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

废金属进口 造福还是害人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其对原材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在金属生产和进口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中国开始通过大量进口废旧金属来弥补缺口。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以废旧家电为代表的"洋垃圾"也被运至中国。处理洋垃圾时产生的有毒物质二恶英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

据德新社报道,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学者在著名的《环境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全球近70%的废旧电脑、手机以及其它预先设想为可循环利用的电器最终都被运抵中国。这些废旧电器主要来自日本、俄罗斯、西欧各国和美国。对这些"垃圾"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特别是会对处在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造成危害。

二恶英是一种含有两个氧原子的有机化合物,在工业上没有用处,通常是通过垃圾焚烧产生。人体吸入后可能会成为致癌的原因。浸会大学的研究学者对在可回收利用产业发达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的母婴进行了调查。他们提取了被调查者的乳汁、头发和胎盘进行化验,之后发现,这些婴儿每天仅是通过吮吸母乳吸入体内的二恶英含量就要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成年人可吸入量高出25倍。

浙江台州是中国旧机电拆解行业的集散地。根据官方数据,2006年台州地区废物进口利用拆解企业34家,拆解工场达到50个。除了正当的环保企业之外,还存在着数量众多遍地开花的拆解作坊。一些作坊甚至以农用地为场所在野外焚烧废旧电缆及电子产品,焚烧后的废渣随着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对耕地构成极大破坏。

浸会大学研究学者挑选台州地区5名处在哺乳期的妇女对她们进行检查,与此同时又选择距离台州245公里远一个地区5名同样年龄的妇女进行检查。经过比较两组检查结果可以看出来,台州的5名妇女的孩子通过哺乳摄入二恶英的含量比另外一组妇女的孩子高出两倍。学者们警告说,可回收利用产业有可能令中国下一代患上严重的基因遗传疾病的比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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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和世行需要改革以自保

随着出口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些国家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中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传统工业国家被迫作出妥协,减少他们对这两个重要的多边金融与发展机构的影响力。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超过一半是由三个国家带来的。他们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同时,这些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百分之十,印度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略微低于两位数。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的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外贸严重出超,并且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目前外汇储备位列世界第一位,达到14000亿美元,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5000亿美元。这不仅仅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也增强了国家领导人在政治领域的自我意识。

因此,这些门槛国家不愿意在国际多边组织内老坐后排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在上周末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美国召开年会上就可以明确看到。这些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发展组织仍然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和世界银行的行长通常都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担任。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佐力克几个月前当选世界银行行长,法国人施特劳斯
"卡恩则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

现在,新兴工业国家率领着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这些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去年虽然获得了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对事情的发展仍然不满。这些国家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财政实力和政治意愿,贯彻他们的国家利益。不久前,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倡导下,南美七个国家成立了所谓的"南方银行",作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也就在不久前,巴西总统卢拉建议成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竞争的国际金融机构。鉴于第三世界国家控制的大量外汇,这些倡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反,这些大的门槛国家将会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竞争对手。只要发展中国家与门槛国家偿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就能够减少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原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发放人,实力强大,现在,这两个组织要努力寻找论据,解释他们为什么还有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国家,不再需要这两个组织的钱,也不再需要他们傲慢的建议。甚至于,那些拥有大量外汇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投资,用于原材料的开采,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解决这一情况没有别的办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必须本着贫穷发展中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保住这两个机构,必须要进行改革,减少发达国家的资本比例,增加新兴工业国家的影响力。工业国家原则上已经表示同意。但直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新的框架结构成型,还需要经历艰苦漫长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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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怎样退出联合国的?

10月24日是"世界联合国日"。今天(周三),台湾总统陈水扁参加了为争取台湾入联而举行的火炬传递活动,并领跑。陈水扁表示,希望通过火炬传递活动表达对中国大陆借助奥运会贬低台湾地位的谴责。目前台湾岛内就入联与返联正进行着大辩论。蓝营提出的所谓返联即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重返联合国。那么,36年前,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就这一决议举行投票之前,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

台湾前驻美代表陈锡藩回顾说,"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保持了一个颜面,我们先宣布退出。在联合国记录上,我们是宣布退出。但是我们退出之后,这个案子还是继续表决的,表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中华民国就出去了。"

1945年,46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时,中华民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1945年到1971年,这期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家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认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盟友关系,美国仍承认并协助中华民国保卫其代表权,并采取了所谓"缓议"的策略。

陈锡藩说,"这个问题每年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呢,就由第三个国家提出:今年不讨论,这叫'缓议案'。英文叫做moratorium。就是说,今年不讨论。每次这个议案都获得通过,不讨论。到第二年呢,再来一个'不讨论'。一年一年不讨论,到1960年的时候,美国认为,形势不能维持这样一种'不讨论'的方式。"

1960年之后,多个国家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的主导权开始从原先的亲美国家逐渐向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转变。由此,美国建议采取一种新策略,提出了所谓"重要议题案"。

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些关系重大的国际事务可以被称为"重要问题"议案。这类议案如果要在联合国获得通过,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而普通议案只需获得半数以上支持即可。美国希望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确认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此保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然而,要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同样需要在联合国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1971年,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一议案未能获得通过。陈锡藩回顾说,"当时尼克松急于从越南撤出来,当时美国讨论的是怎样实现'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 怎样撤出来而又保存颜面。美国认为,中共是北越背后真正的支持者。所以,尼克松要拉拢中共解决越南的问题,希望中共能够帮忙,促成美国与北越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走向决裂。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在此背景下,中国和美国有了谈判的基础。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台湾方面认为,尽管联合国1971年即通过了《2758号决议》,但台湾2300万民众却始终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权。1980年代以前,中华民国仍声称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自199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开始了重返联合国的活动。今年7月,台湾总统陈水扁正式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受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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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中国已具备了竞争能力

中国的探月计划开始付诸实施。继载人宇宙航行以及成功报废太空过弃卫星之后,周三发射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再一次吸引公众视线。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了柏林自由大学天体学的瑙伊库姆教授(Gerhard
Neukum),他对中国的赶超速度表示惊讶,并解释了探索月球有什么新意义。

德国之声:中国宣布,本周三,中国探月计划三部曲的首曲"嫦娥一号"卫星将飞向月球。您认为,中国航天领域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瑙伊库姆:仅从外部观察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仅依靠听到的、看到的报道,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取得的成就。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中国赶超的速度感到惊讶,显然,那是一种奋力赶超行动。至少在某些领域,中国已具备了竞争能力。我认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潜力很大,至少在今后数年内,中国会在该领域做出贡献,它将不局限于非载人航天研究,也包括载人航天研究。

德国之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登月球。美国政府甚至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处永久性太空基地。探月计划德国有,印度有,日本也有。为什么月球这么让人着迷呢?

瑙伊库姆:月球始终对人类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过,在西方,阿波罗登月计划完成后,事情也就告一段落。那时的太空项目都有其政治目的,大型与月球有关的科研项目不再进行,那时是冷战时代。就阿波罗本身而言,它是一次成功的科学创举。阿波罗之后,人类又开始对其他星球进行探索。这时科学家可以将月球作为参照研究其他星球,同时也发现,原来对月球的了解也并不充分。还有,月球同地球是一套双星系统,他们最初的创世阶段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因此,研究月球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地球的形成。

德国之声:各国雄心勃勃的探月计划可以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吗?

瑙伊库姆:我相信,月球上存在着可以开采的物质,存在着可以冶炼提取的物质,但前提是在那里建立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并且要有人居留在那里。

德国之声:今年二月,德国的探月计划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德国政府已基本表示支持这一耗资3至4亿欧元的项目。按照该计划,德国的一支不载人飞船将于2013年登陆月球,而中国的类似计划将提前一年,即2012年实现。德国会为此感到沮丧吗?

瑙伊库姆:德国的航天器不去登陆,而是围绕月球旋转,就象中国现在就要开始的项目。当然,德国的航天器携带了很多高科技试验器械,比中国的技术先进得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探月计划,该计划也得到德国最高层的关注,最终的决定还没有做出。德国应该进行这样的航天计划,不仅着眼于科学研究,同时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纲领性和政治性。全球性的探月计划实际上已经开始,很自然,只有参与其中,在尖端搞科研并做出成就,今后才能从中享受到好处。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探月计划不在欧洲航天局的框架下进行,而是情愿选择"单干"的策略?欧洲范围内,对月亮感兴趣的国家不少,比如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

瑙伊库姆:你提到的这些国家都在走着同德国相似的道路,即国家"单干"。这同欧洲航天局本身固有的项目框架有很大关系。改变这一框架的内容必须经过最上层反复多次论证,消耗很多时间。这对实施一个项目不利。还有一条很重要,即作为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国,必须参与它的政策决策过程,但是否有话语权,也取决于是否已经做出了某些贡献。

德国之声:作为星球研究学者,您怎么看,是不是争夺月球的竞赛会演变成为一场太空军事竞赛?

