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30日

世界满意度大比较-中国人信心很足困扰不少

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由前美国国务卿阿尔布莱特领导的47国调研"全球观点项目"中,提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德国之声记者现将其中一些问题的民意情况作一个综述,着重比较中、美、德、俄、印度5国的情况。在对生活和政府的满意度方面,中国都很突出。在困扰家庭的问题方面,中国有两个倒数第一,即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和对工作的满意度。

这个调研报告,据撰写人说,对中国只调查了城市居民。另外,有些敏感问题没有向中国人提问,其中包括:对国内民主进程的看法;对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对军队影响的看法;国内集团间的冲突是大问题吗;过去几年里你给政府官员塞过贿赂金吗?

报告首先归纳了各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美国在1997至2002年间,增长9%,2002至2007年间增长11%;西欧在上述第一阶段增长了10%,在第二阶段增长了6%;东欧在第一阶段增长了21%,在第二阶段增长了36%;拉美在第一阶段零增长,第二阶段增长了18%;亚洲在第一阶段增长了16%,第二阶段24%;非洲第一阶段增长7%,第二阶段17%。

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和生活水平的估计

对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最满意的是墨西哥人(76%受调查者表示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乌干达人(只有7%满意)。中国满意度不高,为34%;美国满意度为65%;德国满意度48%,欧洲最高是瑞典(76%);俄罗斯人满意度很低,只有23%;印度人满意度比中国高,为41%。亚洲受调查国满意度最高的是韩国(48%),日本第二(43%)。

中国(受调查的城市居民)人有36%认为自己处在高生活水平(比5年前调查中提高了15%),57%认为处在中等生活水平(比5年前减少了1%),只有9%(比5年前减少了12%)认为处在低生活水平。美国人67%认为自己处在高生活水平(+18%),30中等(-8%),4%低等(-9%)。德国人48%高生活水平(-3%),42%中等(+4%),10%低等(-1%)。俄罗斯人23%高(+1%),54%中(+5%),21%低(-6%)。印度41%高(+6%),54%中(-3%),4%低(-9%)。

中国有62%的人认为比5年前个人生活水平有进步,20%说没变,18%说退步了;美国有50%的人说有进步,27%说没变,21%说退步了;德国有38%的人说有进步,33%说没变,38%说退步了。俄罗斯有38%说进步了,29%说没变,29%说退步了。印度45%说进步了,26%说没变,18%说退步了。

认为5年后自己的生活水平将处在高阶段的中国人有67%,说中等阶段的有27%,说低等的有3%。认为5年后将处于高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有78%,中等的有10%,低的有4%。德国人说5年后会在高水平的有52%,中等的有24%,低的有13%。俄罗斯说5年后高的有43%,中的26%,低的15%。印度说5年后高的有82%(这方面信心度仅次于塞内加尔人,居第2),中的11%,低的2%。

对"去年你是否有过没有足够的买食品的钱的时候"这个问题,9%的中国人说有过,90%说没有过。美国人16%说有过,83%说没有。德国人10%说有过,89%说没有。俄罗斯人33%说有过,66%说没有。印度人14%说有过,86%说没有。这个问题答"有过"的比例最高的是乌干达(66%说有过)和秘鲁(61%)。

对"去年你是否有过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你家庭成员医疗费的时候"这个问题,中国人有33%说有过,64%说没有过;美国人23%说有过,76%说没有。德国人16%说有过,84%说没有。俄罗斯人40%说有过,59%说没有。印度人16%说有过,83%说没有。

对"去年你是否有过没有足够的钱为你家庭成员购买服装的时候"这个问题,中国人有17%说有过,81%说没有。美国人有16%说有过,84%说没有。德国人12%说有过,81%说没有。俄罗斯人47%说有过,51%说没有。印度人13%说有过,86%说没有。这个问题最严重的也是乌干达人(71%说"有过")。

