵化的毛泽东,虽说已逝世三十多年,但确实也曾是活人。活人教主崇拜是邪教的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教主虽说是活人,或者曾经是活人,但是被神灵化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原来的真人,而是成为被虚拟化了的至高无上的活神仙。XXX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伟大领袖也被称为"大救星".他们不同于凡人之处,就在于只有崇高,没有卑鄙;只有伟大,没有渺小;只有大公无私,没有自私自利;只有光明磊落,没有阴谋诡计。这实际上是人们把自己的祈求和愿望注入到他们所崇拜对象的身上,让他变成神,因而也就不再是他原来的那个真实的人。胡星斗文章用很大的篇幅来说明真实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人,都是有据可查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有大本事曾立过大功勋的英雄或伟人,但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圣人,更不是神仙,相反,他的阴险、残暴、狠毒、狡诈也超过常人。

邪教的第二个特征是极端的排他性。由教主崇拜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异己者的残酷迫害。为了抬高教主的地位和威望,他们常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教主是红太阳,被他们认定为异端的则是臭狗屎。在"文革"中,他们发明了许多污辱人的名称:什么"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
特务"、"工贼"、"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帽子满天飞,而近年来一些极左分子又增加了"汉奸"、"买办"、"卖国贼
"、"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等帽子随意乱套到别人头上。"文革"在他们给别人加以罪名中,有一种"恶毒攻击罪".常常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随意捏造的,致使许多人蒙受冤枉受到迫害。所造成的伤害,不仅是被诬陷者本人,而且是波及到下一代、下两代和亲朋好友。

邪教的第三个特征是反政府。传统宗教一般和现政权的关系是相安无事的,但邪教却是很不安份的。他们从不满现实,发展为要推翻当政的现政府。
XXX从一个炼气功的组织,发展为反政府的非法组织,已被政府取缔。"乌有之乡"自诩为"中国主要的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网站,鼓励各种思想的自由表达,特别鼓励新思想的探索。"而实际上现在也正在走一条危险的反政府之路。正如胡星斗文章所指出的:"'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乌有之乡的这种反政府本性完全是传承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崇拜毛泽东,不单是因为他是开国元勋,而且因为他在纹化大革命中,号召要造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要反潮流,要夺权。今天乌有之乡之所以反改革,就是要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最后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

邪教的第四个特征是反人性、反人道,漠视人的生命。XXX在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就不说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纹化大革命、大跃进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没有人性的所作所为,乌有之乡不仅不谴责、不反对,而且是推崇备至,大加赞颂,还要想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纹化大革命,这不仅是糊涂,更是反动。他们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比旧社会还要黑暗的人间地狱之中。

邪教的第五个特征是制定了比宗教仪式还要繁琐的各种规矩,对信众洗脑,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乌有之乡"这次提出的"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
",它包罗万象,细密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使我们想起了"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一日三餐之前虔诚地望着毛主席像,口中默默地祷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失去理性,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痴迷的状态。

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是"文革"中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它是在毛泽东担任最高的领导职务、实行独裁统治的条件下强行推动的。而现时乌有之乡的鼓吹新的个人崇拜,则是肇始于民间,它实际上是在鬼神迷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在1989年初,首先在广东流行起毛泽东热,据说是公路上三辆车相撞,其中有两辆严重受损,车内乘客全部死亡;而挂有毛泽东像的那辆车则完好无损,车内无一人伤亡。还有传说是因为佩戴了毛主席像章在车祸中安然无恙的。于是毛泽东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毛泽东像片、毛泽东像章就成了护身符。乌有之乡这份"倡议书"很明显地是为了迎合群众的迷信思想而提出的。

乌有之乡网站在发出这份所谓《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时"谦逊"地称此倡议书为"征求意见稿".既是征求意见,那么我们也就坦率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你们考虑;你们不同意也可以,但是有一点,要请你们注意,希望你们要文明一点,不许骂人,更不许用脏话骂人,不许写恫吓性的留言。

读者来信:

