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0日

中国年2008

进入2008北京奥运会倒计时阶段,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对中国的关注。法新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奥运会将作为中国的跳板,让中国成功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大军。另一方面,一些维权人士和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经济的过快发展也提出了质疑。德国之声译载如下。

2008奥运会将给北京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一个全新突破。明年8月开幕的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跳板。几年来中国已经做好迎接这一巨大国际考验的到来。北京将作为一面中国的镜子向世界展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

拥有千万人口的中国首都--北京将以高度现代化的进程,友善的姿态迎接世界宾客的到来,并展示中国的和谐社会。无论如何奥运会已被盖上了高科技含量的印章。北京决不会让任何客人在任何时候感觉自己来到了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官方是这么给中国定位的,尽管明年德国世界出口冠军的位置很可能被中国取代。

北京领导人总是以非常果断的方式和一切干扰势力作斗争。他们总是强调,有些人利用奥运会搞政治。但维权人士责备共产党的恰恰是利用奥运搞政治。环保
积极分子、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认为:
"北京政府想通过奥运会让他们的政策合法化。政府想通过奥运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1936年纳粹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那样。"胡佳今年被提名萨哈罗夫权
奖。现在他和其他维权人士一样在中国遭到监视居住,有的则遭到软禁或被拘捕。因为谁要是对中国成功的政治、经济成功进程有异议,谁就得受到压制。

尽管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经常受到国际上的批评,但是经济上中国已在世界奠定了经济发展新升起的巨星的位置。2008将不仅仅有奥运奖牌。在这一年里,
中国将登上世界经济第三个席位,居美国、日本之后,高于德国。甚至德国当年经济奇迹的标志-钢铁领域,也已经被中国在2007年上半年超过了。在即将结束
的这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增长11.5%。政府把经济降温到能够承受的8%的努力失败了。于是,对通货膨胀和伴随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巨大社会爆炸力的
恐惧,在中国晃悠着。

另外,中国的超级状态同样反映在股市上。现在世界头10位最有价值企业中已有5家是中国的。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今年11月就一跃到世界股值
之首,超过了美国Exxon能源集团公司,而中石油集团其实只拿出其所有股份的20%上市,剩余的80%则由国家继续控股。分析家认为,用不了多久,不可能还有跟中国经济不沾边的企业会排在世界股值排名最前列。

同时,中国企业成功进入世界市场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产品质量及中国生产商责任问题的关注。例如,之前中国生产的有毒玩具召回事件等不合格中国出口产品在过去一年都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文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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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5日

蚂蚁撼动和谐社会,国安不能维持国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辽宁省正在上演的"蚁力神"事件最形象地演绎着这一中国古训。涉及上百万人的社会事件、上万人的游行示威在中国的媒体上竟然是不存在的,国家机器采取围堵和高压的一贯策略,企图靠国安、警察和社会控制,将事件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墨非定律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那它就一定会被弄糟。"在中国的背景和中国特色的"治国"思路下,一场本来是正常的商业破产事件,就不但变得极不正常,而且还正在朝被处理得极为糟糕的方向演变。

在当今中国,最容易制造的大概就是神话,最容易破灭的也就是神话。今年11月底,亢奋了八年之久的"蚁力神"神话终于破灭了。就像赵本山为蚁力神做的广告:"管用吗?谁用谁知道!",据说有100多万户的"蚁民"现在都知道:上当了,赔了!于是有上万"蚁民"聚集到辽宁省首府沈阳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负责。一场骗局或者说是赌局破灭是早晚的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但是骗局和赌局的发生和收场方式却是典型的中国事件。

"蚁力神"-中国社会的一剂"伟哥"

通俗地说,"蚁力神"是沈阳天玺集团在全国推销甚至出口的一副壮阳药,其神奇成份来自"拟黑多刺蚁"。天玺集团通过"委托养殖"这种几乎是不劳而获就获取高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作为诱饵,将上百万家庭纳入了今天看来属于"非法集资"的骗局和赌局,养蚂蚁的热潮不但席卷辽宁,甚至还波及其它省市及香港。例如,浙江省绍兴就有一位"蚁民"将30万养老钱交给一位熟人去投资"蚁力神",结果他连蚂蚁的尸首也没见过一个,钱就打了水漂儿。相比之下,绝大部分血本无归的辽宁"蚁民"至少还是"幸运"的:他们的家里至少还有若干养着蚂蚁的纸箱和一纸委托养殖的合同。

有了赵本山和范伟在央视黄金时间的广告代言,"蚁力神"的在中华大地上的名声和热度几乎可以与"脑白金"齐名。然而,赵本山说了"管用"就真的管用了吗?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媒体就有报道,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就警告"蚁力神"含有处方浓度的"西地那非"成分,即地球男人都知道的"伟哥(Viagra)"的主要成分。

"蚁力神"到底有多神,大概不仅仅是赵本山才知道。就像天玺公司为养蚁户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诱人的投资回报,"蚁力神"也靠"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一中国保健药品的流行手段,让用过的人知道确实还"管用"。在中国,真药假药品都做广告,而且广告铺天盖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生病,而"蚁力神"恰是一副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度亢奋的"伟哥"。