瑙伊库姆:我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月球距离我们还是远了点。军人最多对近距离的太空感兴趣,因为他们要为洲际巡航导弹找到飞行轨道,或者是反导弹射击,或者是对洲际导弹进行监控。完成这样的军事使命,不必去寻求月亮。监督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近距离太空完成。

采访记者:李鱼

采访人物:瑙伊库姆教授就职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此前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担任科研主任。他领导的科研小组曾设计了德国火星探测仪上的摄像机。该小组也参与了德国探月计划并为月球探测仪设计最关键的器械之一摄像机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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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3日

中国法律界党员比例显著

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越来越淡漠,但依然有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申请加入共产党。他们当中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或政治抱负当然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党都是为了让今后求职升迁的道路更加平坦。在法律界,党员的比例尤其高,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律师是否称职,法官是否公正,与党籍没有关系。

说起入党,许多人认为这只是那些热衷于仕途,希望进入官场的人追求的捷径。但不少尚未确定自己今后人生目标的大学生也加入到了申请入党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律师从业者中,党员的比例相当高。北京著名维权律师莫少平解释说:"律师这个行业党员占的比例比较大,特别是公检法这个系统。因为有类似的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不入党的话,以后的提升都不被考虑。"

出生于60年代初的莫少平不到20岁时在部队入党,当时入党被视为要求上进,至于政治信仰并不重要。回忆起自己当年入党的经历,他说:"我入党的时候才18,19岁,文革刚结束。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多深的认识理解,是不是从非常理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和选择,我个人反思想来,当时都不是的。"

今天的莫少平律师认为,一党专制并不符合法治和宪政的理念,应该允许公民自由选择由哪个党来执政。莫少平代理过许多政治上敏感的案件,当事人包括参与六四事件的民运分子和异议人士,一名党员为被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被告辩护,这对莫少平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法律首先代表公正和独立。

北京维权人士,34岁的法律教师滕彪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自己加入共产党是希望从体制内部促成一些改变。但他也承认,一旦进入了这一体制,就会失去一些自由,包括讲真话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因此不少希望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对党敬而远之。

曾为纽约时报记者赵岩泄露国家机密案辩护的律师关安平,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出身和其它偶然原因未能实现入党愿望,后来他觉得:"我不太适合走仕途,我适合走专业的研究道路。这样我写东西就可以没有太多顾虑,讲话也可以遵循学科的意见。我写的东西有价值能造福于社会就够了。"但他也希望法律工作者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维护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也是维护自己作为律师的权益。此外他认为,律师从政,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素质和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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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偏爱中国车

到目前为止,谁要是想在肯尼亚、坦桑尼亚或是邻国乌干达买到一辆质量及性能还不错的二手车,那么人们通常会选择来自欧洲市场的二手车。因为,购买印有"德国制造"的二手车是非洲二手车经销商和客户们多年来的老传统。但近来在非洲的车市上欧洲车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中国。

近来,新兴汽车生产大国?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市场的出口,使得欧洲的出口商们竞争十分激烈。来自中国的经销商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既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的二手车,而是全新的,且价格比欧洲二手车还低廉的中国造汽车。

居于这种价格上的优势,有哪些非洲汽车商还愿意购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二手车呢?在非洲,一辆中国产四轮驱动新车人们只要花上3万2千美元就可以开回家中。而这些钱还不够买一辆2003年日本产的丰田二手车,因为这辆二手车的售价是4万5千美元。

埃塞俄比亚产"蓝色尼罗河"

欧洲人一直认为中国产汽车质量没有保证,讽刺中国是不称职的竞争者。之后人们对这一评价有了转变。2003年开始,当大部分人还在迷恋欧洲和杜拜销往非洲的二手车时,中国汽车的进口量悄然增加了18倍。目前,仅在富裕的南非,中国和欧洲及日本的汽车销售量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一些汽车生产商对这一发展趋势表示震惊。印度的商家正计划生产组装汽车,销售到非洲市场,每辆价格低于3千美元。同样雷诺车厂在罗马尼亚制造的廉价汽车Logan在非洲的销量也很好。

同时,荷兰与埃塞俄比亚合资生产的汽车"蓝色尼罗河"(Blauer Nil)中的一些零部件就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样也避免了高达150%的汽车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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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李当选淡化高层“技术官僚”色彩

中共17大周日落下了帷幕。周一,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如人们事先所料,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成为政治局新常委,二人被视为接替胡温的热门人选。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周一在公布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补充道:"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刚刚7个月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曾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福建和浙江省担任领导职务,在中央也有稳固的人脉。尽管有人认为他与江泽民的上海帮关系密切,但54岁的习近平以善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著称,因此成为被党内各派系所接受的接班人选。

李克强来自共青团系统,曾是中共最年轻的省长,也是本届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尽管他主政河南和辽宁期间,多次发生火灾矿难等灾害事故,政绩受到影响,但没有阻碍到他顺利进入中央。17大前海外媒体纷纷推测,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是胡锦涛首选的接班人,但显然在17大上还难以确立其地位。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系的辜学武教授认为:"中共高层似乎是放弃了以前只培养一个接班人,一个党的核心的做法,现在转向培养一个接班的团队,这个团队从目前安排的情况来看,是习近平主控中央书记处书记,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朝着党务的方向发展;李克强则有可能接任已经去世的黄菊出任常务副总理,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总理。所以现在感觉是安排的一个团队。"
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是从省级领导晋升政治局常委。以他们为代表的第5代领导人在学历背景上与上一代有明显的差异:"一个明显的特征,两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人文科学和法学背景,他们两个进入政治局淡化了中央高层'技术官僚'的色彩。由于这两人的介入,这一色彩显得非常淡薄了。两人一个是法学博士,一个是经济学博士,这两人出任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有可能对中国的思维判断,决策等方面会有些影响。"

中共新一代领导干部是否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举措,辜学武认为:"尽管第5代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有更多新的观念,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怎样去思考问题,去看问题是一个方面,怎样去实施到政治层面上是另外的事情。我本人觉得,就算他们在5年之后成功的接过'棒子',也不代表他们会大刀阔斧的去进行非常深刻的、革命性的体制改革。总的感觉是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政治上的稳健派。只要不是出现非常紧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拿中国的政治体制去做大手术。因为从目前运作的情况来看,虽然政治体制缺乏民选的基础,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保持了中国权利交换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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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0日

石油用光之后的生活

在美国,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迁问题,一直受到压制而不能进入公众意识。因此石油的消费量不断增长。不过,渐渐地,美国人也开始计划,在石油被用光之后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如下:

"美国是一个使用石油上了瘾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使用石油上了瘾的国家,而我们需要的石油正来自世界上政局不稳定的地区。"
美国总统布什的这番话,本来是描述整个国家面临的用油危机,然而这对于正在体验不断飙升的油价的消费者来说,真是感同身受。

然而目前的问题不仅是,世界各国要为了依赖于石油进口不断斗争;问题还在于,将来人类还能不能继续使用石油。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不过,曾经担任过克林顿任期内的中情局局长的伍尔西(Jim
Woolsey)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件与今日世界石油局势相类似的事件。

他说:"19世纪末,盐被看成一种战略物资。因为盐可以保持肉类不腐烂。因此,盐就成了人们饮食链中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足够的食盐储量就变得非常重要。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不过,当时人们的确曾经为了食盐发起过战争。后来电力的发明使得冷藏技术成为可能,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食盐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渐渐地食盐变成了普通的日常用品。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石油变成昨天的食盐。"

将"石油变盐"的技术

可是,怎样才能让石油也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呢?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环境专家大卫?桑德罗刚刚就此问题出版了专书:《从石油的束缚中解放》("Freedom
from Oil")。桑德罗认为,第一个措施就是要重新装备汽车大军的燃料设备。也就是,通过为汽车夜间充电,以电力带动马达来代替汽油和柴油发动。

他介绍道:"没有什么方式能比电力马达更加快速地解决我们对石油的依赖。每次我给人们讲解电力马达的时候,总是有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建更多的发电厂呢?有趣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电动马达非常有效率,用电很少,而且汽车一般是晚上充电,那个时候,家庭用电减少,所以不会给电网带来超额负担。第二个问题是,电力马达需要更多的电力,而这些电是通过火力发电产生的,那么,火力发电不是仍然会造成温室气体吗?的确,美国的发电厂中的一半是火力发电,不过,即使电力马达完全靠火力发电产生的电能来驱动,仍然比直接使用汽油更加环保。因为,汽油和柴油驱动非常不经济,而且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令人惊讶地大。"

政治参与会让燃料变革进程加快

除了桑德罗提出的大有前景的动力技术之外,生物能燃料也能够促进节约型马达的生产和解决短途公共交通对石油的依赖问题。不过桑德罗认为,没有政治决策的参与,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他说道:"今天,石油占据着发动机原料的统治地位,这完全是由于数十年以来美国政府的鼓励所致。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石油工业。政府一直对石油实行低税政策,这样,很明显地,使用石油变得非常廉价。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保证了全球石油运输的畅通无阻。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果人们不是可以这样放心大胆地依赖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和外长们建立的运输保障系统,人们早就开始大量投资,研究石油的替代产品了。"

因此,实际上人们早就该开始着手解决惊人的石油使用问题了,正如桑德罗所说:"我们是伴随着对石油的依赖成长起来的,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们也都是如此。所以,对石油的依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想到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现在竟然是没有代替方案可行的,这难道不是非常得不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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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8日

顾彬--催促中国政府为文学解禁的先锋

德国汉学家顾彬获得中国"中坤国际诗歌奖",表彰他在翻译和推介中国诗歌方面的贡献。同时,前一段时间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还犹言在耳。顾彬的德国同行如何评价他这次获奖,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记者采访了德国汉学家、埃尔兰根大学汉学教授郎密榭(Michael
Lackner)。

德国之声:顾彬称自己获得"中国国际诗歌奖"是整个德国文化界努力的结果。您作为德国汉学家,如何评价德国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成就?

郎密榭:我首先要说,我认为顾彬得到这个奖是实至名归。原因很简单:他致力于在德国介绍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学的事业。我们德国在汉学研究的小领域如历史研究中,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语言介绍者在研究。顾彬成就显著,他做出了专门的、个人的成就。另外,我愿意代表德国汉学家接受他的表扬(笑),当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也算不上太多。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成就和中国的重要性相比,还不是那么显著。希望在中国能够有更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声:但顾彬同时也认为,德国方面的文化成就少有人关注。德国翻译介绍中国的作品多于介绍到中国的德国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个不平衡?