华夏已非文革日,共和百诞尤可期。乌有之乡邪教梦,不值星斗一顿批。

近六十年的教训说明邪教是中国的主要危害,反对邪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当其冲的任务。乌有之乡网站很霸道,也很邪门。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缺少包容心,对于异己必除之而后快,不然不会有延续至今的专制主义大行其道。连一句话也容不下的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里又有多少威信?如果这个社会哪一天可以自由谈论反毛和崇毛而不受统治者干预,且人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与此相关的不同观点的时候,那也许可以算着中国人的一个伟大进步。那个时代,也可能才是毛时代终结的时候,也才可能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块极易产生邪教的土壤。从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军到元朝末年朱元璋的明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再到义和团,每次发生大的社会动乱,都会冒出一个或数个蛊惑人心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靠精神麻醉控制党徒,在一个时期内啸聚迅速、一呼百应,极具破坏力,常常被野心家当成获取利益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还处处可找到邪教的痕迹。暂且不说前些年政府严厉打击的那些骗人钱财的邪教组织,就连屡禁不绝的传销组织,无不带有邪教的神秘色彩。邪教,在中国是一朵永开不败的奇葩,只不过在各个时代披上不同的外衣罢了。

作者:胡星斗

胡星斗: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鼓吹毛邪教的基地"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纹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请读奇文: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纹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纹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诚然,现在的中国,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应当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他们也忘了:在毛时代,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吗?或许,他们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曾经"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对批斗、抄家的自由还是魂牵梦绕,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赶到农村,以免在城市闹事吗?

现在的极左派势力已经相当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乌有之乡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极左派所崇拜的毛邪教教主是怎样为害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仲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
",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
"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仲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
"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持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仲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持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纹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
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纹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纹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
"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纹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纹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是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

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仲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
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纹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纹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纹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纹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
",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纹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纹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仲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纹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陆肆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陆肆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纹革中,一份批判纹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纹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祸国殃民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纹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毛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把独裁者美化为人间神。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复活毛邪教、将现政府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极左思潮。

2009-1-7
作者:胡星斗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黄佶:中国左派和右派――请摆脱偏执和幼稚

摘要: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左右派的辩论失去兴趣。左派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那么正确的辩题不应该是"计划经济是好还是坏",而是哪些产业应该有计划,如何制定好的、科学的计划。辩论中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别人正确的观点。片面、极端、偏执、顽固,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

友人向我推荐"徐景安与杨帆对话: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一文。徐景安是右的,杨帆是左的(虽然很多左派认为他不够左)。读该文后发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些分歧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而且两派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点。

例如杨帆支持计划经济,他的理由是:计划经济是三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中最好的一种,计划经济给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基础。

徐景安虽然是右派,但为中国的计划经济再加了两条优点:计划经济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搞了两弹一星的军事工业,保障了国家安全。

那么徐景安为什么要反对计划经济呢,他用自己过去在国家计委参与制定计划的亲身经历,说明制定计划时的种种不科学,"订计划根本不调查社会需求,是拿计算尺拉出来的"。(笔者本人也听有关官员说过当年制定计划时的种种拍脑袋行为。)

对此杨帆没有否认,想必他也无法否认,他只是回答:"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的确如此,为了减少市场的盲目性,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宏观调控,有各种严格、细致的计划。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而是因为制定的计划不好、不科学,或很多产业无法预测市场需求,因而无法制定出好的、科学的计划;而中国的两弹一星能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功,是因为两弹一星工程有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

显然,左派们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至少不会反对在某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不应该就"计划经济"这个单一的大概念争论其好坏,而应该辩论:

1,具体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计划,哪些不应该有计划,或政府只需要提出宽松的指导性规划就足够了;

2,政府应该如何制定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

3,过去哪些计划是好的、科学的,而哪些是不好的、不科学的,其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如何避免;

4,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是不是科学合理?如果不是,应该做哪些修改;

