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31日

专访社会学家李银河:中国人性观念的变迁

提起李银河,人们总是会把她跟那些"惊世骇俗"的性观念联系在一起。她提出了"隐私、自愿、成年人"三原则,倡导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接受不同的性习惯、性嗜好。李银河还积极推动少数族群的权利,她三次通过各种途径向两会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李银河目前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婚姻家庭、同性恋、女性研究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德国之声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李银河。

德国之声:李老师,您好!您是研究社会学的,但是提起您,大家就说您是研究性学的。您为什么选择性学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呢?

李银河: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幸福与性,并不只是性。比如我现在做的中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前不久完成了一个农村性别权利关系调查,书马上要出版了。只不过跟性有关的研究,社会对它的关注度很高,比其他领域要多的多。你同样出一本书,要是研究性领域的,很多圈外的人会看,一般公众也会看;要是比如说出一本关于婚姻家庭的、性别研究的,一般就只有圈内的人看。同样都是学术研究,大家对性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一些。

德国之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您就陆续发表了很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觉得中国人在婚姻家庭、性方面的观念以及行为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李银河: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变化都很大。可能最主要的(表现)还应当是比如离婚率上升比较快,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为比例增加。

德国之声:一方面人们面临着这些发展和变化,但是同时社会似乎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赞同,甚至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您怎么看待这种冲突?

李银河:社会观念肯定是受到了冲击。比如说婚前童贞这件事情,社会观念就跟形势发展冲突的比较厉害。中国几千年来都非常看重婚前童贞。在中国就出现过被逼卖淫的小姐选择跳楼,结果妇联还派人去慰问的现象,全世界也很少见由政府出面来表彰这种民间私人行为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也都认为也是要求婚前保持童贞的。但现在的调查显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相当高,对这个观念冲击很大,大家心里很矛盾。尤其很多家长都是保持婚前童贞这样过来的,但是看见自己的孩子已经不保持婚前童贞了,心里就冲突的厉害。在大学好像也有人组织什么青春无瑕少女团之类的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团体,但是好像响应者寥寥,大多数人还是在发生婚前性行为。这里面应该说有代际的冲突,也有这个时代与古代传统间的冲突,还有不同价值观间的冲突。从现状看,保守和现代两种力量都很强大。

德国之声:相比其他的社会,您认为目前中国人的性观念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李银河:我觉得跟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性文化跟它们很不一样。我把中国性观念的变化分成三段: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对性实际上是肯定的,阴阳合和、繁衍后代,从来没有太多的负面评价;但是从宋明理学、后来清朝都比较禁欲,共产党执政的这三十年,也是禁欲反性的;现在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但也不是完全回到古代的那个起点,除了古代那种对性比较肯定的观念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说现代性权利的观念,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现在有一些少数族群,比如同性恋,都在强调自己的性权利。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处于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的初期这么一个阶段。

德国之声:西方上个世纪性革命时期强调性权利同时是伴随了对其他权利的要求,比如言论自由、种族平等。在很多场合,您都在强调说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性癖好、性方式的权利。您认为性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李银河:我觉得中国的宪法不用写公民有吃饭的自由,也不用写中国公民有性权利、性的自由,因为这种权利实际是包含在宪法中的,属于人身自由权,它跟言论自由权、出版权是一致的。而在现在很多涉性的法律中,比如现行的刑法中的淫秽物品法,却跟言论自由权有冲突。在美国,有女权主义者提出要求立法惩治淫秽物品,但他们跟中国角度不一样。中国是出于道德惩戒的角度来禁止淫秽品,他们是出于女权的角度,认为淫秽品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这应该说是比较偏颇的看法,因为淫秽品里绝对不只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比如虐恋中好多是针对男性的暴力,关于同性恋的也不是专门针对妇女的暴力,所以他们的立论就很有问题。有案例显示,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地方上曾经告赢了书商,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却驳回了他们的要求,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淫秽品是属于言论,不是行动,因为它是一种人类想像的产物,完全是属于言论自由。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中国目前对那些制造和传播淫秽品的人判的比较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淫秽品法是跟公民的性权利、言论自由权利相抵触的,有矛盾的。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淫秽品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李银河:我认为这个应该利用分级制来管理。成年人还是有权利看(这些东西的),然后通过分级制来限制未成年人对这类物品的接触。由于没有有效的分级制度,出了好多事情,比如最近汤唯就因为在电影中的大胆演出被禁了,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在中国的出版物因为没有实行分级制度,所以都要向青少年看齐,必须是一个十三岁孩子能看的东西,我们成人才能看;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能看的东西,我们大人都不能看。

德国之声:在性权利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凡是在隐私的场所中,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自愿性行为都是无罪无错的;凡是符合"隐私、自愿、成年人"这三个原则的性行为,人们就应该承认其合理性。但是您又是坚决地反对包养二奶的行为。包养二奶也符合您的三原则,为什么您又要批判这个现象?

李银河: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一个单身的成年人,他/她的性权利应该是完整的。但是你如果结婚了,自愿进入婚姻制度,就会有另外一套规则来规范你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单身人的权利跟进入婚姻制度的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进入婚姻制度以后,你的权利就不完整了,你仍然有性权利,甚至包括跟第三人发生关系的权利。但是,当你进入婚姻以后,就有一个忠诚的承诺,一旦你违反了这个承诺,婚姻法会来管你,但不是刑法来管你。我一再批评的都是用刑法来制裁这些现象。我觉得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是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你选择只跟你的伴侣发生关系,这是一种婚姻契约的约束。应该说我的三原则是针对那些单身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其他的一些约束。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不少大龄单身未婚男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又不愿走入婚姻殿堂。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银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终身不婚的人占当时中国人口的3.8%,这个比例应该是相当低的。现在有很多人不结婚,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推迟结婚,以前人们二十多岁结婚,现在他们选择三十多岁结婚。还有可能是他们选择同居。此外,(现在)人们比较看重感情。在过去中国人人都结婚时,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甚至可能没见面,双方感情的因素少,所以大家都结婚。但是一旦感情的因素重了,在没有找到自己爱的人时,有人就选择不结婚。持"不跟不爱的人生活"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观念,跟中国古代的婚姻观不一样。中国古代婚姻里爱情非常的不重要。中国古代的那些爱情故事里,都是私奔,这是越轨的行为。其实即使是在现在农村里,两个人私自谈恋爱也是越轨的行为,一般的人都是通过介绍,然后双方见面,如果条件合适就结婚了,多数还是这样。谈恋爱在农村来说还是挺越轨的。而在城市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很多人想谈恋爱了,想追求爱情了,觉得没有爱情两个人就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必要。此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女人不需要通过嫁人来让一个男人养着,在没有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她完全可以选择独立生活。这些的观念都是很现代的。这种现象也证明了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发生了。

德国之声:谈到农村,您认为目前在农村人们的性观念跟城市的差异大吗?

李银河: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我觉得农村中的传统形态还比较重。女人还是要嫁入男家,婚后男居制还是农村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婚后女人进入男人家庭。而在城市里,一般都是"新居制":两个人婚后单独出去住。区分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很大一个标志就是婚后是以"亲子轴"为主,还是"夫妻轴"为主。目前中国农村还是以"亲子轴"为主,可是在城市里以"夫妻轴"为主,"亲子轴"为辅的这种家庭已经出现了,成为一种主流。

德国之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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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9日

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的呼吁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尤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汉族同胞们,表示真诚,友好的问候!同时,针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汉藏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我的想法,并以我个人的身份对大家做出一些呼吁。

这次在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死伤是极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数汉人也丧生。为此,我感到万分的同情和悲伤。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进行做法祈祷。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表明了通过和谈寻求实现和解的紧迫性.为了扭转目前这一情势继续恶化的局势。我已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愿共同配合的意愿。

在这里,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正如我多次阐明的那样,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做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

今天我要呼吁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你们对我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够运用智慧与藏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为了促使国内实现稳定与和谐,避免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采用编造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方式,其可能引发的难于预测的后果,乃至给未来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等现象。对此,我感到万分的焦虑。例如,为了在我和汉族同胞之间制造矛盾,中国政府不顾我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事实,居然宣称我在破坏北京举办奥运会。然而,有部分汉族有识之士和学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未来民族关系难于逆转的恶果等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令人鼓舞。