虽然"管用"的代价是"蚁力神"的堪比伟哥的价格,但是它的盈利显然不足以支撑天玺集团为蚂蚁养殖户提供的50%到40%的高回报率,这是明眼人早就看出来的问题。2001年和2004年,在政府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王奉友虽然落入调查者的法眼,但是每次都被放过一马,这也是如今广大养殖户认为"蚁力神"的背后有政府暗中保护和扶持的原因。2003年,王奉友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如果政府监管尽职尽责的话,至少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王奉友用"蚂蚁圈地"的可能。但是,直到不久前,王奉友头上仍然笼罩着绚丽耀眼的光环,受到政府、媒体和各种专家的吹捧。在天玺集团的官方网站上,依然能看到今年五月王奉友获得第二届"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称号的图文报道,把他捧上神坛的是人民代表报社、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研究等,颁奖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

就是这些光环,让身在局中的"蚁民"迷失了起码的判断力,盲目相信这是一条保了险的、除了给蚂蚁喂水喂面包屑就无需付出劳动的快速暴富之道。也正是因为这些光环,在蚁力神破产后,蚁民们相信他们是权势者勾结起来利益分赃黑幕的无辜牺牲者,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游戏中必然的输家,因此他们自然迁怒于那些制定中国游戏规则的权力与商业精英阶层,如果事件得不到蚁民眼中的"公正"的解决,他们的愤怒必然指向这个制度。

一场游戏规则就不公正的游戏,你不能指望有一个公正的结局。从表面上看,政府不应该为一场赌博的输家赔偿损失,因此"蚁民"要求政府承担损失似乎有欠公正,但是这么大的赌局能堂而皇之地在中央电视台大作广告,能在官方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毫发无损,由此带来的上百万社会成员蒙受巨大损失,政府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即使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果受灾面积很大,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救济义务。

"三个代表"与"三个镇压"

如果说"三个代表"代表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合法性理想与愿望,那么"三个镇压"无疑是与"和谐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现实写照。在一个国家权力不受监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民意缺乏凝聚与传递渠道、机会不均等、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的社会,"社会和谐"不过是"社会控制"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蚁力神"破产演绎成万人上街的抗议事件后,中国互联网禁忌词汇表上又新增加了"蚁力神"这字词,在中国最大的检索引擎百度上,"蚁力神"从此消失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群众自发组织的一个有用工具QQ群,只要被发现与"蚁力神"有关后,立刻就被封锁了。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事件噤若寒蝉,禁止蚁民上街闹事和上访成了辽宁省各级政权与专政机器最紧迫的任务。

1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沈阳市和阜新市的若干蚂蚁养殖者,了解了一些蚁力神事件的当事人情况和他们眼中的事件最新发展。

沈阳市的沈女士(化名)说,政府对群众抗议采取的是"三个镇压"政策,即网络镇压、媒体镇压和群众镇压,试图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她说,沈阳当地警察被授权在必要时用武力镇压"闹事者"。

沈女士证实,蚁力神无力偿还本利的风声传出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通过互联网QQ群等联络手段组织起来到沈阳省政府前抗议,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为了平息风潮,沈阳市政府采取的处理办法是让养殖户到社区居委会登记填表,以便明年返还一部分款项。至于谁来返钱、返多少和什么时候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交待。

阜新市的刘先生也参加了万人到省政府前的示威游行。他也向德国之声证实,他被要求到社区登记,社区通知他们在12月20日到3月9日之间将养殖蚂蚁的合同原件上交,作为以后赔偿的证据。但是刘先生担心,合同原件上交后,手中的证据就没有了,从而失去索赔的资格。社区对养殖户的损失赔偿不做任何具体承诺,只告诉他们天玺公司正在破产清算中。但从上交合同的期限来看,短期内能赔偿蚁民的可能性不大。
直到12月10日,辽宁省各地方电视台才播报辽宁省公安厅对王奉友刑事拘留的消息,冠以的罪名是"组织、策划、煸动蚁力神养殖户集体上访,扰乱社会秩序"。官方媒体的定调不但与事实不符,在媒体失去公信力的中国,人们不由得猜测这是政府为自己开脱责任。阜新的刘先生说,养殖户最关心的返钱问题,但官方唯一的报道对此根本不提。

刘先生说,他当初去沈阳抗议完全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唆使。他还说,现在上访和游行很难组织起来了,因为辽宁省政府下了狠令,叫做"有上访,就下岗",即阻止养户上访的工作从上至下一级级包干到户,基层干部将控制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养户,谁手上负责的养户出了问题,干部就得下岗。

"三个镇压"之亲身体会

"蚁力神"事件爆发后,因网上报道"重庆九龙坡最牛钉子户"而被称为"中国第一公民记者"的周曙光从湖南赶到沈阳寻访养殖户,但行踪却逃不过国安和警察的眼睛,被强行遣返。将博客作为一种"个人媒体"观察和参与公共事件与社会进程,这种所谓的"公民记者"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但在中国却因为技术上的阻碍和政治上的危险而属凤毛麟角。在"蚁力神"事件上,公共媒体缺位和失声,像周曙光这样的"非典型愤青"就弥足珍贵。