郎密榭:这是相差很大的不平衡。当然,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特别倾注精力在德国的儿童读物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这和接受程度有关。而说到当代文学,还真是不平衡。但这个现象可能与德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有关,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可能许多当代德国文学不如当代美国文学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当代文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撇开文学不谈,其他领域的作品,如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包括在世德国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得很多。顾彬说的不平衡大概只限于纯文学。我有时想,这可能与此有关:看看美国市场,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德国当代文学在那里也不怎么受人追捧。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郎密榭:我不是文学专家,但是很多人说,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当代文学的狭隘性。有些写得晦涩难懂,不容易被接受。他们为自己写作,作品也难翻译。但是我对这个评价尚不置评。德国总体是走上了一条狭隘的道路或者说有变狭隘的危险。

德国之声:顾彬因为译著得奖,他翻译的大多数是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人中有些人的作品甚至不能在大陆出版,而现在德国译者却被中国授奖。您如何看这件事?这是一个矛盾吗?
郎密榭: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顾彬)当然翻译了北岛、顾城、杨炼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主编了德语版的《鲁迅全集》。他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当代和现代文学。这就是他为什么翻译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原因。矛盾是有的,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接受这样的作品还有问题。顾彬可以说是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使得也许有一天中国也能够出版这样的作品。这个情况和现代艺术相似,如先锋艺术以前在中国没有人喜欢,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久前中国先锋艺术作品在国际上拿了梦寐以求的大奖,中国政府不再不闻不问,转而支持艺术家举办展览。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文学上。那顾彬就是先驱了。

德国之声:前段时间顾彬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在中国给他颁奖。您怎么看这件事?

郎密榭:这个问题也难回答。他得到这个奖是因为,我说过,他先驱性的工作。他不仅是德国,甚至是欧洲、整个西方国家第一个关注这些诗人的人。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小说,而不是针对诗歌。在这方面,不仅是德国,中国也需要改进,得到世界的认可,让别国的人也愿意接受中国的作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狭隘。

德国之声: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49年以后比不上以前的水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郎密榭:其实49年后和民国时代、后帝国时代是没有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世界性的视野和世界主义思想在49年以后、特别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消逝了,而这种思想是很难再重新激活的。因此我同意这种评价。可以说是要破除一个基础,投身世界的基础,现在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国处处想要再登顶峰,了解世界,这是另外一件事。

德国之声: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对文学和文化交流感兴趣。他们有文化、懂外语。作为一位汉学家,您是否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给一些建议,如何加强在文学方面的修养?或者是加强哪一方面的修养?

郎密榭:可能当代文学在中国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像前人,伴随他们的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有些比较好的作品问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世界在前进,我大概给不了建议。但是既然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说几句吧。年轻人要放宽视野,更多地观察,更有勇气,但不是盲目的勇气。去年在复旦大学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人。现在中国想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只有几支笔和几张纸,其他再没有什么了,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站在世界中央,需要迎接其他的挑战。

郎密榭(Michael Lackner):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非欧洲语言和文化系汉学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史和关系现状、中国新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科学语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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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会达赖,布什比默克尔更“够朋友”?

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并将出席美国国会今天为达赖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的仪式。达赖喇嘛表现得最为轻松。就中国方面对布什在白宫与他会晤表示的愤怒,达赖喇嘛笑着说,每次都这样。白宫方面却无法轻轻松松地平息中方的怒火。除了强调布什与达赖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以外,双方在会晤后既没有公布照片也没有发表声明。

布什虽然是在白宫会见了达赖,但会晤地点是在其白宫住处的"黄色椭圆形厅",远离正式会晤场所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发言人佩瑞罗说:"我们不想再对中国人火上浇油。"

即便如此,中国对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受到的高规格礼遇已经非常气愤。除了被邀请到白宫与布什会晤外,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还将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最高奖国会金质奖章。曾经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的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歌星南希.辛纳特拉,修女特雷萨等等。

颁奖仪式将在当地时间周三下午5时举行,布什也将到场,并将作简短发言,之后亲手将奖章颁发给达赖。这将是首次有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与达赖喇嘛共同亮相。佩瑞罗说:"布什知道,此举会引起不一致的看法。但是,作为美国总统,他总是在颁发国会金质奖章时在场,所以这一次他也将出席。"

中国方面对美国礼遇达赖表示愤慨。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说,我们很愤怒,如果达赖都能获得这个奖,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公正和好人了。中国外长杨洁篪先前要求美国取消布什与达赖会面的安排,说布什会见达赖是一次"错误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如果美国不更正有关达赖的安排,中美双边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

布鲁金斯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并不认为达赖获得美国国会最高奖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长期影响。他说,北京领导人知道达赖喇嘛几十年来在美国享有很高声望。北京只是对达赖访问的时间感到不满:"现在正值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北京认为媒体应该更多地报道中国的进步。"

李成认为,布什事先就告知中国他将会晤达赖,这对事态是有帮助的。而默克尔在会晤达赖之前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人认为这是不够坦诚,不够朋友,缺乏信任的表现。因此北京迄今仍然对德国耿耿于怀,并且取消了一个又一个官方会谈。

为什么中国人对德国做出的反应远远比对美国要激烈,李成的同事,布鲁金斯学院的理查德.布什还有另一个解释:"如果跨越了现有的界限,中国人就会很生气。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便是如此。因此北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中国方面不愿看到其他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效仿默克尔,与达赖会晤,并且以此提升达赖的政治地位。不过,理查德.布什安慰说,长期而言,北京既不愿失去美国,也不愿失去德国。因为经济关系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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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日

“和谐”十七大幕后的森严气氛

中共十七大昨天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进入深入的民主改革的呼声仍然持拒绝态度。为期一周的中共十七大在严格的保安措施下进行。数周来,有关当局还采用了拘捕,恐吓人权人士和上访者的高压手段,以阻止十七大期间发生抗议活动。

北京人民大会堂周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戒备森严。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游客都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诺大的广场上以及周围的建筑和酒店前都处是警察和便衣的身影。

所有这一切目标只有一个,必须保证5年一次中共党代会"和谐"进行,人民大会堂中的2200名代表决不能受到标语或请愿书的惊扰。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局目前对异见人士和批评者采用的手段更为系统化,也更加严厉。北京人权人士胡佳数月来一直被软禁家中。他说:"围绕十七大的安全保卫,中国政法委和公安部早在七、八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有数以万计的上访者被北京的警方要求各省截访的警察,信访局人员到这里来强行绑架回去。"

9月份,北京新南站附近的一个上访村被封。胡佳说,他目前受到20名安全人员的昼夜监控。这还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我清楚地记得10年前的十五大和5年前的十六大。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会议都没有十七大造成的恐怖气氛更浓厚。"

据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数月来,中国对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媒体的监控愈发严格,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十七大期间的稳定。

中国当局在党代会之前和期间决不容忍任何批评,这一点华惠祺也有切身体会。上周,这位北京家庭教会维权人士遭到了警方的殴打。在被殴打后,华惠祺整整两天处于昏迷状态。他说,本月初他就受到警告,在党代会时期,他受到的监控比平时更为严格。

其他的人权人士的报告也类似。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说,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停车场上遭到殴打。之后他被关押起来,还受到虐待。那些人要他必须在十七大召开前离开北京。

胡锦涛在周一发表的两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只有一句提到了人权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而在天安门广场上,大批警察和安全力量正在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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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6日

十七大开幕:鲜有新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周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旨在为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日后发展制定方针政策。此次会议是作为党总书记的胡锦涛主持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胡锦涛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并树立一座个人丰碑。

中共十七大于今天开幕,开幕仪式如同往年一样。军乐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前奏响雄壮的军乐。中国领导层成员列队步入人民大会堂,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胡锦涛,跟随其后的是其前任江泽民。两人间保持了一段距离。

胡锦涛随后在人民大会堂礼堂主席台上面对来自各地的两千多名与会代表做政府报告,主席台上高挂巨大的镰刀斧头党徽。胡锦涛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表示,这一趋势已势不可挡,此言显然是针对党内批评家的。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他们曾致函胡锦涛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提出警告。这封在因特网上发表的公开信目前已被有关当局封锁。

与此同时,胡锦涛还在其报告中强调致力于均衡的经济发展政策。他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胡锦涛还强调将加强环保领域的工作,但同时指出,经济发展依旧是中共的首要任务,在2020年前,中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观察家们认为,胡锦涛的讲话鲜有新意。此次会议是作为党总书记的胡锦涛主持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胡锦涛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并树立一座个人丰碑。由其倡导的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等都将被写入党章。

对江苏省人大代表,入党已30年历史的丁意涛(音译)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我觉得党章的修改也是根据时代、根据老百姓的要求、根据广大党员的心声。我觉得应该是民生的问题大家最关心,这次来自基层的代表的比例也是比较大幅度地增加,势必要关心民生问题。"
此次党代会还将决定预示未来的人事安排,他们有可能在五年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人们尤其对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新成员多有猜测。多位政坛后起之秀将进入由9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据称,被胡锦涛看好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很有希望入选。但显然,上海新当选市委书记习近平也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按照西方模式的民主改革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早在十七大召开前,一名发言人就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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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2日

解析十七大:为何说习近平或李克强谁接班都不是关键?