藏汉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毗邻而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我们之间曾有过联姻的亲密,也有过战争的硝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于西藏,因此,汉族被藏人视为兄长而受到尊敬,在海外,与我有过接触的汉人,包括从大陆来的朝圣者都了解这一点.这一切鼓舞着我,并使我相信这将有助于藏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西藏也未能例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就进入西藏,最终于1951年5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尤其是我在
1954,55年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认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并成为朋友。特别是在很多问题上得到毛主席的许多教导,并就西藏的未来得到他本人的许多承诺,由于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加上受当时大部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决心和激情的影响,我满怀期望和信心地返回了西藏。一些藏族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返回拉萨后,我竭尽全力地为雪域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了努力,我坚信这是实现藏汉两个民族长远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约从1956年起,西藏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和平起义,我本人也被迫流亡他国。在以后的岁月里,诚如前世班禅喇嘛与1989年1月份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西藏虽然有许多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和镇压"从根本而言,西藏人民处于惟恐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即使如此,我在1960年写的祷词中祈求:"愿愚顽群体能识取合
,共具慈爱友好之福泽"。其中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的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现在,这篇祈祷词已经成为在校学生为主的藏人每天必诵的功课。

1974年,我与噶厦,议会的正.副议长等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之后,决定寻求一个汉藏共同和平发展,而不需要分裂的解决途径,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渠道,但我们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可以受惠。因为西藏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但经济建设落后,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因此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焦虑的是如何保护以慈悲为核心之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护和延续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因此,我们非常真诚地为整个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关于西藏等各民族的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

1979 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我的代表提出:"只要不谈独立,西藏的其他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的。"由于我们已经对西藏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寻求解决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后,我的代表们曾多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接触,从2002年恢复接触以后,至今虽已进行了六轮会谈,却均无实质突破。虽然如此,正如我已多次声明的那样,我要再次重申:我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并愿继续保持接触与商谈,今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盛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会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正在日益凸显其大国的气魄,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尊敬,必须要创造出透明,自由,法制,宽容与和谐的社会:例如因为对天安门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公正的处理,致使很多汉人遭受痛苦,当前,在一些乡村腐败的地方干部对成千上万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平民百姓的依法诉求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采取各种强制手段来压制,我对这一切的感受是基于作为人类的一员。

同时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祈愿世界和平安乐!

释迦比丘 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

于西元2008年3月28日

达赖喇嘛发表致全球华人呼吁书

新德里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致全球华人呼吁书,分享他对藏汉民族关系的思考,呼吁民族和解。

达赖喇嘛星期五发表致全球华人呼吁书。他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特别是向中国国内的汉族兄弟姐妹致以真诚的问候。达赖喇嘛表示,这次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包括少数汉人丧生,他为此感到万分同情和悲伤。他说,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藏的紧张局势,也表明通过和谈寻求实现和解的紧迫性;他已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共同配合的意愿。达赖喇嘛说,汉族兄弟姐妹们,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无意分裂西藏,或在汉藏民族之间制造不和。相反,我一直致力寻求保障汉藏两民族长远利益的真正解决西藏问题之道。我的最大关心就是延续和保护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动机是诚恳的。达赖喇嘛呼吁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他们对他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运用智慧与藏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和谈。达赖喇嘛批评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西藏事件时,采用编造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方式,并说这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后果,乃至为未来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达赖喇嘛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不论他如何诚心实意为避免汉藏分离而努力,但有些中国领导人仍对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批判,不顾他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事实,宣称他破坏北京奥运,并在西藏示威爆发后马上就指责他挑动制造。为此,达赖喇嘛呼吁具有公信力的独立组织彻底查明真相。他最后呼吁全球华人关心西藏问题,尽力消除彼此的猜疑,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促成和谈。

2008年3月27日

“抵制奥运还没有最终答案”

08北京奥运圣火在希腊古奥林匹克遗址点燃。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认为没有充分理由抵制北京奥运会。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也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将准时派运动员前往北京参赛。德国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基民盟党人波伦茨却认为德国现在表示参加北京08奥运为时过早。他在接受西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表示,鉴于目前西藏的危机局势,德国应该对于是否参加08奥运暂且不做表态。

问: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明确表示,不会抵制奥运会,并将派运动员前往北京参赛。在08北京奥运召开前4个月之际,特别是在西藏暴力骚乱的阴影笼罩下,德国方面做出这一决定您有何看法?
答:我当然希望这一决定没有操之过急。因为谁都不知道中国以及西藏的局势会怎样发展。我觉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有关抵制或是参加北京奥运会这类问题暂且不要给出最终答复。

问: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做出的决定可以说是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观点一致的。罗格周一再次表示解决危机要靠和平外交手段并强调,自从中国获得08奥运会主办权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罗格的态度是否早就是意料之中呢?
答:我并不确定,罗格先生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观点是否与其他人权组织一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藏的暴力骚乱不断升级,局势十分紧张。而中国政府将所有外国记者驱逐出事发地区,使得外界无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政府当初是承诺了要放宽新闻管制,特别是对外国驻华记者。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但是我衷心希望,罗格主席能够敦促中国政府在对其它事件的报道上也能实行更多的新闻自由。毕竟奥运圣火也要经过西藏。

问:美国前不久刚刚把中国从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国家的"黑名单"上划去,这难道不是给所有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人一个最好的论断么?
答:我本人其实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费解。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根据了什么资料数据而做出的这一决定。不清楚的是,在美国将中国从这一"黑名单"除名的时候,中国的人权状况呈现什么水平?但是现在通过西藏骚乱事件,令人们非常清楚的是,美国的这一决定为时过早。

问:您是否认为,抵制北京08奥运会的最终还是有可能的?
答: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答案。但是我想提示一下,当初把08奥运主办权给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国的人权状况很不理想。但是当初的想法是,由于有国际社会,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势必会得到改善。那么时到如今,全世界也要真正的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发展成怎样?而不是视而不见。

问:除了各国运动员可以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外,各国政界首脑也可以对北京奥运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比如拒绝参加开幕式等。法国上周末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总统萨科齐应该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德国政界领导人也应该勇于对北京奥运说"不"么?
答:这要看中国的局势怎样发展了。如果西藏局势继续恶化,中国政府继续保持现在的蛮横,强硬的态度,并且对西藏实行更残酷的政策的话,那么我认为,不会有德国政界高层去北京参加开幕式或是闭幕式典礼的。

问:中国政府截至目前对于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对话的要求一直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不由得让人们想到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政府同哈马斯代表进行直接对话目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西藏危机,为了让北京能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德国能否从中做一些斡旋工作呢?
答:我不知道,在中国的西藏问题上是否有第三方斡旋的可能。因为西藏的要求是在北京的统治下高度自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及文化的完整性。没有人提出要独立的要求。请允许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对于北京政府来说,达赖喇嘛其实是"上帝赐予的一大礼物"。达赖喇嘛是一贯主张和平,反暴力的,这和哈马斯完全不同。因此达赖喇嘛是北京政府最理想的对话伙伴。如果北京方面愿意的话,促成同达赖喇嘛对话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北京目前不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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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奥运:境外积极境内反感

欧盟议会周三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是否抵制08北京奥运会。欧盟议会最终还没有就抵制北京奥运会问题达成最终共识。与此同时,大部分中国人都对境外谴责中国政府暴力平息西藏骚乱事件表示不解,并对不少国家讨论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德国绿党政治家科恩-本迪特是欧盟议会的议员,也是第一个提出抵制08北京奥运会的政治家。紧随其后的是欧盟议会主席,德国基民盟党人波特林,也主张抵制北京奥运会。之后,欧盟几乎每天都听到新的有关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呼声。但是布鲁塞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做得很巧妙,对于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始终没有做出最后表态。本周三,欧盟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关于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话题。德国社民党人杰-莱诺认为,支持西藏自由运动是欧盟应尽的道德义务,鉴于中国政府在平息拉萨骚乱中采用的暴力手段,欧盟应该勇于对北京亮出红牌:"美国回避抵制奥运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反对抵制奥运,德国已经决定按原计划派运动员参加奥运。我丝毫没有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了任何压力。"

现在欧盟议员打算对北京施压。在议会主席波特林的提议下,欧盟决定于今年4月份颁布一项就西藏问题的议案,敦促北京政府允许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并尽早同藏人宗教及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展开直接对话。欧盟议会中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议员同时强调,欧盟并非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西藏独立,西藏要求的只是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保存文化的完整性。欧盟议会主席波特林在议会讨论中表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都应该平心自问,如果北京政府不致力于进行对话和解,还是否出席08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就在欧盟议会激烈讨论有关抵制北京奥运的问题的同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丝毫没有献给欧盟议员热烈掌声的意愿。相反,许多普通民众对国外指指点点中国政策的做法相当反感,对于境外展开是否抵制奥运的讨论更是表示强烈抗议。在问及对欧盟议会讨论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作何看法时,一位北京市民感觉外国现在出尔反尔,完全是想捣乱:"当初既然已经选定了中国为08奥运主办国,现在为什么要改?如果对中国有什么不满,当时可以说嘛,我们可以改。但是他们对中国是由其他方面的不满,而通过这个捣乱。"