5,通过什么方式使一个好的计划能够得到好的执行,得到好的、预期的结果,使用行政手段,还是用经济手段,如减少税收或发放补贴;等等等等。

如果左派永远以计划经济中的成功部分来捍卫计划经济,而右派永远以坏的计划导致计划经济失败来否认计划经济,那么左右两派的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这种"公只说有利于公的例,婆只说有利于婆的例"式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支持发展汽车的人以汽车提高效率为理由,而反对发展汽车的人以大量车祸和空气污染为理由,那么他们谁也无法战胜对方,他们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实际上,支持者并不否认存在车祸和污染,反对者自己出门时也不会拒绝坐汽车而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因此,正确的论题应该是"如何减少车祸和污染",而不是"汽车是好还是坏"。只有这样,社会和民众才能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有建设性的思想,知识分子才对社会和民众有价值。

左右两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他们的辩论失去兴趣。有读者在评论徐杨对话时说:"我认为:先不要打旗子、谈理论。就我们所处社会,先找出主要问题,大家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追根朔源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加以解决,才能取得真进步、大进步。"这些话很值得左右两派深思。

从左派和右派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还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一个误区:一件事物是好是坏,一定要争论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然后希望最高统治者按照自己指引的道路走。左派希望中国政府改变方向,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右派坚决反对,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搞市场经济,并且使市场化更彻底。

中国人热衷于寻找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然后让掌权者来执行这条路线。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条路线有问题,就重新展开大规模的争论,寻找新的"
正确路线",再来"折腾"一番。在民主社会,应该换一种做法:不同利益、不同观点的人相互交流,相互妥协,最后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偏左了,就向右调整一点;偏右了,就向左调整一点。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折腾"的次数比较少、或规模比较小,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胡总书记日前说"不折腾"。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要再在基本路线上玩虚的,而应该通过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来使中国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

中国有左右两派,对中国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好事情。但两派的辩论不应该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如果哪天中国的左右两派不只是在网上和纸上对抽象而空洞的理论问题进行辩论,而是在媒介上对具体问题进行辩论,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或投身参与具体的事情,例如左派们积极为工人农民维权,帮助他们打官司,而右派们积极推动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推动政府减免中小企业的税收,那么中国离开民主政治就不远了。如果更进一步,左右派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在人大或政协的会议上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辩论,并通过表决,形成党或政府的决策,形成国家法律、国家意志,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就出现了。

左右两派久辩不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死不认错"。

徐景安指出计划经济中制定的计划不科学,有盲目性。杨帆的回击是:"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既然杨帆无法否认计划经济没有解决好盲目性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不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探讨一下如何使计划经济消除盲目性、完善起来呢?指出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就能够使计划经济的盲目性自动消失吗?市场经济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就可以有盲目性了?

这种辩论逻辑就好象:有人批评张三乱扔垃圾,张三回嘴说:"李四还随地吐痰呢!"难道李四随地吐痰,你张三乱扔垃圾就不是错了?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不是大学生辩论赛,不能为了自己一派的胜利而辩。辩论的目的应该是发现真理,接近真理。自己错了,就应该承认错了;对方对了,就应该承认对方对了。左右两派的辩论也许会关系到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千万不能为了个人的颜面而把中国引向歧途。

杨帆指出,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美国拒绝中国劳动力流动到美国去,这是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相矛盾的。他批评中国右派"帮美国攻击中国不开放不自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力也不开放。"

徐景安无法反驳,就强调是美国不让中国劳工过去,要杨帆找美国去理论,而不要批评中国右派。

实际上,杨帆是用这个例子说明美国人自己并不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做。只有符合美国利益时,美国才搞自由主义,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面,它就不搞自由主义了。美国在资本、技术和品牌等方面占有优势,它就鼓吹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没有优势,它就闭口不谈"生产要素应该全球自由流通"了。杨帆是以此提醒中国右派,不要盲目地、无条件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要头脑清醒。

面对杨帆说的客观事实,徐景安知道自己无法反驳,但死不认错,而是金蝉脱壳,不再谈经济学了,偷换概念,叫杨帆去找美国理论,把"美国自己是不是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命题偷换成了"美国为什么采取从严从紧的移民政策?"