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满意度-中国人最高

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度,中国人是最高的,以83%领先于第二位马来西亚(76%)和孟加拉(75%),有12%的中国人对国家现状表示失望。美国人的国家满意度只有25%,有71%表示失望;德国人33%满意,66%表示失望;俄罗斯人36%满意,56%表示失望;印度人42%满意,56%表示失望。日本人只有22%满意,71%表示失望。

对政府的满意度,最高的是马来西亚人(92%)。中国以89%高居第二。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为51%;德国人55%;俄罗斯人61%(普京看来还是被看好的);印度42%。日本22%,韩国相当低,只有9%。

但是,只有24%的中国人认为本国政府的影响非常好,65%认为较好,6%认为较差,没有说非常差的。美国人8%认为本国政府的影响非常好,43%说较好,29%说较差,15%说非常差。德国人5%说本国政府影响非常好,50%说较好,31%说较差,11%说非常差。俄罗斯人13%说非常好,48%说较好,23%说较差,8%说非常差。印度人28%说非常好,49%说较好,12%说较差,10%说非常差。最看好本国政府影响度的是孟加拉人(52%认为非常好),最不看好的是韩国人(1%认为非常好)。

对国内经济,中国人说非常好的只有16%,说比较好的有67%,说不太好的13%,说非常差的1%。美国认为国内经济非常好的人只有9%,说比较好的有41%,说不太好的32%,说非常差的16%。德国人说国内经济非常好的只有8%,说比较好的55%,说不太好的25%,说非常差的11%。俄罗斯人说国内经济非常好的更少,只有3%,35%说比较好,45%说比较差,11%说非常差。印度说国内经济非常好的有19%,比较好的66%,比较差的16%,非常差的9%。最看好本国经济的是科威特人(43%说非常好)和瑞典人(25%)。

但是,在经济前景方面,中国人是最有信心的。86%的中国人说国内经济会更好,6%说会变坏,4%说不变。美国31%说会更好,60%说会变坏,4%说不变。德国17%说会变好,73%说会变坏,6%说不变。俄罗斯47%说会变好,25%说变坏,14%说不变。印度64%说会变好,28%说变坏,4%说不变。

最困扰个人和家庭的问题:中国人两个倒数第一

中国人认为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65%的人选择这个问题,第二大问题是医疗健康(42%),第三大是住房(31%),第四大是孩子教育(27%),第五大是工作(23%);第六大的问题是交通运输;有5%的人认为与政府的关系是个大问题。美国人心中最大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41%),第二大是医疗健康(23%),第三大是孩子教育(6%)。德国人心中最大的问题是医疗健康(41%),第二大是经济(38%),第三大是工作。俄罗斯人心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73%),医疗健康和住房以43%并列第二。印度人心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71%),第二大是医疗健康(40%),第三大是孩子教育(38%)。
对家庭收入非常满意的中国人比例为倒数第三,只有2%,44%表示比较满意,45%表示较不满意,8%说非常不满意。美国人有30%非常满意,46%比较满意,12%较不满意,10%非常不满意。德国人15%非常满意,51%比较满意,21%较不满意,13%非常不满意。俄罗斯人6%非常满意,21%比较满意,44%较不满意,29%非常不满意。印度人31%非常满意,51%比较满意,12%较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

对家庭生活非常满意的中国人比例以10%与坦桑尼亚人并列倒数第一,但有69%的中国人表示比较满意,19%较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美国人65%对家庭生活非常满意,24%比较满意,6%较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德国人50%非常满意,37%比较满意,6%较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俄罗斯人26%非常满意,40%比较满意,20%较不满意,12%非常不满意。印度人51%非常满意,43%比较满意,5%较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

对工作非常满意的中国人比例以4%与韩国人并列倒数第一,有48%的中国人对工作比较满意,38%较不满意,8%非常不满意。美国44%的人对工作非常满意,44%比较满意,8%较不满意,7%非常不满意。德国人35%非常满意,45%比较满意,11%较不满意,9%非常不满意。俄罗斯人13%非常满意,41%比较满意,32%较不满意,12%非常不满意。印度人36%非常满意,44%比较满意,13%较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

