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8日

西班牙人纷纷抛售住房

近年来,西班牙空前的经济繁荣首先应归功于建筑业的快速发展。直到不久前,西班牙每年都有80万所新的住房拔地而起。这一数字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关数字总和。偿还期高达50年的低息贷款吸引着某些西班牙人将拥有自己的公寓房或独门大院住宅的梦想变为现实。但是现在,购房价格一路飙升,市场需求则持续下降。

房产市场繁荣期的结束使许多人的工作岗位受到威胁,人们也担心会因此而出现经济危机。西班牙日报"国家报"不久前就发表了取名为"嘉年华已过"的文章。

尽管这里还在施工之中,但西班牙各工地的挖土机和吊车经常被闲置一边。也难得有人购买新的住房。这一现状尤其令建筑企业家感到心痛。马德里的一位房产中介人说:"在房产繁荣期,施工图纸刚刚绘制出来,所有的住房就已售出,如今却刚好相反。"

事实的确如此,在西班牙,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售房牌价,数十万住宅挂出了自己的出售标价。如今,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试图出售自己的私房,因为他们已无力支付购房抵押。30岁的安娜就是其中之一。"我用自己的钱购买了这套住房。购买住房使我负债累累。因为贷款利息一再上涨,现在,我得将月收入的70%用于还债。我还有其他的贷款需要偿还。比如我的汽车也是用贷款方式购买的,我每月需定期付款。现在我不得不求助于父母。"

安娜一心想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85%的西班牙人都是如此。所以安娜只好贷款,一如所有西班牙人一样,贷款采用的是浮动利率。银行非常慷慨,为客户提供100%的贷款,偿还期为50年。购买住房的人源源不断,房价也在不断上升。在最近十年中,西班牙的某些城市,比如马德里等房价就上涨了三倍。随之而来的是利率上扬。现在许多西班牙人已债台高筑,濒临难以支付还债的边缘。西班牙语最大的地产广告网的创建人恩希纳尔认为,其实这一切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仅西班牙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等早就对西班牙有可能出现房地产危机提出警告,多年来,我们自己也发现,我们的房产市场的运作有问题,购房价格与西班牙居民的实际收入完全不符。"

现在,许多西班牙人因债台高筑已自身难保。奥斯卡和劳拉就是其中的一对。自一年来,他们就急于出手自己的两室住房,因为这套住房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小了点。奥斯卡说,最初他们定的出售价格是24万欧元,现在已降至18万欧元:"售房价格已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因为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亟需钱用。我们两个人的月收入加在一起是1700至1800欧元,但我们需为购买的两套住房每月支付2300欧元。"

现在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愿意购买新房。每个人都认为,房价还会下跌。尽管如此,不愿放弃的房产公司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他们中的许多人于是试图用赠送汽车或赠送度假旅游的方式吸引客户。十多个房产公司已宣告破产。西班牙建筑业的危机也使其他行业受到牵连。因为不买新房的人就不会想到要布置新居,也不会对自己的住所进行投资。家具业尤其受到影响。最近数月来,西班牙家具业的营业额已下降了20%。家具公司纷纷寻找新的销售方式,比如通过增加出口,弥补国内市场的损失,但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据估计,在未来两年里,由于房地产危机有可能会使西班牙损失60万至80万个工作岗位。但由首相萨帕特罗领导的西班牙政府则一直试图回避使用危机这个词,不久前还将其称为"软着陆",但许多西班牙人都担心,不久之后,西班牙的房地产业将会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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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开称与达赖谈做法罕见

港媒关注:谁将代表中共高层与谁谈什么?抵制家乐福的爱国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今天,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日本长野举行,引起广泛关注。在中国国内,北京昨天宣布与达赖私人代表再次举行会谈,也引起密切关注。同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似有降温趋势,但中国官方仍相当紧张。

昨天下午,北京忽然宣布将与达赖私人代表举行会谈。对此,今天的香港《明报》发表报道称,北京这次公布将与达赖代表接触的做法堪称罕见,因为历史上双方的多次接触都秘而不宣。报道写道:"1979年开始,北京主要是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与达赖接触,曾4次允许达赖派代表回国考察。……2000年,52个国家代表参与的「第三届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大会作出决议,「如果在未来3年内,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谈判,西藏自治的呼吁得不到实质性进展,与会成员国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到了2002年9月,北京终恢复与达赖私人代表对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更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拉萨和老家宗喀达泽村等地。"

报道接着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团派出身、被外界视为中共总书记嫡系的前统战部长王兆国(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人大副委员长),以及刘延东(现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曾先后与达赖私人代表会面,刘延东更是长期直接负责与达赖方面的会谈。因此,就算日后与达赖代表的会谈由现任统战部长杜青林主理,但相信兼管统战事务的刘延东也掌握全部对谈事务。"

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

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的排外行动来得快,去得快。文章写道:"过去一星期,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出现各种针对法国的抗议行动,其中以抵制法商的家乐福超级市场,最为瞩目。……不过,愤青的热闹不可能持续,中国的「稳定」也经不起这种折腾,官方也担心引火烧身,社会上积累的怨气也可能被诱发出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官方舆论近日率先变调。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分别撰文,为这波「爱国激情」降温。……事实上,旷日持久的反外运动,不仅可能脱轨失控,还会引发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对抗,不利北京所说的办一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开罪外国投资者,破坏来之不易的投资环境。"

《苹果日报》本周还发表署名"李平"的文章称,中国当局的京奥焦虑症越来越严重。文章写道:"京奥焦虑症有三大病徵:其一,安全焦虑症。防范恐怖分子确有必要,但将范围无限扩大,连在东莞办个会展都不予批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二,言论恐惧症。担心民间的不同声音影响京奥举办,因此严格审查网上言论,甚至将声称「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杨春林和维权人士胡佳判囚。其三,经济焦虑症。担心京奥拉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步,其后会滑坡,因此宁愿先煞车,结果令股市一蹶不振,直到民怨沸腾,又急急忙忙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令人慨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文章最后写道:"要治疗京奥焦虑症,一来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二来有必要在高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之中再进行一场奥运的育,别看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奥运政治化,但正是他们令奥运这场体育盛事,过多地被当作政治表演、刺激经济、融合社会的手段,远远脱离了它所能够承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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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炬传递:一南一北,一“怒”一“喜”

上周日(27日)奥运火炬传递抵达韩国首尔站。韩国警方在传递途中至少部署了8000名警力负责维护安全。火炬传递过程中,前来声援的在韩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数量远远多于抗议人士。两派阵营之间发生肢体冲突,包括一名摄影记者在内总共4人受伤。另有4名冲突者被警方逮捕,这当中有一名是中国留学生。今天,奥运火炬在数十万朝鲜人的夹道欢迎中在平壤街头顺利传递。

韩国当地时间下午两点,80名火炬手参加的奥运火炬传递在韩国警方的护送下,以奥林匹克公园为起点展开,经汉南大桥、东大门运动场、光化门,于晚上7点抵达终点首尔广场。据《东京新闻》报道,火炬传递沿途,上千名中国留学生挥舞着五星红旗喊着"加油,北京!"为奥运火炬传递加油助威。同情西藏运动的市民团体、以及抗议中国政府遣返朝鲜难民的人权组织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发生冲突。双方对阵叫骂,并相互投掷水瓶、石块和金属棍棒。一名韩国摄影记者被飞来的石块打破了头。一名从朝鲜逃亡到韩国的"脱北者"跳出人群试图自焚,被警察制止。

据日本《中央日报》报道,在首尔市政府门前,5、6名身穿印着"Free
Tibet"字样T-Shirt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走到中国游行者队伍面前,被游行队伍中扔出的水瓶砸到。此后又有手举雪山狮子旗的游行队伍与支持奥运的中国人游行队伍正面遭遇,被数百名中国人追打。韩国媒体批评警察只阻止市民团体,对施暴的中国游行者不作为。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国,韩国总统李明博表示,将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愿意协助中国成功举办本届奥运会。

本周一凌晨,奥运圣火由专机送抵朝鲜首都平壤。这是奥运火炬第一次在与外界高度隔离的朝鲜传递。此前平壤方面表示,朝鲜迎接圣火的规模和形式将"让全世界为之惊叹"。

据《读卖新闻》报道,火炬传递在平壤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出发仪式在主体思想塔广场举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将火炬交给第一棒传递者?朝鲜足球名将朴斗益。72岁的朴斗益在朝鲜被誉为"足球英雄"。1966年,他在世界杯足球赛朝鲜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打进全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朝鲜晋级八强。这是2002年世界杯之前,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史上的最好成绩。

平壤段火炬传递全长约20公里,包括运动员、工人、学生在内的80名火炬手参加约6个小时长的接力传递。途经五一体育场、中朝友谊塔等平壤市中心标志性建筑,最终抵达金日成体育场。沿途数十万朝鲜人挥舞着花束和中朝两国国旗欢迎奥运圣火。朝鲜是严格限制外国人出入的国家,在那里发生外国人干扰火炬传递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平壤之后奥运火炬将在越南胡志明市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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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7日

北京车展:德国豪华车型抢滩中国

中国现在是继美国之后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汽车生产领域中国也一直处在前列。此届北京车展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如此看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德国的豪华车在车展上成为抢手货。

尽管参加车展的大多是中国的汽车生产商,但是大部分汽车都是和外国合作生产的: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这次有1700家展商参加的本届北京车展(展览持续到4月28日)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备受瞩目。今年德国汽车生产商重拳出击,将北京车展作为新系列车型的发布平台。
欧洲的奢侈车型受到追捧。梅塞德斯的奢侈品牌迈巴赫在这次车展上首次亮相。奥迪也揭开了新款车Q5的神秘面纱。