看了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左右两派的辩论旷日持久却没有产生多少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杨帆指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也是这样,美国搞不搞这些东西,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1970年代,和中国结盟能够抗衡苏联,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管中国有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照样和中国结盟。卢旺达没有石油,于是在发生种族灭绝时,美欧都按兵不动;而伊拉克有石油,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确切的线索,但美国人仍然"热情"地去"解放"伊拉克人民(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萨达姆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一个副产品。乌干达前独裁者阿明也杀政敌、吃政敌的肉,却不见美国去解放乌干达人民。阿明的军队比萨达姆的弱得多,解放乌干达人民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中国的确应该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支持别人搞这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的,就支持,就帮忙;不符合,就袖手旁观,任凭其自生自灭。对于美国来说,它心目中真正的普世价值是"美国利益最大化":能够增进美国利益的事情,就有价值,反之则没有价值。

左右派的争论还反映出他们的偏执或意气用事。中国现在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左派一口咬定是"资本"造成的,右派则一口咬定是"权力"造成的。

但是,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得多,资本更加泛滥,但没有出现煤矿工人因安全事故而大量死亡的事情;中国的毛时代,搞的是彻底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但并没有出现政府霸占农民土地、农民无地可耕的事情。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资本"或"权力"单独一个因素所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资本与权力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用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后的巨大力量,侵占民众的利益,而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能够对其进行制约。

左派要求停止市场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即消灭资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中国将会出现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停滞,物资匮乏;其副产品将是严厉的政治管制和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

右派的主张则正好相反,要求政府减少管制,给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以更大的自由,并在政治上迅速实现民主政治。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国投资者不是白求恩,资本家是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放松对他们的制约,或根本不制约他们,恰恰是中国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而突变型的民主改革会在中国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消灭资本或放纵资本都是不行的。中国现在要做的是:1,制约官员的权力;2,切断资本和权力之间的联盟;3,完善对资本的规范;4,扶植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5,警惕外国大资本对中国的入侵和控制;……

左右两派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不顾基本的客观事实,不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和对方正确的意见相融合。片面、极端、偏执、顽固背后的共同点是幼稚。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还反映出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立场。徐景安说:"剥夺农民带来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杨帆答道:"这个数(字)没有根据。"

多年来,左右两派在1960年代初饿死多少人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左派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饿死三千万人,而是饿死一千万,是不是就没事了?

实际上,人为原因导致饿死人,本身就是大错误,即使饿死一个人,也是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人饿死,但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大量人吃不饱、营养不良,中华民族整整一代人身体孱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问题上,应该争论的不是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如何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建立并运作一个民主制度的问题,还必须建设作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学会"愿赌服输":发现自己错了就应该勇敢承认。更应该从心灵深处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认识到政治和经济只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工具。

有一个读者留言说:"先左右一致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共同的地方就要一起推动,不同的地方大家继续坚持,都不能说服就由人民来决定。"我也认为左右两派应该采取这种"求同存异"、"能做的先一起做起来"的态度。只有这样,左右两派才会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逐渐被边缘化。

2009年1月26日
作者:黄佶

羅博學:无神论的黄昏

1

祖国的大多数孩子和成人,一谈到神的问题,往往嗤之以鼻,谓之为迷信、不科学,或干脆以无神论者自居。事实上,他们既无法证实神的存在,也无法证伪神的非存在,只是一窝蜂似的随波逐流,被无神文化彻底洗脑,既然无神,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神,只要你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投其所好,精研厚黑学,让自己安身立命,你就是人民的神。

人性的弱点之一,表现在人都有操控别人的欲望,此欲望爆发到一个极点:“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于是皇帝神明在上,一册生死簿在手,主掌生杀大权。以人为神,万万人就都成了奴才。

郭宇宽:茅于轼的经历和思考

有人告诉我,如果想知道真正的儒家文化是什么,不用看中国现在那些新儒家,而是从来不把儒家挂在嘴上的茅于轼先生,他身上才能看到那种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这在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国家,是尤其罕见的。

最近这次和茅老约了聊天,改了3次时间,80岁的老人,一次是要灾后去赶去四川,一次是为了和银行的几位领导商量农村小额贷款,一次是要去富平学校,每次他都显得特别不好意思的样子,来信道歉,但他实在没有办法。在80高龄还像他这样忙碌的人,恐怕不会很多,而他所忙的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情。

