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

任不寐:无神视野下的“犬儒主义”难题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12:20-23)

专制产生"犬儒",也产生对"犬儒"的反省,这是东方专制主义反复上演的文化互搏运动。在所有的黑暗年代里面,总有知识分子站出来不满足于政治对物质偶像的崇拜和社会的麻木不仁,于是痛批"犬儒病"(国民性、灾民理性等等不一而足)就成为心灵不满并渴望自由的经典出路。居美学者胡平先生前不久出版了《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书,该书可以视为这一连串文化自觉运动的一环;它也表明,汉语政治反精神、反价值的堕落程度已经使思想忍无可忍,或者说,使思想再一次忍无可忍。

胡平先生首先清理了犬儒主义(Cynicism)的来龙去脉,从古希腊的狄奥根尼(DiogenesofSinope)的理想主义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义犬儒。这一演变被他视为是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转变;而在今天,由于对所有事件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这一诠释是简单扼要的。但是,回到希腊叙述中国的犬儒精神特征,可能没有给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以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犬儒主义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辩根据,而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或我称之为灾民理性。中国的犬儒主义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第一,别人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的目标、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才是真的。这种灾民经验也得到了东方两种宗教思想的熏陶(实际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对世界否定。这样一来中国的犬儒主义不仅对信仰采取犬儒态度,它对犬儒主义也采取犬儒态度――它"深刻"地认识到,犬儒主义也是犬儒主义的。

简单地说,"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无神论主义本质,在于它的"无罪状态"。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普世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在无神论世界,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合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的。如果人是上帝,每个个体就有自己一个价值准则,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获得个人和社会生存及扩张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最高价值,而这一最高价值必然将不同个体重叠的价值部分犬儒化,使这些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成为实现"我的价值"的工具。换言之,如果没有超越"我"的更高价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结果就是犬儒主义。

无神论自由主义者在批判犬儒主义的时候愿意相信:没有上帝也行。他们深刻地看见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胡平先生深刻地指出:"犬儒由於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因此,自由主义者愿意将"自由民主理念"上升为新的信仰。然而,"自由民主理念"如果没有先验根据,它就只能在无神世界重建这一根据,而它的根据和犬儒主义的根据是完全一样的。世俗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个人主义者,最后是经济学理性主义者。人本主义视人为神,但人不是神,这恰恰正是犬儒主义的逻辑起点。犬儒主义认为人是靠不住的,这点犬儒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深刻。个人主义相信个人价值之上,这是对群体主义的反驳。但是,犬儒主义同样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至于经济学理性所奉行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它既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犬儒主义的信条。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只能通过道德说教来区别犬儒主义,而这一"道德理想国"的说教,恰恰是当代自由主义反省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学术成果。在这种困境中,当代自由主义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绝将这些价值放到分析领域。这也许是一种策略,回避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理想国两个极端求援。然而无论如何,无神论的的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最后的"动力机制"只能是达尔文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但是,无论科学进展还是理性的进展都表明,达尔文主义和道德主义最多只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假说和心理学上的自负。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如果对经验世界怀有道德敏感,它的诚实代言人不可能回避犬儒问题。这是胡平先生特别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他的深刻已经逼迫自己把民主自由高举到信仰的层面来寻找出路,但这一努力虽然可敬,却可能要无功而返。民主自由确实存在超验根据,但是如果将民主自由本身视为终极根据,则是本末倒置。民主自由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重叠,这一经验理性使"限制有限者的无限权力"成为政治必要。把民主自由本身视为信仰可能导致把有限的人视为无限者,这恰恰是五四以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思想最大的误区。西方思想自由史是对人的局限性不断认识的历史,而在中国正相反,"人的尊严"和人的"无限可能性"反而成为自由的逻辑基础。人的无限性指向一个方向,人的无限罪性和傲慢,成为人上人不过是全社会朝野的普遍共识。一个理性的社会就是在文化上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的社会,在政治上限制人的无限罪性的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恰恰可以导致对人的宽容和尊重,而无限者迷信则导致"完美主义"的文化伪善和政治专横。然而,一个社会怎样才可能拥有"有限者"的文化?非信仰无限者绝无可能。这个无限者必须是超验的,他将"无限"、"普遍价值"、"绝对真理"垄断归于自身,并启示给人类。这位绝对者――上帝――不仅将普遍价值启示给人类,也带领仰望他的人在地上活出"基督"来,从而从根本上超越犬儒主义的陷阱。

人类文明史就是殉道精神超越犬儒精神的历史,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十字架都是不可想象的。殉道精神是对犬儒精神真正克服,因为他超越了犬儒主义所信奉的一切非价值观念,也超越犬儒主义所反对的一切价值观念。换言之,自由主义确实无法抛弃犬儒主义所追逐的利益目标,它不过是用更"理性"的利益目标论断犬儒主义"不道德"的利益目标而已。然而,十字架道路把"利益期待"放在这世界之外,这条道路上的人以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为荣耀。于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毒箭无法射到的力量出现了,他们以经受苦难和甘愿吃亏为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不是伪装的,他们还要把这种快乐归于神的怜悯。这样说来并非说基督教是一个受苦的宗教,而是说基督教把犬儒主义的快乐和智慧视为怜悯的对象,并因为仰望天国而在世界上视万物如粪土。这一信仰却没有导致东方宗教的出世态度和价值虚无主义,因为他们负有责任在这地上过荣耀神的生活,这生活就是爱。这种包容一切的大爱使权力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暴君和犬儒主义者在基督徒面前往往迷惑不解,而他们的逻辑王国也因此被彻底推翻。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暴政和犬儒共谋的历史中,良心的胜利更多是信徒的胜利,而不是无神论者的胜利。这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明显(在西方历史上也一样)。在世俗自由主义者中,可能很难找到象基督徒林昭这样绝决的抗议者。然而林昭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是中国当代超越犬儒文化又一座丰碑,遗憾的是,这位基督徒的价值远远没有被世俗世界所重视。1949年以来,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新挖掘出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顾准、王小波、陈寅恪等人,这些令人尊敬的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不同程度的犬儒主义者而已。这一可能开罪很多人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暴力之下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妥协。这一妥协是"可以理解"的对象,但不是炫耀的对象。他们的坚持(也包括思想方面)在吴维尊的对比之下,就显得不足为道了。然而,基督徒吴维尊从来没有乞求过和得到过这样的世俗荣耀。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在荣耀中心的各类精英,无论是内在流亡还是外在奔走的人,犬儒主义成为生活的基本底色。吴维尊的胜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对犬儒主义唯一的一次胜利,这胜利如此彻底,如此寂寞,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在中国那些不可一世的力量和结构,那些犬儒主义的巨人歌利亚,被这位微不足道的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用软弱彻底终结。这是上帝对力量的胜利,可惜力量世界不配领受这一恩赐。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著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著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著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著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吴维尊的坚守在这个犬儒世界可能被看为愚拙,但为世界指明了超越犬儒主义的真正方向。在犬儒主义者轻蔑的价值领域,却被吴维尊用生命去尊贵之。犬儒主义不过是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土地上自然生长的庄稼而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由于人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他永远不会真正满足于做那只晒太阳的犬,做树上下来捡果子的猴子。他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不满足于犬的状态,不愿意成为完全的食物采集者。然而他们看不见人的尊严,那精神上的尊严根据在什么地方。这些世俗自由主义者知道精神需求是人的独特品质,但在他们把精神论证为肉体的产品的时候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点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无神论者在论证精神尊严和灵魂自由的时候,在论证这些如何是物质的时候,怎么也说不明白。胡平先生对犬儒主义的不满实际上是不满意于人堕落为动物状态――犬儒状态就是动物状态――他在为人的尊严的跌落痛心疾首。然而,人的尊严在哪里呢?吴维尊活出了这种尊严,他在犬类世界捍卫了人的荣誉,并在神面前为人的尊严献上了感谢。

2005年10月11日

我是怎样被锻炼成为一刁民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一个刁民的自白>>,讲述了我家老房子的阳台垮塌事件.所幸高居五楼的阳台水泥块坠落到一楼地面时只砸毁了一辆自行车,物业公司派人查看发现没出人命,从此就没了下文.在长达6个月的申报维修过程中,我被他们象皮球一样在几个部门之间来回踢,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看着那悬挂在半空中的"定时炸弹",心急如焚的我四处奔走,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身板儿差点没累毁,终于在半年之后,物业公司的总经理给了我这样一个缺德答复:请业主自备大型升降吊车一辆,水泥沙土半吨,到时候我们自会派瓦工去维修.

奶奶的,我上哪能偷一辆大型升降吊车?看着摇摇欲坠的阳台,忍无可忍的我终于想到了找新闻媒体去给他们曝光.一个电话打过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文文弱弱的小姑娘模样的记者就来到了我家,核实情况后给悬在半空中残缺的阳台拍照,连口水都没喝就又去了物业公司采访.我就彷徨了,媒体的力量倒底有多大?这俩小姑娘能斗得过我为之纠缠了半年的那家臭胶皮物业公司吗?那家公司的上级,还有上级的主管部门我都去投诉过的,他们全都擅长放烟雾弹布置迷混阵,集体打无影掌和太极拳,这六个月来我都被他们耍惨了,这最后一招要是不行,我还能去找谁呢?

早上八点我拿到刊登了我家新闻的报纸,八点十分,物业公司就开来一辆大型升降吊车,后面还有满载沙土水泥的一辆卡车跟随,四个瓦工苦干了一上午,终于把我们家那危险系数极高的阳台给加固了!一个老大爷看见大吊车高兴地说:"太好了!顺便把我们家四楼的阳台也加固吧,我们家的阳台也快......"那工头眼睛一瞪说:"不行!"

后来那个想修理自家阳台的老大爷问我有什么门路能让物业公司来干活,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找报社,电视台都行!"

搬到新居之后的第一个冬天,小区的供暖公司就在报纸上刊登了头版头条新闻:我们xx小区供暖公司一定要在市政府规定的供暖时间之前给暖气,一定要提前七天供暖,我们的行为经得起全社会各界的监督!瞧这气魄就是大品牌物业公司的做派,别的物业公司谁敢这么公开叫号?还别说,其他邻居陆陆续续的都来了暖气,唯独我们家开栓之后暖器冰凉,跟没开栓一个样!给供暖公司打电话,前后来了三个水暖工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最后的电话回答就变成了,"明天上午我们再派人去看,下午两点只定到你家,早上八点一准儿给你家修理,中午十一点你家留人吧,晚上六点能给你修....."在一系列放鸽子一样的许诺中,我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了.根本不是室内温度是否达标问题,是交了采暖费,也给开栓了,在市政府规定开始供暖的日期又过了十五天后,我们家仍然是暖器冰凉.想想那又涨了价的采暖费,想想回到家里穿毛衣抱着电暖器入睡的窘境,我终于找到了发疯地状态.

我曾经在一个上午把手机打没电了,找相关主管部门投诉,打市长公开热线,找供热办,找电视台,终于等到了供暖公司的答复:"大姐,今天晚上我们要是不给你家供暖,我就是你孙子!"果然,上访投诉之后,那孙子终于来了,调整了半个小时,暖器正常了!

前几天我家暖器漏水了,一个晚上接了三洗脸盆的水,折腾得我整夜没敢睡觉,第二天也不敢离开,全天候接水倒水玩.给物业公司打电话报修,被告之这是供暖公司的活儿,我给供暖公司打电话,又被告之他们只管室外供热管线维修不管室内的,我再给物业公司打电话请求有偿维修,被郑重告之:暖器管子是重要部件,事关重大,物业公司不给维修,有偿维修也不做!

奶奶的奶奶!难道业主暖器管子漏水只能去找马路维修队吗?若自己找的修理工一钳子把暖器管子拧裂水淹全楼怎么办?那就叫私自拆卸供暖设备,一切后果就跟物业公司没关系了!物业公司你想得美!收了物业费不给提供服务,连有偿服务都不做,也忒霸道了吧!

我先到市供暖管理办投诉,找到了相关文件证实供暖公司的确不负责室内管线漏水的维修,这活儿千真万确是属于物业公司的工作范围.于是我再给物业公司打电话,这次找了维修部的主管,那主管也挑唆我去投诉供暖公司,我冲着电话怒吼,"我有xx文件,你别想蒙我!你若不提供服务,一会儿我就带人去把你公司门口悬挂的条幅扯了!随后电视台记者就到!"(那条幅分明刺眼睛的写着:情系万家水暖,我们和业主一家人)电话那边立刻老实了!我隐约听到几个人在那边小声滴咕,"又是xx栋的那个女的......又来了......就是漏水那事儿......她老厉害了......实在不行,再问问经理......怎么办......"

在跟物业公司的较量中,我经历的三件事情解决速度依次为6个月,十五天,三天,这是我个人能力得到锤炼的提高过程.全是正常的事情,都不得不被拧歪着解决.切身感触,若我老老实实地做个顺民,等着有一天他们良心发现来给我解决问题,我发誓,那是不可能的!没的选择,做为业主,你被逼得只能战斗.啥也别说了,事实证明,关于维权,我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来源:双胞胎伊莲

“人民网评”:其实我在玩无间道

谭人玮写的大家都很想发可是发不了的稿。

专访网络名人"人民网评":其实我在玩无间道

今天找题的时候,先是这个帖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了,向广大网友告别!》。发帖的"斯巴达克三百勇士"算是天涯近来著名的"五毛"了。好家伙,一下把八十个马甲全曝光了,实在是很强大。从跟帖上看,原来著名的"人民网评""十一罗汉"等等知名五毛都是他的马甲。什么样的人才会想破脑袋花费精力来做这种事呢?

(插播一下,你如果不知道人民网评的大名,可以看看这个关于澳大利亚台风的帖子,著名的博客丰争同学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

我给他发站内信。没想到晚上十点多他打电话过来了。很谨慎,怕我是国家某部门来钓他的,还问我最近做过什么新闻,山西被打死的记者叫什么名字等等。很快他相信我就是那个写稿的记者。聊天的时候,说了几次,暗示我不要录音。

先素描一下,从声音上判断,他是一个还在大学里的人,很年轻,估计是在读的研究生。他自称学工科,家庭宽裕,有钱有闲,知识面广,智商很高(我甚至想像电 话的另一头是个斯文白净戴无框眼镜的男孩儿)。一天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写帖子。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专门干这个。

一开始我就直接问他:你是五毛吗?他不给明确答复,只说,如果我是的话,不知道给开除多少回了。我会心一笑,不再要求他明确回答。

然后他开始回顾自己怎么变成了一个假五毛。"我是2006年觉醒的。看到了关于八十年代末的一些资料,还有一部纪录片,你知道是什么纪录片吧。"他开始在 校内网参加一些讨论组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叫"自由中国"的小组,有十万大学生参与,很激进,什么都敢说。那时候的校内网也不怎么管,显得很自由。

但自由没有延续多久,这些小组一个个被删除了。后来还开始搞"猎手行动",让用户举报"非法内容"。

他愤怒了。有一个人的博客上挂着党旗,他就决定用这个家伙的资料注册校内账号。用这个账号举报任何一点看上有对当局不满的内容。他不停地换账号,然后把吸 引到的愤青一一重新加为好友。不停劝这些人入党,在群里发表很左的言论。一个多月之后,这些人被他搞得很烦,开始有人怀疑他是装的。他说,一个月才看出 来,这些人真笨。左派的讨论组里,被逼的要求星级用户才能发言。他说自己的目的不仅是取得左派们的信任,主要是想嘲笑网站的管理员。他的账号还是不停地被 封。

他开始转战凯迪。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就是想就一些社会事件发言,都很难通过审核。于是玩上了无间道。"大家都上网玩,我就这么玩。"他用"人民网评"这个 ID在天涯和凯迪上发一些貌似当局立场的帖子。他发现,这样的帖子很顺利地就通过审核发表了。"如果中国社会正常一点,我也不致于搞这种手段,我是被逼的 用这种办法。"早期的一些帖子很快引起巨大反响,连大旗都转载了。

开始的时候很担心被当局弄进去,毕竟他有一点冒充公务员的意思。他解释说,"我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没有冒充,比如我说自己是做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当局开始的时候并不承认有这种工作人员,那我就不存在冒充。后来他们公开承认了,我就不好说了。"