"常人政治"虽然比"强人政治"是一个进步,但是它依然面临在非民主政体前提下属于无解的合法性问题。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无论五年后是习近平抑或是李克强从胡锦涛手中接棒,都不能改变中共面临的根本问题,也不能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新解。后胡锦涛时代,除了推动实质的公民权,中共最高层领导精英的政治选择与个人发挥空间已经很小。

中共的合法性难题

相对于建立在普世人权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共的一党专制始终处于道德与法理上的弱势辩护地位。中共的合法性来源实际上并不合法,即缺乏法律根据,就像著名的2006年3月北京"西山会议"上自由派法学家贺卫方天真地发现,原来中共甚至"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从法律角度看是个"非法组织"。

普遍认为,中共的权力垄断来源于宪法,称"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了宪法,"坚持共产党领导"因而至少有了宪法依据,且不管这部宪法本身是否在法理上有多少缺陷。实际上,中国宪法2004年最后的修订版本中并没有将"四项基本原则"原封不动搬进宪法,而只是间接地认可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

至少在这一最新版本中,中国的宪法回避了中国共产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只是间接地从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方式阐述了中共垄断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源于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者坐江山,这便是中共垄断权力的宪法逻辑。

在领导革命的使命已经结束、意识形态已经对社会生活和相当程度上对政治生活失去操控意义的时代,支撑中共的合法性这"一个中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基本点":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解释权和营造事实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也好,"三个代表"也好,还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种提法实际上都是可以互相循环推导和替代的,本质上并无新意,其精髓便是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对意识形态的灵活解释,而要想保证有一个如此弹性的解释空间,不垄断解释权本身就无法做到。例如,当今中国,宪法上规定国有经济是主体,实际上私营经济和私有化了的国营经济才是中国的经济主导;宪法上说权力来自人民,实际上权力来自政治精英。而这些公然的宪法理想与宪法现实之间的"打左灯向右转"式的矛盾除了引起"毛派"在网上发泄怒火,并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

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宪法,宪法本身和中共党章,二者交相印证,互相提供根据。这种现象如果非要有个形象的比较,那么它就有点像在一场游戏中,参与的一方本身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和仲裁委员会。The
winner make it all, and the winner take it all.
显然,这样的对待游戏的游戏态度本身就是一场游戏,缺乏与自由民主政体争辩的逻辑与道德力量。

因此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十七大上是否将胡氏"和谐社会"观写进党章,因为"事实的合法性"才是对中共来说更为重要的。事实的合法性便是:中国的经济自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持续高速增长,国力增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保持和营造这一事实的合法性,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的根本问题,这与谁进政治局常委谁当总书记无关。

未来中共高峰领导人的模式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这里的假设是至少在中期内,中国依然是中共一党领导,不出现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在这一假设内,中共(十七大)选拔未来最高层领导人候选人时设定的政治轮廓大致可辨。

他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太左和太右对于中共来说都是风险。他必须是非左非右的-以保持政治稳定为目标的的实用主义者。

他必须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必须具有统帅、摆平和整合中央精英领导集团内部派别矛盾的潜质。他必须保证中央权力对基层吏治的腐败趋势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他必须是稳健和有胆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充满风险和变数的全球化时代进行的和不可逆的,因此他一方面要主政稳健,一方面要有战略眼光,即作出的政治决策要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任何一个未来的中共领袖,他都有两个硬性指标:在中国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和国际上提升和巩固大国地位。这个"和谐社会"要防止社会因贫富两极分化(这也是一个社会财富的控制与再分配问题)而骚乱,而"大国地位"的基本要求是能保持领土完整,至少具备消极的军事防御能力,在国际政治上扮演一个"极"别的重要角色。实现这两个硬性指标的前提是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稳定持久的"经济建设"又离不开政治上的稳定。只有实现这两项指标,中共才能在不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前提下维持政权的"事实合法性"。

迄今,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和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风险因素的增加、不可预测和难以操控使得领导精英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假如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和增长不能保持可持续性,中共则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从而有失去合法性的危险。因此,除了资历(如党龄,学历,执政经验)、派系族谱和政绩,"危机管理"的意识与能力也是中共选拔未来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考量。

一旦"事实合法性"不存在了,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吞食实用主义政治的苦果。在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的权威丧失殆尽以后,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游戏就不再有规则可循,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事实合法性"失灵后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失控,中共在维持一党制前提下能做的,只能是利用"和平的发展机会",在社会尚可控制的稳定时代,大力推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意识形态失灵的实用主义政治下,道德建设的努力很难有效果,即使是中共想重拾传统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在以基本人权的自由主义道德(个人自主、价值多元、宽容)以外找到新的足以整合社会的道德源泉。

这里的法制不是"法治"-不是传统"法家"的乱世用重刑的以惩罚为目的的法治,而是旨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到国家权力和其它社会成员肆意践踏和侵犯的法律秩序。当社会失范时,如果其社会成员至少仍然能尊重法律的权威来解决冲突,那么这个失范还不是灾难性的。

在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谓的"全盘西化")前提下,如果中共能有意识实行"良政",培育一种尊重实质公民权的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和社会行为文化,那么妥协和宽容就会成为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潜规则,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破坏性。

实质公民权至少要包括这样一些元素:基本的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基本人身保障、非政治的个人发展自由、个人对国家权力侵犯有一定的法律抵御能力、至少是消极政治参与的权利(例如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开明的中共领导人仍然可以在推动保障实质公民权上有很大的作为。例如更好地对权力的进行监督(引进一定层次上政治竞争机制,如民主选举和高层差额选举,行政问责制等),例如开放媒体和给予公共舆论和媒体以更多的自由,发挥媒体的权力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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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进最高层?中国问题专家看法不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5日召开,这一日期及2217名代表的名单早已公布,与以往党代会相比,增加了透明度。十七大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无疑是人事安排。谁将进入政治局?现任政治局常委中,谁将在党代会之后退休,谁将跟进?目前海外媒体充斥了各路专家的分析猜测。德国之声记者就此听取了一些人士对第5代领导层热门人选的估计。

十七大与以往党代会不同的是:在党代会召开在即的时候,接班人的问题依然没有定案。最高层仍在讨价还价,曾庆红到底退不退,如果他最终让出政治局常委的位置,胡锦涛将付出什么代价?中国早已没有了毛泽东、邓小平那样被公认的领袖人物,现在的最高领导层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斗争和妥协。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香港媒体最近报导,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和周永康将在十七大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将在5年后接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三月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时,西方媒体曾对他投以极大的关注。去年9月陈良宇下台,上海帮遭受致命一击之后,习近平这一人选对上海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他曾担任福建省长和浙江党委书记,都是沿海发达省份,应当是上海模式经济改革的支持者。现年54岁的习近平是典型的太子党政治家,其父习仲勋为中共元老。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两个细节是:习近平的妻子比他名气更大,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星彭丽媛。另外,习近平的私人朋友包括美国财长鲍尔森。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官职,这也是习近平被外界看好的原因。

不过,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李成认为,习近平赢得了一场小战役,却输了大局:
"我觉得他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多方面。主要就是他到上海的时间很短,而且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里有规定,到地方以后必须在这个地方呆至少两年或两年以上,而他本来作为太子党,已经受到很多批评,当然也许有一些人想把他提拔起来,包括胡锦涛也许希望提拔习近平,但是这方面的阻力会很大。"

太子党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步入仕途之后,往往被派往经济发达的省市,比较容易出政绩。比如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就是因在青岛主政而受到邓小平青睐,而商务部长薄熙来则以另一个海滨城市大连为起跑线。俞正声在十七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很大,但他只比胡锦涛小三岁,不大可能在5年后接班。而少壮派的薄熙来虽然不乏光彩,又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但据说在担任商务部长后锋芒过露,造成人脉不足,降低了进政治局常委的机遇。

与太子派系相比,胡锦涛为首的所谓团派政治家则大多在艰苦地区经受了磨练。他们当中呼声最高的是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辽宁和他之前所在的河南是两块硬骨头。李克强运气不佳,刚担任河南省长就经历两场大火。在任省委书记期间,艾滋病村、假冒伪劣等丑闻虽不一定是他的主要责任,但毕竟也没有给他带来荣誉。李克强可以说是胡锦涛的嫡系,在北大法律系就读期间,积极推动学生会的民主尝试,因此他也成为海外温和民主派的希望所在。但现在看来,李克强的接班地位并非板上钉钉,这也说明在当今中国政坛,政绩也很重要。

中国内政专家李成说: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李克强在河南、在辽宁做得比较好一些,或运气好一些的话,可能就比较明朗一些。因为(在同代政治家中)他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又有两个地区作省委书记的经验,又是在共青团组织系统上面,非常有人脉,是在非常好的位置上。但是正因为河南发生了几次火灾,在辽宁又发生了矿难,而且河南又有艾滋村,这都给他进一步上升带来了阴影。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会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另一个团派明显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有人将他和李克强、习近平、薄熙来共称为中国政坛的"四大天王"。还有一个名字也许会引起中外媒体更多的关注,他就是今年刚刚50岁的令计划。今年9月,他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总理温家宝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都曾担任这一职务。

有望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共最高层的还有公安部长周永康、北京市长王岐山和政协副主席刘延东。刘延东既属团派又是太子党,还是胡锦涛清华的校友。在女性政治家走俏的时代,如果胡锦涛也想打破政治局常委的男人世界,那么刘延东就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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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0日

解析十七大:没有张扬的政治改革?