没有正常收入的周曙光向妈妈借了些钱和带上部分自己准备开个小店的本钱,11月29日从湖南乘火车赶赴沈阳,为了省钱,他乘硬座一路颠簸到了东北。到了沈阳后第一天没有访问到"蚁民",第二天通过网络约到一个辽阳农村的养殖户见面,但是刚进这家的门就有公安来访。这位养殖户被公安带走,周曙光躲在阁楼里偷偷拍下了楼下的警车。

周曙光第二天与辽阳的一个养殖户约好见面,刚碰面就被警察带走,经过连夜的软硬兼施的轮番审问,周曙光在被超过了24小时的拘审后,在名警察的贴身"保护"下乘飞机被送回湖南,他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元被没收买机票,虽然他本人并不想坐飞机回去。

周曙光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博客上(www.zuola.com),因为博客是设在国外的服务器上,德国之声记者可以在德国浏览周曙光的博客。周曙光的东北寻访养殖户的经历表明,辽宁已经从网络到村落都布下了由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天罗地网,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子当中,公民抗争的空间和知情的权利都被限制到最小。中国的"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强大的无所不在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国家统治机器的高效运作来维持的,在中国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维权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控制模式。

周曙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受灾数据我没有,我得不到这个数据,有人称有120万蚁民,有600亿的金额,法律维权也是不通的,上级给所有法律事务所发通知了,在我的BLOG的留言中可以看到部分蚁民的意见和他们提供的数据。我的看法是,正因为媒体监督的缺位,才导致小社会问题发展成大的社会问题。"

如果东北之行有什么让周曙光感到幸运的地方,那便是他没有成为另一个孙志刚,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辽宁警察最多只是在面对周曙光的"狡辩"没有办法时,恼羞成怒地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拳和在脖子上砍了一掌。
周曙光在他的博客里总结说:压迫是正常的,放弃抵抗是不正常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别指望英雄来救你,即使有英雄--如果是自上而下,他也只会成为下一个独裁者,狼去虎再来;普及民主意识,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平。
拯救你们自己的任务就交给你自己了。

他最后带有几分愤世嫉俗的口吻说:我对目前任何人的生死没有责任和义务,能救你们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别来我这里寻找正义和真相,正义和真相都是唯心的定义,你认为是真相那就是真相吧,关我屁事。
谁该为什么负多少责任?

阜新市的刘先生从2006年开始养蚂蚁,开始时投入几万,目前连本带利被欠款30万。刘先生对德国之声说,"一直到今年10月,天玺公司都是每两个半月回一次款,分四次返回本钱,也就是说投进一万元,不到一年就能收回本钱了。但是大部分养户都是把返款再投回去,因此通过养蚂蚁实实在在能把钱拿到手里的人很少。"

刘先生说,蚁力神从1999年开始借"委托养殖"集资,到2003年时,他看到参与其中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今年5月,他身边的熟人中很多人都加入进来。由于天玺公司返款一直不错,公司老板王奉友头顶"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社会慈善家"、"全国商会副主席"等光环,经常在媒体上与省长等高官共同亮相,还有赵本山、范伟给"蚁力神"在中央台做广告,手持商务部首批直销牌照,因此不知情的老百姓参与的越来越多,进去的也不愿意出来,指望利滚利发更多的财。

沈阳的两位养殖户向德国之声描述的情况是,蚁力神8年前开始集资了,沈阳普通百姓可以个人名义与该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蚂蚁。蚂蚁装在大小不等的纸盒里,价格在3、5到10万一盒。天玺公司承诺一年内返回投资人50%的利息,后来因为参与人数太多,公司将利率减少到40%。返款实际上以14个月为计算单位。天玺公司的集资总额公布的是3亿人民币,但实际比这个数字要大,坊间猜测在160亿左右。

沈阳的沈女士说,养蚂蚁不需要地方,只要在自己家中喂养水和面包就可以。14个月后公司来人取蚂蚁,但并不检查蚂蚁的饲养情况,甚至连死蚂蚁也照收,给养殖户的感觉是蚂蚁对天玺公司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阜新的刘先生和沈阳的沈女士都认为,即使没有可能的腐败背景,政府在这件事上至少负有"不作为"的责任,这也是他们上街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的原因。

但是,也有的养殖户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沈阳的李先生在电话里对德国之声说:"我觉得应该给政府点时间来处理。而且我本人也习惯了政府没有多大作为,所以我没有去上访上街,心态很平和。"

李先生说,"我本人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投钱养蚂蚁是投机,带有赌博的性质,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赌和是否能输得起。我当时投了几万元,五年来没有拖欠返款的现象,再加上王奉友显得很有背景,总觉得这件事挺让人放心。我甚至觉得王奉友是拿了钱去干别的,去做比卖蚁力神来钱更快的事,而对我来说,他干什么我不管,我只要有回报就行。现在蚁力神倒闭了,我的损失我认了。"没有绝对的理性,就看你面对的诱惑是不是足够大,李先生虽然一开始就不信"蚁力神",但是他最终没有经得住财神的诱惑。