这种办法相当有效。比如瓮安事件,天涯上存活下来的就是他以当局立场和逻辑发表的一篇帖子,一直分了十几页。还有一个事情,天涯上闹得很大的唐家波生死之迷,冒充唐家波自称还没死的,就是这个小混蛋。他很坦然,毕竟这次搅局让媒体和公众再次关注了此事。还有些敏感的事,比如陇南,比如克拉玛依,比如广州出租车司机喝茶之类,他以为不能通过的,都通过了。

也有真五毛找过他,给他站内信,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他没接受。

到底为什么这么干,究竟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某种立场的愤怒,还是让事件有一个讨论的空间,还是显示智力优越感。其实他说自己也没想清楚。但毕竟他趟出了一条新路,有人学样发假五毛帖。有人崇拜他。

另外,他还想测一下两个论坛网友的智商。比如上文提到过的澳大利亚台风的问题,还有在一篇号召大家去西藏旅游的帖子里故意留下破绽,说青海湖的水很甜,火 车有方向盘和油门。基本上,这些破绽都很快被凯迪网友抓住了,但天涯的网友对此毫无反应。他的结论是,天涯的网友层次没有凯迪的高。但凯迪直接把他驱逐 了,理由是冒充政府工作人员。他说,天涯有小聪明,也有大智慧,凯迪有大智慧却没有小手段。

他还说,天涯有百分之十的人看不出来他的马甲,也有百分之十的人能看出来他在玩无间。百分之八十的人被他骗了。他要掌握的平衡就是这个:既要让人看出来这些是马甲,又不能让大部分人知道他在玩无间。很辛苦的。他也对自己的平衡能力感到得意。

天涯管理员估计也能看出来他是无间,故意放水。从克拉玛依之后,他发的关于杨家的帖子就不再被放行。这次马甲集体曝光是他从中感觉到这种玩法已经到了一个周期,大家都看出来是无间了,再这么玩就没意思啦。

原来呢,以为这是个普通网友的抽疯行为,或者真是网评员就有得弄,结果是无间,根本没法写稿发表,随手记下,给各位泡论坛的朋友提供点谈资。

http://www.bullog.cn/blogs/liutianzhao/archives/257116.aspx

月薪一万五的爆笑抠门生活

1

我一个月收入15000(当然,真正到手的只有12000多,因为还要交税和四金)。我的工资都直接打到卡上,而我一般不带这个卡的,只是随身带几百块现金和一张招行金卡。但我每个月的花费算下来也就300左右,可能还不到(因为我没有具体记录过)。开销的明细大致如下:

房子:住自己买的,所以不需要花钱;

手机费:50左右(用的是CDMA的套餐,月租免了,平时都在办公室或家里,一般用座机);

交通费:为了增加运动量,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

伙食费:原来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后来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就从家里带饭,算下来大概4块钱的成本;早上二个小刀切馒头,一杯牛奶,成本大约1.2块钱;晚上一般只喝点稀饭,吃些青菜,最多1.5块钱。一个月下来大约:6.7*30=201块,

零花钱:因为没有烟酒爱好,所以平时没什么需要花的。只是同学多,会经常聚一下,出去吃饭或喝茶、咖啡,轮到我出钱的时候也有一些,估计一年下来1500应该够了,平均到每个月大概120多。

其他:我喜欢户外运动,但不买健身卡,去公园广场打打球,或在家里练练哑铃,这项不需要花钱。现在书也很少买,网络这么发达了,需要什么资料都在网上查。我在家从不上网,因为白天在办公室一直上网(包括网络办公),又省了一笔。

总共加起来不到400块,这种生活也很充实丰富。所以花钱多少与生活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收入更没关系。

2

我一个月收入150000(当然,真正到手的只有120000多,因为还要交税和四金)。我的工资都直接打到卡上,而我一般不带这个卡的,只是随身带几块现金和一张明骗。但我每个月的花费算下来也就30左右,可能还不到(因为我没有具体记录过)。开销的明细大致如下:

房子:自己捡砖头盖的,所以不需要花钱;

水电煤气:水是打的进,电不用,煤气也不用。

手机费:0,(周围朋友都有,我要用就用他们的吧,平时都在办公室,一般用座机,家里就用隔壁的);

交通费:为了增加运动量,每天上下班走路;

伙食费:原来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后来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就吃女同事吃剩下的,因为她们饭量小;早上不吃;晚上一般只喝点稀饭,吃些青菜,最多0.8块钱。一个月下来大约:0.8*30=24块,

零花钱:因为没有烟酒爱好,所以平时没什么需要花的。只是同学多,会经常聚一下,出去吃饭或喝茶、咖啡,轮到我出钱的时候就溜。

其他:我喜欢户外运动,但不买健身卡,去天桥露露营之类的,或在家里练练哑铃,这项不需要花钱。现在书也很少买,一般是偷书,网络这么发达了,需要什么资料都在网上查。我在家从不上网,因为白天在办公室一直上网(包括网络办公),又省了一笔。

总共加起来不到30块,这种生活也很充实丰富。所以花钱多少与生活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收入更没关系。阅读:调侃:不能做医生的N大理由

3

我一个月收入2500(当然,真正到手的只有2000多,因为还要交税和四金)。我的工资都直接打到卡上,而我一般不带这个卡的,只是随身带几十块现金。但我每个月的花费算下来也就100左右,可能会超过些(因为我没有具体记录过)。开销的明细大致如下:

房子:住政府的,所以不需要花钱,房租有房屋补助,还用不完;

手机费:0,政府不让用,但是隔三岔五有人送还连带号码(我家里人都用这些手机,连我9岁的儿子和乡下来的保姆),在办公室或家里,一般用座机;另外还有秘书会帮联系,不要钱;

交通费:为了增加群众基础,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大约200米);办事有配车连司机(不要钱,连油钱都报了),但是我喜欢自己开,有些地方别人去不方便;

伙食费:原来在政府的食堂吃,不好吃也得吃,吃完了再去外面补,每个月的饭票是秘书帮买的,但他没问我要过钱,应该很便宜。

零花钱:虽然烟酒都爱好,但是也没什么需要花的,都是别人来看我是送的。还抽不完喝不了,老婆拿到她们亲戚的小卖部卖了,换点日用品回来,这些没人送。只是应酬多,出去吃饭或喝茶、咖啡、乱摸、娼歌,轮到我出钱的时候也有一些,不过总是有些企业老板顺带帮我买了单。不过小费不好叫别人给,虽然小姐都很乐意的不要,但是偶尔遇到要的,我还是给的,完了叫派出所抓她丫的。

其他:我喜欢户外运动,以前玩保龄,现在玩高尔夫了。VIP卡是球场送的,这项不需要花钱。现在书也很少买,我就不看书,因为书就是输啊,谁会想输?

总共加起来不到200块,这种生活也很充实丰富。所以花钱多少与生活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收入更没关系。

4

我一个月收入150000(当然,真正到手的只有120000多,因为还要交税和四金)。我的工资都直接打到卡上,而我一般不带这个卡的,只是随身带几块现金和一张明骗。但我每个月的花费算下来也就-312.2右,可能还要多(因为我没有具体记录过)。开销的明细大致如下:

房子:-299,住在别人的屋檐下面,顺便给人家看门,每月得299元;

水电煤气:水是从单位用桶带一部分,下雨的时候接一部分储存起来,电自己用太阳能发的,没有太阳的时候接闪电,煤气也不用,我一般拣点柴火在楼道里烧火,有时候别人家的烟囱里冒出来点我也能将就一顿。

手机费:-30,(周围朋友都有,我要用就用他们的吧,平时都在办公室,一般用座机,家里就用隔壁的);另外通过去移动公司声称要爆光能得约30元封口费。

交通费:为了增加运动量,每天上下班走路,猫着腰低着头偶尔也能捡到块儿八毛的;

伙食费:原来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后来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就吃女同事吃剩下的,因为她们饭量小;早上不吃;晚上一般只喝点稀饭,吃些青菜,最多0.8块钱。一个月下来(只算工作日)大约:0.8*21=16.8块,非工作日我躺在床上绝食(也叫辟谷)。

零花钱:有烟酒爱好,但平时没什么需要花的,手中拿烟巴向别人借火,遇到行动敏捷的就偷抽人家一口,遇到动作慢的我直接拿着烟走人,我自己管这叫抽霸王烟。至于酒,可以趁别人请客时倒衣服上点回家洗出来喝,偶尔也到医院捡酒精棉球回来改善一下。只是同学多,会经常聚一下,出去吃饭或喝茶、咖啡,轮到我出钱的时候就溜,溜不了就压身份证,再花10块补一张。

其他:我喜欢户外运动,但不买健身卡,去天桥露露营之类的,或在家里练练俯卧撑,这项不需要花钱。现在书也很少买,一般是偷书,网络这么发达了,需要什么资料都在网上查。我在家从不上网,因为白天在办公室一直上网(包括网络办公),又省了一笔。

总共加起来花费-312.2块(根据捡到钱的多少绝对值还有所增加),这种生活也很充实丰富。所以花钱多少与生活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收入更没关系。

来源:山寨雷人

冉云飞:2009年我十点公私愿望

2008年1月4日我写过一篇《2008年我十点公私愿望》,来表达我对2008年的期待与观望。但任何预测、任何愿望,对于已经发生的2008年来说,都显得过于单薄,与实际距离相去甚远。2008年在中国所发生的灾难之多之大,影响甚广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不少的,如雪灾、314拉萨事件、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矿难事件、经济危机、官员频繁雷人事件、瓮安等群体事件等,指不胜屈。

面临这么多灾难,我认为政府的总体表现是不合格的。有人可能又会说,难道政府就没有一点好处吗?不好意思,政府不是拿来表扬的,这就是我的理念。因为政府是纳税人的钱养的,何况我们民众对政府基本上是没有制约能力的。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做得好是他的份内事(中国政府离合格尚有距离,况乎做得好?),不值得表扬,做得不好就应该被批评。有人就说,你那么苛刻,还有谁去做政府官员?不是要陷于无政府状态吗?真是高看了我,你只要看看西方的普通人到大人物,从小众媒体到大众媒体,对政府铺天盖地的批评,依旧有人到政府机构去工作,你就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公务员的确是份不错的职业,在中国这个没有制约的政府机构里,公务员的优势就更加体现无遗,何况大权在握的当官者呢?有人又会说,换了是你,你会治理得更好吗?这是个伪问题,一来无兴趣去治理,二来当官有利可图(这利是正当之利),自然有更好的人去竞争,如果不称职,民众就票决将其选下来。我们不怕选错了人,就怕没有选的权利,却一直让犯了无数错误、做了无数罪恶的人执政,而且强迫你必须接受他。

我直接批评和议论政府的帖子有不少,大家可以看如下诸篇――《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公民应该怎样对待政府》、《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等――就可以明了,以后得闲了我还会写一篇《我为什么不表扬政府?》。政府自我神化本来就是一种罪恶,自我神化还不允许别人公开批评就是罪上加罪,恶上加恶。很多人都在用一两个字来评说他的2008年,我的核心词就是"政府",因为我看来,"政府"深深影响着我与民众的生活。可以这样说,对各级各地区政府的批评少说也有几百次吧。虽然批评了这么多,但我认为对政府的批评是远远不够,永远也不够。民众对政府的批评应该没有止息的一刻,因为政府的为恶倾向是如此巨大,已经被许多历史与现实证明。西方民主国家,对政府有许多制约,媒体依旧扒粪不止,民众依旧对政府充满许多不信任,这说明政府不是拿来信任的,不是拿来供着的,何况像我们这个权力大到为诸多恶事而不受制约的政府呢?批评尚来不及呢?还要去表扬他吗?我希望民众用尽一切力量来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批评他们的具体行为和政策理念,使自己的权利逐步得到保障。

现在回看《2008年我十点公私愿望》,于公的五点愿望实现颇少,于私的愿望,我倒是实现了有三点,所以2008年于我个人来讲,所做的事,可谓基本及格。现在我说出2009年十点公私愿望,希望朋友们也将自己的愿望说出来,以互相鼓励和验证。

于公的五点愿望:

一:希望各种灾民能够过上一个相对较好的春节,能够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有个逐渐好转的2009年。

二: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平和的处理现实问题,面对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面对诸种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学会谈判、妥协,切勿火上浇油。

三:希望政府开放言路,让民众对自己的利益,有一个畅通的表达渠道,真正实施自己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现自己对国际社会的人权承诺。

四:面对六四二十周年、五四九十周年等敏感事件纪念日,应该有让民众理性表达自己纪念的机会,切勿激化官民冲突。应该借中共得鼎六十年之际,释放良心犯,大赦犯人。

五:政府应该进行良善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民众在经济危机的烂泥潭中,使民众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信心,不致于崩盘。政府应该想尽一切有利民生的办法,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有个理性预期。对未来生活没有理性预期,拉动内需会成为一句空话。没有理性预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将会增加突发事件的概率,增加社会的冲突。

于私的五点愿望:

一:希望家人健康快乐,我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并享受生活的乐趣。

二:看书看碟看"野杂种的景致":重读或者新读诸学科的名著,希望能体会前芝大校长艾略特提倡的读名著运动的深意。看一些未曾看过的好片,走一些人们很少措意的小地方,不在于它是否著名,只在乎它是否有野味道,着重在于体会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中所说的"这野杂种的景致"。

三:能够搜罗到更多四九年后的原始史料,以便用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四九年后发生的一切灾难。对右派资料的整理、对告密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

四:希望能进一步整理我看到的诸种日记,进一步丰富《日记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写作。特别是其间难得的小人物的日记之整理与解读。

五:继续为写作《中国告密史》准备史料,写作与《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有关的个案研究,特别是想写写二十世纪的教科书编纂家,因为教科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影响至巨。

2008年12月31日8:46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原文:http://www.de-sci.org/blogs/ranyunfei/archives/12871

2009年中国充斥敏感日期

2008年即将走入历史,面对新的一年,中国官员承认对中国的挑战与考验都会更加严峻,除了经济形势,政治上,2009年中国将碰到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等敏感日子。港台媒体预测,2009年中国官方在安保方面只会比今年更严密。

香港「明报」报导,未来一年对中国来说经济形势将十分严峻,预料经济下滑的谷底也将在上半年出现。

与此同时,报导说,中国领导人2009的年历上充斥著敏感的「红字」。这可以解释为什麽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日前说「2009年将是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严峻困难和挑战考验的一年。」

2009中国将遇到一些重大事件的�年纪念日,包括3月10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从西藏出走、流亡海外的50�年;5月4日是1919年北京大学发起的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90�年。

5月8日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误炸10�年;而法轮功组织成员,也在中国领导人办公地点中南海外静坐抗议。

6月4日又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年;而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12月20日是澳门主权移交中国10�年。

报导分析,在景气低迷、失业暴增的情况下,面临连串的敏感政治事件�年纪念日,对北京当局来说,2009势必面临「严峻困难和挑战考验」。

值此多事之年,中国的安全保卫只会更趋严紧而不会放松,据指中国国庆期间,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就取消了群众游行,只保留军队的阅兵。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发表文章说,上述多项事件不但标志著中国动荡的现代史,也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潜在凝聚时间点。

文章并以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例,指学生当年就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的美好梦想,向中共政府施压,希望能让科学民主梦想实现。

不过,文章认为,随著西藏问题无法解决、就业市场严峻及人民对贪腐与社会不公平日益不满的情绪增加,北京不会希望即将到来的西藏抗暴和六四天安门纪念日会引起任何重视。

分析认为,为了巩固统治,中国领导人可能会侧重在中共建政60�年的纪念日,并特别强调在中国在世界地位的重大变化。

(法广)
http://www.cenews.eu/?p=9820

杨佳已死:无言的结局

他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死刑判决,不发一言,就好像哑巴一样

11月26日,杨佳以注射方式被执行死刑。

杨佳死了,照片上的他一脸茫然,却仍带着点岔岔不平。

7月1日,手执利刃的他使6名上海警察转眼之间失去了生命。

袭警前传

28岁的杨佳是北京人,没有工作的他热衷于户外登山、徒步越野、摄影,有时还会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在同行"驴友"眼中,现实中的杨佳腼腆内向,而虚拟世界中的他则更为直爽,在其个人博客"非常地妖"的交友目的一栏写着: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从杨佳案发当日起,关于其动机为"报复被警察殴打"的传闻就在坊间流传。在一度拒绝回答之后,杨佳这样解释犯案的动机:"有些屈辱,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杨佳嘴中的"有些屈辱"发生在2007年10月5日。当天夜间他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民警盘查。杨佳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只有我被查?"双方发生言语纠纷后,杨佳被民警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

此后,杨佳因"被殴打"之事"纠缠"了几个小时后,在次日天亮时离开派出所。

杨佳没有去验伤,他的解释是,伤得不重,两个胳膊上有淤青,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二审律师翟建曾就此事问他: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杨佳反问道:"没有,绝对没有。你怎么这么说?"