五座车Q7的中国发行版将在今年秋进入紧凑车型SUV市场,业界估计进货价在4万欧元以下。梅塞德斯也展示了一款新紧凑型越野车GLK。中国版G款车比Q5看起来更有棱角,今年秋这款车正式进入市场,起价应该4万欧元多点。第三款首发德国车来自运动车厂商保时捷。展台上脚灯聚焦在"史上最强劲卡艳"身上:这款Turbo
S带有双涡轮增压强制进气的4.8升V8发动机驱动,马力达550PS,价格最低也要13,2774欧元。

除了这些越野车外,在本次车展上还有些其他德国汽车的首发,但是这些车有的已经被人熟知了,比如欧宝?雅特轿车和在日内瓦首次亮相的福特?嘉年华,以及从没投入欧洲市场的大众新宝来和拉瓦迪亚,大众主席马丁?温特尔科恩说这两款车都是按中国人的口味设计的。最激动人心的是Smart的中国首次亮相,这款车的仿制品已经在中国销售近一年,价格比Smart便宜很多,而且这款仿制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市场。梅塞德斯并未对此进行上诉,其发言人说:"既然中国都已经把复制品卖到我们这了,那我们就要把正版销往中国作为回应。"
很令人兴奋的是,很多中国企业也展示了一些很吸引眼球的产品。尽管有些还不是很得要领。但是中国人在逐渐掌握其中的力道。很好的证据就是现在很多中国的研发设计和车系设计都变得惊人地独立。比如华晨汽车的中款紧凑车型在视觉上完全可以和雷诺的拉古娜相媲美。运动型车"吉利虎"的造型设计和雪佛兰公司产品不相上下。

同时,有一批中国的设计工作室和研发人员也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这些设计公司和当年意大利汽车设计公司Pinafarina和野马(Guigiaro)在欧洲的做法一样,在展会上展出了自己设计的概念车,并以这种方式吸引注意力。比如阿尔特中国汽车技术公司设计的越野双座小轿车比宝马的X6更运动。同时,福特轿车在旁边展馆庆祝法拉利风格的双座流线车"天蝎座"重返中国。

中国厂商除了尝试解放风格之外还在技术上求新,研发出了节能清洁汽车。尽管在北京有时尾气笼罩全天都看不见蓝天。但是大众的总负责人乌尔里希?瓦兰特说:"环保是这次车展的主旋律。"几乎每个中国厂商的展台上都陈列着一辆混合动力车或者电力驱动车。不过技术上还不是很成熟。现在还没有很明确可信的消息说中国要批量生产第一批混合动力车。

没有几个厂商能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车展上仍有些粗制滥造的剽窃品,戴姆勒的总裁采策尔从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文化认为模仿表达的是一种推崇的积极态度。就像在城里用100多块钱就能买到名表或者名牌衬衫仿制品一样,在展览馆也可以花很少的钱买到欧洲热销车型的仿制品:无论是最新的Mini还是菲亚特的"熊猫",梅赛德斯的CLK或是阿尔法的159,现代的圣达菲或是悍马,基本所有西方的抢手车型都能在这次展会上找到中国"演绎"后的类似产品。

但是格尔森基尔欣高等专科学校的教授/汽车专家杜登胡富尔警告说:我们不要被这种现象蒙骗。中国的汽车尽管还不是很入流。"但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很快就会赶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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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达赖:近期启动对话?

欧盟委员会代表团周五(4月25日)与中国高层会晤,西藏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欧委会主席巴罗佐对会谈中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坦率态度深表赞赏;新华社同日报道称,中方近期将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磋商。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是否已出现新契机?

有关西藏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今天在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后表示,他对有关各方将以对话方式解决相关争议抱有信心。巴罗佐在北京表示,他在会晤中向中方强调了欧盟的看法,而会晤的结果使他"深受鼓舞"。他称,与温家宝总理的会谈气氛非常坦率。他确信,在实现有关西藏问题的对话方面,很快会有积极的发展。巴罗佐透露,他同时向中方重申了欧盟关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他再度声明,欧盟拒绝抵制北京奥运会。

中国总理温家宝称,他向巴罗佐介绍了西藏的局势及中国政府的立场。

同一天,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说,该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新华社新闻稿称,"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分析家注意到,北京是在西藏和邻省藏民区发生骚乱6周后作出这一出人意料的宣布的。

2002年以来,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之间曾举行过多轮磋商,但均未获具体结果。

西藏流亡政府对北京今天的表态立即作出了反应。达赖喇嘛的发言人丹增塔克拉在新德里表示,达赖喇嘛对北京愿意与他的一名私人代表会晤表示欢迎,他并称此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因为,只有直接对话才能导致西藏问题的解决"。

不过,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总部的办公室则表示,对来自中方的相关报道并不知情。此外,达赖本人尚在境外,周六才会返回印度。这位流亡藏人精神领袖的正式表态只是在此之后才有可能。

新华社在报道中同时指明,北京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多年来,达赖喇嘛在国际间曾一再表示,他无意寻求西藏独立,更不赞同和支持使用暴力,他所希望的是北京尊重西藏文化和宗教传统,是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有关北京奥运,达赖多次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拉萨等地暴力事件发生以后,达赖仍表示不赞同抵制北京奥运,并称自己愿意参加奥运开幕式。

欧盟代表团成员、对外关系委员费雷罗-瓦尔德纳认为,中国政府尚未做好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准备。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政治家周五在参加了欧中会晤后指出,"中方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此次会晤使她"感到鼓舞"。她表示,会晤的气氛非常坦率,"这一点已可算是某种突破"。费雷罗-瓦尔德纳夫人透露,此次会谈中,中方是主动谈及西藏问题的,中方领导人表现出来的这一坦率使她有理由持乐观态度。

费雷罗-瓦尔德纳表示,在会谈中,欧盟代表团"鼓励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进行建设性的和有内容的对话,寻求有效的和广泛的解决办法"。她指出,对欧盟来说,重要的是,西藏人不受歧视,西藏人的文化、宗教和认同感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中国领土的完整也必须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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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3日

美国中情局最新比较:严重“缩水”后中国仍是第二

3月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实情书"(The World
Factbook)更新,以2007年的世界各方面数据代替了2006年的数字。在实际购买力平权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印度等的"实力"最近经世界银行等修正,缩水了40%左右。这些因素已为中情局的实情书考虑在内。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仍然为世界第二,但在人均数字上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德国之声记者对有关数字比较分析后报导如下。

缩水后美中差距"拉大"位置不变

2007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658200亿美元。欧盟高于美国,达144500亿美元。然而,按单国计算,美国仍是世界第一(138600亿)美元,占世界的比例达21.95%,比2006年(129800亿美元)的比例(19.9%)激增了2%。中国则由于计算造成的"缩水",从2006年的100000亿美元"剧跌"至70430亿美元,占世界的比例为10.7%,比2006年的15.4%跌了三分之一。

第3至第10位情况如下:第3,日本44170亿美元(2006年42200亿),占世界6.71%(2006年6.5%);第4,印度29650亿美元(40420亿),占世界4.5%(6.2%);第5,德国28330亿(25850),占世界4.3%(4.0%);第6,英国21470亿,占3.26%;第7,俄罗斯20760亿,占3.15%;第8,法国20670亿,占3.14%;第9,巴西18380亿,占2.79%;意大利18000亿,占2.73%。

从这个实际购买力的经济实力情况看,有以下几点:一.经过世行等重新审核计算后,中国、印度等"门槛国家"的经济规模"缩水",应该说,这可能比以前更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数字不可能真的很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但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情局这三个数字还是比较权威,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二.经"缩水"后,中国仍排在第二,印度仍排在第四,金砖四国仍然全部在前十之内,进一步证明中国和金砖四国的实际经济总体水平确实已经很高。三.按去年美国中情局的计算,中国在2009年就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实际经济大国。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经过这次"缩水"调整,时间拉长了,也更实际一些。

由于这个"缩水"调整,亚太国家的位置普遍下调:韩国从2006年第11位降至第14位,台湾从第16位降至第18位(而伊朗第18位,印尼第19位却出人意料地闯到了台湾前面去),泰国从21位跌至24,菲律宾甚至从第25一下跌至第37位,越南从第36跌至第47位,香港从第38位降至39,新加坡第46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大大"掉位"

出于这几大机构重新核算缩水的原因,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从2006年的7600美元缩至5300美元,排名从109跌至128,跌了19个位置。印度从154位跌至162位(2700美元)。俄罗斯和巴西也许没有受到重新核算缩水的波及,因此反而各前进了几位。俄罗斯从第81位进至74位(14600美元),巴西从第98位进至第97位(9700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前10名,卢森堡从第2升至第1(80800美元);惊人的是2006年在10名以外的卡塔尔一下子升至第2(75900);原第1的百慕达降至第3;第4至第10是泽西、挪威、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美国和爱尔兰。

除了卡塔尔的激升外,新加坡从2006年排名第30一下子激升至第8(48900美元),简直给人以难以理解的感觉。香港比2006年又进了一步(42000美元),达第14位;台湾有进步(从29000到29800美元),但排名从第36降至42;澳门进步更大(从24300至28400),排名进了一位至第44名。

除美国外,西方工业大国几乎挤在一堆,在第30名左右:英国人均35300美元,排第28,位置没变;德国人均34400美元,排第31(2006年第27);法国33800,排第33(跌了两位);日本33800,跟法国一样。但日本2006年却是第21位,跌至第34,跌幅很大,尽管人均总值略有提高。

值得注意的还有,2006年排在最后一位(203位)的是马拉维,人均600美元,而2007年排在最后一位(第229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均只有300美元。

其它一些数字中中国的位置

通货膨胀率,中国2007年上半年还很低,下半年才大幅上升,因此以4.7%排在世界第119位。巴西以4.1%排在第113位;印度以5.9%排在第141位;俄罗斯通胀率高达11.9%,排在第201位。通胀率最低的前5名(瑙鲁等)都是负通胀率。通胀率最惊人的津巴布韦(第224位)居然高达26470%。

劳动力人数,美国中情局的估计数,中国2007年达8亿330万,比2006年7亿9800万又增加了不少,自然仍是世界第一。印度5亿1640万,不知为何比2006年的估计数(5亿9300万)会减少了那么多。巴西9947万,俄罗斯7510万。欧盟2亿2240万,美国1亿5300万。德国排在第13位,4363万。

失业率,中国2007年的估计数4.0%比上年减少了0.2%。台湾3.9%。香港4.2%。俄罗斯5.9%。印度7.2%。巴西9.8%。日本4%。美国4.6%。德国9.1%。

人口,2008年7月全世界估计将达到66亿7760万。中国那时将达到13亿3000万。印度赶得很快,将达到11亿4800万。欧盟4亿9100万;美国3亿400万;印尼2亿3800万;巴西1亿9200万;巴基斯坦1亿6800万;孟加拉1亿5400万;俄罗斯1亿.4100万;尼日利亚1亿3800万;日本1亿.2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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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德国科技部长沙万女士上周访问中国期间,要求在北大发表有关启蒙思想普世性的演说。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在沙万女士讲话之后,做了题为"在中国启蒙,为什么?"的报告,引起极大反响。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电话采访了黄燎宇教授。

德国之声:你为什么认为德国科技部长不需要对北大启蒙呢?