一位酒吧侍应生回忆了1980年由于抗议前苏联进军阿富汗,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情景,并认为抵制奥运会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西欧和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我们亚洲又是另一个意识形态。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他们是错的,因为奥运会可以给各民族人民提供交流了解的机会,有助于全世界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

另有一外长则认为企图抵制奥运的人最终不会成功的,而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观点:"我很生气,奥运会是全世界运动员的大会,和政治没关系。这全世界都拥护的事,少数人想破坏奥运会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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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丽斯理想村

小城波恩建立了一个理想村,几代同村,村民互相帮助来解决各种家庭的生活麻烦困难。村中大小事由村民开会决定。村里有个新鲜事:每家允许拥有半辆车。

楼梯上的墙壁还没有粉刷;电梯吱嘎作响;外面的花园还是个建筑工地;象所有的新建房,这里也还没有完全竣工。不过,在这片3500平方米的地皮上起建的不是一座私人豪宅,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公寓大楼,而是新时代的生活合作社"Amaryllis"(爱美丽斯),德国波恩制造。

66个老老少少在今年1月搬进由3座楼房组成的集体住家,其中有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双职工的夫妻,单身汉,退休老人,爷爷奶奶们。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在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祖孙三代同堂而居成为个别情况,邻里关系比较冷淡的德国社会,有一群人自愿组成合作社,策划了一个集体居住的项目,用了两年的时间建造了这个犹如人性试验场的"Amaryllis"(爱美丽斯)居住群落。

如今,德国的孤寡老人生活寂寞,儿女不在身边,或者亲情冷淡。单亲妈妈上班处理家务事物繁忙,常常没有时间照管接送孩子。家中水管破裂,或者暖气不灵却不能自己修理,但上门服务的水暖工人费用又高。形形色色的德国家庭面对各种问题。

"Amaryllis"的点子在于创造一个集体居住群落,可以说,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处事哲学,在这个大环境大家庭中大家互助,彼此邻里照顾,但是尊重个人和家庭作为个体的意愿和生存空间,同时又承担对这个大集体的责任和义务。

"我不是榜样奶奶"

74岁的贺尔佳奶奶直言不讳说自己不是榜样奶奶,不过如果能教会邻居的孩子们打毛线、钩针,那她还是很乐意的。在德国,爷爷奶奶和儿孙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已经十分罕见。只有2%的家庭几世同堂。

随着这个现象的消失,生活上的麻烦也接踵而来。爸妈不在家谁照管孩子,一个70岁的老奶奶怎么能把沉重的矿泉水箱子提到楼上?有急事又没汽车临时上哪儿借?现在这些问题理论上都可以由邻居来帮忙解决。

欧洲单身家庭越来越多

几代人生活在合作村落,彼此又没有亲情关系,这样的方式在欧洲还十分罕见。在德国,单身或者二人世界的家庭越来越多。在北欧国家,单身家庭甚至多于传统家庭。

只有在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平均每个家庭有3个成员。

谁是理想村的主人

据"Amaryllis"(爱美丽斯)理想村的网站介绍,2005年,"Amaryllis"(爱美丽斯)正式登记注册为合作社,合作社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人。每个成员必须交纳一次性的会员费(根据住宅面积而定,每平方米400欧元),搬出去的时候可以退还。这笔钱只占了建村费用的五分之一。所以,村民还得向爱美丽斯交付租金,每平方米热租(房费加其它水暖费)为大约10欧元。

理想村人人是主人,决策由成员共同开会决议。

允许每家拥有半辆汽车

理想社会"Amaryllis"(爱美丽斯)合作社成员们决定允许每家拥有半辆汽车。也就是说,要么放弃购买私家车,要么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和其它家庭分拥一辆私家车,当然也可以租用的方式。
个人的自由是否在这里就受到限制了,成年的孩子想买车就不能居住在爱美丽斯理想村了吗?

小城波恩的这个理想小社会才刚刚开始,是否会如人们所愿大家其乐融融地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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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5日

看西藏问题媒体战:中国政治改革何不从媒体开始

一个中国海外草根搞的指出德国等地媒体"错用"西藏事件图片的视频,经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报导后,在中国掀起了大波澜。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报导,德国媒体也作了报导,相关德国媒体还表示了道歉。可以说,在西藏问题媒体战上中国节节败退之后,打了一个"成功"的小反攻。据称YouTube在中国也开禁了。德国之声记者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媒体政策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而这正是一个好的契机。

这件事情是怎么走到中国的

名为"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真实面孔"的中国海外草民制作的录像先是在海外的YouTube创造点击量。德国之声中文网等中国境外中文媒体报导了此事后,这件事传到了中国国内,在中国有关网站上立即引起了数以万计的点击量和数以千计的评论。

今天(3月24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无知,还是偏见"的文章,报导了"英国一家广播公司"、"德国一家报纸网站"、"美国一家电视新闻网""歪曲报导"西藏事件,错用图片的事。这篇官方的中文报导没有点任何一个西方媒体的名,也没有刊登相关图片。

前一天(3月23日),新华社在新华网上发表的英语文章,则明确地点了CNN、BBC、德国柏林晨报、ntl电视台网站等的名,并用了那名中国海外草民搜集的图片。

据了解,这两天,在中国长期被禁的YouTube忽然开禁了(据了解是从3月22日开始开的禁)。

德国媒体是怎么报导的

这件事情只有少量德国媒体作了报导,但毕竟是有一些主流媒体报导了的。

世界报在线只是转载了德新社一篇很短的报导,关于此事就两句话:"外国对西藏严重动乱的报导引起了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和网上论坛的批评。一些媒体被指责歪曲事实。"具体怎么回事,没有说。

焦点杂志在线是在一篇题为"中国知识分子批评中国媒体"的文章的下半部分以不太起眼的方式报导此事的。这篇文章上半部分报导的是刘晓波、王力雄等29名中国维权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内容。在下半部分以"(中国)国家媒体反击"、"所谓错误的图片说明文字"等小标题报导了上述事宜。但这方面的报导是比较详细的,也提到了CNN、柏林晨报、n-tv等被中国点名的媒体的"所谓"错用图片是怎么回事。

只有法兰克福汇报用了一整篇文章来报导此事,标题就叫"中国批评外国媒体的西藏报导",详细引述了新华社对这些西方媒体的批评。

德国RTL电视台网站和n-tv电视台作出了相关表态。中国新华社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就(3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RTL电视台网站承认对西藏暴力事件报道失实"的报导。该报导说,RTL电视台网站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这一错误,并对此表示遗憾"。""德国电视新闻频道N-TV也表示正在对相关报道进行核查。"法兰克福汇报上述文章就此写道:n-tv一名发言人周日在科隆表示,电视台将核查这个指责,"我们认真对待此事,将进行核查。"

德国媒体的"难处"是怎么来的

这件事情,德国没有几个媒体给予报导。但毕竟有几个主流媒体报导了。为什么其它媒体不报导此事,或者只是一笔带过呢?从焦点在线的报导方式可见一斑。焦点在线这篇文章,标题说的是批评中国的事,只是在下半部分报导了这件事。并且用了诸如"所谓"之类的小标题。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叫避免给人以站错立场、"为虎作伥"的印象。

在整个西方的媒体界,情况恐怕都是类似的。泰晤士报报导过当时在拉萨的瑞士游客等的说法:西藏暴民暴打汉人,甚至可能当场打死;德国明镜周刊在线发表过对时代报驻中国记者布鲁默(Blume)的采访,他说,一个藏民虽然痛恨中国政府,但却说没听说中国军警开枪打死人。这样的报导都没有被其它媒体所转载。如此种种,这种德国、西方媒体的"难处"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在西方世界是绝对准绳。首先,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有目共睹,但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几乎没有进展,却也是共识。尽管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执政党却仍然自称是"共产党"。这些都是西方(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大众)无法接受的,也不能为之鼓吹的。在中国与另一种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首先想到这一点,以此作为一个标准,同时也是一个记者道德标准的问题。

第二,中国这些年来的许多政治上的行为给西方民众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很明显:严格地控制媒体和言论,而中国的媒体(当然多半是非自愿的)也经常出于"习惯"、"传统"而隐瞒甚至扭曲发生的事情。比如非典、松花江毒流,那时的中国政府和媒体态度毕竟给世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再来个旧话重提:不久前,德国之声译载了法新社关于温家宝总理在艾滋村握的是"演员"的手的报导。中国看得很严重,外交部向法新社抗议,新华社撰文不点名地批评德国之声。然后,法新社作了道歉。是的,法新社那名德国"雇员"的报导方式有问题,他完全可能是"道听途说"。但是,河南当地领导真的没有这样的问题吗?在百度这个有"限制"的搜索引擎的"网页"里,输入"艾滋村"和"温家宝"这两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内容相关的报导,而这些报导是中国国内媒体发表的,比如2005年的一篇,标题就叫"河南'艾滋村'防艾黑洞:官员连总理都欺骗",2008年1月2日的一篇叫"河南艾滋父亲不许与总理见面"。中国媒体报导这事,没有引起重视,外国媒体报导了,却看成是污蔑温家宝总理(法新社的报导其实完全是针对地方官员的),而不去认真地调查核实,如果属实,就惩罚或至少警告敢于欺骗国家领导人的地方官员。自由亚洲电台在事后还作了电话采访,也证实有这类事情,并有采访录音。中国这样的媒体政策,如何取信于世人呢?如何扭转世人难以相信的的心态呢?