此后数月,不服的杨佳多次投诉,但数次交涉均无果,杨佳最终于今年7月1日踏上了杀戮之路。

两次审判

在一审开庭前,杨佳对律师谢有明说,"看样子是最后一个生日了,我能不能过?"谢有明向上面打报告,上面破例批准了。杨佳要了一本《战国策》,一本《汉语成语词典》,还有庭审穿的衣服、裤子和鞋子。衣服拿到以后,杨佳还要了一张生日卡片,他很开心,因为此前28年,他从未收到过生日卡片。

8月26日,一审开庭现场,杨佳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第二天,就是他28周岁生日。

他对辩护律师说,"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相反,他要求几位"殴打"过自己的民警到庭对证,未获法庭同意。

9月1日,上海二中院判决杨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随后,杨佳提出上诉,并再次要求"殴打"自己的几位民警到庭对证。

10月13日二审开庭。法庭上,杨佳神情淡漠。二审律师翟建提出给杨佳重新做精神鉴定,该请求被法官当场驳回。杨佳自己则在法庭上称:"我觉得自己没有精神病。"

10月20日,杨佳案二审宣判。检察院宣读7个警察没有殴打过杨佳的证词后,问杨佳对证词的意见。

"他们说的都是假话。"杨佳说。

被告律师问杨佳,"你认为那些死去的警察是无辜的吗?"

"我不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杨佳回答。

公诉人认为杨佳回答问题有态度问题时,杨佳说,"我记得的都说了,不记得的只能说不记得,信不信由你。"

法官当庭宣布杨佳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杨佳面无表情地听完了判决,再不发一言,就好像哑巴一样。

争议未平

杨佳一案引起的争议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刑事案件。在杨佳案发后,上千名民众联名建议官方特赦杨佳。但更多的人认为,杨佳罪有应得,不管怎样,既然他触犯了法律,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法律角度讲,杨佳被判死刑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杀人犯"竟获得某些公众的声援,个中原委值得深思。

被执行死刑前的11月24日上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失踪"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母亲王静梅见到了儿子杨佳。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他精神状态还好,不怎么说话。我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免得他担心。我一直叮嘱他,要好好配合警方的调查。"

临走前,王静梅给杨佳留下了1000元钱,托狱警代收。

当天夜里,她回到了北京,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她说她累了。

她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是,在7月1日杨佳冲进公安局时,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儿子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

谁也不知道王静梅跟杨佳说了些什么。

来源: 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

丁学良:中国的“小众资本主义”难以持续

[ 三十年前,毛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从"大众平均更贫困",转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称之为"小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初级资本主义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逐一展现。]

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及后果,每天都在以种种方式展现出来。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次全方位的冲击之下会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者到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细节和扩展的速度,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相当意外。但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来龙和基本根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泡沫、美中经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层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讨论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同样,有关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此种模式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失衡的讨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也讨论过多年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

客观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场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急性病。但是,在这场传染病的打击之下,中国自身隐藏的慢性病也迸发出来。中国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传染病是外因,更多的是自身肌体内的慢性病在外来传染病的突然打击之下集中爆发。

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理清这条脉络,对于反思中国过去30年的成果与问题,至为重要。可以再次强调,很多病灶多年来就在那里。所以,尽管是外来的传染病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爆发的时机、具体的表现细节,难以事先预测,但必须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乃是多年生的慢性病。分析这种病灶的成因、寻找解决的药方,是今天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不可推卸的职责。

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可以从"两条道路"来总结。而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又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30年前我们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毛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均、贫"。那时全中国的居民,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对公众保密的"特别供应"保障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均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三十年前起步的中国改革,是从这样一种既平均亦贫困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变。

对过去30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能够总结出很多特点。在它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一部分"的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30年发展的基本道路。必须说明,从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探讨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过去30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先富起来"的,多半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marginal
segments)。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当时的顺口溜上,即"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这些边缘人物,或是曾经饱受打击的"黑五类",包括"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或是曾因投机倒把被处理过的,或是上山下乡人员中的不安分者,或是曾冒着风险从沿海倒卖走私商品的,或是偷偷进行外汇交易的――总之,他们是在毛主义的激进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邓的新政府也没有资源给他们,他们只好靠自己。一无所有,胆子就大,最早"发财"的,多是这些地位底下的小买卖人。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当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刺激。很多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这些忽然冒头的边缘分子很不服气。不满也来自政治上刚翻身不久的知识分子,当时曾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有人称外语学院、艺术院校的女教师,伴舞(指在健康正当的舞厅)一晚的收益,比她们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厉害的群体,就是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他们受到的刺激更大。官员们觉得自己是如此能干,还掌握着那样多的资源,经济上却不如那些不三不四、曾被他们打击和惩罚过的边缘分子。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快导致另外一些人捷足先登,变得"先富起来"。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些发财方式,如特权经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所有这些术语描写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前一个术语更准确一些。

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退化的低级方式――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如管钱物管项目)或政治权力(如管组织管人事),来为自己或亲友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们虽然也在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主要是为国有的、政府控制的企业牟利,尽管个人也顺便有些灰色好处。

中国过去的30年,客观上一路走下来的,就是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众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边缘人"的小资本主义、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它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为主体的。然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快演变成"
特权资本主义"。

我这里是从宏观的比较角度,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以及第二条道路中的两个阶段。"小众资本主义"导致的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结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里的"富、穷"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过,这种三富三穷的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宽广坚实的社会支撑,一遇国际经济衰退的风暴,就易引发国内经济的大动荡,提心吊担中国会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在下一篇评论里,我会以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试图说明:为什么中国的小众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应该并且如何作大幅度的改变。

作者:丁学良
来源:FT中文网

丁学良:如何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
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
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
"。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
" 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丁学良

有关茅于轼的舆情

周末以来,颇为关心茅于轼在"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的舆情。

作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当家人,茅于轼近年来在中国舆情中还算"正面形象"居多(至少在提出8000元起征个税时就收获极多"民意")。周四《每日经济新闻》刊出驻京记者报道,称其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错误,甚至有害。耕地"红线"导致土地供给有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

作为掌控中国舆论议题设置的重要力量,四大门户网站中,搜狐腾讯网易皆在周四新闻首页显要位置转载《每日经济新闻》此篇报道。被网站编辑们在标题等处呈现出的事件重点有以下三项:炮轰"红线"、茅称"红线"导致房价上升、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作为门户领跑者,新浪却顶住了点击量诱惑,坚持全天不在新闻首页转载此稿。

毫不意外,周五,针对茅于轼言行的评论迅即成批出现。在得到媒体发表机会的文章中,批评茅于轼者占绝对多数,如"中国人没饭吃能不能找茅于轼"等。当然,网易编辑找出了其间最有份量者,"茅于轼说得再好也是卖国",于新闻首页评论频道全天推送,标题中即标明此系"新华网重炮"。

作为最高"喉舌"所办网站,新华网自身系在其"新华网评"频道中以二条位置刊发此稿,署名作者窦含章多年来一直以该网评论员身份撰文。文章使用了最具杀伤力的方式――"诛心"。起文首段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眼前就有一例"。文章指责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茅于轼"以危害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替外国利益服务",认为如果不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国际粮价就会飞上天。"茅于轼抛出谬论,谁最欢迎呢?很显然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

除了新华网评以"卖国"立论而"诛心"外,其它指责茅于轼的成文观点中,亦多有质疑茅之动机与代言利益集团。媒体在跟进报道中,普遍引用"多数网民"对茅于轼的指责式留言作为民意反映。

在获得媒体表达机会的护茅声中,王攀一文获刊于周五陕西华商报,"茅于轼'撞红线'只是一种学术自由",得门户网站网易等推荐;其后,为茅于轼身陷
"炮轰"而辩护者主要系于南方媒体得到表达机会,如羊城晚报所办金羊网、南方日报所办奥一网。意指应当允许讨论,批评评论家们喜欢把一切问题最终都归结为
"道德问题",乱扣帽子。中共中央党校所办《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一文周日刊于东方早报,终得新浪推荐,题为"茅于轼先生的对与不对",认为"茅老先生的立论经不起推敲",但"也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

对于茅于轼观点所引发的网络留言中绝大多数为"炮轰"者,我倒不以为意,因为我一直认为网络留言必然是以批评指责为主,只有不满者才更有表达欲望。个人以为,基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在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上,绝大部分网民和我一样,是没有多少判断能力的。为什么"红线"是18亿亩而不能是17亿亩?又为什么不是19亿亩,那样不是更安全么?民众更多地是凭着一种"朴素"、"本能"的反应,在表达他们的喜恶。

"朴素"的感情不会凭空而来,如此多的网民愿意发言批评,倒可以证明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的耕地保护政策获得了相当有效的宣传,成功地进行了民众舆论导向。这其中,"红线"二字的表述方式应是成功要素之一,通过对这个词语,营造出了神圣感和不可侵犯感。我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正是因为这种神圣感和不可侵犯感而"本能"地反对茅于轼。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确可能使中国民众与领导人对保障粮食安全更加重视,更加"保守"。但事实上,在资源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政策取向无非是牺牲哪个保全哪个的关系:强调了保护耕地,就必然牺牲土地供应,强调了安全,就牺牲了效率。政治家所要做的就是判断轻重缓急,例如中国多年来就是以牺牲矿工生命为代价,获取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供应。

比起"朴素"的网民,意见领袖们的观点表达应该更有些理论水准才是。但在中国当下时评中,除了时常遭遇所引新闻论据"不靠谱"的尴尬外,"不谈问题只谈主义"也是个常见弊病。在批评茅于轼的多篇成文观点中,包括新华网指责"卖国"那篇,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诛心"太多,只是强调"安全",真正能用数据事实驳斥茅者太少,更有将茅之观点极端化的倾向。不过,红网周五"茅于轼的'高论'实在不靠谱"一稿中有个担心,我个人倒是赞同:"为什么要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我国的很多事情往往是上面撕开一张纸,下面推倒一堵墙。红线一破,新一轮'圈地运动'的后果不堪设想"。或许,这也是决策者为什么不顾"经济学原理",宣称要死守红线的一个原因吧。

茅于轼正是"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者,但总体而言,对茅的"炮轰"还没有看出有宣传官员"统一布置任务"的痕迹,为茅辩护的观点在新华网评里也一样可以发现。

值此市场化媒体沸沸扬扬之际,中央级官办媒体少有加入论战者,只是刊播权威部门关于粮食安全讯息。周五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说的正是"今年我国粮食总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引用农业部官员的表态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周日晚间,官方通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新闻联播稿件中,"粮食安全"四字出现位置相对靠后。不过,门户网站编辑还是很有意思:在新浪发出的新闻短信和搜狐新闻标题中,"保证粮食安全"都被编辑一度抽取出来作为突出重点。

2008年12月28日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多家媒体,现从事互联网行业。联络邮箱:xudanei(at)gmail.com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901

民族关系新思维

本刊记者田磊

整整一年里,中国的边疆并不平静。一连串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规模不等的骚乱让久居内地的民众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远离政治生活核心议题多年的民族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平和。30年来在我们埋头搞经济的同时,隔膜和隐患却也在累积,对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骚乱的兴起与被平息,经过境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将会进入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步?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围绕现行民族政策已经有过激烈争论。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民族问题,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还是靠"文化化"的民间消解?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就提出"民族政策新思维",在学术界引起了持续多年的广泛争议。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正在现实层面逐步映照。2008年的民族骚乱,为这些争议增添了现实的注脚。民族政策新思维,不再只是一个学术议题,而具有了事关国运命脉的现实迫切性。

追求公平的分配体系

3月份,达赖集团在藏区策划了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8月份,新疆喀什等地先后出现了3次比较严重的分裂活动。

"2008年的民族分裂活动确实比较集中,这主要跟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关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希恩说,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新中国建国后几十年一度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又开始突出。2008年的集中爆发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希望抓住奥运会的机会,在国际上赢得瞩目,进一步将问题国际化。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分裂主义运动广泛地存在于大多数多民族国家内部,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面对2008年的一系列骚乱,我们不得不沉思,最近这30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地投入巨资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也难以避免民族关系某时某地的紧张状态,这是为什么?

著名的人类学学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年来一直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交界的康藏地带从事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2008年发生在大陆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骚乱,究竟是不是民族矛盾在作祟,值得怀疑。

"很多时候,族群的对立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矛盾,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都有着极端复杂的社会背景,参与者有不同的社会挫折、意图与情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行动者贴上民族标签。"具体到藏区的骚乱,王明珂说,传统的康藏地带最基本的特征是物产贫乏,因此生存资源的分配非常重要,千百年来,这些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有着传统结合山神信仰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最重要的原则是各群体间合作、区分、对抗,以达成他们心目中的资源平等分配。

2008年6月份,因为汶川地震的缘故,记者途经藏区,跟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贫苦藏族百姓聊起毛泽东时,"毛主席好啊,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他们给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而提到近年的变化,人们给予的积极评价却不尽如人意。"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公平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王明珂说。

近30年,来自汉族地区、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到了藏区分配时,由于传统的分配体系已经崩塌,新的分配体系却不成熟,造成了诸多人为心理落差。其中有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落差,也有不同的宗教派系之间经济政治地位的落差。

如何看待优惠政策

而在汉族地区,要求取消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工资排行榜,西藏的平均工资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这条新闻在网络上激起热议,建议国家取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上学优惠、就业扶持等政策。

事实上,学术界也早已有人建议取消民族优惠政策,回族学者马戎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确提出过,应该逐步取消"一刀切"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此,王希恩则称,中国的总体情况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汉族地区,如果要调整的话,有两个前提,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二要做好解释宣传工作,毕竟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的优惠政策,如果一下子取消了,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王明珂则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族不断扩张,占据了最好的生存环境,今天的少数民族区域总体来说自然条件依然落后于汉族地区,这是事实。但是中央政府的补贴,应以贫困地区的个人为对象,而不宜以整体少数民族为对象。

关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争议背后是民族学界的深刻分歧。2004年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应该抛弃我们目前承袭的苏联式的将少数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转而学习美国将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崭新国家族群框架。

他认为,应当通过我们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各民族认同意识演变的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进行比较,以实践为尺度来检验和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效。

对于中国民族学界来说,马戎的新思路几乎是颠覆性的,因此也毫无疑问地遭到了诸多批评。"我们的民族理论有滞后性,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简单地贴上僵化模式的标签,认为都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美国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世居的多民族国家,各自的民族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王希恩说,我们也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找到广泛认可的、系统的新民族理论体系。

对于马戎主张借鉴美国少数族群"文化化"的做法,王明珂也并不全然认同,美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美好,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区问题、非洲裔美国人在都市里边缘地位的被制度化,在美国的现实中根深蒂固,只不过,美国人会透过媒体等各种方式宣扬一些正确的族群平等价值观,在许多事件发生后,媒体、政治人物、警政首长等都能带着反省与反思来对事件发表意见,而非激化族群情绪。

虽然跟马戎一样,王明珂也认为,发展一套崭新的民族理论知识体系迫在眉睫。但他指出�换一个方法来强化多元一体(如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化�族群化)�仍是发自核心�固化边缘的政治安排�它仍不能有力说明为何这是一个整体。必须尽早建立一个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从人类生态�长程历史的观点来面对"中国近代民族建构"――它确实并不完美�但相对于传统中国华夏边缘经常发生的歧视与暴力已有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坚持一些陈旧的、毫无说服力的理论和说辞。

怎样的反思?