黄燎宇:我没有说不需要她来启蒙。我只是想说,德国先不说学术界,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公众可能不清楚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东西跟启蒙是相通的。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文化中带有启蒙特征的一些积极因素。
德国之声:你在演讲中也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基本价值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你能具体谈谈吗?

黄燎宇:比如说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我们没有等级制。我谈到了我们的科举制,过去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可能成为皇帝的女婿。这种事情在欧洲最多是在童话中出现。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说我们对宗教一直都很宽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因为信仰而对哪个族群进行迫害的事情发生。

德国之声:你认为经历了文革及其他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变成了孔夫子的信徒吗?

黄燎宇: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探索期。我们在经济上探索,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都在进行探索。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人看历史的眼光变了。现在到处是国学热,儒学热,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发展之后,大家的自我意识也变了。但是具体从传统文化中、从儒家文化中挖掘哪些东西,作为我们的文化支撑、精神支撑,目前还没有定论。

德国之声:你抱怨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国人眼下必须承受着来自西方各个阵营铺天盖地的批评。你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还是不愿意去理解?

黄燎宇:我在报告中也提了,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动机很多,其中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我们在同西方打交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同他们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我们肯定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最根本的冲突是生存问题引起的。中国的飞速发展虽然在西方经济界看来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民间及媒体的报导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发展妨碍了他们。很多人是带着这样的动机对我们进行批评。对此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

德国之声:如果设身处地地为西方想想,过去一百多年都是他们说了算,现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崛起,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模式,价值观等等都不再是普世标准,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的恐惧、甚至憎恶不是可以理解吗?后来居上者为什么不能一笑置之呢?

黄燎宇: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反应完全是心理失衡造成的。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论无所谓,问题是最近一、两个月,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已经不是停留在普通语言的层次了,而是涉及到一些核心利益,对奥运会的冲击,我们中国人感到已经脱离思想范畴,已经成为一种宣战了。

德国之声:在围绕西藏和奥运会的问题上,中西方展开了一场舆论战之后,可以不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抱有的浪漫设想彻底破灭了呢?

黄燎宇:彻底破灭。不是说西藏问题不能谈。在欧洲人眼里,在德国人眼里,西藏问题为什么现在拿出来说。这不是明摆冲着我们奥运会来的吗?不管欧洲人承认不承认,这实在是一场阴谋。西藏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谈,为什么选择现在?不就是要给中国抹黑,甚至诱使中国政府采取过激行为,然后号召全球抵制奥运,不就是这个套路吗?太简单了,小儿科。西方人应该反思一下,我敢说一直到10年以前,我父辈中的不少人经常吃过晚饭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把门关上,听"敌台"的广播,美国之音,包括你们德国之声,因为他们觉得听这样的电台,才有真实的消息。大家绝对相信西方的自由,媒体报导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是现在,特别通过这一次,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德国之声:北大是民主、科学理念的摇篮,在目前西方对中国围攻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得到了人民前所未有的认同。北大的精英们在这种时候不是肩负着特别的责任,来敦促政府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吗?

黄燎宇:这一点我们是接受了西方的观念。知识分子一直都应该行使批判功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批判者。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精英意识。我们虽然没有专门去研究儒学,但我们知道儒学的一个核心就是匹夫有责。当然在目前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所以这一次西方对中国作法的客观效果可能是好的。回过头来看,政府可能还会很高兴。因为你这样把政府、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逼到了一起,建立了一个统一战线。13亿中国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西方人很少关心。为什么老百姓支持政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吃饭、穿衣,社会平平安安,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理想。西方不也是一样吗?你选总理、你选总统,拿什么标准?你不是也要看,谁能解决失业问题,谁让你过上好日子,谁让你国家保持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政府做的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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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2日

食品价格飙升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德国政府正在寻找解决全球食品危机的战略。有媒体报道称,总理府委托发展援助部长维乔雷克措伊尔收集有关食品价格飙升的数据及其原因。这一消息已经得到了维乔雷克措伊尔的证实。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此项任务的目的是为即将在日本举行的工业8国峰会作准备。

德国发展援助部长维乔雷克措伊尔有一位资深专家从旁协助:那就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约阿希姆?冯?布劳恩。这位农业专家认为,目前的食品价格飙升也是全球化的结果。他表示,虽然目前很多人已经可以获得更好的营养,但是这种积极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致命的恶果。
全球农业生产每年大约增长1%至1.5%。但是全球人口和收入的增长需要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达到4%,这样一来,缺口就越来越大。世界的消费量超过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这样一来,最穷的穷人就没有什么可以获得的了。布劳恩说,目前全球的贫困人口数量甚至还在增加。
与90年代相比,非洲每天只能挣0,5欧元的人口增加了3千万。他们处于世界收入分配的最末端,获得的帮助也最少。"

这些贫困者,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穷人,受到食品价格暴涨的冲击也最大。发展援助部长维乔雷克措伊尔表示:
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现象继续存在。正因如此,我、我所在的发展援助部以及德国政府都希望努力通过发展来减少世界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减少贫困和饥饿。这一目标不能失败。"

根据世界粮食组织公布的数字,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内增长了57%。其中大米、小麦等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的更加迅速。而这些基本食品也是很多最贫困人口唯一的营养来源。

布劳恩表示,将农业作物用作能源是食品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因此,发展援助部长维乔雷克措伊尔呼吁人们停止把农作物加工成能源使用。除此以外,她还要求有针对性地向最贫困国家的农民提供帮助,以便他们尽快提高生产力。维乔雷克措伊尔还呼吁发展中国家不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目前已有超过20个国家颁布了食品出口禁令。农业专家布劳恩表示,
所有这些做法都会给世界食品市场带来新的问题。现在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已经给彼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布劳恩表示,现在例如孟加拉、阿富汗等国已经很难获得进口粮食。维乔雷克措伊尔认为,目前已经开始实施的紧急援助措施非常重要,她还说:
鉴于气候转暖,鉴于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发展及食品危机,我们需要制定新的社会以及经济机制,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在这一问题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维乔雷克措伊尔观点一致。现在她们需要将这些理由带到即将在日本举行的工业8国峰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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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1日

马格德堡的"垃圾箱人"

德国有一个群体被称作"垃圾箱人",他们不去超市买吃的,而是到超市的垃圾箱里捡食物。现在,当"垃圾箱人"已经成了德国政治青年的时尚。他们去垃圾箱里捡吃的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社会上的一次性消费现象表达抗议。

一束手电光照进了灰色的大垃圾桶。法尔克?拜耶尔带着橡胶手套在垃圾袋中翻找。他已经从空的猫粮罐头和衰败的花束之后拉出了一袋水果。他说:"好,现在找到了。是芒果。里面只有一小部分烂了。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带走。削掉坏的部分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就留在这儿。"

深夜12点半,法尔克和尤勒把车停在了廉价超市利得尔的空停车场上。这是他们今天捡垃圾之旅的第一站。法尔克说:"我捡垃圾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我不希望人们把那些完全还可以吃的食品随手扔掉。我认为,这种乱扔东西的做法非常荒唐,完全不能让人接受。另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我的政治活动上,而不是浪费在打零工或者类似的赚钱的事情上。捡垃圾让我省下了很多原本必须去打工的时间。"

白天,27岁的法尔克在马格德堡的青年环保办公室工作。他负责组织一些反对基因食品或者反对8国峰会的活动,另外还为"绿色报刊"撰写文章,为当地的环保项目寻找资助人。

法尔克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生活,他希望将日常开销降到最低。两年来,法尔克所需的食品几乎都是从垃圾箱里淘来的。他坦承,第一次时也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担心被人看见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怎么办?感觉有点尴尬。但现在这种尴尬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有时候也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穷困的需要靠捡垃圾过活的社会底层人士。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一种优点,因为这样一来,我遇到麻烦的几率就小多了。"

法尔克和尤勒已经到了捡垃圾之旅的第三站,但收获并不丰富。他们带来的塑料箱里只装着一些柿子椒、小萝卜和芒果。他们决定向下一个超市进发。法尔克和尤勒穿过黑暗的停车场,走向超市的后门。墙上的感应灯亮了起来。十几只装满蔬菜水果的箱子放在门边。其中大部分都还是新鲜的。有草莓。还有大葱。梨看起来也不错,至少有一步部分看起来还不错。

这次战果丰硕。大多情况下,法尔克一次捡垃圾之旅就可以收集到足够几星期的食物。他解释说,在马格德堡,晚上去超市捡垃圾的人还不多,不像在柏林等一些大城市,"垃圾箱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竞争。在一些圈子里,从垃圾箱里找吃的已经成了时尚。