在一个权力交接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政治体制内,十七大的最重要新闻看点依然是幕后角力后水落石出的人事沉浮。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是"常人政治",以别于至邓小平时代为止的"强人政治"。如果说十六大还是"强人意志"的安排,那么十七大则将以"常人妥协"作为政治安排。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常人政治"的本身就是一场没有张扬的政治改革。

日前与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交谈时,他提出将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治分为"强人政治"和"常人政治"两大类型的说法。"强人政治"便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政治,"常人政治"则是胡锦涛一代开始的政治。由于江泽民主政时至少在前半程受控于"强人",因此可以被视作从"强人"到"常人"的一个过渡。"强人"之强就在于他的个人意志与权威能够在基本上没有妥协的条件下贯彻,"常人"之常就在于他的个人意志与权威受到制约与挑战,他的政治行为必须是妥协的。需要指出的是,"强人"与"常人"之分并不是规范性的政治统治形态分类,如"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或者"民主政治"等分类。也就是说,中国的"强人政治"和"常人政治"在实质上都属于"威权政治"的一种。

胡锦涛是不是"常人",外界最关注的十七大人事布局问题就自然成了检验这一说法的一个具体标尺。如果中共的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像媒体和坊间猜测的那样由"团派"、"江系"和"太子党"联合组成,那么这一结果就会被看作是印证了胡锦涛是"常人"的说法。笔者认为,判断胡锦涛是"常人"还是"强人",更主要的还是应该以他能否"大胆"启动民主政治改革为标准。
中国何时开始政治改革?这是每逢中共党大会时中国政治观察家必然加以热衷猜测的问题。其实从中共十五大起,就有不少观察家猜测中共要启动政治改革,但这样的猜测最后都一次次落空了。如果从"强人"与"常人"之分野的立场看,政治改革的难产未尝不是一种"正常",因为即使假定胡锦涛有启动政治改革的意志,但是他作为一个"常人"却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从这一点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经在悄然进行,只不过这个过程的背后没有一个明显的"推手"。十七大上,如果胡锦涛不但有政治改革的意志,而且能将政治改革的意志加以实现,例如将中共的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方向转变,那么胡锦涛就仍然可以说是个"政治强人"。

可以判断的是,"民主政治"并不是这样一种的没有经过张扬的政治改革的预设目标,但"权力民主化"必然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如果说"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是林肯经典概括的"民主民治民享",那么"权力民主化"指的是在不质疑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前提下少数政治精英对绝对权力的一种"分享"或者"分赃"。无疑,被分享了的绝对权力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内外的所谓"民主派"在对"民主政治"在可见的未来基本不会实现的情况下,对党内靠分派来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期望。

这一期望并不与胡温主政的思路矛盾。"常人"胡温基本上沿袭了强人邓小平的思路,认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式制度(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开放必然会破坏中国的稳定,而稳定则是中国发展的最根本条件。到胡锦涛和温家宝2002年主政起,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固守这一原则的底线不被突破的前提下,胡温二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明确提出过要进行"党内民主"的改革。

"党内民主"固然是几十年来中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础词汇,但是党内民主在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其实从来没有实现过。胡温的"党内民主"如果不再只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幌子,那么它必然离不开"党内选举"和"党内分派"这两大内容。从中国老大哥那里学得改革开放经验的越南共产党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从而反过来为老大哥树立了一个"权力民主化"的样板。可以想象的是,胡锦涛如果有意推动"党内民主",在一定权力层次上的差额选举将是一种可选模式,例如党大会代表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实行差额选举。十七大前,海外媒体对胡锦涛接班人的猜测在席近平和李克强二人之间摇摆不定。也许,胡锦涛之后,中共效法越南,总书记在席李二人之间差额选举产生。

"党内分派"指的是权力与人脉渊源的派系,如介于现实与传说之间的"江系"、"团派"、"江苏帮"和"石油系"等等,那么这样的权力制约并不是一种政治进步。如果这样的分派指的是意识形态与政见上的多元化,那么这样的"党内分派"实际上已经在形成。就像刘晓波在写给德国之声的十七大专稿"中国体制内异见的左右分野"中说的,"体制内外的政治异见声音越来越大","无法再把全民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声音上。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不时地发出批评性的声音,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风景之一","即便是现任官员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有些官员甚至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体制内也好外也好,异见声音的得以表达而且得到当权者容忍,这虽然不能说是"政治改革",但至少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政治文化的改革最终促进政治改革,这也许是中国未来政治沿革的一个"中国特色"。

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主要发言平台的杂志"炎黄春秋"今年七月份刊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以该杂志贯有的打擦边球方式,暗中批评新一代领导人不敢碰"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戒条,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吴敏认为,1997年到现在中共执政理念上的新元素新风格,例如"依法治国","和谐社会","亲民政策",还有温家宝主动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没有足够的改革力度或者根本谈不上是根本性改革。但是要想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以党治国",恐怕仍需要有一个"政治强人"。在胡锦涛还只是"政治常人"的情况下,能进行一种不张扬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已经是对十七大的一个合理的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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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前中国异议人士频遭“和谐”

在中共17大召开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再次表示,要保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给17大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然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很多异议人士而言则意味着行动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甚至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例如9月底,北京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就遭到了绑架以及严重殴打。

9月29日下午5点半左右,当律师李和平离开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律师事务所准备回家时,被几个不明身份者劫上了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和平说:"他们把我夹在当中,把我的手反剪起来,我的头被按得很低。车开出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把我从车里拉出来。我感觉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地下室。后来他们摘下蒙在我头上的布,开始用高压电棍殴打我,浑身上下都被电棍电过了。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让我们离开北京,不要在北京再做律师了。"

除了受到殴打以及人格侮辱,李和平的手机卡、装有多年重要资料的笔记本硬盘、移动硬盘,以及律师证、护照全部丢失。在经历过这一切李和平说:"任何时候我都不想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他们,骂他们。但是他们确实是很过底线,很过分。这些人好像对我很恐惧,很不信任,恨不得钻到我脑子里去看一看,我到底在想什么。"

李和平表示,由于没看到任何能够证明凶手身份的东西,因此也不愿对任何人进行怀疑。不过他透露,此前公安部国内政治保卫局曾经要求他离开北京,由于李和平没有离开,因此他的身边开始有警察进行跟踪。而当他被绑架时,跟踪的警察恰好借故离开了。李和平说:"他(警察)说他看到我被拉到车上去,后来车开走了。他说我没回来,他就回派出所呆到7点钟。平时国保局不知道我们上哪去了,肯定很着急,到处找。这次我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个行动。"

虽然李和平表示不愿对凶手的身份进行猜测,但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则确信,这一事件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所为。胡佳认为:"他们(国家安全局)是找准了目标的。尽管李和平个人性格很低调,但他涉足的维权案件都是蛮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是高志晟律师的支持者,他很关注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的情况。中国政府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记恨,他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教训'
李和平律师,同时也是为了在整个维权律师群体中制造恐怖气氛,让维权律师在17大之前保持一个所谓收敛的状态。"

目前胡佳本人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住所周围已经有警察看守,除了去超市、医院、或者节假日回家看父母,他平时几乎无法出门。除了少量外国媒体以及外交官,也几乎没有人能够探访胡佳。17大前夕,胡佳感受到的高压比往年更加强烈。他将其称之为"赤色恐怖"。
"许多人被殴打,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上访者,对他们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胡佳还表示,同样在9月29日,维权人士叶国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刑事拘留。对于17大之后维权人士的处境,胡佳并不乐观。他认为,重要的不是高层人员如何变动而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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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死刑日看中国这方面现状和前景

10月10日是世界反死刑日。这一活动日是四年前由世界反对死刑联盟提出的。目前,全世界仍有64个国家在应用死刑。在美国50个联邦州内仍有38个联邦州的法律中含有死刑的规定。从2006年到今年9月,美国总共执行了92例死刑。而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止执行死刑。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虽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今年1月收回了所有死刑判决的复核权之后,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死刑执行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国际社会不得而知。人权观察综合独立组织的统计数字认定,中国每年大约有7500名囚犯被执行死刑。

人权观察的佩里姆・吉恩认为,中国政府需要透明化,"中国政府宣布今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下降。但不幸的是,所有和死刑有关的信息和数据都不透明。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我们只能够认为中国政府自称执行死刑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并没有独立或官方渠道公布的数字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中国真的减少了执行死刑的数量,我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在所有判处死刑案件司法进程中的透明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刘仁文教授认为,中国正在向政府信息透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信息政策正在慢慢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我个人认为,中国死刑的执行数量在未来的时间内会不断下降。直到某一天,死刑执行的人数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觉得公布死刑数量不会引起国际社会太大的惊讶的时候,政府不会太失面子的时候,公布死刑数量就会成为可能。"

中国国民经济很多指标都居世界之最,但遗憾的是,中国执行死刑的案例数量也是世界冠军。人权观察统计显示每年有7500例执行死刑的案件,另一独立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估计这一数字超过8000。人权观察的吉恩认为,中国可以判死刑的罪名太多以及不公正的法庭审判是死刑数量高居不下重要的原因。

"中国有很多罪名可以被判处死刑,至少包括68项,其中包括腐败等经济犯罪。这是中国死刑数量居高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一系列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很多遭到中国司法指控的囚犯没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并没有获得合适的辩护机会。"

此外,死刑犯器官买卖也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强烈抗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除非接受病人是自己的近亲。上周,中华医学会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承诺遵守国际器官移植的标准。人权观察的吉恩说:"我们听说中华医学会与世界医学会签署了相关协定,结束死刑犯器官移植买卖。但是这一消息及其细节尚待证实。和其他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没有达到国际上通行的透明标准。"

目前中国的法学家和政府内部都在激烈讨论是否应该维持死刑的威慑力。杀人偿命是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老观念。改革派学者则认为,应该在中国废除死刑。社科院法学院的刘仁文教授说:"作为一个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现在可以立即废除死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对社会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威胁。中国官方绝大多数主流观点认为,现在废除死刑不现实。但是死刑具有威慑力等理由并没有实践的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预想。让官方保持死刑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民意的问题。官方认为,废除死刑老百姓不答应。"