第三,几十年来西方的"西藏印象"。可以说所有德国人(西方其他国家人可能也是一样的)都有这么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在50年代初"非法"占领了西藏。德国之声德语网日前采访的科隆汉学兼法学家霍尔泽说,西藏是在清王朝倒台后才于1913年宣布独立的,但这个宣布并没有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这一点,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桑特施奈德说,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第四,有一种世界普遍的观念,叫"同情弱者"。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永远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站在西藏,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中国媒体政策转折的机会

中国终于在媒体政策方面作了一个小小的转折:给YouTube开了禁。仅仅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转折,就已经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成功:至少西方有一部分人对此的"坚信"会不那么"坚"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转变。根本性的转变,德国之声日前的文章里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要跟达赖喇嘛见面,谈判;二是在媒体政策上必须有所改变。这里主要说媒体政策。关键词是"由刚转柔"。
首先,尽快向境外媒体开放是当务之急。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已经有不少西方记者表明了这种职业道德。中国必须相信广大西方记者,相信他们至少大多数不会"胡说八道"。只有他们的报导,才会真正被西方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相信。而且,趁这个机会,中国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了,这种开放是否应该持续下去,不要局限在奥运年。这对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肯定是好处多于坏处的事情。

第二,对境内媒体和草根媒体也不应该严格控制。中国对国内媒体同样严格限制。西藏事件发生后,云南有关媒体人员对德国之声记者说,关于西藏事件,规定只能用新华社的稿子,连西藏官方媒体的报导都不能随便转载。中国的内外有别在媒体政策方面是十分突出的。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导就有了别,人民日报的中文报导比较含蓄,不点名,不用图片,而新华社的英语稿则点名而又用图片。这种"内外有别"是不符合人民的"知情权"要求的。"花花公子"奥运开放事件,同样反映了这种情况,只发表在中国日报英语版上。另外,这次中国终于发现,草根的"吵闹"是有好处的了,于是放开了YouTube。希望这种放开不是临时的。同时希望中国能认真考虑一下,对互联网如此严格的控制是否真有好处。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反之。至少,给世界的印象是坏的,也不利于取信于人。

第三,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也是值得学习的。法新社为艾滋村事情道歉,中国立即大报特报。现在,新华社也超高速地报导了德国电视台网站道歉的事。但是,中国媒体政策的制订者们和媒体的同仁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否也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有错就承认中学点什么呢?真能学一点,也有助于自己媒体的可信度。

第四,重视媒体的语言"改革"。刚与柔的矛盾同样体现在媒体的语言上。德国之声日前的文章已经指出,象"人民战争"、"你死我活"之类的文革语言只能给人以坏印象,现在刘小波等人的声明中也提到象"披着人皮的豺狼"之类的文革语言。媒体要靠什么来说话:用事实,用最让人觉得可信的事实表达方式。举个例子,中国说拉萨事件至今有18人死亡。西方的报导就说,中国官方说西藏有18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说是130人。这给人什么印象?也许中国报导里说的18人中主要是"暴民"的受害者,却给西方人一个印象:这18个人是中国镇压的牺牲品。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公布这18个人的名单、照片和死亡情况与经过呢?还是由于严格的媒体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公布了这18个人的死亡经过,那么西藏有关人士可能不得不以相应的130人的材料来证实他们的说法的真实性。不是吗?当然了,如果这事情单独由中国政府宣布,而不是由外国记者参与了解,在可信度上还会是打折扣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改刚性。也许这方面在内部有很大的争议。但是,随着奥运的接近,纯刚性的弱点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面对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真的在奥运期间发生些什么,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跟达赖喇嘛谈,开放媒体,实际上是真正明智的选择。

如果作出了开放媒体的选择,哪怕只是局部的,也会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妨就从媒体政策开始。这也由于媒体政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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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2日

西藏问题引发网络“世界人民战争”

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片指责之声,北京政府采取了习惯的新闻封锁政策加以应对。不过或许让中国官方没有想到的是,在被他们严格控制的互联网上,却有一群中国人自发的向西方媒体发起了挑战。Youtube上一个名为"西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视频在三天之内点击量接近120万次,各种语言的评论72000多条,并引发了中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大辩论。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了这位已经成为"网络英雄"视频制作者,并综合报道如下:

"情缘∮黄金少"Youtube上亮剑

"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一段7分钟的视频,网名"情缘∮黄金少"的他仅仅用了7分钟就做完了。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时,"情缘∮黄金少"说:"我要让中国人的声音,真实的声音被听到。虽然不可能每个被媒体轰炸过的的人都能看到或者明白,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虽然不是第一个在Youtube上向西方传媒宣战的中国草根媒体,却无疑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出生在西安的"情缘∮黄金少"15岁和家人移民到加拿大,目前21岁的他在大学上2年级,学商务,3月14日星期五下午几乎所有的北美媒体都在连篇累牍的报道西藏骚乱的事件,出于对西方媒体的不满,"黄金少"做好视频后放在了Youtube上,两分钟之后他就收到了回复。

凌晨2点才睡的"情缘∮黄金少"早上6点就起来了,结果"简直不敢想象,500多封邮件……上到Youtube,被彻底感动,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支持我……美国的、加拿大的、英国的、法国的……网络反馈比我能想象的100倍都要大很多。我特别要感谢海外华人,不管是在国内出生还是海外长大,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流在身上的血姓中国。"
中文网记者本打算要"情缘∮黄金少"的一张照片作为图片资料,却被婉言谢绝:"如果你们一定要放图片的话,请放一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照片代替吧。"

草根族炮轰西方媒体

就在"情缘∮黄金少"的视频作品问世两天之后,另一名为"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真实面孔" (Riot in Tibet: True face
of western media,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uSQnK5FcKas)的视频又成为了Youtube上的新宠。这段视频在开篇就指出:"西藏骚乱期间,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兴奋异常'的去报到那些所谓的'真相',现在我们就向大家展示一下,那些照片是怎样的被西方媒体修改之后去诋毁中国的"。

视频中涉及的西方媒体包括德国的N-TV,图片报(Bild
Zeitung),RTL电视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这几家媒体涉嫌将尼泊尔警察殴打示威者的图片偷梁换柱的说成是中国警察在拉萨所为;而柏林早邮报(Berliner
Mogenpost),BBC等媒体,则被批评将中国警方的"营救"照片描述成"拘捕";美国的CNN是刻意删去了右侧向行进中的军车投掷石头的人群的画面,掐头去尾给人以军车肆虐拉萨街头的政府暴力印象;德国的明镜周刊也被指责使用错误的文字标题对图片给予歪曲的暗示。

与"情缘∮黄金少"一时气愤涂鸦而成的作品不同,此视频的作者无疑是"有备而来",搜集和整理了大批的西方媒体报道并各个击破,引起了中国普通大众的一片叫好之声。

"草根媒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只用了60个员工,Youtube就打破了全美三大电视台的收视率,用20个月,创造了百亿身价,每天上其网页上浏览视频的人数超过1亿人次。它甚至成为了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眼中最重要的交流媒介之一:美国共和党的冷门候选人罗恩保罗甚至成为了第一个在大学生宿舍接受采访,并将视频发到Youtube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将他的明星宣传片放在了Youtube上,著名影星尼可尔森也通过Youtube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

Youtube视频同博客群这样"草根媒体",其能量已经足以与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传媒不相上下了,而像法国总统萨科齐"醉酒呵渔夫"这样的经典场面,也只有在网络视频上才能看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全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其中文网刚刚在香港揭幕,就立刻被大陆封杀了。在视频网站与博客飞速发展的今天,去封杀和忽视草根媒体的舆论力量是愚蠢的。西藏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为了防止民众看到藏人的示威游行封掉了Youtube,如今看起来近乎是一个讽刺,,因为正是这些"草根"在为中国做辩解,使得国际舆论以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中国,片面的压制"草根媒体"实际上是在作茧自缚。西藏事件中,最起码在影响公众舆论空间的能力上,草根媒体所起的作用至少在海外,不会比温家宝答记者问起得作用小。在各种网络公共平台上,中国网民和"亲中国"的外国网民与"亲西藏"的网民正在展开着一场世界舆论"人民战争"。