不过"垃圾箱人"并不总是受到超市的欢迎。一些超市管理者甚至威胁要动武,警察也叫来过好几次,不过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到底偷垃圾算不算犯法一直存在争议。不过法尔克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我准备了一些小卡片。和超市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时,我就拿出这些小卡片,上面一开始挑衅地写着,他们应该控告我,但之后还有我的观点。我关心的是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挨饿、当德国还存在贫困人口的时候,他们却在浪费食物、销毁食物。"

当带来的九只箱子都装满以后,法尔克和尤勒踏上了归程。大部分淘到的蔬菜将写进第二天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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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对思维影响很大

一个人一旦学会说话,他的思维就不光受图像的影响,而且也开始受词语的影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学者现在证明,母语对一个人会注意到什么东西、对他如何描述所看到的东西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在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海德堡大学对外德语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他们请参加研究的自愿受试人员观看表达不同场景的录像短片,比如说走在路上的两名女性,或者有人走向一栋房子、然后走进房子等场景。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施密托娃博士介绍了所有这些录像的共同特点以及受试人员观看之后的任务。她说:"我们总共有60个录像,它们表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场景。但有一点最关键,那就是所有短片表现的都是动态场景。受试人员的任务是在观看这些场景的同时,尽快把他所看懂的东西用语言描述出来。"

换句话说,就是让受试人员扮演通讯员的角色,做现场报道。但受试人员并不知道的是,所有这些场景其实都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走动型的,也就是画面上的人也好动物也好都只是在走动;另一类是到达型的,也就是他们到达了一个什么目的地。受试人员的母语背景不同,合计7种母语。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如何描述所看到的场景,和他们说哪种母语有很大关系。施密托娃介绍说:"确实是这样。要知道,每种语言都有表达所谓终点的方式和可能性。有些场景并没有达到终点,但是在描述当中,在多大程度上提到这些并未到达的终点,不同语言、或者说是说不同母语的人处理得很不一样。"

一名德国男孩有一次甚至几近绝望地说:"让我怎么说呀?我哪儿知道这些小羊羔要去哪儿呀。"海德堡的学者发现,60%的德国人、捷克人、荷兰人都会提到行动的终点或者说目的地,虽然画面上这些行动还没有结束,但这样说的阿拉伯人却只有40%。很显然,这和不同语言的语法很有关系。施密托娃说:"提不提终点,和句子的语法结构有关。比如说,说德语的人就和说英语的人不一样,因为用德语的话,几乎非得提终点,表达得才算顺耳。"

也就是说,语言决定了人们怎么描述一个场景,原因是和德语相比,英语以及其它一些语言的现在进行时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比如德语就不大会说"两名正在行走的女性",而更多地是说"这两名女性正往某某地方走"。

对场景的描述方式不同,是否意味着受试者对场景的感知也不同呢?为此,研究人员请受试者在看过录像大约5分钟之后,回忆他们看到了什么。施密托娃介绍说:"结果非常明显,在口述中提到终点的人对场景的记忆要好得多,比如说德国人就比英国人或者西班牙人记得牢多了。"

显然,语法特点会影响到一个人观察场景各个细节的注意程度。为了检验这一点是否正确,研究人员还录下了受试者的眼球动作和视线方向。施密托娃说:"我们研究了受试者有没有很早就注意到所谓的'兴趣区域',也就是对一个场景比较重要的画面区域,比如说还没走到的房子等。结果表明,母语是德语的受试者比母语是英语的受试者注意所谓终点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也频繁得多。"

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要用语言描述他所看到的场景时,他的母语就会对他怎么看、看到什么产生影响。但假如受试者没有描述任务的话,那他们的眼球动作基本上就没什么差别。也就是说,描述任务和母语对人的感知和思维起着某种过滤作用。在此,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属于一类,更多地是聚焦动作和其进行过程,荷兰语、德语和捷克语属于另一类,更多地是注意目标。施密托娃说:"我们研究小组认为,不同文化当然有差异,我们只是试图通过具体的语言学方面的现象来指出这些差异,或许还可以用它们来解释这些差异。然而,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传统或者说文化习俗并不是唯一的根源。绝对不是!"

施密托娃生在捷克,她和她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一起研究发现的现象又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那就是语言和文化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如果不仔细研究在一个文化中所说的语言,你能理解这个文化吗?而且,更令人关心的问题是,如今推广全球的英语会不会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本色,而最终影响到其国民的、显然和语言很有关系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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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7日

中国律师欲自发进藏

3月14日西藏发生骚乱之后,中国官方将其定义为部分暴力分子的"打砸抢烧"事件,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包括西藏临近省份在内的地区之内已经有数十人因此被捕。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内地的律师在网络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帮助。

4月2日,以北京律师滕彪,李苏滨为代表的一批法律界人士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呼吁有关部门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有关刑事诉讼程序对待被捕藏民,杜绝刑讯逼供,尊重司法独立,维护法律尊严。同时,参与签署声明的18名律师还表示愿意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帮助,声明签署人之一的李苏滨律师还为"律师进藏"起草了一份行动纲领,他说:"西藏事件出来之后,我考虑当地应该有很多事件要求处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律师的团体去西藏。我随后联系大家报名的时候,还制定了一个关于进藏活动的行动纲领,落实17大依法治国方针,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为藏族同胞护法维权,这样一个三十字行动方针。"

李苏滨表示,中国法律并没有就律师在异地受理业务作出限制,因此他们完全可以依法为西藏地区民众提供法律帮助,而这其中包括许多方面,比如,如果有民众在打砸抢事件中财产受到侵害的话,律师可以代理民事业务,此外被逮捕的藏民可能也需要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但是,据李苏滨律师透露,在声明发表之后,目前还没有藏民向他寻求法律帮助。

此外,由于西藏事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中国政府对律师们的声明作何反应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曾有网络报道称,部分声明愿意为藏民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受到了司法当局的暗示,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西藏事件的法律诉讼过程。李苏滨律师表示也听说类似传闻,但他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构的类似劝告,他说:"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说有司法部门的人跟他们进行商谈,提到去西藏是不是不妥。我也听滕彪律师说,司法局也跟他谈了,但也没有说不让去。这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也是有依法治国的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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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上涨:几家欢喜几家愁

近来,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这已导致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没钱购买每天所需的面包、大米或玉米。由此引发的骚乱和抗议在过去几天充斥了电视画面。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是食品价格上涨的受害者。有的商人为了大赚一笔,甚至故意抬高价格。德国之声记者Nicola
Glass在泰国采访了几位米商,以下是他发回的相关报道:

现在,做大米生意非常赚钱,至少一些投机商是这样认为的。泰国的大米出口量居世界之首,急剧上涨的米价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诱惑。很多商人都被指责故意囤积大米,以继续抬高价格。泰国大米出口联合会主席奥帕斯旺斯表示:

那是一些中间商或者原本不做大米买卖的地方商人。他们只是为了赚钱就跑去买光了农民的大米,然后囤积在自己的后院,或者是租来的仓库。这样一来就影响了部分供应。"

而一些地方政客和富人也对此负有责任。有能力的人会购买大米储藏起来,一些有关供应紧张的新闻已经引起了一轮抢购风潮。事实上,大米现在不仅带来了巨额利润,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犯罪。

曼谷邮报援引泰国央行一位经济师的话称,不久前,国库中有约20万吨的大米不翼而飞,其价值折合1亿美元,这宗盗窃案的凶手目前尚不清楚。泰国中部也已经有至少5个省发生了盗窃粮食案。商务部长桑苏万已经请求军队保护国有粮仓,很多种植大米的农民晚上也在田间采取了防范措施。

另外,还有人偷稻米种子。农民吉斯里某天早晨醒来,发现600公斤大米种子没了。这让他和他的家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仅在物质上,也包括心理上。吉斯里说:
当我确信种子不见了以后,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的妻子和儿子抱着我,安慰我。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可以重新购买种子。但真让我痛心的其实不是钱,而是米神。我一辈子都在供奉米神,以为他会保护我们。"

也有一些农民因米价上涨而获益,但那只是极少数有能力储存大米的农民。很多小农由于没这样的能力,不得不在收割后立刻将大米卖给中间商。另外,还有一些农民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田耕种。他们需要交付田租、购买越来越贵的种子,运输所需的汽油也要自己负担,因而,尽管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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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赞助商处境尴尬

对赞助商来说,他们对北京奥运的积极参与成了一件糟糕的事,他们在全球面临声誉扫地的危险。如果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三星,麦当劳和大众继续赞助北京奥运,他们在本国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临时取消出头露面的大型活动,中方又会不满。而且这些公司在中国都有大量投资。

鉴于各界对在西藏进行奥运火炬接力的争议,德国大众汽车的子公司奥迪取消了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为其新的越野车作宣传活动的计划。奥迪是奥运火炬在西藏传递活动的唯一赞助商。但同其它德国公司一样,奥迪对北京奥运会的赞助计划没有改变。

奥迪公司的经理们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西藏会发生骚乱。这一事件让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的传递变成了一场难堪的行进,道路一再被抗议者阻断。在旧金山,组织者临时改变了路线,火炬经过的某些街道甚至空无一人。这可不是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们希望看到的画面。

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活动,对企业来说,则是展示宣传自己产品的最佳平台。因此大众公司早就成为奥组委用车的独家赞助伙伴,向奥运会提供6000辆轿车,包括4500辆大众,1000辆奥迪和650辆斯柯达。
奥迪则希望在之前的火炬接力中就一展风采,展示其新型越野车。按计划,新车将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5500米的登山大本营迎接奥运圣火,此外奥迪还计划在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办宣传活动。但拉萨骚乱后几乎不允许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而奥迪认为没有世界媒体在场,再好的活动也失去了意义。