2008年频繁的民族骚乱已经进入历史,很多人关心的是,中央政府将会对未来的民族政策做怎样的调整?"至少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变的。"王希恩说,中国的藏独也好,疆独也罢,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不能因为这些就说明中国实施多年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错误的。

马戎也认为,今后我国的民族制度和政策如何调整、调整的次序与进度,这些都不是眼前最急迫的问题,可以在达成共识时通过具体研究和实验来加以推进。但是在目前,如果不把"民族"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随着族际交往的发展、随着境外势力的介入、随着熟悉我国传统民族关系人物的辞世,我国的民族关系在今后只会更加复杂。

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所有的群体都是"输家",我们必须让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础理论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新框架,才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未来的出路。

作为一个常年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常年游历海外,对于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有着更切身的理解。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在哈佛大学,碰到一个藏族青年学者做演讲,据说他是达赖的顾问。他幽默、博学而睿智的演讲博得了台下诸多教授和学生的阵阵喝彩。"我当时心情复杂,一方面很欣慰,藏族的下一代有如此优秀的青年学者,却又很遗憾,他所攻击的都是一些过去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对自身的大西藏主张亦无反思�这样各据其主体的意识形态对立�对于真正生活在藏区的百姓�特别是对汉藏边缘的朵康地区百姓福祉毫无帮助。

多年来,王明珂一直呼吁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学术体系才是最需要的。反思是汉藏双方的,汉藏都曾忽略两者间的青藏高原东缘人群。谋求独立的海外民族知识分子需要反思的是,他们很少对这片土地上的长程历史与微观社会做深入的了解观察,而只是接受刻板的欧美民族理论�这样的理论早已不适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而大陆学界需要反思的是,目前大家所坚持的历史�民族与文化知识�是不是能让所有少数民族皆能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光荣?

只有知识分子的反思有了足够的空间、足够的诚意,真正有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教育,民族政策调整才可能展开。这样的反思距离我们仍然遥远,但愿2008年是个起点。

(责编/赵义)
来源:南风窗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474490100bxym.html

病房中最后的“牛虻”:直面林昭死刑真相(下)

四十年前那个清明后的"冬至日",那间深夜的病房,那最后的"牛虻",此刻几乎就在我心魂、血脉与经络纤细痛楚的触摸之中!

惨白的灯光。惨白的病床。

既然才36岁,头发却绺绺花白!既然无处逃遁造神噪音,宁可把头沉入马桶!那么此刻,大咯血的女病人面对病房墙上"教父"貌似慈祥的目光,何以能入眠?

曾经的"教父"――"父亲",曾经生命中压倒一切之重的理想与党的化身,她的偶像、她的笃诚,她的碧血与热望――她的蒙泰尼里啊!却竟是汪洋巨涯般吞噬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的正气、血泪乃至生命的恶魔、暴君与独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极权的罪恶之源,与罪恶之尤,就是林昭高墙内血篇痛章苦缠恶斗了漫漫八年的日日心魔、夜夜梦靥!

――从几十万人受骗,到亿万人正被驱使、利用、撕裂的互噬:此刻的狱外不正无限延伸着那中世纪般的沉沉长夜,那烽烟社稷,那血肉河山――"文化大革命"癫狂于全面武化中,业已经年;再不数日,清华百日武斗就将展开;"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是的,监狱病床上的林昭无由亲睹这一切、也听不见她的蒙泰尼敝屣苍生、不可一世的惨绝人寰!可她正是为此忧心而大咯血的啊!何况黎庶苍生史无前例的冤海血涯,早就在她悲天怆地的预言之中:"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可昏暗的墙上,她的蒙泰尼里竟分分秒秒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就像万千针芒死死钉在血淋淋的心上!

死一般的寂静里,牛虻般呻吟起来林昭,索性挣扎着下了病床!一步步朝墙走去,昏灯下,是格外锥心那双魔眼,是两代青春的血泪,还是从第一看守所开始的3000个梦魇?!一步步是金星,是悲怆,是逼视:伪善!中世纪的荒诞与残酷!史无前例的狂妄、暴虐与嗜血!你们就看不见血吗?!不,你不就是血吗――最污秽、最罪恶、最恐怖的血腥啊?!我能与你安处一室吗,这嗜血的魔王――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

涂抹着那双眼睛的时候,林昭是否又一次在想着牛虻?

――狱中八年,林昭曾多少次这样引用:"我没有什么抱怨的,主教阁下。我不是十七岁了,不会指望明天政府拍拍我的脑袋!"

金敬迈曾为欧阳海读秒,所依凭的是红色浪漫与时代教化的欧阳海日记吧。远离真正社稷忧患与黎庶悲戚的热血矫情,几字是真?

而上面一节,却绝非我为林昭读秒――它的字字句句,都是林昭狱中八载所歌所哭――哪一字、哪一声不是血?!又哪一芒哪一刺,不是从中国蒙泰尼里谎言中最早醒来的牛虻刻骨铭心的"怨毒"呢?!

是了,穿刺了八年的怨毒在最后地穿刺!牛虻在古堡地窖面对蒙泰尼里式最后的穿刺!华夏中世纪神权的第一叛逆,一个时代的披荆者最后的悲歌,三千年悲情中国最高贵的鄙夷与最宏大的悲悯,思者之尊、仁者之怒、爱者之悲、人性之巍,尽在这如磐的静夜那怨毒的一抹之中!不要忘记,峰极上的如此渎神,卫道士们岂敢冒"扩散"之大不韪真实地刻录?历史满怀敬意的哀婉何其姗姗!更不要忘记,那个夜里,只有张志新在体制内辗转难眠,只有李九莲在支农的山坳里睁大着忧虑的眸子。虽然这一天离蒯大富人民大会堂嚎啕中的红卫兵末日,只剩一百一十日了,岂能忘记半年之后,2000万知青的"血色浪漫"竟依然在广阔天地"蓬蓬勃勃"地展开――据说至今"青春无悔"!……

当千千万万牛虻叮死在清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当历史的磁盘终于录下"红衣大主教"哀叹:"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

这一切,已是在那个病房静夜的整整八年之后了!

倪竟雄对我的小朋友说:"不读《牛虻》,不会理解林昭那种牛虻幻灭般的愤怒与激烈,不会理解我们整整一代人绝望和悲愤!"

终于面对病房里的中国牛虻对红衣大主教最后的怨毒――面对黄河清先生考据、采信、披露的一个决定林昭生命冬至的情节,朝野怒悲、抑扬、憾恨、哀婉肯定会各各不同。比如黄先生自己,就持如此沉痛之睿见:"蒙泰里尼之譬,从欺骗和觉醒本质上说不错;然从心理、道德的细微处着眼,则当世的撒旦与始终挣扎痛苦咬啮忏悔中的蒙泰里尼不是同类。"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林昭最后的怨毒的大悲悯本质与世纪经典意义,正如任何人都无法否认20世纪理想主义的红潮,是被她吞噬自己最觉醒的儿女证伪的。浓缩着世纪悲情的林昭传奇的最后真相,多么经典:在最荒诞最血腥的历史低谷,林昭以血的涂抹还她教父本质的形式,完成了完整版的中国的牛虻与蒙泰尼里、父亲与暴君、幻灭与觉醒、极权与抗争最历史逻辑的穿凿,完成了世纪祭坛宿命的经典演绎,完成了她作为20世纪后半叶精神中国砥柱的传奇。任死神由此向她疾步而来,林昭已然永恒属于从谎言中觉醒而昂扬的青春代,属于她的正气华夏,她的自由、尊严与人性的中国!

是啊,灯光惨白的病房,对于林昭,就是对于牛虻的古堡地窖!病房里最后的牛虻!对幻灭的教父最后的诀别――最致命的一击!

可是对于母亲呢?

今年盛夏,在曲阜,当张元勋先生说到林昭被处决后许宪民还到过张先生青岛的家里,我久久瞪大了眼晴。却终于是在这个冬至日,夏天我所有的惊疑都化入了深深的悲悯!

许宪民先生究竟是怎样得知女儿案升格为死刑的真正肇因的?这个问题不但迄今未明,或许永远也是个悬谜。曾是国大代表又曾入新朝政协的林昭母亲,政坛故旧颇多,据说史良就是其中之一。张玲的母亲算大家闺秀了吧,与许宪民一面就认定:这个女人可不寻常!可想悬谜之中,该蕴多少与真相、也与血泪悔愤始终相伴的渴盼,求索、与隐忍!……

最最可怜的是,对于母亲,真相是噬心的痛苦,隐忍是更大的痛苦――已经失去了大女儿的母亲,焉能再让二女儿与小儿子分担真相的恐惧与痛苦?可她老人家独自又何以自持、何以解脱呢?!更何况作为刚遭镇压的著名现反的母亲,本身又系"历史反革命",面对接踵而来、铺天盖地的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无论上海还是苏州,对于许宪民,都是险恶惊恐、度日如年!

是否三年前在提篮桥监狱林昭当着母亲向张元勋的泪托,给了绝望中的许宪民以流徙之望?青岛张元勋的家,林昭1960年秋欲避未往,竟成了母亲1968夏倾诉、暂避于一时之地!惜乎张先生自这年7月开始,即处于长达105天的地窟羁縻之中――自然,既与清队、也与林昭之死有关。接待林昭母亲的,只是张元勋的嫂嫂与无言的大海。

无以倾吐,也难以交流中相濡,只有老人、夏日的大海、海岸上孤独的徘徊与久久的怅望……

既然四十年后终于走近了那迷蒙中的真相,张元勋先生:许妈妈在青岛那些日子面对大海的心灵独语,是否有些可以触摸了?是否多少与蒙泰尼里有似?

送走急切把我引出迷蒙的甘粹先生,惨白的灯光下,回味甘先生不时与他不甚相容的急切、我又不便轻探究竟的沉郁.......我在想,此刻,我们冬至日共同穿越着迷蒙的哀思,该会沉浸在同属教堂的钟声里吧?

只是对于我,这是《牛虻》的尾声:钟声宣告:"我们敬爱的红衣主教阁下蒙泰尼里大人…..遽然长逝";而对于甘粹先生呢,我想那会是黄浦江边的那座教堂的钟声吧:是啊,仅差一年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了――甘粹逃亡上海又终于重返新疆的日子!

那天,林昭在教堂前的长椅上陪着他整整一天――

那最后的相依相拥,那不知是永诀的永诀……

2008-冬至―圣诞.北京


作者:祭园守园人
玉碎何处:冬至,直面林昭死刑真相(上)

玉碎何处:冬至,直面林昭死刑真相(上)

冬至这天,甘粹先生一走进我小小的、暖气颇旺的陋室,还没待脱下羽绒外套坐定,就急切的说:"你翻开黄河清《话说林昭》第十八回,直接导致林昭之死那个情节,我还是第一次从这本书里知道――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竟是在2008年最冷的一天!把76高龄的甘先生接来,本不光是为远在马德里的黄河清先生托人转赠的几册《话说林昭》,也为另一本《林昭传》的序言问题――须在今天一块儿与钱理群先生电话相洽。岂料甘粹老人不仅已经"急急"浏览过一遍《话说林昭》了,而且如此急切提醒我……

流放新疆20年回京,甘粹自己的问题还未落实,就急急地赶到北大去打听曾相依为命的林昭的下落。直到某日他去探看某同学――那正是林昭堂舅许觉民的妻子,在她家里,邂逅了特为姐姐平反来京的彭令范,才被告知林昭已死逾十载!痴痴守望了20年的世界,在这一声霹雳中顷刻崩塌,从此沉积为甘粹先生的另一种守望、另一种急切:从林昭的《普罗米修士的受难日》到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十四万言书,那字字行行的录出、校对与流布,直至面对胡杰们的一次次寻找……可以也应该说:林昭能从历史深处渐渐走近饥渴的精神中国,甘粹先生这种急切的担当、鼎助与倾力是至与相关的。

至于我自己,从索尔仁尼琴弥留的那天开始,就一直感动于甘先生的这种颇为独特的风采了:急急地抢坐驾驶室把我们往王府井教堂引,急急领着我们闯进铁狮子一号,急切地捧出他的《北大魂》……正是在甘先生这无休的"急切"之间,我感受着"情断铁一号"每一个细节的真实与隽永,却又同样感受到林昭永恒在张元勋先生心中的那种泰山之重!――一种大写的守望,人之为人、道之谓道、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的守望!

通常,面对为大写的守望的急切,我的心头怎能不是感动、温馨、鼓舞与鞭策?!――怎能不为之升腾人之为人的渴望,与担当的激情?!……

可今天甘粹的急切使我感觉冷!彻骨的冷!

竟是在冬至日!我们――曾与林昭谈婚论嫁的甘粹先生,与我,竟共同面对林昭之死的真正诱因!

――一个最伟大、美丽的生命的冬至!

林昭是1965年5月被判20年;而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披露,林昭还被1967年的沪中刑(1)字判决过一次,想必是依据公安六条的加刑,具体不详,但绝不会是立即执行的死刑。

可1968年4月某日,监狱医院关押林昭的病房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两眼突然变得猩红似滴血,非常可怕,这在当时是特大号的政治事件,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审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林昭用血涂染了毛泽东像。其意似乎在昭示:毛泽东两眼滴血,是个杀人魔王。这还了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难道是吃素的?岂容反革命分子如此猖狂攻击污蔑侮辱全国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立即对林昭重新立案,再作锻磨。从立案重审到改判死刑,不到二十天,就完成了加刑改判死刑的所有程序。这就有了陈伟斯所写的、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写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血书批注。1968年4月29日"上午三四个解放军直冲进病房……

黄河清先生所披露的林昭死刑由来的真相,据称来源于两个不同的、互不相关、互不知情却互相印证的渠道:

一是苏州民革一位老先生向林昭一位老同学亲口转述:"许宪民生前私下告诉他有关林昭被杀的直接起因",是化验室化验确认,林昭系用经血涂抹病房墙上领袖像眼睛的"现行反革命",但在神话极权的当时,有关方面是不便也不敢直叙其"罪"的――转述、扩散也是渎神!不从重从快更是失职。于是四月十日军管会定下调子:"主要罪行是书写大量反动诗文,呼喊反动口号。涂写反动标语,顽固不化,抗拒改造。林犯拒不供认,拟在监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次日法院承办人拟处死刑。十六日军管会办公会议"讨论同意,立即执行",十九日上海市革委会同意,当天对林昭宣布;"林犯对判决无要求"。随即上报最高法院复核,二十三日最高法院核准。二十九日在监狱举行公判大会后便实行枪决。

二是:一九七五年,林昭弟弟交女友不慎,林母苦劝无果、哀痛至极,最后却是许宛云托表哥设计摆平。许宪民在感念滔滔中向许的表哥披露了林昭被判死刑直接原因的隐秘:血污领袖像双目。岂料那男子闻后大吃一惊:彭家人怎么一家子都这样"拎勿清"?!第二天就详说于表妹,决意"以后再不管彭家事了"。郁积于心的许宛云后与彭令范成闺中密友,曾在七十年代末,也向她说出了"这一件无意中了解到的密事"。

直面林昭死刑真相,我终于能够读懂彭令范闪烁其辞之间的那位瘦小精干、为"包庇"林昭遭劳动惩罚一年多的X医生了。拨乱反正后,在提篮桥监狱医院面对闯关来访的彭令范,X医生曾这样描摹她的姐姐:"林昭在这个医院内住了好几次,大多数是由我给她诊治的,除了我自己靠边时――这也是由于她的关系:我总设法让她在医院内多住几天。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煽动性极强,在医院中稍微恢复一些,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又'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医院:起先主要是绝食;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了,流血不止;也有因咯血……."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七十磅,我简直都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我对她说:'哎,你又是何苦呢?''宁为玉碎!'她话说得很轻,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那天上午三四个解放军直冲进病房……."

我终于读懂了"又是何苦"所指!

我终于知道"玉碎"何处了。

我也终于可以推理出:狱中血章数十万言的林昭绝笔的血书批注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其时应在1968年4月19日:她跟李九莲一样拒绝上诉,坦然在生命永恒的冰冻中等待历史。而"让我换件衣服"的从容之祈被断然拒绝之后,嘴塞橡皮塞子、喉系塑料绳子之前,林昭留在人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被架着的挣扎中在病房门口对护士说的:"请向X医师告别。"

"其实我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但我不敢出来,我觉得浑身发抖:我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见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公审大会和执行枪决的!(――医生)"

直面不到二十天林昭死刑程序,不由想起:

割喉管!――一个女狱警尖叫一声的1975年4月4日,离张志新在狱中批林大会上那高亢一声:"毛泽东是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1973年11月16日,离毛远新在辽宁省常委会上那一声:"干脆吧!"――1975年2月26日,都是一年多。

李九莲从被管教所谓"美女蛇"激怒,洋洋洒洒怒斥华国锋,到喋血青光岭,是近十一个月。

钟海源那一声"华国锋不如邓小平",是四五期间在狱中的抗争,七年刑期因此当即被加至十二年,而两年后才被英明领袖加至死刑。

所有这些已成浩劫经典的案由,都是被公安六条法定在首位的"恶攻罪"――也即渎神罪。永远不要忘记一个现代民族这种中世纪的耻辱与漫漫罪孽。不要惊诧所有这些殉道者,怎么都是天使般纯洁却视死如归的女性?不要无视她们都不约而同死于加刑――对思想、尊严与民族仅存正气堂皇而血腥的窒息。不要讶然没有十二月党人的中国,却是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更思想、更独立、更忠贞的东方女性,甚至是被剥夺了做妻子权利的女性,以她们孱弱的双肩与地狱深处高亢的歌哭,在历史最低谷撑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原来这一切,都和一个女性的名字相关,都从一次生命的速冻开始。难怪黄河清先生在他的林昭传奇的首封这样感叹:

五十五万右派唯一绝不检讨的北大才女!三颗子弹杀害于上海龙华机场的苏州侠女!狱中刺臂血墨间书二十万字揭批毛泽东的烈女!中华民族当代才胜班昭烈逾秋瑾理媲李贽的第一美女!