然而遗憾的是:Youtube既不是被中国大陆封杀的第一个"草根窝",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政府对待Youtube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间接说明了中共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的落后媒体政策,而这种落后的媒体政策加上体制上和合法性上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当局要自食其果,西藏事件爆发后北京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的疲于应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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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8日

两会内阁换届,习李成双驾马车副驾驶

作为中国政坛新年开局的两会周二闭幕,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成员水落石出。去岁末的十七大常委安排已经让胡温之后的接班人问题有了大致脉络,而两会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将被赋予什么角色,被认为是五年后中国最高核心权力布局的风向表。

去年十七大闭幕后,一些敏锐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就预言习近平将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而李克强将接温家宝的班。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今年两会上习近平升任国家第一副主席,李克强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胡温政权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如今,两会上人大选出的最高国家与政府领导人安排中,习李顺利坐到了双驾马车的副驾驶位置,五年后习总书记李总理的权力构架似乎呼之欲出。
不过,就像十七大后有分析家指出的那样,习近平和李克强谁是真正的"王储"在十七大后仍然不明朗,尽管目前是习近平比李克强更具有"王者风范",但是常于不动声色中有惊人之举的胡锦涛很可能是让习李二人在准王储的位置上保持一种竞争关系,五年后谁干得出色谁最接掌最高权力。

这一种分析所持的观点是,习近平来自"太子党"派系,虽然有媒体称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干从地方到中央一级一级沿着权力的阶梯上升的,但他中共显赫名门之后的身份使得他的升迁更多地代表着中共政治精英选拔的传统模式,而出身平民阶层的胡温在培养自己的体系时走的更多的是"团派"和"知识官僚"路线,从派系渊源上李克强应该更属于胡锦涛自己的人马。也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目前比李克强更得势是得益于胡锦涛向江泽民势力做出的妥协。但直到习近平作为钦差大臣接手上海,习近平并没有作为江系的人马出现在观察家的视野中,所以这一观点有些"马后炮"的牵强。

认为胡锦涛采取"双王储"模式一派的根据还有,习近平虽然红袍加身,身兼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三大党务要职,但是唯独没有"挂绿",没有进入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这说明习近平还没有最后取得王储的实际资格。

不管是"王储"也好还是"准王储"也罢,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要在今后的五年里在权力的核心当中去证明自己。习李二人在"血统"来源上各有强项,在地方执政经验上习近平无疑要比李克强有更多政绩和资历可以炫耀。不过,正像有分析家指出的,习近平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今后更多的是身处胡锦涛的影子之下,他作为政治强人树立威信或者承担责任的机会都不是很多。相反,李克强作为第一副总理,将有更多的机会"实习"如何管理一个大国经济和经济大国,而众所周知,就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与经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宏观领导经济上李克强能打出几手漂亮的牌,未来的所谓"人气"将会超过习近平。

总的来说,本届两会的人事布局没有悬念,曾庆红的告别三拥抱和"铁娘子"吴仪的"裸退"是意料中的抢眼事件,如果说此二人的全退有什么标志意义,那就是中共在权力交接上的到年龄就退休的不成文制度已经成为了某种"不成文宪法",至少在没有重大政治危机的时候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遵守。

本届两会唯一的人事意外是于幼军。这位层曾被视为政坛黑马和思想新锐人物的于幼军去年在54岁的"当打之年"从山西省长一职上调中央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兼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在去年十七大上也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普遍认为将在今年两会上要当然扶正,接替孙家正主掌文化部。但是在两会开幕时露面之后于幼军突然"潜水",文化部长也旁落到胡锦涛团派嫡系的蔡武手中,成为两会一个最大的人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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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藏人终于难压满腹怒火

被焚烧的汽车,被砸毁的商店,目击者称听到枪声……这就是西藏和平游行在警方干预后演变成暴力与反暴力冲突的骚乱场面。有世界之巅美誉的西藏一下子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对北京政府来说最可怕的噩梦无非是,外界将西藏问题同北京奥运挂钩,影响奥运会顺利召开,并引发更强烈的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浪潮。然而这一恶梦变成了现实。西藏骚乱给即将召开的奥运会蒙上了重重的阴影。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对此发表评论。

通过暴力似乎可以使任何事物都变得完美无缺。作为08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要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个现代的,自信的大国形象。在经过了近30年的经济腾飞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展示实力的机会,并要同世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跻身强国行列。

然而目前世人更关注的不是中国超级现代的奥运体育场馆,也不是56个民族和睦大家庭的景象。在拥有世界之巅美誉的西藏,成百上千名身穿红色藏袍的僧侣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要求自由和独立。这让世人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一个使用残酷手段镇压任何反抗的中国。

媒体里播放的西藏骚乱场面令人震惊。失控的示威者纵火焚烧汽车,砸毁店铺,与警方直接发生正面冲突。原本以和平游行为初衷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血腥的暴力事件,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压制持不同意见者的结果。中国警方暴力镇压参与和平游行的西藏僧侣,超出了示威者忍耐的限度。藏人多年来对不受欢迎的汉人统治的满腹怒火也随之爆发。

北京政府总是不厌其烦的强调,西藏这么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的确,西藏有着惊人的经济增长数字。但是经济繁荣,生活改善,这些都同藏人擦肩而过。穿着独特的藏人只是被当成吸引游客的一大"景观",好比是迪斯尼乐园里的卡通人物。

中国政府为了改善西藏的生活水平作了很大努力,这是不容置疑的。在喇嘛统治下的封建西藏的生活远没有一些西方国家想象的那样浪漫和惬意。所以北京政府很不理解,既然生活变好了,为什么藏人还是不满意?藏人本该感谢北京才对。答案很简单:汉人统治西藏不是藏人自己选择的。汉人进入西藏之前没有征求藏人的意见。汉人如今统治西藏同样没有征求藏人意见。西藏最高领导人是自治区党委书记。而这一职务始终是由汉人担任的。刚刚在周末成功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1989年,西藏爆发的上一次大规模抗议浪潮,就是在胡锦涛的指示下被血腥镇压的。

不过今天北京不能再像当年那样肆无忌惮的残酷镇压示威者了。因为今天几乎人人都有带有摄像功能的移动电话,今天西藏的游客也比当年多得多,这些游客都有可能成为目击证人。不过为了防止西藏的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会采用一切手段镇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不过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达赖喇嘛也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方面最终没有能阻止奥运盛会同人权政策的关联。那么人们现在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向北京施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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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遭绑架后获释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政法大学讲师滕彪3月6日被绑架,经过41小时后于8日获释。绑架者自始至终没有出示身份证件,仅口头表示他们来自"北京市局"。滕彪受到有关他所撰写文章、以及接受采访的审讯后,被警告不要再就奥运会、人权等问题发表意见。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他向记者介绍了被带走的情况:"
6号晚上8点40,我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给带走了。他把我推到一辆汽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一个地方就开始问一些问题。 "

滕彪说,审讯的内容是他所写过的文章以及接受过的采访。在被带走的41个小时里,除了睡觉,其它时间都在接受审讯,但滕彪表示没有受到暴力的对待。滕彪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件时,受到对方拒绝,仅在口头表示,他们是"北京市局"的。

在滕彪的个人博客上刊登了他3月7日在被关押时写下的一首诗,题为"狱中致爱人",其中写道: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以及"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等。滕彪表示,当时是在被关押的第二天,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获释。

滕彪被绑架的3月6日正是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对于突然发生的这一事件,他表示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因为就在我家的楼下,就发生过把陈光诚的妈妈绑架走的事情。然后李和平律师等也都被这种方式对待过。还有在我办案过程中,一些证人也会就在我眼前被绑架走。"

滕彪此前曾批评中国政府未能兑现申办奥运时改善人权的诺言。在之前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表示奥运在即,中国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而且某些领域出现退步。滕彪还积极呼吁释放被捕的维权人士胡佳。滕彪表示,据他估计,这次被突然绑架的事件应当与此前他所写的文章、接受的采访有关。

尽管具体情况不便透露,但在接受记者提问时,滕彪表示,在审讯中他受到警告,不要再谈论与奥运、人权有关的话题。

在滕彪被绑架后,他的妻子王玲女士向警方报案,但此后没有获得回复。她说:"我昨天发现他被绑架后就去派出所报案了,当时作了笔录,说了一下实际情况,就让我回去等他们调查的结果,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结果。"

滕彪律师表示,今后在他能够承担的风险的限度内,他还将继续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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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4日