大众是中国市场上占领先地位的汽车生产商。世界最大化工集团,德国的巴斯夫也在中国有大规模投资。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哈姆布莱西特,也是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主席,他更赞同以贸易促变革,即通过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以期推动其改变。他说:"到中国来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回想一下中国发生的诸多变化,人们如何走向富裕,又怎样随着收入的提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想想这些我必须说,以贸易促变革是正确的道路。"

与中国企业相比,欧洲企业设在中国的工厂里,员工们仍享有更高的自由,更多发言权和更高的收入。哈姆布莱希特坚信,这种变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好处,在人权方面也是如此:"人权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平等尊重态度和中方对话。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面临着比我们大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我们是无法想象的。看一看中国庞大的人口,看看他们是怎样用自己的劳作改变这个国家,为自己创造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多权利。我要说,而且大赦国际也这样说-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德国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十分积极。大众公司去年在中国生产销售了91万辆汽车,其中奥迪有10万辆,比前一年增加了25%。奥迪总裁施塔德勒称中国是奥迪的第二个本土市场。对于大部分德国大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意义毋庸置疑。因此他们也希望利用奥运的机会,吸引中国和世界的目光。运动服装生产商阿迪达斯为数千名奥运会服务人员提供了运动服。但不巧的是,在伦敦和巴黎伴随奥运火炬传递的中方安全人员也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装,他们与抗议者推搡冲撞的镜头和画面出现在全球的电视和报纸上。

也许某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出现在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但大众,阿迪达斯,西门子和巴斯夫的总裁肯定会到场。如果赞助商撤回赞助,无疑会被中方视为挑衅,有损于企业在中国的形象。但如果其他国家的民众将赞助奥运视为对威权政治唯唯诺诺,企业的声誉也会大打折扣。由于奥运火炬在巴黎遭遇强烈抗议,已有中国人呼吁抵制法国大型超市家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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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5日

友善的大国还是黄祸?

"中国"如今已成了西方媒体的关键词。无论在能源、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中国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关注中国逐渐崛起的同时,西方社会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到底会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还是黄祸?本周,在位于波恩的莱因博物馆内就举行了一场已此为题的讨论会。

"友善的大国还是黄祸?"主题讨论会是"与中国相遇"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波恩汉学学会的贺雅力在谈到其初衷时表示:"我们今天不仅希望就中国进行思考,而且也希望就我们如何与中国相处进行思考。这项活动将促使我们在地区层面,就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最近的西藏问题一直占据着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些报道让很多西方读者和听众想起了"黄祸"这一概念。不过"友善的大国还是黄祸"讨论会并不是以西藏问题为中心,而是将从长期、系统的角度就中国崛起给国际舞台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主持人、德意志电台的希利维亚?恩格斯在介绍讨论内容时说:"中国的崛起粗略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领导人的战略以及政策,当然还有经济。通过观察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对国际力量的对比和转变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另外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参与这场主题讨论的嘉宾包括亚洲问题专家、畅销书作者弗朗克?希勒恩,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以及特里尔大学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系教授汉斯?茅尔。茅尔认为,对中国而言,无论"友善大国",还是"黄祸"的概念都不贴切:"我认为这些概念从根本上都不适合用来分析或者了解中国面临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对问题进行另一种表述。我认为,实际的问题在于21世纪面临的政策问题是否已经有所增加。"
除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关系进行分析、讨论,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也指出,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从一种"亢奋"转变成了"恐惧"。畅销作家希勒恩则认为,面对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应该调整自己的定位:"从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开始,我们在全球层面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可以制定游戏规则。现在,这个时代正在渐渐结束。很难估计其速度到底有多快,但是我认为,这一发展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调整自己,适应这一新的趋势。"

不过希勒恩也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有很多地方需要依赖西方,中国不可能离开西方而独自生存:"这是全球化的巨大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例如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中国需要西方的技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制造高级汽车的能力。他们目前制造的汽车可以在低廉市场上构成竞争,但是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未来他们将会造出高水平的汽车,但是在此之前,中国需要西方。"
讨论结束后,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国政府对于政治透明化的意愿有多大?德国对中国的立场是么?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的克里斯朵夫?米勒-霍夫施泰德认为,这些问题虽然不可能立刻找到答案,但是争论本身就可以让人有所进步:"我们能否找到答案,能否找到一个一致的答案,对于这一点我当然表示怀疑。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争论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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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于本周在柏林和波恩拉开帷幕。北大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波恩老市政厅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演讲是该系列活动迄今的一个亮点。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随后就西藏、新闻自由和民主化等问题采访了贺教授。

德国之声:贺教授,您刚才在演讲的一开始开玩笑地抱怨组织者几个月前在邀请您来德国时没有告诉您,在德国主要谈的将是西藏问题。那么我也从这个问题开始。您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此间媒体的片面报导吗?

贺卫方:西方的反应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表现。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首先是中国热,大家觉得中国是代表一种开放发展、走向民主化的希望。尽管中间有1989年的事件,但西方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也很愿夸耀这一成就,我们也喜欢说我们是大国崛起,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展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切使得西方从对中国的赞许、热情的拥抱逐渐走向怀疑,也许积累到一定阶段,现在是一个爆发。西藏只是一个导火索。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在伦敦、在巴黎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作为中国人,您看到这样的画面,您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呢?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德国之声: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作出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自由报导。在西藏事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样的承诺还有兑现的可能吗?

贺卫方:在其他的地区问题不大。我在北京也经常接触其他国家的媒体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确实现在是很自由,去外地旅行以前都需要得到外办的批准,现在不需要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现在看起来是西藏。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德国的议员,我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西方政府和政治家现在有很大的责任,如何与中国交往,不要为了迎合本国民众,一味说一些很激烈的话。这样会引发中国政府更加强烈的反弹,会激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德国之声:您在演讲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没有新闻自由,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新闻自由有可能吗?

贺卫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在变化。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麻袋,什么都能装进去,只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而是在演变中。比如我们不叫新闻自由,我们叫舆论监督。过去是党报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都市报,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报纸现在受商业逻辑的影响,如果不去做广告,生存就很困难。所以为了让人来做广告,就必须把报纸办好。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我自己觉得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不断地放松,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是否迟早有一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说,开放报禁,老百姓可以随便办报。只要你能办得起。我自己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贺卫方:对,我觉得这点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将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而且还可以把他选下去。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您说,让您感到很高兴的是,台湾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中国的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也是学法律的,您认为到他们当政的时候,中国实现民主的机遇是否会大一些呢?

贺卫方:李克强是真学法律的。他是北大1977年入学的。习近平其实不是学法律的。咱们学科分配,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后拿学位都是法律系。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马列主义教育的。从现在的趋势看,学文科的越来越多地走上政治舞台。过去基本上是工程师,有人说满清王朝北大荒,领导人都是清华毕业的,叫满清王朝。北大就荒了。所以李克强进入高层是很少见的。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人的学历背景,而是整个的决策模式。如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得不到尊重,学历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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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0日

尼泊尔大选和毛派前景

尼泊尔本周四将选出制宪会议。这不仅是该国十几年来首次举行制宪会议选举,也标志着尼泊尔民族和解进程取得了胜利。目前在尼泊尔驻扎着大约1000名外国选举观察员,当地局势紧张,本周一,该国南部才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但尽管如此,尼泊尔人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觉醒。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发自加德满都的报导。

"我们尼泊尔是一个信印度教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位国王。就像一个家不能没有父亲。我们绝对需要一位国王,这些人声称我们不需要国王。但是我们需要。"

住在加德满都姐妹城市帕坦的玛雅非常支持君主制。但他的观点几乎是孤立的。因为重要的党派已经达成一致,废除国王,这将成为制宪会议的第一份决议。目前无论航空公司还是军队,在提到国家名称时,已经避免使用"王国"一词。

为此,各党派需要重新履行义务。目前的临时政府包括上世纪90年代曾在尼泊尔执政的各大党派--尼泊尔大会党,共产党,当然还有毛派。

十几岁的奥姆认为,应该给毛派一个机会。毕竟其他党派已经获得过机会,但却并没有作出成绩,"毛派的执政方式会有不同。他们将创造平等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许就像一个共和国。可以让尼泊尔变成另一个瑞士。至少我希望如此。"

但是毛派在媒体上的口碑却并不好。媒体报道了很多毛派在选战中袭击、威胁政治对手的内容。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罗卡雅认为,这样的谴责具有局限性,"他们进行了十几年的武装流血斗争。他们培养干部的目标当然是为了战斗!我个人对于这个革命党所显示出来的纪律性以及和平活动感到满意。他们利用议会民主向政府施压。"

有一点人们必须承认,毛派将大多数尼泊尔民众的参与提上了政治议事日程。帕坦的另一位市民尼奥巴纳认为,改变尼泊尔社会是制宪会议的主要任务,"这里存在很多种姓,很多族群,例如纽瓦丽人、婆罗门人。大家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受到尊重。"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尼泊尔一样,有如此众多的族群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中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参与政治,要求更多的权利。
尼奥巴纳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选举。因为没有选举才会发生这一切。现在制定的宪法应当顾及到所有的人,顾及到他们的要求。选举将解决一切问题。"

联邦制是制宪会议的重要议题。不过选举不会使政府出现太多转变。因为目前由包括毛派在内的7个党派参与的政府仍将继续执政。人权委员会的罗卡雅表示,"各党派的政治领导人自己也说,一个共同政府,一个至少由7个党派组成的政府至少还需要维持10到20年。毛派领导人也表示,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党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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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艰难的奥运火炬行

由于人权组织和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者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和巴黎多处受阻,以至于不得不临时改变路线或缩短路程。中国官方则一再强调,干扰行动只是一小撮"藏独"分子所为。今天火炬接力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继续举行,而抗议活动两天前即已展开。德国之声中文广播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在五百名保安人员的严密监护下,奥运圣火已于周二从巴黎飞抵旧金山。火炬接力今天开始举行,但两天前抗议活动就已展开,一个名为"自由西藏大学生"组织的三名成员攀上旧金山的城市象征
- 金门大桥悬挂起一面大型横幅,上面写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自由西藏!"