最让我吃惊的是,以前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茅老正在认真地把各种会议上的文件袋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我问,卖废纸有必要这么仔细么?他说,不是卖废纸,茅老参加的各种会议上都发装资料的袋子,很多人都随手扔了,他觉得还有用,就每次都搜集起来,富平学校的学员们还能用得上,他每过一段时间就送去一次。以前我还见过七十多岁的茅于轼骑着28式自行车去参加会议,在一群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中颇为扎眼,最近两年他被家人和同事勒令禁止再骑自行车了,但对小额贷款、富平学校这样完全没有个人收益的公益事情还是爱亲力亲为。

在这次我和他聊天的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内,大约有10个电话打进来,他都非常客气又认真地说"真对不起,我这里有客人,我们简短一点儿说,一分钟吧。"接下来他会非常简单扼要地和电话那头作一些安排。

在我们交流的时候,茅老的夫人赵女士安静地在一旁倾听,有时茅老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补充,中间两次起身为我茶杯续水,让我很不好意思。尽管创办了第一家公益家政服务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进城就业找门路,茅老自己家里没有雇保姆,每天的饭菜都是夫人赵燕玲一手打理,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保姆,茅老说"
我太太不愿意指派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分明有些自豪和幸福的表情。

不要对财富差距扩大太"过敏"

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救了中国,但也有视改革开放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资本主义怪物?

茅: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相比毛泽东的时代巨大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过文革那个时代的苦难,很容易把过去一些宣传当成历史,得出片面的结论。但我知道有的50岁上下,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也觉得现在不好,文革好,这是比较让人费解的。我想什么人都会有吧,有些人是根本不可能被说服的,因为只有非常真诚而且爱思考的人才可能被说服。

郭:那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贫富差距?这好像是您的观点常被人指责说是为富人辩护的原因。比如您说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也是受到争议比较大的。

茅:我想贫富差距是我们非常应该研究的一个社会问题,增进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做的小额扶贫贷款,还有富平学校也都是出于这个目地。

但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钱有势,钱就是财富,势就是地位。但仔细想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的有钱。

我有个小小的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对财富的不平等很敏感,但是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比尔盖茨交了那么多的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比起一个中国普通农民能差一亿倍。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也许我们对现状还很不满意,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觉得问题在于大家对于财富的不平等非常敏感,但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所有才会有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状态,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解放后我们消灭了富人,打倒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大大地缩小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人为地制造了地位的不平。首先是农民变为二等公民,丧失了一切权利。对城里人认为地分为三代贫农的依靠对象,和各式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黑五类更是比奴隶地位还低。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倒退到崩溃的边缘。解放后的三十年我们的发展和全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缩小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地位差距。从发展看,恐怕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贫富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地位和权势的差距可以大大缩小甚至完全消灭。但是现在不少人还把文革时代当成最平等的时代。

郭:贫富差距的加大,给人带来的不公平,我想也可以理解吧,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很大程度上不能用帕雷托最优来解释,比如原来我们两个人都是差不多的,你拿50块,我拿30块,现在我虽然收入和福利增加了,但你一下子财富比我高出几千,几万倍,这会对人的在一个社会中的自尊感带来很大的伤害。

茅:竞争中,当然各个人条件都很不一样,有些人就比较占优势,但我想这不是大家仇恨的理由,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想举奥运会的例子,一个比赛,全世界挑出尖子去参加,可是冠军还只有一个,那个得冠军的得到很多荣誉包括金钱,像刘翔这样的人都是千万富翁了,其他人就没什么关注了。那大家还去参加奥运会干吗?我注意到,在开幕式上,大家都兴高采烈,这好理解,大家都想来得冠军嘛。但我们看到奥运会闭幕式上大家照样兴高采烈,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冠军。人生的意义在参与,不在名次。我们能有机会去鸟巢看奥运都很兴奋,他们能够参加比赛当然高兴。更没有必要仇恨得冠军的人。但我们为什么要特别仇恨那些有钱的人呢?要是有人违法犯罪,用不正当手段的财富,当然可以把这样的人抓起来,但我们不能对整个富人这个群体,因为人家富了,就有仇视,这就没有道理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致富光荣才对。

郭:有一些人对于国际资本在中国赚钱,也非常忧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侵略?