是的,所有这一切,竟都浓缩在一间狱中病房的仅仅二十天里!

始于2008-12-21――冬至.北京

作者:祭园守园人
来源:《自由圣火》
原文: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10176.asp

2008年12月30日

许志永:“结石宝宝”的赔偿标准并不合理

据中国媒体报道,广东东莞市卫生部门日前公布,由含三聚氰胺奶粉致病的当地婴幼儿有望获得政府赔偿和企业赔偿两部分。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被披露的毒奶粉事件在中国造成至少六名婴儿死亡,30多万儿童患病。因为病人主要患有结石病,因此这些儿童被中国媒体称为"结石宝宝"。根据东莞市的初步赔偿方案,"结石宝宝"死亡病例家属获得20万元补偿,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可补偿2000元,但最终方案尚未确定。德国之声采访了受害者亲属团的法律援助律师许志永。

22家问题奶粉企业宣布出资2亿人民币建立医疗赔偿基金,向因食用问题奶粉患病的儿童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及手术费用,直至患儿年满18岁。受害者亲属团的法律援助律师许志永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多数受害家庭认为,这一赔偿方案是单方面的决定,对赔偿金额不能认可。

德国之声:对于"结石宝宝"的赔偿问题,广东省东莞市目前出台了政府赔偿标准。您认为这一赔偿标准是否合理适宜?

许志永:据我们的调查了解,这个赔偿标准是不合理的。政府现在提出了赔偿标准和赔偿初步方案,企业也设立了基金会考虑到患儿今后的健康问题,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赔偿标准太低,而且没有受害者的参与制定,我们认为是不公正的。

德国之声:你觉得政府现在提出的赔偿标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不合理?

许志永:我们在10月就曾提出过一个赔偿方案。比如说最低的受害者获赔1万多元的赔偿金,这是我们调查到大家能够接受的最低标准。我们建议的赔偿原则是根据受害者的病情轻重分为8类。包括,死亡患儿、重症患儿(比如肾衰竭)等等,根据病情轻重列出赔偿标准。但是现在看起来政府提供的赔偿标准实在太低。最低的赔偿只有2000元钱。患儿看病住院,再有家属耽误几个月的工作,只得到2000元钱的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

德国之声:现在有22家问题奶粉企业宣布出资2亿人民币建立医疗赔偿基金,向因食用问题奶粉患病的儿童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及手术费用。这有没有可能成为唯一的一项企业赔偿呢?

许志永:从现有的决定看来是存在这种可能。当然了,我们会尽可能地为受害者争取公正的赔偿。

德国之声:现在有很多家长都担心,他们一旦接受了政府提出的赔偿标准以及企业建立的赔偿基金,以后有问题就没有人再负责了。这种担心是不是有道理的?

许志永:即便今后给患儿继续报销医疗费,这也是不够的。如果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伤害,只是把他治好了,难道这就公平了吗?我们觉得这是不够的,赔偿就是要赔偿。

德国之声:在三鹿公司破产的问题上,让人感觉似乎是经销商、奶农、银行在和受害者及其家属做抢椅子游戏,各方都希望尽快从破产企业剩余财产中得到一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毒奶粉事件受害者的利益最先得到保证?

许志永:如果是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受害者债权优先于经销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经销商要和三鹿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现在我们就不再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已经通过行政手段把9.02亿资金拿出去了,用于赔偿受害者。

德国之声:毒奶粉事件受害者提出的民事诉讼已经递交给法院,但是还没有得到受理。目前有没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新进展?

许志永:之前我们提出的集体诉讼是针对三鹿的,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把22家企业一并起诉。

德国之声:如果法院也不受理这一起诉讼,受害者及其援助律师团会怎么做?

许志永: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作为法律人员我们认为最合理也是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诉讼,代表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提起诉讼。作为受害者他们可以通过上访、集会等方式进行表达,那是他们的立场和权利。我们希望,无论司法主导赔偿,还是政府主导赔偿,都应该认真倾听受害者的声音,不能剥夺受害者的权利。只有受害者的充分参与,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达成妥善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洪沙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3910561-293.html

余杰: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被抓走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北京市朝阳区国保部门的赵警官多次打电话约我"聊天"。当我还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便将电话打到了我的具有漫游功能的手机上。奥运前夕,便是这名赵警官约我见面,提出奥运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奉命派专人和专车"护送"我出行,希望我能够接受此种"服务"。我家所在地派出所的钱警官还"好意"地说:"你可以节省大量的汽油呢,现在的油价这么贵。"

这几年来,国保方面都是这名赵警官与我打交道。我对他的态度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既尊重他作为警察的权力,也从不掩饰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我一般不将这些负责"执行命令"的基层警官当作是"仇敌"��除非他们非要"立功心切"而"拿着羽毛当令箭",越俎代庖地去干那些上级没有命令他们干的坏事。

这些年来,我与若干负责监视、跟踪和"护送"我的年轻警察有过一些接触,发现他们当中奉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生观的人居多。很少有那种完全被中共洗脑的、忠心耿耿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有一名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当时到此部门,不过是要获得一个北京户口而已;这个部门在公安系统内部属于"边缘部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还有一名更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他虽然是共产党员,却并不信仰共产主义��这年头,谁还会这么傻呢?无疑,即便是作为中国的"克格勃" 的国保警察,也早已失去了从事此类工作的"荣耀感"。相反,他们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许因为他们从事此类"特殊工作",涉足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资料与信息,反倒比一般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质和中国的现实。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许多从党内"反出来"人物,往往便是以前的秘密警察头子。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深切地知道,旧有的体制已经不可救药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警务办公室里,我与身穿便服的赵队长及另外一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对话。从头到尾,说话的都是赵队长,另一名警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我的谈话,但最后并没有让我在上面签字。

赵队长一开头便向我解释说:"此前有几天若干警察和警车你家楼下巡逻,并不是针对你的。当我看到外电的报道之后,专门询问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是因为那天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所以全副武装的巡警才出动。"他还说:"即便你在家,我们也不会如此行动,我们的警力也很有限啊。更何况你又不在家里,我们不会如此兴师动众。所以,你对媒体的表述不符合事实。"

我回答说:"你不是说不知道我出国了吗?那又如何知道我不在家中?不过,既然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愿意相信你一次,但愿这只是一个巧合。"

赵队长接着便询问零八宪章的起草、组织和签名的过程。他询问说:"这份文件是谁最早起草的?你是如何在上面签名的?"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份文件的起草和组织过程,我是在一次饭局上从张祖桦那里看到文本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基本认同这份文件的观点,便答应在上面签名。我个人还就宗教信仰自由部分提出过一些意见。这部分意见在最后的定稿中并没有被充分采纳,对此我在最近写的《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表述。

赵队长说,他看过了我在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你回国来之后这几天很活跃啊,写了不少文章"。

我回答说,你们把晓波都抓走了,我当然要不断地写文章呼吁,直到他重新获得自由为止。我知道我写几篇文章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我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天晓波不得自由,我就会继续写下去。

赵队长又问:"那么,你不是亲自在文件上签名的,而只是口头上同意的?"

我回答说:"这两者对我来说没有根本的差别。据我所知,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都是如此,都是大家口头同意即可,并没有一个你们希望发现的、上面有所有人亲笔签名笔迹的'原始文件'。我今天在这里仍然要强调,我认同宪章的基本观点,我愿意参与签名活动,即便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晓波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赵队长接着问:"你是如何看待宪章的?"

我回答说:"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写了,你再去看看吧。我认为宪章是一份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文件。宪章中没有任何推翻和打倒共产党的字眼,我希望当局能够仔细阅读和考量之。当局应当采取两种好的回应方式:一是在所有媒体上发表此文件,让民众都能自由地参与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写文章批评,也让批评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相信老百姓的判断力,如果这份文件的观点是错误的,让老百姓认识到它的错误难道不更好吗?二是敞开大门与宪章的部分签名者对话,要建立起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对话机制来,不要动辄将对方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要充分去了解签名者的意见和看法。不是用今天你们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不是让警察出面来了解,而是让行政、司法、党务、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官员都参与进来,与民间社会的代表作交流和沟通。当然,我也知道,当局不可能立即全面接受宪章中的建议与呼吁,但至少可以采纳其中的部分意见,并以此释放出一定的善意来。宪章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一次良机,再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赵队长说:"这是你的看法吧?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在这个时刻抛出宪章,破坏了即将来临的建国六十周年的和谐氛围?为什么你们要在网络上发表,而不通过正常的渠道传递给有关部门呢?我认为这份文件的内容有严重违法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认为,当局只有接纳这份文件中的若干建议,中国的稳定与和谐才可能实现,打压不同意见不会有稳定与和谐。这份文件的起草、组织和签名,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公民履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至于说'正常渠道 ',什么是'正常渠道'呢?人大和政协是'正常渠道'吗?哪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愿意将此文件作为提案在大会上提出来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正常渠道 ',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正常渠道'可以吸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官方的责任,而不能归罪于民间。民间在没有'正常渠道'的情况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表之。更何况文件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你们便上门抓走了刘晓波。"

赵队长接着问:"你对刘晓波被抓是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和刘晓波是好朋友,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位理性的、温和的独立知识分子。你们将他抓走,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我们反对暴力革命。如果当局连温和改革的道路都不愿选择,那么中国社会的危机便会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司法不公等,最后只能催生更多的用杀戮来寻求正义的杨佳式的人物。"我告诉赵警官,我和刘晓波对杨佳案件的看法相似,我们认为杨佳应当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司法机关在杨佳案中的表现极为恶劣,让民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杨佳通过杀人便可以获得正义,杨佳不是大侠,也不是英雄,我们谴责任何的杀戮行为。正是因为后一种观点,我们受到了许多激进人士和愤青的辱骂。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暴力革命思潮与拒绝变革的中共当局之间,保持渐进和改良的立场。

赵队长解释说,抓刘晓波不是他们下面的人的决定,是高层的命令。警察只能奉命行事而已。

我继续与之讨论说,如果当局不能接纳零八宪章、不能宽容刘晓波,那么杨佳便会成为更多失望乃至绝望的老百姓的选择。我同意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的看法:"杨佳案表明中国社会的冲突、官民的矛盾在加剧,这样一个暴力杀警的行为,在民间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同情;对处死杨佳,民间表现了广泛的质疑和愤慨,这非常值得深思。……在民间普遍同情杨佳的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危险,那就是对暴力的迷信。……我不能赞成这样一种选择,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广泛的使用暴力只能使这个社会倒退,暴力产生的是暴力逻辑,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不能够建立在复仇和暴力的基础之上。"我也希望具体执法的警察们对此有更多的反思。

赵队长又问:"你去看望了刘霞?还与警察发生了摩擦?是上周六去的吗?是我上午跟你打过电话之后去的?"

我回答说:"我是去看望了刘霞,给刘霞送了些水果去,难道这也不可以吗?刘霞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赵队长说:"平时当然没有问题了,但你也要考虑到这是特殊时期,刘晓波刚刚被抓走,你去很敏感。"

我反问说:"哪条法律规定了我不能去探望刘霞?如果你们向我出示一份正式的文件,说不准去探望刘霞,那我就不去了。那天门口的那个自称海淀分局的警察,态度及其恶劣,对待我们像对待囚犯一样凶狠(即使对待囚犯也不能如此凶狠),且拒绝出示警官证。我当然不会给他证件看了。我将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部门投诉他,他的警号是038540。"我同时将记载此警号的纸条递给赵队长,希望他记录下来之后汇报上去。

最后,我问赵队长说:"你有没有看过零八宪章的文本?"

赵队长说,老实说,没有看过。一则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二则是网上都查不到了。接着他还发了些牢骚,说他每月只有三千元工资,在北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还经常周六周日加班。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还要规整家务,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便建议说,有机会还是要看一看文本,如果没有看过便轻率地发表意见,不符合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赵队长的处境,我心中其实深表同情,他们这样的人也是当局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他们的工作强度与工资收入确实不成正比。但是,在当下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警察也是受害者,警察也没有维权之权利。在欧美国家,警察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有向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甚至有罢工的权利。如果赵队长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警察,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参与工会的活动,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使自己的薪水得到提升。

所以,零八宪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包括赵队长这样奉命来对宪章的签名者施加压力的警察(结束谈话的时候,赵队长"建议"说,今后你不要再与宪章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宪章的内容在中国得以实现的话,赵队长的若干切身利益也会得到切实的保障,赵队长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职是之故,我个人估计,以警官的身份,赵队长不敢支持与认同宪章;但是以公民的身份,赵队长在内心深处未尝不赞同宪章。

捷克人权活动家、前总统哈维尔在一篇声援零八宪章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捷克民众发起七七宪章的历史:"我们发表七七宪章,并不是希望创立一个组织,而是为了��正如我当时所写的��创造一个自由的、非正式的开放社区,具有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达成这种团结的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即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使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得到尊重。"今天中国的零八宪章的目的也是如此。七七宪章成为了民主捷克的先声,零八宪章也必将成为民主中国的先声。刘晓波有这样的信心,我有这样的信心,迄今为止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数千人有这样的信心,更多默默地支持与祝福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也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一同努力。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纵览中国》首发 
原文:http://chinainperspective.net/ArtShow.aspx?AID=244

崔卫平:我们是爱国者

我们是爱国者��献给一位不知名的姑娘

一位年轻朋友发来一段MSN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位在宪章上签名的姑娘,有一个武侠小说里才会有的神秘诡异的美丽网名(我是刘胡兰,打死我也不会说出这个可爱名字),她刚刚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签名这件事情,男孩感到压力过大。对话中有这样一段:

"他问我,我和国家那个重要?"
"我说都重要。"
"他说,你居然觉得我没有宪章重要?"
"……"。
"他问,(签名之后)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你会不会后悔?"
"我会很难过,但不后悔。"
(旁问:"你当时签的时候,这个作为可能后果,想到了么?")
"我不认为会有这么严重。但是我当时是考虑了一下。但是我更多的是考虑,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知道我肯定会付出代价,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就这样。"

读了这段话,首先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心生敬意。很想转告她,把你那不能承受的,都让我来承担吧,但又怕说了这话,反而抵消了姑娘坚毅、高贵的心气: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想要去做、也准备独自承担的。同时,也对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产生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年轻女孩为了自己的国家,却要蒙受那样多的压力,置身于一种危险当中,令她身边的人看了惊悸不已。

我也不想谴责那个男孩,毕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理由和根据,不可强求一致和一定要求他人理解。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如果实在要分手,也要等过了这阵子再说。目前这种特殊时刻,正是需要共同面对、帮助分担的时刻。(写出这个故事,经过了犹豫再三。敬请朋友们不要对这位男孩进行抨击。尊敬每个人的选择,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一,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到这一点。)

认为我们的国家很重要,非常重要,重要到了可以与自己的幸福相提并论,为了国家甚至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献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个人安全和个人的自由,这位姑娘的想法,说出了我们这些同为宪章签署者,内心深处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我们从来没有忘怀自己的国家,在这片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始终牵动着我们的目光和萦绕在我们的脑际。那么,我们是一些什么人?我们是爱国者!