就在世界反对死刑日前夕,中国又有多人分别在广东和陕西被判处死刑,另有一名囚犯在内蒙古被执行死刑。在世界反对死刑日,世界范围内仍有19000-25000名死刑犯在监狱中等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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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9日

INGO--做中国的根与芽

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多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INGO)在中国生根发芽,所开展的项目涉及健康、环境、教育、艾滋病等诸多方面。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像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样属于规模较大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只有几个职员的"小作坊"。这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大小在与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都会遇到无数尴尬和困境。记者走进这当中的一家--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进入立秋的北京却仍脱不了暑气。早上才过8点,白辣辣的阳光就开始照耀着布满尘埃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一团团白雾。挤不上公共汽车的上班族们脸上挂着焦躁的情绪。东三环边上一座国际学校里只有一个临街的房间大敞着窗户,那就是珍古道尔研究会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小高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说:"我们对空调都不太'感冒',不到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都不会开,这对保护环境也有好处。"

小高说的"我们"其实只是6个人,一水儿的娘子军。负责人何莉佳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说话操着一口北京口音的美国人。她说,从小时候起珍?古道尔博士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长大后她担任志愿者并于2000年在北京帮助成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根与芽办公室因为摆满办公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书写板,上面标出整个月的工作计划。办公室的旁边是一间玻璃隔断的小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柜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墙上挂着科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大幅照片。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都是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给研究会使用的。这对每年只有8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用于北京、成都两个办公室开销的研究会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

但是同其它驻华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珍古道尔研究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登记。但是不能登记,就意味着无法申请银行帐号,就意味着无法接受捐款,也就没有钱去开展活动。在北京落户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中国内地的捐款。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找一个本土的合作伙伴,由合作伙伴去相关部门登记;二是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合作伙伴很难找。中国的政府机构都知道,如果和我们合作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如果非政府组织做出些什么敏感的事情,政府就会找合作伙伴的麻烦,所以很少有哪些组织能找到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何莉佳看起来一脸的无奈。第一条路走不通,留给珍古道尔研究会的选择也就只剩下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既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必须要交税。研究会在获得捐款的同时要为捐款方开具发票。"开发票就要纳税啊,5.5%的税。如果到年底有盈利的话,就要交30%的税。我们不可能盈利。可是一个公司不盈利就可能被工商局查。我们很担心,如果持续几年都是这样就会被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说到这何莉佳突然哈哈地笑起来。

在中国珍古道尔研究会平均每年获得的各类捐款总值只有80万人民币。赞助公司也只是雪夫龙中国公司和拜耳中国公司等3,4家国际型大企业。许多中国的公司企业还没有形成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这些公司企业来说,即便捐款也不会捐给外来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更愿意把钱送给政府所属或者与政府带有密切关系的基金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关系"。
用何莉佳的话来说,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不断地通过找企业、找关系、联系朋友来找钱。在工作中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由于珍古道尔研究会开展的根与芽的环境教育项目都在学校里进行,而不少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一些国际型大公司工作。孩子们回家向父母介绍他们在根与芽活动中学到的环保知识,同时也就引起了学生家长对珍古道尔研究会的兴趣。目前支持研究会的两个最大的赞助商雪夫龙公司和拜耳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找到的。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是珍古道尔研究会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300个根与芽小组。其中参与者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近一半。这个项目将环境、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社区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鼓励每个根与芽小组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做成小的环境保护项目,从小的变化带来大的影响。

何莉佳说:"(中国)政府不是反对我们,他们只是担心控制不了我们。但是,他们也要意识到,为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呢?因为你不需要控制,他们都在帮助社会。政府还在考虑怎么接受我们,怎么和我们合作。"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1960年起,她开始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进行对黑猩猩的行为的研究,并因此而闻名。珍?古道尔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旨在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能量,理解和保护我们的环境,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

缅甸局势仍然不明联合国决议也不清

由于中国提出的一系列修改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原计划对缅甸暴力镇压示威群众作出的决议内容有可能受到严重软化。本周一,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在纽约就此进行了为期数小时的讨论。公布决议的具体时间目前尚不清楚。目前缅甸军政府仍在继续追捕抗议示威的发起者。德国之声发来如下报导。

缅甸军政府任命了一位负责与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对话的官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多年来一直受到软禁,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过联合国特使甘巴里一周前访问缅甸时,缅甸军政府同意与昂山素季举行对话。劳工部副部长、退休将军昂季负责为缅甸军政府与昂山素季之间的联络进行协调。不过双方的会谈具体何时开始目前尚不清楚。

目前缅甸当局仍在继续抓捕反对派人士。每天都有人遭到逮捕。据国家电视台报道,对佛教寺庙进行的晚间搜捕行动中发现了武器,其中包括刀、斧头、弹弓以及子弹。国家媒体"缅甸新光报"称,违反法律的僧侣将受到严厉惩罚。该报一篇评论还表示,自封的积极分子将被当作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对待。

示威活动被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后,被捕的反对派人士的命运仍是未知数。据缅甸国家媒体报道,目前尚有数百人仍在狱中,其中包括135名僧侣。反对派组织则称,真正被关押的人远高于官方数字。

国际红十字会发言人卡拉?哈达德批评缅甸军政府2005年以来一直阻碍该组织的活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探望囚犯会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拒绝。哈达德几个月前就已经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表示,红十字会从那时起就已经几乎无法核实政治犯以及其他囚犯的情况,"他们对我们的探访增加了额外条件。这些条件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所采取的程序相抵触。例如我们探访囚犯时,必须有一名政府代表在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探访囚犯的工作暂时停止了。"
根据大赦国际的最新报道,缅甸有超过1100人因政治问题而遭到关押。他们中的很多人身染重病,并且很可能受到了刑讯及侮辱。

尽管仰光局势紧张,但那里的市民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政府对抗。据媒体报道,士兵在晚间会受到石块的袭击。

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闭门对谴责缅甸局势的共同声明进行讨论。该声明将谴责缅甸军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行动,并且敦促其停止镇压,释放被拘留者、政治犯以及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但是中国仍然坚持不应使用"谴责"、"强烈哀悼"等字眼。中国本周二还表示,制裁缅甸军政府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有可能导致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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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绿色遇到红色

国际著名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1997年在香港落户,到现在已经在中国地区进行开展了10年的环保活动。机构也从香港一处增加为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三个分部。而这个常以极端激进方式提倡环境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进入到中国之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而变得温和起来呢?记者采访了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及传讯总监卢思骋先生。

德国之声: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的时候都会在中国民政部门遇到注册难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吗?

卢思骋:我想由于国内现在一些关于NGO(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对于国际NGO和本地NGO来说都存在注册的困难。这也不是绿色和平单独面对的问题。在国家的法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NGO可能需要比较耐心地等待。我们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个工商机构的注册,但是在香港是以慈善善团体的名义注册的。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在北京的办公室被注册为"绿色和平公司"?

卢思骋:反正全名是不重要的。我们很清楚,是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去注册。那我想,这个尴尬的局面,倒不是我们感到尴尬,应该是中国政府和民政部门感到尴尬。为什么有实际存在的NGO却不能以一个非盈利身份去注册?

德国之声:在中国地区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怎样筹集运作经费呢?

卢思骋: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府、政党、政治团体和企业的捐款。我们所使用的所有钱都是老百姓捐的。我们在香港大概有16000个每个月捐100元人民币的捐款者。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有160万的收入,供包括香港、北京、广州整个中国区工作的开销。

德国之声:这些钱够用吗?

卢思骋:肯定是不够用。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严峻,我们希望能尽快在中国内地获得合法的公众捐款。我们也相信,中国的公众非常关心自己的环境,也希望有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团体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展开工作。那我想,现在只有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后,这点才能做到。目前内地市民如果想向绿色和平组织捐款,就必须有一张国外的信用卡,通过转帐的方式将捐款转到香港的账户上。除此之外在内地募款是有难度的,我们也不想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经常听说成员驾驶橡皮艇拦截大型捕鲸船之类的消息。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到了中国是不是就变得温和许多了呢?

卢思骋:我想大家看到的都是激进的绿色和平。因为我们提出的都是最关键的环保问题。我们不会纵容问题最主要的责任方,比如说大的企业或者是某国政府。从这一点看,绿色和平是很激进的。但同时绿色和平组织也是很实在的,很实事求是的。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些很正面很积极的改变。企业做的不对的时候,在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做的好的时候,为保护环境带来些贡献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肯定。绿色和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批评加合作,同时存在。至于中国政府是否喜欢绿色和平,这个问题要由中国政府的人来回答,会更适合一点。我想应该这样说,在任何地方如果想做得有效的话,你需要符合当地的国情。中国有它不同的地方,美国也有它不同的地方。要做得有效的话,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怎样把工作的时效放得最大。这是我们关心的。

德国之声:当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有了明确规定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简而言之,会不会向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的行动方式靠拢?

卢思骋:绿色和平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家需要以不同的方法,以创新的思考(方式)去面对我们的挑战。不能以老的方法回应问题和挑战。同时,我们的立场建立于我们的手法,需要符合效益,怎样能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果。促进正面积极长效的环境改变是我们最关心的。

德国之声:中国地区绿色和平组织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这是一个会英文的"小资"感兴趣的组织,是代表一种身份和社会层次的组织,不再单纯是一个环保组织。

卢思骋:其实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很多草根老百姓寄来的信,比如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村的河被污染了,你们能帮忙吗","我老家的林子被砍了,你们能帮忙吗"。我想,环境保护是中国各个阶层都面对的(问题),而且特别是对边缘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压力比城里人更大。绿色和平希望和中国的老百姓站在一起,回应经济发展这么快而造成的环境危机。我们有特别草根的在社区进行环保工作宣传,也有一些非常高端的政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政策制订者。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让社会不同阶层都能参与进来。

德国之声: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如何能参与到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中去呢?