旧金山市周三将出动大量警员,为火炬接力护驾。而此前已有数千人表示将参加抗议活动。旧金山市长纽森强调,他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在火炬接力过程出现意外事件。但他同时也表示,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

此前,奥运火炬途径伦敦和巴黎时,均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事件。一些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者和人权积极分子多次试图阻止火炬手行进。据美联社报道,因示威者干扰,奥运圣火在巴黎曾熄灭五次,接力路段各主要景点,如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等出现象征中国人权纪录恶劣的画有手铐的奥运五环旗,巴黎市政厅也悬挂起向藏西藏自由的雪山狮子旗。有鉴于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最终决定缩短路程,并提前结束火炬接力活动。国际奥委会媒体委员会主席古斯帕尔周二在北京对干扰圣火的行为提出严厉谴责。他说,
"暴力袭击奥运圣火传递的行为并不是对公众舆论的真实反映。"

因巴黎火炬接力受到严重干扰,法国政府也成为批评对象。一些亲政府报刊也已强硬措辞批评政府虽然出动大量警力,却未能确保火炬接力顺利进行。

巴黎警方表示,周二火炬接力过程中,共有18人被捕,另有一名电视记者被警察打伤。巴黎人报形容当时的场面时写道:
粗暴的警察,激烈的抗议,无助的运动员,措手不及的政府- 奥运火炬接力蒙受惨败。
法国总统萨科奇也承认,这是一场令所有各方都悲伤的事件。他表示,他能够理解这一事件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但在民主国家,举行示威是正常的事情。他说,避免火炬接力今后路段不再出现类似情况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而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则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正是由于周二在巴黎出现的混乱场面,使这种对话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表示,这是西藏分裂分子绑架奥运的一次尝试,但他们并没有成功。

与此相反,参与抗议活动的记者无疆界组织认为,他们的抗议行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该组织主席梅纳尔德表示,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了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记者无疆界组织总干事谢菲尔表示:
"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关注并同奥运会联系到一起,令我们感到很高兴。中国在获得承办权时曾承诺改善人权,但我们认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权举行抗议。"
西藏精神领袖此前曾发表告西藏人民书,再度表明他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立场,并告诫藏人不要成为北京奥运会的障碍,不要采取可能引发汉族人民仇恨的行动。他说,西藏人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中国领导层中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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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7日

两极冰的融化速度比预测快得多

气候变暖,海水体积膨胀,海平面就会升高。地球上70%的淡水就是以积冰的形式储存在南极,它们一旦融化,自然会对海平面高度产生极大影响。地球正在变暖,两极的冰正在融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学术界很难预测的是,融化过程究竟有多快。根据一支国际科研小组的最新研究结果,这个过程恐怕比气候学家至今预测的要快得多。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大地学家库策拉(Michael
Kucera)是德国图宾根大学古微生物专业的教授,他研究的对象是几十万年前落到海底泥桨中、后来变成化石的海洋微生物。远古时代的海洋微生物和今天的一样种类、数量繁多,而且非常相似。库策拉可以从这些化石中解读当时的环境条件,就像其他科学家通过树木的年轮研究环境历史一样。他介绍说:
"你其实可以把沉积在海底的这些沉积层看作是正在生长的一棵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层又一层,叠加在一起。我们从海底泥浆中钻取样品,就等于获取了历史见证。我们把钻芯切成一片片的薄片,就好像把它做成一本书,一页页翻回去,看历史都留下哪些微生物化石。"

因为这些微生物和今天海洋中的微生物如各种藻类、浮游生物等非常相似,所以科学家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些微生物是怎么生活的:它们都吃些什么、体内储存些什么物质、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等等。库策拉介绍说:
"我们现在也跟随科学考察船出远门,研究今天的海洋微生物。我们研究在不同海域--热带海洋也好,较冷的海域也好,各自生活着什么样的微生物。我们也研究它们是怎么造壳的,壳里含有哪些化学元素,这些微生物和海水成分、和海洋表层水的温度都有些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分析近几十万年来的海洋微生物化石。"

因为近几十万年来,海洋微生物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进化。地球上哪里可以找到海洋微生物化石,就说明哪里曾经是海洋。库策拉说: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了解到,地球的上一次温暖期,也就是125000年前,海平面比今天高6米多。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地球上在离现在的海平面6米高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珊瑚化石,说明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6米。"

而当时的气温只比现在的高3到5摄氏度!这对许多沿海城市来说,意味着极大的洪泛风险,比如说纽约的地铁可能就会年年被淹,因为纽约是由好几个岛屿组成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许多海拔不高的地区或者岛屿只是偶尔被淹,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些地方,因为海水致使地下水的含盐量增高,使土地变成盐碱地,不再适合耕作。

那么,库策拉所在的国际科研小组是怎么测出历史上海平面的上升速度的呢?他们从地中海、从阿拉伯海、从红海钻取的样品为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红海的含盐量比其它地方高很多,因此那里的化石保存得也特别好。但和其他海域相比,红海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库策拉教授解释说:
"红海的情况是除了在南岸一个很窄的地方和全球海洋相通以外,完全'与世隔绝',没有河流流向红海,那里也不下雨,因为周围都是沙漠。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海平面高度的变化对红海的影响特别大。"

红海的含盐量之所以很高一是因为它和其它水域的"沟通"不多,二是因为海水不断挥发。一旦周围海洋的水位升高,含盐量低的海水就会流入红海,改变红海的含盐量,这一变化也会反映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化石上。库策拉说:
"可以说我们一页一页地读了红海的微生物化石写就的书。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模型,告诉我们一层层样品之间相隔大约有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就测量化石中氧同位素的含量,这个数值就相当于含盐量什么的。测量结果表明,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是每隔100年1.6米,这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估计。"

保守估计,意味着海平面的升高速度甚至还可能快得多。现在测到的1.6米这个结果已经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给出的数字高出两倍,原因在于气候专家们至今没有掌握有关冰川和两级冰盖融化速度的可靠数据。今天,人们已经在格陵兰岛上观察到,那里的冰川的融化速度已经比常用气候模型预测的要快。

即便人类能够做到使全球气候变暖不超过2度,还是排除不了海平面上升速度更快的风险。那么假如人类社会做不到这一点,假如两极冰盖全部融化、就像回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的话,那海平面甚至会比今天高出70米。当年这个过程需要了多长时间,现今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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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勒教授谈西藏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

德国之声:提到民族问题,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那么,目前少数民族中的独立运动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黑伯勒:除了藏族和维吾尔族之外,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中基本上没有独立运动。蒙古族有规模较小的独立运动。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德国之声:如何看待西藏骚乱事件中藏民一方的暴力活动?

黑伯勒:我认为,暴力无论来自哪一方,都是错误的。我也反对藏族青年人联合会呼吁藏民武装起来进行战斗,这只会造成无谓的生命损失,只会使矛盾激化,而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

德国之声:如何理解少数民族中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这是否与骚乱事件中的暴力活动有所关联?

黑伯勒:犯罪行为不只是法律问题,它总与社会现状紧密相连。通过对西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我发现,少数民族中失业率很高,很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成员找不到工作,因此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犯罪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年轻人会有较强的暴力倾向。在德国,外来移民中的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缺乏未来的前景。我一再强调,不能将西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犯罪现象单纯的看作是刑法问题,还要看到他们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现状的不满情绪。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自治上,都必须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能一味去加以限制。

德国之声:对汉族人来说,为什么换位思考、站在少数民族角度考虑他们所处的情况、进而反思少数民族政策如此之难?

黑伯勒: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德国之声: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汉族人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象?

黑伯勒:我认为,如果是真正的自治,那么就应当由少数民族发挥自治权,他们应当有权决定允许哪些人移民到当地,移民规模多大,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他们在自治的地区成为人数上的弱者。

德国之声:少数民族还应获得哪些方面的自治权?

黑伯勒:中国强调将成为法治国家,追求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要实现和谐,就必须保障少数民族享有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确实得到保障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自治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财政、教育事务中的自主决定权,在高中以前的教育中应当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母语、汉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教学。这些目前均没有实现。

德国之声:您谈到的是很高程度的自治。但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最近作出表态,将加强对少数民族中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似乎并不是在向您所建议的方向发展。

黑伯勒:这只会适得其反。最近几年,西藏寺庙中每周要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是,僧侣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拒绝参加。他们希望履行宗教习俗,而不是接受"达赖喇嘛是恶人"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只要达赖喇嘛在世,这种观念的灌输就不会奏效。

德国之声:高度自治是否可行?

黑伯勒: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实现。西藏最近的局势更促使有关实现更大程度自治的讨论搁置很长时间。局面搞得很僵,以至于双方之间无法进行对话。人们的感觉是,少数民族加强了对独立的追求,因此必须对他们的自治权加以限制。地方官员中也弥漫着很强烈的气氛,认为不应允许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数年前,有关自治权的法律曾经进行过修订,一些学者提出给予更大自治权的建议,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而在目前的气氛之下,我想没有人敢于再发表这样的看法。

德国之声:您认为,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尤其在文化上是否仍存在优越感?

黑伯勒: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历史上汉民族的文化被认为更先进,而历史上的这种看法又在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的理念下被加强,少数民族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下、等级制度使得少数民族被贬低。这对许多汉人的想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德国之声:如何能促使汉族人转换思维?