茅:有人喜欢这样理解问题,阴谋论还是有市场,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政治化的思维,一个投资者总是要赚钱的,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样。有些人就愿意相信,人家外国人来投资都是为了搞垮中国经济,来害中国人的,人家投资一个中国本土企业,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买下来再一把火烧了,破坏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可以设想中国人也把美国的尖端科学的工厂买下来,然后砸掉设备,解散员工队伍,烧毁档案,以削弱美国。要真是这样的话,就该禁止一切国际交往。

腐败不会创造财富

郭:您怎么看待现在老百姓非常痛恨的腐败?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腐败,而且现在的富裕也是掠夺的结果。

茅:我同样痛恨腐败,但我反对把改革开放的成果用腐败来否定,好像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腐败。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是部分的给予了人民自由,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长。这才是这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我的理由很简单,腐败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它是零和博弈,那些贪官窃取人民的财富,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如果我们十三亿人都打麻将或者作小偷,你拿我的钱,我拿你的钱,这帮人总体的财富不会增加,大家最后还是穷光蛋。中国78年以后这么多的财富创造出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绝不可能是靠腐败,靠掠夺,这些财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勤劳才智被发挥了出来。至于腐败,全世界一切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腐败。其中中国也不是最坏的。最近透明国际发表各国的腐败指数,中国和印度的名次相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突出的是财富创造的成功。可是我们一些人把它看成是贪污腐败,这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当然,我们反腐败要坚决彻底,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不让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轻易的窃取人民创造的财富,但我并不认为因此否定改革,而且有人说要让大家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状态,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郭:您还经常为企业家说话,讲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好像有美化企业家的意思,这好像让人感到片面,听上去忽视了工人,农民的贡献。

茅:我们这个社会要感谢企业家,并不是在道德上说,每个当老板的就都是好人。富人穷人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我要表达的是,我们社会要尊重企业家这个群体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家精神被发挥出来,是中国文革以后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企业家解决的是如何依照市场规律,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他们把人力,物力,管理,技术,市场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组合起来,生产出市场最需要,能够卖高价的商品。这是他们的本事。不错,说财富是工人农民的劳动创造的也没错。但毛泽东时代,也有工人,也有农民,大家也都很辛苦地干活,为什么那时候大家搞得连肚子都填不饱。那个时代和现在差别在哪里,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就是计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的企业家。现在有了企业家财富就生产出来了。不同就在有没有企业家。难道他们不创造财富吗?

所以我不断呼吁要善待企业家,爱护企业家,这是我说话的背景。

不要相信伟人和伯乐

郭:您的经历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学工程的,后来怎么开始朝经济学的路子走呢?

毛:我真正系统的接触经济学理论,已经很晚了,不过我50年代初就对运筹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我找到一本书,是英文的,里面提到,英国人怎么运用运筹学的思维,解决如何最有效率的发现德国潜艇的问题。这些思想方法对于我考虑的如何在铁路系统想的节煤,提高调度效率有好处。这大概是我初步接触和经济学有关的领域。

郭:不过运筹学是典型的最适用于计划经济理论啊,这好像和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推崇很不吻合啊?

茅:你说的对,运筹学用在宏观经济领域确实是有计划经济特色,但它这个目的一点儿也不错,做事情就要最有效。不论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计划经济用计划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错了。我坐出租车,就经常发现司机踩油门接下来就踩煞车,费油,很不符合运筹学原理。这可以用最优计划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到了经济领域,运筹学就往往失效。人都有弱点,人都有私心,计划经济要和人的私心斗,很难成功。我曾经说过,要说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肯定是"上帝独裁制",他又有同情心,又无私,又全知全能,让他来管理国家肯定能管理的好。但问题是人世间到哪里去找个上帝呢,所以还是市场机制更加可靠一点。我曾经拿韩愈的文章分析过,这个文章害了中国人一千多年,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就说,由于伯乐难得,所以千里马被埋没,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问题是千里马固然难找,伯乐同样不好找。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是谁是伯乐呢?如果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他两所看中的千里马又不同,由谁来判定谁是真伯乐,谁是假伯乐?找伯乐比之找千里马更难。这件事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我们常把一个困难问题的解决交托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伟人,认为伟人能够解决它。这种思维造成了过去很大的历史教训。

郭: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认识呢?在改革开放以前你就意识到了么?