社会问题

对刑事犯罪问题,22%的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58%认为是较大问题,18%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48%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44%认为是较大问题,7%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33%认为是非常大问题,52%认为是较大问题,14%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6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1%认为是较大问题,4%认为是小问题,没有人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7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19%认为是较大问题,5%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

对"在离家一公里内,你夜里单独回家是否害怕"这个问题,21%的中国人说害怕,77%说不怕。美国人30%说害怕,69%说不怕。德国人23%说害怕,76%说不怕。俄罗斯人27%说害怕,70%说不怕。印度人19%说害怕,80%说不怕。"害怕度"最高的是委内瑞拉(84%)。
对腐败的政治领导人问题,44%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40%认为是较大问题,12%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51%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32%认为是较大问题,12%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3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3%认为是较大问题,14%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53%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9%认为是较大问题,11%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73%认为是非常大问题,19%认为是较大问题,6%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

对水质糟糕的问题,20%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35%认为是较大问题,35%认为是小问题,9%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15%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0%认为是较大问题,33%认为是小问题,18%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10%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2%认为是较大问题,32%认为是小问题,35%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42%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27%认为是较大问题,21%认为是小问题,8%认为不是问题。印度57%的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8%认为是较大问题,12%认为是小问题,3%认为不是问题。

对恐怖主义,11%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26%认为是较大问题,36%认为是小问题,19%认为不是问题。美国4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8%认为是较大问题,15%认为是小问题,3%认为不是问题。德国31%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3%认为是较大问题,18%认为是小问题,7%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48%的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36%认为是较大问题,13%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印度72%的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2%认为是较大问题,5%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

对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19%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3%认为是较大问题,27%认为是小问题,6%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3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3%认为是较大问题,15%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2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8%认为是较大问题,22%认为是小问题,4%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55%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3%认为是较大问题,8%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72%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2%认为是较大问题,5%认为是小问题,没有人认为不是问题。

对学校质量差的问题,11%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40%认为是较大问题,35%认为是小问题,8%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44%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38%认为是较大问题,12%认为是小问题,3%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45%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39%认为是较大问题,10%认为是小问题,3%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30%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1%认为是较大问题,24%认为是小问题,9%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45%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33%认为是较大问题,16%认为是小问题,6%认为不是问题。

对外来移民问题,4%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18%认为是较大问题,40%认为是小问题,27%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3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3%认为是较大问题,19%认为是小问题,7%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32%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8%认为是较大问题,21%认为是小问题,9%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20%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6%认为是较大问题,32%认为是小问题,12%认为不是问题。印度36%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8%认为是较大问题,16%认为是小问题,7%认为不是问题。

对人们移民外国去工作,4%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16%认为是较大问题,37%认为是小问题,32%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1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4%认为是较大问题,32%认为是小问题,18%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48%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1%认为是较大问题,13%认为是小问题,7%认为不是问题。

对非法毒品问题,25%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4%认为是较大问题,22%认为是小问题,5%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61%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7%认为是较大问题,10%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4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4%认为是较大问题,12%认为是小问题,3%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6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5%认为是较大问题,6%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66%认为是非常大问题,26%认为是较大问题,5%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

对环境污染问题,43%中国人认为是非常大问题,同样43%中国人认为是较大问题,11%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美国人44%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1%认为是较大问题,11%认为是小问题,2%认为不是问题。德国人46%认为是非常大问题,44%认为是较大问题,8%认为是小问题,没有人认为不是问题。俄罗斯人61%认为是非常大问题,31%认为是较大问题,7%认为是小问题,1%认为不是问题。印度人79%认为是非常大问题,16%认为是较大问题,4%认为是小问题,没有人认为不是问题。

对国内媒体的影响,18%中国人认为非常好,61%认为较好,17%认为较差,1%认为非常差。美国人8%认为非常好,37%认为较好,31%认为较差,22%认为非常差。德国人22%认为非常好,46%认为较好,26%认为较差,5%认为非常差。俄罗斯人11%认为非常好,43%认为较好,29%认为较差,10%认为非常差。印度人55%认为非常好,35%认为较好,8%认为较差,2%认为非常差。