黑伯勒:很困难。许多人在上学的时候就学到,少数民族很落后,他们能歌善舞,无忧无虑。必须对历史书籍和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首先必须就此展开讨论。少数民族和汉族必须共同讨论相关的历史。迄今为止,官方的说法是,民族关系一直很和睦,各民族都希望国家统一、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名少数民族代表曾经在德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少数民族和汉族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双方必须去了解对方的看法。因为目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占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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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3日

藏青会随时准备拿起枪-达赖和西藏问题再探

中国从事件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达赖喇嘛。虽有微妙转变,但语调没有太多的不同。现在又公布了"达赖集团"的"大起义"计划。而西方却不管中国怎么说,始终认定达赖的和平特性。达赖喇嘛反而空前的吃香了,美国、欧盟、日本都让他前去。达赖喇嘛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前往达兰萨拉,发回了一篇详细的报导。或许对这个问题有些启发。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并进一步分析达赖和西藏前景如下。

探访达赖的大本营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访问了流亡西藏人在印度的聚居地达兰萨拉。藏青会成员多尔杰(Sonam
Dorjee)对他说,他们尊达赖喇嘛为600万藏人的领袖,"但我们有权利去追求我们的目的。"记者说,对藏青会的人来说,达赖的中间道路再也不是最高信条。他们不再要求自治,对不使用暴力的原则也提出越来越大的质疑,如果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决定拿起武器,支持他们就是我们的义务。"

记者看到二十几个藏人在那儿静坐示威,每24小时倒一次班。通往主寺院的路旁张贴着大幅的照片:一个被开枪打死的西藏人。在"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人们向记者保证说,这是在中国四川被开枪打死的藏人,他的尸体被送入纳巴(Ngaba)的吉尔提寺(Kirti),这张照片是在那里用电子相机拍的。

晚上,在寺院前的广场上,在银幕上播放中国警察打人的照片时,观众中发出一片愤怒的声浪。当播放奥地利一段德语录象,西藏抗议者登上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时,场上发出一片欢呼。
达赖喇嘛的秘书腾晋塔拉对记者说:"西藏起义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它让世界睁开了眼睛。"但他强调了达赖喇嘛的和平路线,他说,达赖喇嘛坚信,"只有在中国人民对西藏人的好感不丧失的情况下,西藏问题才能和平解决。"

记者采访了一个叫江措(Gyamtso)的西藏人,他是在暴乱前刚偷逃出中国的。他也许是至今最后一个逃出的西藏人了。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军队封锁了边境。他说,关于这些天西藏的情况,他也只是听说,人们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报情况。但他描述了他在西藏时的情况,他说他上不起学校。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宗教上的控制,"警察至少每周到他父母家来一次,检查墙上是否有达赖喇嘛的像。"西藏民主人权中心藤津(Urgen
Tenzin)对记者说,流亡政府掌握着一份北京的秘密文件,是关于大规模向西藏移民的计划的。

藤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追随了几十年的中间路线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他认为,现在还存在反对暴力的堡垒,但是一旦达赖喇嘛不再领导"民族斗争"了,就很难说会采取什么手段,"达赖喇嘛的去世对西藏人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但也是中国的沉重损失。"

围绕达赖喇嘛的问题

围绕着达赖喇嘛,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达赖喇嘛究竟是真的坚持他的中间路线,即和平解决问题呢,还是真的象中国坚持说的,是策划与参与着暴力计划的。前些天德国之声引述过的奥地利"标准报"最新的一篇报导再次追问,温家宝总理前一阵指达赖是事件策划者,但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证据拿出来。也许,中国根据的是一般的逻辑:作为西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不同意的事情,怎么可能进行呢?但从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上述报导看,意见分歧在达兰萨拉确实是存在着的。这个问题看来一时无法澄清,中国看来怀疑达赖,西方坚信达赖,达赖策划与否至少是至今还没有任何根据的,至于他是反对还是听任自流,默许,现在谁也说不好。这个问题只能存疑。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坚持指达赖是暴力事件策划者?这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确实是这么坚信的,另一种是希望通过这种"坚指",迫使达赖为制止暴力作出更大的、真正的努力。3-14后,有些海外中文媒体分析说,中国坚指达赖,也是因为不想让藏青会扬名。现在,中国的口径已有了些微变化,藏青会也提了,并再三要求达赖拿出实际行动来,说那样才可能恢复对话。达赖喇嘛对藏人的约束力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印度外长也要求达赖不要进行可能损害印中关系的政治活动。可见,印度也同样认为达赖有这个能力来约束藏人。但是,中国始终坚指达赖是否好呢?尽管西方根本就不听中国说的?还是"分而化之"的好?这些自然是中国领导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方面的事态发展目前也只能存疑。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跟达赖(的代表)对话?笔者的看法是:绝对应该,也一定会的。否则,这个西藏问题会一直延续到奥运,而奥运可能会在一片政治阴云下开幕。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全世界的报导标题都拖上一个"西藏问题"的副标题,这个奥运还能辉煌吗?更不用说,如果有些运动员在场地上拉开一个横幅什么的这种完全可能、防不胜防的可能性了。也许中国政府是希望局势进一步稳定下来,对达赖的施压有一定效果后才开谈。但即使没有什么效果,恐怕谈也是免不了的。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让达赖回去?这才是关键问题。21世纪初,中国跟达赖的代表谈过几次,但毫无进展。德国之声中文广播一名记者几年前在瑞士见过刚从中国返回的两名达赖谈判代表(同时是驻欧盟和美国代表)。他们说,其实根本没谈什么,到那儿请他们吃饭,然后是安排旅游。后来,让他们到拉萨去了,出现了人山人海、全城空巷的局面。他们还仅仅是达赖的代表,就已经如此了。此后,谈判就中断了。这些天,一些香港媒体说,中国其实最怕的是达赖回去。现在出现了这种形势,恐怕中国应该对有关看法重新考虑一番了。让达赖回去,确实可能让藏人只信他,不再听共产党的,西藏当地政府不得不改组,或共产党的班子虚设,于是,有了个高度的自治,只不过那里有中国军队驻扎,西藏同时也没有外交权力。这个前景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不让达赖回去,西藏的政局可能永远不能真正稳定下来,尤其在达赖去世后,那里真的可能成为一个乱地。尤其是在有一个"基地"在境外的情况下,那里万一成为新的伊拉克或甚至巴勒斯坦怎么办?不久后如果恢复对话,如果仍然采取的是拖的战术,那只能起到保证奥运的作用,但藏人的耐心看来是有限的。拖几年可能,拖长了不太可能,拖到达赖去世了可能更麻烦。中国日前有一篇报导说,达赖是分几步棋走,先回去,然后时机成熟了通过公投来独立。但这个前景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因为有中国军队在那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哪一世的达赖恐怕也只能再次出走印度,那时印度是否还肯收留也不好说了。总之,达赖的前景,只怕没有邓小平那样的魄力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达赖喇嘛以外的关键问题:西方的人心

西藏事件分裂了世界。日前有报导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穷国战胜了富国",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有13个,而欧洲的代表只有7个,结果不能指责中国。当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站在中国一边的可能居多,但民众怎么想却不好说了。一名信佛教的印度运动员已经拒绝举火炬,另一个也受到了很大压力。

在西方国家,对此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华人对西方一些媒体的歪曲报导的大规模抗议,自然让人们对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思索。这几天,加拿大华人、留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海外华人网站上刊登了照片),柏林中国留学生也有上百人的示威(并制作了录像放在youtube上),虽然此间媒体不予报导,但也会引起一些思索。许多西语好的中国人到网上去发表西语文章,参加评论,更是一个新动态。从网上报导的评论看,确实有些德国人的看法有了变化。但是,跟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媒体的说法-中国在这一战役中打败了西方,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相信中国说法的还是很少的,即使相信的人,也不见得就是支持中国的。

政界和体育组织等,还是在讨论抵制奥运的问题。即使是反对抵制的,说的理由也仅仅是为运动员着想。对中国特别友好的汉堡市政府已经够特别的了,市政府负责人表示,"我们跟中国一直有密切的关系,"9月的"中国时代"活动不受影响,他们不搞联邦已经表态了的之外的"附加外交政策"。但他们也表示,在那期间如果有人要举办什么政治性的活动,他们也不反对。对中国来说,一个更危急的现象是:现在人们考虑的已经基本上不再是西藏事件中谁是受害者了;一种思潮在悄悄地泛滥着:即使中国这次是被动的,甚至受害的,但西藏人总体上也没错。虽然几乎没人说应该支持西藏人用暴力来争取独立,但实际上有许多人的想法正是:即使西藏人武装起义,也没错;西藏应该独立,或至少获得自由。至少,此间很多人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借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加压力,改善西藏情况。

就连日前为中国说话的奥地利"标准报",在最新文章里也写道,也许是象经济学人报导的那样,中国政府在西藏事件中处理得比较谨慎,但是,这只能表明,北京"在目前不能制造新的天安门事件",意即在奥运之前特别谨慎。然后,该报的结论是,体育组织等还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的做法似乎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在这种思潮中,中国局限于"澄清事实"的做法,且不说此间仍然几乎没媒体转载报导,而且即使为人相信,也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至少不能再扭转乾坤。就象一名中国媒体学专家说的:话语权已经拱手让给了别人了(中国当初迟疑了两天才开始较多报导,还限制媒体只能用新华社稿,也是一大败笔)。

"时代报"读者文章

日前,"时代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危机:并非用于支持的正确机会"(Tibet-Krise: kein richtiger Anlass
für eine Unterstützung
)的读者文章(在德语google新闻版输入tibet-krise或chinesen都能找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德国的媒体情况和西藏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之后说:"我们要坚定地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改善全中国的人权,但不能再把西藏危机作为机会来用,假如我们不想推动对平民的杀害的话。我们现在又听到新的动乱的消息了。如果我们真的对和平解决感兴趣,就要在警告中国政府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表示:再发生新的暴力行为,'自由西藏'运动就不能再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此之前,文章分析了几个问题。首先,在介绍了此间媒体对经济学人和时代报记者的现场报导的看法后,指出:"唯一真正可信的信息来源在德国被广泛地不予理睬。这是此间媒体对真相的集体不理睬。"

然后,文章分析了一些媒体"用错"图片的问题。指出,这些错误轻描淡写的被指出后就没人再提了。但没人想过,一个媒体发生一个较大的错误已经是罕见的了,为什么这次在整个西方大规模地出错呢?然后说:"这样规模的错误需要此间的人长时间地去思考。这种集体犯错误应该也必须被视为一种丑闻,是损害西方媒体声誉和可信性的。"

接下来,文章指出,中国报导的事件内容这里没有任何媒体转载。即使在法院上,法庭也要听取双方的言论。而根据基本法,媒体受众有知情权。文章举了拉萨几个实例,并指出,一群记者在拉萨还在那家5名女子死亡的商店外采访了店主,其中包括英美的记者,但此间没有看到相关报导。文章于是说:"这里有集体审删的怀疑,假如德国媒体受众听不到另一方的话。而这是不符合基本法的。"

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应该会特别的谨慎才对。但这个逻辑问题此间几乎没人去想。倒是在中国人们大量地想到了。中国论坛上,许多人指责政府,不是指责政府太强硬,而是指责政府太软。在发生打人、烧店(可能烧死人)等事情时,警察一开始还袖手旁观。不妨想想,当初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时,警察匆忙地错误地开枪打死一名巴西人。而此间媒体还在说中国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这符合逻辑吗?