125年过去--马克思仍是最重要资本主义批评者

直到今天,卡尔-马克思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批判家。他的著作给20世纪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带来灵感,最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苏东集团。从此后,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也同独裁专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马克思在世时始终致力于与当时的专制制度相对抗,以至于后来他不得不逃离德国。在国外,马克思撰写了使他闻名于世的著作,尽管以他的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早已宣告失败。125年前的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于英国伦敦。德国之声记者评述如下。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章节。1848年,一场革命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那一年,马克思刚刚30岁。由于对德意志联邦各国专制制度的批评,1845年,他不得不离开柏林前往布鲁塞尔居住。其后他又先后前往巴黎和伦敦。对于哲学家、研究马克思的专家沃尔夫冈.豪格来说,《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其他著作中的一些观察直到今天仍旧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些大段的章节,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仿佛马克思当年有一架时间机器,可以让他飞到现代,描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生活在1847年马克思的同时代人来说,这些肯定是很难想象的。"
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批判者。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他得以观察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但在英国和欧洲,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多年的记者生涯。他观察人们生活的改变,尤其描述了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困境和对生存的恐惧感。今天,人们惊叹于他的分析如此适用于当前的事迹。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已经描述了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一种现象:即中产阶级对自身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忧,"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凭借工资的低成本进行商品倾销,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永不停息的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这些今天在"全球化"这一关键词之下所谈论的问题,其实早已为人所知。马克思极富预见性的描述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它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对马克思而言也十分明确。沃尔夫冈,豪格说,这一后果可能极为危险。"如果打破这些工资水平间的界限,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体系崩溃,首先就会影响到向我们所生活的自由民主国家。因为,如果大多数人都不能受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待遇,那么他们也将对民主和自由权利嗤之以鼻。"
马克思希望借助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来应对这些危险。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著作中,他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著作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1989年东欧解体证明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理念并未生效。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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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僧侣抗议活动继续

对北京政府表达不满的西藏僧侣抗议活动继续。周五,又有数百人举行示威,抗议警方多日来对西藏多家寺院的暴力行为。国际人权组织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士。

一名目击者称,在西藏首府拉萨,数辆警车被纵火焚烧。一名消防队员在电话中对法新社说,著名的八角街上有多处燃烧点。八角街是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藏人视为"圣路"。

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数百名僧侣举行绝食,抗议警方连日来逮捕了数十名僧侣。哲蚌寺两名喇嘛割腕自杀,目前生命垂危。中国官方主要喉舌之一的新华社周五也证实,拉萨市内发生暴力骚乱,多个商店被焚烧,一些店主关闭了店铺。

多年来最大规模抗议活动

此次抗议活动爆发于3月10日,是达赖喇嘛在藏民为摆脱北京占领而举行的武装抵抗失败后流亡印度49周年纪念日。总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这一天开始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徒步返乡"、反对北京奥运抗议行军,目标是,在6个月内抵达西藏边界。组织者称,北京政府将奥运作为使其对西藏占领合法化的平台。发起长途"徒步返乡"抗议活动的目的是"激励西藏自由运动"。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在这一天再度批评北京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他同时表示,他并不反对北京奥运。许多藏民认为达赖喇嘛对北京的态度过于温和。多年来,达赖一再表示,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希望藏人能够拥有真正的自治权。
出于对与北京关系受影响的担心,印度和尼泊尔两国有关当局均禁止"徒步返乡"活动,并逮捕了多人。

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政府发出请求,希望至5月10日,禁止在珠穆朗玛峰的攀登活动。北京此前已宣布禁止在此日期前攀登这座全球第一高峰,官方的理由是为了环保。观察家相信,北京此举的真实原因是,珠峰将成为奥运圣火传递的一站,官方希望从一开始就防止藏民的抗议活动对此构成骚扰。尼泊尔境内生活有大量流亡藏民。

目击者报道说,自本周一爆发示威抗议以来,数千名军警一直封锁包括著名的哲蚌寺在内的多座寺院,游客已不能进入。绝食僧侣要求全副武装的军警撤离,并立即释放被捕者。有报道说,目前,这一抗议活动已扩展至拉萨以外的多个寺院。

人权组织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藏人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名发言人指出,在拉萨,目前空气紧张,形势严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要求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和平示威的参与者。总部位于纽约的该组织周五表示,各国政府所要做的事情不是抓捕和平示威者,而是与他们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鉴于中国方面的严格封锁和监控,从西藏获得独立信息十分困难。自由亚洲电台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当地建立有自己的联系网。外国记者难以北京当局那里获得进入西藏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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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1日

中国还有共产主义者吗?-毛主义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正值2008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柏林办了一个关于毛主义与中国的研讨会。主讲人、维也纳大学文浩博士(Dr.
Wemheuer)就此向德国之声谈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为何失败?毛主义与今日中国是怎么一种关系?毛泽东和中国与传统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今日中国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吗?文浩先生的一些观点也许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和当前的两会也不无参考意义,比如中国是否能让农民和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协会的问题。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德国之声:毛泽东追求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另一种社会的理想。为什么他建立这么一个解放性的社会模式的试验失败了呢?

文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很多人长时间研究。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没能成功地从根本上让中国农村现代化。大家知道,农民虽然曾经是革命和1949年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持了50年代的水平,人均粮食消耗量也没有变化。当然,在卫生、教育、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农村的情况变化很小。70年代末时,中国人中还有80%的人是农民,20%的人是城里人,这跟1949年的情况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毛主义对中国转向资本主义模式反而起到了刺激作用吗?

文浩:这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也跟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关。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个社会变化,年轻的大学生、工人等为文化大革命所激动,但这种激情很快在派别斗争中结束,直至武斗发生。我认为,70年代中时,中国对仍然不间断的革命宣传感到疲劳了,于是在中国一旦产生了一种走向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倾向,它便得以相当顺利地展开。当然,改革的成功给毛泽东的事业画上了问号,许多农民在80年代发现,没有了人民公社,在国家土地上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比以前要好得多。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精神还经常返回到今日中国,因为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资产阶级、富裕阶层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进入城市去工作,于是不断提出诸如平等这样的问题,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德国之声:您提到"阶级斗争"。您认为中国现在有阶级存在吗?

文浩:是的,社会差距之大,只有世界上少量国家可与之相比。这得到了基尼指数的证明。在中国,至少在相当大的私有经济范围里存在着没有社会国家因素的资本主义,那里的流动农民工和妇女情况,人们只能跟19世纪的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每天都在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国家作的宣传,各种坏分子受到批判,成为受害者。而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比如,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再用象"资本家"这样的概念,而称这些人为"企业家"。现在有许多动荡从底层发生,农民抗议他们的土地被拿走,退休者抗议退休金保险机构的欺骗行为,中国每天都发生各种抗议行为、罢工,中国公安部自己公布的数字说有8万起发生在2006年(假如我没有记错)。这些虽然是地方性质的示威抗议,但现在我认为在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德国之声:是工人运动,还是公民社会,怎么定义更好呢?这是毛泽东时代提的那种阶级斗争吗?还是另外一种?

文浩:今天的冲突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如果农民工罢工,或者发生冲突,不一定非要理解成阶级斗争。现在也有工人上街去示威抗议,他们举着毛泽东的像,表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原封不动地回到那个时代去。而今天的国家试着抵消这种倾向。胡锦涛、温家宝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明,国家要通过做工作,同时也通过压制,把和谐引入这个社会,而这种和谐本身是被这个社会的矛盾所啃碎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冲突潜力存在着。今天,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

德国之声:可以说,中国今天是"滑"入了毛泽东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中去了吗,还是应该怎么说呢?

文浩:我想,毛泽东自己也无法设想,改革政策会带来什么。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就说,如果邓小平这样的人掌了权,中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这里看到一种复杂完整的结构,那里多年来存在着的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按欧洲标准完全可以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市场化的,但另一方面,土地在中国始终还是国家所有的,农民只得到使用权,还有很多工业和农村企业始终在集体和国家的手中。我认为,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还有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因素存在。我想,在70年代中的时候,毛泽东和那些极端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今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

德国之声:1978年中国发生了一个转折。今年中国隆重纪念这个转折-改革开放-30周年。那是与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裂呢,还是继承呢,还是一种混合?

文浩: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人们没有象苏联当时那样,也就是说在斯大林之后,给予完全的否定,就象赫鲁晓夫60年代时做的那样。党决定采用一种总体的解决方法,他们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内容,它在当时的意义,应由党自己来定义。在实际上,尤其在经济领域,离开了毛泽东的制度,取消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局部私有化,但有些毛泽东思想,如党的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有些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一些毛泽东的口号保留了下来。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这样,在大学里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人们用另外的内容来装填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合法化的形象,对中国的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说:我们完全告别这一遗产,在中国的宣传中,我的感觉是,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一个在文化革命中做了错事的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我今天在中国的宣传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背景。

"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

德国之声:有中国理论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今日中国的渊源,而非本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文浩: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方面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完全告别毛泽东。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需要一种合法性,另外,毛泽东在历史分析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人们说,对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须承担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从中获得了经验教训,于是它说,这些事件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党的合法性。当然了,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认为,许多年轻人跟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少,在年纪大些的人那里,比如说,我在河南1959年至1961年间饥饿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对毛泽东很少有什么好的看法,如果跟东北刚失业的工人谈,他们几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了,他们就完全可能对毛泽东时代表示好感,那个还有国家保证的铁饭碗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出租车司机挂着毛泽东像章,贴着毛泽东画像的原因,我觉得,这不是跟历史密切相关的什么现象,而只是一种一般性质上的吉祥物了。

"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

德国之声: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影响吗?