这样说有人会感到不解。你们这些人不是主张个人自由吗?你们不是先后争相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带着那种野兽的气味,从人群的对面走过来吗?年初在万圣书店讲座之后有一个年轻姑娘发问:"老师你怎么还会用'我们 '这个词?"她的意思是那是一个"复数",或许在我的字典中早就加以废除了。我回答她说:"实际上我用的比这还要过分得多。我经常使用'我们民族'这样的表达。"

那么,今天错综复杂的语境之下,需要交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国者?爱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我则要先问问自己,"爱国主义"这个东西,是怎么钻到我自己的头脑中去,它是如何生根的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治外法权"这个词了,大概三四岁,它是我掌握的第一批母语。尽管不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对于下面这个故事烂熟于心:1935年我的祖父,病逝于江苏盐城一家教会医院,年仅35岁。本来只是普通疟疾,已经办好手续准备出院,临动身之前打最后一针,针管里空气没有排尽,拔出针头人就没救了。打针的是一位中国护士,但出事后开办这家医院的洋人牧师却站出来说,针是他本人打的。当地不止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但是因为此人享受"治外法权",最终不了了之。父亲将这个故事对哥哥姐姐反复讲,每次都难以克制他的愤怒和屈辱。

我从家族里天生继承了这种愤怒和屈辱。1996年我回老家,与表哥沿着昏暗肮脏的街道找到了这所教堂及医院的旧址,那里现在还是教堂。新的主事告诉我们这个人叫牟克里斯,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白秀生,是属于美国长老会的英国人。我到图书馆里寻求当年的报纸,被告知四十年代日本人侵略时,所有这些当年的资料全都毁于战火。这种情况我了解,我们小时候想在家前屋后翻出很小一块地种点蔬菜,铁锹根本挖不下去,地下全是瓦砾碎石,这个小城当年几乎被夷平。

父辈的创伤,这个城市的创伤,我们民族的创伤,是我们没有选择的过去。称之为"我们",是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中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头发拔起来,离开这样的历史和土壤。这样一笔历史与记忆的精神遗产,不管是穷是富,我们都是它天然的继承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由确实是一个整体。我们虽然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但是也知道,个人自由,是在国家中得到体现和有所保证的;没有国家的自由独立,就没有个人自由的完整实现。

从这样的痛苦历史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它培养了我们的正义感、是非感,对于这个世界秩序应该如何的基本视野��平等与公正、反对奴役,以及与自己的同胞休戚与共的那种团结感。我不认为我们曾经喝下去的都是"狼奶",是需要从身体里加以剔除的。比喻都是跛脚的。我小时候崇拜的电影人物,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越:《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桀骜不驯的他/她们,眼睛里有火炬,那是自由的火炬、反抗的火炬。

我们一拨一拨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我女儿小学的语文课本与我差不多,尤其是刘胡兰那一课,插图上云周西村那几个鬼鬼祟祟的坏蛋,继续躲在阴暗的墙角,与烈士一样永存。我不认为她从这样的课本中学到的东西,仅仅是负面的。不过,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的结论有点不一样。我估算那几个坏蛋参加国民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因而他们将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娃推到铡刀之下的做法,完全不是来自"总理遗训",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的残忍。

关于这些,说得最好的还是鲁迅,那是一种对于弱者毫无愧色的残忍。《狂人日记》里是这么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无论如何,鲁迅的 "国民性"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反省。后来我看许多事情,都是这个角度。在中国,残忍不是那个党的专利,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最近在网上读到大批吃猫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同样型号的残忍。

我的爱国主义观,就在一种混杂的遗产当中建立起来。一方面,是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不平等秩序,反对不平等条约与侵略者的战火;另一方面,是对于我们民族历史的深刻反省,对于我们民族自身弱点毫不留情的批判,是反思从前人们的所作所为陈腐陋习,而不是盲目崇拜祖先。这一点恐怕也不仅是对于我们民族是成立的:那些古代的历史,尤其是权力更替的历史,是不合适拿它当作一部田园牧歌或者小夜曲的,而是充满着血腥、暴力和阴谋。唐诗宋词的确很美,但是人们首先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活在字面上;是生活在既定的政治秩序、政治关系当中,而不光是游走于青山绿水之间。专制的政治在统治者一方是专横及制造恐惧,在被统治者一方是依附及低声下气。这两者没有不严重损害人们品格和品质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损失了多少,那是无法计算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性格,那也是无法想像的。

包括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停地"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对于我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道德、民族共同体生活的破坏,那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迄今我们生活在这种破坏的阴影之下,某种惯性的东西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还在延伸继续。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几句话就这么严重?我们中国人不让中国人自己说话,把我们同胞的嘴巴捂起来,眼睛蒙起来,这是个什么道理?

宪章也不过就是一份文本,一份秀才的纸上蓝图,签名的这些人互相之间大多数也不认识,在街上互相照了面也不知道打招呼,怎么就如此如临大敌一般?结果弄得人家小伙子不敢与姑娘谈恋爱了,是什么力量比爱情还要强大?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怎么会这么脆弱、容易破裂?

我们认为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国度,需要不停地制造恐惧才能够维持运转,是可耻的,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这些爱国者存在的理由,我们所向往的是这样一种前景:能够称之为我们"祖国"的,我们为之骄傲和引以为荣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能够为所有公民提供全面的庇护,这种庇护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和保证;于其中将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坚强纽带,是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平等地与他人协商对话,从而既获得自己的利益,也能够完成自己的公民责任,并显示出公民身上具有的种种美德。

那是一个自由的结合体,人们以分享自由和责任形成他们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因为某一种族或者语言的一致性。因此,说到"爱国",所激发的是一种公民身份的激情,是对于他们所享有的平等、自由的热爱。人们寄情于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感到自由、有保障和讲道理,于是自愿认同这样的地方为自己的"家园 ",希望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即是可以去别的地方,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

这对于陌生人也是一样的,异乡人在其中也会感到亲切和自然,因为这里提供每个人所需要的保护和得到尊敬。如果说,这样的国度目前还不存在,那么,促成它的形成和诞生,正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所在。今年九、十月份在台湾时,一再遇到年轻学生说"你们那里不自由"。我很快反应过来,大声说,"但是我们有争取自由啊 "。争取自由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并不比其他人们少。在一个缺少公民制度的地方,先当一个有责任的公民,其爱国的程度,只有更甚。

称我们为"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也许是合适的,尽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政治术语并不十分在行,那些在行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简单地说,就是"公民爱国者"。我们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在于,后者看重的是仅仅是种族、语言、文化上的一致性,而这些东西往往掩盖了人与人在现实关系中的不合理性,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不合理的阶级关系。民族主义者对于本国的特权、专制和腐败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一点也不敏感,他们或许会说,"再坏也是我们自己人",他们仅仅对于不同肤色的人们感到敏感。但是很可能,他倒是愿意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一切人结为共同体,但是这个肤色中有人不愿意与他结为共同体(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为虎作伥者、附炎趋势者)。而如果是萨伊德所说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

在这方面,我愿意奉送波兰诗人赫伯特的一句话,他说他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如果是本民族的人,做了同样愚蠢的事情,这只会令他更加恼火"。也就是说,抵制家乐福的事情,最好让美国人、英国人或者法国人自己去干,我们要花力气要做的,是如何让本国政府看得起本国人民,将我们每一个人民当作宝贝,而不是视为粪土。一个在本国受到尊敬的人们,包括力争让自己得到应有尊敬的人们,才是别人合适的尊敬对象。当然了,即使是一个奴隶,也是有资格要求别人来尊敬自己的。

家乐福故乡的那个卢梭,说了许多话我并不赞成,但是这一句却让人眼前一亮:"要让我们的祖国成为其公民的共同母亲;要让公民在其祖国享受的种种好处使得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要让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给人民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使公民感到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要让法律成为公民心目中一种保障公共自由的东西。"

我喜爱的作家王小波也曾表达,他本人"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借用王小波的这个句式,那么我希望卢梭的这段话,是我们这里的某个人说出的(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从而让他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大师。

提及我本人的爱国主义,这件事情或许值得一提,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本人"亦有贡献"。那是在80年代初期,应该是纪念抗战胜利多少周年,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当年日军侵华、占领南京的残忍照片。我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说应该成立这么一个大屠杀纪念馆,"为历史也为未来",如此这般。后来得到的回信却是来自"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说是我的建议很好,应当予以考虑。记得那是手写的字体,只有寥寥几行字,这是我写东西得到的第一次回应。这份东西,后来有网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上居然查到了又发给我,看来我是首批提出此项要求的民众之一,所以人家保留下来并且上了网。

其中是这样提出诉求的:

"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一、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三十万受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二、与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对了,我还交代过自己是如何组织一次反美大游行的,那是许多年之前 。  

作者:崔卫平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cuiweiping/archives/155087.aspx

安替: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中美新闻教育对比

最近转战新闻教育界,内心一片茫然。看着每年十数万的孩子走出中国近千家新闻学院,大部分却无法找到媒体工作,或者写不成一篇媒体需要的稿子,简直像个笑话。媒体招聘的准则之一��不收应届毕业生��像是一个耻辱柱,直接竖在中国所有的新闻学院面前。

改变新闻界现状,其实更多时候需要个人努力。新闻的进化史,除了政治大环境的部分,其他的都可以看成是媒体英雄们的奋斗故事。所以往往头一热,义无反顾地按照一个理想原则走下去,总能为中国媒体改变一些现状。但在新闻教育届,如果不牺牲一代教育者,大概是无法有任何头绪的。唯一聊以安慰的是,反正现在的好记者都不是新闻学院出来的,新闻教育界的整体瘫痪,并不太影响现实。

美国的新闻学院全是本科毕业后的职业训练学院,也就是说,新闻系的人,都已经早就有了本科其他专业的四年教育,语言、政治、法律、历史、经济或者理科,什么都有,新闻教育在美国,只是1-2年的新闻写作训练而已。这样新闻毕业生,除了专业的媒体训练之外,本身就已经有相当专业的其他行业的知识,可以立刻去写相关领域的稿件。反观中国新闻学生,因为是本科,一半时间在学那些新闻理论,根本就无法具备其他专业的本科级别能力,这样的孩子,除了会写字,能把一些经济、法律、科技、政治的事情交给他们报导吗?

美国新闻学院,既然是职业训练学院,因此媒体课程是极为密集的,因此可以有截稿制度,每个学生凌晨之前,要把作品交给老师,周而复始,1、2年就完全适应媒体的真实截稿需求。中国新闻学院,每个课程大概一周就1、2次,没有一个老师可以设置这样的截稿制度,侵犯学生的其他时间,这样我们的学生,出来之后,连截稿都适应不了。

美国新闻学院,因为严格定义成职业训练学院,因此老师大多是媒体从业专才,名记名编,学生们的作业,基本都需要和真实媒体连接投稿,这样上1、2年的学,就等于在媒体实习,真实可靠。中国新闻学院,大部分老师一辈子没接触过真实媒体,上的课程,除了玄而又玄的理论,就是媒体批判,造就的毕业生,要么是只会说空话但连"攒稿"这个基本的活都无法做的不合格品,还有就是对自己职业原则都产生根本怀疑的人。想想看,如果一个牧师培训所,整天教学生《宗教批判》或《世界宗教对比》,他们还能出去讲道吗?这难怪媒体不要应届毕业生了,因为必须要去社会上洗1年脑才能用,上学比不上学效果还差。

其他教育领域,还可以以大环境为自己找个借口,但中国新闻教育,的确在最基本的框架上就出了问题。每年中国十数万的孩子,充满希望地进去,4年后失望地出去,说到底,所有的新闻教育者,都是罪无可赦的。他们这些孩子,需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他们怎么做一个好记者,一个月的培训班就能做好的事情,我们花4年还不应该做到合格吗?

转载自:安替博客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f15670100biup.html

石康:马克思过时了吗?

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总可占到一定比例,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是,他们缺乏资源,而拥有资源的人都经历过一个控制自己的生命周期,他们从中得到乐趣,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以前曾是。

我以为,马克思的伟大,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拥有充沛的激情,却并无什么有趣的创见,他使用的逻辑也并不能使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信服,这是我在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后形成的看法,但不幸的是,我生于一个信息极度馈乏的年代,最早手上只有马克思的书可看,他对不平公的攻击令弱者内心深处涌起感动与干劲,使我过早地成为他的信徒,但时间流逝,我最终不再相信他说的。

现在,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他用有力的文体与措词,对资本主义制度猛烈攻击,但那攻击的背后,却并无太多建设性意见,事实上,他在诸如货�理论之类较重要的领域内都无建树,他的视野也不够宽阔,在个人经历中,他并未参与于制定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他的角度,是一个业余天才的角度,而他搞的运动或行动,在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时更容易产生吸引力,而在经济上升期,人们便会产生自私及个人性的梦想。

马克思的梦想是使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以他的趣味,是一天也不会去与无产者真的联合起来的,他多半只能同意无产者联合起来后,听他布道,然后听他的指挥。他对于社会制度改进的措施是最容易的,那就是推倒再来,他并不过多顾及别人的牺牲。

马克思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对不公平的攻击,这也是所有这一类作家的魅力。(我在中国股评中总能听到马克思的声音。)在他的文章中,他喜欢使用一种极端的对比来使他所描述的种种不公正显得非常邪恶,然而,以他举例的水准,很容易让人们想到他本人所处的位置,事实上,无论我如何研究他的个人生活,他也总是刚好成为他所说的不公正的受益者,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业余天才,目前都无法享受到他在那么不公正的时代所享受到的成功与权力。

马克思是一位总是被提起的人,他是我第一位读到的思想家,二十多年过去了,总是有什么事情使我抬手去翻看他的作品,但一次比一次更感到言不及物,当今世界的状况已变得空前复杂了,曾被整理出的历史像一本使用过久的厚书,变得页码零乱。若是马克思可活到今天,可读到有关复杂适应性理论,我猜他便不会对社会现实表现得那么大惊小怪了。

在中国当代,若是谁拥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一些说话尖刻的资产阶级朋友,我想这样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去写《资本论》的,最多也就是写一些谈谈中国股改的文章解解气罢了。

但我相信,人们无法忘记年轻时代读到的马克思,这里多半是时空发生作用,那些对于人类活动真正感兴趣的人,若是先读到的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托克维尔,那么,当他翻开马克思的时候便不会读得太多,因人们已获得另一种视野来观察社会,并关注另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放弃马克思的视角。

关于不公正与不公平,人们很难听到什么新的创见,最初的不公平与不公正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而且,当那些抱怨不公正的人取得了权力,他们多半也会像他们抱怨的那样不公正,而我们的择抉很难指向如何改变人类的不公正,就如同人们不会花太多力气把一个笨蛋变成天才,那多半被认为是不明智。

事实上,历史上的人们拿着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导,结果导致一个又一个社会性的灾难,那些空怀一腔梦想的人们不得不一次再一次地问,是马克思错了,还是那些领导者用错了他的想法?