卢思骋: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了解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传播我们的工作。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留下电话地址,有新的环保信息我们可以及时和大家沟通。我们现在没有在内地成立一个会员制度,原因我也讲过了,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保持一种交流,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法。另外,我们还出台了很多研究报告,促进企业的转变。譬如说,我们停止了电子垃圾的进口。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得到国内200多家大型食品生产商的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添加成份。我们也帮助中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可以更有成效地进步。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进行普及,让一般的老百姓去了解。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推动环保工作具体有什么优势吗?

卢思骋:我们有30多年的国际经验,同时我们也是在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由于我们的独立性 我们不接受企业政府政党的捐款
我们能很自由地、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去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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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6日

九年之痒结束:戴姆勒回归单身生涯

10月4日,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在柏林股东特别大会上宣布,正式与克莱斯勒分手,从此该公司只叫戴姆勒了,跟九年前的婚前一样。小股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对给克莱斯勒总裁那么高的补偿颇有微词。德国之声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重新变成叫"戴姆勒"的单身汉

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总裁迪特.蔡车(Dieter
Zetsche,有泽策、泽谢等多种中文译法,都不贴近德语发音)在10月4日柏林的该集团股东特别大会上宣布,从此克莱斯勒不再属于该集团,新的集团只叫"戴姆勒"(Daimler)。当然了,这个德国公司九年前的名字是"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现在这"奔驰"也算是"搞丢了",只留在了中文的汽车名字里。

蔡车总裁说:"考虑了各种可能性的机会和风险,我们得出结论,这是最佳方案。我们从而将获得塑造和投资力,因为总额高达370亿欧元的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险)义务留给了克莱斯勒。我们由此而加强了收益的可持续性,因为将来我们不再那样强烈地受制于摇摆不定的北美市场量的变化。"

他这样解释新的公司名字:"以戴姆勒这个康采恩名字,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在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同时对作为汽车发明者的这个形象给予了肯定。"

小股东们高兴而又不高兴

参加股东大会的小股东们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德国证券拥有者保护联合会(DSW)的施密茨先生表示:"公司与克莱斯勒离婚,受到了股民们的赞扬和感谢。"戴姆勒购回价值75亿欧元的股票,合10%的股值,也得到股民们的积极评价。

但股民们对支付高额的补偿金给克莱斯勒原总裁汤姆.拉索达和董事埃利克.莱登瑙,股民们还是有意见的。施密茨说:"并不是所有法律上没问题的事情在道德上也是应该的。"资本投入者保护会(SdK)的拉尔斯.拉布里加认为,给克莱斯勒原高管以高额补偿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因克莱斯勒而)经历了几年资产流失。"

九年是怎么痒过来的

1998年5月7日,戴姆勒-奔驰总裁施莱姆普和克莱斯勒总裁伊通在伦敦宣布了两大公司的合并决定。施莱姆普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合并,它将改变工业的面目。"

1998年9月18日,戴姆勒的股东们99%以上投票赞成合并;克莱斯勒股东有97%多赞成。

1998年11月17日,新企业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的股票在全球销售。

2000年4月1日,伊通退出后,施莱姆普成了集团唯一的总裁。

2000年7月28日,戴克参股于日本三菱。2004年4月,由于这家日本公司的高亏损而退出。

2000年11月17日,德国人迪特.蔡车成为克莱斯勒的总裁。在他的领导下,克莱斯勒的业绩一开始有所好转。

2005年:克莱斯勒赢利15亿欧元,而梅塞迪斯则是赤字。

2006年1月1日:蔡车接了施莱姆普的班,担任集团总裁。这一年,克莱斯勒又走上了下坡路,亏损数十亿。

2007年2月14日:蔡车宣布对克莱斯勒大裁员,至2007年共裁减13000个岗位,减少40万辆车的产量。

2007年8月3日:戴-克的分手确定。美国投资商Ceberus将买下分手后的克莱斯勒80.1%的股份,买价为约55亿欧元。剩下的19.9%留在至今为止的母公司。

2007年10月4日:特别股东大会,决定了分手后的公司叫戴姆勒股份公司(Daimler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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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日

议员收入知多少?

过去,德国政治只对富有阶层开放。截至1906年,德国议院工作被视为名誉职位,议员们根本没有工资收入。但现在早已今非昔比:当议员是一份全职工作,为此,联邦议员均获得相应补贴,即人们所说的津贴。那么,德国政治家们的月收入究竟有多高呢?
约阿西姆?赫斯特是一位全心全意的政治家,也是联邦议院的一名政坛老将。20年来,这位由莱茵兰?法尔茨州蒙塔布尔选区选出的基民盟籍政治家在德国的联邦议院就职。赫斯特表示,他之所以从政,是因为他希望能改善现状,塑造德国的未来。为此,赫斯特甘愿加班加点,经常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

赫斯特说:"我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柏林。另外,因为我在联邦议院中的工作与国际事务有关,所以我每年有10周时间旅居国外,比如参加国际性会议等。其余的时候,我就呆在自己的选区。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民知道我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信任我选举我。当然,我必须与选民保持联系,从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在联邦议院当议员是一份全职工作??尽管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而只是一项授权。为了确保议员的经济独立,使他们能够全力干好政治工作,他们获得所谓的国家津贴,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补偿。联邦议院的新闻发言人霍斯表示,每位议员的月薪是7000欧元,此外还有免税金额3700欧元。

霍斯介绍说:"议员们可以利用这笔经费支付自己的额外开销,比如选区办公室的开支,或者两地住房费用等??如果这位议员在柏林也有自己住处的话。另外,他在联邦议院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以使用那里的电话、传真机和电脑等等。如果外出参加活动的话,议员们还可以享受联邦议院提供的交通服务。他可以使用联邦铁路公司的网络卡,免费乘火车去任何一个地方。"

由于议员们公务繁忙,所以他们还有权雇佣工作人员,并为此获得经济资助。比如他们可以为自己请秘书、专家或者媒体助理等等。为此,每位议员每月最多可获得1万3600欧元。但议员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与自己有亲属关系。

尤其不无争议的是议员的养老金。尽管议员们在职期间不必缴纳退休金,但在两届任期期满之后便可获得养老津贴。但凡在联邦议院工作8年的议员退休时每月最少可获得近1700欧元的养老金,最高上限是4800欧元。不少人认为,议员的退休金如同公务员的退休金一样高于普通退休金额。但基民盟议员赫斯特表示,应该给议员们一些鼓励。另外,赫斯特还强调指出,与自由经济界的管理人员相比,议员们的收入并不算太高。

赫斯特称:"如果联邦议院想聘用称职人才,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工作经验,那么目前工资水平也是恰如其分。不然,那些有才之士为什么还来政界,为自己的政见费尽口舌,也许还得公开自己的工资收入呢?如果没有一点好处,他们还不如留在商界,晚上有时间打网球或高尔夫球,也不必费力参加各种集会,说服选民接受自己的政治决定。"

此外,联邦议员自行决定其工资收入。1975年,联邦宪法法院决定,议员们须公开确定其开支费用金额。因此长期以来,议员们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自1977年以来,德国的工资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费用均显著上涨,但议员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这一发展态势。联邦议院新闻发言人霍斯说:"重要的是,市民们知道,如果他去选举,他会选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因特网上登出,议员们在哪个委员会工作,额外收入是什么,是否有额外进款等。这样一来,选民们就会知道,这位议员在干些什么,便于选民做出选举决定。"

美国等一些国家禁止议员在职期间从事其它职业,德国则不然。德国鼓励议员们在一定时间之后,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保证议员们的社会保险??一旦议员无法再度当选,无法享受特殊津贴时,不至于沦落街头,没有任何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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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问题日益严重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但在这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现许多中国人背着供养父母的承重负担。中国缺少一个健全的养老体系。

"我的父母亲指望我来供养。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弄钱来",张金荣(音译)抱怨道,"我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张金荣今年25岁,一年前从西部省份甘肃的省会兰州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京的一家投资公司上班。他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供养已经退休的父母。
张金荣父母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他的父亲从前是公务员,现在一个月有700元人民币(大约合70欧元)的养老金。母亲没有养老保险,她以前做会计的企业私有化后她就下岗了。她每个月拿200块钱(不到20欧元)的国家生活补助。但是这个钱连付房租都不够。"特别在城市,这点钱太少了",张金荣无可奈何地说,"但还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呢!"
国家公布的每月平均养老金折合90欧元。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员可以拿到养老金,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国家养老体系只涵盖国企职工和公务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没有被包括在养老体系之内。根据官方数据,一千多万退休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低,只有大约70欧元。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激化了养老问题。如今,许多年轻夫妇必须照顾四个老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要照顾八个祖父母。以前共同照顾老人的大家族,如今至少在城市里面已经不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疾病保险的不足。"如果大家都还健康,还能这样撑一段时间",张金荣叹息,他也是独生子女,"但如果再有医院的花销,我就没有办法了。"他祖母的心脏手术本来要花费三千欧元。"没人有这么多钱!我们不得不让她听天由命",张金荣眼里含着泪讲述祖母一年前去世时的情景。