李先生说,养蚂蚁其实有点像炒股,玩的人都是想不付出劳动就挣大钱,这件事给他的教训就是应该勤劳致富。他说,他身边的"蚁友"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开,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下来观望,看政府怎么处理。

一位自称辽宁省政府公务员的人在网络上发表"写给致力于揭露蚁力神集资骗局的同志们"一文,说政府并没有象一些养殖户说的那样"不作为",没有及时查处的原因是养殖合同对法律规避的特别好,政府找不到能定性为非法集资的理由。这位"公务员"似乎更像是政府的御用写手,在发表于11月22日左右的这篇为政府辩解的网文中,已经暗示政府将会给王奉友戴上"煽动养户到政府闹事,让政府背损害养户利益的黑锅"罪名。

不是结语的结语

在一个法制国家,"蚁力神"这样的事件应该是一起商业破产事件以及由此带来了严重社会后果,从法理上政府也不应该承担直接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只从法律上理解蚁力神事件必然是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误读。

政府和媒体缺少公信力,社会缺乏诚信的的游戏规则,近来在媒体和网络上有关华南虎照片和月球照片真伪的争论就是中国的诚信与信任危机的表现。"蚁力神"事件中,至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王奉友有政府的直接支持。但是,在中国,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推断,这件事与政府腐败无关简直是违反常识,所以尽管政府可能对"蚁力神"倒闭事件没有法律上直接责任,但是却不能不为此而负担"感觉上的责任"。如果政府推卸了这一公民从感觉上认为它该负的责任,同时公民认为自己被剥夺了知情权,媒体或者封锁消息或者干脆不为人所信,社会愤怒就没有了疏通的管道,就会爆发所谓的群体事件,而且是压制越严,最终爆发的破坏力越大。

"蚁力神"事件也折射出暴富掠夺成为楷模、除了投机没有机会、能捞就赶紧捞一把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急功近利的末日心态。对于除了听信谎言和被强势者操纵就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想不上当都难,养蚂蚁成了他们脱离苦海的一棵诱惑稻草,但这些蚂蚁最终榨干的是他们的血汗。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弱势群体,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想选择一条没有陷阱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股市和房市。也许只有在中国这片特定的土壤上,王奉友的蚂蚁才能如此旺盛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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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战后欧洲重振史

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对欧洲以及欧盟的历史已经相当了解。殊不知,看过布鲁塞尔欧洲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你便会发现,我们的认识往往相当肤浅。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欧洲从战后一片废墟发展到今天名曰欧盟的现代化方式的国家联合体,其过程是被解释介绍得最多的政治进程之一。其每一步通常都有一个条约或曾举办关键性峰会的地名为代名词。

提到近代欧洲历史,人们总会想到各国一些前任领导人,其中包括亦被称为欧盟之父的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等。

然而,人们在此常常忽略的是欧洲人民自己漫长的恢复过程:在战后国家那日复一日寻求生存的艰辛;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没有具体的人来代表。现在,布鲁塞尔名为《这是我们的历史》(It's
Our History)的展览介绍的就是这些被忽略了的故事。

长期展示欧洲的记忆

这一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23日。该展览是布鲁塞尔欧洲博物馆举办的第一个重要展览。该博物馆现在还是借布鲁塞尔Tour &
Taxis博览会场地举办这一展览的。等其寻得自己的场地后,本次展品将构成其长期展出的核心收藏。

"这个展览表明,我们欧洲人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博物馆学术总监Elie
Barnavi说。"有这样一个展示很重要。我们会保留很多展品,还会继续收集其他物品,构建我们的长期收藏。除了精心策划核心内容外,我们还会组织短期展览,专门介绍欧洲历史的某个方面,比如说以欧盟扩大为主题的特展。"

10年过去了,欧洲博物馆依然还只是一个未付诸实现的集体构思。这个集体是一群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推动者,他们志在为欧洲创建一个"记忆的场所"("place
of memory")。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介绍欧盟历史的基本收藏,我们可以展现欧洲多种多样但却独具一格的文化。"Barnavi说。他曾任以色列驻法国大使,本职工作是现代历史学教授。

目前这个展览带领参观者走过欧洲战后重建恢复、以各种协议条约为标志的一步步,但展览密切关注的却是置身这些变革中的普通人,通过令人感叹不止的展品展现这些人的经历。展品是欧洲80多家博物馆捐赠的。

不忘欧洲的奋斗

一位年轻女子用联军的旗帜缝制的的衣裙深刻地反映了二次大战后人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1956年发生匈牙利反苏事件时一名匈牙利青年的日记、戒备森严的东西边界均体现了欧洲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二次大战结束很久以后依然还曾继续。

欧盟是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27个成员国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在与其个人相关的欧盟发展阶段以录像形式向参观者介绍他们个人的经历。

"我们是通过熟人、通过使馆找到这些人的。"Barnavi说。"工作蛮辛苦,可当27个人集中到这儿以后,形成了如此大的力量……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有酸甜苦辣,有得有失有希望,看到他们尽管有语言障碍还是能分享感受,真是非常动人。他们成为一个团体,而且还带来不少有趣的轶事。"