我不得不说,马克思并不是一位特别富于创见的作家,他把社会运作看得过于简单,他特别指出,一部分人是如何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价值,但他并没有基于历史的观点说,这种夺取至少比直接拿取更好,人们在为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之前或之后,人性并未改变,人们以利益为链条的自组织,也许便是人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合作方式。

马克思自顾自以为,社会人应以劳动为人生第一需求,事实上,人的好逸恶劳简直就是无师自通,如果无薪水可领,那么整个城市都会无人上班,而人追求权力的欲望从马克思自己的经历中,完全可以活灵活现地体现出来,马克思为人尖刻,一生讥讽过很多名人,而其中一些人很明显比他要正直纯洁,当然,他也被别人讥讽,若是把他的负面消息发布出来,那么当然会加深我们对他的了解,不过,当我们相信马克思,便不喜欢那样的信息。

当然,在马克思眼里,对自己的宽容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他人,他悄悄提高了要求,在他的想象中,管理者应以一种最纯洁的基督徒的方式,来履行他的社会信托责任,然而现实的回答却是公共财产管理者的腐败以及管理的低效。

涉及分配制度时,马克思简直就以指责有产者为富不仁为已任,而他本人的部分经济来源就是有产者提供,事实上,换成一个更有原则的人,会拒绝那些资助,因为依他的观点,那财富的来源是不道德的,这方面,马克思与卢梭很相像,他们都喜欢恃才倚富,反过头来又贬低支持过他们的阶级。

马克思有一阵儿对工会很感兴趣,以为工会可帮助工人得到更多利益,但现实中的工会头头脑脑们,一旦得到为工人谋利益的代理权,即成为市场上的新贵,当然他们首先要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的贪婪与腐败并未输于任一个与他们一样有权力的阶级,而马克思抨击的强调民主的资本主义仍是人类发现的最高效的生产消费组织形式,他力荐的更理想的生产方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缺少激励的低效组织,并不适合现存的人类。

尽管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发愤苦读,但不幸的是,有很多重要资料他并未得到,他成为信息封闭的牺牲者,他的理论缺乏某种恰当的灵活性,虽然语气自信有力,不容质疑,却也显得武断而缺乏深意,这是业余天才的特征。

他并未注意到,管理市场的信息成本惊人的高昂,在一个阶级与另一阶级间形成厚重的壁垒,难以突破,即使在信息成本很低的互联网时代,仍是无法形成对称,他更没有认识到,人们因其价值观的不同,会基于同一事实选取不同的行动及策略,这使得社会信息更为难以被某一个阶层所把握,他更无法看到,由信息与知识形成的权力,其力量与由强制形成的权力并无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以为,拥有资本的人十分贪婪,却并未顺手说一说,贪婪是普遍的人性,其实无产者与负资产者也同样的贪婪,只是少了一分有产者的干劲与运气而已。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私有制被从罪恶角度抽丝拨茧般地分析,然而从同一角度,你几乎可分析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人类的情感被义愤所控制,那么分析便会服务于义愤,然而义愤不解决问题,制度是人订的,说到罪恶最终会在具体的人身上落地,到时大家更无话可说。那些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被欺诈的人类,通常只是一种性格,而不是事实,(例如常有罪犯说社会逼迫他们犯罪,他的话并不是很值得相信,因情况很清楚,与他同样境遇的人并没有全部铤而走险,犯罪只是他的个人抉择而已。)

人们都同意,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但人们很难同意相互指责对方不道德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对人性理解更加深刻的伦理学,以便在制定制度时恰当地使用宽容。

事隔多年,我发现了所有马克思没有谈到的一切,比如合约,都被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反复强调,并形成种种不同于他的有效理论,这些理论更有生命力。

人们需要拥有私人财产的感觉,人们也需要共同财富来维护社会运转,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使自己成为有产者,从而生活得更自由更快乐,若是没有这一前提,我们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学就会成为一种泄愤的工具,而不是建设性意见,把义愤带进经济学,易让我们陷入盲目与暴力。

马克思喜欢从历史中找到他的理论根据,他以为从历史中可找出某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他预言的暴力革命果真发生了,但之后的事情却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这使我们无法把马克思的话当真。如今,那些在马克思时代试图把握历史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人们能够买对期货与期权,或是一个团队可以按时完成有风险的研究计划,就算是小规模的把握历史了――人们对于复杂自适应的系统的研究表明,历史大概只能一天天被创造,却是很难把握的。

人类历史一直在不停的演绎,相关元素多得数不胜数,且范围大得超乎想象,有关原因与结果的争论我们已听到很多,且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我们现在懂得,所有的对于历史的归纳都有其封闭之处,而历史的教训却很难令人记取,我们不再追求我们的完美,而是掉头去理解我们的不完美――时间是那么有趣,就连被我们基因记住的教训都有错误之处,我们见到老虎还会紧张,但我们已很难再见到一直对着我们扑过来的老虎了,我们的紧张也成为一种多余。

现在,谈论人类邪恶还是高尚已不再具有道德高度,我们似乎是更加适应了自己,我们不再想,这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是在盘算:我们能否利用这个人或这一件事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对于面临的东西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是退缩还是进取?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我们是离开还是继续?我们对事态进程的了解,决定了我们的信心与预测。

我们已不会为一些词语而激动,比如自由,互联网使我们与所谓的自由世界很贴近,但我们现在已并不真的在意在那些自由了,因我们知道,什么都是有代价的,而有些代价我们并不打算付出,我们人人都知道,长期的勤劳与节俭可使人致富,但有几人会去长期的勤劳与节俭?即使我们的智商很高又很努力,为了读懂霍金有关宇宙的的一本书,我们就得学习二十年,而即使读懂了霍金,我们所获得的那一点点精神自由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认为自己的精神并不需要懂得如何去了解宇宙,那一种精神自由只会让我们崩溃。我们隐隐知道,最自由的代价也最高,因此,我们权衡后,只付出我们愿意付出的。

与我年轻时马克思在中国的流行相比,现在他显然被人们淡忘了,即使他的某些理论碎片仍在学校被教授,但我知道,只有要一天世界存在着不公与不平等,马克思就永远不会过时,因马克思替那些感到压抑的人说话,只是那些话已很难安慰人,人们并不会照他说的去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人们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被砸碎的锁链其实仍被戴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激情被导向一种细水长流似的社会与人性的改进。

现在,即使是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的人,也至多会选读他的三五本书吧,若是读得过多,那么,就会错过多达上百位很有意思的政治经济类作家,在当代,他的声音已湮没在信息之海中,现在,有谁会当真认为自己为雇主创造了剩余价值呢?那些当过雇主的,有几人会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剥削雇员呢?

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我们才慢慢听到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柏克、斯密、边沁与潘恩等人的声音,我们理性启蒙开始了,我们懂得,一个很好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很少的声音与经验之上。

现在,中国人开始为自己构造一个更为有力的国家,希望这个国家有善意,能助人,人民生活有保障,可以更公正更清楚地讨论某些重要问题,面对未来,更加开放,甚至希望这个国家通过为拥有品牌企业打工所挣得的财富,得到世界的敬意,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耐心与努力,是对这个世界进行深刻而有条理的思索与行动,解决当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这个世界提供更具远见的洞见。

我们应该懂得,那些杂乱的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亦或是佛陀主义,都只是我们听到与看到的意识形态标签儿,他们很丰富很有趣,我们戴上他们的眼镜,只是为了体验一下他们的视角与智力,然而我们真正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发现与创造。

中国社会必须为未来,锻造属于自己社会的头脑,让这些头脑运用智力去思考,当我们无法锻造成功,我们只能只一遍遍去倾听远处飘来的声音,不管那声音在另个世界里多么流行,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披头四,情形都是一样,我以为,我们就是听得再多再清楚也没有用,因为那声音说得并不是我们――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作者:石康 http://622008603.qzone.qq.com

2008年12月29日

曾慧燕:杨继绳 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於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这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著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并详细阅读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细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幸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志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杨继绳感叹:"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於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於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於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以忍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个魂萦绕在旁,深深体会什么叫'令人发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泪"之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著,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及许多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於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历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於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徵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人民日报发了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於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於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写作,终於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史学者丁东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烈实况和剖析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於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史达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叹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叹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分和条件优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於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著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於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徐友渔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为、馆陶及济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於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於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徵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6000亿斤,国家强力徵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於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於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於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徵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徵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徵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徵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於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徵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徵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徵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

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於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大大高於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鉴於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於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作者:曾慧燕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8年11月9日
原文:http://lizhensheng.blshe.com/post/38/311671

黄章晋: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
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没有一个不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不如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要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
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要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
"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这种无分工差别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与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6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告诉毛时代的真实情形,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CCTV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坚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的命运而太过绝望,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的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都家乡都在沦陷。

作者:黄章晋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54414.aspx

一位老百姓眼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1. 1978年大米为0.12元每斤。现在为1.60元每斤。上涨了13.33倍。

  2. 大白菜当年0.02元每斤。现在为0.6元每斤。上涨了30倍。

  3. 最普通的一双皮鞋的使用年限。1978年为5年,2008年平均使用年限为1年。使用寿命下降5倍。

  4. 培养一名大学生。1978年从小学到大学学费为140元。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要150000元。上涨了1071倍。

  5. 房价。当年100平每月扣房租1.2元。现在100平每月房贷2500元。上涨了2083倍。

  6. 环境污染。按国际马里克期指数,1978年污染指数为0.98。2008年污染指数为1580。污染指数上涨了1612倍。

  7. 牛奶里三聚氰胺含量。1978年为0。2008年为380MG。上涨倍数为无穷大。

  8. 感冒发烧的治病费用。1978年为0.98元。2008年平均为90元。上涨倍数为91倍。

  9. 住院一天空床位费用。1978年为0.78元。2008年为200.8元。上涨倍数为257元。

  10. 最大贪污金额。1978年为19780元。是深圳一个管理进出口的官创记录的。2008年最大依法金额为200800000元。上涨倍数为10151倍。

  11. 官员数量。1978年全国吃财政饭的人为9780000人。平均80人老百姓养一个官。2008年公务员人数为52000000人。平均25个人养活一个官。上涨了5.3倍。

  12. 1978年三公费用(公车费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为197800元。到2008年三公费用达到了9100亿。上涨了1061678倍。

  13. 道德指数。用国际马里克期指数来衡量,1978年为9999。2008年为0.98。社会主义道德指数下降10203倍。

  14. 经济健康指数。1978年,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水平差距不大,用国际马里克期指数来衡量,当年健康指数为1978。2008年经济健康指数为2.008。各行业各地区各阶层矛盾重重。经济健康指数下降了985倍。

  15. 老百姓在银行存款占总存款比重。1978年比重为55%。2008年比重降为25%。相反,政府机关的存款(也就是各权力部门的罚款收入以及私设的小金库)上升了2倍。

  16. 政府为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8%。2008年为1.3%。下降了6倍。

  17. 政府为医疗的投入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7.8%。2008年为0.2008%。下降了39倍。

  18. 收费高速路。1978年为0公里。2008年为100000公里。上涨倍数为无穷大。没法比了。
............ 

和谐不?

下大雪,你们说是百年不遇;
大地震,你们说是自然灾害;
办奥运,你们说是为国增光;
毒奶粉,你们说是个别事件;
房价高,你们说是市场选择;
股市崩,你们说是国际气候;
经济差,你们说是结构调整;
工作难,你们说是历史遗留!

你们不用去辛苦找工作,
不用去住高价房,
不用看病自己花钱,
不用为生活苦苦奔波。
你们吃宴会,住别墅,开好车,高福利,出国游。

你们花我们的钱,
用权力垄断我们的希望,
天天骂着我们是素质低下的老百姓

via: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03274/

贪官坦荡荡 百姓常戚戚

1999年,中纪委的刘丽英老太太在亲自督办慕马大案时,她与慕绥新正面交锋
时曾有一节这样的对话被公开披露:

刘丽英:都有谁给你送过钱?

慕绥新:给我送过钱的,我都不记得了;没有送过的,我都记得。

这话费解吗?似乎是,其实并不难解,因为送钱的人太多了,而不送的几稀。

转贴下面这篇网友辑录的贪官语录前,我觉得唯一有亮点可谈的就是,腐败官员们至少在语义分析层面上讲,越来越"君子坦荡荡了"。这与我在《2008,中国官员讲真话元年》里描述的情形非常合拍。

盘点2008年十大贪官收钱理由

甑西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贪官本性是一样的,但贪钱的手段可能会不同,本文笔者收集了2008年十个贪官进行了分析,特别其"收钱理由"更是让人叫"绝"。

第一,严永泰,收钱理由,"组织待我不薄,为什么还要收别人财物呢?"

贪官简要介绍:严永泰,浙江省上虞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曾任上虞市丰惠镇党委书记、上虞市副市长。2007年9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严永泰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6年间,严永泰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8.6万元、购物券1万元、美金1.25万元。

第二,任登宏,收钱理由,"一到春节,我家就有难以挡驾的拜年者"

贪官简要介绍:任登宏,甘肃省陇南市政协原副主席(副厅级)。1月9日,任登宏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天水市中级法控,任登宏在担任礼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49.5万元、价值88.4万余元的两套商品房、IBM笔记本电脑1台。另外,检察机关在任登宏的家查扣现金
320多万元,以及金元宝1 个、金条3根等,除去任登宏夫妻的合法收入外,尚有134万多元和3根金条、1个金元宝,任登宏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第三,王金良,收钱理由,"收了钱,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清廉"

贪官简要介绍:王金良,浙江省开化县委原书记。检察机关经侦查查明,王金良在担任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职务升迁、工作安排、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合计101.9万余元。4月3日,嘉兴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金良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第四,龚绍兴,收钱理由,"一心只想在退休前成为小小的百万富翁"

贪官简要介绍:龚绍兴,湖南省邵阳市重点建设物资供销公司原总经理,曾任邵阳市旧城改造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邵阳市建设中路扩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等职。2004年因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龚绍兴被邵阳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第五,张凤才,收钱理由,"承认收钱贪污同时又怪国家普法教育不够"

贪官简要介绍:张凤才,1月26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张凤才有期徒刑十六年。法院审理认定,张凤才在担任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88.6万元、美元9.5万元;利用职权审核同意给没有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数十家矿山企业发放了采矿许可证。

第六,吴洪明,收钱理由,"收钱是为搞好关系,唯实未必得守规矩"

贪官简要介绍:吴洪明,安徽省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5月12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吴洪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检察机关指控吴洪明受贿逾百万元,并在任蚌埠市副市长期间,涉嫌滥用职权造成68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第七,杨毓培,收钱理由,"我把权力当成了个人荣誉"

贪官简要介绍:杨毓培,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其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四川省高级法院数罪并罚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受贿所得人民币220.4万元、美元3000元,和其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255.2万元被予追缴。

第八,曹桂芳,收钱理由,"直到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

贪官简要介绍:曹桂芳,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2005年12月23日,乐山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曹桂芳有期徒刑七年。

第九,路新理,收钱理由,"领导会保护我这样的业务能人"

贪官简要介绍:曾经被"全国妇幼保健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劳动模范"等诸多光环笼罩的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院长路新理,因收受贿赂10余万元,被富平县检察院查处,2004年10月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如今正在牢狱中度过他的晚年。


第十, 王建国,收钱理由,"他一次次地送钱给我,我一次次地收下"

贪官简要介绍:王建国,云南省个旧市原常务副市长,10月30日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08年初,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工程承包方和房地产开发商贿赂共计117万元人民币和1万欧元。


来源:.一见如故 yjrg.net.[FROM: 123.127.0.0]
全文链接: http://yjrg.net/HT/con_339_M.1230469232.A.htm

密件流出:邓猫论怒斥赵广场纪要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点钟,在政治局常委的闭门会议之后,赵紫阳、李鹏分别由温家宝及罗干陪同抵达了天安门广场。由於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接近尾声,赵紫阳
对广场学生发表了感性的讲话,使当时在场聆听的学生莫不热泪盈眶。赵紫阳当时说:「我们来晚了」,他并要求学生爱护自己的身体,结束绝食抗议,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离开广场。赵紫阳说,包括这次抗议究竟属於动乱还是爱国行动,及范围更大的贪污腐化、改革等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於学生的健康及生命受到威胁,赵紫阳说:「我们年轻时,也曾经示威、卧轨抗议,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未来」,「但我必须要求你们仔细考虑未来,许多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我希望你们能结束绝食抗议」。随后,赵紫阳即遭到要求签名的群众挤压。

赵紫阳当时已经显露疲态,他的医生也提醒他应该休息了。五月十九日早晨,赵紫阳请了三天的病假。

当天早晨,邓召见杨尚昆,并要求他到自己的住处。邓当时非常愤怒。

(以下是一份当时两人对话的备忘录摘要,由杨尚昆的一名友人提供)

邓:你知道赵紫阳到广场发表讲话了吗?你知道他说些什么吗?他边说边流泪,让自己看起来像受委曲的样子,他破坏了党的原则、党的纪律。

杨尚昆:他的讲话中有些问题很严重,好像他不想干了什么的,他说自己老了,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不是把党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吗?他刚刚向政治局常委会请了三天假,说自己生病了,但我担心他会越来越固执於自己的意见。

邓:你知道,自从整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在党里加了点温。在赵紫阳的亚银讲话之后,先念告诉我,这是党内第二个司令部的声音,他希望我能说说这个问题。之后,陈云、先念和其他一些人又一再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看法,学生跑到天安门的原因,是中央有意放任,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但他(赵紫阳)完全不合作,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希望合作的态度。我必须做一些早就该做的事,他真的越走越远了。

杨尚昆:我想还是让我试试,要他参加今晚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邓:那只能由他。我们近几年的经济情况改善很多,人民有饭吃、有衣服穿,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经济始终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学生抗议不用十天,农民早就揭竿起义了,不用等到一整个月。但现在的情况,全国的农村都是稳定的,工人也基本稳定,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经济改革到了某种程度,必须以政治改革配套,你知道,我从没有反对过政治改革,但要考虑现实,要考虑有多少党内老干部现在还不能接受,人不能一天吃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年纪大了,如果有人说我老了,很好,说我糊涂了,很好,但对党内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不认为自己保守,难道是我恋栈权力吗?