对外来移民的影响,5%中国人认为非常好,34%认为较好,35%认为较差,4%认为非常差。美国人7%认为非常好,43%认为较好,25%认为较差,16%认为非常差。德国人3%认为非常好,45%认为较好,37%认为较差,10%认为非常差。俄罗斯人4%认为非常好,21%认为较好,40%认为较差,19%认为非常差。印度人17%认为非常好,45%认为较好,22%认为较差,11%认为非常差。

对外国来的大公司的影响,10%的中国人认为非常好,54%认为较好,19%认为较差,3%认为非常差。美国人5%认为非常好,40%认为较好,30%认为较差,15%认为非常差。德国人6%认为非常好,41%认为较好,38%认为较差,10%认为非常差。俄罗斯人8%认为非常好,38%认为较好,23%认为较差,13%认为非常差。印度人31%认为非常好,42%认为较好,17%认为较差,7%认为非常差。

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16%的中国人认为非常好,57%认为较好,14%认为较差,1%认为非常差。俄罗斯人27%认为非常好,47%认为较好,11%认为较差,4%认为非常差。印度人30%认为非常好,46%认为较好,11%认为较差,3%认为非常差。

其它问题

调查者提出了对一些国家、机构和个人的看法。对是否喜欢欧盟这个问题,中国人4%说非常喜欢,36%说比较喜欢,33%较不喜欢,7%说非常不喜欢。美国人9%说非常喜欢,38%说较喜欢,15%说较不喜欢,7%说非常不喜欢。德国人12%说非常喜欢,56%说较喜欢,24%说较不喜欢,6%说非常不喜欢。俄罗斯人15%说非常喜欢,47%说较喜欢,15%说较不喜欢,3%说非常不喜欢。印度人8%说非常喜欢,34%说较喜欢,23%说较不喜欢,14%说非常不喜欢。

对是否信任本拉登的问题,2%的中国人说非常信任,10%较信任,24%说不太信任,40%说一点都不信任。德国人1%说非常信任,2%说较信任,3%说不太信任,92%说一点都不信任。俄罗斯人2%说非常信任,6%说较信任,15%说不太信任,55%说一点都不信任。印度人3%说非常信任,6T说较信任,14%说不太信任,64%说一点都不信任。(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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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呼吁重视内心价值

达赖喇嘛结束为期10天的德国之行前夕,来到西南部城市弗莱堡。从汉堡到弗莱堡,达赖喇嘛在其演讲时不断呼吁宗教展开对话的必要性。他也批评中国践踏人权的现状。

西藏政治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弗莱堡说,没有一个信仰能够享有唯我独真的大权,不同宗教间的共性总是大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宗教对话必须纳入伊斯兰。

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数千人发表的演说中,呼吁必须加强内在价值观的培养。爱心、热忱与关怀是个人和世界获得和平最可宝贵的东西。达赖喇嘛汉堡期间做的演说和对佛教的阐述吸引了大量观众,大约50000人次亲临现场。

在他看来,以上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常常被人们忽视,教会和家庭的影响日渐式微,这是导致价值流失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内在价值不仅对于个人是实现内心平和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宽容、放弃暴力、裁军以及同自然和平相处的重要前提。

现年72岁的达赖喇嘛在弗莱堡市政厅致答谢时说,世界不应闭上眼睛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虽然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民主、人权及宗教和新闻自由方面仍然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中国政界的改革力量必须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进行了强力批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28日在拉萨接受驻京外国记者进藏采访团采访时说:"达赖要求高度自治、大藏区等,实际上只是策略上的调整,本质上没有变化,没有看出放弃'藏独'的立场,如果他真要放弃'藏独',就会有实际行动,但是至今没有看到行动。"