"我们有个波兰人,他参与了格但斯克协议的签订,可以说这个协议使波兰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罗马尼亚人原先是冰球明星,后来成为欧盟委员;还有法国和英国的两名工程师是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打通时伸手相握的第一对儿。"

每一个人都为这个展览献出他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瞬间、他故乡的一个历史瞬间。

往日的声音和感觉

虽然展品本身展现的是欧盟发展关键时刻的一个个见证,但展览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展现往日留下的件件文物,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装置也在这里展现,提出对欧洲历史的现代诠释。音像装置引导参观者自己体验那种时刻的感受。

Barnavi介绍说:"欧洲到处都有不少博物馆拥有这些历史的实物见证,我们也有,但参观者在我们这里还可以感受历史。"他举例道:"比如说柏林墙的倒塌。我们没有放块柏林墙,而是做了一个漆黑的房间,参观者可以在里面听到呼喊自由的声音,听到当时的新闻报道,甚至还可以听到斧头敲击柏林墙的声音。我们想把参观者带到当时的气氛中,即使听不懂语言,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声音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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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3日

北京的经济主导论与香港一拍即合

香港特首曾荫权上个月刚刚赴北京述职归来, 今天上午又向北京递交了关于香港民主改革的施政报告。报告没有明确香港实行普选的时间, 但却表明,
2017年之前不会实行普选。从97年香港回归以来, 实行普选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 而具体的时间表也是一拖再拖。 香港人对此反应各有不同,
民主派深表失望。

1997年香港回归时, 在实行港人普选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香港提交了普选方案, 中国中央政府也给了三个咨询方案,
暂定的时间框架是到2007年, 2012年以及2017年以后。 香港特首曾荫权今天上午又向北京政府递交了关于香港民主改革的报告。
报告中没有明确香港实行普选的时间, 但是表明, 在2017年之前, 香港不会实行普选。 港人对此反应各有不同。
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介绍道:"我相信民主派肯定对此表示失望。 但是我想, 大部分人的反应是比较坦然的,
也可以说这种坦然的背后是一种无奈。 当时北京的普选第三个方案是2017年或2017年以后。假如了解北京政治思维或是和北京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潜台词就是, 肯定会是第三个方案。 所以这么多年来, 无论左中右各派, 大家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邱震海认为, 制定2017年这个框架, 至少为2017年之后的发展定下了初步目标。 当初人们最担心的是, 2017年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要遵循"50年不变"的政策, 等到2047年再说普选的问题。
曾荫权的报告至少证明2017年之后普选有可能。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表示, 2017年实行普选的机会比较大。
这当然对民主派港人来说是很失望的, 因为这意味着2012年实行普选的希望彻底破灭。
邱震海认为香港政府实际上是夹在北京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间左右为难, 但又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平衡。 这次将普选框定到2017年以后的报告,
也是出于无奈的表现。

其实在讨论实行普选之前, 我们应该首先明确北京和香港双方对普选的定义是否一致? 如果是北京政府选定一个或几个候选人,
然后由港人投票从这几个候选人中选出政府代表。 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到底未来普选的模式怎样, 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 一个是具体的时间, 一个是模式。 北京有没有可能,
将候选人的确定到最后选出都交给香港市民, 这个风险很大, 因为最后有可能选出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候选人。 还是北京框定几个候选人,
但是最后投票的举动是一人一票。 北京也可以说, 我给了你普选的机会。 这两种模式还没有提上香港辩论的议程。 但是我们知道,
政治往往是一种妥协。 到最后双方都要让步, 才能达成一致。 只不过现在所有人的集中力都在这个普选时间表上, 对模式还没有讨论。

香港的经济形势十分喜人。 大陆对香港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 北京还承诺继续保持"港股直通车"。
那么香港人会不会顾及社会的以及个人的经济利益, 而逐渐冷淡对政治的热情? 邱震海的观点是:"这个已经产生了。 香港人很勤劳, 很务实。
务实的背后与其说他是政治动物, 不如说他是经济动物。过去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情那么强烈是因为, 97年回归前不少人对共产党的统治有些恐惧。
但是后来董建华的政府统治无力, 包括金融风暴。那么所有人都认为普选的话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其实也是虚华的东西。
为什么03年有50万港人走上街头游行, 要求普选, 北京也做了评估, 就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好, 人们不满。 那么北京就想, 好吧,
你是经济动物, 我就给你经济。 这就是北京的经济主导论。 我个人认为, 这种方式不会长久有效。 很遗憾的是,
这种方式与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一拍即合, 造成香港人以前的追求民主的热情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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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8日

中国再起重大矿难

中国再次发生重大矿难。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山西临汾市洪洞县新窑煤矿发生爆炸,据媒体称,事发时井下至少有120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5人。

山西省洪洞县曾经因为京剧苏三起解中的一句"洪洞县里无好人"而知名,今年又因为爆发黑煤窑事件而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而就在黑煤窑被揭露后不到半年,新窑煤矿爆炸再次让洪洞县的名字上了报纸和网络的头条。

当地时间12月5日晚间23点15分,位于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瑞之源煤业公司的新窑煤矿发生爆炸,据事后媒体报道,煤矿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当晚并没有
向上汇报情况,而是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通知有关部门,从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在得到矿难通报之后,当地建立了抢险救援指挥中心,开始援救行动,而井下被
困工人的数字也开始逐渐被披露,起初有消息称,井下被困工人不少于50人,后来上升为96人。