杨尚昆:如果是这样,华GF下台时,你就会自己干总书记了,也不会安排胡YB来接这个位子。

邓: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从来没有正式当过党内的第一把手,但每个人都围著我,每个人都听我的,我必须对每个重要决策作最后决定,看来我的份量太重,这对党或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我应该考虑退休。但我现在怎么退?眼前这么多事,怎么退?先念、王震和其他一些人能同意吗?下台并不容易,但我们党确实需要一些新血、新面孔。

杨尚昆:人们会记得你的成就,小平同志。我也认为人们会理解、接受你的戒严决定。

邓:保卫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杨尚昆:我们已经加强了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央领导同志住处的保卫力量,部分部队今晚将会进入北京。为了安全,你不考虑搬进中南海住一阵吗?

邓:搬出来以后,我从来没想过再搬进去,我那里都不去,这里很好。

杨尚昆:徐海东大将有一个儿子,叫徐勤先,是三十八军军长,在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他昨天表示不能执行命令,但周衣冰和其他一些部队都已经动身。

邓:没有一个军人能不遵守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军事的问题由你负责,只要确定纪律严格、思想统一就可以了。

via: 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2575&extra=page%3D1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原来这样)



 
 

Sent to you by njhuar via Google Reader:

 
 

via www.gettao.com on 12/29/08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原来这样)

发信站:格道网 http://www.gettao.com/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真相揭秘》之三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75249.html杨恒均的博客 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在最后这一章里,我们的假设是: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是"误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是故意的,或者说蓄谋已久的。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这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至今也认为那次轰炸可能确实不是"误炸",至于说这种蓄谋的轰炸到底是由白宫策划,或者只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国防部长或者中央情报局长等)背着总统干的,甚至是级别更低但长期在中情局或者国防部工作的反华势力阴谋策划的,学界有很多说法,这里就不加以展开。



如果轰炸我大使馆是的事实,那么,我们都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为什么要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什么胆敢轰炸我大使馆?



第一个问题网络上说得很清楚了,有几点和我当时的认识一致,这里简单罗列出来:美国认为我利用使馆为基地对其进行监测,并把所得资料交给米洛舍维奇,用来对付美军;中国协助南军打下美国隐形战机,中国想要隐形战机的残骸;美军以为米洛舍维奇到中国大使馆,想借机除掉他;美国想借这个机会给崛起的中国一个下马威,展示自己强大武力等等……



既然这一节我们假设了美军故意轰炸我大使馆,那么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不管上面什么理由,甚至包括这里还没有罗列出来的各种理由,美军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进行强力轰炸,都是违法国际法,都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向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宣战。所以,在假设了轰炸大使馆不是误炸的时候,美国的行为就应该被谴责。



(补充一点:就算网络上所说的中国利用大使馆进行电子监控等所有的指控都属实,那么美国也是违反国际法,因为大使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他们有权在里面使用任何电子设备进行侦查和反侦查。世界上大使馆里电子监控和反监控最厉害的就是美国驻各地大使馆,包括驻中国的美国大使馆)



上面的问题没有必要再深入下去,下面要进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大使馆?



排除了误炸的可能,那么就算民众还继续糊涂,两国政府的核心高层也一定心知肚明: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大使馆。最大的理由大概已经包含在我们上面列出的几条里,最明显的就是第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美军对那斯拉夫的轰炸遇到电子监测和干扰,美军的行动受到威胁,美军探测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成为某种针对北约军事行动的电子指挥中心。为了减少美军伤亡,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或者为了报复中国,美国最高当局或者某一层级的官员悍然下令轰炸我大使馆……



这个理由完全成立,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各方都普遍认同的。包括一些美军高级研究人员也承认,如果打击某个使馆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前线指挥官反而比总统更容易做出决定。除了这个理由,另外几个几乎都不能自圆其说。加上当时中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之强烈,已经让华盛顿有些气恼,这一气恼是否促成他们最终决定轰炸大使馆,也不能排除。



那么,这一理由是否能够构成美国悍然轰炸中国大使馆的充足理由?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后果?或者他们根本不害怕后果?他们为什么敢轰炸我大使馆?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美国欺负我们没有力量反击,所以就敢轰炸。然后又推理出,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如果说你想强大起来,那我支持,但作为我们没有强大起来就被人家轰炸,不一定说得过去。我们就算强大了,他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然后告诉我们是"误炸",我们又能如何?开战?当然不可能,同样的道理,就算我们现在把美国大使馆"误炸"了,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是"误炸",他们也不能说就要对我们开战。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要打起来的理由不可能是"误炸"一个大使馆引起的。



还有一种说法,直指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某些部门的反华势力看不惯克林顿要拥抱独裁中国,暗中策划了这次"误炸",目的就是破坏中美关系。这说法很有点阴谋论的意味,但显然不成立,因为中美两国首脑在"误炸"后不久后就握手言和,一切恢复正常了。当然,也有一个恶果,那就是轰炸使馆使得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客观上促使中国在价值观上和西方人疏远了,如果真是反华势力策划的,真不知道他们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沮丧。



可是,以上两点加起来也不足以回答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这样问一句,美国当局难道不怕中国政府不依不饶?美国人难道不怕中国人一直把这个仇恨记下去?终于有一天要找他们算账?



如果美国轰炸我大使馆的主要理由是我们假设的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为了破坏我使馆里的反战设备和操作,为了破坏我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等等,那么美国人也许比我们看得远。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们认为在那场战争中他们不但站在了人类历史的正确一边,而且站在了南斯拉夫人民的那一边!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才是比轰炸使馆更致命的东西!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米洛舍维奇在自己的国土上实行种族大屠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干预,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最辉煌的一个进步。南斯拉夫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同志加兄弟,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中国人民应该感同身受。可是我们有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于是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南斯拉夫的兄弟被屠杀。



在轰炸南斯拉夫和把米洛舍维奇送上法庭这件事上,历史和南斯拉夫人民都同时做出了判决:美国和北约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面,米洛舍维奇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件事在世界人眼里,几乎和希特勒侵占欧洲和日本人侵占中国一样铁板钉钉,对错分明,不容辩驳。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情报机构真的掌握了当时中国大使馆在使用电子设备帮助米洛舍维奇的话,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敢轰炸?不错,他就敢轰炸,而且也知道你到时除了接受"误炸"之说,别无选择,更重要的是,你不想这件事一再提起,你比美国更加想快速地忘掉这件事。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美国为首的北约打赢了这场战争,如果说美国当时没有证据,那么现在米洛舍维奇以及前南斯拉夫的将军们都在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他们手里绝对有充足的证据告诉世人,当时有哪几个使馆在和北约的敌人暗中沟通!



北约的敌人?我们害怕得罪北约吗?当然不怕,我们不怕北约,也不怕美国。但大家不要忘记,北约的敌人当时也就是全南斯拉夫人民的敌人,也就是全世界支持人权、反对种族清洗的人民的敌人——你难道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人民的敌人站在一起?



我想点到为止,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中国人民永远是南斯拉夫人民的朋友,过去是,现在也是,希望将来也是,但请记住,至少今天的南斯拉夫的人民都认为米所舍维奇是独裁和种族清洗者,他们也许不介意中国是否在某一场战争中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但他们绝对不会不介意我们是否站在他们的一边——或者站在他们的敌人一边!!如果美国轰炸我使馆的理由成立,那么我们要直面的绝对不是霸权的美国,而是当时遭受独裁欺凌的南斯拉夫人民!我们向他们如何解释?



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也许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愤怒的国人在抗议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已经接受了美国的"误炸"一说,并含泪含冤地接下了"误炸"赔偿和赔款。也许你就理解了,为什么到现在,当整整一代人还在那里义愤填膺地说那件事改变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的时候,有关当局却缄口不语,不愿意多提了。



最后我还是想提醒当局和我的同胞,不管我们目前是否接受早就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价值观,例如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最好以这种普世价值为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站在世界人民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拿北朝鲜来说,我们不应该和独裁走得太近,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历史已经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和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你和我可以阻挡的——北朝鲜金家政权终将成为历史,而且成为伟大的朝鲜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北朝鲜人民可以自由的质疑和提问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将会面对他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向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过援手?你们和那个看着我们活活饿死的独裁握手?为什么?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真相揭秘》全文完



杨恒均 2008-6-18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丁学良: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
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
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转自FT中文网2008-12-19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朱学勤:30年来中国――两场改革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好"派、"屁"派争了30年,参战者在流变,但主题未变,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目前说来,"好"派在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上很有人气,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民情、民意似乎正在向"屁"派转移,从发展的眼光看,形势对"好"派不利。

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击破两个凡是,那是第一次激辩;1992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拥护邓小平南巡,则是第二次。第三次辩论从郎咸平讲演开始。当他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啊老郎,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仅仅从官方文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肯定找不准脉搏。三十年来中国的秘诀是多干少说、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纸面上的中国与纸面下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

反驳郎咸平的还是皇甫平,故而我称"二平"之争。从一般概念上说,我赞成改革开放,但对皇甫平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保留。"二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在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边说"好"得很,一边却说好个"屁"。

能不能先不下价值判断,在此之前,先还原30年基本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三十年来中国真是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有过截然不同的改革?我的记忆是:断裂是客观存在,例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30年改革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也是将近60年中共建政史、建国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背对这样的重大事变来谈论60年建国史、30年改革史,不是诚实的态度。今天也许还没有到详解这场风波的时候,但在鸟瞰30年改革历史时,至少不应遮蔽这一风波造成的重大转折,能说则说,不能说则应该有"预留",要对这一风波在改变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当量"估计够,估计透。

我的看法是,以此事变为断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今天可以不谈事变本身,但应该承认,前一场改革因此而失败,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一场改革失败的坟场上翩翩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之中国,"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同一个人的思想也会有延续有改变,两场改革之间发生断裂,断裂造成此前此后的中国有重大差异。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纵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东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1794年的7月,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所谓社会大还俗,单个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生活,会出家,出家之后会后悔,再返回世俗生活,社会也是如此。在一个癫狂年代整个社会突然出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进入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哪怕是虚假,半梦半幻,也是热火朝天。但是社会不可能在这一阶段持续太久,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标志性事件,是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这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这一天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是历史学的"富矿",目前尚未开掘。有机会我还可以为此专开讲座,就叫"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还有里面,多方面解析"这一天"里的历史信息。今天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激进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家务,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没有历史自觉,他们是无意中触动了历史的道岔。"怀仁堂事变"以文革中屡见不鲜的非常手段颠覆了文革集团,在此之后却还在坚持文革路线,所谓两个"凡是"两年徘徊,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此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历史必将在断裂中相连。改革是在那两年当中孕育起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对文革的延续,历史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阴影进入新时期。如此理解,方能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中断。

第一场改革: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已经是天怨人怒,尤其得罪官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民众日子不好过,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日子更不好过,是"官不聊生"的十年,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此外是知识分子,数十年反智主义到文革发展到顶峰,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向。第一动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的核心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记住,我说的是"解散"――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我说的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握手,这一点与此后第二场改革政府与资本握手,迥然有异。但在当时,改革是党内开明官员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拥护,然后再席卷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这三者之间确实形成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文革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迫害的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也会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一个民族的人治阶段,一两个领导人怎么样,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 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称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责问,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不亢不卑,从晚清割台说起,四代中央政府如何伤了台湾民众的心。邓小平耐心听完,脸色放缓,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回答:"对,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那一场谈话中,李远哲曾坦率批评过邓小平某项决策,邓并未生气,结束时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

民族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是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是有冰雪般的聪明,天作之合。耀邦的作用在哪里?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再奔一程。记住,我说的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还能找到第二个人? 非耀邦莫属。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动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结合不紧密。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点也受制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前后徘徊,一波三折。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改革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触及边缘,尚未触及内里。

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都是这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运行。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个小高潮,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77年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姿焕发,要把 "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哪!"

第二场改革:稳定压倒一切

第二场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新启动的。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年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对比第一场改革,这是多么大的背景变动?我们今天怎么能脱离这一背景不同,来空谈改革的延续性?正是背景不同,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180度转向,本质不同。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闭门不出。那三年他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踱步,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

1992年邓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是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平最后这个时间之窗。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不能忘记的是,两场改革,背景丕变。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突然间,"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而且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7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积贫积弱的面貌。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浦东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浦西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这确实令中国人骄傲,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中国,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场改革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那么,这场改革有没有问题呢?不是没有,而是太有问题,问题如山,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物质面貌突飞猛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深渊,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的结盟,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农民参与了这场改革。那时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都有改善。但是第二场改革呢?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突然冲动起来,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从被动阶层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省委、市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市长是总经理,动力就来自于这个。

民众为何产生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于是"三减两免",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的优惠特权,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一个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顿时没了脾气,放低身段,求资本家别走,留住工厂、留住资本,留住自己的就业机会。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法宝。秘密之一,降低资本准入门槛,让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也尾随回来了,今天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不来则已,来必索要大笔订单,而且要超过前一国代表团。吃准资本唯利是图的天性,吃准西方民主制度短期行为、短期视野之软肋,89之后的经济制裁突破了,89之后的政治制裁也突破了,邓小平的这一把赌赢了!

无论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发展动力,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的惊人能量,迅速营造出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大踏步回归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场改革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只有一项: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GDP万岁!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改革成为权力的盛大节日。而民情、舆情则出现另一个剪刀差:如果只计算数字,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若问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尤其是农民、农业、农村。别忘记三十年前第一场改革旗开得胜,正是从三农突破,赢得民心拥护,三十年后第二场改革,却出现"三农危机",哀鸿遍野,上访、申冤络绎于途!当年耀邦组织真理标准讨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为改革开放辩护的主流话语,三十年来高开低走,民间反应从共鸣到冷淡,从冷淡到厌恶,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改革发生了断裂,第二场改革已经把民间参与排斥在外,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是权力压倒了权利,改革成为权力与资本联手的单方面狂欢。

镇痛作用消失,话语能力丧失

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还有第二个秘密,它居然是由左翼意识形态包装:左翼意识形态包装了一场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始积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左手紧握右手,当然有它的便利。右翼要现汇,左翼给期货,左翼意识形态的天然优势是能开一张未来兑现的支票,所谓宏大愿景,过去叫共产主义,现在叫共同富裕。宏大愿景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提供按摩、镇痛作用。三十年过去了,不是贫富分化,而是两极分化,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了。便利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当中一个"假"――这才是当下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粗野无礼,更没有理由将这些病症上升为文化问题,归咎于"国民性",那是五四以来最成问题的知识分子话语。

左手握右手,还有第二个便利:只干不说,干了也不说,避免意识形态内部争论,避免暴露左右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起初确有这一便利,"闷声大发财 ","闷声"三十年,终于"闷"掉了发声的能力:装聋作哑,久假不归,假哑巴也成了一个真哑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没有。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自己把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对外不能说服外人"中国不威胁",对内不能说服自己的百姓"中国不崩溃",就这么"闷声大发财","闷"了三十年,还要再"闷"三十年?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沉默的经济巨人步步逼近,一声不吭,两眼发直,偶尔吼一声,谁都听不懂,你叫别人怎么能放心?

第二场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市场列宁主义"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之前到那个学术单位讲学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似乎绕开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我还是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主语是"威权主义",是与东亚四小龙类比;定语是"有韧性",无非是说能屈能伸,还发展出市场经济。以"威权主义"定义中国,80年代流传至今,那时我就反对。要知道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核心还在,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演变而来,放弃的是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家专权,逐渐形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场经济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后者没有变。如果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养下,这个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更庞大,更壮硕。1978年改革开始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32%,简政放权11年,1989年降至12%;1992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逐年爬升,2007年终于恢复至32%。这还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额说,三十年后的32%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谁若说进入政府系统当官,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骛。三十年了,改革走了一个V字,这个V,是权力的胜利,还是权利的胜利?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政治,更应该承认,我们改出了"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龙,而是其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巨龙,此前所有能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理论都失去了解释能力,遑论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知识界界没有思想准备,西方的思想界同样没有理论储备。

(朱学勤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是朱学勤先生2007年12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的演讲,感谢朱学勤先生慨允将在2008年7月30日修订的讲稿作为本书代序二)

原文:http://www.1bao.org/?p=675
大陆网友请使用代理服务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