不能再"摸着石子过河"了

今天又传来新疆爆发骚乱的消息。西方对西藏的"鼓励"也许真的开始起到了连锁作用了。中国政府其实不妨对世界上说,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以暴力为基础的动乱,甚至以"抵制"这样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来"奖励",就是希望中国形势越来越乱。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认真应对西方合理的建议。

西藏事件中还牵涉到许多问题。中国政府始终采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宁可步子小一点的政策。比如当初犯下驱逐境外媒体的大错,后来终于让媒体去了,却又是有选择的又是全面限制与监督的,结果真如德国之声记者当初说的:去了还不如不去。让外交官去的效果也是类似的。

无论是达赖问题,还是声誉问题,很显然:非常问题、非常时刻需要非常思维、非常魄力。绝不是"摸着石子过河"所能解决的了。可能石子才摸了几粒,洪水就来了。不说"解放思想"吗?那就要真的解放才对。在新闻政策上如此,在民族政策上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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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人权维权人士胡佳被判刑

奥运会使世界特别关注中国,西藏暴力骚乱更是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政府誓言要同"藏独分子"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但除了分裂主义分子,中国政府对待其他异议人士也向来是不留情面。中国著名人权维权人士胡佳4月3日被北京人民法院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4月3日,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对中国当局来说,胡佳在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以及两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足以构成犯罪,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他们认为,胡佳发表的文章内容危及了国家统治。辩护律师李方平形容胡佳文章的用词虽然犀利,但是不含任何反动内容。李方平极力为胡佳争取无罪获释,并对现在的判决深表失望:"我们作为律师对判决无法接受。我建议胡佳提出上诉。胡佳的妻子和妈妈也对判决表示悲痛。但是是否上诉要尊重胡佳本人的意见,要等见到他之后才能决定。"

胡佳及其辩护律师有10天的时间可以决定是否提出上诉。胡佳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依赖药物治疗。如果胡佳同意上诉,李方平律师希望能说服法院,考虑胡佳的健康状况,不适合长期监狱服刑而二审更改裁决:"我们也会考虑,如果他不上诉,或是二审维持原判,我们会为胡佳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胡佳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法官也没有让胡佳当庭表示是否上诉。"

尽管身体状况很不好,但是胡佳仍然给人一个勇敢、坚强的硬汉形象。多年以来,胡佳一直积极从事维权工作,而不惜冒犯官方。几年前,胡佳和同仁将政府企图掩盖的一起艾滋病丑闻曝光。自此以后,他经常受到当局监控并遭到软禁。去年,胡佳发表了文章和书信,并在其中写道:08奥运会将在一个无视人权的国家举行,并形容北京奥运会为"一场践踏人权的大灾难"。之后,胡佳在北京的家中被捕。胡佳的妻子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从此遭受软禁,只能在监视下出门行动。为了切断胡佳妻子同媒体公众的联系,当局还没收了其电话和电脑。

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在奥运召开前夕有目标的展开"清洗活动",铲除异议人士。另一名维权人士,来自黑龙江的杨春林,也因为农民争取权益,并发起"我们要人权,不要奥运"的签名征集活动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罪名也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胡佳的判决虽然没有预想的严重,但是李方平律师还是无法接受法院的判决,因为胡佳根本无罪。

4月3日,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对中国当局来说,胡佳在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以及两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足以构成犯罪,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他们认为,胡佳发表的文章内容危及了国家统治。辩护律师李方平形容胡佳文章的用词虽然犀利,但是不含任何反动内容。李方平极力为胡佳争取无罪获释,并对现在的判决深表失望:"我们作为律师对判决无法接受。我建议胡佳提出上诉。胡佳的妻子和妈妈也对判决表示悲痛。但是是否上诉要尊重胡佳本人的意见,要等见到他之后才能决定。"

胡佳及其辩护律师有10天的时间可以决定是否提出上诉。胡佳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依赖药物治疗。如果胡佳同意上诉,李方平律师希望能说服法院,考虑胡佳的健康状况,不适合长期监狱服刑而二审更改裁决:"我们也会考虑,如果他不上诉,或是二审维持原判,我们会为胡佳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胡佳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法官也没有让胡佳当庭表示是否上诉。"

尽管身体状况很不好,但是胡佳仍然给人一个勇敢、坚强的硬汉形象。多年以来,胡佳一直积极从事维权工作,而不惜冒犯官方。几年前,胡佳和同仁将政府企图掩盖的一起艾滋病丑闻曝光。自此以后,他经常受到当局监控并遭到软禁。去年,胡佳发表了文章和书信,并在其中写道:08奥运会将在一个无视人权的国家举行,并形容北京奥运会为"一场践踏人权的大灾难"。之后,胡佳在北京的家中被捕。胡佳的妻子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从此遭受软禁,只能在监视下出门行动。为了切断胡佳妻子同媒体公众的联系,当局还没收了其电话和电脑。

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在奥运召开前夕有目标的展开"清洗活动",铲除异议人士。另一名维权人士,来自黑龙江的杨春林,也因为农民争取权益,并发起"我们要人权,不要奥运"的签名征集活动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罪名也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胡佳的判决虽然没有预想的严重,但是李方平律师还是无法接受法院的判决,因为胡佳根本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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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日

公安部“举证”达赖集团策划骚乱 流亡政府驳斥 

北京公安部发言人称策划拉萨骚乱者落网,招供受达赖集团指使传播颠覆分裂信息,更指下一步藏独分子将出动敢死队,境内藏人表示对官方说法存异议但不能表达。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则对中方指控提出系列反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北京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称,拉萨市公安已拘获直接策划骚乱的骨干份子,疑犯承认并受到达赖集团指使从事分裂活动。包括在境内建立地下的情报网络,从事民族分裂的宣讲活动,同时秘密散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还有其它的宣传品:"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从06年11月
与达赖集团某官员建立联系,大量搜集国内有关情况通过互联网发向境外,并接受境外有关达赖喇嘛的活动动态在拉萨等地进行散播。还制定暗语,比如称达赖为叔叔,称雪山狮子为裙子,秘密进行勾连和颠覆活动。314
事件是达赖集团组织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计划的一部分。 "

西藏流亡政府对外官员达瓦才仁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暂时未知公安部口中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是否等同于一些海外激进藏族人权人士和团体所发起的"西藏人民起来"的倡议。而他了解到这一西藏流亡政府既无参于也没有干涉的活动也并非一个组织缜密的暴力行动。

这位流亡政府官员对以上据称疑犯招供的可信性提出质疑的同时,也认为出官方的一些所谓罪证本身是属于言论表达自由范围,却被迫转为秘密进行的交流:"这种事情不需要有人指使,很多藏人都在做,像这些散发、演讲、信息的传播等等,说是什么情报网络,我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在境内藏人网上称呼达赖喇嘛等这些都要用网络语言,否则根本传不上去。这完全是信息的传播、言论自由、思想表达传播,只要不是煽动暴力,这些行动是应该允许的。但是当他需要证据时,就会把这些提高。中共这种做法在八九年镇压、文革里多次用过,我们还记忆犹新。
"

对于中国官方有关事情的说法,本台尝试联系境内藏人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以及对事件的看法,一位拉萨的藏族女子对记者表示说出心里所想会惹麻烦:"电视上看到的,有的可能是真的,有的可能是宣传而已吧!(对于官方对拉萨事件的说法,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这个根本不能说,我们俩现在的电话都被人见听着呢! "

在发生了三月十四日的拉萨骚乱后,中国官方一直指达拉集团幕后操纵事件,这次是当局首次披露他们所说的证据。

公安部发言人还指拉萨当局近日在多间寺庙搜出大量枪支弹药、炸药等。

据悉,此前西藏流亡政府就曾收到消息中共当局在藏地各个寺庙搜查这些其实是很久以前由藏民主动交缴以示戒杀生的枪支、刀具等等,喇嘛们也被要求拿着这些武器拍照,当时流亡政府和境外藏族人权组织就曾表示担忧这些会被诬为罪证。

北京公安部发言人声称藏独份子的下一步活动是组织敢死队发动暴力行动,武和平说:" 据掌握下一步藏独组织还要安排敢死队实行暴力闯关,并声称不怕流血牺牲。"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严词谴责达赖喇嘛日前发表的对汉人公开信是充满谎言,以及所谓"非暴力"的主张虚伪。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则否认藏人有敢死暴力行动计划,达瓦才仁说,如果有的话,只会为中共提供打压的借口:"
可以看出中共是希望出现这样一些事情,从而把西藏像新疆一样,让他们可以在反恐的旗号下对藏人进行肆无忌惮的镇压,但是我相信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