尼玛次仁说,"达赖首先是政客,而不仅仅是宗教人士。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就是达赖,我们现在批判的是达赖和他所从事的分裂祖国的行径,而不是批判宗教。"
他还说, 目前,西藏的绝大多数各族群众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西藏也有个别人妄想恢复封建农奴制度,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帜,利用达赖的剩余价值,进行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上周日,达赖喇嘛结束了对德国的访问,回到他位于印度的流亡地。他虽然是佛教领域堪称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但就首领意义而言,他只能代表藏传佛教,而不是佛教的全部。

据估计,全球共有3.5亿至4.5亿佛教徒。位于慕尼黑的德国佛教联合会经粗略统计,德国籍的佛教徒大约有10万名,其他亚洲国家背景而生活在德国的佛教徒大约共有12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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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3日

环保人士谈“绿色GDP”难产

中国无限期推迟发表有关环境污染影响经济发展的绿色GDP的评估报告。中国环保总局"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周日表示,部分试点省市地方政府"谈绿色变"是推迟发布统计数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年前,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开始统计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人称绿色GDP。2005年初,全国上下有10多个省市开始进行试点。十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以国际上还没有对绿色GDP的核算标准为由,拒绝将统计数据向公众公布。周日国家环保总局也证实了绿色GDP统计将被无限期推延。北京的民间环保人士姚遥表示,中国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国家,但是数据统计的确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中国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际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论坛都邀请中国的专家来传授经验。但是我的感觉是,民众对绿色GDP的期望也不是特别高。因为这一概念内的很多技术性的环节非常复杂,行政环节又给统计制造了其他的障碍。"

环保总局的王金南表示,除了对绿色GDP的概念之争之外,地方政府谈绿色变的态度导致有关绿色GDP的年度报告被推迟。他说,个别省市还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要公布结果。新华社报道说,有关环境核算过后的经济发展速度统计将提供给国务院作为决策参考。姚遥认为,国家环保机构在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是统计数字不公开的原因。

"地方政府与环境保护部门之间在进行博弈。有一种看法说,中国维持社会的信心、保证经济增长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保持经济良好的势头也是地方官员升官发财的保障。如果真正引入了绿色GDP的概念后,很多地方必须面对如下的现实,那就是,GDP增长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迅速。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快,甚至是不是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会给公众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冲击。"

但是公众对扣除环境污染因素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有同样的知情权。民间环保人士姚遥认为,无限期推迟公布绿色GDP的报告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将被人忘却。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仍将是评估中国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指标。

"只要有人坚持研究,就会有便捷的概念来透彻地了解中国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这一数字对公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比纸上谈兵说环境污染有多么严重要易于理解。这样,公众更加容易接受对现状的描述。"

根据去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2004年绿色GDP核算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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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8日

《炎黄春秋》刊载探讨邓小平政改思想的文章

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刊载山西党校教授吴敏的一篇文章;文章称,邓小平早在20多年前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山西党校教授吴敏在这篇题为《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的文章中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文章对这九个方面的概括却颇有重复之处,举个例子:第一条说,邓小平的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不是仅指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指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条又讲:"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而所谓"全面改革",是说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两个方面,和第一条谈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方面"。吴教授怎么写文章可以不去评它,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提法倒是值得关注。

首先,如上所述,文章说当初"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旅美政治学者方觉指出,这个说法与事实有出入:

ACT:

吴敏的文章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觉说,这个概括不够准确,不够全面,或者失之抽象: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比较晚的,他是1986年的初夏才提出的,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的12月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学者方觉说,吴敏的文章不像有的报道所说的是对当局搁置政改的批评,但是他用意是好的:

"比如说第一条,它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话讲得比较抽象,邓小平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当中最关键的是两条: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目标是说要发展生产力,这个说法也不够准确。他反复讲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实惠,社会就稳定了,党的领导就巩固了,他没有笼统地去考虑发展生产力。第三点关于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说法不够完全。因为邓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要提高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个民主实际上不包含民主的主要内容。民主的主要内容是说人民要通过民主选举参与政治进程,要实行多党制。笼统地把邓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成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说法不够准确。"