文浩:老实说,很少。毛泽东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是,群众是历史的英雄,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所以,毛主义的一个中心是群众运动,与苏联不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群众运动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不存在。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口号,比如建设法制国家,党恢复了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所以,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群众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对象。这对人们来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这有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每天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从经济体制上说,毛泽东的目的自然是,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土地。他甚至对农村的家庭经济发起攻击,说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今日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完全是与毛主义体制决裂了的。

"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今天,中国的党仍称自己为共产党,并表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您在中国还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吗?

文浩:我认为,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点作用都不起,或者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它在政治体制中始终起着一种作用。党表示自己的一脉传承性,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象东欧一样国家的前共产党那样把自己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这么一种一脉传承性: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是它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等等。从合法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很重要,因为它要借此给一党专政制度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整个社会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中国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还要继续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的状况。也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机构,比如人民大学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仍然用着成千上万的教授、专家,他们给中国新的政策配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概念。但我要说,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也包括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

文浩:我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几乎到过全国,包括中国西部。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是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上称为共产党人的,认为应该废除私有制,返回计划经济的。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

德国之声:那么凭什么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呢?在中国能见到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吗?

文浩:中国领导人这样说:在毛泽东时代,遵循着苏联模式,中央的计划经济,而把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说成是中国模式,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人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出其它的东西来,以前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而今天人们更多地强调马克思的其它思想,比如说,一个不发达国家首先要发展起来,在这之后才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据此,中国领导人说,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初级阶段。人们拿来马克思的一些说法,说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发达国家存在,据此来解释与维护中国的现行政策。这从一定意义上看是"拧错了水龙头"了。但中国领导人无法不这样做。关键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党现在有什么样的合法性基础。我这样看,在教育中,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被人看得无所谓了。

"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称呼、共产党的名字好呢,还是哪天改称为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之类的好?

文浩:至于哪个好,这应由中国的党和政府自己来决定。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现在共产党改变名称,说我们现在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为什么在中国不举行自由选举呢?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对党来说存在这么一个危险,尽管有很多难解释之处,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假如它现在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方向,那么,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变强。

德国之声:人们一直在说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现在中国让一些其它党派的人来担任部长职务。您是怎么看的呢?

文浩:不能说中国一点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人大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决议不再是全票通过,也有反对票,也跟其它党合作,相当于民主德国时期说的盟友党派,人们也在村一级上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有的村庄,村长被民主地选出,在有的村庄,则由于腐败和权力关系太强,不能展开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当然是一种尝试。但这里也有个矛盾的问题,共产党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以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但与此同时,那些经济上处于非常落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得到选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那些农民。而在比较发达的中国地区,则还没有展开全面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党陷入了一个磨盘中,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社会因素,必须把自己显示为接近人民的,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危险:通过深入的改革会使权力受到威胁。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的教训,那时,中国领导人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挑战,他们从镇压中吸取了教训: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所以现在发生冲突闹事,在萌芽状态就把它压下去,在它们获得广泛影响力之前。1989年的经验使中国的领导人在是否展开深刻的政治改革方面变得非常谨慎。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

德国之声:您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如儒家学说,或者还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多?

文浩:我认为,毛泽东确实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了起来,比如讲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不是象俄罗斯把革命放在工人身上,能够在城市展开。当然了,一些思想,比如人民公社,也跟传统的乌托邦有关,就象康有为当初的思想那样。在中国也存在着长期的乌托邦理想传统。一方面,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在文化革命中要摧毁许多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个人的藏书里有中国古典的作品,他也用中国古典方式写诗。我认为,毛泽东自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但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是马克思主义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他想要的是一种混合物吗?即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混合,但他又是叛逆的,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叛逆出来,却又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成功?

文浩: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比如一个国家一定要争取迅速地,在短暂的时间里工业化,必须获得生存之本,必须要有能力强的军队,必须要对全民展开教育,让农民进入生产程序,这些思想我们也在其它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见到。同时这个政策里也存在着强烈的中国因素,比如拒绝法制国家的思想,毛泽东直接提到孔夫子,说,中国有着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至少在形式上存在着一种修剪过的司法体制,而在中国,比如刑法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正式生效,法律在毛泽东时代作用始终很小。我认为,这种以人治为本,拒绝法律和法制国家的观念根源在儒家学说传统那里。叛逆的文化根源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里,比如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西游记里美猴王孙悟空那儿找到他们的前身,中国的历史也充满了造反,毛泽东也直接以此为依据。

德国之声:可以这样说吗:人治的传统从毛泽东那里一直还延续了下来。现在的人们也还不那么愿意走向法制社会?

文浩:人治是孔子的一个思想,这一点毛泽东继承得相对较少。在毛那里,斗争是第一位的,冲突,阶级斗争,而这些当然跟传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冲突的。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对法治的拒绝传统,在毛泽东时代继续存在,今天仍然是按西方模式建设法制国家的障碍。今天,中国政府通过"和谐社会"的口号,更向孔子的思想靠拢。

"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

德国之声:您能简单谈谈欧洲和世界上的的毛主义吗?

文浩:今年是1968年学生运动4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运动不仅震撼了欧洲,也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尤其在德国,人们过于忽略了中国的因素。当时,在这一学生运动的各种不同的流派中,包括在70年代初的新左派里,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作为经济样板,在世界上被视为成就,但人们却忘记了,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运动直接声明是受中国影响的。

德国之声:人们说,中国现在的模式是成功的。西方是否有这种观念,或将来是否会有人认为,应该学习中国的模式,包括有一定的专制?

文浩:中国受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企业家们一定的妒忌,妒忌一些政策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国政府付诸实施,比如很容易地让几百万人搬迁,也可以基本上不去考虑损失的方面,相对快地实施经济改革措施。而在这里,人们害怕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所以对一定的措施瞻前顾后,缩手不前。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中国会成为西方的一个政治模式。当然有发展中国家,比如古巴,或者越南,他们局部地试着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由一党制中的一党究竟能统治多长时间?中国这个模式,从过去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看,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国家里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冲突,矛盾,可以说那是一个沸腾的魔锅。从长远看,是很难这样统治的,我认为。

"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

德国之声:您认为,长期地看,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不行的?

文浩:我不能作出对未来的预测。比如说,且不说进行全国普选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明确地提到一些问题,比如工资没有发给工人,腐败的干部骗走农民的土地,这些都可以在中国报纸上读到,政府决定通过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农民工利益。但这些法规经常被视而不见,或者贯彻得非常迟缓,人们想要改善局面,但同时又禁止这些受涉及的人自助,比如在中国现在有企业家协会、宗教社团,但是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通过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组合起来,我觉得,有些问题本身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让工人有罢工权,通过自由的工会来提出与解决问题,那么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改善总的局势。但中国中央政府显然对此有害怕心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今后几年里中国是否会实行议会民主,而是,能在多长时间里坚持不让那些现在在那里抗议的、不满的人组织自己的组织。

受采访人简介:

Dr.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生于1977年,曾在德国波鸿大学就读汉学,2000至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从2004年开始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从2005年开始担任汉学教研室副主任,2006年成为全职副教授。与中国李女士缔结了姻缘。他先后出版的书有河南省大饥荒调查报告;中国的"大跃进";以文化革命为榜样?-德语区的毛主义。还有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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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7日

德国专家看中国计划生育

中国正在考虑是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政协发言人吴建民两会上表示,独生子女政策是当时中国唯一选择,自实施以来一共少生了约3亿到4亿人,但如今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一在西方备受指责的政策?如何调整人口政策才能有效应对老龄化等问题?德国之声采访了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克林赫尔茨博士。

1.问:长期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方备受指责。然而,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从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共少生3到4亿人口。在世界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这是否应当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呢?