等父母亲不能独立生活了,情况也是这样。"我不能一边在北京赚钱,一边身在兰州照顾父母。让他们搬到这里来,他们太老了。"老人院很少。甚至在比较富裕的广东省,要得到老人院的一个床位也要等三十个月,国家媒体抱怨道。在许多其他省份情况不比这个好。而且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家庭负担得起老人院高昂的费用。

所以对养老的担心在居民中传播。《中国日报》报道,在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中,90%的被访问者承认自己相当担心养老情况。将近一半的被访问者说他们老了完全靠自己。社会在迅速老龄化。现在年龄超过60岁的中国人已经有一亿四千四百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1%。世界银行预计2050年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四亿六千万,占总人口的31%。

从今年开始,许多省份的穷困农村居民至少每月可以得到平均3欧元的国家补贴。城市里的补助随地区的不同在二百到一千元人民币(折合二十到1一百欧元)之间浮动。有条件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开始自己存钱防老。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已经太晚了。这批人的负担还是要靠子女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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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日:心理上还没有达到平衡与和谐

10月3日,德国迎来了第17个统一日。过去一年,国内经济情况逐步好转,在东部的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甚至好过西部的一些州。失业人数下降,政府财政赤字没有继续增加。尽管还要向东部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德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欧盟国家中的名次已有所提高。但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国民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这一点在德国人的心态上也有所体现。

每逢德国统一日来临之际,心理学家就会纷纷发言。他们的诊断结论是,德国统一17年后,东西两部分的德国人还没有找回心理上的平衡与和谐。许多东部人为多年来一直接受西部各州高达数十亿欧元的资金援助感到惭愧和不安。事实是否如此,人们不得而知。

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努力试图研究德国东部人的心理,德国东部百姓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一群人。教育学家和刑事犯罪学家对东德人童年接受的整齐划一的教育感兴趣,性行为研究者则试图分析东德人性生活比西部同胞活跃的原因。前东德国安局密探搜集的个人资料多年来都是某些报章津津乐道的题材。

联邦政府的统一工作报告,年复一年列举在西部数十亿计的资金挹注下,东部步履艰难的经济建设。给人的印象是,德国统一进程是单向的,西部的德国人多年来所做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在公共机构中占据重要的领导职位,并不断向东部投入大笔的金钱。而自从来自东部的默克尔女士成为联邦总理后,留给西部人就只剩下掏钱的角色了。

上述有些偏颇的描述体现了统一日的窘境。这本来是所有德国人的节日,但在官方的庆祝日程之外,统一日似乎只涉及东部人。在东部,人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在西部只是政府和人们腰包里的钱变得紧巴了。对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东部人来说,统一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即便他们不得不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负担。没有人愿意放弃统一后获得的自由,而即便有个别人向往回到前民主德国的年代,这也只是怀旧的愿望,不能当真,就象没有人会放弃开大众高尔夫、宁愿开东德的特拉比小车一样。那么西德人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从柏林一路向西行,深入西部的腹地,也许会获得一些真实的印象。有人会兴奋地回忆起柏林墙倒塌时自己临时决定前往柏林,另一些人则会告诉你,他们计划募集资金,以便重修柏林墙,因为他们对东部感到头疼。不,这当然只是个玩笑。但如果你问西部人,统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尴尬的沉默或不知所以然的耸耸肩膀。这并不奇怪,因为东部成为了西部的延伸。以东西部的统一为起点共同开始新的建设,这样的机会早已错失。

对德国西部的许多人来说,10月3日只是一个让他们平添烦恼的日子,他们会想起,自己17年来源源不断地往东部输送资金,而这样的日子还看不到尽头。当然在官方人士的讲稿里,我们听不到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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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日

影响很大,收效甚微

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23日在总理府接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怒。作为首位接见达赖喇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此举是否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在外交层面上,这是否是明智之举?以下是德国电台记者同欧盟中国事务顾问、德国杜伊斯堡大学黑伯勒教授(Thomas
Heberer)的访谈。

问:默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之后,中国政府的愤怒情绪是否会逐渐平静下来,还是说,两国间由此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答:我认为,造成的裂痕还是很深的。就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默克尔与达赖喇嘛会晤本身,而是这之后所隐藏的德国对华政策的改变。默克尔总理本人表示,在外交上实行与美国相似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动向,是对前总理施罗德以及科尔外交政策的放弃。

本来,今年八月份默克尔访华时,中国尝试与德国建立新的互信关系。中国政府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例如默许了默克尔与异议人士、记者的会晤,同意默克尔在公园里与行人交谈。这些之所以得以实现,是由于中国总理抵制住了当时来自党内不同意见的压力。他属于温和派。如今,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总理来说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党内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说:当时你怎么能做出这样大的让步呢?现在就看出来了吧,默克尔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这一点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伤害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深。德国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原本具有特殊的地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科尔与中国总理均有直接的交往。今后这种势头会有所减弱。

您刚才讲到,8月份默克尔总理访华时,中国希望与德国建立新的互信关系。那么在此之前,中德两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此前施罗德、科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的政策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明智、谨慎的。以这种方式与中国进行对话。默克尔的风格是非常坦率和直接。坦率和直接的风格并不属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在中国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中国希望与德国建立一种互信关系,以期望默克尔总理坦率和直接的风格能有所收敛。至于中德双方存在的分歧,大可以在不公开的会晤中进行讨论。

您认为默克尔总理的这一做法并不明智?还是说,她的做法更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

从外交政策层面上,我认为她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她的做法不会对中国领导层产生影响。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人物。会晤在总理府举行,那就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两人并没有私下见面,因此不能称作是私人会谈。我认为,默克尔总理希望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应当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但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德国报刊上纷纷写道:影响很大、但收效甚微。意思就是说,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成果,而在外交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是德国对中国政界的影响力受到减弱。

是不是说,根本就不能对中国进行指责?

可以指责中国,但是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方法。一个民主国家当然应当有所行动。但是问题是,某种做法从外交上来看是否明智。因为从国际上来看,达赖喇嘛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否获得成效。

您讲到,一方面,对于人权方面的指责,中国政府不为所动;另一方面,明年将要举行奥运会,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树立良好的形象。是否可以以此为契机,向其施加压力?

奥运会的举行当然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看一看苏丹危机、中国总理上周末对缅甸局势的表态、以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现,就会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中国比过去作出了更多的让步,表现的非常克制。我想,不但是由于奥运会,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希望作为大国参与国际事务,为解决国际冲突作出贡献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中国的出发点,而奥运会的举行更强化了这一点。奥运会同时还在其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在环境保护上。国际奥委会在环境上向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但使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也增强了民众的环保意识。我觉得,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与5年、10年前相比是明显增强了的。

您谈到了中国希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那么我们简单的谈谈缅甸目前的局势。您认为,中国会在缅甸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缅甸军政府将遇到很大的难题。

总的来说,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很困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是,认为东盟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缅甸是东盟的成员国。如果东盟各国与印度、中国、日本共同向缅甸施加压力,那将起到更显著的效果。这是中国的期望。缅甸国内局势混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计划在缅甸修建输油管道,直接从印度洋运输石油,此外中国也需要缅甸近海的天然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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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次否决票格外令人反感

联合国稍早前通过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要求缅甸当权者以和平的手法解决国内危机的决议。因为中国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阻止了安理会通过一个措词更加强烈谴责决议。这种情况几乎成了安理会天天可见的剧目,而中国的这次否决投票又格外令人反感。这是德国之声评论员Klaus
Dahmann的观点。

如果有人对安理会抱着希望,这个希望常常会落空。这是人们很久以来经常得到的印象。一旦到了人们对它有所指望的时候,安理会就成了联合国意见最不统一的委员会。它的任务,纸面上写得好:"维护世界和平",可是落实到实践上,这些好听的都成了虚假包装。目前的缅甸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在冷战时代,安理会不过是世界两大强权,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互相对峙的场所。而现在,措辞严厉的谴责草案,常常最后被不痛不痒的小批评所取代,这种行为成了个别国家获得个别利益的手法:美国曾经多次推翻了针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暴力行为的谴责决议文;俄罗斯因为对塞尔维亚的同情,又导致科索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现在又轮到了中国,阻止了针对缅甸的严厉谴责。

安理会的15个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常常被证明只不过是纸老虎。这主要是因为,冷战时代东西方冲突、互相胁迫时代突然结束。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世界强权为了互相攻击,利用他们的代理人在朝鲜,越南,或者阿富汗发动战争的时代了。取而代之的是嗜权如命,无恶不作的政客。他们在世界各地挑拨战争。现在安理会里弥漫的声音是,安理会不能干预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在缅甸问题上正是要表明这个立场,也就是,中国否决安理会原计划通过的,将缅甸问题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谴责决议。

然而,这样做谬天下之大误。当缅甸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示威者,当示威的民众被捕,并且受到屠杀威胁的时候,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现在事关保卫基本人权的问题。过去几天地情势表明,无所作为只能鼓励缅甸将军用更强硬的武力手段镇压示威者。

那些对缅甸的危机无动于衷的国家,对侵害人权的行为长久以来都是默不作声。中国,在举办奥运会前夕,很应该向世界呈现一个比以往更民主的改过自新者的形象。同样,希望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国家的印度,也应该做些什么。这两个国家都在缅甸这个富藏原材料的国家有自己的利益,所以都不愿意冒破坏和缅甸政府关系的风险。现在,这两个国家倒是最后跟其他东盟国家一起,针对缅甸局势开始发言了,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呼吁,最后很有可能落空。

必须对缅甸施加更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首先要由东盟国家施行。因为跟他们紧密相连的国家内部存在着残暴的军人统治,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潜在的国家安全隐患。国家民主化对他们在缅甸的利益只有好处。最后,在缅甸危机里证明自己是行之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应该是东盟,而不是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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