《中国事务》主编、评论家伍凡表示,现在所说的邓小平的改革,从政治上看,主要是行政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

"他还是从一个正面暗示性的角度来提出希望中共现行领导层能够考虑把二十年前邓小平的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限的主张付诸实施。"

在谈到对邓小平主张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看法时,伍凡说,在这点上,邓小平还是有功的:

"邓小平有一个功劳,他对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点反感,这一点应该在历史上是有点作为了,至少比毛泽东时代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进步吧。"

山西党校吴敏的文章还回顾了邓小平1941年的一篇文章,其主要观点也被概括为九条,其中一条是邓小平对"党权高于一切"这一论调的批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2007年7月5日

让更多日本人知道七七事变

在日本,7月7日是"七夕"节。"七夕"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孩子,到了七夕这一天就在彩色的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心愿。然而却只有很少日本人知道:70年前的7月7日,北京丰台宛平城爆发"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70年后的这一天,在日本也许会有人在七夕纸条上祈愿和平。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日本人和德国专家。

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兴趣的沓名弘美,两年前她在自己的blog里记录下让她准确记住"七七事变"发生时间的故事:"今天是7月7日,我去旁听山梨大学的汉语公开课。任课的中国老师问在座的4个学生7月7日是什么日子。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答道:'七夕。'老师又问:'还有别的回答吗?'可是谁也没有想起别的答案。老师接着说:'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就是七七事变。'我知道卢沟桥事变,但是却记不起是哪天发生的。我以为自己对中国历史很了解,实际上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我们是些愚蠢的学生,老师却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老师内心的忧伤。"

像沓名这样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日本人并不多,像她一样因为记不清中日战争中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而会自责的日本人就更屈指可数。但在这方面中国人不会计较什么,因为"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的标志这一史实在中日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南京大屠杀就不一样了。在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声音都有。而日本文部省审定并通过右翼团体修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中日关系近几年里摩擦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而否认历史篡改历史在今天的德国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在日本却行得通?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维茨措莱克解释说:"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很快就和欧洲其它国家一同开始解释回答评价历史的问题。那时候,来自德国的、法国的以及欧洲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坐在一起编写历史书。所以在欧洲二战史的问题上,德国和其它国家一直保持着一致的认识和看法。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虽然近些年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们一起编写了一本历史教科书,但是这和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历史书总量相比比例就太小了。"

不光是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连年以官方身份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令中日两国关系倍受困扰。但是去年日本《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人数远远高于支持首相参拜的受访人数。而日本报纸类媒体中,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在也只剩下《产经新闻》一家。

日本中文导报主编张石介绍说,日本40多种全国发行以及地方发行的报纸中,只有《产经新闻》一家顽固地持"战争有理"的态度。其余各家报纸包括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都表示应该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问题进行认真反省。每年到了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各种媒体提出对二战历史进行分析和反思的报道会更多。

除了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个让亚洲不少国家深感头痛的就是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了。上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道歉的决议案。此后日本保守派国会议员平昭纠夫等人立刻表态称"这不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决议",他们还称提出这项议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迈克.本田"只不过想以此为明年举行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拉票"。《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两家报纸发表评论指称美国议员"低水平"。就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只是说:"这是美国的决议,不打算做出评价。"很显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的这项决议案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应。

日本政界对待这些历史问题的态度越来越顽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酒枝龙马看来,和日本近几年重新修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无关联。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战后紧紧追随美国的策略,现在逐渐转型为"推动日本形象的正常化,"酒枝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将战后一些已形成的固定常见的认识和理解重新予以解释。在外交上树立一个充满自信的日本形象。"但是因为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继续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并不会有助于日本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这只能形成相反的效果。

尽管中国身旁的是一个让人感到"麻烦"的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邻居,但是酒枝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仍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解决阻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需要双方展开积极的对话。虽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但是未来日本的中学使用中日双方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教材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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