茅:当然我改革开放前并没有接触什么经济学理论,但现在想起来,我的一些直觉还是对的,这大概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也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看法。比如当时我看到市场上猪肉这么短缺,要排队都买不到。为什么农民养猪赚不到钱,想吃肉的又买不到肉。我就发议论,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这是凭直觉。结果后来这就成了我的罪状,算是"右派言论"。

文革后期我已经是死老虎了,别人也不怎么整我了。78年前,我在山西大同的时候,买了一个收音机,当时已经能听到美国之音了,在北京干扰很厉害是听不到的,在大同就能听到,但听到的都是些消息,没有什么理论。直到80年代才看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翻译过来,觉得讲得真是透彻,和我文革中的一些思考,完全印证了。

我总是比较乐观

郭:你在那个时候,就对根本的体制产生了怀疑?需要很大勇气吧,很多人是想也不敢想啊?

茅:这也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新中国什么都好,特别49年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当时真是特别振奋,当时社会风气也非常好,我们那时都一心想着建设社会主义。但后来渐渐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比如镇压反革命,我就觉得有些疑问了,杀了70万人啊,而且这些人就算原来服务过旧政权,也是已经投降的人,你都已经得了天下了,坐了江山还杀降将70万,这过去的封建王朝也很少这么残酷啊,我就开始有些怀疑了。当然有很多话,还是不敢说的,那时候检举揭发特别厉害,人和人都不信任。

郭:你在那段日子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茅: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比较乐观的,最苦的时候,我也想着,这种荒唐的日子总会过去的,特别到了文革后期的,我想这样搞,所有中国人过得都不幸福,这样日子不可能长久。那个时候毛主席老是发文件,他发的那些文件,看不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追求有什么关系,到文革后期,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想抓权,想当皇帝。我想也许爱思考的人对政治都是比较敏感的,毛泽东一开始号召红卫兵,我就跟老婆说,刘少奇要完蛋了。他折腾来,折腾去,都是违反人性的,我想他总不可能真万寿无疆吧,果然他后来死了,他一死,很快中国就变过来了。记得毛泽东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铁道部研究室抄材料,听到门口有人哭,我知道毛泽东死了,我特别高兴,材料也不抄了,回家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哪一天,像那一天这么高兴,倒不是说我特别恨毛泽东这个人,只是他死了,我知道中国终于有希望了。

但是也有一次真是很凶险,那大概58年的时候,我收到通知,让我准备去东北采石矿劳改,我当时特别绝望,如果我去大概就死在那里了,当时我都不敢告诉我老婆,怕她担心。结果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被勾掉了。如果我去大概就死在那里了,不会有今天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那个好心人帮的忙,真是很感激这样有同情心的好人,救了我,当时也不敢问,现在我都想找到这个人,感谢他,可能他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人心特别坏,都给逼得彼此检举揭发,相互咬。讲一个笑话,反右开会的时候,彼此对在找能划右派的对象,但是碍于面子不好说。有一个人憋不住去撒泡尿回来就成右派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但就是那样的时候,也总是有好人的。

郭:现在对你有些观点,在网上非议非常多,有些还是骂您缺乏良知的,我知道您是每天都上网的,平时做的都是些为社会好的事情,看到这些言论,会不会有难过的感觉?

茅:有人骂我骂得非常毒,我也不知道他们和我怎么结了这么大的仇。有朋友很关心我,给我发短信,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说我真是一点儿都没往心里去。你说对一个文化大革命都经历的人,这点儿算什么啊,现在他们再怎么骂你,也不能冲到你家里去打砸抢,也不能扣我的退休金,减我的工资,更不能开除我的公职。这个社会今天进步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我现在很幸福,生活条件很不错了,而且每天心情都很好,人家都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家里孩子也很好,太太也很好,就没有什么难念的经。就是现在年纪大了,腿脚没有过去利索,耳朵也背了。我现在还能抓紧时间作些实实在在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很满足了。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13135de8f3257f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