12月6日晚间18点左右,救援中心第一次公布死亡人数为45人,随着救援行动的深入,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5人。但是井下被困人员的
具体人数目前还在核实中,不排除死亡人数继续增加的可能。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和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都已经抵达事故现场。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中国的产煤量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但是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即使按照每生产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来计算,中国矿工的死亡比例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倍以上。

据统计,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就发生了99起矿难事故,导致297人死亡或者失踪。而按照历史经验,冬季往往是中国矿难事故的高峰期。由于对燃煤的需求加大,很多煤矿都会加班加点,乃至在安全条件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让矿工下井挖煤,从而发生事故,并从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将安全监督管理局升级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并且对各地煤矿,特别是小型煤矿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近年来已经关闭了上千家小型煤矿。但是,由于矿主受经济利益驱使,超量开采,安全防范措施欠账太多,以及井下工人缺乏相应安全培
训,造成中国矿难死亡人数依然高居不下。

海外媒体普遍把中国煤矿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之一。而这次发生事故的山西省临汾市更是险中之险,因为该市煤田面积占了总面积的75%。而在山西省14个重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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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何时休?

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最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联署者中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人。这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指责劳教制度"乱象丛生",违背宪法原则,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并要求对这一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劳教制度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施行。1957年中国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初衷是为管理"游手好
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很多人认为,劳教
制度的推出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根据这一规定,公安部门可以不经过法院审判而对公民实施劳教,时限可以长达四年,被劳教人员甚至没有上诉的权利。劳教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沿用
至今,但近几年来反对声浪逐渐高涨。著名律师李方平认为,劳教制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公安部门的权限不受制约。他说:"一般情况下,公检法有一整套程序,公
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但是劳教完全由公安主导,基本上是一个警察法,没有外部的监督。里面存在非常糟糕的一些情况,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工
具。"

同样曾经呼吁取消现行劳教制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黄琼瑶曾经指出,有些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或者案情复
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政府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把证据不足的案件统统处以劳教,而且一律三年。而李方平律师在执
业过程中也接触了大量类似案例:"尤其是对上访群体。比如他们如果来北京上访,那首先是把他们带回去刑事拘留,收集不到任何犯罪证据,或者即便有一些证据
但不构成犯罪的程度,他们一般就倾向于采取劳动教养的制度。"

多年以来,有关劳教制度的争论始终在进行。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曾经首次将"违法行为矫治法"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份法律草案,劳
教这个名词将被"违法行为矫治"取代,而劳教制度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将得到改变。比如决定程序更为严格,被劳教人员拥有申辩权,可以到法院申诉;劳教期限缩
短,最长不超过一年半等等。但是这部草案至今未能通过。李方平认为,劳教制度迟迟未能取消,是因为有一种非法制的力量在背后抵制。他表示:"他们把劳动教
养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使用,觉得非常直接,不需要走任何程序,外界也不能进行任何制约。他们是从一种管制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极力要求保留这样一种非人性的制度。"

这次由众多法律界人士,知名学者发表的公开信再次对劳教制度提出挑战。李方平律师认为,他对劳教制度最终取消持谨慎乐观态度。通过这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对劳教制度提出违法审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只要反对的声音能够持续表达,取消劳教制度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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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在市场经济中谋求公平竞争

艺珂人力管理学院(Adecco)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就将于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劳动合同法"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结果于12月5日在苏黎世公布。德国之声记者借此机会围绕新版"劳动合同法"电话采访了本次调研的中国合作者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研究员。

德国之声:同1995年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旧版相比,新法最大的改动在哪里?

权衡: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同更为规范,比如合同期限和用工手续等方面。第二点,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第三点,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加强劳动保护。

德国之声:新法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不过现在中国就有大批雇员被辞退的现象,而且好像还不是个别现象。这显示,雇主方将新法看成了限制,那么,有理由担心投资者减退在中国的投资热情吗?

权衡:目前的现象是对一个新法出台前的正常反应。过去的法律很不规范,雇主用人用得很随意。新法的规范化从某种意义上的确提高了用人成本。此外,除
"劳动合同法"之外,近期还会或已经陆续有了一系列法律出台,它们都会对外资外企产生某种影响,比如"两税合一",统一中资和外资企业的营业税,还要考虑
出口退税的取消。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中谋求公平竞争的必然发展。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新"劳动合同法"将一视同仁,对所有企业,包括国企、民营、私人企业以及外企、合资企业都同样有效?

权衡:当然。这次法律的修改对所有企业都有效,不仅包括国企、民营以及外企合资企业,而且还加进了事业单位,
这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进了事业单位就有了终身雇用,没有辞退的可能,也不要签合同。

德国之声:能将新劳动合同法同台湾、香港的做些比较吗?

权衡:应该说,即便是生效后的新劳动法标准,也不如香港、台湾的高。中国也还没有这样的要求。象港台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他们对劳动保护、工作时间、劳动的环境和条件都有更严格的规定。我们现在只是有了这样的导向,只能逐步加强以上环节。

德国之声:雇员在新法实施后,哪些具体权益得到了保障或改善?