答:中国的人口政策受到抨击的原因在于,实施过程中部分采取了压迫性的做法,现在也仍存在这种现象。像这种剥夺人的决定权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但是,30或35年前的中国资源极度紧缺。如果中国人口继续按照当时的速度增长,那么肯定会发生饥荒和以争夺资源为目的的冲突。于是,中国选择了计划生育这样一条受到国际批评的道路。但如果没有实施这一家庭政策,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就不可能实现。

2.问:人口趋向老龄化是中国政府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中国应如何调整人口政策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答:中国今天的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前提条件之一是,毛泽东执政时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出生的大量人口目前正处在有劳动能力的年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经济腾飞成为可能。但二三十年之后,会有大批人进入退休年龄。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是,每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6个15至65岁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到了2050年,这一比率将变成1:
2,一位退休者对应两个劳动者。老龄化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存在。德国创建养老保险体制时,上述比率是20比1。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老龄化的速度特别快。缓解问题的办法,一是推迟退休年龄,像许多国家都在实行的那样。二是个人购买私人养老保险。但在中国,能够支付的起私人养老保险的是那些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穷人、农民支付不起。

3.问:人口增长过缓、甚至负增长会有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增长过快,又会引起资源紧缺、就业市场压力增大、教育、福利滞后等问题。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人口增长率呢?

答:总的来说,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就业岗位的年轻人应在人口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但如果年轻人比例过高,教育资源就会紧缺,接下来就业岗位也不足。妇女人均生育超过2.5或者3个孩子,就会给社会的适应力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严重减少也不行。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一个世纪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应该说,如果中国妇女人均生育数量控制在两个以下,从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和气候保护还是比较合理的。

4.问:中国目前妇女人均生育1.8个孩子。似乎符合您所说的两个以下的标准。那么,是不是说并不需要放松或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答:即便是1.8的水平,也需要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因为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往城市,在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人们的生育愿望受到空间限制、个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妇女人均生育仅一胎左右。我想,联系中国目前新出生男女比例失调的现状,可以采取让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五年之后允许生育第二胎这样的做法。

5.有中国专家建议,在2015年之后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以避开此前的生育高峰期。您认为这样效果如何?

答:中国政府通过对2015年就业市场容纳量等方面的估算,得出具体的数字,然后按照计划经济的做法,对人口进行规划。这种在政治层面上对人口进行精确调控的做法在欧洲当然很难想象。不过,有关避开生育高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80年代末以前,中国妇女人均生育数量还在2.2、2.3左右,那一代人人数比较多,那一代女性如今正处在生育期。到2015年后,90年代出生的女性进入生育期,而他们人数较少。因此到那时必须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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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5日

人大开幕前夕看体制及部制改革

走在北京的街头,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北京奥运已经开始了吗?因为这几天,北京的大街小巷、车站和住宅区内出现了一百万自愿者的身影,他们负责维持秩序,保证所在地区的清洁卫生。与此同时,数千警察和士兵也出现在首都北京的各个地区,维持当地的治安。所有这些措施并非为了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爱好者,而是为了确保本届人大的顺利召开,为了人大3千代表的人身安全。本届人大会议为期两周。

中国的人大会议无异于为幕后精心编排的剧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本届人大会议在两大背景下拉开帷幕:其一是今年8月,北京将举办奥运会。中国将借此机会突出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其二是去年召开的17大。党代会每5年召开一次,以此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本届人大会议将落实17大上做出的决定。

尤其是人事安排:胡锦涛在未来5年里将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担任总理职务。由于中国领导人一向长于长远打算,所以现在就将有可能于2013年以后接班的两位干将安排在副主席和副总理的位置上。这种作法更多地与宗教团体的行为方式和未来安排有关,而不是民主机制。在去年10月召开的党代会上,胡锦涛60多次谈到民主,其讲演稿中的一章甚至着重阐述了有关社会民主发展的问题。但胡锦涛也说,政治改革的意义在于,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香港新闻杂志"开放"的主编金钟认为,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将实行政治改革。"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在胡锦涛的任内是绝无希望的。因为他们面对的一些行政性的问题、现实的政策性的问题已经很厉害了。他们感到必须处理这些经济问题、社会安定、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这一系列问题的外部压力都很大。再加上今年奥运,奥运是很大的面子工程嘛,前后他们不知要投入多少的财力、人力、精力和时间进去。"

无论如何,去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有关政治改革的公开辩论。北京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一篇文章中赞扬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益处,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福利国家的模式予以了好评。这片文章立即招致来自保守派阵营的猛烈攻击。上周,在人大会议准备期间,共产党的喉舌北京日报社长就在该报头版发表长篇文章,对民主机制的迷思提出警告。

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则认为:"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一直都存在着民间声音和官方声音的交锋和冲突。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大小不一样而已。官方的媒体都被官方的言论所指导所控制。"

代之以实施政治改革的是本届人大事关政府机构的改革。计划对政府部门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进行大幅精简。目前在部一级有75个部门,在国务院直属一级有28个部委,改革以后,将出现几个集中的大部,如此一来,将权力再度集中在国家领导层的手中-尤其在能源、财政、农业、交通和环保领域等。但宪政学者张祖桦对则对这一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公职人员始终拒绝落实任何精简计划。张祖桦说:"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就我所看到的资料,现在已经进行过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是实际的结果是机构越改越多,财政供给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另外近几年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随着经济的成长,地方上的势力在逐步做大,一些部门的权力也在逐步增强。这便是正在努力当中的所谓的机构改革的主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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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都市超级大楼:一个简单的世界比较

惊闻上海已决定建第3幢超级摩天大厦上海中心,与金茂大厦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鼎足而三。正好德意志银行发表了一个关于世界超级都市的研究报告。德国之声记者在此结合作一个大体上的比较性介绍。

超级都市的概念及城市的发展

据联合国人口部门资料,却原来上海和北京并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按人口仅排在第7位,北京甚至只排在第17位。高居首位的是东京,然后是墨西哥城、纽约、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德里,接下来者是上海。还有,整个欧洲只有莫斯科是"超级都市",伦敦和巴黎都差一点而未能跻身。而中国号称有3000多万人口的重庆也没有获得"承认"。

差一点,差哪一点呢?原来联合国有个概念规定:超过1000万人口的才算超级都市-mega
city。有三个相关概念:metropole(大都市),mega city(超级都市),global
city(即中国常说的"国际大都市")。超级都市中只要个别的是"国际大都市",因为后者必须在金融、商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人口却不一定非超过1000万。而超级都市只以人口论英雄。

200年前还只有3%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30年前约为三分之一,而据联合国现在估计,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人类总人口的一半。如果联合国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德意志银行研究所认为,25年后,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将居住在城市里。

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国占了一半

30年前,全世界1000万以上的大都市还只有墨西哥城、东京和纽约这3个,现在却有了21个。发展速度极惊人。联合国数字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已有近100个。

在过去30年里,世界城市人口以2.7%的年增长率增长,而农村的增长率只有1%。过去30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100%,百万人口的城市人口甚至增加了150%,超级都市人口更惊人地增加了450%。目前城市人口中有40%居住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和超级都市里。

要论大都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是最惊人的。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20个城市里,中国占了10个,其中深圳更是世界冠军,人口在1975年至2005年间翻了23倍。苏州是世界季军,第4和第5名是商邱和南充,烟台第16名,厦门第20名。

城市人口发展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比如东京人口增长率50年代为每年4%,80年代就跌到了1%以下。

超级都市的大楼丛生

有超级都市,就有丛生的大楼。按德意志银行这份报告,世界上大楼最多的城市是香港:7549幢12层及更高的大楼。第二是纽约:5478幢。第3是新加坡3619幢。第4圣保罗3549幢。第5首尔2842幢,第6东京2496幢,第7伊斯坦布尔2122幢。北京只以825幢排在第15位。奇怪的是,在这份报告里,上海只有500多幢,远远落在后面。

显然是个失误。这份报告的这方面数据来自大楼专业网站www.imporis.com。据查该网站的上海资料:2004年底时11层以上大楼已有6704幢。也就是说,甚至仅次于香港,排在世界第二位。查另一个资料,则是高于24米的建筑有3401幢,高于100米的有186幢。这方面的资料整体上很乱。

为何产生超级都市

德意志银行这份最新报告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超级都市诞生。一是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在1750年时才达到10亿,在此之前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05%。而第二个10亿只用了不到200年就达到了。二战后,世界人口年增长率达到了2%,以至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达到了现在的近70亿。

第二个原因是农业的变迁。随着城市化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范围就越大,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吞食了大量农业用地,仅中国每年就失去了300至600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

第三个原因是国民经济体的开放。

超级都市的超级问题

这份报告列举了超级都市的一系列问题:人口的高度聚集使地皮紧张,于是要盖大高楼;房价飙升;使许多人口一时无法"适应",于是许多超级都市边缘出现了贫民区;交通和停车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于是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报告尤其以北京和纽约为例;垃圾处理等一时跟不上,于是出现"肮脏城市",报告说,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最脏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各种设施跟不上,能源等高度紧张,到2030年,光是亚洲的能源和电网就共需要45000亿美元的投资,几占全世界的一半,今后25年,欧洲也需要投资9万亿用于更新城市管道。

文章最后指出,虽然历史上经常发生城市缩小甚至消失的现象,但从目前的世界趋势看,超级都市在今后几十年的世界上还将继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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