权衡:用工一个月内双方必须签署合同,对试用期有了明确规范。如果用人单位裁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赔偿。此外,企业裁员时对留用人员也
有所规定,比如规定什么样的人要优先留用,他们是签订了比较长期的固定合同者、同用人单位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者、家庭没有其他就业人员的从业者。

德国之声:什么叫"无固定期限合同"?是雇员连续签两届合同或连续工作10年以上,用人单位就没有权利辞退他了?

权衡:不是。这样的理解不对。无固定期限合同首先是对以前的短期雇用而言。新法则是鼓励企业在雇员工作10年之后,双方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

德国之声:雇主必须同雇员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权衡:这是新法中的规定。但同时新法还跟进相关的说明,即便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如果雇主对雇员不满意,他还是可以辞退雇员的,比如雇员的能力不
够。还有在企业转产破产的情况下,或者企业搬迁,雇员不愿跟着走。在上述情况下,雇主都有权辞退雇员,但新法还规定,这样的裁员必须要有补偿。这是同以前
不一样的。

德国之声:新"劳动合同法"包括了给雇工罢工的权利吗?

权衡:没有。对罢工,中国有"示威罢工法"。

德国之声:如果发生劳资纠纷,谁来承担对新法解释的职责?

权衡:如果发生劳资纠纷,首先是力争通过调解解决冲突,第二步采取劳动仲裁。仲裁到一定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再下一步只好采取法律诉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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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

默克尔见达赖但不会见台湾代表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周二,台湾驻柏林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默克尔也能会见一位台湾民选代表,如台湾总统陈水扁。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默克尔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在德国国内政党间引起了争议。在此背景下,默克尔不久前表示,今后将把价值观外交同经济外交结合起来。本台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就此采访了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外交发言人冯-克莱登。德国之声:冯-克莱登先生,10月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推出了一份新的"亚洲战略"文件。新"亚洲战略"文件开篇便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解决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您是这份文件的重要撰写者。请问,新"亚洲战略"对于德国的对华政策有哪些具体影响?

冯-克莱登:与过去相比,我们必须给予对华关系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德国的对华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合作上。我们必须同中国在战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德国之声:目前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价值观外交政策受到争议。中国是一个专治国家,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所谓"中国模式",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

冯-克莱登:首先,这是一场制度的竞争。中国提供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举个例子。在非洲,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那里展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在访问非洲的时候,许多非洲国家首脑表示,他们希望在开发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欧洲及西方国家合作,但西方在非洲的投资十分有限,因此一些非洲国家必须依赖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因为中国与独裁、
腐败政权合作,发放信贷 时并不带附加条件。而我们要求合作的国家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 法治与民主、
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等等。其次,世界秩序如何发展,如何维护各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
在这些战略问题上,我们必须同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第三,我们必须明确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和立场,而不是把观点隐藏在紧闭的门后面。因此,默克尔总理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举动。她有权决定自己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良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认可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必须接受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

德国之声:如果要付出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对话伙伴的代价呢?因为在许多全球性事务上,无论是气候保护,还是朝鲜以及伊朗的核问题,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冯-克莱登: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既要考虑到利益问题,又要考虑到价值观问题。两者缺一不可。

德国之声:不久前,默克尔总理也强调了这一点,要将价值观外交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但是,比如在俄罗斯,中国与欧洲为获取能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能源问题性命攸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究竟该如何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呢?

冯-克莱登:与欧洲的合作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斯要实现本国发展必须依靠欧洲的先进技术。如果考察一下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田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其中一些仅适合向亚洲输送,另外一些仅适合向欧洲输送。所以,我并不认为在俄罗斯能源问题上,欧洲与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德国之声:我们再回到默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台湾驻柏林代表密切关注了整个事件。本周二,他接受《柏林日报》采访时表示,希望默克尔总理也能与一位台湾民选代表举行会晤,最好是台湾现任总统陈水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良好,公民社会繁荣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台湾似乎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您觉得,默克尔总理有没有可能接见一位台湾代表?

冯-克莱登:我认为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我们接见台湾代表,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要放弃这一原则。尤其鉴于最近台湾的局势发展,越来越向要求独立的方向走,要举行全民公投。我们认为这一发展是不正确的。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两大支柱。一是:承认中国的统一。二是: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这一变化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们反对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同时,台湾也不应采取错误的举动,导致形势激化,例如现在向台独方向发展。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德国不会承认其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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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6日

林彪百年争议依旧

1907年12月5日,也就是100年前的今天,一个名叫林育蓉的孩子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48年之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林彪。又过了16年,宪法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驾机出逃,坠毁于蒙古草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林彪多年来都是公众舆论的一个禁忌。

林彪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生,此后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名列十大元帅,还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很多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还记得,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并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景。

但好景不长,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从国家领导人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集团首领。而民众口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也一下子成为了反革命,要被红小兵"批的臭万年"。对于这样的巨大反差,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主编金钟认为还是要从制度上去寻找根源:"这是独裁政治,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个时候也流行一句话,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就是说独裁者是毛泽东,毛泽东怎么想怎么说就是唯一的。都要跟着他,不仅林彪,刘少奇也是一样,刘少奇的地位比林彪还高,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选择的接班人,已经是国家主席,那时候的大会堂挂的是毛跟刘两个人的领袖像。最后文革一来,还不是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因为整个国家是独裁黑暗的,完全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连不同的思想都要消灭。"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一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打倒刘少奇,成为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和公开的接班人选之后,林彪试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林彪及其亲信于是策划571工程,试图发动政变,暗杀毛泽东;事件失败后,林彪在9月13日凌晨坐飞机出走,机毁人亡。对于这段历史,海外史学家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比如已经成为名义接班人的林彪是否有必要发动政变;林彪所乘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温都尔汗的真正原因等。但是,对于这些疑点,中国大陆的学界和媒体从来不敢公开提出质疑。香港政论家金钟对此评论道,不能直面历史,将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蒙上阴影。他说:"中国现在发展了,也有钱了,在国际上财大气粗,连美国也要让他几分。这都是事实,但道德堕落,精神空虚,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没有反思,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不让你反思。这样的话就把一些正邪观念,丑恶与善良的观念完全模糊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认钱。没有是非善恶的区别了。"

今年7月,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十大元帅照片,林彪也在其中,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可能对林彪作出重新评价的前奏。但是,有媒体报道说,恰恰在林彪诞辰一百周年的12月5日,摆放照片的展馆以进行装修为由不再对外开放。这个过于巧合的事件也许正折射了这段历史和林彪这个人物在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而又忌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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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5日

中日关系遇春暖花开待何日

随着安倍晋三离职,福田康夫接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似乎出现回暖迹象。中国军舰"深圳号"访问日本,中国政府高层也有互访的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是否能够平稳发展,其中还有什么阻碍因素?带着以上问题,本台记者石涛采访了德国柏林科学政治基金会的日本问题专家蒂滕博士。

德国之声:蒂滕博士,一艘中国军舰最近访问了日本,您认为这一事件有怎样的政治意义?

蒂滕:中国海军深圳号军舰驶进日本海港是120多年来的第一次,该事件是目前中日关系现状的一个重要标志。很显然,中日双方政府,特别是日本新近上任的福田政府,都认为,互相合作比对立冲突要好。对于小泉和安倍时代两国关系中的困难之处,特别是在历史问题,能源政策方面,双方或多或少的找到了解决方案,或者在大致方向上达成一致。此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非常高,谁离开谁都不行。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决定政治的模式。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经济决定政治"的中日关系发展模式,而政府首脑以及军舰的互访都是政治层面的事情。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日关系是
"政治冷,经济热""政府冷,民间热",您认为这样的状况会在近期得到改变吗?

蒂滕:我想是的。中日最近进行多次重要的部长级对话,其中包括外长会晤。这标志着,中日对话的气氛已经大为改观。但是,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谨慎的态度。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不能忘记中日双边关系中依然存在两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分歧,至今未能得到解决。第一当然是台湾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美国因素,因为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如果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话,中日关系也会受到波及。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无法施加影响。比如在中国军舰访日期间,原本日方计划展示最新装备的驱逐舰,但美国显然对此不满。日本为了不伤害与美国的关系,因此放弃了这一想法。另一个没有解决,而在未来可能影响重大的问题是东海油气田,虽然双方表示要协商共同开发,但在各自立场上依然相去甚远。由于存在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观察,目前的良好气氛是否会持续下去,而对于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也必须有所估计。

德国之声:您提到了东海油气田,台湾问题等可能损害中日关系的因素,而从中国方面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比如中国报道称,日本媒体对深圳舰访问的报道比较"低调""小心谨慎"。中方认为,日本媒体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与国内右翼分子发生冲突。您赞同这种猜测吗?

蒂滕:我认为这种分析有些言过其实。日本极右翼在国内政治层面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始终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分析一下日本近些年来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国内的相关讨论,就很容易发现,所谓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影响力是可以大致忽略的。可能在一些八卦报纸或者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媒体中,这种言论还有市场。但如果谈到政治决策过程的话,极右翼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在每次选战中,获胜的因素都在于吸引右翼保守阵营选票的同时,避免过于接近极右翼的立场。而日本政治主流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更不是极右翼势力。因此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分析稍显夸张了一点。

德国之声:最近在国际外交方面,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立足点的所谓"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多次强调这一点,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提出的亚洲"自由繁荣之弧"显然是价值取向外交政策的一个实例,您认为,福田康夫政府会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吗?

蒂滕:福田康夫政府肯定不会再是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前首相安倍当时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试图把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针对中国的。日本对外政策始终是以价值为取向的,这意味着人权,民主,法制国家等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因素。但我们也知道,日本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上而言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经历的安倍时代之后,福田政府试图把中日关系修复到正常双边关系的程度。在这一前提下,我很难想象,他还会冒险使用"自由繁荣之弧"这种充满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在日本国内的政治讨论中,这个词也已经不再出现了。如果福田政府能在政治层面与中国达成有益的妥协,从而使得中国所要求的双赢局面得以实现,那么所谓"自由繁荣之弧"也不可能再扮演任何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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